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安全感研究
转型期的中国有不同于先发国家的特点,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矛盾凸显期和风险放大期。近年来,中国公共安全事故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各种公共安全问题对社会公众的安全感受造成了影响和冲击,也对政府公共安全管理提出了更大的挑战。公众的不安全感不仅仅来源于公共安全事件,也和个体的生理、心理、境遇、认知等因素有关,同时也受到政府管理、社会环境、经济条件、媒体信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些都对政府的风险管理和危机治理能力提出了极大挑战。研究公众的安全感来源和因素既是维护社会稳定、抗击风险的有效途径,也是发现公共安全问题,及时进行风险预警,使风险前置管理落到实处的重要举措。
在已有的公共安全感研究中,存在着概念不清、范围过小、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主要集中于犯罪、社会治安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的研究,所涉及到的因素主要和一些人口学变量(如性别、年龄、收入、职业等)有关,缺乏对各种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尤其是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等方面对其影响的研究,对公众的主观认知对公共安全感造成的影响讨论也较少,而无论是社会阶层因素、公众对环境安全的认知因素还是对政府管理的信心因素无疑对政府管理提供了更多的安全管理的途径和线索,更具有公共管理的研究价值。本文主要融合社会学、心理学、犯罪学、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把基础研究和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厘清公共安全感的概念,回顾了公共安全感评价和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确定一个普遍适用的、涵盖基本安全领域的公共安全概念体系,并按这一体系内容对上海近三年市民公共安全感调查数据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以此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建议与路径选择。主要研究发现如下：三年公共安全感的评价分析发现,2009年-201]年三年的上海市民公共安全感指数和政府公共安全管理满意度指数总体较平稳,但也有一些领域有较大波动。三年调查数据表明,上海市民的食品安全感出现了大幅度地下滑,交通安全感三年来也处于下降趋势,消防安全感在2010年调查中处于谷底。
总的来看,居民对于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的满意指数大部分都高于自身的公共安全感指数,证明居民对于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能力具有一定的信心。但在一些领域中,居民的公共安全感指数却明显高于其对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满意度,
如2009年的交通安全、食品安全、消防安全领域以及2011年的自然灾害的管理,特别是对于2009年的食品安全,政府食品安全管理的满意度远低于食品安全感。各类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公共安全感与个体的生理因素有关：男性比女性安全感更高,在食品安全感上差异特别显著。个体的个人境遇中的受教育年限对总体安全感和自然属性安全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安全感大部分都处于最低或者次低的水平,除交通和环境安全感与学历的相关程度不显著外,其他安全感都显著,一般呈现学历越高,人们的安全感越低的负相关关系。
这说明风险感知对公共安全感有比较明显的影响,越能感知风险的群体,安全感会越低,不安全感越强。个人的主观认知对公共安全感有一定影响：社会阶层与公共安全感之间也有一定联系,尤其是主观社会阶层的认知；在治安安全感上不同收入群体呈现收入越高,安全感越高的趋势；总的来说,主观社会阶层越高的人,其社会属性安全感越低；相对剥夺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认为收入越不合理的人群其总体安全感、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安全感就越低。社会环境对公共安全感影响明显：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认为社会问题严重程度越高,各类安全感就越低；居住环境对公共安全感有一定的影响,住在内环和中环之间的被访者在食品和治安安全感上显著的低于住在外环以外的人,在环境安全感上则恰好相反；大众传媒是重要的信息“放大站”,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较大；参加与安全相关的活动和组织有助于提高公共安全感；公共安全管理的效果对公共安全感有促进作用,人们对政府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越有信心、越满意,人们的安全感会越高。公共安全感预警研究发现,通过ROC方法可发现logistic模型测算市民进入安全警戒范围的概率有较高的准确度。
但由于本课题依据的调查数据只有三年,如果有足够年份安全感调查数据的情况下,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提出进入安全感警戒线概率的方法,适用于计算市民的初始危机概率。针对研究发现,本论文从社会管理、安全信息公开、安全社区建设、风险预警机制、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公共安全学科建设等角度为提升民众安全感、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安全的社会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1.澳大利亚的城市行政体系 2.新加坡的城市行政体系 3.日本的城市行政体系 4.加拿大的城市行政体系 5.美国的城市行政体系 6.中国的城市行政体系 澳大利亚的城市行政体系——规划行政体系 一、联邦政府及首都的规划行政 堪培拉 在联邦制的条件下，联邦政府一般不干预及州以下的城市规划行政事务。但联邦政府某些部门的职责与地方规划事务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些部门主要有：建设部、环境、住房和社区发展部、交通部。此外，在1972－1975年的惠特拉姆政府中曾设有城市和区域发展部，联邦政府通过行政和财政等手段介入地方城市发展的事务。 在联邦直接管辖下的堪培拉市，在1988年以前，国家首都发展委员会是规划行政的单一主体，联
