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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三章 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三章 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三章敦煌学与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研究

第一节敦煌遗书对于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方面的贡献

敦煌遗书规模之大,内容之宏,涉及面之广可谓是空前的。姜亮夫先生在《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一书中说:“它在文化上的整个价值,虽此时尚不能作确切的估定,将来影响于学术文化,甚至于我们民族创进的资鉴,亦正待于国人的兴起研究。但我可以平平实实,不夸张、不收不揜地说,它的深邃之处,容或不如孔壁之于儒家经典,甲骨之于殷商史实,铜器之于两周史迹,而博大之处,关联之处,即综合的比价必不在前几次任何一次之下”。诚如斯言,敦煌遗书为浩博的中国古代文献增添了异样的光彩,弥补了许多以前意想不到的空白,在古文献校勘、训诂、辑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校勘

校勘,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基本任务,又叫做“校雠”,是广泛搜集各种相关的本子,取证各种相关资料,对同一古籍进行比较对照,校出篇章文字的异同,审定是非,力求准确地恢复古籍原貌的一项学术性工作。敦煌写本中,有些原本是四部典籍的写本,还有的不少是孤本,可以取作底本或参校本,也可用作参考材料,补充现存古籍校本的不足。

敦煌写本产生年代一般要早于刻本产生年代,往往更接近于原本真实面目,在校勘中可以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如在校勘《元和郡县图志》等唐代地志文献时,不仅要取两《唐书》、《唐会要》、《通典》、《太平寰宇记》等书相互参证,同时也要格外注意采用敦煌文献,才能更好

地还原本本来面目。敦煌写本中存3件唐代编纂的地理总志写本,即敦煌市博物馆藏《天宝十道录》,保存了5道138 州府、614 县的记录;P.2522 《贞元十道录》,保存了剑南道12州残文;P.2511 《诸道山河地名要略》,保存河东道州府情况。这 3 种文献都可作为整理《元和郡县图志》等的参考资料,可利用借鉴之处甚多。如《元和郡县图志》(贺次君点校)卷40沙州敦煌县悬泉水条“在县东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一句,校勘记云:“今按:各本作‘出悬泉山',无‘腹'字”。而据敦煌写本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三“悬泉水”条载,“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西凉录· 异物志》云:汉贰师将军李广利西伐大宛,回至此山,兵士众渴乏,广乃以掌拓山,仰天悲誓,以佩剑刺山,飞泉涌出,以济三军。”据此,“腹”字不误。又据P.5034《沙州图经》卷五龙勒山条,“右在 [寿昌] 县南一百八十里”。可知《元和郡县图志》底本“龙勒山”应为“悬泉山”。

又如,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首尾完整的唐代慧能的《六祖坛经》抄本,这个抄本比现存的宋代刻本要少很多内容。根据这个抄本,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坛经》的扩充经过,以及到宋代时又增加了哪些内容。此外,敦煌市博物馆藏完本、旅顺博物馆藏完本的首尾照片、北京图书馆藏冈 48 和有 79 号两件残本的相继问世,为校订新的《六祖坛经》提供了重要资料。周绍良先生《敦煌写本 < 坛经 > 原本》一书指出,这些敦煌本年代不一,但内容相同,应当就是慧能的原本,也就是惠昕所据以改动的古本。在此种见解的指导下,周先生对此书的整理方法是,先把各个敦煌写本影印出来,然后校录,以保存本子的真实性。周

先生的看法是建立在利用现有所知全部敦煌写本来考订《坛经》写刻本基础上的,是利用敦煌文献来考订古籍的范例。

二、训诂

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定数量的古籍写本和一些与之相关的珍贵文书,在训释、考订古籍,或是在利用古籍编纂某一专题的工具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如古代口头语言,在正统文献中涉及的很少,而利用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变文文书却可以对当时人们的口头语进行深入的探讨。变文是唐五代时期的民间文学,其中保存了不少民间口语,有些材料可以和敦煌的其他文献相印证。如《难陀出家缘起》中有文“道三两声家常”,此言较难理解,而通过敦煌王梵志的诗文,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它含有布施的意思。又如“庠序”,利用敦煌文献可以了解它除“学校”含义外的意思:在敦煌维摩诘讲经文“威仪庠序,服锦新鲜” 中,可知它有“安详”的意思,同时根据敦煌《贤愚因缘经》可知“徐庠”“祥序”都可表示安详。

又如《资治通鉴》卷239中曾记“(李)师道素养刺客奸人数十人,厚资给之”。其中的“奸人”是指何人?据敦煌文书《张议潮变文》“(前缺)诸川吐蕃兵马还来劫掠沙州,奸人探得事宜,星夜来报僕射。”可知奸人应为密探、间谍之人。

可见敦煌文献在训诂字义、考订古籍方面具有其他正统史书所无的价值。

三、辑逸

辑逸是整理研究古籍的重要手段,是对群书保存下来的已经亡佚文献的佚文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成册,以达到基本恢复原书面貌,或辑录出一个残本的目的。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写本,都含有一些古佚书的残卷,如《论语郑氏注》、《春秋后语》、《大唐新定吉凶书仪》等,它们是古书的转抄本,和清代学者辑逸作品相比,大多保存字数较多,而且相对完整,价值大大超出一般从类书、地志、古注等书中所辑出的零散片断。因此,敦煌文献在古籍辑逸上具有极高价值。

如唐五代时颇为流行的晋孔衍的《春秋后语》,元以后亡佚,明清时期辑逸之风盛行,现在所能见到的该书辑本共有6家,其中以王谟《汉魏遗书钞》所辑最全,共辑75条,约七八千字。而敦煌所存《春秋后语》写本多达12件,即P.2569、P.2589、P.2702、P.2872 、P.3616、P.5010、P.5034、P.5523、S.0713、S.1439、P.t.1291和罗振玉旧藏本等,保存下来的文字既多于前人辑本,而且更为真切,大多为孔书本文,弥足珍贵。

敦煌写本中还保存下来一些佚书片断,这些片断往往留存于类书、书仪、地志当中,它们对于辑逸工作同样是极其珍贵的。台湾成功大学王三庆教授所著《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3 年)中特别列出“提供遗佚书籍的残文”一项,将敦煌类书所含亡佚古籍的名录加以分类,为今后辑逸工作提供了指南。现转录于下:经部及小学:《尚书中候》、《易飞候》、《易乾凿度》、《易通卦验》、《易是类谋》、《河图洛书》、《赤伏符》、《运斗枢》、《礼

含文嘉》、《春秋说题辞》、《春秋考异邮》、《春秋元命苞》、《孝经援神契》、《韵集》,共14种。

史部:《春秋后语》、《三十国春秋》、《东观汉记》、《三国典略》、《晋中兴书》、《晋阳秋》、《汉官仪》、《良吏传》、《孝子传》、《三秦记》、《梁四公记》、《广州记》、《武昌记》、《英雄记》、《宜都山川记》、《嵩山记》、《蜀王记》、《南越志》、《风土记》、《拾遗》等,共50余种。

子部:《亡名子》、《玄游子》、《华子》、《抱朴子》、《符子》、《典论》、《世语》、《制法论》、《忠臣论》、《物理论》、《古今通论》、《氾胜之书》、《语林》、《女诫》、《博物志》、《太公家书》、《灵异记》、《五行记》、《梦书》、《符瑞图》等,共 41 种。

集部:诸家《诫子书》、《流别论》、《魏朗书》及各家诗、文、论、引、俗谚等,数十种。

此外敦煌其他文献写本也常常引用佚书。如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引有《西凉异物志》、《十六国春秋》之《西凉录》、《北凉录》、《后凉录》等多种。P.2511《诸道山河地名要略》引用《赵录》、《图经》等。P.3900《书仪》残卷,引有毋至《风土记》、《续晋阳秋》、《晋咸康起居注》等。可见,敦煌文书对于中国古籍的校勘、训诂、辑逸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中国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节敦煌遗书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价值

