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
2004-10-28
作者简介:唐 培(1979-),女,云南文山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从翻译伦理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唐 培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河南洛阳471003)
摘 要:文学翻译中文化误读现象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本文从文化误读分类入手,借用A ndre w Chester m an 的翻译伦理模式理论,探究误读现象产生的原因。这对译者伦理观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文化误读映射出不同历史背景下译者对不同伦理模式的遵从,误读现象的历时变化体现了译者伦理观念的动态变化和译者自觉意识的增强。
关键词:文学翻译;文化误读;再现伦理;基于规范的伦理;译者伦理观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 722X (2006)01 0064 05
On CulturalM isreadi ng i n L iterary T ranslation :An E thical Approach
TANG P ei
(Depart m ent of Eng li sh ,PLA U niversity of Fore i gn L anguages ,Luoyang ,H enan P rov .,471003,China)
Abstrac t :Cultural m isreadi ng is i nev itable i n literary translation .T h i s pape r a i m s to class if y cu lt ura l m isreadi ng and then to explore its causes ,draw i ng on A ndrew Chester m an s m ode ls o f translation eth i cs .
It i s argued t hat cult ural m isreading re flects the
translator s obed i ence to different e t h ica l modes i n different histo rical per i ods .Therefo re ,
t he change o f cult ural m isread i ng i ndicates
the change of t he translator s eth i ca l conception and the i m prove m en t of h i s se lf consciousness .
K ey word s :litera ry translati on ;cultural m isreadi ng ;ethics o f representati on ;nor m based e t h ics ;translators e t h i ca l conception
0.引言
翻译是异质文化交流中极其重要的路径之一。文学翻译涉及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自其诞生之日起,不可避免地反映异质文化在交流中所产生的碰撞、冲突、拒斥、交融。文化误读虽是解读他者文化时所引发的普遍现象,却常常被简单定性为 错误 ,遭到批评。作为翻译研究者,有必要跳出 译作与原作二元对立的封闭、静态的体系,进入语境、历史和文化等宏观动态的境地 (孙致礼,
2003:121),
对误读现象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以发现
隐藏其后的原因及其影响,从而更全面、更公正地审视误读现象。
处于文化学研究的背景之下,一些西方学者认
为 回归伦理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现今社会的普遍趋势 ,进而提出 翻译研究回归到了伦理问题上 。(P y m,2001:129-138)
翻译伦理并非局限于语言层面的对等,而是以更高的视角范围对 忠实 问题进行关注;文化误读现象牵涉译者面对他者文化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的态度及相关策略,这与伦理问题所关注的视域密不可分。有鉴于此,本文试
图将翻译伦理置于动态变化的文化背景中,进而从
该视角来分析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1.翻译的伦理翻译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语文学阶段、现代语言学阶段和文化学阶段。(潘文国,2002:257-265)在文化学的热潮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如Anthony Py m 、Anto ine Ber m an 等,提出翻译研究中的伦理回归,并引发了译界的热烈讨论,其中Andre w Chester m an 的阐述颇有借鉴意义(2001:139
-141)。
Chester m an 分四个模式阐述了翻译伦理问题,即再现的伦理、服务的伦理、交际的伦理、居于规范的伦理。他认为,再现的伦理模式回溯到了忠实
译者的理想状态以及神圣文本的翻译。这一伦理规则即是要准确地、不进行增加、删节或更改,再现
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突显了忠实(fi d elity)与确实(tr uth)。第二个模式 服务伦理 ,是将翻译视
为一种商业服务而提出的,主要指翻译的功能模式,即翻译最终要符合客户要求,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这里讲求译者的忠诚
第29卷 第1期2006年1月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Journa l o f PLA U n i ve rsity o f F oreign L anguages V o.l 29 N o .1Jan 2006