邦政府设有主管首都地区事务的部长，部长会同国家首都发展委员会处理城市规划布局的调整、土地使用管理等的具体的程序性工作。1988年以后，根据新的立法，堪培拉分别成立了属于联邦国家的首都规划署（The National Capital Planning Authority），及属于堪培拉市的地方规划署（Territory Planning Authority）。国家首都规划署负责制定“国家首都规划”，这个规划中要包括整个首都地区的规划原则、政策及标准，在规划中划出具有国家首都特征的指定区域，在指定区域内制定详细的规划和设计文件，对指定区域实施建设管理。 “国家首都规划”由首都规划署按法定程序编制或修订，经由联邦政府主管部长批准，经政府官报公布生效。规划生效后，政府须在国会两院会议期间的6天内提交给两院，在提交后6天内如果国会任何一院通过动议不同意这个规划或规划中的部分内容，则这个规划或规划中的一部分内容即为无效。 首都地方规划由地方规划署按法定程序编制或修订，并征询首都规划署的意见，书面报地方政府行政长官。联邦法律规定，地方规划与国家首都规划不符为无效。 二、州级政府及规划行政 澳大利亚各州的城市人口主要都集中在州的首府。州的首府都是大都会区，由几十个地方政府行政单元的组成，如悉尼大都市区有30余个地方政府行政区，墨尔本大都市区含50多个地方政府区域。由于首府在各州的经济、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州政府一般都对首府的整个都市化地区施以较直接的管理。 维多利亚州的规划行政体系在各州中最为复杂，并随经济、政治条件而不断变化，经过了多次的调整变迁，但长期以来州级政府机构在规划行政中的主导地位没有改变过。 悉尼港 在维多利亚州的州政府设有规划和环境部（1993年后改为规划与发展部），作为州的规划行政主管部。在州的层面，通过立法设有墨尔本及大都会工务局（The Melbourne and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以下简称MMBW）。MMBW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来编制和实施墨尔本大都市区规划(Melbourne Metropolitan Planning Scheme，以下简称MMPS)。在墨尔本以外的其他城市化地区也通过州立法设立了几个区域性的规划行政机构，以负责跨地方行政区的规划事务。 根据1981年的州城市规划法修正案，位于墨尔本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可以申请编制自己辖区的法定规划。地方政府编制的规划必须与MMPS相符合，且不涉及具有全局性的问题。地方政府的规划必须经MMBW同意才能生效。规划一旦生效，即取代MMPS中的有关部分内容。一个地方政府一旦有了自己的法定规划，相应的规划审批权限就从MMBW转移到这个地方政府。 规划的行政涉及与各方的协调。有许多州的行政机构与规划事务有关，它们有的为规划提供咨询，有的在实施自己的行政行为过程中将对规划产生影响。维多利亚州与规划有关的行政机构包括：州协调委员会，其职责是协调州政府几十个部门的政策和行政行为，确定优先程序及规划方向；规划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为规划部长提供咨询意见，特别是关于规划的政策问题；历史建筑保护委员会，其工作是制定和调整历史建筑的登录；环境保护署，其职责是保护和改善环境及控制污染；城市更新署负责重建或改建旧区；政府建设顾问委员会，负责为主管公共工程的政府部长提供关于保护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建筑的建议。此外还有公共工程部、港口署、土地保护委员会、农业部、住房部、卫生局、林业局等机构也都与规划行政有关。
１9７8－200０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８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２0００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２２%,比１9７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９78年的2９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９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１949年建国到1９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１980年的3０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８．4%上升到４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１6.2％上升到30.５%,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１9．4%。[１]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９78年比1９4９年增长了3８．１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９４9年的3０%提高到1978 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９78年的77．１%；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９４９年的３５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３01０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４9年的31．６%上升到１97８年的６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１9５0年到１97３年，世界GＤ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９％，其中中国大陆GＤP年均增长5.１％，人均增长2．９%，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前言 关于阶级、阶层结构的分析与研究,向来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进行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制定路线、方针与政策的重要依据。《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就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在这篇纲领性的文献中,毛泽东同志通过对当时中国阶级阶层形势分析,指出了在进行民主革命时期要"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为我们党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奠定了阶级路线基础。经过20多年的革命斗争,我们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实践证明,这条阶级路线就是完全正确的。 中华人民共与国成立以后,经过土地改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国家工业化建设,我们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大变化,逐步形成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这就是同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类似的,并没有形成现代社会阶级阶层结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些阶层分化了,有些阶层新生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有些阶层的社会地位下降了。整个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会分化与流动的机制变化了,社会流动普遍加快。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继续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正在向与现代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方向转变。 