社会现代化与当代都市生活方式
鲍宗豪教授
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导
对生活方式的研究，可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切入，把文化看作社会全部生活方式的总和；或从社会结构的视角研究，综向考察世代交替中生活经历的社会烙印；或把生活方式当作阶级辨别指标来研究；或把生活方式当作消费方式来研究。各种研究视角、研究路径与方式，都有其合理性。值得重视的是：如何全面科学合理地解读我国当代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本文试将当代都市生活方式放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中作些探讨。
一、社会现代化与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研究的新视角
本文提出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社会现代化视角，其理论的现实基础是：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引起了社会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新现象，可以追溯到15世纪美洲新大陆的发现。1492年哥伦布远航美洲，把东半球和西半球联在一起，使人类第一次知道彼此之间确实同住在一个不可分割的地球开始，便揭开了人类社会全球化进程的序幕。然而，只是到了今天，即500年以后，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协同发展，全球才呈现出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其作用范围之广，影响强度之深都是任何一个时代所无法比拟的。21世纪的全球化日益凸显了全球社会现代化的取向，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内涵、路径与方式也有所交叉、重复。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一致、重合，促进了全球社会转型、社会现代化；社会现代化作为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又涉及到人类生活所有方面的深刻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从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视角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变化。
全球社会现代化本质上也是一场非常深刻的重构当代都市人生活方式的革命。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已开始了由现代性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伴随着“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生产本位论”正为“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所取代。在“后现代化时代”，全球都市公民都更关注、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如何解决个体和集体的生存与生活需求？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都市公民的生活质量？如何不断提高都市公民生活的幸福感？已成为全球都市公民的普遍追求与期待。
但是当今全球社会的现实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与不公正矛盾相当突出。目前世界上大约有3.5亿土著居民，他们生活在70多个国家，讲着5000种语言（UNESCO 2004）；其中大约 520万人仍然（或曾经）以狩猎和采集为生（Schweitzer 2000），约占世界人口的0.08％；2001年，世界上大约 16％的人（9.6亿）生活在高收入国家，84％的人(52亿)生活在发展中国家，45％的人(约27亿)每天生活费不到 2国际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18％的人（约11亿）每天生活费不足1国际美元（WB 2005）；而且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矛盾仍在扩大。①
在我国，根据美林集团的《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拥有超过100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富人为23.6万，尽管在我国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中仅占0.03％，但是，其影响能力巨大。这些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经超过9，690亿美元，而我国2003年度的GDP总量也仅有14万亿美元。在我国的财富分层中，居于另一个极端的是贫困人口。2003年贫困人口总数为 2，900万人，比 2002年甚至还增加了80万人。而且，这里测算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人民币637元以下，每天不足2元人民币这在我国也是很低的标准。
上述分析表明，以全球社会现代为视角研究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新变化，不仅使我们能更科学合理地解读当代我国在融入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中都市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也能使我们认识，提高我国都市公民的生活质量，形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对于和谐世界、人类文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①参见《中国现代化报告——社会现代化研究》（2006）第1页。
