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
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赵毅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
⑥
信史家之极则也。”
三、史学思想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而他也尝试对历史变化规律进行探讨。《汉书》也重视民生经济，但它唯心思想教浓，且极力维护封建教条和封建伦理，与《史记》在一
定程度上能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发言形成鲜明的对比。
四、叙事风格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⑦
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综上所述，《史记》《汉书》这两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各有所长，各有特色。司马迁思想解放、观点新颖、批判性强；班固则谨守传统、奉行儒教、歌颂皇权。《汉书》来源于《史记》，堪称为与《史记》比肩的体大思精之作。
注释：
①《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②《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③《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
④《汉书叙传》，班固
⑤《古文观止·报任安君书》，吴楚材、吴调侯
⑥《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赵毅
⑦《后汉书·班固传》，范晔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 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
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 冠德于百王。”④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因此，司马迁与 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⑤ 二、体例内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
课程论文 题目名称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课程名称史源学课程训练 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6月20日
课程论文开题报告书 题目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学生姓名刘锋 学号1040403021 院（系）、专业中文系历史学专业 指导教师薛政超 2011年5 月20 日
论《史记》与《汉书》的写作动机 【摘要】《史记》与《汉书》是我国史学上的辉煌巨著，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辉煌巨著。《史记》和《汉书》是各自带着它们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作者自己的思想与个性之烙印的。因此它们的写作动机也有不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写作动机；比较 《史记》与《汉书》为中国正史二十五部中首要之两部史书，亦为中国传记散文中首要之两部作品。《史记》是通史，其记事是上起轩辕皇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公元前104-101），《汉书》是断代史，其记事是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下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其间从刘邦建国（公元前206）到汉武帝太初末年（公元101）这一段是相互重合的，而且班固在处理这段与《史记》重合的史实时，又没有完全另起炉灶，重新编写，而是不避嫌疑地直接袭用、或是改编袭用了《史记》中的许多东西。这一来就使得《汉书》与《史记》有了很大的可比性，人们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史学家的写作动机、写作技巧、史学观以及个人感情等许多方面的差异。《史记》出自前汉司马迁之手，《汉书》主要成于后汉班固之手。两书自问世以来，两千年左右，始终为读书人学史学文的典范，其中的许多篇章一直为一般人喜读称道的传记作品。此两书很多重复的篇章，但究竟是相异独立的两部。一部是纪传体通史之鼻祖，一部是纪传体断代史之典范；一部为文，多行散句，以其气势称；一部为文，趋于骈偶，以整炼著。历来许多人都喜欢将两著并称，亦喜欢将两书合称。而有些人，将著者与其书合称，或谓马《史》班《汉》，又或称迁《史》固《书》。此正反映后人对两人与两书之推崇和比较。 一、《史记》的写作动机 司马迁从十岁以后向孔安国学古文《尚书》，亦从董仲舒学《公羊春秋》，这些书基本上是经书，但其也是史书。他二十岁以后，游历探访各地历史古迹，而观看遗物、遗风，搜集遗闻。[1]（卷九，p94）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对历史之特殊的关心和浓厚的兴趣。 基于这种兴趣，然而这也是他的家族遗传的，更确切地说，直接引起写作《史记》的动机是父亲之遗命。他三十六岁时，受父亲的遗命。父亲的遗命包含了三个内容：其一，希望他复为太史，秉家世，续祖业；其二，勿忘自己所欲论著之承成；其三，论著应绍继而且效法孔子《春秋》。他父亲并以“扬名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之话勉励他。往后他下狱时，不自尽而忍辱下蚕室之原因恐多在此。司马迁不但流涕答应：