正确认识目前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特点以及她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发展趋向,正确认识各个社会阶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作用,从中得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阶层结构的科学结论,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基本国情的认识,有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与经济社会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实事求就是地认识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与政府实行的政策与管理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并据以形成新的理论与新的经济社会政策,用以协调好党与政府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正确处理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应当指出,现阶段我们研究社会阶层结构的目的与革命时期不同,已经不再就是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去分清敌我友,而就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共同目标,安排好协调好社会各阶层的地位与关系,以进一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维护社会稳定,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 199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同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读后感通过阅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解到毛泽东是一个相当有远见有分析能力的领导人,能够正确掌握当时中国的国民情况,并作出正确的分析,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篇文章是在党内出现左右倾主义的背景下完成的。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倾向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陈独秀也好，张国焘也好就其本质不是不想把中国引向共产主义。但是他们的错误就是过分的依赖于自己的主观意向，片面的强调某一个方面正确。 毛泽东在这个关键时刻通过正确的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相当及时和正确的。通过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分析得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运用了一种独特的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毛泽东根据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特别国情,灵活的运用了阶级分析法。他并不是注重各阶级的生产关系的属性,然而却突出了内外民族矛盾、贫富阶级矛盾,以分析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尤其是从动态角度考察了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划清了敌我友界线,从而确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和政治策略。正是因为运用了这种独特的分析方法，毛泽东才能根据当时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当时各阶级做出正确而明智的分析，为党当时的发展指明了道路。最终得出结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反动的知识阶级所谓中国大资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敌人,乃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乃是我们真正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无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敌人一一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们当作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乱了我们的阵线。 这篇文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毛泽东对当时中国农民问题的分析。因为中国拥有数量广大的农民，他们长期受压迫，有极大的革命热情和动力，但是却没有人给予他们正确的引导。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农民
我国当前城市化的问题和发展战略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年11月13日 编者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化进程始终以两倍于世界同期平均速度的步伐高速发展。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城市化发展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是否可以一直持续下去，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提升国家综合国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入到加速发展的新时期。但长期实施的城市化方针却严重阻碍了中国城市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我国当前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背景链接 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这必将引起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非均衡道路；是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道路；是以抑制农村、农业、农民的经济利益来支持城市发展，导致不能兼顾效率和公平的非协调道路；是片面追求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而以生态环境损失为代价的非持续道路；是以生产要素的高投入，而不是投入少、产值高，依靠科技拉动经济增长的非集约道路。 传统的城市化存在着诸多弊端，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必须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关于《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 该报告是由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担任主编，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的研究成果。这是继2009年之后专门研究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的第四部年度报告。 城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的非同步 投资与消费失衡：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拉动GDP增长的百分点数，尤其2009年，资本形成总额贡献率达到95%以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达到了8.7个百分点；而同期的消费贡献率只有45.4%，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点数只有4.