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源》中又进一步说:“随着野蛮时代的到来,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这时两大陆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就有了意义,……这种差异,两个半球上的居民,从此以后,便各自循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发展,而表示各个阶段的界标也就各不相同了”;并且指出,只是在东半球才独立经历过“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
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地理环境因素极为重视,可以说,地理环境就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实际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不决定社会发展的说法,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就我们的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境界而言,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具有决定作用,是不能用地理几万年不变,社会制度几百年就发生根本变化这样的现象来说明的,关键在于,一定地区的自然条件,如地形与地貌、资源与物产、气候与交通,与这一地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以及历史发展的路向是否存在相关性。当然,斯大林所说的欧洲在三千年间更换四种社会制度,而地理环境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确是事实,但是,用斯大林的观点却无法说明为什么欧洲的社会制度变化得如此之快,而在同样的时间内,美洲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变化。很显然,后者更能说明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相关性。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之际,东西方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古希腊,由于地中海沿岸特定的地理环境,“海上贸易以及附带的有时仍然进行的海上掠夺,使贵族们发财致富,并使货币财富集中在他们手中,由此而日益发展的货币经济,就像腐蚀性的酸类一样,渗入了农村公社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氏族制度同货币经济绝对不能相容,阿提卡小农的破产是与保护他们的旧的氏族联系的松弛同时发生的”
。可以说,雅典人的国家之所以成为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例子,就在于频繁的海上贸易和商品经济的作用。
中国是典型的大陆的地理环境,在远古时期,西部的高山,北方的草原,东南方的大海,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所以,古代中国人不可能像雅典人那样与外部发生频繁的海上贸易。再加
之当时地广人稀,最初,人们只在若干地区形成了一些生活的聚落,部落与部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相对阻隔的状态。这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过程,商品交换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生产者本身就是消费者,一个部落或者一个公社就是一个别生产、消费的单位,从中原地区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诸部落来看,其与雅典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商品经济的极不发展,促使这些部落的部落组织转化为国家的动力不是来自于商品交换。在以往的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却大多套用雅典国家产生的模式,把商品交换看作是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决定性因素。可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可以用来说明部落时期商品交换促进社会组织进化的材料只有一条,即《山海经?大荒东经》所记载的商人的先公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说:“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臣杀而放之。”《楚辞?天问》对这段史事则说:“胡终弊于有扈(扈当为易,从王国维说),牧夫牛羊。”对于这些材料,王国维解释说,仆牛就是服牛
,这最多只能说明殷人当时已经开始用牛挽车,或饲养业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可是,有些学者却就此发挥,得出了“商人和其他部落之间的交换是比较活跃的,冥子王亥的时候,开始利用牛作为负重工具,在各部落间进行贸易”
的结论。事实上,有易氏夺牛,是部落时期经常发生的现象,其前提未必就是商人与其他部落之间的商业往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原始时期的各部落之间绝对不存在商品交换,但毫无疑问,商品交换在当时只能是以有限的规模,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的。它无法说明部落的经济特征,也不可能成为早期国家产生的经济前提。
由于商品经济的不发展,个体家庭与私有制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也没有很充分地发展起来。
《中国史稿》第1册第157页。
《观堂集林?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2页。
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商周时期的家长制家庭公社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商人和周人从部落形态进入国家的时候,其家庭形态仍然处于家长制家庭的发展阶段上。家长制家庭或曰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是,“它包括一个父亲所生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他们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衣食都出自共同的储存,共同占有剩余产品” ,维系家长制家庭的纽带,一是血缘关系,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出自共同的祖先,二是财产公有制度,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共耕的团体,土地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耕作,产品共同分配。在这种家庭形态和所有制形态下,除去部落首领凭其家长的绝对权力居于特殊地位外,部落成员大体上处于齐一的水平线上,贫富分化并不明显。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前,并不存在希腊的荷马时代部落贵族拥有大量的私有土地,一部分公社成员破产,沦为雇工的现象。所以,雅典人的氏族公社内部剧烈的财产分化,使得氏族公社“分裂为阶级所炸毁”,而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家长制家庭公社却相当的稳定。
在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中,为了说明中国早期国家像雅典人的国家那样产生于个体家庭的确立和私有制的发展,人们着意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寻找个体家庭和私有制的证据,如,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出现的夫妻合葬墓,以及随葬品的多寡不同,等等。用这些情况来说明当时氏族公社内部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婚姻关系和一定数量的私有财产虽无不可,但是,人们却忽略了十分重要的一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私有制确立的根本标志,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为个体家庭所有,即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以日用品和装饰物为主要内容的随葬品,并不能说明那个历史时期的所有制情况。另外,稳定的婚姻关系固然是个体家庭产生的一个方面,但是,个体家庭是否真正地从原初的家长制家庭中独立出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有制的发展情况,没有充分发展了的个人所有制,就不会有完全独立的个体家庭。事实上,直到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土地仍然是为家长制家庭所有,由家族成员共同耕种的,《诗经》中“十千维耦”、“千耦其耘”,是最有力的证据。尽管目前人们对于《诗经》中的这些记载尚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国家不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内部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确立。
由于大陆的地理环境所致,在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社会分工并不很发达,定居农业的发展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之一。恩格斯在论述自然环境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时曾经说过,在远古时代,由于“畜群的形成,在适于畜牧的地方导致了游牧生活”
。在中国古代,由于北方草原地区不具备定居农业充分发展的条件,因而这一地区的居民选择了游牧生活,而在黄河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则形成了定居的农业生活,北方的游牧经济与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在率先进入国家的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定居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畜牧业和手工业只是作为辅助性的生产部门存在的,从来没有独立地发展起来。实际上,早期国家的形成完全决定于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中国早期国家之所以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具备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定居农业所需要的一切必要的条件。然而,有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时,不考虑中国古代社会的具体情况,只是凭空演绎夏、商、西周时期所谓的社会分工。如,在谈到夏代的经济结构时说:“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剩余,就为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在一些部落内部,在各氏族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社会分工越来越显著了。”
甚至把奚仲造车、莱荑向夏进贡牲畜都看作是社会分工的标志。在描述商代国家形成过程时也说:“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相应地扩大了。”
这些说法殊为可疑。《诗经?七月》是一篇记述商末周初村社生活的文献,从该诗的记载来看,当时部落内部的“分工”不过是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主要的社会生产活动农业生产由男子承担,女子则从事采集等劳动,而不同种类的生产活动要在不同的季节里