《史记》与《汉书》比较 汉语言专升本071 曹燕萍 07011102 一、音关系 1a.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b.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此例“为”与“伪”字音相近（匣疑旁纽、同属歌韵），“为”假借为“伪”。 2a.汉使马邑下人聂翁一奸兰出物与匈奴交，详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史记?匈奴列传》） 2b.汉使马邑人聂翁一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书?匈奴传》） “详”与“阳”字音相同（喻母阳韵），“阳”假借为“详”。 3a.相如不得已往，一坐尽倾。（《史记?司马相如列传》） 3b.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一坐尽倾。（《汉书?司马相如传》） 此例中“疆”与“强”为异体字。 4a.孝文时中宠臣，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同、北宫伯子。（《史记?佞幸列传》）4b.其后宠臣，孝文时士人则邓通，宦者则赵谈、北宫伯子。（《汉书?佞幸传》）《史记?佞幸列传》中有宦官名为赵同，而《汉书》中所记此人名为赵谈。记同一人之名而用字不同是因为司马迁之父字“谈”，于是用一同音字“同”字来代替“谈”字。 二、义关系 （一）义同 5a.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先，以为欲说，折其辩。（《史记?匈奴列传》）5b.匈奴俗，见汉使非中贵人，其儒生，以为欲说，折其辞辩。（《汉书?匈奴传》）此处“先”与“生”为同义异对应。 6a.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于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謁者。（《史记?汲郑列传》）
浅论《史记》与《汉书》地思想差别 ——以《史记》《汉书》中地项羽形象为视角摘要：《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前两部，是我国历史上地宏伟巨篇，分别开创了我国史学史上纪传体和断代史两种体例，促进了我国史学地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而珍贵地历史资料.两书作者分别生活在西汉和东汉，都叙述了秦亡汉兴到汉武帝时期九十多年地历史，因此两者具有一定地可比性.但是由于所处地时代背景不同以及个人地思想倾向地差异，导致对历史认识地叙述和评价地差异，为此本文选取了秦汉之际左右政局地风流人物——项羽为切入点，通过对照两书对其叙述地特点，试阐析司马迁和班固思想地差别及原因分析.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项籍差别 一、《史记》与《汉书》地比较 《史记》和《汉书》均产生于汉朝，分别开创了纪传体通史和纪传体断代史，是我国重要地历史著作，奠定了我国史学史地基础，具有举足轻重地意义.因此，很多人非常有兴趣把这两部书及这两位作者进行一番比较，进而对两书地写作上有更清晰地了解.本文以项羽地形象塑造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书地叙述差异，进而分析两书作者思想地差别. (一) 就项羽在两者书中所处地体例而言，《史记》要比《汉书》高明.在《史记》中，司马迁将项羽归入到“本纪”中，在卷七《史记·项羽本纪》，而班固将项羽与陈胜列于一处，同归于“列传”，在卷三十一《汉书·陈胜项籍传》中.据司马贞《史记索隐》：“本其事而记之,故曰本纪.”张守节《史记正义》：“本者,系其本系,故曰本;纪者,理也,统理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曰纪.”又裴松之《史目》：“天子称本纪.”1故知本纪,一是专叙天子及其世系,二是按年月次序叙事.司马迁将非天子地项羽列入天子之列，充分体现出司马迁对项羽功绩地肯定和欣赏.司马迁在其自序中有言，“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 1转引自：《<史记>与<汉书>地比较》刘学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历史学研究》2011年1月
《史记》、《汉书》的比较 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
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 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 一、体例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略加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史记》、《汉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
《史记》、《汉书》异同之我见 相同点： 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 《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因此，《汉书》虽
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比班固更丰富多彩，《史记》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汉书》更高，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汉书》也有它的独到之处：第一，班固写人叙事不以夸张场面见长，不像《史记》那样绘声绘色地渲染气氛、描写情节，而是在一种娓娓而谈的过程中以简炼准确的笔调勾画人物，使各式各样的人物的心理神情也生动地闪现在读者眼前，如《苏武传》写苏武就是如此。第二，《汉书》的语言不像《史记》那么感情浓烈，气势雄放，但它简洁规范，韵味悠远，自有一种妙处。《史记》取材广泛，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语含真情，笔势雄健，显得生动活泼，挥洒自如；《汉书》则多取材于《史记》，汉武帝以前的史实记载大都沿用《史记》的原文，往往倾向于已有文献的复述和保存，具有“文人习气”，在写法上也是平实稳健，组织严谨，语言富丽典雅又很凝练，在描写的生动性方面比之《史记》相差甚远，在文学性上也逊色不少。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史记》、《汉书》的比较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出人意