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为-40.6%，拉动经济增长百分点也出现了负值。在我国城市化发展中，一直存在着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的发展问题。按照国际惯例，发展中的转型国家，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正常水平为30∶70，正常的下限是35∶65，但是我国的投资消费比接近1∶1。可见，我国消费率偏低，投资率偏高。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是我们重建设、轻消费、居民收入水平低下、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 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如果按照三大产业投资水平来看，第二产业投资一直保持较高水平，长期以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向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倾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取得突破，2010年我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整个GDP的比重只有43.1%，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只有34%。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我国主要以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为主；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不高，发育仍不足。此外，我国服务业产品创新不足，服务品质和技术水平不高，在组织规模、管理水平与营销技术上与国外服务业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难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需要。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1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到当今社会，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阶层由以前的的简单到现在的多样和复杂无不体现了国家的富强和崛起。这里我就当代中国社会复杂的阶层进行简单的剖析。 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同志发表过《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对旧中国复杂的社会结构及阶级关系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梳理，并提出了中国革命所要依靠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及打击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系列急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对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结构及阶层关系趋向于简单化。到文革结束后的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阶层主要由三个群体构成:即农民、工人和干部。农民占了人口的80%,生活在城市中的工人及干部,涵盖的范围也较为广泛。当时的干部除公务员外还包括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教师,医生及文艺工作者等。工人中还包括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当时的人们几乎无私有财产,均属工薪阶层。干部和工人之间收入差别也很小。处级干部的工资和六级技工差不多。城市
是因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极大的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得到高速增长的结果，同时也是经济转型期法律,法规不建全,加之官商勾结使一些人快速致富的结果。这个群体富裕之路无外乎有下几个方面: (1)八十年代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一大批农民走上创业致富的道路,他们中的一部分在竞争中成长壮大,后来成为农民企业家。 (2)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存时期,部分政府官员的子女和亲属利用权力,在价格双轨制中掏足了第一桶金,资本的积累使他们走上富裕的道路。 (3)九十年代,干部下海经商潮,也造就了一批富翁。 (4)九十年代在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工人下岗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民期待和精神追求，点亮了希望的征程，形象地为当今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描绘了蓝图和愿景。城市是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中心，将承载我国未来发展的重任，我们会本能地想到美丽中国必然需要建立在美丽城市的基础之上，这就对我国城市转型发展提出了高目标、高要求和高标准。笔者着重针对城市转型发展的几个问题谈些浅见，作为对如何建设美丽城市的献言。 一、美丽中国提升了城市科学发展的理想目标 何谓美丽？美丽是指使人看到、感到美好的形容词。它是美观、美感、美气和美的享受之概括表达，也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满意度的高度评价。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美丽中国，就是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五位一体，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形象目标。笔者认为这是它的内涵，它必然还有一个空间形象要求，那就 从建设美丽中国 想到城市转型发展的几个问题 任致远
是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及独具特色的空间格局，为人民创造生产生活的优美环境，这是它的外延和外观。它的实质是社会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及生态文明，建设一个较高社会发展阶段和具有较高水平文化的现代社会。面对这样的发展目标，我们过去的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方式、发展指标及其评价标准都需要发生实质性转变，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必然选择，由此迈入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新时代、新里程。 城市发展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具有中心地位与先导作用，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体现、窗口和晴雨表。