敦煌遗书中历史学资料极为丰富,有些可以补充史料记载之不足,有些则可以纠正正史记载的讹误,有些则可改变某些传统的说法,特别是有关西北史研究的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价值。

敦煌遗书中的史学材料包括:法制文书、官府文书、田制文书、户籍、手实、差科簿、赋役文书、财政文书、寺院经济文书、仓廪文书、勾检文书、地理文书、军事文书、各种契约以及有关公廨钱等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大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之事的第一手史料,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文献有助于了解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有关土地制度的文献,可以使我们得晓唐代均田制、吐蕃计口受田制、归义军请授田制度等实行的细节;户籍、差科簿、契约与社司转贴等文书,对敦煌古代徭役、兵役等制度的研究很有帮助;唐代法制文书,可与现存唐律相互印证;社会史的史料,有助于帮助了解唐代物价、劳动力价值、僧尼的生活、喜庆宴会及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如敦煌唐代法制文书,保留了正史中大多已散失的唐令、格、式,以及部分唐代律、疏等,计有20件,另外吐鲁番出土法制文书8件,共计28件,计律10件、律疏6件、令2件、格5件、式4件、令式表1件。这些写本共计载律、疏、令、格、式约250 余条,涉及名例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诈伪律、捕亡律八律,名例、职制、贼盗、杂律四疏,田、禄、祠、假宁、公式、职员、官品七令;刑部、户部、吏部、职方、兵部五格;吏部、度支、祠部、水部四式,保存了贞观、永徽、仪凤、垂拱、神龙、开元及天宝历朝的法律制度,为我们提

供了研究唐代律典发展演变的珍贵资料,尤其是令、格、式等法典写本的保存,填补了正史典籍记载的空白。

敦煌遗书中保存有4件为历代书目所未载,题名为《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的残卷,卷号分别为:S.5505、5785、P.2652、4016 。记载了远古传说中的开天辟地、九氏三皇五帝的事迹,一直到晋朝。据考证此书作者是宗略、宗显二人,成书时代不早于西晋,不晚于隋,而作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可能性较大。据《隋书· 经籍志》所载,这一类著作当时还有《帝王世纪》、《古史考》等,但大多数都已失传。而敦煌石室中保存的这本《天地开辟以来帝王纪》却首尾完整,较好地保存了这一类书的面貌。

敦煌文献中的社会经济史料,开拓了对唐代土地制度、赋役制度以及财政制度的研究领域。如敦煌出土的有关均田制与户籍管理方面的文书,记载了均田制的实施情况及细则,十分珍贵。如有关北朝均田制的情况,由于文献记载过于简略,无法清晰地了解其实施的完整过程,而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残卷》,记载了西魏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赋税数额等情况。在田制上记载了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等内容;在丁户上记载了老、丁、女、贱、婢等内容。此外还保存了有关当时的纳税量词:石、升、斗、斤、两、匹、丈、尺、围等。从而为研究北朝均田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再如敦煌文书中保存着丰富的敦煌佛教社会的各种原始资料,其中尤其以晚唐五代宋初的资料为最,这些资料为我们敞开了古代敦煌佛教社会的大门,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僧官体系、僧尼生活、寺院规模、依附人口、佛教节日等相关问题。其中僧官体系在吐蕃与归义军时期名称不尽相同。吐蕃时期敦煌的僧官体系为:都教授—副教授-都法律-法律-都判官-判官;归义军时期的僧官体系为:都僧统-副僧统-都僧政-僧政-法律-判官。总管各寺的教团机构是都司,设在敦煌城内的龙兴寺。敦煌的寺院规模,最盛时期有 17 座,寺院有大有小,有的在城内,有的在城外。各寺中一般都有经藏、佛像等供养具、家具、衣物等常住物。对于寺院财产的出入收支都有明晰的帐目,如P.2032 背(3)《后晋时代沙州净土寺诸色入破历算会稿》,详细记载了当年寺院各色开销与收入。他如 S.4120《壬戌年至甲子年(962~ 964)沙州某寺布褐等破历》、S.6452(3)《壬午年(982)净土寺常住库酒破历》等,不一而足。

对于僧尼生活,敦煌文书更是提供了一般正史所不可能提供的绝佳材料。如敦煌文书中有关僧尼不住寺的记载、僧尼修行与参与宗教活动情况的记载、赋役负担与各种收入来源的记载、僧尼丧事的操办以及政府对寺院的控制等方面的记载,多为正史付之阙如。又如 P.2642 《诸色斛斗破用历》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饮酒、P.3410《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疏》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拥有私有财产 P.3249《大中、咸通间(848 ~874)归义军对兵名籍》等文书记载敦煌僧人参军之事等,为其他史料所鲜见。关于寺院的依附人口,敦煌文书中也有着大量记载。敦煌的依

附人口主要包括寺户、常住百姓、硙户、梁户、酒户和牧羊人等。其中寺户的具体工作有佃种、刈稻、看园、园收、放驼、放羊、泥瓦、木匠、造纸、看硙、看梁、煮酒、修仓、守囚、车头等。对于佛教节日,敦煌文书中也有不少记载。如 P.3103《浴佛节佛事斋文》、S.4191 《腊八道场斋文》、S.2575《为筹办七月十五庄严道场启》等文书所记:正月十五要举行燃灯、赛天王的法事;二月八日佛诞日,要举行行像会;七月十五日要设盂兰盆会,设乐讲经;腊八要燃灯等。从敦煌文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古代敦煌寺院及僧人生活状况的真情实景。

敦煌文书尤其对于古代河西、敦煌的社会经济、生产关系、社会生活、政治制度的探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这些资料不仅可以弥补、纠正正史之不足,同时还可以通过它们对古代敦煌乃至古代河西的历史形成一个更为透彻、更为明晰的认识。

第三节文书制度、职官制度研究

1 、文书制度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留下来不少唐朝各级官府的文书原件,透过这些官府文书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加强对唐代文书制度的了解,一方面可以对文书中涉及的其它制度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唐代对于官文书颇为重视,并且还有严格的专门规定。据《唐六典》和其它文献记载,唐朝政府对于官文书的纸张、字体、签署、用印、避讳、归档、录副、保存、修补、发送、传递、接受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如文书的传递过程为:起草、中书覆奏、进画、宜奉行、过门下、行下。以唐开元二十五年(737)令为基础而编成的《唐六典》,对唐代最主要的几种上行和下行文书均有记载。下行文书包括:制、敕、册、令、教、符等6类,制、敕、册是天子所下文书,令为皇太子所下文书,教为亲王、公主所下文书,尚书省下达于州、州下达于县、县下达于乡的文书称为符。上行文书包括:表、状、笺、启、辞、牒等6类,表指上于天子之文书,状为上于近臣之文书,笺、启是指上于皇太子之文书,九品以上官员上行文书通称为牒,庶人上行文书曰辞。政府各部门互相间的往来文书依其类别不同可分别称为关、刺、移。

此外,《唐六典》卷9中书省中书令条,记“凡王言之制有七”,分别为:册书、制书、慰劳制书、发日敕、敕旨、论事敕书、敕牒。卷8门下省侍中条记载,“凡下之通于上,其制有六”,分别为: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

以上所列这几种文书其内容、形式不尽相同,但在一般正史中大多只存留文书名称与相关规定,而不见原件。而在一些唐代文章总集和官人文集中,虽然保留了一些官文书的内容,但却往往删除了文书的格式或其年代,以致使唐代官文书的原貌很难得见。然而有幸的是,敦煌遗书中不仅保存了一批官文书的原件,而且还保存了一件唐《公式令》残