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 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食且饱，少见其绶。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买臣徐出户。（《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
《史记》与《汉书》叙事艺术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部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学作品，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通史与断代史之先河，同时也在文学史上也见证和演绎了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和中国文学文体散骈渐分的阶段。《史记》、《汉书》之比较研究由来已久，但在过去大量的比较研究中，多以两者孰优孰劣为比较之根本，多少年来，“扬马抑班”亦或“扬班抑马”，聚讼纷纭。本文通过《史记》、《汉书》叙事方而的对比解析，解读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体由散向骄发展之痕迹，探求两者在文学创作中叙事风格特点。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为了再现历史上的场景和人物活动，《史记》很多传记，是用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故事构成的。如信陵君的传是由亲迎侯生、窃符救赵、从博徒卖浆者流游等故事构成的；廉颇和蔺相如的传是由完璧归赵、渑池会、负荆请罪等故事构成的；孙武的传主体是吴宫教战的故事；孙膑的传包含教田忌赌马、马陵道破杀庞涓等故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不胜枚举。众多大大小小的故事，构成了《史记》文学性的基础。虽然先秦历史著作中也包含有故事成分，但同《史记》相比，不但数量少得多，而且除了《战国策》中少数几个故事，也显得简陋得多。以后的历史著作，也不再有《史记》那样的情况，这是《史记》在中国众多的史籍中特别具有文学魅力的原因之一。 《史记》以“实录”著称，这是指司马迁具有严肃的史学态度，不虚饰、不隐讳。但他的笔下那些栩栩如生的故事，不可能完全是真实的。为了追求生动逼真的艺术效果，追求对于读者的感染力，他运用了很多传说性的材料，也必然在细节方面进行虚构。这是典型的文学叙述方法。 另外，《史记》所创造的“互见法”，也同时具有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意义。所谓“互见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司马迁运用此法、不仅是为了避免重复。为了使每一篇传记都有审美意味上的统一性，使传主的形象具有艺术上的完整性，就必须在每一篇传记中只写人物的主要特征和主要经历，而为了使整部《史记》又具有史学意义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就必须在其他地方补写出人物的次要特征和次要经历。这是人物互见法的意义。因为《史记》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往往需要在许多人的传记中涉及同一件事，为了避免重复而又能把事件叙述清楚，司马迁就在不同的传记中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同一件事，这样就既突出了每个人在这事件中的作用，又不致给人以重复之感。这是事件互见法的意义。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 班固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
三、思想比较 《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 （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
《史记》与《汉书》中吕后的异同 吕后作为西汉王朝的风云人物，《史记》与《汉书》都对她有详细记载。下面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两本书中所描写吕后的异同。 首先是相同点： 1、都承认了吕后的地位，给她独立写在本纪中，分别是《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 2、都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吕后时期发生的事情。例如少帝因得知非皇后所生口出怨言，于是就被吕后软禁并废除帝位；还有，吕媭听见吕禄要放弃军权而怒摔珠宝。 3、都对吕后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司马迁在《吕太后本纪》篇末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表扬说：“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汉书》卷三《高后纪》末尾的“赞曰”，也发表了类似的评断，只是字句略有不同。两者都表达出了对吕后当政期间政绩的肯定。 