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无疑提升了我国城市科学发展的理想目标，即努力建设美丽城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提出的建设宜居城市、生态城市、园林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和紧凑城市等发展目标，应当进一步深化和综合考虑，因地制宜，突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和文化素质，不仅宜居，有园林绿化，保护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集约紧凑发展，还必须创造优美的城市环境空间和文明形象，使城市各具特色，走出“千篇一律、百城一面”的困境，使城市发展不仅符合科学的发展规律，而且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和精神文化需求，使城市更加美丽，真正成为幸福家园。 美丽城市的发展建设是一个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展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形象目标，包含着城市科学发展的丰富内容，要求城市经济发展硬实力和文化发展软实力相辅相成，赋予城市发展从理论认识到建设实践的变革转型重要使命，任务是艰巨、复杂、困难重重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城市美丽与否最终需要以人民对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态文明的满意度来衡量，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和根本标准，并以人民的直接观感、切身感受、生活体验来说明，因此，建设美丽城市不做实实在在的城市转型发展工作是不行的。这不仅是新时期的呼唤和承诺，更重要的是必须成为新时期城市发展建设的实际行动。 二、对美丽城市的认识与瞻望 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对美的要求，是在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青山绿水、森林草地、长河飞瀑、彩虹霞色、花香鸟语等，是自然美，也 是原始美（原生态的美），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美的环境。在此基础上，人们为追求美好生活所创造的建筑艺术、园林庭院、公园广场、城市雕刻、水上船帆、田野景色等，是创造美、人工美、人工与自然结合美，是经过加工雕琢的美，是在思想意识的支配下构筑的空间美。我国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的人文创造融于自然，缔造了许多众所周知的美丽城市，如“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欲把西湖比西子”的杭州，“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济南等，是突出自然美的古代城市；“千百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古琴川河上架桥，整个城市犹如一把美丽的七弦琴”的常熟，“在宫城之内人工开拓出北海、中南海、什刹海三海居中”的北京城等，是突出人工美的古代城市；“君到姑苏见，大家尽枕河，七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的百园之城苏州，“原有九门而七门为水门，巧妙地把自然山水、城乡、名胜古迹、园林、路桥等联系在一起”的古代绍兴城，“古城、沱江、风雨桥有机组合成立体图画”的凤凰城等，是人工美和自然美相结合的范例。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人工要素的不断增多，自然环境不断被创造，变得十分复杂、多样、形形色色。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衡量美丽城市应强调的是整体美、和谐美，协调各方面的城市要素，处理好“人、自然、建筑、城市”的关系，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发挥出城市的内在优势和魅力，突出城市的个性特色。 需要提及的是，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给城市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改变了城市结构布局模式，工厂林立，高楼大厦崛起，汽车如流，极大地丰富了城市的空间内容及格局。同时，也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了影响和危害，工业“三废”污染直接损害着山林、水系、土壤以及影响着气候变化，造成自然生态环境的失衡和恶化，尤其是致使盆地地形的工业城市形成逆温气象，更加重了对城市大气环境的污染程度，冬季尘雾弥漫往往看不到风和日丽的景象，何以谈及美丽城市的发展建设呢？对那些资源（煤炭、石油、矿业）开发型的工业生产城市，开山采石、地面开挖、采空塌陷、常年大型重载交通工具运输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工业“三
专题20 城市体系和城市群 一、教学内容 1、教学内容： 本专题有“城市体系”和“城市群”两部分组成，介绍了世界与中国的城市体系划分以及城市群的特征、形成条件及意义。 2、地位与作用： 本专题是在上个专题介绍城市个体内部空间特征基础上，探讨城市之间空间关系，前后存在互为因果关系，城市群既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程度后，在一定范围内出现的一种城市集聚现象，也是当代世界城市化的主要特点，为下一个专题“城市化”学习打下基础，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说出城市体系分类方法，列举出不同等级的典型城市。 2、根据“中国城市的体系等级层次系统表”和“中心地模式图”，学生归纳出不同等级城市数量。 3、阅读“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分布图”等系列图表，说出城市群的特征和有利条件。 4、阅读“世界六大城市分布图”和“世界人口密度图”，分析出世界的六大城市群共同优越条件； （二）过程与方法 1．以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为案例，学生在对我国最大城市群中的城市分类中，知道城市体系分类方法以及对应的典型城市。 2、通过阅读“世界六大城市群分布图”和“长三角城市群分布图、等级体系图”以及相关资料，懂得读图分析地理现象的方法。 3、学生以课前小组合作形式通过书籍、互联网等途径搜集世界重要城市群的经济、人口、交通等相关资料，提高其地理信息搜集、整理、分析能力。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学生对我国不同等级城市等相关资料的搜集，让学生关心我国基本地理国情，增强热爱祖国的情感。 2、培养学生重视、关心城市发展意识，提高学习城市地理兴趣。 三、教学重点、难点