卷 (P.2819V) ,其中包括《移式》、《关式》、《牒式》、《符式》、《制授告身式》、《奏授告身式》6种官文书的书写格式,十分珍贵。

有关唐代文书制度,日本学者中村裕一曾做过大量研究。据中村裕一检索,敦煌出土下行官文书包括:制书(诏书)S.446 《天宝七载(748)册尊号大敕文》、P.2696《中和五年(885)车驾还京师大敕文》;发日敕书有 P.4632《金山国皇帝敕》(制授告身的敕词相当于发日敕);敕旨有 S.5257《先天元年(712)敕旨》;论事敕书有S .11287A《景云二年(711)赐沙州刺史能昌仁敕》;敕牒有 P.2054 天宝元年( 742 )职官表保存的敕牒、 P.4632 《咸通十年(869)敕沙州刺史张淮深牒》;制授告身有P.3714V《乾封二年(667)氾文开诏授告身》、P.3749V《圣历二年(699)氾承俨制授告身》、S.3392 《天宝十四载(755)秦元□制授告身》;奏授告身有敦煌研究院藏景云二年(711)张君义告身;过所有敦煌研究院藏天宝七载( 748 )过所等。敦煌出土上行文书包括:表有 P.3827《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上表》、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状有P.5566《书仪·上中书门下状》、S.4398 《天福十四年(949)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进贡状》;牒有 P.3952《乾元元年(759)罗法光祠部告牒》等。

这些文书的原本与抄件不仅可以使我们对唐代各级官府文书的起草、传达与格式有一清晰的了解,而且还可以从中窥见唐代中央、地方的行政运作效率。

2 、职官制度研究

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批唐代官府文书,对于研究唐代的职官制度提供了重要史料。这些文书大多撰于唐代后期,而前期较少。并且大多为记载官府运作的原件,十可宝贵。相比之下,正史中所记唐代职官制度,如《唐六典》、《通典》、《旧唐书· 职官志》和《新唐书· 百官志》等的记载,则是详于唐天宝以前,而略于唐代后期。并且正史对于官制的记载往往多记职官的名称、品级、员额、职掌等,却略于官僚体制演变发展及其运作的状况。敦煌所存官府文书在时间上恰可与正史记载相衔接、相弥补,并可对唐代行政制度的运行进行研究。

此外,正史所记大多为中央官制,对地方官制记载较少,如《唐六典》30卷中对地方官制的记载只有一卷。相比之下敦煌官府文书绝大多数为地方官制的记载,主要包括州(郡)、县、乡、里各级官吏的材料,以及军事系统的折冲府、军、镇、戍、守捉等资料,对于研究唐代地方军政职官制度意义重大。

吐蕃占领敦煌后,有关吐蕃官制正史记载语焉不详,而敦煌文书中保存了有关吐蕃时期官制的大量珍贵史料。如据 S.2146《行军转经文》、P.t.1079《比丘邦静根诉状》等文书记载,吐蕃占领敦煌后,设河州、瓜州两个节度使,分别治河州和瓜州。这与敦煌陷蕃前唐朝在凉州、鄯州设节度使有所不同;据 P.3770《祈愿文》、S.6101《行城文》等文书可知,乞律本乃蕃占时期的临时性行政官职,又名乞利本,节儿、都督是其在敦煌的两位蕃、汉副贰;据 S.2146《释门杂文》、P.2341《燃灯文》等文书记载,节儿一般由吐蕃人担任,上统于乞律本;据 P.2631

《释门文范》、P.2770《愿文》等文书记载,都督是由汉人担任的最高官职,辅助节儿治理敦煌,而负责乡一级政务的是部落使,其职责等同于乡官;据 S.6172《布萨文》、P.3699《祈愿文》等文书,可知监军的地位低于节儿,高于都督,是由吐蕃人担任的行政官员。所以根据上述文书,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吐蕃时期敦煌的职官设置情况:节度使——乞律本(乞利本)——节儿、监军——都督——部落使——判官——乡部等。

第四节军事制度、政治史研究

一、军事制度研究

敦煌吐鲁番文书中保存了为数较多的一批军事文书,对于研究中古时期的军事制度及相关问题甚有价值,特别是对唐代兵制的研究贡献更大。唐代兵制前期主要沿袭并发展了西魏北周时期的府兵制度,后来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日趋解体。唐代后期兵制由府兵为主体的行军转变为以募兵为主体的镇军,而以军镇为据点的节度使体制也就相继建立。

据孙继民梳理研究,敦煌吐鲁番唐代军事制度的文书主要有:

(1)与府兵有关的文书:如吐鲁番阿斯塔那150号墓出土的《唐诸府卫士配官马、驮马残文书》、《武周长安四年(704)牒为请处分

抽配十驮马事》、341号墓所出《唐开元五年(717)考课牒草》、108号墓所出《唐开元三年(715)西州营典李道上陇西县牒为通当营请马料姓名事》,232号墓所出《唐某府卫士王怀智等军器簿》、507号墓所出《唐队正阴某等领甲仗器物抄》、214号墓所出《唐军府领物牒》等,这些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马匹、器仗、资装等装备情况。吐鲁番出土《唐永隆二年(681)卫士索天柱辞为兄被高昌县点充差行事》、阿斯塔那91号墓所出《唐贞观十九年(645)安西都护府下军府牒为速报应请赐物见行兵姓名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府兵的番上宿卫和征戍镇防,为研究唐代府兵的征行制度提供了绝佳史料。

(2)、与兵募、健儿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193号墓出土《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501 号墓出土《唐高宗某年西州高昌县左君定等征镇及诸色人等名籍》等,记载了唐代的兵募。兵募又称募人、征人、州兵,是唐前期除府兵之外最重要的兵员,这一地位直到唐玄宗后期才被健儿取代。上述文书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困惑。阿斯塔那188号墓《唐神龙二年(706)主帅浑小弟上西州都督府状为处分马料事》、《唐西州蒲昌县牒为申送健儿浑小弟马赴州事》、《唐被问领马牒》、S.964《唐天宝九载十载(750 ~751)兵士衣服支给簿》等文书保存了唐代健儿制度的珍贵史料。健儿是唐玄宗时期至唐后期的重要兵员,属于募兵制的范畴,是由国家供给衣粮的职业军人。上述出土文书解决了唐代健儿的来源、马匹配备、供料制度以及资装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3)、与行军有关的文书:如阿斯塔那4号墓《唐麟德二年(665)赵丑胡贷练契》、184号墓《唐开元二年(714)帐后西州柳中县康安住等户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在西域的几次行军情况。行军一词在北周、隋、唐时期是特指出征的军队。阿斯塔那 222 号墓《唐垂拱四年(688)队佐张玄泰牒为通当队队陪事》、《唐中军左虞候贴为处分解射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行军的营制、兵种以及垂拱年间西域的军事形势等问题。

(4)、与军镇有关的文书:如 P.3274 背《唐天宝年间豆卢军某营衣装勘检历》、 S.11287 残卷、阿斯塔那 83 号墓《唐先天二年(713)队副王奉琼牒为当队兵见在及不到人事》等文书,记载了唐代军事管理制度、队官设置、军事形势以及兵员枯竭等状况。 S.11453 号 H - L 、S.11459 号 C — H 《唐瀚海军典抄牒状文事目历》两组文书记载了唐瀚海军的行营、战斗序列、兵种以及后期设置等问题。 P.3348 《唐天宝六载(747)十二月河西豆卢军军仓收纳籴粟米麦牒》、阿斯塔那 178 号墓《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土右营下建忠赵伍那牒为访捉配交河兵张式玄事》等文书,记载了唐军镇判官、典等职官的设置等情况。

( 5 )其它军事文书:如吐鲁番所出《唐尚书省牒为怀岌等西讨大军给果毅、傔人事》残卷、阿斯塔那191号墓《唐军府名籍》等文书,记载了唐代的武官、番兵、兵员等问题。阿斯塔那506号墓《唐天宝十载(715)制授张无价游击将军官告》、《唐大历四年(769)张无价买阴宅地契》、《唐西州道俗合作梯镫及钟记》等文书,记载了唐代折冲

