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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洲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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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亚洲式民主

论亚洲式民主

近几十年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在寻找一种既能使自己具有现代性,又要保留传统精华的

政治体制。日本、菲律宾、南韩,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经常宣扬自己的“民主”,确实,这些国家或地区都有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日本、菲律宾和南韩基本上都有了自由和公正

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传媒也几乎不受检查了;多党政治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东亚的经济“奇迹”使一些人似乎看到了东亚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提出了“亚洲式民主”的概念。因为亚洲的情况很不相同,民主的因素主要在东亚,因此,它们实际上指的是“东亚式民主”。虽然东亚的情况也存在着差异,但在与民主有关的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体制上的确存在着某些基本的共同点。

李光耀是提倡东亚民主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上180多个国家中,推行英美式以社会自由、经济放任发展为主轴的民主法制国家,不过20多个。其余大多数国家仍挣扎在

创业、救贫、治安、教育和免于饥饿的基本生活线上。对于这些国家的百姓而言,如何获取生存权、劳动权等,比言论自由权、政治参与权还重要。因此,软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更能体现群

体的和谐与安乐,更能使政治与社会秩序显出和平景象,成为个人落实其权利之场域。另一位代

表人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1991年他在联合国对美国式民主和人权进行了批评:“如果民主意

味着可以携带武器、夸耀同性恋、漠视婚姻法规、以保护个人的人权为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特

殊的信仰,给出版以神圣的特权,使其滥用这种特权——如果这些就是民主的具体内容,那么不

能有一种与之不同的信仰吗?”他还说:“许多专制政府都是按照人民的意愿选举产生的,人民希望

有一个强有力而严谨的政府。”印尼前总统苏哈托盛赞协调一致的重要性。在印尼,所有的问题都

会被公开的审议,然而一旦领导人作出决定,每个人都要支持,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充分讨论和集

体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们的论述概括起来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他们最有力的论据是,东亚式民主强调对

权威的服从和一党体制,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果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没有权威主义的政府,

就不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进而,这种经济和社会变迁为更开放和更多参与的社会的出现创造了

条件。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先于自由民主。第二个方面,东亚领导人强调纪律是保证社会安全的

必备条件。他们批评西方式民主缺乏纪律约束。尤其是李光耀公开地嘲笑纽约人夜里不敢上街,

没有上街的自由,而新加坡的犯罪率要低得多。他还谴责西方国家对习惯性犯罪的“娇养”,指出那种犯罪确认必须经过充分的法律过程、将“公民自由”置于社会安全之上的选择和代价是注定不能接

受的。第三个方面是新闻自由问题。东亚各国都实行过新闻检查制度,李光耀拒绝改变国内的新

闻检查制度,声称为了防止煽动性和破坏稳定的信息引起骚乱和降低公共道德水准,政府有权和

有责任对进入本国的信息进行限制,尤其是限制那些秽的和不利于政治稳定的出版物在境内发行。他指出实行新闻自由的菲律宾和印度并没有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在人民中播下了对政

府不满的种子而使生活状况更糟。

威权与经济发展

“亚洲式民主”的根本内涵之一是把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放在个人权利和民主之上。它认为集体、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远远高于个人利益。他们把个人主义视作是对社会繁荣的威胁,也是对集体、

社会和国家的威胁。因此,他们认为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限制个人权利是理所当然的。进而,

在他们看来,民主不是超越其他社会价值之上的一种政治选择或终极目的。相反,民主是实现社

会秩序和经济福利等更高目标的工具。这不仅否定了构建有序社会时民主的效用,而且还反对把

民主作为政治目标,他们认为,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在东亚是阻碍了其他形式的民主或价值

选择;那种把西方式民主当作唯一的民主形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是“西方中心论”的体现。“亚洲

式民主”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好政府”。这个“好政府”是一个道德化的政府,

它能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它要求绝对的权威。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之所以理直气壮,最主要的是因为近几十年来东亚的经济发展迅速。这也是它之所以备受关注的关键所在。但是,“东亚奇迹”是否就应完全归功于“亚洲式民主”或曰软权

威主义呢?这恐怕要作具体的分析。

从世界历史的情况来看,无论是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近代史上,工业化多数是在专制体制下开始的,这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欧洲基本上是如此。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却是在民主政体下开始工业化的。在现代史上,第三世界国家中只有东亚和拉

美的少数国家是在权威主义政体下经济有较快发展的,而其他多数国家或者在集权政治下经济很

少发展,或者经济是在民主政体下发展起来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体制的反民主本质并不

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亚洲式民主”的倡导者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下,国家管理投资的能力受到很大制约,这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都竞相为获取自身的利益而争斗。并且,领袖多为自己的任期和选举所困扰,从而尽量满足选民的短期物质利益。所以,他们更关心消费和福利,而不是投资。此外,首脑的

定期更换,尤其是反对党首脑的上台,使政策的连续性很难予以保证,这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

会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权威主义政府则被认为可以克服这些

弊端。它没有任期的限制以及对选民的过分依赖,可以不顾选民的近期利益而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些。因此,它更能实行自由的经济政策,而不被可能会限制经济增长的再分配压力所困扰。进而,由于权威主义政府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行使权力,压制住利益集团的利益分享,因此它更可能实行

连续一贯和不受干扰的“纯”经济政策。

这些论点有其正确的一面。但是,也有很多相反的情况。我们提出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就会发

现它们的内在缺陷。难道没有利益集团的竞争,独裁者就一定会制定出正确的和具有远见的政策吗?我们只能说,在独裁者具有先进思想并且清醒的时候,他可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而在他被成

功冲昏头脑的时候,则必定会实行错误的政策。一般来说,具有现代化观念的独裁者,在其执政

的初期,其政策是符合实际和面向未来的,而在其执政的后期,往往是腐败、腐朽和掠夺成性,

因而其政策只能导致经济衰败。

那么民主体制呢?它在经济方面的优点是能够保障自由和财产权利。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

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实际上,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些民主体制在推进经济改革和实行有

效的经济政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西方各经济大国自不必说,即使在东方,如韩国,金大中时期

的政治体制要比卢泰愚体制民主得多,在推进各种经济改革方案和发展经济方面也更有效。就面

向未来而言,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并不总是因为权力更迭而改变政策,这是因为国会和社会对领导