二、社会现代化与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
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对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客观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它都会产生影响。全球的数字技术、信息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乃至全球的快餐（麦当劳、肯德基）不仅在我国、在世界各地都被接受了。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对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又集中表现在以下“六个化”中。
1、资本全球化
资本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哪里有利润它就流向哪里？在信息网络时代，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跨国资本家阶级正在形成。代表着跨国资本的跨国阶级的形成，正在影响着全球社会的结构与走势，影响着全球都市的生活方式。7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的扩展、国外直接投资的急剧增长、跨国合并和跨国收购的愈益频繁、全球金融体系的兴起、全球性公司内领导职位的相互交叉孕育着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跨国资本家阶级主导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左右着政府的决策与执政，影响着社会发展。
如在全球最大的10项财政预算中，有4项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而不是由政府操纵。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里，跨国公司已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在南韩、日本、台湾以及其它亚洲国家，跨国公司直接参与或控制政府的对内及对外政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能决定由谁执政，并采取步骤削弱反对派。例如，在尼日利亚，壳牌石油公司（Shell Oil）引起784个独立的井喷，致使 3000个工地遭到污染，11亿立方米的天燃气被毁，一年中有10％左右的时间降酸雨，给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①世界宗教组织曾描述说：壳牌石油公司变成了尼日利亚政府，尼日利亚政府变成了壳牌石油公司。在许多方面，公司的短期经济利益削弱了国家的长期利益。在美国由于大工业联合集团的影响，政府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法律来保护公司，因而，当他们的工厂对环境造成破坏时往往免遭曝光及处罚。
在休闲方面，跨国公司控制着现代人的大部分休息时间。就拿美国来讲，电视的存在主要是由于它在跨国公司的支持下为其推销产品及提供服务。国际旅游活动，主要是由跨国公司管理和操纵的，旅游者乘坐跨国公司的航班旅行，在跨国公司的宾馆休息，用跨国公司生产的照像机拍照，在跨国公司的连锁店里用餐，喝跨国公司生产的饮料和啤酒，在跨国公司的球场打高尔夫球。
资本全球流动和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生长，对全球都市生活方式的影响还突出表现为：都市生存的“资本化”，——都市人生存的“资本”压力大，“资本”欲望强，没有钱无法生存；都市交往的“资本化”，且不说经济商务活动中的“资本化”，就是在同学、朋友、同事、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也日益“资本化”，同事、亲朋好友之间常常为“资本”而苦恼，为“资本”而争斗，为“资本”而欺诈，为“资本”而铤而走险……对都市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必须警惕。
2、全球都市化
当今，世界所有地区都正在一步步地走向都市化。在全球几乎每一个国家里，人们都纷纷从农村涌向都市，追寻更美好的前途。在土耳其，1980年有44％的人住在都市，1990年这一比例为59％，2000预计可达 67％。加拿大的曼尼托巴（ Manitoba）是个以农业为主的省份，谷物生产是它的主要经济支柱。目前，那里的大部分居民已从省内众多的小城镇迁往同一个都市——温尼佩格（Winnipeg）。在非洲，都市地区的人口比例已上升到25％，到2000年已达到50％（Oliver,1991）。②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一的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中国来讲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是中国的都市化、现代化进程。21世纪，中国都市的现代化不仅仅决定着4.6亿都市居民的安居乐业，更是一个决定着中国几亿农民最终命运的重大问题。因为都市化、现代化是减少农民的过程，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都市人口总量将达到10-11亿，也就是说，从现在起，中国每年将有1200万农民转化为都市人口。
全球都市化对我国都市生活方式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二个方面：一是都市移民问题。与本市居民的家庭人口相比，平均每个都市外来移民的家庭当中就要多出两个儿童，这很可