1．重点：城市体系及其划分、城市群形成的条件、特征、意义 2．难点：中心地理论 四、教学方法和手段 1、案例教学——“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体系” 【背景思想】“城市体系”划分级别多，知识琐碎、枯燥，对于我国唯一的世界级城市群，又是生活在该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上海的学生，教材却只是以专栏的形式作了简单介绍，教师以此地为例来让学生学习身边熟悉的城市等级，更能体现二期课改“关注贴近学生生活的地理”理念。 2、图表教学 【背景思想】“城市群”这一部分知识图表资料多，可以通过读图来培养学生学科能力,强化地理事物的空间位置及空间关系。 3．多媒体教学：在重点和难点环节探讨活动中运用幻灯片演示辅助释疑。 五、教学安排1课时。 六、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 1、展示长三角地区这几年建造好和正在建造的世界级桥梁雄姿 东海大桥江阴长江大桥润扬大桥 苏通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崇启大桥效果图【背景思想】学生们在了解时事地理同时，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可引导学生思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 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 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 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年份|总人口(万人)|城镇总人口(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1949|54167| 5765|10．6 1950|55196| 6169|11．2 1951|56300| 6632|11．8 1952|57482| 7163|12．5 1953|58796| 7826|13．3 1954|60266| 8249|13．7 1955|61465| 8285|13．5 1956|62828| 9185|14．6 1957|64653| 9949|15．4 1958|65994|10721|16．2 1959|67207|12371|18．4
自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社会贫富分化明显加剧，社会阶层化的空间化进程加速，城市空间急剧分化。社会矛盾也常常会体现为空间资源分配或争夺的矛盾。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来看，差别、分异、破碎化的新格局正在产生。 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分异和碎化趋向表明中国城市社会正由“差序格局”转向“团体格局”，进而表现为一种混合性的“属地格局”：这一格局兼具“差序格局”和“团体格局”二者特点。我们认为，“属地格局”是当代“中国式城市社会空间”的核心，这一新格局的出现预示了中国城市所面临的千年之变。 随着资本主义及其一体化市场的全球性扩张，生产关系的矛盾也越来越由生产空间（单位、厂房、公司）转向社会空间（社区、楼盘、街道)(Logan and Morotch，1987)，也就是说，社会群体的差别正越来越体现在其所聚居的社会空间差别，无论是就物质空间、文化格局还是行为模式而言，均是如此。 “空间”作为一个概念，在西方文明中经历了从绝对空间，到功能空间，再到社会空间的认识演变①[列斐伏尔(Lefebvre)将对空间的认识归为四种“假设”，2008]城市社会空间这一概念，指的即是城市在社会与经济方面呈现的空间状态或特征；社会空间是空间的实际范围与人们领悟的空间范围的复合体，由主观部分和客观部分组成。 一旦空间与人类生产、生活相结合，便从此具有社会性②，社会空间应运而生，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现实化和物化（商品)。"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我们得以安置个体与事物的虚空（void)之中，而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 空间变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场所。 通过研究中国城市空间的方式研究它的社会、历史演进，研究空间的特性就等于研究社会关系，空间的矛盾与社会关系的矛盾相辅相成。 列斐伏尔展示的空间生产出的欧洲社会历史历程如下：①绝对空间：自然。②神圣空间：埃及式的神庙与暴君统治的国家。②历史性空间：希腊式城邦，罗马帝国。④抽象空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空间。⑤矛盾性空间：当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地方化对立的空间。@差异性空间：重估差异与生活经验的未来空间(Lefebvre，1991) 首先，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土地、阳光、空气都被纳人生产力与产物之中。其次，城市结构因其沟通和交换的多重网络（如公路、铁：路)，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同时城市及其各种设施（如港口、火车站）亦是资本的一部分。于是，资本主义的空间不只是生产资料（如厂房、土地)，还是消费对象（如海滨度假区、迪斯尼乐园)，也是政治工具（如规划手段、警察管制空间)，并且被用来巩固生产力与财产之间的关系（如豪华社区对富人及其财产的庇护)，同时还可以充当上层建筑的一种形式 空间被同时列为生产力、生产资料、生产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尤其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一部分。由于每一种社会状态的存活都依赖于对空间的占有和不断再生产，以得到与
中国古代城市体系的演变过程 城建1班张富彪 2011109042 我国对于城市做出的规划及其布局结构体系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从考古发掘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及安阳殷都等处的遗址看，城市规划思想虽处于模糊的萌芽时期，但其布局已有一定的分区，一些都邑自中心向外周多依次为宫署区、居住区、农业区、城防区、作坊区等。郑州商城城址规模据测已达周长约7公里，城内还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台基和大型房基以及手工作坊等遗址。这些遗址布局表明，城市是经过简单的规划的。 西周时期： 营城建邑以前人的经验为基础，根据实际，周人还制定了一套城邑体制，自觉地把城市规划应用于城邑营建实践，从而为建立我国古代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同时也确定了我国传统城市内部分布结构的基本格局。西周城邑规划布局，确立了我国城市以宫城为中心主体的基本结构，处于从属地位的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则按照各自功能和规划体制要求，分别布置在主体的周围，按分区尊卑，围绕宫廷区依次安排。王室、卿、大夫府第所在的“国宅区”近王宫而建民众多分处城之四隅，宫区之北多为市场区，工商业者居于近市，手工业作坊区置于外郭。在宫廷区内，即实行前朝后寝制和三朝三门制；另有与之相适应的网格。通过整个道路系统的联系作用，一方面将规划范围扩及广大的王畿，另一方面以显示宫廷区的核心地位。我国古代城市的这种布局传统，差不多贯穿了我国城市发展史的全过程 秦汉时期： 随着大统一专制王朝的建立，城市规划布局传统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城市内部结构布局重视利用地形，不强求仿制周制在形状上的整齐划一，据地形以加强军事的防御功能，以致城垣、居住区等平面颇为曲折；同时，秦汉宫廷区范围相应大为扩展。西汉整个宫廷区分为五宫，各自独立，顺地势高低从南而北，沿南北中轴线交错布置，呈不规则状。市、作坊及居民闾里偏处城北与城周较低地带。上行下效，郡、县治城亦多仿此。能，以致城垣、居住区等平面颇为曲折；同时，秦汉宫廷区范围相应大为扩展。西汉整个宫廷区分为五宫，各自独立，顺地势高低从南而北，沿南北中轴线交错布置，呈不规则状。市、作坊及居民闾里偏处城北与城周较低地带。上行下效，郡、县治城亦多仿此。 汉魏时期： 洛都因受传统礼制的影响，其王城规划布局基本上以周制为蓝本，但又不完全受其局限。洛都分区布置井井有条，以宫廷为中心，凡与宫廷区有密切关系的，加上永宁寺，都分布在内城中，各按其性质，依方位主次，环绕在宫廷区的周围。外郭除正南设有辟雍、灵台及明堂外，主要辟作市、里及手工业区。内外城的功能，其分工十分明确。市、里统一规划布局，严格区分。这种区域结构，既是这一时期继承周制城邑传统经验的总结，同时又为确立唐、宋时期城市规划制度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的城市布局结构，除宫廷区、官署区没有多大的变化外，在商业区、居住区等其他分区布局结构方面，尤其是宋代，则有较大的改进。