(loya lty),首先是针对委托人的要求而言,还包括对译入语读者及原作者的忠实。第三,交际的伦理,强调语言的交际功能而不是对他者文化的描述。他引述了Py m的观点,即跨文化交际的目标在于由合作带来的双方互利,因而,翻译的伦理目标应是相异双方进一步进行跨文化的合作。译者道德指忠实于译者的职业,以及让跨文化交际成为可能的整个系统。第四,居于规范的伦理模式。该模式得益于描述型翻译研究和规范理论,即对译作的产生和接受起决定或影响作用的规范的研究。译语文化中的规范代表了当时译语文化对于译作的期待。译者道德即是符合规范,符合而不是超出人们的期待。事实上,在现实翻译活动中,再现伦理模式往往很难实现, 准确地、不进行增加、删节或更改,再现原作及原作者的意图 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状态,毕竟翻译活动涉及的是两个蕴含着不同文化的不同文本之间的语言转化。这就为文化误读的产生留下了空间。而Chester m an对翻译伦理模式的阐述,摆脱了传统译论始终在原语文本的囿域中展开关于 忠实 讨论的局限,扩宽了译者对 忠实 的理解层面,也为我们提供了多向度的、历史的视角,客观地审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现象。
2.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当今世界处于频繁的跨文化交流潮流之中。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冲突与融合吸收的过程,往往是伴随着文化误读进行的。人们在接触异质文化时,往往很难摆脱自身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总是根据自己熟知的一切进行选择、切割和解读。这种现象就是文化误读。(乐黛云,1997: 110)翻译作为涉及多种文化因素的语言活动,总是难以避免文化误读的产生,甚至可以说,文化误读具有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由于主、客观等方面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忽视或无视文本的时空和视角去解读、传释文本(白立平, 1999:50),因而译文会产生多纬度和多层面的误读。
2 1政治文化的误读
文学翻译总要受到特定语境下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由于译者将其自身的政治倾向带入文本解读中,文本阅读便难以超脱政治,从而使得文学文本具有阶级性和政治性,甚至将翻译文学作为政治革命和政治斗争强有力的武器。这样的 政治阅读 在晚清的小说翻译中尤为突出。如:
(1)苏曼殊与 惨世界
法国作家维克多 雨果的名著 悲惨世界 ,最早是1903年由苏曼殊翻译题为 惨世界 。译作中出现了侠客男德的形象。这位侠客明了事态,思想激进,大骂孔孟。他以法国青年的口吻说道: 支那国孔子的教训,只有那班支那黄种人奉为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话吗? 他痛斥官府,主张 大起义兵,将这班满朝文武,拣那些黑心肝的,杀个干净。 再如:
(2)斯托夫人与批茶女士
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H arriet Beecher Sto w e)的代表作是 汤姆叔叔的小屋 ,由林纾和魏易翻译为 黑奴吁天录 。她的另一部作品 五月花 被当时名为 选报 的报刊登载的 批茶女士传 所译介。原作者B eecher被译者音译为 批茶 ,甚至其名著Uncle To m s Cabin的光荣全被 五月花 所冒顶。于是,斯托夫人仅被视为黑奴惨状的叙述者,而批茶女士却超越了废奴主义形象的局限,成为追求自由平等和慈悲救世的女英雄、 世界主义之代表 。
政治误读在晚清最为突出,原因在于鸦片战争后,中国处于民族存亡的危机关头,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大力提倡 小说革命 ,倡导政治小说的翻译,以配合维新改良运动,由此出现了译介西洋小说以开启民智、谋求变革的翻译高潮。小说翻译肩负起了政治的任务,译者不惜对原著进行删节或增添甚至是改写来加强 政治化接受 ,实现启发民智,增强民族意识的社会功能。译者无意的讹译误读,显示 时代意识顽强、自觉的选择 ,得到的是 正解与正果。 (夏晓虹,2000: 245)。(1)中的侠客男德,实属苏曼殊有意进行的创造性误读,旨在影射晚清社会的黑暗。这代表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也引起了国人的共鸣和兴趣。
(2)的误读便是借助批茶女士与 五月花 意象,表达晚清新学之士救国救民、追求自由平等及其英雄观。据此,政治误读满足了当时译语文化对翻译的期待,符合当时译语规范,因而具有合理性。
2 2伦理、宗教文化的误读
中国文化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很容易使用带有中国伦理亲情关系 踪迹 的词语去解读和替代原语文本。以 孝 为例:
(3)D.i m m ediately overco m e. Oh,dear,dear Ju li a!Oh,I have been a naughty and undu tifu l ch ild! (狄更斯D avid Copp erf iel d)
译文1.都拉复悲,自承其不孝。(林纾译 块肉余生述 )
译文2.朵立即伤感起来。 呕,亲爱的亲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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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唐 培 从翻译伦理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朱丽亚!呕,我过去是一个淘气的不孝的孩子! (董秋斯译 大卫 科坡菲尔 1950年)
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现代翻译家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 李尔王 时,也难脱 孝 道。 李尔王 中处理的是亲子关系,主要是以知恩或忘恩的方式来表现,子女对父亲表示感激就是顺应自然。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全剧的重要观念之一即 自然 (Nature)的基础上。朱生豪将nature和love几乎都译为 孝 ,甚至把 the sister s naughty 译成 你妹妹太不孝啦 。