①引自杰弗瑞·弋比著、张春波等译《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第17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②引自杰弗瑞·弋比著、张春波等译《21世纪的休闲与休闲服务》第35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能将使新迁入的移民沦为穷人。在都市中居住已久的人也将被最终挤向郊外。在我国，农村人口向都市集聚，一般把它们称作“农民工”。目前我国农民工总量有多少？以2004年为例，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1个省（区、市）对 68万个农村住户和7100多个行政村抽样调查，推算出当年外出就业农民工约为1.18亿人，占农村劳动力的23.8％。中国都市的农民工有三个特征，（1）社会身份的双重性：农民工的职业身份主要是工人（或非农职业）；户籍身份仍然是农民。（2）社会地位的双重性：农民工在农村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农村中的优势群体；在都市中则处于边缘地位，是都市中的弱势群体。（3）社会生活的双重性：农民工既在农村居住又在都市居住，既习惯传统乡村生活又熟悉现代都市生活，他们是传统乡村文明和现代都市文明的享用者和沟通者。
二是我国都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将成为影响家庭与社会发展，影响世界和平与繁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变数。
3、文化大众化
全球文化发展不仅多元化，而且越来越大众化、批量化。国外学者尼斯贝特在20世纪50年代就指出，西方大众文化带来的生活方式标准化证明了基于阶级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衰落。正是这种文化生活方式的标准化，使文化不再是少数人、或上层社会的精神食粮，而成为大众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使大众能共享文化大餐。但是，决不能把文化大众化当作搞文化低级化、文化庸俗化的理由，公众需要的是一些能提高文化品位、文化素质，满足智慧要求的大众化。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它迎接新年的施特劳斯音乐会，也很大众化，里面也没有用特别深奥、特别难接受的曲调。施特劳斯主要是圆舞曲，是华尔兹舞曲，但他的格调显得就高一点。
全球化、市场化不仅使得精英文化越来越边缘化，而且把家庭与社会道德生活也解构了。比如说“春秋笔”的故事：晋国有一个人篡位，于是史官写“某年某月，谁谁弒其君”，王一听非常生气，就把他杀了。史官的弟弟来了，他还是写“谁谁弒其君”，又被杀了。然后又一个弟弟来了，还是写“某年某月，谁谁弒其君”。这种史官秉笔直书的精神，一看很惊人。你再看春秋战国的师旷，他搞音乐，为了献身事业，他用锥子把自己的两个眼珠子捅瞎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相当一段时期，道德观念是一种信仰，是形而上的，在道德生活中，“义”、“忠”，比一切都重要。可是，如今在长辈与晚辈之间、兄妹之间，关系冷淡，认“钱”不认“情”，认“权”不认“亲”，道德生活开始成为社会生活中被遗忘的角落。
4、休闲普遍化
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休闲的期望越来越高，休闲日益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普遍需求。
工作在人一生中所占的时间越来越少。例如，一项对英国公众所作的调查显示：尽管现在一般人的职业生涯仍然要持续40年左右，但一生有效工作时间已由1856年的124000小时缩短至1983年的69000小时。一生用来工作的时间所占百分比已由 50％减少到 20％。①工作时间的减少，将会逐渐把休闲变成社交活动和经济福利的中心，这就意味着休闲将得到人们更多的理解，人们会进一步认识到个人幸福、家庭稳定、群体观念、健康、环境、经济等等都与休闲密切相关。
在我国，人们越来越重视休闲，大小“黄金周”给休闲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同时，伴随着全球化浪潮而登陆中国的西方“快餐文化”、“休闲文化”、“消费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使当代青少年津津乐道于西方的影视歌曲、小说诗歌，推崇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坑蒙拐骗、唯利是图渗透到人际交往与社会生活中，使以诚信礼仪著称于世的华夏人际关系，一再受到影响和侵蚀。因此，我们要研究都市休闲生活如何顺应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特点？如何将丰富的华夏文明资源（如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通过“现代转换”，使当代我国都市生活适应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需求？
5、消费奢侈化
“奢侈”原出自拉丁字“luxus”，表示“富饶”、“丰裕”（abundance；abondance）和“精致”（refinement；raffinement）的意思。对于“富饶”和“精致”无止境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也是进行无休止交换活动的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但是，在这个基本语义之外，它实际上又包含更多的复杂含义。在拉丁语中，“奢侈”的词根包含“光”、“光线”、“爱好”、“品味”、
①引自[美]查费瑞·弋比著《21世纪休闲与休闲服务》第16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
“亮丽”、“绚丽”、“灿烂”、“讲究”、“高雅”、“华丽”、“繁茂”、“过度”、“极端”、“稀有”、“罕见”，等等。人们只要看重上述多元含义中的某一方面，就很容易将“奢侈”原来的丰富含义转变成片面的内涵。