其主要表现是：为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传统的集中市制转变成以全市为市场领域，行业街市为骨干，联系分布各居民坊巷的商业网点和新型仓库区所组成的商业网，新兴的城市服务行业，如瓦子、茶馆、酒肆等，也纳入商业网内，聚合而为我国古代后期城市综合性的商业服务组织的新规划、布局体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城市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也是我国走向经济大国的必经之路，不仅加大了城乡的人口流动，促进了农村地域发展，平衡了城乡发展的节奏，拉动了国内消费，也带动了城市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但随着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同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例如城市人口拥挤、交通问题、住房紧张、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公共安全管理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健康化、有序化、科学化。 关键词：城市化问题对策 一、城市化概述 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都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社会才能有更大的创新和进步。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可谓“追梦改革万里春，农民潮涌作工人。荒滩野岭高楼起，立体网联城市群。”但是，正在进行中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因此，单纯、刻意、过激地进行城市化，并不适宜中国的国情及稳健发展的需要。当务之急是将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都总结出来并找出相应的对策，正确认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现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善同指出：在选择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时，应当优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整体竞争力。 2.有助于缩小区域差距、优先区域布局。 3.有利于资源节约与利用。 4.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李研究员提出的标准将对我们找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提供坐标，指明方向。 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1.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人口问题 普遍意义上的城市化主要就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虽然一方面缓解了农村区域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人口增长过快、人口拥挤的问题。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1）我国大部分城市还不具有良好接纳包容这么多农村人口的条件，这就使得原本就不算发达的城市，无法解决这部分迁移人口的生活、工作、学习、住房等各种问题，也给原本基础设施条件差、住房条件差的城市无形中增加了更多的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工商业集中，人口密度大，人工设备密度高，活动强度大，人多车多，导致交通拥挤。城市地域不断向四周蔓延，城市功能混杂，建筑密集，
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严铭 阶层是对人群的划分，同阶级、等级一样，不是对人群横向的划分（如对牧人、渔人、农人、工人的划分，它表现为劳动者分工，即人与某种劳动职能的固定结合关系），而是对人群纵向的划分。人群的横向划分决定着人们怎样互相交换其活动，反映着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群的纵向划分决定着人的高低差别，反映着人对人的压迫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中既有阶级概念，又有阶层概念。当这两个概念并用时，阶层通常是阶级的组成部分，表示阶级内部次一级的划分，隶属于阶级，有时也包括其阶级归属尚不明朗的过渡性成份。 由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如实地指出了当代中国不是人人平等的无阶层社会，而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高低差别的社会；比较客观地描述了当代中国人群的这种差别，为人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调查材料；在对人群分层时，指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处于社会上层，产业工人处于社会下层，中间隔着6个社会阶层，从而使读者可以看出前者已经不像改革开放前那样是工人阶级的代表者，而后者则不是主导阶层（第105页），自然不再属于领导阶级，正在逐渐滑向弱势地位；正确指出“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第16页）此外，还对政府有关部门在教育经费使用上的两极分化做法表示了义愤（见此书第96-97页），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和称道的。 此书在描述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现象时，旗帜鲜明地用阶层论代替了阶级论。自然，它就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阶层进行阶级归并，正确揭示我国当前的阶级状况。 之所以如此，是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革命党而是执政党，“目标”应当“变化”为团结和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第7页），通过广泛妥协和“合作”实现各阶层的“共赢”（第99页，第108页），即用阶级阶层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认为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对社会分层状况“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第99页）。这里所说的“传统政治意识形态”显然特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它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已经“过时”，因而应当予以“扫除”（第104页）。 然而，在“扫除过时意识形态的障碍”（第104页）的同时，此书又想表白自己所用的阶层论并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第5页）。为此，它求助于英文词汇。说，在“大多数”英文文献中，并不存在“阶级”与“阶层”两个概念的明显区别，“大多数”理论家都采用同一个词汇：“class”,它既可以被译成“阶级”，也可以被译成“阶层”（见此书第5-6页），并就此写了一大段说明。这段文字似乎是想让一部分赞同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读者感觉，此书所说的“阶层”同“阶级”本是同一个概念，此书所用的阶层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没有必要把“阶级”改称“阶层”。但为什么又改了呢？此书说：“在中文中，情况有所不同，‘阶级’这一词汇往往是指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即由生产资料占有来进行划分的、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对立、斗争关系的群体，这一词汇让