人有很大的制约作用,而且,只要前任领导人的政策是成功的,继任领导人并不会轻易改变。在

改变政策方面民主体制对领导人同样有制约能力,这是“亚洲式民主”的鼓吹者们所没有提到的。

现在看来,政治体制的类型与经济发展并没有绝对的联系,而与经济发展最为相关的,是政

治体制的革新倾向以及它的经济政策。东亚的情况并不例外。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亚洲式民主”或曰权威主义政治能够促进经济发展,那么,是否它就是与多元政治地位等同的一种体制选择呢?换言之,它会长期存在吗?这实际上是要我们回答经济增长与民主的关系。而学术界很长时间以来一直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来看,经济增长会促进民主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在多

长时间内政治体制会因经济的增长而出现民主化趋势,在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上会出现这种变化,则会因时间、地点、文化背景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异。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重述

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所有论述和争论,但是有几点我们应该注意到:

第一,越是到现代,经济增长越是会及早地带来政治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开始

的现代化浪潮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经济增长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这

一点也适用于东亚。当然,这种政治变革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国家和地区如菲律宾、韩国、印

度尼西亚、台湾出现了政治转型,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和

香港则是在体制内部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竞争。

第二,就一个地区而言,东亚的权威主义政体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集权政体容纳了更高水平

的工业化,换句话说,其他地区,如东欧、拉美、非洲甚至南亚和西亚都是在较低的工业化水平

上就已经出现了民主变革。这可能与东亚的传统和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或许从另一方面

说明,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变革压力是不可逆转的。

第三,既然当代的权威主义政治是早期和中期工业化的产物,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它不会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尤其是在向信息化转化之后,其政治特性不发生变化。

“亚洲式民主”的变化路径

民主转型的经典理论最关注的是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的代理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是说,民主化是以公民社会的崛起为先决条件的。虽然这是民主化的一种基本途径,但不是唯一的。这种观点存在的问题是,它假设各地的工业化都同样地经过各个历史阶段。然而,工业化道路不是单一直线式发展的,尤其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依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不断变化的。

政府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发展阶段的制约。例如,在英国的纺织业中,制造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是自由的,因为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受到政府的支持,因此,在那里,政治民主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然而,在普鲁士和东方,工业化是后发进行的,“纺织业制造商不如农业的上层阶级强大,因此,他对社会观念的影响也不如后者有效。东方的这个新的…摇篮工业?在国内市场与来自西方的早已成熟的纺织制造业竞争时,显得非常脆弱。这样,东方的这些制造商们极力主张实行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纺织工业的这一特点削弱了它的自由主义的冲力和影响。”这说明,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由于资产阶级没有发展起来,不能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其他的社会力量就会跃跃欲试。在大多数情况下,哪里需要强有力的国家干预,那里的这种来自“上层的革命”就会统治社会和政治生活。换句话说,这种个体的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阻碍了在国家之外形成独立的利益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80年代以来东亚政治经济的民主化非常重要。东亚的情况与德国和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有相似之处,即政府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更有甚者,东亚多数国家比它们更为深刻地卷入了工业化进程。因此,当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公民社会

内部孕育出独立的力量,并对国家的权威进行侵蚀时,东亚各国因国家的强大而抑制了这种侵蚀,采取了有所不同的向民主过渡的方式。

东亚的特色是:第一,国家高度地卷入经济领域。国家是关键经济部门的操纵者和控制者,

其结果是,私人参与者的独立性受到了限制;而且,其影响深远,就像一个雄心勃勃的母亲竭力

去发现自己儿子的奇才一样,虽然这个孩子长大了,但是他很难克服由于被迫接受的强制性的抚

育所带来的缺陷。第二,东亚的经济是出口导向型的,然而,东亚国家在出口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使它们限制了进口对国内经济的渗透。换句话说,在这里,自由的对外经济结构与受控制的

国内经济结构并存。正是这种特有的资本主义体制使东亚能够充分利用战后贸易体系。战后的布

雷顿森林体制使日本在五六十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六七十年代没有成本地进入世

界贸易体系,大规模地出口而限制进口,在经济上捞到了好处,而不必担心引起国内的动荡。结

果是权威主义体制没有因此而受到冲击。那些把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看作是民主价值观的主要载

体的民主观是以一定的工业化模式为基础的。在推行这些模式的社会中,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

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而东亚后发工业化社会的特点是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界限的混淆。

东亚各国政府采取的国家主义的工业化政策要求一种具有排他性的政治和经济的国家合作主

义的体制模式作为保障。在这种模式中,几乎没有给资本留下自治空间。个人参与者对国家的依赖,使结构主义理论所设想的那些独立利益集团一时很难发展起来。然而,自80年代以来,正在

变化的国际国内情况,削弱了这种体制安排,增加了资本的自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

的政治经济民主正在通过国家和资本之间的相互协商和妥协来发展。不过,这既不是公民的政治

参与的拓展,也不是资产阶级的独立性的发展,而是国家与资本之间协商相互依赖的条件。因此,现阶段东亚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是资本不断地、相对地脱离政治精英而取得自治的过程,是政治精

英和资本通过协商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的行为。进一步说,这种变化不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

是在国家内部展开的。这主要涉及到国家的“开放”,涉及到以前在政治精英和资本之间的庇护关系的重新调整。

东亚各国的改革除了使私人企业得到更大的自治外,还进一步导致了国家内部权力的扩散。

随着国家的经济功能由领导经济发展向制定规则方面转化,过去建立的像经济企划院(在韩国)这类

的组织在制定经济政策方面越来越失去它的中心地位。由于经济政策的目标更多集中在宏观而不

是微观方面,因此像中央银行这样的国家机构开始在指导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1997年经济

危机发生后,银行的私有化、独立化和法制化进程加快了。结果是,在国家体制内部,权力不再

集中于少数经济部门手中。现在,国家需要改革它的控制手段,要更多的倾听合作者的呼声。要

使私人资本遵从政府,就要允许它们表达自己的利益,给它们以更大的权利。

如果把这种变化看成是社会对国家的侵蚀,还为时过早。这种变化目前主要是在国家体制内部,社会力量的参与也只能在国家内部寻找它们的代理人。反之也一样,政治精英为了追寻各自

的政治目标而积极地与参与政治的各种社会力量结盟。例如,在台湾的国民党内,“主流派”与“保

守派”围绕着政治改革的争斗,导致它们在体制之外与其他社会力量结盟。在80年代,台湾当局建立了使资方参与政策制定的制度化的体制。建立了“工业政策顾问局”,通过它与工业界保持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同样,在印尼,技术官僚与军方的争斗迫使这两个集团都与国家体制之外的参与