《中国史稿》第1册,第158页。
《中国史稿》第1册,第14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页。
进行,如“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盍彼南亩”等等,村社生活的节律如此,适可说明当时部落内部社会分工的不发达。再如,周人是典型的农业部落,公刘时期迁于豳,豳字由山与两豕构成,表明周人部落的饲养业也很发达,建国以来发掘的许多商周时期的城市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的城市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证据,这足以说明,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总之,到目前为止,人们套用雅典模式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种种解释只不过是主观推论而已。
二、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及其道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于何时,史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有人则主张把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历史从夏代提前一千年,确定在龙山文化时期,更多的同志主张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于夏代,也有人认为夏代仍然是氏族社会,盘庚迁殷才是原始社会与奴隶社会的界标,甚至还有人认为周灭商才开始国家产生的过程
。歧见所以如此之多,主要是人们对于国家产生的标志有着不同的理解。只要在理论上弄清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标志是什么,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前些年关于中国早期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有些同志把文字的出现看作是国家产生的标志,这是一种误解。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字当然和文明时代有一定的联系,然而,文字的出现,并不等于文明时代的到来。“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
,某一历史时期是否属于文明时代,是否属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在于社会组织发展进化的程度,而不在于是否出现了文字。在世界历史上,有许多民族在进入国家形态的时候,并没有创造出自己的文字,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已经进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阶段,反过来,我们也同样不能把文字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在这一意义上,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尊上的刻划符号即使可以断定为文字,也无法据此断定当时社会组织是否已经由氏族公社进化为国家。
阶级、私有制和奴隶的出现也不是国家形成的
标志。恩格斯说,国家是在社会分裂为“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的前提下,为了使这些阶级和社会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消灭而产生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 。如果我们的理解不错的话,国家必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但是,有了阶级却未必就有了国家。如,我国的凉山彝族地区,奴隶制在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但直到民主改革前,凉山地区的社会组织依然没有进化到国家形态。在以往关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把阶级的产生、奴隶制度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看作是一个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误解。以雅典人的国家为例,在雅典人的社会里,从很早时候起,就已有大量的非自由人存在了,但是只是在提秀斯改革以后,随着宪法的制定,才产生了雅典人的国家。解决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同样不能以是否产生了阶级和奴隶制作为根据。
国家产生的标志是什么?恩格斯认为,国家与氏族组织的差别在于“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所谓按地域划分国民,恩格斯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解释,即“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行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用地域组织代替“按血族来组织的旧办法”
,恩格斯在论述德意志人和罗马人的国家时始终坚持了这一点。在前些年关于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的讨论中,有的学者把古典文献中的“禹居阳城”、“太康居斟寻”等记载,看作以地域划分国民的的证据 ,虽然这些说法未免牵强,但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却无疑是有价值的。
至于公共权力的设立,则是氏族组织改造为国家机关的最根本的标志,在东西方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这一特征具有普遍的意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在东方型的国家中,恩格斯所说的公共权力在很多
赵世超:《夏代奴隶制国家形成标志复议》,《河南师范
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诸说参见:邵望平:《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
字》,《文物》1970年第9期;田昌五:《中国奴隶制的特点和发展阶段问题》,《〈人文杂志〉增刊——先秦史论文集》;赵希鼎:《夏代是中国国家的起源》,《开封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晁福林:《我国的奴隶社会始于何时》,《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2期;何兹全:《关于古代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情况下体现为专制国家的统治者所有的权力。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专制权力的形成,主要应该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专制国家政治结构的形成,马克思曾经指出,古代东方国家主要有三个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
,这三个部门的出现,是断定中国古代的氏族组织已经转化为国家机构的重要标志。其二,是以传子为特点的王位继承制度。这一现象,在希腊、罗马国家中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大多数希腊城邦的执政官都是由城邦的议事机构选举产生的,而中国古代则不然,在早期国家形成之际,经历了由“天下为公”到“天下为家”的巨大变化,由传贤到传子,标志着在部落时期的“公天下”变为专制时代的“家天下”,因此,传子与传贤,是古代的部落联盟与国家的分水岭。
多年以前,学术界就有人指出,中国早期国家是在家长制家庭的基础上产生的,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但是中国早期国家为什么能在个体家庭和私有制尚未确立,部落内部阶级分化也不很明显的情况下进入国家,似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中国古代之所以能够从家长制家庭直接进入国家,主要原因在于父系家庭公社末期部落之间的征服与战争,部落征服以及通过战争建立起来的部落之间的统治与隶属关系,是促使旧的氏族组织向国家转化的催化剂。
前面说过,中国早期国家产生之际,黄河流域的各部落依然处于家长制家族公社的发展阶段上,这种以血缘关系和土地公有制度维系的家长制家庭,“每一个这样的小单位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闭关自守的生活”
,公社之间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都缺少经常的联系,也不存在分工与协作的可能,因此,征服战争便成为公社之间经常的交往方式。从中国古典文献的有关记载来看,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部落征服在旧的氏族组织向国家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巨大的作用。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两个部落为主体的部落联盟实际上是在部落征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联盟,一经意识到它所具有的力量,便立即具有了进攻的性质” 。《尚书?尧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
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
天下咸服”。对于这些记载,历代注家大多解释为舜用典刑惩治罪臣,均不得其意,实际上,这正是早期国家产生之前部落征服的典型事例。
通过部落之间的征服,也逐渐形成了征服者对于被征服者的统治,于是,对于处于征服地位的部落来说,氏族组织原有的管理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靠血缘关系维系的家长制家庭公社,逐渐具有了地域组织的性质。而家长制家庭内部家长的绝对权力也逐渐演变为专制国家的政治权力。
综上所述,我认为,把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确定在夏代初年比较合适,尽管由于文献阙如,我们对于夏代的情况所知并不多,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至迟在禹、启之际,夏人的氏族组织已经完成了向国家的转变过程。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确立了传子制度。《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启杀益,意味着尧舜时期的禅让制度的终结,从而确定了夏部落对于其他部落绝对的统治地位。第二,专制国家的统治机器已经基本完备。恩格斯说,在国家形成以后,“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
,向自己管理下的国民征缴赋税,是国家与氏族组织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同点,虽然夏代的赋税制度我们只能从孟子所说的“夏后氏五十而贡”得知大概,但是可以断定,马克思所说的东方国家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财政部门已经形成了。另据《尚书?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夏启所说的“六事之人”与周代的六卿是否相同,尚无从知道,但夏代已经有了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队当是毫无疑义的。再者,历史文献中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说明负责公共工程的部门也正在形成。第三,夏代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建筑。在古代中国,早期的城市不仅是一般性的防御设施,它也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近年来,考古学界不少同志认定,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7—168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64页。
