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大
2016.12
精
准扶贫需要精准监督
文/刘雪松
今年的武汉市问政，梳理出“十个突出问题”，精准扶贫工作位列其中。被披露出来的问题而引发的讨论，也是最为热烈。
这次精准扶贫工作专场，许多困难群众反映的问题令人心寒。有一对夫妇说，精准扶贫给他们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照了一次相”。扶贫干部来拍个照就能证明来过了。有位老人通过电话，才知道自己是精准扶贫户。后来老人因患脑瘤做了开颅手术，手术费花13万多元，这名扶贫干部只打了个电话，连人都没来过。这些问题之所以引起社会的热烈反响，是因为触发了社会对于精准扶贫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的不满。
精准扶贫这本“好经”，在一些地方的基层组织与实施过程中被“念歪”了，显然与扶贫干部的个体状态有关，但是与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缺乏精准的监督、指导同样密不可分。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一些地方事先并没有制定严密的考核制度。有的只讲结果，
不讲过程，把具体工作任务“精准”到了一个个兼职的基层干部身上，领导与监督指导的责任撂得干干净净。
其实最令人痛心的还是资金到位的精准扶贫工作，依然犯了形式主义的老毛病。有位82岁的老人，患有严重风湿病，被列入精准扶贫户之后，扶贫工作队给他安排养鸡项目，并送来了100只鸡。结果老人的日子更难了，老人说，我一天只吃两餐，鸡一天要喂三次，马上就没吃的了。4个月后，鸡苗全部死亡，老人为此还倒贴了几百元。大把的精准扶贫资金白白浪费，不是贫困户不领政府的扶贫情，而是他们没有这个实力托得起这份“情”。
82岁的老人明显是因病而“患”贫的。精准的扶贫应该是用兜底的贫困医疗保障，达到先治“贫病”的效果。然而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到了基层扶贫干部身上，成了例行公式的公事。精准扶贫工作的形式主义，最终造成的结果是精准扶贫的“浮萍”化。
离开精准监督、精准指导的扶贫工作，都不是真正意义的精准扶贫。不让贫困户掉回贫困队伍，首先需要将不配做扶贫工作的懒政官员，早早赶出扶贫工作的队伍。
业可以通过与用户协商，约定逾期付款的违约金标准；没有约定的，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参照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而南京水务集团在没有与用户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设立每日0.5%的违约金，远高于银行计收逾期利息的标准，是一种明显违规的“土政策”。
这起公益诉讼的最大亮点，在于它是全国首例针对消费领域垄断行业提起的公益诉讼，是首次针对公用事业中的“霸王条款”提起的公益诉讼。实际上，由于缺乏市场竞争的压力，缺少消费者“用脚投票”的倒逼，垄断行业更可能存在“霸王条款”，更可能存在侵犯消费者权益的行为，而且消费者更加处于弱势地位，维权能力更加孱弱。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不只体现为高额违约金，也不只存在于供水行业，城市供电、供气等行业同样存在各式各样的“霸王条款”。因此，消协理应将垄断行业作为公益诉讼的重点领域，勇于向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亮剑。在这个意义上，此次江苏省消协向南京水务集团提起公益诉讼，具有某种“开先河”的意味，具有重要的样本价值和引领作用。
好了。参加视察的代表统一时间、统一行动，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法律规定的视察后的约见环节也未落实到位。代表被动参加视察，也就不会主动提出约见。这样的视察工作有形式主义和脱离群众的倾向。视察前被视察单位定好路线，视察中专人陪同，视察后一片颂扬，这固然与被视察单位的精心安排有直接联系，但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代表自身。提高视察监督质量要从代表自身做起，每一个参加视察的代表都要意识到：正是因为是为民视察，所以不需要迎来送往，前呼后拥；正是因为要深入实际，所以要不搞形式，多些暗访；正是出于权力制衡的需要，所以要提出约见，直面问题。唯有如此，代表才能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视察才能真正起到监督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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