此外,宗教文化误读也非常普遍。例如:
(4) That m an touch a hundred?H e looks as if he w as dead in he ll no w! (伊迪丝 华顿E t han F lo m e)译文: 那人活一百岁?看他的脸儿活像是他这会儿已经进了阴间地狱似的! (吕淑湘译)
(5) he that sa il e d his ship out of the m ists o f t h e world into the seas of heaven w ith the S il m aril upon his bro w.(托尔金TH E LORD OF TH E RI N GS)
译文:埃兰迪尔额上挂着茜玛丽尔宝石出海远航,驶出尘世迷雾,到达极乐世界。(丁棣译)伦理、宗教文化的误读主要是由于受译语文化传统的影响,译者无意或有意地用中国读者熟悉的伦理观念、宗教词语或文化意象去传达他者文化信息。 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和西方文化的强行输入决定了中华民族主体所产生的最初态度和对所接受的变异体只能是排斥与全盘拒绝。 (于语和,1997: 172)误读的结果往往使当时的译语读者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被误读的他者文化。 孝 是儒家人伦的中心,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心,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包括 孝经 里统摄父子关系的原则,乃至扩展到君臣的关系,而以这种孝子和忠臣思想支配的孝顺在西方社会里是没有的。如例所示,译语伦理观念对译者的翻译活动常常起到干预作用。在有些情况下,译者会在译序或跋中说明,如徐卓呆在 译者小引 中说: 固有名词,恐甚难记忆,故悉该为我国风,以便妇孺易知 。(夏晓虹,2000:237)这样的说明似乎缺乏严格的理据性,但却是译者自觉性的雏形。
中西方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西方信仰基督教;中国信仰佛教。不同宗教文化的影响使得原作与译作存在着极大的误读空间,译者极易使用译语文化中带宗教色彩的表达去解读和传达原语文本中带或是不带宗教色彩的部分。(4)中译者用译语文化中的宗教词语(阴间)替代了原文本中he ll一词;(5)中,除了替代(the seas of heaven 极乐世界)之外,译者在解读原语文本时,对 w orld 一词添加了佛教色彩,译为 尘世 。译语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阴间 尘世 极乐世界 是中国佛教中的术语,而在西方信仰的是基督教,只有 地狱 天堂 。
2 3文化意象的误读
文化意象作为凝聚着民族智慧和历史文化的结晶,具有相对固定的、独特的文化含义,带有丰富的联想,只要一提到,人们彼此间立刻心领神会。(谢天振,1999:180)文学作品中的文化意象在原文文本有其固定结构和审美意蕴。译者根植于译语文化,受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语言表达方式等的影响,极易导致对原作中的文化意象产生误读。如:
(6)I have a daughter;
W ould any of the stock o f Barrabbas
H ad been her husband rather than a Chr i s tian! (莎士比亚T heM erchant of V enice)
译文1.我有一个女儿,我宁愿她嫁给强盗的子孙,不愿她嫁给一个基督徒。(朱生豪译)
译文2.我有一个女儿
哪怕她跟巴拉巴*的子孙做夫妻,
也强似嫁给了基督徒。(*巴拉巴 Barrabbas :古时强盗名,见 新约 马太福音 X X V II,15-20.)(方平译)
(7)So m e had beau tifu l eyes,others a beautif u l nose,others a beautifulm outh and fi g ure;fe w,if any, had a l.l(哈代T ess of the D U rbervilles)
译文1.她们里面,有的美目流盼,有的鼻准端正,有的樱唇巧笑,有的身材苗条,但众美兼备的,固然不能说没有,却少得狠。(张谷若译 德伯家的苔丝 1936年)
译文2.她们有的长着漂亮的眼睛,有的长着俏丽的鼻子,有的有着妩媚的嘴巴,婀娜的身段;但是,这样样都美的,虽然不能说一个没有,却也是寥寥无几。(孙致礼译 苔丝 2000年)
(8)B ilbo w as very rich and very pecu liar,and had been t h e w onder of the Sh ire for si x ty years,ever si n ce h is re m arkab le d isappearance and unexpected return.(托尔金TH E LORD OF THE RI N GS)
译文:毕尔博家财万贯且性情古怪。六十年前他不辞而别,外出寻宝,而后又出人意料地返回故土。(丁棣译)
以上译例均属于文化意象的误读。 圣经 是西方文学的重要渊源,其中的典故,乃至人名、地名都是人们所熟知的,(6)中B arrabbas一词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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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