者结成联盟。“在当今的印度尼西亚,最有影响的支持者是工商界和政府本身,它们使法律在推动

强大的主张新秩序的精英和不那么强大的亲民主派之间的联合方面发挥作用。”结果是增强了技术

官僚的地位,而不是军方、也主要不是商界的地位。在泰国,“公私联合协商委员会”的建立是政府在这方面改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该组织建立后,一直关心解除政府管制和改革税收,使商业利益

和组织在制定政策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到90年代,这里的商业关系已由庇护关系转变为合

作关系。当然,国家仍有能力通过审批商业组织的合法性来保持自己的支配地位。在像“国家经济

和社会发展局”这样的部门中,技术精英通过“公私协商委员会”经常从商界得到支持,从而增强了

自己在国家内部与军方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因正式的民主程序的发展而提高了自己的地位。

结论

西方现代的民主体制是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最初,市民阶级经由启蒙运动认

识个人的价值,从争取人权、民权、参政权和自由权开始,进而向君主和贵族抗争赢得政权。建

立现代国家制度后,他们继续扩大民权,然后是改善人民生活,实现社会平等。在这一过程中,

国家权力处处受到法的限制,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经济权力支配着政治权力。而东亚的权威主义

体制是随着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必须凌驾于其他一切权利之上,

因此,在取得政权后,它有能力对付民权运动的挑战。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不是

在民族运动发生之时已经发育成熟,而是在民族独立之后依靠权威主义国家的扶持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公民社会尚未发育成熟是权威主义得以建立的根本原因。这种社会屈从于国家的体制决定

了东亚政治改革自上而下的特性。

在这一阶段,民主化反映的是政治精英与资本的代理人之间在国家体制内部的关系的重新协调。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自主地位的加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治精英迫于形势变化而主动采

取的改革措施所至。因此,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东亚在进行民主化改革时,社会

的独立力量还没有对原有的国家体制构成多大威胁,这使得主张改革的社会力量和中产阶级不得

不在国家体制内部寻找自己的代理人,与这些代理人协商、互相利用和妥协。总之,“市场”被国家如此深厚地控制着,以至于不存在资本从国家那里获得完全独立的可能性的基础。因此,资本只

能在现存的国家体制内部扩大自己的影响。西方的政治多元化是以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为基础的,而东亚的社会力量还被控制在国家合作主义的体制之中。

现在看来,“东亚式民主”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它是在权威主义的国家体制内部运作的一种民主形式。由于传统文化、社会政治关系和体制的影响,东亚各国的选举、公民参与和公民自由与西方的自由民主还有相当程度的差距,现在还没有一个东亚国家与西方自由民主的定义完全相称。另外,这种“强国家”的特性保持到了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也是没有先例的。

我们还应看到,工业化和市场化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市民社会的成长和社会力量的多元化,这会导致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和各阶级之间特别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紧张,从而削弱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削弱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亚洲的传统政治文化也不能适应亚洲社会飞速变化的社会现实,因而需要吸收外来文化以改变自己的某些与现实不符的因素。这就造就了民主的文化氛围。

最后,我们还应提到,东亚式民主的一个基本弱点是:政府运作的好坏与领导人个人的意志有很大关系。这就是政治学上所讲的个人魅力型统治。这是一种前理性时代的社会现象,当社会出现危机时,魅力型人物可以促进人们改变旧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使人们接受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的人们需要这种变革,因而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接受和追随这种魅力型人物,实现社会变革。一般说来,这种对领袖个人的迷信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但正是这种愚昧使人们产生了革命行动,它使人们不加思索地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束缚,与旧的观念和体制进行“彻底的决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看似愚昧的魅力与理性的启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是相同的。

魅力型领导人大多是通过革命掌握最高权力的,少数靠继承获得权力的魅力型人物至少也经过革命的熏陶,否则就不会有很大的魅力,只能利用前任的魅力进行统治。问题是,没有哪个社会总是处在激动人心的革命或变革状态。一旦革命或变革基本完成,社会进入平稳的发展时期,魅力型统治就难以为继了。尤其是在现代化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以后,对专业化的要求日益深化,原来的那种非程序化、非专业化的统治显然不能适应了。人治的问题主要在于它在现代社会无法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手段,无法保证制度、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因为一个领导人几乎不可能总是那么正确,尤其是在现代高度分化和专业化的社会中。

近两年来发生在东亚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从微观上来说是金融业和企业出现了问题,从宏观上看则是国家决策和体制的失误。而且这种失误是很难避免的。因为要解决政府对金融业和企业的过多干预以及确保政府官员依法操作必须进行根本体制的改革,换句话说,必须进行民主改革。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并不等于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它不

仅不能自动解决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且从长远来看,它必定会与政治和社会体制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改革的呼声会越来越高。因此,东亚式民主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经济危机导致的各国领导人和政治体制的更迭与变化非常值得注意。在日本,由于90年代以

来的经济停滞和危机导致了1993年自民党的分裂和失去将近40年的执政地位,细川首相上台标志着日本多党制的形成。在韩国,1997年反对党领袖金大中的上台,是其结束一党统治和多党体制

形成的标志,显然,这与韩国的经济危机有很大关系。在印尼1998年苏哈托总统在国内各派政治

力量的强烈反对下被迫辞职,是印尼强人统治时代的结束。在泰国,1998年也发生了政府更迭。

这种变化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深刻的涵义是东亚这种强人政治和对经济的过多的非市场化干预

只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适应。正如上述,当情况发生变化以后,当其内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和

社会的多元化力量发育成熟后(在市场化改革后,这是不可避免的),当经济的高速增长趋势消失后,整个体制都要发生变化。不过,想要东亚式民主在短期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是不现实的,因为太

多的人与现实的东亚社会有太多的联系。

(文/李路曲,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政治学系。摘自中国日报网站。本文仅供参考,文章观点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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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元素在世博会中国馆中的运用