其次，不同点是： 1、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字数上。 《史记﹒吕太后本纪》正文的字数5328个，《汉书﹒高后纪》的字数为2006个，史记对吕后描写的字数是汉书的两倍多，可见史记的内容更充实、丰富一些。 2、对汉朝正统的维护。 《史记》在《高祖本纪》之后就是《吕太后本纪》，《汉书》则有《惠帝纪》。司马迁不给名义上的天子汉惠帝写本纪，但以吕太后有实际统率，虽非皇帝，但实际上却真正主持政务，于是紧接着高祖后面把吕后载入本纪，而汉惠帝的事迹只是在《吕后本纪》中略有提到。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更尊重政治史的实际，而班固在努力维护刘氏王朝的正统性。 3、叙事详略上的差别，从而表现出作者著史态度的不同 《汉书》对燕王刘建的死，仅用7个字描述——“秋九月，燕王薨”，而《史记》除记载燕王的死讯外，还描写了吕后在燕王死后把他小妾生的儿子杀了，使之因无后而被废除王国，后来她就趁机封吕通为燕王，霸占刘氏宗室的封国。另外，还有赵王刘友的死，《汉书》对此的记载是简单的“赵王友优死于邸”；而《史记》这对他的死记载的非常详细：吕女因为赵王只宠爱姬妾而心生嫉妒，因此向吕后进谗言，诬告赵王想要造反。吕后就把赵王招来，安置他在宫邸并派人守卫，但是却不给他饭吃，赵王因此活活被饿死。死后，吕后还下令以民间礼仪来葬他。从对以上两个刘氏王死的详略描写，表现出司马迁与班固著史态度的不同：司马迁是秉笔直书，通过描写燕王和赵王的死，表现出吕后的狠毒与残忍；而班固对两王之死，都只用聊聊几字描述，完全是平淡的记述历史，表示出对真实历史的回避。 4、在对人物的刻画和故事完整性上的差距 《史记》通过详细记载吕后在高祖死后处心积虑培植吕氏势力、残害戚夫人和加害刘邦诸子的罪恶行径，成功塑造了吕后这样一个残忍刻毒、权欲熏心的形象。而反观《汉书》，班固完全不带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去记载有关吕后的事迹，但他只注重这个时间段发生的一些重要事情，而这个过程又是草草一笔带过，因此没能够刻画出一个血肉丰满的吕后，显得很平淡无奇。
《史记》《汉书》项羽传比较研究晋代以来便有学者对《史记》《汉书》内容和写作手法进行比较批评和研究，因两书著述宗旨和行文风格之差异，历史上曾出现尊史抑汉和尊汉抑史两种观点，但多由全书或纪传各类下手，立论概括，少有以单篇对校者。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综合近代以前各家《史记》注说，结合《史记》、《汉书》传文考证谬误，为现代人研究《史记》及史汉比较研究必备书。徐复观《〈史〉〈汉〉比较之一例》对史汉纪传书志及文字作细致比较，其中亦涉及两书项羽传文字的对比，然多概言之。朴宰雨著《〈史记〉〈汉书〉比较研究》（中国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论述史汉比较之历史与现状，对史汉纪传体例、传文对比及写作方法、文势风格等方面进行研究。其传文对比方面不及徐文细致，但在比较方法上提出独到见解。近有刘德汉《史记汉书李广传之比较研究》与阿其图《汉书•匈奴传与史记•匈奴列传对校刍议》，以文本对校方法细读传文，考辨优劣，然尚未有以《史》《汉》项羽传详细比较者。除行文风格等不同之外，两传传文尚有谬误，本文在比较时亦一并指出。 一、传文要旨 《史记•项羽本纪》将项羽以秦汉之际实际统治者的身份列入本纪类，且列于《高祖本纪》之前，为《史记》卷七本纪第七。全文以项羽称霸天下过程中的三个重要事件为分
水岭，记述其由弱而强，极盛而衰的一生，即钜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鸿门宴一段，《史记》描写生动，记叙犹详。司马迁以项羽勇武善战、三年霸有天下却因目光短浅而致身败名裂，于行文中多致惋惜之意，感情充沛洋溢。《史记》传文在记史的同时多用散笔，穿插故事，错综印衬，文学性较强，具有历史散文的特点。《汉书》以陈胜项羽二人秦末之际曾先后号令天下故，将二人合传，名为《汉书•陈胜项籍传》，为《汉书》卷三一列传第一。班固从尊汉思想出发，仅以残暴戾狠、逆时代而行之贼人记项羽，且以其名“籍”为题。《汉书》传文注重史实，行文严谨，按历史顺序安排文章，不露情感，较《史记•项羽本纪》条理更为清晰。 二、传文比较 《汉书》项籍传袭用《史记•项羽本纪》。《史记》为项羽专著一本纪，而《汉书》将陈胜与项羽合传，传赞部分亦将《史记》陈涉世家赞与项羽本纪赞合并。《汉书》项籍传大幅删减《史记•项羽本纪》中字句，以互见法移置段落至《汉书》他传中，并调整后半部分传文顺序，使《汉书》项籍传字数缩减为《史记•项羽本纪》的三分之二左右，并占《汉书•陈胜项籍传》字数的三分之二。关于《汉书》传文中的删补移置，兹分述例证如下： （一）、大段变动方面，《史记》第1-9、11-15、20、25、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写作动机、结构体例、思想内容、文章风格、影响等多个方面来比较《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异同产 生的原因。透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两部历史 名著，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最终能正确的评价这两部同样伟大的历史 名著。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的方法，务求全面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比较的时候能够较深入地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表 现，如对二者结构体例的分析，在分析中发现二者治史理念的分歧；对 二者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史记；汉书；异同；对比分析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从《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高后纪》看吕后的历史地位 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2班张维201104040249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和《汉书》以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流传于后世。