自 圣经 。原语文化中,读者无需解释就可以 心领神会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译语读者,该词是完全陌生的符号,根本谈不上领会其独特的文化含义。面对这样一个困境,译者可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可以抹去原文的陌生性,将其归化译作 强盗 (如译文1);或是保持原文的异域色彩,并加注使读者了解其中的文化含义(如译文2)。换言之,译者的伦理意识导向对译作的最终产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7)是 苔丝 中的一段描写,也反映了译者伦理意识的不同取向在译作中留下的印迹。译文1,译者用译语传统文化中美的意象替代了原文本的相应部分,三个 beautiful 译为 美目流盼 鼻准端正 和 樱唇巧笑 ,显然给读者呈现的完全是中式美女的特征,异域色彩消失殆尽;译文2则保持了异域的美,从而更贴近原文本中所描绘的形象。(8)中,译者在译文中添加了具有浓重译语色彩的词语 家财万贯 。这可以被认为是译语文化熏陶在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时的自然流露,抑或是译者考虑读者的接受而采取的策略所至。译者丁棣在谈到翻译策略时提到三点原因:其一,作为填补空白译介该书,并使其在中国 家喻户晓 ,就 要求译者尽量译得通俗、流畅即大众化,不要晦涩、拗口而太学究气 ;其二,译作的意图同原作的写作意图一样,都是 为供儿童阅读 ;其三,目标读者的因素。(2002:36-41)出于出版商因素以及翻译目的和目标读者的设定,译者采取了归化译法。译者的主观能动不可或缺,必然受主观意识驱使,也就是译者的自我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孙艺风,2003:4)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主观意识与译者的伦理观有着很大的共同性,甚至可以说二者具有同指性。这样,译者的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遵从了服务伦理与居于规范的伦理。
3.译者伦理与误读
以上主要从政治文化、伦理宗教文化和文化意象三方面,来关注文化误读现象。通过分析,笔者认为,文化误读从客观层面上映射出译者对原语文本不同程度的违背,即是对再现伦理的违背。翻译是最直接的文化交流,它不仅表现为两个意识的对话,同时也表现两种文化的对话。翻译过程是译者意识和原作者意识的交流与撞击,但译者与作者间的对话并不完全是个人行为,其中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为任何一部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当译者的意识进入作品时,他就进入了一种文化关系中,而他是作为译语文化的个体显现进入这种关系的,所以他完成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观照、比较、体验、领悟。(崔丽芳,2000:47)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是面对异文化,不断做出 道德判断 与 道德选择 。译者在从事翻译活动时,势必会按照自身的思维方式、文化传统及所处时代的特殊需要去理解、阐释甚至误读被译对象。翻译作品就不单纯是文学作品,而是成为体现某种文化意义的文本。就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而言,这一现象总是产生、并存在于特定的历史语境背景中。以中国近代为例,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该阶段的文学翻译从本质上已经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如(1)、(2)所示。误读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其一,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其二,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其三,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崔丽芳,2000:47)由此可见,该时期赋予翻译伦理特定时代的政治性,译者伦理观多是遵从意识形态因素的决定性影响。
由于误读本身体现了译者伦理观在翻译活动中的现实映射,并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翻译伦理的历史性特征,如(6)、(7)中两种不同时代的译文所示。朱生豪、张谷若是我国三四十年代的著名翻译家,他们的译作曾被视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代翻译家方平、孙致礼,在前人的基础上,以新时代翻译思想为指导,大胆尝试,在作品形式和内容上力求更加贴近原作。简言之,误读现象的历时变化体现了译者伦理观念的动态变化和译者自觉意识的增强。
在承认翻译伦理历史性的同时,我们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虑,在翻译过程中,影响译者伦理观的因素何在。Andr Lefevere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要素给我们以启示,同时,译语读者的接受规范(expectancy nor m)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5)、(8)出自当代译者翻译的作品 魔戒 ,从中可见,赞助人和读者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译者对原作的违背,虽然有损于原作作者的意图和原作文本的形式之美,但客观结果却是遵从了规范中何为可接受的译作的规定,符合读者的接受程度。换言之,服务伦理与居于规范的伦理,成为译者遵从的主要伦理模式。