南登封王城岗的古城遗址就是《纪年》所说的禹都阳城,如果此说不误,至少可以说明,古代东方国家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夏代初年也已经出现了。
三、中国早期国家的若干特征及其影响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及其形成的道路所决定,中国早期国家具有以下几个至为明显的特征。
第一,部落征服的特征。如前所述,中国早期国家是在部落征服的过程中形成的,但是,部落之间的界限并没有因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统治关系的确立而消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严格的界限。专制国家的统治者对于征服者本部落的成员和被征服者实行分治的政策,这种政策到了西周时期发展成为较为完善的国野制度。一般说来,征服者居住于国中,被征服者居住于野,野人的政治地位远远低于国人,“亡国之社盖掩之”
,国人享有当兵、入仕、受教育的权利,野人则不能享有,居住在城中的国人与居住在野中的野人成为俨然对立的两个等级,国与野的对立,是最初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
中国早期国家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不是农业、手工业、商业分工的结果,而是产生于部落征服。由此可见,在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最初出现的那些城堡,其军事与政治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它不仅具有防御外部入侵的功能,也起着镇压被征服者的反抗的作用。
在世界历史上,日耳曼人也是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但是,在日耳曼人征服罗马以后,实行的却是日耳曼人在罗马人村落里定居的政策,“氏族在自己的村落里定居愈久,德意志人和罗马人愈是逐渐融合,亲属性质的联系就愈让位于地区性质的联系,氏族消失在马尔克公社中了”
。但是,在古代中国,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融合却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直到春秋中期以后,国野的界限才最后消失。
中国早期国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带有十分明显的部落征服的特征。在夏商时期,作为征服者的夏人与商人直接控制着专制国家的中心地带,这就
是文献中所说的“夏邑”或“大邑商”。由于征服者的军事力量还不是足够的强大,王畿以外的方国部落则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一方面慑于王室强大的军事力量,屈从于王室的统治,另一方面在事实上作为一种割据势力的存在,实行地方自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本质上只能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同盟关系,王室与各方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二者之间的政治隶属关系,商代后期甲骨文材料反映出当时一些周边的方国部落叛服不常,适可以说明当时王畿与周边方国部落之间关系的本质。在这一意义上说,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只不过是原有的各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的改变,与秦汉以后的王朝更替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第二,家长制家庭关系的特征。恩格斯说:“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中国早期国家缺少个体家庭的前提,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原来的家长制家庭不仅没有被破坏,而是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因此,中国早期国家便有了与雅典人的国家完全不同的特征。在雅典,氏族组织与国家是根本不相容的,但是在中国古代,家长制家族组织却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和以此为基础的血缘家族制度没有因为国家的产生而消亡,却在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得到强化,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
在夏、商、周三代,政权结构、家族组织以及军事组织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体的。在血缘关系的作用下,早期国家的居民仍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同一居住地的居民,同时又是同一家族的成员,生则族居,死则族葬。同样,某一地区的行政长官也就是聚居于这一区域内的父系大家庭的族长。从有关的文献资料来看,商周时期,每有征伐,时常以族的形式组织军队,见于甲骨文的有“三族”、“五族”、“多子族”等,西周金文中此类证据更加明确,如《明公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8页。《公羊传?哀公四年》。
“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班簋》:“王令吴白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白曰:以乃师右比毛父。令曰:以乃族从父征。”铭文中以师与族并列,可以推断,吴伯和吕伯所率领的二师,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组建的军队。
由于家长制家庭的存留,以家长制家族组织为基础的血缘家族制度也成为中国早期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关于宗法制度,此前史学界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争论的焦点就是在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下,天子是否天下之大宗,其实质无非也就是如何理解宗法家族与专制国家的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笔者在这里无意介入这一论争,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说明,由于家长制家庭的存留,中国早期国家并不是纯粹地域性的结构,这是我们理解西周宗法制度以及夏商以前的家族制度的政治意义的关键。
第三,公社的特征。中国早期国家是在个体所有制极不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在早期国家形成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然是公有的,最初由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共同耕作,渐次发展成为公社成员对土地的平均占有,由个体家庭单独耕种。甲骨文中的“王令大众曰田”以及周诗中的“千耦其耘”是前者的典型形态,而成书较晚的《周礼》一书所记载的“以岁是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则是在公社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土地的情形。这样的土地关系,致使夏、商、西周时期公社成员在经济上仍然是平等的,有时甚至在政治上也享有一定的平等权利。《周礼?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长、百姓北面,群臣西面,群吏东面。”诚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三询是氏族公社时期人民大会的遗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其前提是当时特定的公社所有制形态。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及中国早期国家的上述特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制约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至少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首先,由于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早期国家从产生时起,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由于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家长制家庭的完整保留,使得父系家族公社内部家长的绝对权力直接演变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在君主的绝对权力面前,任何个人都变得毫无意义。可以断言,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之初,中国古代社会内部就不存在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君主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不唯如此,秦汉以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与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也是相始终的。
其次,土地公有制度的长期存留,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中国早期国家是在个人所有制极不发展的前提下形成的,因此,中国早期国家赖以依存的经济基础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财产所有制。没有充分发展的个人所有制,也就没有经济自由发展的环境。在古希腊,城邦内部的商业与手工业是相对独立的自由的产业,而中国的夏商西周时期,却在土地公有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工商食官的格局;在希腊罗马国家,土地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可以自由买卖,但是在中国古代,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是秦汉以后的事情。
在西方,古代社会的终结是由蛮族入侵引起的,蛮族入侵以后,曾经有过一个剧烈的封建化的过程,大量的个体农民破产成为依附农民,形成了典型的中世纪庄园经济。而中国在战国秦汉间的社会巨变却在某种程度上是从土地公有制的瓦解开始的。春秋战国时期村社经济的瓦解,形成了以一家一户为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秦汉时期专制国家允许土地买卖,肯定了私有土地的合法性,虽然土地买卖为土地兼并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但是,专制国家一贯坚持的裁抑兼并的政策,却在根本上保护了小农经济。如果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也是人们所说的封建社会的话,它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也有着不同的经济基础,因为秦汉以后的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经历过欧洲那样的封建化过程。所以,对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也同样不能套用欧洲的发展模式。