论中国元素在世博会中国馆中的运用 摘要:有着近150年历史的世博会被誉为世界经济、科学技术界的"奥林匹克"盛会。世博会中国馆一直是近代观众关注的重点,中国元素的运用则成了重中之重。如何将中国原素与世界性相融合,如何能简洁的体现中国原素,中国元素如何与世博主题相契合,都成为中国馆设计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世博会中国元素中国馆 中国出现于世博会的历史 1873年,中国清朝政府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组织并派代表出席了奥地利维也纳世博会。当年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由英国人赫德担任,他于当年委派广州海关副税务司包腊代表中国参加维也纳世博会。到了1876年,中国第一次派出了中国人代表参展美国费城世博会。此后,中国陆续参加了多届世博会。通过世博会展现自我,走向世界,发现世界。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馆占地仅“八千正方尺”,以浓郁的中国特色吸引了大批观众,“中国馆主体为一木质牌楼向北而建,上书“大清国”三字,对联一幅,曰“集十八省大观,天工可夺;庆一百年盛会,友谊斯顿。”横批为“物宝天华”。中国参展的商品共计有720箱,6801种,价值约白银20万两。中国的丝、茶、瓷器、绸货、雕花器、景泰蓝等在各国展品中推为第一。”中国参展代表李圭写下的环游地球新录里对当时的情况有颇为详细的描述:“中国赴会之物,计七百二十箱,值银约二十万两。陈物之地小於日本,颇不敷用,此非会内与地不均,盖我国原定仅八千正方尺,初不意来物若是之多也。”时隔二十八年以后,在1904年的圣路易斯世博会:中国首次以官方形式率商人正式参加的世博会。当时清政府相当的重视参展,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并派出了由溥伦和黄开甲分任正副团长的政府正式代表团出席开幕典礼。中国政府参加本次世博会共花费170万龙元。在此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国多次参加,并且,中国馆的设计也逐步的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但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永远无法改变的存在,就是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 提起中国元素,会有人直接将其与传统文化画上等号,其实则不然,所谓中国元素,就是被大多数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认同的、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并体现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或风俗习惯,均可被视为“中国元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等思想,在中国传统建筑乃至现在建筑中都有运用,例如天人合一思想讲求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在室内则表现为室外环境室内化,大量绿色陈设布置在厅堂。这些绿色陈设经巧妙摆设,起到了调节气候、柔化空间、美化环境和创造已经的功效,具有朴素的生态意识。 当然,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沉淀千年的文化精髓,它在中国元素中占据的位置,是无论任何现代文明都无法取代的。而在现如今,世界所看到的中国元素已经远不止传统文化那么简单,“中国元素”应分为三部分,第一是中国固有元素:比如中国的领土(包括300万平方公里的领海),中国的人种,中国的气候等等;第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第三是中国的现代文化元素:比如北京的奥运精神,中国的航天精神,中国的电影文化,中国著名企业的文化等等。 中国元素所能表达的不是单纯的一幅国画,又或者是一帧笔酣墨饱的书法,而是一种精神,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而在世博会这样展示各个国家风采的舞台上,最能够用中国元素展现民族精神的,就是中国馆的设计。当观众们踏进世博会的大门时,中国馆能够马上刺激他们的眼球,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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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摘要:国防建设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是中国国防建设一个长期的基本方针。国防现代化需要国家雄厚的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支持,国防现代化水平只能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 关键词:国防建设,经济建设 国防建设是国家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国防建设,必须坚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江泽民关于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指导,以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为依据,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同国家建设协调发展,坚持全体军民共建国防的原则,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它着重进行国防领导体制、武装力量、国防科技、国防工业、国防动员、兵役制度、国防教育、国防法制等方面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军、警、民密切联防的强大巩固的边海防体系;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加强了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团结;在经济上大力支援边疆建设,奠定了雄厚的边海防物质基础;进行自卫反击作战,粉碎了敌人的蚕食和侵袭,保卫了边疆的安全。但是应当看到,在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中,面对敌人的海陆空立体进攻,不仅要建立强大的边、海防,而且要建立一支有快速反应能力、强大投送能力、高度机动能力的军队,国家在任何方向上遭到侵略都能迅速投人交战,并取得胜利。国防建设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有国而无防的历史。国防建设在武装力量建设、武器装备发展、防空体系的建立、动

员体制的建设以及国防外交与国家军事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使中国的国防力量逐步增强。 国防建设面临的问题: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给国防建设注入巨大活力、带来勃勃生机的同时,也使国防建设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遇到了一些新的突出矛盾: 1.怎样使经济利益与国防利益统一起来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是价值规律,在价值规律的决定和导向下,必然刺激市场主体自发地去追求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用较小的投入去创造尽可能多的产出,力求获得超出平均利润之上的自身利润,这种内驱力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是极为有益的。但市场经济自身也有其弱点,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市场不能自发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在国防建设领域这方面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例如,军工生产改变了过去统得过死的单纯计划体制,军工企业走向市场,这固然给国防经济带来了活力,但由于企业的经济利益与军品生产所要求的国防利益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军工产品的生产利润偏低,在市场的驱动下,许多军工企业对军品生产缺少积极性,出现重民轻军、本末倒置的现象。又如,一些重大国防科研项目需要集中全国的科研和技术力量进行协作攻关。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靠的是"全国一盘棋",攻关大会战,有设备出设备,有技术出技术,不讲代价,不讲条件。在搞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防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

试论民本与民主的区别

论述民本与民主的区别 民本语出《尚书·五子之书》:“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国家才能安宁。《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表达了一种君轻民贵、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民主一词源于古希腊问,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它由“人民”和“权利”两个词组合而成,即“人民的权利”、“人民主权”和“多数人的统治。民本思想是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专制政体服务的;民主思想是后君主专制时代的产物,是为现代共和政体、人民政权服务的。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一、民本主张“君权天授”,民主主张“主权在民” 民本思想是从统治者的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从人民的立场出发的,为政以民为本,是为了统治者能得天下并保天下。民本既强调“民以君为主”,又强调“君以民为本”,是与“君权天授”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孟子·万章上》:“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说明了君主的权力是天授的,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何人都不得分享。而民主思想是以人人平等为根本原则的,强调“主权在民”,人民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政府是由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了权力,这种权力必然要受到人民的监督。如《美国独立宣言》:“为了保障这些权力,所以才在人民中间成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和杰斐逊:“政府是经过受其治理的人民的同意才获得权力的。” 二、民本提倡“为民作主”,民主主张“当家作主” 民本思想从君主民从的关系出发,确定了民在国家、社稷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的是为民作主,而非人民作主。民本思想认为君主的责任是治理好国家,管理好百姓,君主和官员就是民众的父母,他们的贤能和勤奋程度决定了国家的治理状况。如《孟子·梁惠王上》:“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孟子认为,如果君主不为民谋生,则是罪人,寄希望于君主通过实施仁政、德政,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却从不想到如何让百姓自己去争取、去实现自己的权利。而民主思想主张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具有天赋权利,政府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只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及全体人民制定的宪法进行管理国家,不能代替人民作主。正如林肯所说的“that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是“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 三、民本的思想渊源是性本善,民主的思想渊源是性恶论 民本的思想渊源在于孟子人性本善良的思想,强调君王要道德贤良和聪慧。如《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表示人皆有不忍之心,君王也有不忍之心,君王会采取一些顺应民心的“仁政”“德政”措施来治国爱民。而民主思想的渊源在于人性本恶论,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性中包含社会性、趋善性、理性,以及欲望与兽性,同时指出:“必须用法律来订立有效的教育,人欲没有止境,除了教育,别无节制的方法。”著名的麦迪逊原理认为,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行暴政,而任何权力的集中都将导致外部制约的解除。所以,民主的思想特别强调权力的制约和法律基础。 四、民本寄希望于君王的自我约束,民主则更注重制度建设 民本思想用“天意”、用“仁道”来限制和约束君王行为,加强对君主和官吏的品德培养和人格塑造,希望他们重民、爱民、利民。如《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逋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意思是说,人事不值得过于指责,政事不值得过于非议。只有君子才能够纠正国君内心的错误。国君仁,就没有人不仁;国君义,就没有人不义;国君正,就没有人不正。因此,只要国君品行端正,国家就安定了。如“敬德不谄”的典故,说的是唐俭与唐太宗下棋时得罪太宗,被太宗贬官后,太宗还觉得不解气,要尉迟敬德指证唐俭有怨言,但唐太宗在尉迟敬德的多次拖延时间下,怒气渐消,心绪平静,能够冷静思考事情的前因后果,认识到自己太过小气,差点枉杀唐俭。而民主从“主权在民”思想出发,注重国家制度的建设,如建立自由普选、新闻自由、三权分立、多党制和军队国家化等等基