综上所述,文化误读脱离不了深刻的历史背景及译者伦理意识的作用,同时误读本身映射出译者对不同伦理模式的遵从;误读现象的历时变化体现了译者伦理观念的动态变化和译者自觉意识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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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唐 培 从翻译伦理透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强。从 无意 到 有意 的变化折射出译者伦理观增强的动态过程。文化之间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从历史上看,误读成为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双方发展的契机,一方面丰富了主体文化,另一方面又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文学翻译中的 文化误读 是一种文化交际中不可忽视的事实存在,而且具有与文学翻译同样的历史。我们承认误读是某种程度上对原作的 曲解 误解 改变 ,因而它导致了文学传播中的部分失败,使译语读者看不到异质文化文学的真相。但不可否认,误读促进译者总体自觉性的不断提升,推进翻译事业的前进,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优秀译作层出不穷,名著复译推陈出新。当代译者无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开创翻译的新局面。研究前人译作中的误读引起的反思将有助于译者在实践中重视类似的误读的产生,从而做到更接近原语文本的传译。同时,文化误读使得外国文学作品易于在译语文化中传播,有助于建立起文化交流,增进跨文化的融合与对话。
4.结语
在文学翻译中,译者自身的 踪迹 随时会留在文学翻译文本之中,对自身的语言习惯、审美心理、民族文化特性、情感认同、文化身份、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进行 播撒 和补充,(魏家海,2003: 50)因而我们认为文化误读现象是普遍的、必然的。误读的客观存在直接指向译者没有忠实于原作,因此造成对再现伦理的违背。然而,误读往往是译者为适应译语文化的历史需要而产生,译者在客观上却遵从了译语规范,顺应了读者的期待,或是实现由委托人与译者共同商定的目标,即译者符合了居于规范的伦理或是服务的伦理。我们无意于为误读的 不忠 ,只是历史地、多层面地去分析这一现象,希望能够 还以背景,还以公道 (孔慧怡, 2000:88)。从中映射出译者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认识变化,这无疑可以视为译者伦理观增强的动态过程。作为翻译工作者,我们不仅要历史客观地看待误读现象,更要加强自身的 译者伦理意识 ,努力做到忠实传译,充分传达原作的 原貌 (孙致礼,2003:38)。本文仅是对误读现象进行粗浅的探究,而且几乎没有涉及中国文学作品向外输出时产生的误读,还有待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原题作 五月花 。传文将书名释义为: 取其幼时在校中,得闻此事于某年之五月,而心花由此怒发之意焉。
这是望文生义的误读。参见夏晓虹,2000:第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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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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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年
如何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本文探讨了几种处理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方法，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或兼并使用，翻译的目的都是为了创造更完美的翻译作品——既充分体现原文的风格、内涵又满足译文读者的需要。 ［关键词］文化差异文学翻译源语目的语 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常用跨文化交际、跨文化合作、文化交融或跨文化交际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尽量减少文化差异的四种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文学体裁和文化差异 翻译实践是与翻译作品的文体紧紧相联的。不同文体的翻译作品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特征。只有在同时掌握“源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的特征且能熟练运用两种语言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创造出真实体现“源语”本身风格的翻译作品。作品语言风格的不同就意味着所蕴涵的文化因素也各不相同。就科技体裁的文章而言，其所承载的文化因素较少。在这类作品的翻译过程中，准确如实地将“源语”信息内容转化成“目的语”远远比对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要重要得多。相反，在文学体裁的作品中，如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化就成为翻译中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忽略了文化因素，译作就成了没血没肉的、只是由词汇和句子堆积起来的躯壳。在读者眼里，失去了文化的译作也是没有灵魂的作品。因此，优秀的译者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应充分考虑如何处理不同体裁作品中的文化差异。 翻译之前，认真研究文学作品的体裁和语言特征是处理文化差异的一个关键。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特征，采用增加、注解、替代等不同方法尽量减少英汉两种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的分析 摘要：翻译与文化有着密可不分的联系。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其语言文化的个性又给翻译活动设置了障碍。