府官号与折冲府官职事的分离现象。唐前期军将的称谓有官号与职号之别,职号又有泛称与专称之分,泛称的职号有主帅、营主、押官等,专称的职号有总管、子总管、对头等。而大谷文书3786号背《开元五年717)牒文》、阿斯塔那35号墓《唐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等文书就记载了这一史实。

二、政治史研究

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西端,其保存的许多文书与当地或西北边疆史事有关,其中对河西特别是敦煌地方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本书第二章《丝绸路上的敦煌》中,分别从史前时期、汉代、魏晋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吐蕃时期、归义军时期、夏元明清时期对敦煌的政治状况作了论述。最为可贵的是敦煌文书中保存了大量吐蕃与归义军时期敦煌及西北周边的史料,而这些史料恰恰是正史记载所阙的,通过敦煌文书我们可以对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河西的社会政治发展有一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可掌握归义军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发展脉络。而且,敦煌文书中有关吐蕃的文献,不仅有汉文文书,还有不少藏文文书,如《吐蕃王朝编年史》、《吐蕃王朝大事记》等,既可以对敦煌政治史进行研究,又可探讨吐蕃王朝自身的发展。

由于敦煌文献对唐前期西北政局的记载相对较多,这有助于认识唐朝对西北的经营以及唐朝进入西域的历程等问题。如前述敦煌军事文书记载了唐朝在西域的行军或镇戍等情况,对研究唐代的西域史具有重大意义。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

丝绸之路》、荣新江《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西域史事二题》等论著,都是利用敦煌吐鲁番及相关原始文书对唐代西域史进行研究的成果。

此外,利用敦煌文书还可以对唐代中央政治史事进行研究。如利用敦煌写本《常何墓碑》可对玄武门政变作出新的探讨,利用敦煌写本《大云经疏》及一些写经上的武周政治和尚的题名,有助于了解武周在政治运作方面的史实。敦煌诗歌作品《秦妇吟》,则生动地记录了黄巢起义进入长安后的情形,翔实可靠。

第五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研究

一、户籍制度研究

户籍是国家征收赋税的主要依据,受到历代政府的高度重视。在户籍制度中,籍帐则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敦煌所出籍帐文书有早至十六国西凉建初十二年(416)的户籍、西魏大统十三年(547)的计帐文书,而更多的是唐代的籍帐。唐代籍帐大致分为手实、计帐、户籍三类。手实是在里正监督下,居民自报户内人口、田亩及赋役情况的登记表册,是制定计帐和户籍的主要依据。计帐是以乡为单位,根据各里所造手实,总汇各户人口、田亩、赋役等情况的“乡帐”,每年制定一次,作为制定户籍和县、州、尚书省户部制定各级计帐及国家“量入制出”的主要依据。户籍也是政府按行政区划登记居民户口、土地、赋役等情况的簿籍,一般三年制定一次,在逢丑、辰、未、戌之年,从正月上旬开始,

到3月30日结束。其间,由各县主管户籍的户曹携本县前两年所定手实、计帐前往州府,共同制定一州之籍。籍依乡、里次序逐户登记,最后一式抄写3份,以乡为单位粘接成卷,骑缝处注明某州某县某乡(有的还注有某里)籍,并加盖州、县官印,分存尚书省户部及州、县籍库。此外,为了确保户籍的真实,各地乡里政府还需对各户进行“貌阅”,即勘验各户人口的相貌、年龄、废疾等情况,作为制定手实的依据,从而以之保证赋税徭役的征收与征发。

利用敦煌户籍不仅可对当时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进行深入研究,而且对于当时百姓负担和社会组织的研究也极有意义。如 S.3287《吐蕃子年(808)沙州百姓氾履倩等户籍手实残卷》记载了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对于百姓的户籍控制与管理状况。再如 S.323 《唐大顺二(891)年团头名籍残卷》列举了第一至第九团的番号和各团团头姓名,对研究唐代军制亦有帮助。吐鲁番出土《武周载初元年(690)高昌县宁和才等户手实》,记载了政府对宁和才等人实施“貌阅”的状况。吐鲁番阿斯塔那所出《唐西州高昌县顺义乡诸里帐(草)》,记载了各里民户的姓名、老弱状况、丁男数目等情况。阿斯塔那35号墓《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为检兵孙海藏患状事》,记载了乡里官吏在造手实时,不仅仅是被动地根据当地土著居民的申报来填造手实,同时还要搜检当地当时所有的客寓之人。而这些记载多是正史所缺的。 S.0113《西凉建初十二年(416)敦煌郡敦煌县西宕乡高昌里户籍残卷》,是目前所知留存下来的十六国时代唯一的一件户籍文书,该写

本前后残缺,只保留有兵裴晟、散阴怀、兵裴保、散吕沾、兵吕德、大府吏隋嵩、散隋杨、散唐黄等 8 户的户籍。从文书中这八户户主的称谓看,当时将户分为兵、散、大府吏等类,每户的人口又根据年龄、性别区分为丁男、次男、小男、女几种。此文书对了解西晋十六国时期户籍制的演变极为重要。 S.0613 《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残卷》,是目前所知反映北朝户籍及均田赋役制度的唯一出土文书。

二、土地制度研究

敦煌、吐鲁番遗书中存留了大批有关土地制度的文书,尤其是有关均田制的文书更多。传世文献中对于北朝均田制的记载十分简略,致使许多问题无法完满解决,但敦煌遗书中恰恰出土了有关此时期的均田制文书。如前所述 S.0613《敦煌西魏大统十三年(547)计帐残卷》,记载了北朝均田制的实施、受田标准、丁中年限、田制、赋税数额等情况。其中田制记载了应受田、已受田、未受田、足、未足、麻田、园、课田、不课田、正等内容。这些记载为解决北朝均田制实施中的种种细节提供了珍贵史料,弥补了正史记载的空白。

敦煌文书 P.2822《唐先天二年(713)沙州敦煌县平康乡籍》、P.3877 《开元四年( 716 )沙州敦煌县慈惠乡籍》、 P. 3897 、 3877 《开元十年( 722 )沙州敦煌县莫高乡籍》、P. 2719 《天宝三载(744)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弘远里籍》、S.4583 《天宝六载( 747 )敦煌郡敦煌县效谷乡□□ 里籍》、 P.2596 、3354 《天宝六载(747)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籍》、S.0514 《大历四年(769)沙州敦煌县悬

泉乡宜禾里手实》等等,具体记载了唐代均田制下政府的授田、收田与百姓的受田、退田等实施过程中的详细情况。据之有学者认为,唐朝政府规定丁男应授土地百亩,实际上是国家允许授田的最高限额,并不是实际受田数。如果丁男占田超过百亩,那么国家就会干预没收。如果达不到应授田额者,可以请授。事实上,每户名义上所授给的田地,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家原有土地,只是政府通过手实与户籍将其登记在册,这些土地就变成了官府的授田。

除敦煌文书外,吐鲁番文书中也有较多反映均田制的写本。如吐鲁番《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前后西州高昌县退田簿》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西州高昌县给田簿》两件文书,记载了赵善忠在生前与死后田地的变化。文书记载,赵善忠生前自己买得的土地,不再退还,而是由其后人继承。这说明在均田制下并未触动私有土地制度,甚至连均田民中的一般下层人户的私有小块土地,也没有触动。朱雷先生在《唐代“均田制”实施过程中“受田”与“私田”的关系及其他》一文中谈到:这说明在均田制下,手实、户籍中有关已受土地的登录,是包括了通过均田令授予的土地,同时也登录了个人私有土地。从而表明在形式上,把私有的小块土地亦纳入均田轨道之中,但又并不侵犯这种私有土地主人的利益。通过此件文书我们了解到,在唐代户籍中所记载的已受土地数字,应是该户所有土地数字,并不存在户籍中的已受土地数字是通过均田令所“授予”,而个人私有土地另行登录的现象。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又称古典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重心主要在英国和法国。在英国,从威廉.配第(1623-1687年)开始,到大卫.李嘉图(1772-1823)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开始,到西斯蒙第(1773-1842)结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 英国 1.威廉.配第(1623-1687年)。是英国17世纪中后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一生从事过许多职业,1658年他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配第勤于收集资料并善于思考,因而留下了许多记录和著作手稿。仅发表的经济学和经济统计学著作就有10多部,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在这些著作中,配第不仅论述了对外贸易和争夺霸权的问题,而且重点探讨了殖民地问题。与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配第十分关注英国的外贸问题,这在其包括《赋税论》(1662年)在内的前期著作中尤为明显。在财富观上,配第仍把货币拥有量视为一国财富的标志,他认为各种物质产品"只 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只有金属货币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因此"产业的巨大和终极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为此应"尽力生产那些能够从海外赚取并带回货币的商品。" 在对外贸易上,他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幸福的源泉,是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方法。如果进口显著超过出口,则应限制外国商品进口。在配第这里,重商主义的商业及殖民扩张思想更加具体。配第主要通过对爱尔兰的政治解剖,形成了自己一套完整的殖民理论,这种理论对英国