(本文作者:孙晓春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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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中国早期人类的代表——北京人 1、元谋人： 距今约170万年，是我国境内目前已确认的最早的古人类，会制作工具，知道使用火. 能否制作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化石是研究远古人类历史的重要证据. 2、北京人： 距今约70万年-20万年，生活在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上，使用打制石器，群居，会使用火。 北京人的发现对于研究古人类进化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征：前额低平，眉骨粗大，颧骨突出，鼻骨扁平，嘴部前伸，能直立行走. 3、山顶洞人： 距今约3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山顶的洞穴中，使用打制石器，已掌握磨光和穿孔技术，会人工取火，捕鱼，缝制衣服，有爱美意识. 第二课原始农耕生活 1、原始农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粟和黍均发现于中国。稻、粟、黍的人工栽培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原始农业产生。 考古发现是了解史前社会历史的重要依据。 2、河姆渡人的生活： 7000年前，浙江余姚河姆渡（长江流域），住干栏式建筑，栽培水稻使用骨耜，饲养猪狗和水牛。 3、半坡人的生活：
6000年前，陕西西安半坡村（黄河流域），住半地穴式房屋，制作磨制石器，种植粟，饲养猪狗，制作彩陶，会纺织制衣。 第三课远古的传说 1、炎黄联盟： 五六千年前，在黄河流活动的炎帝、黄帝、蚩尤等部落之间展开攻伐，又不断会并，逐渐形成华夏族。因此后人尊炎帝和黄帝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海内外的华人也以“炎黄子孙”自称。 2、尧舜禹的禅让： 尧舜禹时期，部落联盟首领民主传位的方式叫“禅让制”。 标准：德才兼备 2、大禹治水的故事体现的精神： 创新精神、坚持不懈、无私奉献的精神。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历史上,东西方国家之所以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他们就已经站在不同的起点上,而且各具特色的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决定了各民族之间彼此不同的历史走向。只有合乎逻辑地解释一个民族国家产生的过程,才有可能深刻地认识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本文拟就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主要讨论了三种模式。即由氏族组织演变为国家的雅典模式,恩格斯说,雅典国家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 ;通过部落征服进入国家的德意志模式;由家长制家庭进入国家的罗马模式。实际上,世界各民族国家产生的道路,可能不仅仅局限于恩格斯所讨论的这三种模式。但是,受前苏联理论界的影响,我国史学界在讨论国家起源问题的时候,却机械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理论,把恩格斯所说的一般国家形成的典型的例子,看作是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模式。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在提及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这一问题时,都把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类比于雅典人的国家,即经过农业与畜牧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三次大分工,同时,由于商品 经济的发展,在氏族内部个体家庭确立的基础上,产生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常识性的历史教科书对于中国古代国家产生过程的描述,全然不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我认为,由于地理的、经济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全然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过程之所以不同于雅典人的国家,其决定性的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在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极不发展,一定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决定于原初的地理环境。这里,首先应该澄清一个理论问题,斯大林曾经说过,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具有决定作用,“只是加速或者延缓社会发展进程”,其理由是,“社会的变化比地理环境的变化发展快得不可比拟,欧洲在三千年内已经更换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欧洲东部,即在苏联,甚至更换了四种社会制度。可是,在同一时期内,欧洲的地理条件不是完全没有变化,便是变化极小,连地理学也不愿提到它。” 从此以后,地理环境决定论便成了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斯大林的这一说法对于我国的史学研究影响极大。 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曾详尽地阐述了亚洲的地理环境对于亚洲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32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7页。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 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取决于周边关系的稳定，而周边关系的稳定将取决于一些敏感问题的解决。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等多种原因，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非常复杂，周边的问题也很棘手。朝鲜核试爆就是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致力于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基于“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外交关系，推进了一些周边问题的解决，中国的周边外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显著成就。但是，由于中国周边地区的复杂性，加之安全机制尚未成形，有些地区甚至仍深陷在冷战阴影的影响之中，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解决好周边出现的问题，已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紧迫挑战。当前，国际形势及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与新变化，对此应高度重视，并应将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并制定通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加大，对外贸易的地域和规模也迅猛扩展。在20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也引来了诸如“中国威胁论”等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言论。 从大的格局来说，冷战结束，终结了中国与邻国间的政治分割。各国之间都基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与现实实际利益加以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邻国包括了诸多国情差异巨大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在东北亚，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成为我国与日本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出访日本。这是时隔７年中国总理对日本的首次访问，也是中日打破政治僵局之后的“融冰之旅”，使中日关系站在了新的起点上。然而2010年9月7日，我国渔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遭日本巡逻船两次冲撞，并遭日方登船检查，还抓扣中国渔船船长。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东海海底资源开发问题更为凸显，引起了两国民众的“口水之战”，两国的经济交往、民间往来倍受影响。中日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但中日两国始终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是搬不开的邻居。作为世界上两大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中日两国的矛盾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影响着世界的和谐稳定。对于俄国，俄罗斯是世界主要力量之一。我们将按照中俄两国元首达成的“世代友好、永不为敌”共识，努力维护和发展两国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安全上相互信任的新型睦邻关系。 在西南方，我们与周边中小国家的友好关系历经时势变迁考验，具有强大生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之一，维护中国的利益，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消除危及国家安全隐患，加强对战略安全的研究，为中国和平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创造条件。我国周边关系发展可具体分析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朝鲜半岛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姿态，最终导致朝美第二次核发机的爆发，半岛局势再度趋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始终牵动着大国利害关系，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发展。朝鲜半岛问题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缘意义，是各大国利益的交汇点，半岛两国的战略选择，将与大国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虽然朝鲜和韩国都在竭力谋求统一，但是双方存在的理念与利益冲突，造成了一种一致谋求统一却又坚持对抗的局面。近些年来，双方的各项交流合作逐步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朝韩关系的发展已成大势所趋。但是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特别是“六方会谈”进程的继续为和平解决争端提供了重要机遇，半岛和平进程有可能在曲折中前进；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朝鲜半岛是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综合而论，新世纪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将呈现出时起时伏、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半岛南北双方真正走向和解，只有在中美等大国的支持下，才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 二、日本 2009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7周年。中日关系显现出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但是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并且目前正处于转型过程，其走向将直接牵涉到我国的东部安全。而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日中关系在发展中却有存在着许多隐患。人本政府对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强硬态度，严重影响地区的稳定，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也引起众多亚洲国家的不满，钓鱼岛问题也激化了中日两国在东海问题上的矛盾。虽然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采取了理性和负责任的态度，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日关系