由于民族历史、社会制度、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别,我国汉族文化与英、美等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种差异造成思维方式不同,具体体现在汉、英两种语言上的表现包括词语理解与运用、词义内涵、联想意义及句式结构的不同等方面。为此,分析其理论原理,通过引用例句做进一步的探讨,并就某些方面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在当今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如何把中英文翻译地更准确更贴近两种语言文化氛围，这是值得广大英语学习人士共同讨论一番的。 关键词：文化差异全球化翻译 正文：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信息和风格忠实、流畅、艺术地再现出来的实践活动。美国翻译理论家奈特指出:“所谓翻译,就是指从语言到文体在译语中用最贴切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文化在人类社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文化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语言甚至是文化的一部分,特定的文化背景产生特定的语言。换句话说语言的学习过程也就是了解一种文化的过程。翻译作为语际交际, 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过程, 而且也是文化移植的过程[1 ]。在很大程度, 它与文化因素、背景知识有很大的关系。王佐良曾说:“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吕淑湘也说, 翻译家必须是一个杂家。“杂”就是指知识要广博。可见,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了解背景知识是保证译作成功的关键。英语翻译不能脱离文化的教学。随着全球经济、政治和科技的一体化,多元文化并存势在必行,文化在各国交流与往来中变得极为重要。受其影响,文化成为文学翻译作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今天的社会中,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翻译成为了一种文化模式的转换。人们用“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跨文化交际) ”、“intercultural cooperation ( 跨文化合作) ”、“acculturation(文化交融) ”等一系列术语来替代“翻译”(郭建中,2000 , P277) 。因此,怎样更加准确、恰如其分地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是创造完美翻译作品的关键。。语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在广泛地、准确地了解他国文化中的观念、信仰、习俗、价值标准等方面的同时，忠实传达本国文化的价值与灵魂，才能真正做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事英语翻译要注意文化信息的传递，在实际工作中，文化信息有时很难传递到译入语中，结果对等的标准就不能完全做到。一般来说，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的不同对翻译的影响：列如一外国游客在中国旅游，由于饮食和天气等缘故，导致身体不适，去医院看医生，医生给出的诊断结果是：由于吃多了辣制食物，出现上火。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到底怎样把“上火”这个词翻译成外国游人容易理解且易于接受的词语呢？一般如果对于中国人来说“上火”一词，是在熟悉不过了，然而对于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你仅仅说一个“hot”，他们该怎样去理解呢？所以当然在英文当中也有不少的此类的与文化有很大关联的词语，譬如，meet one’s w aterloo （一败涂地），对于学习英语的我们来说，如果你不懂语言出处的相关历史，我们很难翻译出它的真正意思，其实这句话
关于英汉互译中的文化差异现象及处理方 法 " 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差异宗教文化差异习俗差异思维模式审美观 论文摘要：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制造出原语信息的最近的自然等值物，首先是在意义方面，其次是在文体方面。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模式的交流。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历史、习俗、思维和宗教多方面都具有特殊性。译者要仔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以传递原文中真实的文化信息。 Nida说“翻译是在接受语中制造出原语信息的最近的自然等值物，首先是在意义方面，其次是在文体方面。”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文化模式的交流。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发展、历史衍变的产物，作为文化的载体、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些文化差异导致英汉表达法的不同。要掌握一种语言就要熟悉其背后的文化特殊性,就要洞察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为使译文读者得到和原文读者基本相同的文化信息，在翻译中遇到两种文化的差异时，译者就要仔细在两种文化中寻找对应的表达方式，做出各种必要的转换，以传递原文中真实的文化信息。 1.1 历史文化差异