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对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活动,对于第一帝国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亚当斯密(1723-1790年)。许多人知道亚当.斯密是从"看不见的手"这句话开始的。不论是马克思还是西方经济学界都毫不怀疑地认为亚当.斯密是古典经济学最杰出的代表。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成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当代美国最著名的经济学萨缪尔逊说:"我们可以把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年看作是现在所学的经济学的诞生之年。"《国富论》出版于1776年,《独立宣言》也发表于这一年,全面地考虑,很难说清楚哪一部文献更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独立宣言》向社会发出了一个全新的呼吁,呼唤社会致力于生活、自由和快乐的追求,而《国富论》则解释了这样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 从配第到斯密刚好一百年时间,其间英国经济学一直在不断发展,比较有影响的是洛克、诺思、马西、休谟、斯图亚特等。斯密正是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创立了古典经济体系。在斯密之前,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们都着眼于经济政策,不大注意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急于对市场进行干预。斯密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他是从弄清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这个复杂问题入手,并获得重大发现,即自行调节的自然秩序(也叫自由市场机制)。这里,我们不得不先分享斯密的一段精辟话语: "每个人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而且,在这样做时正象在许多其他场合一样,他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到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大得多。"--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当然,斯密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此,这只是他找到了开启经

经济学方法论 三年来的学习总结

其实这篇文章基本是接着上一篇《微观经济学教材浅介》,但是在坛子里看到某位大牛的文章后决意东施效颦,所以把题目改成了这个样子,当然,大牛读得是econ的phd,我是math 的under,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希望大家权当经验交流,小生谢过了。 为了不使我的上一个帖子成为太监,我还是首先继续介绍我读过的一些经济学教材,希望对大家的经济学学习能够有一定益处。在版上经常看到有同学询问几本教科书之间的优劣,或是同一本教科书之间的版本问题,抑或是询问该读原版还是翻译版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一个好的指导自然好,但是事实上读书这个事情是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的,还有就是同一本书要不停的过遍数,古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我在大学里感受深刻,因为我学的很多课程没有什么参考书供选择,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本教科书,书后有一些习题,那么就只有一遍一遍的看了。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在我上面指出的后两类的问题上过分纠结,比如平狄克的教材,人大就出过至少两版,都摆在那里,其实读哪一本都好,只要读完了,就一定有收获,如果硬要在读之前就希望给这些不同的版本分出个高下,个人认为过于功利了,不适合经济学学习, 好,言归正传,在介绍完初级教材之后,继续介绍中级教材,其实这才是我一开始写作的初衷,但是如果单写中级有限的有些单薄,所以另开了帖子写初级。 1.V arian《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这本书是光华和ccer的考研参考书,同时也是不少院校财经专业的参考书,在群众中口碑最好,知名度最高,这个从其兴盛不衰的D版就可以看出来,光我自己就买过两种D版,一种纸比较光滑,书整体比较薄;另一种是今年见到的,仿轻质纸做的,书比较厚,但拿到手里比较轻,前一种印刷错误比较多,不太推荐,后一种还没细看,不好评价。这本书是那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皮经济学参考书系中的一本,这本书因为读过的人太多,所以我不想用太多笔墨,如果一言以蔽之,那么就是——必读。至于其特点,你只要认真读过一遍,就绝对能明白。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它的配套参考书,官方有两本,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黄皮,一本蓝皮,我看过,差不太多,有些题很有意思,比较注重考查经济学思维,值得一做。 2.尼科尔森《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拓展》,这书的名气可能比现代观点稍差一些,主要是它的数理推导比较严密,一开篇就是数学基础,而且提了很多中级教材忽略的加边海赛阵等内容,足见作者治学之严谨。这本书习题很好,很规范,考研的同学可以做一做。这本书有个版本问题,第六版是比较厚的那本,土黄色封面,第九版是红色封面,第六版是朱宝宪老师译的,新版是他儿子译的,我推荐英语一般的同学看第六版,好一些的直接看北大出的9ed的影印版。 3.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一个是MIT斯隆的教授,一个是Berkeley哈斯的教授,出的书一定不差,这本书我是大二上看得,看的是第四版,人大出的,个人认为无论从作者的文笔,还是翻译的文笔,都算一流,这个教材行文非常流畅,看着很舒服,唯一的缺点就是量化的例题及习题比较少,不适合应试,所以如果单纯应试,不推荐看这本书,但如果为加强经济学功底,很值得一读。 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这书早年好像是ccer的参考书,后来为了避嫌就去掉了,但是很明显有偏数理的倾向,整体内容不错,个人认为尤以第十六讲为最佳,我看过很多中级教材介绍GE的内容,但是平老师写的最好。遗憾的是这本书关于博弈论虽有三讲,但内容还是有些单薄,有很多同学说十三讲之后看不明白,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踏下心来看,总想着会不会考,会不会考,如果抱着这个心理,我觉得是无益于经济学学习的,中心做微观的老师很多,这两年题目明显有倾向于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那么十三到十五讲都是值得一看的。 再次康桑阿米达……music……

九下总复习历史专题一 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专题一中国古代政治与经济的发展 刻意练习·提能力 1.(2019·威海)秦汉、隋唐、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时期,都曾出现过盛世局面。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始皇一死,秦帝国荡然无存。可是他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因之而湮灭,不出10年之内一个新朝代继之勃兴,兹后延续达400年。汉朝在公元前后各经历约200年,全盛时管辖的人口约6 000万,足可与罗马帝国相比拟,就是从所控制地域和存在的时间上讲,两个帝国也可以相提并论,只是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一中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并不因之而湮灭”的理由。(答出两条即可) (2)结合所学知识,从思想方面分析为什么汉朝时“中国方面内在的凝聚力,非西方所能望其项背”? 材料二右图为陕西乾县唐朝章怀太子墓壁画《客使图》(部分)。大唐盛世,四海升平,万国来朝。该壁画展现了三名唐朝官员(左)在接见使节时的“大国外交”场景,这些使节可能来自东罗马帝国、日本(或新罗)和唐朝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向唐朝的代表表达敬意。 (3)结合所学知识,说出材料二中唐朝时出现的一个“盛世”局面。举两个对外交往的事例。

材料三元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元统治者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明初统治者进行一系列改革,大大强化了皇权。明朝一度出现强盛局面,郑和下西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清朝统一全国后,加强君主专制,并对西藏、新疆、台湾及附属岛屿、南海诸岛等进行有效的管辖。 (4)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三明初统治者在地方上采取的“大大强化了皇权”的措施。元朝为加强对西藏的统治设置了什么机构?1684年,清朝设置的什么机构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联系? (5)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这三个时期出现盛世局面的主要原因。 2.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大一统的观念有悠久的历史、深厚的基础。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至六国尽灭之后,则更合全国的情形,加以调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当时的郡守,就是一个不世袭的大国之君,自亦有防其专擅的必要。所以每郡又都派一个御史去监察他。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材料二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掌控大量的金融资源,经济生活国有化,社会信用在中央而不在民间。