报纸广告的发展历史 报纸是传播领域中最古老的手段之一，千百年来，报纸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每天的清晨，当大多数的人们还沉浸在梦乡中，城市里百万份的报纸就会从轰鸣的印刷机中新鲜而出，为人们带来新鲜的资讯。 报纸的起源： 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出现在古老的中国。《邸报》是世界上发行最早，时间最久的报纸。西汉时期，为加强皇权，汉王朝实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大郡，在郡下一级又分若干县，由中央统一管理。各郡在首都长安都设有办事机构，相当于现在的各省驻京办事处，这个办事处称为“邸”。“邸”内派驻有办事员，负责将上峰的信息收集起来，写在竹简或绢帛上，通过驿站传送给各郡的太守参阅。而这一写有信息的竹帛就称之为《邸报》。 伴随着古代中央王权的不断加强，“邸报”也一直得以很好的发展，自汉、唐、宋、元、明直到清代，《邸报》的名称虽屡有改变，发行却一直没有中断过，其性质和内容也没有多大变动。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纸张的出现使得“邸报”的书写与发行更加的容易，到了唐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广泛运用，同时，中国中央王朝的版图扩大，《邸报》的运用就更加数量化、规范化。第一份用纸印刷的报纸，投递这份报纸的机构, 当时叫邮驿,投递人员为唐朝兵部军卒，腰束革袋，带上铃铛，骑着快马传邮，听到铃声，行人都远离避让。唐玄宗时期，《邸报》又称为《开元杂报》。到了明代，中央已有专门的机构通政司进行《邸报》的编发工作，发行日期和发行对象也日趋稳定，形成国家性新闻刊物。已经初步具有了现在报纸的某些元素。1638年( 明崇祯11 年)，《邸报》开始使用活字排版，报纸的发行量增大, 但因战争频繁, 交通堵塞等情况, 江南一带当天的报纸要个一个月后才能看到。清代《邸报》发行量更多了，后来改名为《京报》，成为广大官吏、学者、甚至平民都能阅读的报纸了。一直出版到清朝皇帝退位，《邸报》才正告寿终。 西方人一直认为世界上最早的报纸是罗马共和国在公元前60年创建的《每日纪闻》，他最早是一块树立在罗马元老院门口的木牌，用于向广大罗马市民发布元老院的最新决策。相当于现在的公告栏，后来，随着罗马的版图不断扩大，已经远远不局限于意大利，为了使广大疆域上的各部落臣民都能“沐浴”到共和国的恩泽，共和国最后一任执行官恺撒责专人，将《每日纪闻》的内容书写在布匹上，带到各个行政省的首府，并在那里翻译成各种语言，再通过公告栏的形式发布给民众。这一信息传播的方式对西方后世影响甚重。 中国的《邸报》出现在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左右，比罗马帝国的《每日纪闻》大约要早一个世纪。《每日纪闻》就其形式与目的来说与汉代的《邸报》相似，所不同的是中国的《邸报》的受众是各地的官员，而罗马的《每日纪闻》的受众一直延伸到了基层民众，这与当时两个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及宗教信仰的不同有着很大的关系。 报纸的发展历史： 无论是中国的《邸报》还是西方的《每日纪闻》，都是古代的媒介，虽有现在报纸的雏形，但仍与人们普遍概念里的报纸有着非常大的出入。现在报纸有三大特性，既：刊载新闻；定期出版；公众发行。 16世纪中叶，是人类历史上航海大发现的时代。地中海是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意大利作为文艺复兴的起源地，有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础，在地中海北岸的威尼斯城颇为流行的威尼斯小报（Venice Gazette）在报纸的发展里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意大利威尼斯城当时居地中海贸易中心，与地中海沿岸诸港及德国商业都市联络频繁，成为集中世界各地新闻的都市。在这所城市里有个叫Manant的组织者，收集有关法庭、城市动态以及贸易信息等新闻，专为王公贵族以及商人发行这个Gazette 的手抄新闻，在当时非常流行，这就是
中国与周边国家边界线长度 1、中国-俄罗斯:边界全长4300公里。 两国签署《中苏东段国界协定》(1991年)、《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2004年),以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多个条约为基础。2008年7月签署《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图》,标志中俄边界全线勘定。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被占的三百多平方公里面积的黑瞎子岛一半划归中国。 2、中国-哈萨克斯坦:边界全长1700多公里。 两国签署《中哈国界协定》(1994年)、《中哈国界补充协定》(1997年)、《中哈国界补充协定的规定》(1998年) 3、中国-塔吉克斯坦:边界全长约497公里。 两国签署《中塔国界协定》(1999年)及《补充协定》(2002年)。勘界工作于2008年8月结束。争议面积2.8万平方公里中的一千余平方公里划归中国 4、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边界全长1096公里。 两国签署《中吉国界协定》(1996年)、《中吉国界补充协定》(1999年) 5、中国-蒙古:边界全长4709公里。 1962年签署《中蒙边界条约》 6、中国-阿富汗:边界全长约92公里。 无领土争端,1963年签署边界条约 7、中国-巴基斯坦:1963年签署 《中巴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
8、中国-尼泊尔:1961年签定边界条约 9、中国-印度:2005年4月 温家宝访印,签署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定,称“边界应沿着双方同意的标识清晰和易于辨认的天然地理特征划定”,这是自1981年中印边界谈判以来的第一个政治性文件 10、中国-缅甸:1960年签署 《中缅边界条约》 11、中国-老挝:边界全长505公里。 1991年签定《中老边界条约》 12、中国-越南:有1300多公里陆地边界线。 1999年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 13、中国-朝鲜:1962年签署 《中朝边界条约》
中国报纸类型的历史发展 董天策陈映黄晓赟刘俊收稿日期: 2005 - 01 - 18 254 摘要:长期以来,有关报纸形态或类型的论述散见于新闻史著作,让人难以全面把握其演进轨迹。本文在吸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概括为宗教报纸、商业报纸、政论报纸、机关报、晚报、专业报(行业报) 、都市报几种形态或类型,并对各类报纸的历史沿革与内容特色作了全面的描述与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洞察我国报业发展的历史脉络。 作为新闻纸,报纸是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是社会风云的历史见证,是时代精神的鲜活体现。因此, 报纸的内容总是与时俱进的。与之相适应的是,报纸的形态或者说类型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长期以来,有关报纸形态或类型的论述散见于新闻史著作, 让人难以全面把握其演进轨迹。因此,本文在吸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报纸形态或报纸类型的历史沿革作一全面的描述与分析,以便更好地洞察我国报业的历史发展。据现有材料,中国报纸起源于唐朝的“进奏院状”(或称“状报”、“报状”、“上都留后状”、“留邸状报”、“邸吏状”、“报”),宋朝发展为“邸报”(或称“进奏院状报”、“朝报”、“邸状”、“邸吏状”、“邸吏状报”),“邸报”在明清两朝又有所发展(或称“邸抄”、“邸钞”、“阁抄”、“科抄”、“京抄”、“朝报”、“京报”等) ,但始终都是“官报”形态。其内容主要是皇帝的诏旨、皇帝的起居、官吏的任免、臣僚的奏章、军事消息等。宋明清三朝,出现过民间办报,如宋朝的“小报”、明朝出现的“抄报行”、清朝出现的“小报”(或“提塘小报”、“小抄”),但始终受到统治者的严厉禁止,并未真正发展起来,只是“官报”的补充形态。[1 ]以邸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报纸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不在本报告的讨论范围之内。 传统上,除古代报纸外的中国报纸被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 1815 年至五四运动前为中国近代报纸,五四运动以后至1949年10月前为中国现代报纸, 1949年10 月以后至今为中国当代报纸。这是一种基于政治历史的报纸分期。如果从报纸特性本身来看,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报纸都是现代意义上的报纸。整体上,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类型或形态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宗教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报纸,起源于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文报纸。1815 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东南亚华侨中散发,并有一部分传入广州。这是第一份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刊。由此开始,至1842年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在东南亚、香港、澳门和广州等地先后创办了6 种中文报刊和10 多种外文报刊。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继续创办了不少宗教报刊。除《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外,著名的宗教报纸有: 1833年传教士郭士立(郭实腊)在广州创办中文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185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香港创办《遐迩贯珍》, 1857年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在上海创办中文报刊《六合丛谈》, 1868年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中国教会新报》,后于1874年9月更名为《万国公报》,等等。 宗教报刊的内容构成,首先是阐释基督教教义, 其次是宣传伦理道德,再次是介绍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及世界各国的人文、史地、时政,最后是刊载少量的新闻消息。这几方面的内容,各报随时代先后而有所侧重。大体上,越早的报纸越侧重宗教内容, 其余内容依次递减,越到后期的报纸,宗教内容越来越少,而新闻消息的比重逐渐增加。 二、商业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商业报纸是以赢利为办报主要目的的报纸。最早的一批中文商业报纸出现在19 世纪中期, 如1857年由孖剌报馆创办的《香港船头货价纸》, 1861 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新报》等。一些有影响力的中文商业报纸在19世纪后期开始形成, 如1872年英国商人美查等人在上海创立《申报》, 1882年由字林洋行在上海创办的《沪报》(出至73 号改名《字林沪报》), 1893年由英国商人与中国商人张叔和等在上海合资创办的中文日报《新闻报》。 《申报》、《新闻报》、《字林沪报》是中国商业报纸的典型。[2 ]这几家报纸在创办时都有不同程度的外资背景,但办报业务特别是编辑大权都归国人之手,由国人主持笔政。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申报》、《新闻报》都归国人所有,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国人主办的报纸。 早期的商业报纸几乎是商业信息的载体,《香港船头货价纸》只登行情物价、航运消息等内容。《上海新报》也将商业信息放在首要地位,广告、船期、行情等商业信息占据了绝大多数版面。发展到以《申报》为代表的商业报纸阶段,商业报纸则走向成熟,除了继续注重商业信息而外,《申报》在内容上形成了崭新的特点:首先是重视新闻报道。一方面是重视猎奇性、趣味性强的社会新闻。如公开征集志怪述异的社会新闻,曾就杨乃武与小白菜和杨月楼案进行连续报道。另一方面是重视对重大事件的报道,如日本侵台、中法战争等都派人赴现场采访,抢发独家新闻,还利用电报传送新闻。其次是重视报纸言论。《申报》认为要达到赢利目的,必要时也须仗义执言,并且强调言论要有益于国计民生,因而每天均有一论说置于头版,曾发表过谈吸鸦片、聚赌、缠足之害的论说,主张禁娼的论说,宣传修铁路、开矿藏等“富国之策”的论说。再次是注重文学副刊。在《申报》之前,报纸偶尔刊登一些旧体诗词和寓言之类的作品。《申报》则公开征求和逐日刊登“骚人韵士”的“短什长篇”与“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且日渐综合,开中国报纸副刊之先声。这样, 从《申报》开始,由新闻、言论、副刊和广告四方面内容为组成要素的中国报纸模式就基本形成了。 三、政论报纸的创办与发展 政论报纸是以评述时政、抒发政见为宗旨的报纸。中国政论报纸开始于1874年1月5日创刊于