在西方社会的文化传统中，最初，罗马神话中曾经借助于杰纳斯（Janus）的故事谈到奢侈的问题。后来，是罗马皇帝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106－143）首先把它理解成“豪华”（splendour；faste）、“过度”或“放荡”（excess；exces）。“花天酒地”或“滥用”（debauchery；debauche）。从此它变成只具有消极或反面意义的道德语词，也因而成为被多数人贬低甚至谴责的生活方式。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定义是“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求范围，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主要包括高档服装、珠宝首饰、高档化妆品、豪华汽车和游艇等”。各类奢侈品牌，曾经一度在西方国家受到人们的狂热追棒：人们追随拿破仑皇后对路易·威登皮包的宠爱，以使用克里斯汀·迪奥复古面料的服饰为荣，模仿杰奎琳·肯尼迪粉红色的夏奈尔套装……然而进入21世纪后，欧洲国家对奢侈品的消费开始“退烧”。
有统计显示，尽管世界前十位的奢侈品牌均产自欧洲，但欧洲各国在全球奢侈品消费中所占的份额仅有16％。目前，日本以 41％的市场份额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奢侈品牌在日本都可以找到专卖店。俄罗斯也正成为奢侈品市场的新贵。以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中切尔西俱乐部的老板阿布拉莫维奇为例，在全球100艘最豪华的游艇中，位列第五、第六、第十六名的游艇都归这位亿万富翁所有。印度富翁更偏爱黄金珠宝。世界黄金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印度人每年购买黄金总数占世界的1／5，是世界最大的黄金消费国。据估计，印度入约有近2万吨黄金首饰，且这个数字仍在不断增加。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奢侈品”消费群体不断扩大。1996年，全球奢侈品消费金额为7.1亿美元；2004年，全球奢侈品消费金额攀升至80亿美元；但中国2004年的奢侈品消费已达20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25％。这表明，中国消费奢侈品时代已经来临。根据中国品牌策略协会公布的数据，中国有1.75亿消费者有能力购买各种品牌的奢侈品，而到2010年，这个数字将达到2.5亿，消费额也会从目前的20多亿美元增加到70亿美元。全球的奢侈品厂商们正因为中国这个新兴市场而心情振奋，因为继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以来的15年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中国。
当代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中，商品及其形象可能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在奢侈品消费中，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已不是商品本身，而是依附在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象征价值”。因此。奢侈品消费所起的可能不仅仅是一种享受功能，而是一种标志、一种身份，一种沟通体系和交换结构，具有社会组织的功能。
6、汽车社会化
从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以来，随着车价的下调，我国的汽车市场开始活跃起来。最近十年来车市的增长率已经达到了两位数。我国汽车市场在经历了2002年56％的增长和2003年75％的增长之后，在2004年虽然有所下降，但仍旧有15％的增长。
如今，“我的汽车梦”、即将到来的“汽车社会”、“拥有轿车就意味着快乐”这些主题，不仅在我国媒体上而且在日常的闲谈中都经常被涉及。汽车成了个人身份和国家的象征，私家车既是个人的又是国家的发展，同时也是成功的标志。很多中国人相信，当中国有更多的人拥有轿车后，在国际社会看来，整个民族的地位得到了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汽车成了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社会地位的象征，也是一种机械化的进程。
2002年中国人口数的3.7％，即有5千万人已经能够买得起汽车了。到2010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13％。虽然其他的专家在预测我国中产阶级的数量时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对于这一点是一致的，即社会上富裕的中国人是越来越多了。人们可能在我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数量上不能达成一致，但没人会否认在中国社会一个相对富裕的阶层将在短期内出现。随着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潜在的汽车市场也在慢慢扩大。
伴随着我国汽车社会化的推进，都市生活方式凸显了两种变化：一方面，汽车挤压都市公共空间，人行道窄了、人过马路更紧张了；都市高架还构筑了都市高架上白领、金领等富裕群体的“汽车族”与高架下的市民“公共汽车族”；另一方面，家庭、亲友的人际关系可能会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而变化——由电视“家庭间”搬到“汽车间”（旅游“房车”），汽车社会空间将成为都市人生活的又一流动空间。
三、社会现代化与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评价
如何科学理性的评价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背景下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我提出以下三个基本观点：
1、当代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是伴随着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出现的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构