马克_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郭钰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围绕“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也就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这是本书最吸引我们的问题。全书大致分为四大板块: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从波普到新的异端、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以及最后的结论部分。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并剖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观点以及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关系。文风简洁大气,逻辑思路非常严明。 作为一名研究生,广泛的深入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掌握经济学知识、进行经济研究及创新非常重要。本书不仅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观点、方法,同时也对我的研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我想着重谈两点关于本书的见解:一是关于证伪主义的思考;二是关于本书的结论以及对我研究写作的启示。 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捍卫者,证伪主义思想成为贯穿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论点。甚至可以说他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大部分议程,把波普尔证伪主义推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议论中心。所谓证伪主义,是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吸引经济学的运用,契合经济学这门学科方法论上的要求,原因在于证伪主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容易接受的方法论规则,这种较简单易操作的方法论规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经济学中的问题不同于研究其他学科中的问题,它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影响成分比较复杂,甚至包含个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将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难免有些局限之处。 1、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的困难首先来自奎因—杜恒的“不确定性”问题。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孤立中被检验。经济学中“不确定性”例子比比皆是,经济学中简化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假设,如“商品的多样性”等限制条件的非现实性;收益递减在逻辑上的不可证伪性;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完全性假设,在逻辑上可证伪但在实践上的不可证伪。 2、证伪主义方法论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严格执行证伪主义标准,只会保护理论免于受证伪,采取防卫性的方法调整理论的假设或使用范围。现代经济学家把波普主义描述为难以吞咽的烈药,因为一旦证伪主义被严格的应用到经济学论证当中,许多经济学理论将无法存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防卫性保护。波普尔给予经济学家在众多理论中提出建议:选择那些最可证伪的命题,并试图去证伪它,如果该命题没有通过检验,就抛弃它。显然波普尔本人也在逃避这一点。 3、证伪主义方法论过于武断,即一次证伪成功便将该理论抛弃。如果将一种理论引入到时间序列当中,我们无法轻易地因为一次证伪而将它全盘抛弃,因为当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作者李雷 学院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专业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年级2016 学号2016100046

摘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要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完善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先是完全排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到重新开始认识和学习并接受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到现在我们逐渐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接轨并展开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前的基础上,我们应继续努力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框架,更好地指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 I

目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 1.1经济学简介 (1) 1.2经济学方法论 (1) 1.3中国经济及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现状 (2) 2.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3) 2.1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3) 2.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3) 3.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4) 3.1加强经济学理论学习的意识 (4) 3.2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4) 3.3客观合理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5) 4.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意义 (5) 4.1理论意义 (5) 4.2现实意义 (5) 5.总结 (6) 主要参考文献 (6)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1经济学简介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经济学。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由西方国家学者推动,是现代经济学的各主要流派的奠基者。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企事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和经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产生过: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等诸多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第二,总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或整体倾向性上对它持否定态度,而在具体的内容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有用之处,当然还要考虑到国情的差别。我国在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问题上可以运用。 1.2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即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①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方法论会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方法论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方法论这个概念。 经济学方法论从学者们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产生,是对其方法的系统概况,同

以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角度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特征

从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角度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特征 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实验中学夏克传邮码:528100 一、中国古代史阶段特征 (一)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形成和华夏文明的全面奠基 1、政治:(1)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2)从原始公有制到阶级和国家的产生;(3)从禅让制到王位世袭制的确立;(4)从分封制到县制、郡县制的产生,逐渐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 2、经济:(1)农业在经济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开始确立,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形成;(2)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兴盛起来,集政治、经济、商业和文化功能于一身的封建城市兴起;(3)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政策和观念开始形成。 3、思想文化:(1)现代汉字的前身甲骨文出现,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基础;(2)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儒、道、法等主要思想流派均已出现;(3)具有中华民族特点和底蕴的文学艺术(如《诗经》、《离骚》)和传统科技(如天文历法和中医学)起步奠基。 (二)秦、汉时期: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发展 1、政治:(1)统一局面的形成(秦灭六国)和巩固(汉武帝大一统);(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秦)和巩固(汉);(3)拓展疆域,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直接管辖(如秦在越族地区设三郡、汉设西域都护)。 2、经济上:(1)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封建经济逐渐发展;统一度量衡、货币,有利于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的交流;(2)重农抑商政策被作为封建王朝的基本国策,休养生息政策被作为封建王朝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重要措施,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3)形成了严密的户籍制度,确立了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3、思想文化:(1)实行文化专制,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以适应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需要和巩固统一的要求;(2)封建教育模式逐渐形成,创立了太学和形成了地方教育系统。(3)科技文化取得了许多领先世界的成就。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封建国家的长期分裂和民族大融合时期 1、政治:(1)封建国家长期分裂,但分裂中孕育着统一的因素(如西晋的短期统一,黄河流域的多次局部统一,南方经济开始赶上北方、民族融合);(2)政权更替频繁;(3)北方战乱频繁,南方相对稳定;(4)士族制度盛行,成为割据分裂的政治基础。 2、经济:(1)北方的经济几经破坏,几经恢复,延缓了发展的速度;(2)江南经济开发,开始赶上北方,南北经济发展水平趋于平衡;(3)士族庄园经济、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 3、思想文化:(1)天文、地理、数学等科技水平居世界领先地位;(2)佛教盛行,佛教文化发展;(3)文学艺术成就突出。 (四)隋唐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发展 1、政治:(1)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时间相对较长;(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善;(3)进一步完善了选官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 2、经济:(1)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全面繁荣;(2)出现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工商业城市;(3)赋税制度出现大变革,两税法开始改变以人丁为主的征税标准。 3、思想文化(1)唐文化博大精深,全面辉煌,兼收并蓄,科技成就世界领先;(2)教育

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的定义 ◆古典政治经济学(也称古典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马克思最早提出来的,并被后来 的经济学家所沿用。 ◆根据马克思的规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 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也即从17世纪中叶到19世纪20年代。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将理论研究 领域从流通转移到生产领域,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思想,并在不同程度上研究了剩 余价值的各种形式。 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 17世纪中叶,英国的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猛发展。 2、社会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衣阶级的矛盾 1640-48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制度,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道路。 3、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培根:“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霍布斯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产生 从15世纪中叶开始到17世纪初,西欧商业资本占统治地位,这就是重商时代。重 商主义经济学说,成为这一时期欧洲经济思想的主流。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考察。 但是,由于重商主义者是以流通领域为其研究对象,因而不可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 经济关系的本质,因此还不是科学的。 到了17世纪初,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引起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生产成 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流通变为生产的一个要素。由此就导致了重商主 义的逐渐瓦解和新的经济科学的产生,即以资本主义生产为研究对象的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产生。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时期,正处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制度由发生到成长的上 升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没落的地 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直接 威胁资产阶级生存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的主要任务是 反对封建制度及其残余。因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能够 面对现实,以相当科学的态度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揭露阶 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力图为资 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和 过时的重商主义,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反对国家干预 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为此,古典经济学家提出“自然规 律”的思想,从“人的本性”出发,寻找和论证自然的合理 的制度。这样,他们实际上承认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存 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同时,他们又把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贡献和缺陷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完成于19世纪初。这一百多年间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的时期,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适应新兴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提出了一些科学见解,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 1.奠定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这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主要的贡献。斯密提出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说明了商品价值的实体。他还明确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研究了价值(“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关系。但是,斯密并未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始终。他又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论点,即把工资,利润和地租说成是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和三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批评了斯密的错误的“收入构成论”,坚持并发展了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一正确观点,并且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个经济范畴。 2.在地租、利润、利息的形式上,研究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认为地租是剩余劳动的生产物。法国重农主义的创始人魁奈提出,只有生产“纯产品”的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从而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斯密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利润的来源。他说,“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分为工人的工资和雇主的利润两个部分。马克思说,这一观点“把利润归结为对无酬的别人劳动的占有”,实际上“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58页)。李嘉图比斯密前进了一步,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说明了利润和地租的来源。他认为,产品的全部价值都是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社会各阶级的一切收入都来源于此。工资只是产品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归工人所有;利润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之后的余额,它由资本家占有;地租是产品价值扣除工资和利润之后的余额,由土地所有者占有。 3.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斯密第一次提出,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以者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三大主要阶级。与此相适应,他区分了三种基本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斯密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李嘉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同地租的对立。他指出,利润的高低同工资的多少成反比,地租的增加会使农产品价格上涨,势必导致利润的下降,由此就产生了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经济矛盾。马克思对这些分析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83页) 4.研究了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代表魁奈把流通过程纳入再生产过程,描绘了社会总产品在三大阶级(生产阶级、不生产阶级及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的实现过程,以及工业、农业两个生产部门再生产条件的补偿过程。尽管魁奈的经济理论存在着严重错误,但他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分析却包含着“极有天才的思想”(马克思语)。