中国应和平崛起了 当今的世界局面，是和平与战争交织一起的时代，因为经济的发展，不得不营造出大范围的和平，但又因为利益的纷争，局部地区的冲突又时有发生。中国正处于这样的时代。但中国是可以和平崛起的！ 和平崛起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国力做后防，而且需要妥当的外交方针。依我看来，中国目前应更积极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就以周边国家为范围，可以划分为北部的俄罗斯、蒙古，东北部的南北韩、日，东南部的东南亚等国，西南部的南亚等国以及西北部的前苏联分出来的西亚等国家。 依目前来说，东南亚地区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的战略命脉。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东南亚地区对我国安全的重要意义更加突出，从国家安全形势的新要求及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迫切需要创新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思路，迅速开创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新局面。 近年来，日本、印度、美国、俄罗斯都把目光投向了东南亚这个区域，世界主要大国对东南亚控制权的争夺越来越激烈，使原本异常复杂的东南亚地区情况更加充满变数，甚至有朝对我国极为不利的方向发展的趋势。印度出于地区霸权的野心，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将自己的触角努力向东南亚各个方面延伸，以期望在东南亚建立自己的霸权，并妄图以东南亚为基地挑战中国。日本对东南亚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日本近年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通过有事法案，并以各种借口，在美国的支持下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军国主义阴魂不散，霸权欲望蠢蠢欲动。俄罗斯插手东南亚主要是希望在摆脱美国的战略围困的同时，制衡中国。美国则希望通过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以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并进而威慑俄罗斯。更令人担忧的是，东南亚区域内外的相关势力不断加强了相互勾结的力度。俄罗斯从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不遗余力地帮助印度强大，一方面使在南亚的利益主体复杂化，避免美国或者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是希望以印俄结盟为平台，将自己的影响渗入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对中国缺乏区域认同感更值得我们深思和引起高度重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东南亚国家普遍信奉佛教和崇尚儒家文化，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具有彼此认同的文化基础。但现在，一些国家无法正确对待中国的崛起，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周边国家普遍感到“压力”，甚至敌视中国经济的发展。 和平崛起必须遵循的原则:尊重历史,与邻为善,着眼未来,和平发展。具体做法如下： 一、与东南亚国家建立积极的新型军事关系 首要的是应该开拓国防思路，基于国界的防御国防理念应该加入一些新的元素，将东南亚纳入到自己的国防纵深范围，将国防前沿推移到东南亚以远直至海洋腹地。战略纵深在现代战争模式下显得更加重要。此外，基于国界的防御国防理念的最初出发点是以邻国为防御对象的。中国国防前沿的推移，并不会必然导致东南亚国家的敌视。实际上伴随中国国防前沿的推移，东南亚国家也相继置于我国国防的保护之下。随着我国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不但为东南亚国家提供
严文明教授（北大考古系教授） 最初谈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是外国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古老与落后是很矛盾的，何以一个有着悠久文明起源的民族会如此落后，由此怀疑中国文明是否是自己产生的，于是有了外来说，认为中国文明是从外值入的，特别以西未说为主，当时研究的资料十分缺乏，再加上没偏见，所以很容易有此观点，还十八年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再次成为热点，很多外国学者都对此感兴趣，不同的是现在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外来的了下面我就从四个方面开始今天的讲座。 一、考古学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所做的贡献 对于历史，走过了一条信古、疑古、了解考古的路《史记》从黄帝本纪开始，所以讲历史的人都从此讲起，此为信古，后来整理国故发现很多不可靠，特别对周代以前的历史特别怀疑态度，被称为疑古，自然，由于文献记载及传抄的错误不能把一切当成信史，怎么办呢？1928年成立考古组，走上了考古的路，在对安阳的发掘中，找到了殿墟，内有城区，甲骨片，五陵制铜作坊等，打破了周代以前中国无信史的说法，1952在河南郑州发现了商代早期的都城，1956年在洛阳发现都城级遗址，据考证此为夏代都城，旁边有一商代都城，这一发现一方面为判断夏商分界提供了依据，同时把中国文明起源推到了夏，夏鼎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因为夏朝的文明已经很成熟，寻找起源必须往前找。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中国属于东亚，面朝太平洋，背俯亚州腹地，周围有明显屏障，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平分为三大块，第一块为青藏高原，这海拔5000多米不可能有星期文明起源，第二块为西北干旱区纬变离海远，属内陆气候，到现在人口也不多，也不可能，第三块为东部，地势低离海远属季节气候带集中了80％以上的人口和经济，走文明起源的最佳环境，其中最好的的是华北华中两块，分属黄河长江流域，是文明发展的中心，从旧石器时代以前就有人看准在共河长江流域，人口容集，也就有了食物压力特别是过冬，人们地种植物，用来储备，由此产生了农业，中国是两种农业的发源地，形成了两个农业体系，分别是黄河流域的小米和长江流域的大米，这为文明起源提供了广阔的基础，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说明中国文明不可能从外来，而且证明中国是文明独立起源之一。 三、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 约公元前一万年的新武器时代中国就开始了农业并且不断改进，公元前七千年前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农业得到相应发展，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很多这时的遗址都发现有各类作物的痕迹，这时人群集中而且比较固定，形成比较大的部落，这时人们的房子差不多没有贫富差别，特别体现在墓葬上。 到公元前五千年前三千五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大量增加，不过房子还是无我大差别，流行多人合葬没有个人财富，到了新石器晚期来，在文明最发达的地区有了好的房子和墓葬。 到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情况大变，农业更加发展，工业也得到发展，如玉器，清器、高级陶器，丝绸等都在此时出现，开始有贵族和平民的差别，贵族不断追求物质享受，只有高档工业品的出现，才有可能产生财富，财富导政争夺，于是有了武器，城堡等。
中国最早的报纸 导读：我根据大家的需要整理了一份关于《中国最早的报纸》的内容，具体内容：过去我们在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直通过报纸关注时事，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分享有关资料。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 过去我们在互联网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一直通过报纸关注时事，但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现在分享有关资料。 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可见它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邸报"是否最早出现于汉朝，目前在新闻史研究工作者中还有不同的看法。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可见它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 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但有史可依的，起源于唐朝的邸报。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统称，但这个称呼出现，是从宋朝开始的。 中国的报业