论民主与自由

论民主与自由 【摘要】民主与自由是现代政治理论中两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一方面,民主只是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不是其充分条件;另一方面,自由又与民主达成了促进关系。本文主要论述在不同分类中民主与自由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自由、民主 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历史中,自由与民主息息相关,一直是人们苦苦追求的两个价值目标。为了实现自由和民主的和谐,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付出了长期的奋斗和艰辛的努力。 民主:何为民主?所谓民主, 就其本质来说, 是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但是,就其实现来说,却是多数公民而并非全体公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所以,在相关文献中看到托克维尔写道:“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统治是绝对的, 因为在民主制度下, 谁也对抗不了多数。”政治学家们追根溯源,总是从希腊语中发现它的最初表达形式。希腊语“民主”一词意为人民的统治,顾名思义是以民为主,它充分尊重了人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所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与义务就来自于人的自由,相对于民主而言,自由是更高层面的社会价值。 自由:何为自由?自由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名词,有哲学意义、法学意义等,因此自由是一个使用的非常广泛的范畴。一般意义上的自由通常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摆脱控制和实现自主的发展程度。我们在这里讨论的自由是政治自由,即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因法律确认而享有的政治权利。同平等相对于特权、民主相对于独裁一样, 自由是相对于专制而言的。它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政治自由是同政治平等和政治民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政治范畴。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 政治自由 所谓政治自由,众所周知, 是能够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的活动。在以往的封建以及奴隶制社会,政治自由是没有的,君王享有独裁专政。反之,在一个民主社会,能够使国家政治按照自己意志进行的,是每个公民。因此,在民主社会, 每个公民都享有政治自由。那么享有政治自由无疑必须拥有政治权力。因为所谓政治,即为权力统治、权力管理。这样, 任何人要想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便必须拥有权力。没有权力,不能进行权力管理或权力统治。所以,一个人只有拥有政治权力,才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才能有政治自由;如果他没有政治权力,便不可能使政治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不可能有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必定只能为拥有政治权力的人所享有,因而必定只能为社会的统治者所享有。这显然仅仅是政治自由事实的客观本性,而不是政治自由的道德原则。所谓道德原则,即每个公民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应该享有政治自由。但是, 如果社会的被统治者能够反过来对统治者进行管理,从而变成统治者的管理者和统治者,那么,这种社会的被统治者便拥有了政治自由。被统治者拥有政治自由,决不是因为他们是被统治者,而是因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统治者。那么,如果一个社会,全体公民都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那么才可以使被统治者同时成为统治者。这样, 被统治者就能够与统治者同样直接或间接掌握国家最高权力,同样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同样使国家的

浅谈当代中国发展

浅谈当代中国发展 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在历史的道路上中国经历过兴盛、衰败。从大唐的盛世到宋朝的腐败;从康乾盛世到清末时的腐败无能再到近代中国的崛起。历史见证了中国创造的奇迹,而我们则见证了中国的崛起。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开始被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板封建主义的国家,国家领土被一块快的割占,而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一味的退让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割地的割地,赔款的赔款。无能的清政府只知剥削百姓,这让老百姓生活在水声火热当中。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以及清政府的无能终于让许多爱国人士忍无可忍,他们走上了救国的道路。从义和团的兴起到太平天国的建立,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运动。虽然这些运动最终失败,但却让许多中国人开始觉醒。辛亥革命的爆发使中国摆脱了清政府的统治但却没有改变中国的现状。国民党内部的争斗以及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使中国未能崛起。八年抗日,中国人民团结一致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但中国又再一次面临内战,三年内战结束,新中国成立,但中国已千疮百孔,新中国崛起之路异常艰辛。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开始探索,这中间也出现了许多的弯路,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的悲剧,那十年中国几乎没有发展,人民生活十分的困难。但从1978年,中国开始真正的崛起了。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已有一代人的时间了,这在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间”,但中国却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经济总量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已经出人意料地提前实现了邓小平同志80年代初提出的“三步设想”的前两个设想。这一设想就是旨在现代中国崛起的大战略。 现代中国迅速崛起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引起全球各国的极大关注。国际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中国机遇论或中国贡献论,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崛起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机遇,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世界发展做出愈来愈重要的贡献;二是中国威胁论或中国风险论,有些人声称中国的发展壮大会构成某种威胁。无论如何,人口规模巨大的、经济迅速崛起的中国将是21世纪人类发展最重大的事件。我们认为,中国崛起会给中国和世界带来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着极不确定的难以解决的重大发展挑战。可以说,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不仅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