经济学方法论

DUFE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学号: 专业: 姓名: 教师评阅意见: 论文成绩□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0以下

摘要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介绍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以及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以及方法论对经济学未来的影响。 本文共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应用这两种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为出发点; 最后一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以及方法论与经济学的未来,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规范方法社会学科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的领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时俱进。它包容着批判主义精神,从事方法论研究,自然要富有批判态度,所有问题都可以争鸣,这一点也是所有科学活动的共同特征。 一、什么是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视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的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除了仍然用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为实证的研究和规范的研究,相应地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区分为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考察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的因果关系。它所解决的,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

【历史】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大事一览表。

文化史 商代: 甲骨文,迄今为止已知的最成熟的汉字;金文。 周代: 分封制(周、晋、卫、宋、鲁、齐、燕);宗法、礼乐制;青铜制品成熟;工商食官;丝织工艺突飞猛进; 春秋: 孔子(春秋,仁和礼,仁者爱人,克己复礼,恢复等级秩序,为政以德,改良政治,对鬼神敬而远之,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老子(春秋,天法道,道法自然,朴素辩证法,无为而治) 《诗经》,第一部诗歌总集,风(各诸侯国民歌),雅(西周宫廷乐曲歌词),颂(为宗庙祭祀配以舞曲的歌词),四言为主,重章叠句的句式,现实主义倾向,“赋比兴”手法。 九九乘法口诀,用竹棍做算筹的筹算计算法。 战国: 孟子(仁政,人性本善,养浩然之气,唐代以后《孟子》被奉为经典,南宋被朱熹列为四书之一,尊为亚圣) 荀子(赵国人,朴素的唯物思想,制天命而用之,性恶论,注重环境和教育,主张礼法并施,治国以礼教为主) 墨子(鲁国人,兼爱非攻,节葬,节用,尚贤,尚力) 庄子(宋国人,齐物,逍遥,天与人不相胜,顺应自然) 韩非(韩国贵族,后至秦国,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楚辞》,采用楚国方言,屈原等人编著,自由灵活的句式,瑰丽华美,想像奇特,与《诗经》合称“风骚”,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 发明“司南”,指南车,指南鱼。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内有世界最早的星表《石氏星表》 秦朝: 统一后,推行小篆,后来推广隶书。 西汉: 初年兴黄老之学,积极无为,后不利于中央集权发展,爆发七国之乱,汉武帝登基后,决定强化集权,重用董仲舒。 西汉儒学:依据《公羊春秋》,阴阳家,黄老之学,法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实行仁政,以德为主以刑辅德。 汉赋专重铺陈排比,文采华丽。 《黄帝内经》成书。 东汉: 蔡伦改进造纸术,被称为蔡侯纸。 东汉张衡发明浑象仪,候风地动仪。 《九章算术》,标志着我国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要内容,以算筹为计算工具、运用十进制计数系统计算的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望闻问切”中医临床学的经典,被称为医圣。 华佗,“麻沸散”,五禽戏。 魏晋南北朝:

《中国历史地理》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地名之间的关系

2011-2012年第一学期《中国历史地理》科目作业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中国文化发展、历史地名之间的关系 第一,古代政区演变与中国自然环境的关系。 古代政区的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山川形便,将自然环境与行政区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政区与自然区的重合,有利于加强管理。比如说元明清以来的省制和自然环境就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河南省指黄河以南,山西指太行山以西,湖南湖北一洞庭湖为分界线等等,以此作为分界线不仅有利于管理,而且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抵御自然灾害,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第二,古代政区演变与政治制度的关系。 政区划分的变化与历代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关系密切相关,主要行政区划的变化与政权交替都有着密切关联。最为行政区划中的第一等级的政区,经常会变化很大,这与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君主权力一直处于不断的加强的趋势,这就要求地方权力的不断的削弱,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这必然导致社会权力的重新划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区演变必然是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皇权强化趋势一致,换句话说,政区演变服从于政治制度。举个例子,周朝实行的是分封制,在刚开始时这种制度还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春秋末期,这样的国中之国的政区却失去了他原来的效果,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不断的进行攻伐,使得这种分封这种中央统治地方的方式受到了彻底的破坏,直至秦始皇统一全国,这种与加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相违背的政区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郡县

制。 第三,古代政区演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农业经济区的划分与土壤、山河、气候等影响与自然区相吻合,一般来说一级行政区与经济区在元代以前是相吻合的,但元代以后受到政治影响,但县级政区在大多少数地方都与经济区相吻合。地方行政区的最大的职能是解决职能,替中央或上级机构在一定区域内组织经济生产和征收税负的任务。在许多的情况下一级政区的设立初衷是为了便于中央收缴赋税。聚敛财富,而且,政区的划分大多是以经济指标来划分的。人口是古代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划分政区以及行政等级的依据。举个例子宋代时设立的一个监云安监是为了生产盐业而设立的一个行政区域,这样的政区的设立其实是为了生产的需要,为的是进行经济活动。 第四,政区演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关系。 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往往会考虑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往往会把同一种文化的的地方划分在同一个政区里面,换句话说就是在进行政区划分是得考虑文化的认同感。从另外一面出发,政区一旦划定了,就会在这个政区里面形成一定的文化,或者是原有的文化认同感得到了加强。民俗是政区划分的一个重要原则,假如在一个政区内存在着不同的几种文化,几种认同感,假使有一两种文化在认同感上是冲突的,那么会造成政区内的不稳定,甚至爆发械斗之类的事件,这不利于政区的统治和统治者的意愿,因此在划分时会尽量的避开不同文化划分在同一政区内的决策。举个例子,中国有七大方言区,因此在政区划分时尽量避开。清代时期,广东设立的十个府里面有潮州府和其他府,是不会把讲潮州话的县置于讲粤语,或是讲客家话所管辖的州府的统治下,这不仅加强了潮州府内的文化认同感,也避免了不同文化在同一政区内的冲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

专题复习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一、知识结构 二、要点整理 1.古代政治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演变