“本纪”是两书共同的部分之一，主要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多以帝王的事迹居多，而吕后作为一介女子，司马迁和班固都把其列入本纪之中，足以见她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从整体上来说，司马迁《史记》注重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吕太后本纪》的描写中，以吕后为中心，叙述了她在位时期的史实。而班固著史则注重汉王朝的正统地位，以时间为线索，叙述吕后的事迹。相比《吕太后本纪》而言，《高后纪》稍显简略，文笔不如《吕太后本纪》优美，读起来有点枯燥乏味。就本文而言，《高后纪》叙述的史实基本和《吕太后本纪》相同，没有新的史料加入。班固在评价吕后的观点与司马迁也基本相同。吕后作为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她的功绩是巨大的： 第一，吕后执掌朝政十五年，临朝称制八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第一个实际 上的女皇，结合《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以及《汉书·外戚传》我们可以发现吕后本人性格具有两面性，但总体上功绩更大，司马迁和班固都赞誉她在位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可见吕后在位时期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为后来的“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第二，吕后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女子。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在高 祖刘邦尚为一亭长之时，她与刘邦“攻苦食啖”，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生活，是一个贤惠妻子的形象。在汉朝建立不久,有个别将领心怀异志,蠢蠢欲动。吕后对刘邦除了关怀备至外,更能帮他出谋划策,巩固天下。刘邦在平定黥布叛乱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诛韩信,灭彭越,则皆吕后一手所为。诚如司马迁所言:“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 然而，人非完人，吕后也犯下了许多的错误，她所犯下的那些错误，导致 她在长期被人们认为是一个乖戾跋扈、冷酷刻毒的专制者。 其一，在《史记·吕太后本纪》和《汉书·外戚传》中都提到她与戚姬的 恩怨。“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代太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太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太子得毋废。”可以说这件事给了吕后很大的打击，因此当高祖去世以后，吕后便疯狂报复戚姬，“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手段之残酷，可见一斑。面对这残酷的一幕，她的亲生儿子惠帝“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并且指责道：“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这也给世人留下吕后恶毒的印象。 其二，吕后还诛杀功臣、部分刘姓王，封侯吕氏家族等。吕后佐刘邦杀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虽然体现了她的果敢和武断，但同时体现出了他好杀的一面。为了巩固政权，她还对部分刘姓王进行了迫害，据《吕太后本纪》，对赵王刘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馋之于太后，诬以罪过。太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其群臣或窃馈，辄捕论之。”把赵王活活饿死。《高后纪》也对此事加以记载：“春正月丁丑，赵王友幽死于邸。”班固未对赵王之死做出解释，记述过于简洁。从司马迁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 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本人认为《史记》可以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要将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司马迁可以综合各种体列，然后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使得《史记》得以有序地记载过去和当时所发生的事，在创造性方面的确比班固的《汉书》强。《汉书》是断代史，它记载的重大事件是固定在汉朝范围内。众所周知。对过去特别是先秦的史实搜集远比对汉朝史实的搜集要困难得多，花费的精力当然也要多。因此，本人认为《史记》在创造体例方面的贡献比《汉书》大。 ㈡在编写形式、原则和态度等方面的比较：“《史记》为后世著史创立了序、论、赞的史论形式。《史记》有篇前之序，篇后之赞，有篇中夹叙夹议以及《自序》一类的论传形式，既整齐又灵活，多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最具理论色彩，感情色彩，并能揭示著作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