论美国民主

《论美国民主》演讲稿 法国政治思想家夏尔·阿列克西·托克维尔1805年7月29日出生于今伊夫林省塞纳河畔维尔内伊,1859年病逝于戛纳。他出身家庭是诺曼底贵族世家,托克维尔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经历过5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1839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并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曾因反对路易·波拿巴称帝而被捕,因此提高了知名度。但是这件事使托克维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因此专门从事著作。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问世于法国,它是研究美国民主的最经典著作。这部作品刚刚出版就受到普遍好评,也使年仅25岁的作者托克维尔名扬海外。这本书先后在英、美、德、荷、匈、意、西班牙、瑞典、日本等几十个国家出版发行。 《论美国的民主》是世界学术界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它也是一本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托克维尔在这部著作里阐述了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原理,以及他对平等与自由的关系的观点。这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两部分,主要讲述了当时美国的民主对其国家的法律制度,政府的工作和国家事物所产生的影响,下卷主要是对美国的民主对美国的公民社会,人民的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想先说下关于托克维尔写作《论美国民主》一书当时的时代背景,在1830年七月革命后,因在效忠奥尔良王朝(奥尔良王朝又称七月王朝,始于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48年法国革命后被第二共和国取代。1830年,资产阶级对被剥夺选举权大为不满,因而发动七月革命,法国国王查理十世退位。查理十世指定香波堡伯爵亨利(1820年—1883年)为继承人,然而亨利并未继位。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依靠资产阶级的支持登上王位,史称奥尔良王朝。)的问题上与拥护已被推翻的波旁复辟王朝的家庭有意见分歧,以及为了避免七月革命的余波的冲击,而与好友古斯达夫·德·博蒙商定,借法国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向司法部请假,要求去美国考察其受到欧洲各国重视的新监狱制度。而其实际真正目的是到美国去考察民主制度的实际应用。在

论中国国防的重要性

论中国国防的重要性 周丹燕15本人力资源2班 摘要: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国防,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强大国防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潮流,在中国往后发展的年代,国防将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进步,中国定能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定能使人们安居乐业。 关键词:国防定义地位展望 从古至今,我国国防经历了两千多年,国防一直在不断进步,直到清朝后期,我国国防一度衰弱,使社会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落后的国防开始了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人民的国防新纪元。纵观历史,只有注重国防建设和国防教育,国家才会兴旺发达,社会才能繁荣安宁,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第一:国防的定义 国防,古人视礼义为维护社会国家的安全力量,必须严格遵行,防止逾越,称为国防,但如今就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恐怖分子等,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国防是国家的标志性特征和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也是国家生存权和自卫权的集中体现。我国国防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先秦时期到如今的新中国,国防的内涵一直在不断丰富。 第二:中国国防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刚刚举行过得“9.3大阅兵”,是中国人的骄傲,不仅给了别的对中国怀有不良思想的国家起了威慑的作用,而且还让广大人民了解中国国防的实力。 其实,国防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强大国防是国泰民安的根本保证。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道,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再者,邓小平同志告诫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回首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康乾盛世”后的清王朝,为何让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蹂躏?可能制度是一个问题,但不得不提的是国防也是它的重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忽视国防建设,在西方进行工业革命打造坚船利剑的时候进行世界市场扩张,他们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居安不思危,使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甲午中日战争的水师的费用却被慈禧挪用公款拿来建设避暑山庄,大清国有的是钱,但是国防和军队却很弱,问题就出在没有把钱用在国防建设上,落后就要挨打,所以国防是一定要加强建设的。然而新中国的成立,为了改变国防落后的局面。进行了一五计划三大改造,党把富国与强军当做国家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在不断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始终高度重视国防建设。60年代以来的原子弹,氢弹还有卫星的发射以及大阅兵时期展现出来的中国国防新面貌,都对中国的国际地位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国无防不立,民无兵不安”,所以,必须加强全民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近代中国充满血和泪的屈辱史对中国人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国家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防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届的国家领导人都十分强调国防的重要性,深刻地揭示出国防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威慑力,是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稳定力,是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力。 第三:对国家国防的展望 我国国防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将会伴随着社会发展水平而不断演进。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战略格局多极化的演变,国防使命和任务将进一步拓展。我国未来的国防将不只是依靠军事部门建设国防体制,而是将国防推往科学化、社会化和法制化建设,不断完善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国防军事建设。针对当今世界的局势,中国应该总结国内外军事的基础上,对本国国防进行调整和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完善《国防法》,让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更好

第五章 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第五章发扬民主,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 民主和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直进行探索而又没有解决好的重大课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政治建设指导方针,这是贯穿邓小平法制思想始终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的全部法制思想也都是围绕这条主线展开的。 一、对社会主义民主重要性的认识 邓小平对民主重要性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战争年代。在1941年《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中,邓小平就阐释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他说:“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正是基于对民主的重要性的认识,他同时提出要“加强民主教育”,“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

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他一直把“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看作是检验“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的三个重要标准之一。他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著名讲话中指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据此,他强调,要人们解放思想,必须发扬民主,改变“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的状况。1979年3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针对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的情形,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环境、目的、内容和保障条件 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如何加强民主建设、民主建设的目的以及民主建设的内容涉及哪些方面,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保障条件等,邓小平都作出了较为全面的阐述。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mocracy and Law of Reason 秦前红 【学科分类】法理学 【摘要】激情的民主和理性的法治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紧张。二者之间有相互促进的地方,但并不如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是天然统一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及各国的实践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然后以足球“黑哨”问题为例证,从法律的视角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思考,认为树立法律权威、确立法律信用是民主的法治要求,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法治的民主要求。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统一。 【关键词】民主;法治;罪刑法定 【写作年份】2003年 【正文】 论民主与法治的关系 秦前红刘高林 (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民主与法治一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中国自“开眼看世界”以来便对西方民主与法治环境下的文明社会推崇不已,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的思想引进和制度移植。但由于西方社会自身历史的特殊性以及西方对民主和法治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再加上中国自身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条学习之路异常缤纷但十分艰辛。其间思想流派杂陈观点互相辩难,而经由思想催化的制度更是千姿百态甚至自相矛盾,不仅难以与我国国情相契合而体现出先进性,反而有淮橘为枳的尴尬甚至流祸无穷。 因此,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便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了。而在我党以大无畏的精神拨乱反正并毅然选择了法治的治国之路后,这种探讨尤为重要。当然,笔者并非对民主与法治做一个系统的正本清源,那需要几本厚厚的专著恐怕才能完成,在此只想对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点力所能及的阐述。 一 民主,永远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词语。民主理论源远流长,它从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文明中持续不断的发展而来,传播到了每个大陆并成了人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主的含义众多,但在现代宪政理论中,民主的基本含义是政治事务中最基本的权利应属于人民。民主能让我们避免独裁者暴虐、邪恶的统治,能保证公民享有更为广泛的基本权利,使人民能够运用自我决定的自由,在自己选定的规则下生活。从民主的发展史来看,民主理念要在国家统治中得到实现,离不开法治。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形势与政策论文