①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时期,之后秦朝结束了这一局面,出现了秦汉的大一统。 ②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时期,当然这一时期也出现过西晋的短暂统一,之后隋朝结束了分裂割据局面,出现隋唐的大一统。 ③五代辽宋夏金时期是我国第三个大分裂时期,之后元朝统一全国,出现了元明清的大一统。 2.古代经济 (1)政府重视 ①商鞅变法: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支持下开始变法。法令规定: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奖励耕战,生产布帛多的人,可免除徭役;根据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废除没有军功的旧贵族的特权;建立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吏治理。 ②“贞观之治”:唐太宗吸取隋亡的教训,调整统治政策;重视发展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任用贤才,虚心纳谏(魏征、房谋杜断);重视文化教育,完善科举制;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被北方各民族称为“天可汗”)。唐太宗统治时期,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较快,国力逐步加强,史称“贞观之治”。 ③“开元盛世”:唐玄宗统治前期,任用熟悉吏治、富于改革精神的姚崇等人当宰相,“励精为治”。他尤其重视地方吏治。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唐朝进入全盛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史称“开元盛世”。 ④元世祖重视农业生产:元世祖重视发展农业,多次下令禁止蒙古贵族圈占农田做牧场,以田地的开垦和户口的增加作为地方官考核政绩的标准,还派人治理黄河,推广棉花种植。北方农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⑤“康乾盛世”:从康熙中叶起,清朝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到雍正、乾隆年间,清朝国力达到鼎盛。这段时期是清朝统治的高峰,史称“康乾盛世”。 (2)农作物推广 ①河姆渡原始居民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半坡原始居民主要粮食作物是粟,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粟的国家。 ②汉与西域的经济文化交往:张骞出使西域,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西域的葡萄、石榴、核桃、苜蓿等植物,开始传入中原。 ③唐朝盛世经济:唐朝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和水稻。蔬菜有许多新品种,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茶叶生产在江南农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④宋元时期水稻、棉花的种植和推广 ⑤明朝从国外引进的农作物:原产南美洲的玉米、甘薯等高产粮食作物,明代从国外引进,清代不断推广种植。明代从外国引进的马铃薯、花生和向日葵等,也在不少地方推广种植。(3)生产工具的改进 ①河姆渡原始居民和半坡原始居民使用磨制石器,用耒耜耕地。 ②春秋战国时期:牛耕和铁农具的出现和推广,加快了私田的开垦。 ③唐朝出现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曲辕犁和灌溉工具筒车。

专题一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

专题一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 一、历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 1.秦朝:①建立皇帝制度(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②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在地方推行郡县制;③实行“焚书坑儒”,加强思想文化统治(限制了文化思想的发展,使得大量文化典籍失传);④统一文字,最初使用小篆,后推广隶书。 2.西汉:①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现思想大一统。②颁布“推恩令”,分割王国,解除了王国对中央的威胁。 3.隋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加强中央集权;实行科举制,选拔人才(造成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毒害)。4.元朝:①实行行省制度。在中央设置管理全国政务的中书省,在地方设立行中书省。②设立宣政院,设立澎湖巡检司,管理西藏和琉球、澎湖列岛。 5.明朝:①废丞相和中书省,权分六部;②设内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③利用厂卫制度,实行恐怖专政;④实行八股取士和文字狱。 6.清朝:雍正时,设军机处,君主专制达到顶峰。 【注意】中国古代地方三大政治制度:(1)西周的分封制;(2)秦朝的郡县制;(3)元朝的行省制度,这些制度对以后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古代重大经济决策与调整 1.秦国商鞅变法,改革土地制度,奖励耕织,重农抑商。 2.秦朝统一货币、度量衡;兴修水利工程灵渠等。 3.西汉时,汉武帝规定货币统一铸造(五铢钱),盐铁官营。 4.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北达涿郡,南至余杭),促进我国南北经济的交流。 5.唐朝:①唐太宗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出现“贞观之治”。②武则天鼓励百姓植桑养蚕、开垦荒地。 多次下令减免赋税和徭役等。③唐玄宗下令整顿财政,清理土地和户口,让逃亡者重新登记户口,纳税服役,出现“开元盛世”。 6.宋朝:水稻种植面积扩大,居粮食产量首位。陶瓷生产进入新阶段,出口海外,被誉为“瓷之国”。四川出现最早的纸币“交子”。海外贸易发达(设置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 7.元朝:忽必烈发展农业,治理黄河,推广棉花的种植;开凿新运河(会通河和通惠河);民族大融合(促进了各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形成新的民族——回族。 8.明朝:棉纺织业发达,苏州是丝织业中心;业发达瓷,景德镇市全国的中心 9.清朝初年:推行“闭关锁国”政策(虽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抵抗作用,但限制了我国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生产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 三、思想科技文化成就 1.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孔子创办私学(中国最早),“因材施教”,提出“仁”的学说,主张“为政以德”;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著《道德经》。 2.战国时期: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孟子;韩非子主张改革,提倡法制,建立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孙武“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发明司南(最早的指南针,为欧洲航海家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3.秦汉时期:秦始皇兵马俑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西汉前期发明造纸术(麻纸,世界上最早

经济学方法论-张五常

206 经济学方法论 张 五 常 【编者按】 中国的经济理论文章或论著,严格说来大多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在中国实在是一门太年轻的学问。我们仅有的那点底子,还是俄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一直得不到经济学的真传。对经济学的无知,使我们置身中国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实验室而孕育不出自己的经济学大师,甚至连一支象样的经济学家队伍也排列不齐。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令人顿开茅塞,它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经济学方法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显然经济学既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高不可攀,也完全不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笔下的那么潦草、简单。大师道来,非同一般,却又似乎可以亲近。在此我们特别刊出张五常先生这篇演讲,相信它比刊发张先生的经济学专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更加实用。 内容提要 经济学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而不是预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经济学能够运用的基础理论不多,但是推测能力要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经济学不能和真实世界脱节。经济学就是在套套逻辑与特殊理论之间寻找一般性结论。 关键词 科学人 推测 真实世界 简单 张五常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45年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附小读书;1948年返回香港,先后就读香港湾仔官立书院、皇仁书院。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 1959年到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学习。1961年在该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研究生,1967年获博士学位。1969-1982年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2000年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和院长。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博士论文,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 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英文,1982),《卖桔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的前途》(1987)等等。主要论文有:《私人产权与佃农制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及合约安排》,《合约结构与非私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公司的合约性质》,《交易费用的范式》等等。此外,张五常还是著名摄影家、书法家和散文家。 此文根据张五常先生在吉林大学的即席讲演录音整理而成。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正文 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初,反映英国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经济思想。 概念K。马克思首创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并对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古典派”一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中,他明确地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1页)。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和其第二版跋,及《反杜林论》(1877~1878)“批判史”章中,他又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过程,其存在的特殊时代条件,和其区别于继起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质作了重要论述。 19世纪后期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承袭了马克思提出的这一名词,沿用至今,然而他们却变更了它的内容。一般地说,他们都认为A。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始;斯密和D。李嘉图的经济学说构成了古典经济学的典型体系。但他们否认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和庸俗两个阶段。他们把从18世纪末起即开始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在19世纪后期前继续发展的庸俗经济学,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从斯密、李嘉图以后,T。R。马尔萨斯、J。密尔、J。R。麦克库洛赫、N。W。西尼尔(1790~1864)、J。S。密尔、J。E。凯尔恩斯(1823~1875)都被称为英国古典经济学者了。不过,在19世纪后期一些自命为传统经济学反对者的笔下,“古典政治经济学”不一定是一个赞词。例如,德国新历史学派的L。布伦塔诺(1844~1931)在他的《古典国民经济学》(1888)中,就曾批评古典经济学者们忽略了人的特殊性而只论述人的一般性,即抽象的人。 J。M。凯恩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他前辈的最广泛含义的规定。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一章中说,马克思发明了“古典经济学家”一词,用以包括李嘉图和J。密尔,以及他们的前辈。而他自己却习惯于把李嘉图的追随者,即接受和完善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人,例如J。S。密尔、A。马歇尔、F。Y。埃奇沃思(1845~1926)和A。C。庇古,都包括在古典学派之内。虽然今天有些凯恩斯主义者遵循凯恩斯的这一规定,但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家仍然采取凯恩斯以前的习惯含义。 无论是凯恩斯以前的习惯含义或者凯恩斯的新规定,它们的共同点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合二为一,否定古典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会蜕变为庸俗经济学。而这恰是马克思在创立古典政治经济学概念时,所要明确揭示的。 人物 W。配第英国政治经济学开始于17世纪中叶,W。配第为其创始人。配第的经济着作包括《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91)、《爱尔兰政治剖视》(1691)、《政治算术》(1690)、《货币略论》(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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