我国都市生活融入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本质上是都市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解构与重建的过程，是一个都市社会由落后、分散的形态转变为一个有理性、有组织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过程，是一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都市生活在全球社会现代化中自我解构、自我建构的过程。
都市社会生活结构是一定地域空间内的社会群体，在生存与发展的实践活动中按照一定的规则与秩序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都市社会生活结构包括都市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就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城乡结构、组织结构、制度结构、以及群体的心理结构等等。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促进了都市社会生活结构的变迁，变迁中的都市社会生活结构，就是一个“互动场域”，都市作为一种“互动结构体”，其“场域互动”处在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或者说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在东西方两种不同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方式“冲突式互动场域中”，冲突可导致都市社会生活结构的解构，互动是都市社会生活结构的磨合与重建。伴随着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进程而重建的社会生活结构，将开始在都市新的社会生活结构平台上开始新的“冲突与互动”。
当前，我国都市的社会生活结构伴随着全球化与全球社会现代化，开始显现出种种解构的迹象：（1）都市底层社会两大群体的形成。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经济改革中出现的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虽进了城，但农民工的身份与低下的收入，使他们处于都市社会结构的底层；二是都市下岗和失业者群体，已成为被甩到都市社会结构之外的一个群体；（2）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改革前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安排造成的，是一种“行政主导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都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许多需求，不再依赖农村，而是从国际市场进口，居民的消费也很难流入农村。这是在市场经济下都市与农村之间关系的一种解构，是一种“市场主导型的二元结构”。（3）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年龄层次的人群，对新知识的需求、对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追求、对文化艺术的欣赏，也呈现多元的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多元社会需求、多元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
显然，当我们在全球社会现代化背景下追求都市现代化，推进都市现代化建设，必须认识都市社会生活结构的解构新情况、新特点，发挥政府在社会生活结构重建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各种政策和措施，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加强社会公共部门和公共资源的管理，整合都市社会生活结构，促进都市社会生活结构的良性互动和良性演进。
2、对我国都市生活方式的新变化不能简单的作价值判断，而必须有科学理性的态度
在这方面，最突出的就是如何看待“奢侈”生活方式、“奢侈品”消费？从最早的时候起，奢侈就与人的本性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人的思想性及其社会性使他生来就有自我超越和进行交换的需求。对于奢侈的追求深深地内在于人的本性中。在某种意义上能否说，对于奢侈品的追求构成推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因为正是对于奢侈品的追求和苛求，才使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向更高级的阶段发展。
奢侈作为一种消费，是不同于一般的消费，即不同于那些仅仅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消费，而是属于超越出人的生活基本需求的消费。因此，奢侈又是一种特殊的消费。美国社会学家韦伯伦曾在其专著《悠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1899）一书中将西方社会中的奢侈生活方式称为炫耀性消费，并认为，这种炫耀性消费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商业性决定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扩散导致了流行文化的泛滥。
当然，如果认为奢侈只是为上层或上流社会所垄断，那也是不对的，也不符合事实。奢侈不是富人的专利。奢侈的大众化是与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民大众消费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奢侈生活方式的扩大和推广，有利于训练和培养社会大众“高雅”的生活方式和精致的鉴赏能力，对于整个社会文化心态的提升是有积极意义的。
不过，在我国都市社会分化明显、中产阶层还未完全形成，尤其是我国发展的资源、资金等约束还很强的情况下，我们要向大众倡导的是节约型消费，要树立可持续消费的观念，