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效日益明显,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得到了较大提高,经济总量日益上升。据数据显示,到2014年上半年止,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样的成绩当然离不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处于一片低靡状态,中国也不例外,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失业率陡增,出口额下降。为寻求世界经济复苏,西方国家联手中国举行G20国峰会,讨论如何合作发展。实践已证明,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起了领跑者作用,成为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引擎。在2009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突破8%的目标,2010年中国政府又投入40000亿,目的是刺激经济增长,确保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行,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作用,一方面我们借次机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成就,为中国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合作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推进城市经济文化建设,以点带面,辐射周边,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现阶段新一任领导人的上台,提倡科学发展观,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加大反腐力度,增加一些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为经济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与政治环境。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由“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发展,即科学发展。为实现其目标,中国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运行。

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模式正由“粗放型”向“节约型”增长方式转变,因为从长远来看,只有节约型增长方式才能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粗放型增长方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中国当前是市场经济。 “三农”问题是历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重中之重,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差距逐渐拉大,为此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深化农村改革,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继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提高养老金的发放金额,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房地产市场”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热点,改革开放特别是1998年以来,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不断深化,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观念明显转变,住房消费有效启动,房地产总体上保持了快速健康发展的势头,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推进城镇化发展,改善居民住房条件,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但发展中也出现了诸多矛盾,普通居民没有能力购买高档房,而且部分商家从中在此“炒作”,使房地产市场秩序不太规范,为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确保国民经济平稳较快运行。 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明显,人民币汇率逐渐上升,对此有利有弊。西方国家都强烈呼吁中国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此来促动其自身的外贸出口,因为中国劳动力比较丰富、廉价,是以加工业为主要出口的,一旦汇率有较大波动,中国出口将会减少。所以对此问题,自2007年人民币汇改以来,中国政府实施了平稳的汇改政策,以此来推动经济平稳发展。

略论动画造型中中国元素

四川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略论动画造型中中国元素的运用 学生姓名夏晓悦 院系名称影视与传媒学院 专业名称动画专业 班级2011 级 2 班 学号2011320143 指导教师宁婷 完成时间年月日

略论动画造型中中国元素 动画专业 学生姓名夏晓悦指导教师宁婷 内容摘要:在这个视觉文化不断发展的时代,动画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和 文化,它有门类众多,丰富多彩的表达形式,并且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部成功的动画也预示着其重要的文化和商业价值。从我国1926年第一部中国动画《大闹画室》的诞生,动画和中国民族文化已经密切的结合在一起。中国动画从发展的初期就是以“探民族风格之路”为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自己独特的艺术体系。而现今由于国外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多的美国文化和国外思想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影响着中国新一代人的成长,因此将中国元素不断的融入到动画造型中是极其重要。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动画产业的问题,更是一种本土文化抵制外国文化思想侵略的保护。 本文结合多种动画角色造型中的中国元素,来研究中国元素在动画造型中的中和角色设计的核心内容。通过几个案例的研究,来解释如何将中国元素融入到动画造型中。 关键词:中国元素动画造型视觉元素 On Chinese elements in animation modeling Abstract:In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visual culture era, animation as a unique form of art and culture, it has many categories, rich and varied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successful animation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important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value. From the birth of China in 1926, the first Chinese cartoon "row studio", the anima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has been closely combined together. Chinese anima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development is to "explore the road of national style" for the purpose,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own unique art system. And now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lture, more and more American culture and foreign ideas penetrated into people's lives, affecting the growth of a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people, so Chinese elements into the animation is extremely important. It has been more than just a problem in the animation industry, it is a

对中国国防建设的看法[1]

对中国国防建设的看法 根据《大学军事理论教程》所说,国防是指“国家为防备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装颠覆,保卫国家的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安全所进行的军事活动,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活动。”这个定义很宽泛,打破了我对国防的传统理解。由此我知道,现代国防不单纯国家军事力量,还有非军事力量,如外交。 之前我认为,外交其实是国家实力的一种外部表现,我国有一位外交官曾说过:“弱国无外交”。通过“北京六方会谈”,我明白,外交其实就是一场激烈度不亚于军事的战争。一场成功的外交战往往比正面战所获更多。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要加强我国国防建设就必须提高我国综合实力。现在我说说我对我国国防建设的看法。 首先,我国现行的是国防困境。我国是一个国力较弱的国家,虽然现在有很大发展,但现在军事仍未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很多武器都是苏联时期武器的更新产品。不仅如此,中国武器生产链接不上,一些落后武器超长服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坦克和战斗机。更令国人沮丧的是中国现今仍制造不出大型运输机和航空母舰。我国武器落后但我国要防护的地方又那么大,真不知道那些整天叫嚣“中国威胁论”的日、美是何居心。我国周边陆海相邻的国家有22个,陆地与我国接壤的国家有15个,边界总长22800公里,与中国隔海相邻的国家有7个,海岸线有18400公里。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独霸,而中国成为它唯一潜在挑战对手。现在美国拉拢日、韩、泰、菲、越想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不仅如此美国又想将印度拉拢过去。中国大陆东有日本,西有美国势力,南有印度,北有俄罗斯的威胁。现在还有一个台湾要搞台独。因此要打破我国现有地缘困境,就必须针对某一最大威胁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破现在的地理战略弱势。 其次,必须看到我国军队建设和武器发展紧迫性和现实性。朝鲜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情况不同;中国现行军事状况有和当年朝鲜战争不同。当年美国军队还处在机械化而现今已经从机械自动化到达信息化。美军拥有精确制导、信息化、全球部署三大战略优势。回头看看中国军队,虽然研制出精确制导的远程和洲际导弹,但现代海空军却仍然趋附于陆军。海空军仍只能在近海巡游,不能进行远程投放。一旦中美战争爆发或是中日战争爆发,中国便成为名副其实的“雷区”。现代战争是一种四维时空战,从战争地理角度来看,它是一场立体的战争;从信息化角度来看,一秒钟便可以决定战争的成败。我国现在正处在机械化向信息化转变的时机,而美国早已达到这一高度,所以军队建设和武器发展面临艰巨的任务。 再次,我认为我国的现行国防战略需要随现行战略环境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如我国应当考虑结盟问题,来抵御美国现行战略压力。其中,与和我国处境相同的俄罗斯结盟可以彻底打破我国现行劣势。还有我觉得我国应当谋划好战略战场。我认为我国应将太平洋作为我国战略作战区,将未来战争中心由我国本土向太平洋推移。这样才可称为积极防御。不过要做到积极防御我国必须调整意识,即将太平洋作为我国的一个内陆湖。要做到这一点,我国需不需航空母舰?答案是要。我国现今虽不能供应起一艘航空母舰,但要实现上述目标,我国必须有这样的战略目标。 最后,我国必须加强国防体制建设。国防体制建设目标是三军协同作战能力达到如一个军一般。 当然我们当代大学生也应该积极参加军事训练、学习军事科学,这不仅是每一个法定公民的义务,这也有利于提高全民国防意识,振奋民族精神;有利于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有利于培养我们的综合素质,将来为国家多做贡献。 在刚刚结束的军训中,我学会了很多,也懂得了很多。军训的生活与在校的生活大相径庭,但这里没有花前月下的缠缠绵绵;没有轻歌慢舞的悠闲;更没有浓妆淡抹的那份心境;惟有直线加方块这份简洁;只有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意识;只有艰难困苦、通往直前的那种毅力。 通过军训,我也懂得了国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