1978－2000年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 武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从城乡居住人口这个城市化指标来看，2000年城镇人口所占比重达到36·22%，比1978年提高了18·3个百分点；而1949—1978年的29年里，城镇人口比重仅提高了7·3个百分点。但并不是说这个结果是令人满意的，我们应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本文试图对这22年的城市化做出恰当的评估，指出其特点和成因，并依此提出建议。 一、1979年以前中国城市化评估 （一）城市化水平。 众所周知，从1949年建国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大陆的城市化相当缓慢，在1950至1980年的30年中，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由28.4%上升到41.3%，其中发展中国家由16.2%上升到30.5%，但是中国大陆仅由11.2%上升到19.4%.[1]这种城市化的缓慢并不是建立在工业发展停滞或缓慢的基础上，正相反，改革开放前的2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并不算慢，工业总产值1978年比1949年增长了38.18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1978年的72.2%；社会总产值增长12.44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由1949年的41.4%上升到1978年的77.1%；国民收入总额则从1949年的358亿元增长到1978年的3010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提高7.41倍，其中非农产业在国民收入构成中的比重，也由1949年的31.6%上升到1978年的64.6%.[2]另据麦迪森计算，从1950年到1973年，世界GDP 总量年均增长4.9%，人均GDP 增长2.9%，其中中国大陆GDP 年均增长5.1%，人均增长2.9%，高于和等于世界平均水平，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 上述中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独特现象，是与改革开放前大陆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由此导致的计划经济体制分不开的。本文即准备从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对劳动力供求关系和转移的影响，来探讨这个时期城市化缓慢的主要原因。 1949－1878年全国城镇人口变化情况[4]
自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发表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各个阶级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剧烈演变。直到改革前夜，当年的中国各阶级演变成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四个群体，这四个群体又可进一步合并为农民和非农两个大群体。改革二十多年来，上述四个群体抑或是两个大群体又进一步演变为6个阶层。即官权阶层、富豪阶层、中产阶层、平民阶层、贫困阶层、知识阶层。从阶级──群体──阶层，反映了三个时代三种不同的社会组合，也反映了人们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对不同社会组合的不同认识。那么，当代这6个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生存态度和价值取向又是怎样的呢？（https://www.doczj.com/doc/011465950.html,） 官权阶层。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官本位国家，历代的官员不仅数量大，而且地位特殊。但当代中国官员阶层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他数量空前庞大，还在于他是在体制转轨过程中突出、发展起来的。一方面，他担当着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利益，这种利益事实上在不断膨胀。大大小小握有实权的官员从公开的收入看虽然并不很高，但由于享受着汽车、房子、电话、医疗等一系列优厚待遇，以及其他种种无形的待遇，所以实际收入、消费水平比较高。这是明面上的。如果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权官存在这样那样并不违法的灰色收入，这部分官员的实际收入还要高。如果再考虑到还有一部分权官利用手中权力捞取黑色收入，比如受贿、贪污、化公为私等，那末这部分人的收入就难以计算了。当然，一旦东窗事发另当别论。近年官权阶层又出现了五个倾向：一是讲究排场、享受的攀比之风趋于厉害，即所谓轿车越坐越好，越坐越专；房子越住越大，越住越阔；招待越来越讲究档次。二是中高级官员卷入腐败的增多，大案要案明显上升。三是塌方式腐败趋于严重，即“一窝黑”、“一班蛀”的案件增多。四是颓废空气正在弥漫开来，越来越多的官员奉行“不捞白不捞”、“不乐白不乐”的哲学，及时行乐且唯恐不及。五是傍“大款”风方兴未艾，一些官员只对财大气粗的私营企业主感兴趣，对外商感兴趣，而对小老百姓的疾苦包括受中外老板们欺凌的普通员工的疾苦却缺乏起码的同情心。但与此同时，这个阶层中不少有识之士深深怀有危机感和改革的紧迫感，迫切希望通过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消除腐败，摆脱困境，改善和加强对社会的领导。但由于权力运行规律使然，他们又很难超越自身的局限性推进改革，而在维护权力和改革的平衡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求着出路。毫无疑问，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改革的深化，社会结构的继续变化，官员阶层所处的矛盾地位还会进一步突出。能否在推进社会发展中改善自身和变化自身，将是这个阶层越来越面临的难题。能否解开这道难题，既取决于这个阶层本身的努力，也取决于其他社会阶层的推动和支持程度。（https://www.doczj.com/doc/011465950.html,） 富豪阶层。这是改革以来出现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阶层。这个阶层人数很少，不超过总人口的0.3%，即350万人左右（包括家庭成员，下同）。但控制的财富已达到十分惊人的程度，其银行存款大约占全部居民存款的1/3以上，家庭收入估计也占全部居民收入的30%以上，这些人的私人资产一般都在3百万元以上，有的达到几亿元甚至更多。这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最大受惠阶层，大约构成如下：①借助权力利用体制空隙暴富起来的。这部分人包括官权阶层的亲属、下属、朋友以及那些通过种种手段和官权阶层建立关系的人。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中末和90年代初期，利用价格双轨、利率差档、房地产批转租等体制空隙，大肆参与紧缺物资、批文批件、贷款、地皮的倒腾，转眼之间就聚敛起大量的财富。②直接运用权力化公为私暴富起来的。这主要是一些腐败的国有企业负责人和掌握大量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