阻断行政性的奢侈消费、炫耀消费，引导富裕群体通过做大做强企业，为民众提供就业，或参与慈善公益事业，回报社会。
3、让都市成为满足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生活需求，成为美好生活的社会空间
苏格拉底曾说过，人们从农村到都市，就是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人类都市的发展，尤其是现当代以来的都市化、都市现代化，对都市满足不同人群生活需求，及其发展的持续性提出了挑战。
如何使都市走向可持续性？使都市能不断满足都市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空间？世界著名《生态大脚印》的作者Willian E·Ress 博士，从生态足迹的视角看全球化都市的可持续性与潜在的危机，颇受启发。Ress博士提出了五个重要观点：（1）发展意味着变好，增长仅仅意味着变大。目前流行的全球发展模式本质上是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并且依靠扩大人类经济活动的规模来摆脱长期以来的贫困。（2）从生物物理角度看都市的可持续性，只要支持他的生态系统没有遭到破坏，那么在理论上它就具有可持续性。如果不联系具体问题，“可持续的都市”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比如我们能否说加拿大的温哥华是可持续的都市，而十九世纪的伦敦或者以产煤为主的中国的临汾和阳泉等都市是不可持续的吗?正确的回答应该是不一定。只要支撑这个都市的生态系统有足够的产能和恢复能力——持续提供这座都市所需的一切并消化它排出的所有废弃物——那么，理论上这个都市就可以永久地存在下去。（3）不能把“可持续性”与“生活舒适性”混为一谈。温哥华是世界上生活最舒适的都市之一，但不能说温哥华就是可持续的都市。温哥华等现代高收入都市的居民之所以能够享受它们高质量的都市环境和消费生活就是因为它们不知不觉地把巨大的物质负担转嫁到了世界上的其它都市。所以，一大部分中国工业都市所产生的污染并不是由当地人的需求引起的，而是由居住在地球另一半的富裕都市中的居民的消费引起的。（4）人类的活动正在造成生态赤字。在2001年人均生态足迹已经达到了2.2公顷，总计135亿公顷（WWF2002）。因此，保守地估计，人类已经“超支”了地球长期承载力的20%。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多数生活在北部高收入的国家）占有个人消费的86%，消耗着地球大部分的生物承载能力。象美国和加拿大这样的高收入国家的居民的平均生态足迹是6——10公顷，几乎比象莫桑比克或索马里这样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的多20倍。日本的生态超载比达到了5.4，荷兰是4.3，英国是3.6，美国是1.9。（5）所以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上，都市人口的生态健康和政治健康就有潜在的危机。即使科技发展了，人类也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遭遇全球性食品/人口危机。
小约翰·B·科伯是世界上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他认为对可持续的都市化可从经济学与生态学的视角来研究，他主要从生态学的角度理解都市化可持续发展。（1）生态可持续发展不单单是指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还包括其它与自然紧密相连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因素。（2）中国都市化的规模和速度令人堪忧：一是中国未来10——20年，将有3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都市，这意味着中国今后必须建立30个每个拥有一千万人口的都市；二是中国的都市发展已经参与了对石油的全球化依赖。因此，中国的都市化不应是扩大现有的都市，而是应建设小都市，目前中国的都市与欧洲和美国的都市一样不可持续发展。（3）经济增长并非能始终地造福人类。因为增长通过国民总值来衡量，而国民总值与收入分配无涉，与环境恶化也无关。所以，经济增长了而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这种不能满足全体社会成员需求的社会是不可持续的。目前我们正在建设的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社会。科伯的结论是：在不确定的未来，如果都市能相对自给自足的话，那么它以及它周围的郊区将会有更强的可持续性。小都市应比大都市更好达到这些目标。
Ress博士、小约翰·B·科伯教授对中国与世界都市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为我们研究全球化、全球社会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都市化，以及都市可持续性发展拓宽了视野，提出了许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是：（1）在都市化、都市现代化成为世界各都市普遍追求的情况下，如何从各国都市发展现状和特点出发探讨都市可持续性发展的路径和方法？（2）已纳入全球进程的中国都市化，要不要降低都市化的速度？通过什么技术和方法解决中国都市对能源的依赖。中国的快速都市化给人类带来福音还是潜伏危机？（3）两位学者对中国都市化的批评也缺乏整体与深入的把握，因此，有些批评、有些政策建议还略有偏颇，也不太具有可操作性。我在2006年3月苏州大学的可持续都市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就提出，通过当今中国大中小城市千百万民众正在创建文明城市的实践，来解决21世纪中国都市化、都市现代化进程中种种都市病的观点。因为我国文明城市的建设，正是为了给我国千百万市民能提供一个文明健康的都市社会生活空间，正是为了让千百万市民都能共享文
明健康的生活。
作者：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导、教授
上海华夏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6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