历史文化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沉淀而成。不同的历史渊源使各民族间形成了相互不同的性格气质和生活方式。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孕育了丰富的具有浓厚民族色彩和鲜明文化个性的成语和历史典故。如“三个臭皮匠,抵上一个诸葛亮”, 诸葛亮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是智慧的象征。但西方人未必知道他。若直译为“Three cobbles equal Zhuge Liang.”译文读者就会很迷惑,因此,应采取直译和增译相结合的方式,译为“Three cobblers with their wits combined equal Chuge Liang the mastermind. ” 或者采用意译的方式译为,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与英语中的“Two hands are better than one.”相对应。 西方也蕴藏着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如Achilles’ heel、Penelope’s web、a Pandora’s box等。儒教、道教、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在中国民众中有深远的影响。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翻译时应注意。如，《红楼梦》中刘姥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Hawkes 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谋事在人，成事在于上帝。）这就把刘姥姥的宗教错认为是基督教了。杨宪益的翻译“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则更为贴切，更符合刘姥姥的信仰。 1.3 习俗差异 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中国人见面寒暄多问“你到哪儿去？”“你干什么
比较文学 姓名： 学号： 专业：汉语言文学
文化误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摘要］：由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接受者在理解异质文化时，因“文化过滤”而导致的“文化误读”成为了，跨文化文学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不同文化“模子”之间的文学交流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接受者的语言差异、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还要在“期待视野”中寻找理据。以此来研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并看到它们都可能产生的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关键词］：文化误读；意向；文化模子；期待视野； 关于误读的探讨已有很多，文学研究者早已超越了误读是错误的解读这一粗浅认识，把误读和创新连在一起。美国当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认为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法国学者罗伯特·埃斯卡皮（RobertEscarpit ）在他的《文学社会学》（1987）一书中说：误读是“创造性的背叛”；保罗·德曼在《盲点与洞见》（1971）中也竭力推崇误读。 那么文化误读是怎样产生的呢？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论》中详细的对此进行了研究，概括而言就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由于文化过滤的作用，而导致发送信息的减损和接受者文化的渗入，从而造成影响误差，即文化误读。文化误读像文化过滤一样是复杂的，是接受客体主体性、能动性、积极性的表现。它分为有意识误读和无意识误读，从其后果来看，可分为积极误读和消极误读。 1无意识误读 无意误读往往是由于译者对源语文化缺乏足够了解或受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而产生的。例如，庞德在译《神州集》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也缺乏了解，他的翻译完全建立在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者Fenellosa留下的有关汉诗、汉字的注释和解说的笔记之上。所以在翻译时，误读了一些具有典型文化内涵的词语。在译唐朝诗人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时，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句译成： But you,Sir,had better take wine ere your departure, For you will have no friends about you When you come to the gates of Go. 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著名的送别友人去西北边疆的诗，其中“阳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它位于河西走廊，北与玉门关相对。自汉代以来，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在文学作品中，“阳关”被文人骚客反复吟颂，具有了丰富的文化意义。在中国读者心中“，西出阳关”唤起的是遥远、大漠、悲壮等联想。庞德把“阳关”误译成“gates of Go”，使该词背后蕴藏的文化意味荡然无存，中西方这种语言上的差异，使英美读者也难以从词汇表面体会到中国读者心中的那份感受。 以上可以说是无意识误读造成的文化丢失，但在实际情况中这种误读恰恰促进本了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庞德在《神州集》中翻译的一系列中国古诗，作为反英美诗歌传统的一面旗帜，推动了印象诗派的成长与发展。在这场跨文化孕育诗歌新芽的运动中，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是源于误读的成果。中国古典诗歌格律严谨，但庞德不懂中文，他无法理解中国古诗在声韵和形式结构方面受到的约束；他唯一能看到的，就是诗歌中的意象，因此对英美意象诗人来说，中国古典诗歌是纯粹以意象为基础的。有了这种理解，他就引中国古诗为范本，提出英美诗歌要想