论中国发展

论中国发展 09级模具(2)班3109006806 胡炳昌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 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 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可见中国发展道路不仅仅关系到本国的因素,还要考虑到国际的因素。 一、中国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过去的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因为没有考虑环境的因素,盲目的追求经济的增长,导致环境恶化。之所以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因为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就是要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同时,加快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协调,就是要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可持续,就是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只有坚持科学发

展观,中国经济才能稳定的增长,这样既保证了经济的增长,又能很好的维持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冲突。 二、中国发展除了经济发面外,还要兼顾到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的发展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继承、借鉴与创新,并主动融入世界文化,是中国今后文化发展必由之路。创新不易。一要有一定的文化积累。根深叶茂。文化积累是根,根基不扎实,是长不出新枝的。即使破土了,也长不高,长不壮。要明确方向。方向错了,不是创新,而是守旧、复古,前功尽弃。一定要透过种种迷雾,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这个方向,说到底,是与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价值观相一致。要有宽松环境。要允许磨擦事物存在、发展,不能视新事物为洪水猛兽,要鼓励不同思想文化自由交锋。要有勇气和意志。以新的文化代替旧的文化,并非一帆顺,必然会碰到斗争。这离不开政治家的胆识,也离不开有识之士的顽强奋斗。说到底,是要整个民族的勇气和意志。旧的文化代表不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只要新的文化持之不懈地奋斗,并尊重事物发展规律,最终必然能取得胜利。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已进行了一百多年。总的印象,是太慢了。亚洲几个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比我们快得多。这可能同他们直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便于接收同属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世界先进成果有关。而我们则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由于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不能以开阔的胸怀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文明一直保持一种强烈的警惕性,不能积极地学习西方文化那些先进成果,结果反过来损害了我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

达尔《论民主》

达尔《论民主》 该书分析民主的起源、民主的含义、民主的理想与现实及如何生成民主。把平等精神作为民主的主要内涵是它的主要特色,也是达尔一贯的精神,正如他对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长期坚持一样。在民主思想家中,达尔无疑是重视经验和事实的。这不仅得益于他长年在美国纽黑兰所做的详细调查,也源于他对行为主义政治学多年的研究。作为民主理论家的代表人物之~,达尔教授的一生经历表达了美国民主思想的学术史,反映了自二战后到东欧剧变的民主演变史。正是扎实的大量依据,使得达尔教授在中观政治学分析方面的成就格外引人注意,在党团民主的剖析方面尤见功底。 一、理想与现实:民主的含义与合理性 规范主义学者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规范式研究,大多采用静态的、历史的、制度型分析方法,注重从抽象角度考虑问题,其方法即理论上应该是怎样的就怎样的“应然”(should be)研究方法;经验主义则大多采用调查研究型的、动态的实证方法,注重从具体的、可操作角度考虑问题,其方法为现实是怎样的就怎样的“实然”(It is)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取向的不同,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样,从而造成理论价值与事实的二维分野?。经验主义学者把民主当成一种程序、一种手段、一种机制,在这种安排下,采用竞争性选举投票来决定官员,再由这些官员来代表选民决策,这就是“程序民主观”;规范主义学者则把民主当成一项崇高的原则如自由、平等、最高的善、多数人统治等具有实质内涵的、抽象的意义来看待,即“实质民主观”。达尔既把民主当成一种具有实质内涵的东西来研究,又把民主视为实现这一原则的手段、方法或机制。这是达尔为了调和上述分歧所作的努力。民主过程就是社会团体制定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学者称之为“团体政治学”)。在这个过程中,要有一个抽象原则即政治平等来保障。从公民的角度,我们应该把每个人的内在幸福看作是与他人平等的;从政府的角度,政府在决策的时候,对于受到决策约束的人,应当平等地考虑他们的幸福和利益。民主内涵的合理性是个“应然判断”命题,要从“理论到理论”的思辨角度回答。由于政治平等更符合多数人的利益,更审慎、更易让人接受;而专制政体的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无论是从“价值判断”的视野,还是从“监护统治”的理论而言,专制政体都远逊于民主政体。“平等的投票、有效的参与、充分的知情、对议程的最终控制及成年人的公民身份”,是保证民主平等的程序性内涵。民主政体有助于使个人自我决定的 机会更多,个人的自由程度更大,个人会更关注自身性格(人性)的充分发育,个人也就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公民权利同时也履行更多的道德责任,从根本上维护自身的利益。民主就是个人自由的最大发展和保护。对于国家来讲,民主政体有助于“避免暴虐、邪恶的统治”,“彼此没有战事”,经济繁荣,较高的政治平等。暴虐与邪恶的统治指的就是所有权力的聚集,权力集中到某个人或组织手中。而民主体制中权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原则有效地分散了权力,权力不可能全部聚集到某个人或某个组织手中,因而在现实政治中不会出现暴政。代议制国家有高度联系的经济交往,国家的领导者有高超的妥协谈判艺术与和解能力等,导致民主国家内部彼此没有战事。民主有利于经济繁荣,也要求达尔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经验进行分析。市场与民主是怎样的关系呢?不论是过分变态发展的市场(主要是垄断),还是不充分发育的市场,都破坏平等和不利于多元民主的发展。一定程度市场的发展可以造就民主政治。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的中产阶级,他们有闲暇,有资金,追求法治、自由和自治,是民主社会的主体。市场主体本身就是有着独立决策权力的个人与组织,这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二、审慎与权衡:民主的理论建构和条件分析 实现民主是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关键性问题。政治精英们知道民主是什么,坚信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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