中国的《邸报》是世界最古老的报纸。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却是舶来品。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诸多机构出于方便传教的目的，在中国建立报馆。但当时的报纸多为宗教性质的。并无太多新闻性质。直到19 世纪末，中国官办、民办的报纸才逐渐多了起来。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报业的鼎盛时期，仅北京就有报馆一百多家，发行报纸三百多种。也一时间正处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时期，民主思想，人文精神通过大大小小的报纸被人们深入理解，渐入人心。其中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以传播，其中报纸功不可没。《新青年》、《国民》、《每周评论》、《京报》、《新生活》等报刊为中国的革命点燃了最初的星火。《晨报》每期的发行量更是创记录的达到了一万份。今天，中国的报业发展已经不仅仅用迅猛就可以形容。据权威机构测定，北京每天的报纸印刷量超过了700万份。平均不到两个人就拥有一份报纸。以北京最为著名的《北京晚报》为例，其每日都有百万份的定额。2005年，全国拥有报纸近2000种，年用纸量也超过了三百万吨，这一数字达到了世界之最。报纸2000年以前起源于中国，2000以后，中国是世界第一报纸大国。 邸报发行 邸报编订后，经由驿递"传之四方"。驿递的方式分为步递、马递、急脚递、水运递等几种。南渡以后，为适应国防上的需要，又创设了摆铺制度，用于传送军机要务和赦书。邸报发出以后，允许传抄和复制，并允许复制件以邸报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发售。宋代的邸报是否印刷，没有明确的记载，也缺乏留存下来的实物作为佐证。但至少有一部分邸报或邸报中的一部分材料是用雕版印刷的。邸报的读者主要是政府官员和士大夫知识分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 导读：本文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的几点思考，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关于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问题至今未得解决。原因何在？笔者以为，只要我们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下面就此问题谈几点具体意见。 认清中国古代有别于古希腊罗马的早期国家形式 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首先要把我们祖先刚进入国家状态时的政治组织的形式弄清楚，这就是所谓“早期国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都在广泛谈论着“早期国家”问题。国内学者使用“早期国家”的概念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着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态开始的，使用这一概念主要是为了区别古希腊罗马那种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具体是指我国夏商周时期建立在血缘组织基础之上、政治组织与血缘组织相互为用的早期国家形式。这无疑是对的。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已论及这种国家形式了，只不过他没有使用“早期国家”这个词而已。 众所周知，古希腊罗马这种国家形式，是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被提到的。长期以来，我国学者一般习惯于按照《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到的古希腊罗马及日耳曼国家
形成的标志来讨论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及形成问题。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阐述的有关国家的基本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拿古中国同古希腊罗马相比附，以为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也一定要具备“公共权力”与“地域组织”两个条件，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几个国家都明显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65页），这就与我国进入国家状态后氏族制度仍被长期保留的实际不相合。而在近年的研究中，夏商周三代社会的这种结构已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去考虑我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形成诸问题。 我们注意到，目前中外学者对于“早期国家”的概念虽然还存在着差异，但在将中国划归早期国家而将古希腊罗马归入非早期国家或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出现的国家这一点上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前苏联学者a·m·哈赞罗夫为国际学术界组织编写的《早期国家》一书所写的带有总结性的文章中就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古代世界城邦问题译文集》，时事出版社，1985年）。因而，从国际学术界范围来考虑问题，我们也应当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国家形式。 回想过去，一些学者在讨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问题时，并未分清古代中国与古希腊罗马是两种国家形式。一些学者机械搬用恩格斯有关古希腊罗马国家形成的标志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国家的产生也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这两个条件，如此就不免
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力量急剧增长，十多年来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总量一再成倍加大，对外贸易的地域和规模也迅猛扩展。在2009年发生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保持了9%左右的增长。并且，中国的经济总量于2010年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也引来了诸如“中国威胁论”等影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言论。 从大的格局来说，冷战结束，终结了中国与邻国间的政治分割。各国之间都基于各自长远战略利益与现实实际利益加以考、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的邻国包括了诸多国情差异巨大的国家,在整个世界上是较为少见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复杂性。 在与我国相邻或隔海相望的东亚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当属中日关系，其次为中朝与中韩关系。中国与日本关系之间，既有每每引起矛盾和冲突的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紧密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现实关系。钓鱼岛、参拜晋国神社、历史教科书、慰安妇、日军遗留毒气弹、南京大屠杀等等的历史遗留问题。近几年，日本经济持续萎靡不振，而我们在今年年内有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引起了日本国内右翼分子的不满与敌视，也使日本政府对我国的态度更加捉摸不定。同时伴随着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强化日美同盟，防范和牵制我国的行动不断升级，使中日关系在发展中又存在着许多隐患。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日之间关系的友好一面。现如今，中国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和商品出口国，索尼、东芝、丰田、本田、马自达，在我们的大街上随处可见，我们的产品也大量销往日本。这都可以说明，我们同日本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这要求我们对待中日关系是要理智、客观、冷静。 我国和朝鲜、韩国之间的关系，虽不如与日本那样复杂，但也是扑朔迷离、纷繁复杂。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抗美援朝，与朝鲜军民并肩作战，将“联合国军”赶出了三八线，保卫了自己和朝鲜人民的家园，挫败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可以说，我们与朝鲜本应有着革命战友般的友谊，但是朝鲜核问题也使我们与朝鲜兄弟之间有些不愉快的小矛盾。我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复杂多变。历史上，虽然我们帮助朝鲜军民抵御了侵略，但在韩国人眼中，我们却是造成朝鲜半岛分裂现状的凶手之一。两国关系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改革开放后，现如今，我国境内现有超过一百万的韩国公民居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韩国人海外居住地。我国的白菜、葱、蒜等农产品大量销往韩国，我国大量持有着韩国国债，持有量位居前三。同时韩国也向我国大量出口汽车等工业产品，两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同日本一样，我们与韩国也日益成为联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 近年来，中俄关系的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横跨要大陆的俄罗斯，从沙俄时代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界线，我国北方边缘方向仅有俄罗斯和蒙古两个国家，俄远东地区和蒙古的形势相对稳定，不存在重大现实热点问题和安全隐患。同时，我国和俄罗斯的睦邻友好关系处于良性状态，并且不会在短期内长生重大动摇。
中国古代法律的特点 ①法律出于皇权，维护皇权。古代中国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奴隶社会的君主的"命"即法律,封建社会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行个人独裁统治，既是最高立法者，又是最高审判官。历代法律都以皇帝个人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律的制定虽由朝臣具体完成，但批准权属于皇帝，历代帝王都凌驾于法律之上。除律外，皇帝还可根据需要随时发布诏、令、格、式等。"法自君出"，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皇权。②礼法结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礼占有重要位置,"为政先礼,礼为政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基本特点。其中既有一些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古代法律制度大体一致的共性特点，也有一部分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自身独特存在的个性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后者的存在和发展，使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律制度呈现出某种差异性。例如：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具有浓厚的宗法伦理色彩，与宗法等级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往往表现为国家政权、王权、皇权和族权、父权、夫权的高度统一；法律制度贯彻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原则，突出体现"礼治"、"德治"、"人治"特色；法律体系采取诸法合体、以刑为主的体例模式，民事、经济、行政等各部门的法律关系常常以刑事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或制裁；刑罚制度相当野蛮残酷，刑罚体系包含大量摧残人身体肤或生理功能的肉刑内容；等等。那么，这部分法律内容或法律制度特点究竟是怎样形成的？换言之，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这些特点的形成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对此，法制史学界进行过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大都是结合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国情特色、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进行探讨的，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或者基本一致的看法。应该承认，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基本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由于某些法史观或方法论存在一些问题，因而有的研究结论未必正确中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全面评述其所有观点或结论，也不打算系统探讨其全部成因，只想对其中一些影响较大而问题也较多的观点，根据自己的看法略作辨析，以期澄清某些历史事实。谬误不当之处，祈望不吝赐教。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早熟性"问题 目前在法制史学界，包括一些很有影响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地处东亚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多民族大国。东亚大陆特殊的地形、环境、气候、土壤条件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中国社会很早就跨入了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中华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摇篮发展起来的。这里地处平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质松软，天然具备发展原始农业的良好条件。因此，早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活动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最先进的夏部落，便在木石器生产工具的基础上，发展了原始的农业生产，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长积累，加速了私有财产的形成和阶级的分化，为国家的产生准备了物质条件。如此说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便具有"早熟性"特征。 所谓"早熟性"，实际是文明起源发展"不正常"或"变态"的同义语，颇有些类似于"早产儿"的意味。它最初是西方人在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东方古代国家社会历史真相的情况下，用来概括东西方古代文明起源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差异性时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无一例外地都是以西方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国家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模式为标准范本的。如马克思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在论述古代国家文明起源这一"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时，就曾经明确谈到： 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1]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希腊古代文明比喻为发育"正常的儿童"，而把东方古代社会看作"早熟的儿童"，对日耳曼蛮族则视为"粗野的儿童"。因此，认为希腊古代国家的文明起源与社会发展是正常的，后两者则是不正常的，或者说是变态的。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实际上，如果抛弃先入为主的偏见，把上述三种情况重新排个顺序
（1）周朝说 我们在前面提到，先秦时代的周朝出现了记事的史官和采风的乐官，因此，有人就推测，像《春秋》和《诗经》这样的史籍，在当时很可能就是一种报纸，它们带有宣传和公报的性质。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是几位外国学者，比如说曾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多年的美国新闻学者白瑞华。但是，这种说法大部分只是学者们的大胆假设，并没有足够的史实根据。先秦的任何典籍中也没有记载周朝的“报纸”的文字。所以，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2）汉朝说 持这种说法的以我国著名的新闻史学家戈公振为代表。在他的《中国报学史》中的有一节专门论述汉朝的报纸，节的题目是“汉有邸报乎？”他认为，汉朝幅员广大，工商繁荣，文化发达，各藩王与汉武帝之间关系密切，对于京师的政治情报，必定有殷切的需求，而邸报自然应运而生了。应该承认，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汉朝的确具备了一定的抄发报纸的客观条件，而且也的确有了“邸”这个机构，但是，却没有关于“邸报应运而生”这样类似的记载，在现存的汉朝文献资料中，也看不到“邸报”的字样。因此，汉朝有报纸的说法也不能成立。 另外还有东晋说等，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报纸的起源是需要用能看到的实物或是确定的记载来证实的，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做学问需要有这样的方法“大胆推测、小心论证”，这用在我们新闻史的研究中也非常合适，我们需要根据现有的材料大胆的推测一些材料背后的事情，但是翻回头还需要找大量的史料来对想法进行论证，只有想法是不够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可靠的说法是：中国的报纸开始于唐朝。 3、唐代的进奏院状报 到了唐朝，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空前繁荣强大的一个朝代。它采取了一种与前朝不同的行政制度——藩镇制度。我们在中学历史中已经学到，藩镇割据的形势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随着藩镇势力的日益发展，各藩镇的办事代表“节度使”纷纷在京都设立自己的办事机构，叫做“邸”，后来又改叫做“上都知进奏院”，简称“进奏院”。这里的负责人也就叫做“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他们的工作是为所代表的地方长官呈递章奏，下达文书，办理需要和政府中枢各部门请示汇报、联系交涉的各项事宜，也为地方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其中，我们注意到，由邸吏或者是进奏官们，为地方长官了解、汇集和通报各项政治消息而传抄的报告，已经不同于以往的诏书性质的文件，诏书是有强制性的行政公文，而这些报告，却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信息，因此它是一种专门用来传递新
按：我堂堂中华，不能一统，已经让人遗憾万分，而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中国与周边邻国的边界多存在争议，至今不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领土领海问题，严重影响了国家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1759年即乾隆二十四年，大清王朝真正统一中国，形成了稳定的极盛疆域：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领土面积1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从1840年开始，西方列强和日本先后对中国发动战争，并先后割占了香港、澳门、库页岛、黑龙江以北地区、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乌孜别里山口以西地区、台湾和澎湖。1921年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10年后日本侵华，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收回台湾和澎湖后，中国疆域稳定至今，但陆地和海洋边界的局部纠纷持续至今。 现在所说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是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命令解放军参谋部根据内战结束前的地图计算的，当时和许多邻国还没有划定边界，中国领土其实不是960万，而是1042万平方公里。 陆地边界争端 1．中俄边界。 唐努乌梁海地区，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江东六十四屯、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部、伊犁河地区 中俄边界西段50余公里，东段约4280公里。 2005年6月2日中国和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签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中俄最后一部分有争议的边界土地，包括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界处的黑瞎子岛和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在内近375平方公里，双方将各得约一半，中国得到的面积约174平方公里，加上位于黑龙江上的塔拉巴罗夫岛（银龙岛）的全部等共337平方公里的土地划还给了中国。 中俄之间的第一个条约是1689年签署的《尼布楚条约》，以后陆陆续续签署了70多个条约。1929年发生了"中东路事件"，斯大林下令苏联红军远东边防部队占领了这些河道和相关岛屿。 唐努乌梁海是清代乌梁海三部之一，因境内有唐努山而得名。它位于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的北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从战略上讲，是外蒙古的北方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这里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唐朝时是突厥族分布区，归北庭都护府管辖。元朝时，为岭北行省管辖区。清代为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辖区，当时分为5旗46佐领。1864年10月，中俄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原属中国内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在内的共计约44万平方公里土地被沙俄割占。其中包括唐努乌梁海西北部的10佐领，以及原属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的阿尔泰淖尔乌梁海的两个旗。1907年沙俄政府任命迦基洛夫大尉为国境监查官，在乌梁海中部一带地方建立沙俄殖民据点。1914年6月，大批俄军侵入，尼古拉二世宣布唐努乌梁海地区归俄罗斯所有，强行霸占我国17万平方公里领土。1915年中俄蒙恰克图会议时，中国代表提出唐努乌梁海问题，沙俄代表拒绝讨论。沙俄侵占我国唐努乌梁海地区，不仅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未予承认，以后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声明放弃对这一地区的主权。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口以南，瑗珲隔江相对，属中国的领土。1858年，中俄《瑗珲条约》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一带依旧归中国官员管辖，中国居民在原地有永久居住权。1900年7月17日，俄军越过精奇里江，对江东六十四屯中的布丁屯居民大肆焚杀，强行驱赶过江。接着派出骑兵，将未及渡江的二十八屯中国居民"聚一大屋中，烧死无算"。 18日晨，清军渡江与俄军激战。同时瑗珲水师日夜接渡，把部分屯民接至江右。当日，俄军枪杀了千名中国居民，将未来得及渡江的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统统用刺刀逼入黑龙江中。至21日，江东六十四屯全被俄军焚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