浅谈英汉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要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除了通晓两种语言文字之外,还必须深刻理 解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本文拟从文化与翻译的关系的角度、以中西文化差异为突破口，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文化差异较大的语言现象提出建议性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文化；文化差异；翻译 根据《现汉》，“文化”有三个定义：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学习∽ / ∽水平。 而美国1974年出版的The New World Encyclopedia给“Culture”一词下的定义是:It is the totality of the spiritual, intellectual, and artistic attitudes shared by a group, including its tradition, habits, social customs, morals, laws and social relations. Sociologically, every society, on every level, has its culture. The term has no implications of high development.对比这两种定义,不难发现中国人与英美人对“文化”的理解不是完全相同的。英语的Culture定义排除了物质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它只强调艺术、文学、观念、习俗等精神财富，而汉语的“文化”则包括“物质财富”。 据上所述，文化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包含了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而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因此，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的发展能促进语言的发展，而文化要靠语言来传播和继承。作为记录人类思想和历史的工具，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内涵，而翻译就担负着在语言和文化中进行转换、促进交流的重任。正如刘宓庆（1995,316）所说:“语言中几乎处处有所谓‘文化符号’,留待译者‘解码’(decoding)。”在翻译中，译者首先要对原文中的文化符号进行解码。这些文化符号源自我们身处的社会环境，只有悉心分析，敏锐观察才不会有所错漏。在解码之后，译者还需用译语将原文的文化信息重新编码。这一过程则更为不易，要求译者对译语语言和文化有精深通透的了解和把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1984：34）美国翻译理论学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语言只有在其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因此，在翻译工作中，译者除了深厚的语言功底外，还应具备广博的文化知识，才能使两种语言达到真正的交流。尤其是掌握汉英两种语言所反映的中西文化差异这方面的知识更加重要。由于这一问题的广泛性、多变性和复杂性，要进行全面探讨是不可能的。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进行一下论述：
讨论儿童文学翻译，涉及很多相关问题，例如儿童和儿童文学的定义，其思维方式，喜好，文学阅读能力等。本文将进入儿童的世界，与其近距离接触，了解他们与文学的关系，了解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发展。 １．儿童的定义 大多数人都自认为非常了解儿童，认为其思维单纯；而教育者历来都在教育会议，漫画和儿童电视节目中将其定义为易犯错误的可爱调皮鬼。 事实上，上世纪的研究已经推翻了这些肤浅的概括性观点。童年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时期；不同年龄阶层的儿童不仅在生理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心理方面也表现不同；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也不一样。蒋风指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各个年龄阶段所显示的心理特征，各有它不同的地方，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它对儿童文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蒋风，１９８２：１２） 按成长阶段的特点，儿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３至６岁—学龄前期 这时期的儿童对周围世界兴趣极大，但由于人生经历与知识水平有限，对世界的认识浅显，不全面；易受外来影响，无法长期集中注意力；好奇好动，热中模仿。 面向学龄前期儿童的文学作品应非常短小，情节简单，人物鲜明，配有插图；不安排复杂情节；语言简单活泼，富有节奏韵律感；道理简短，易于理解记忆。 ７至１１岁—学龄初期 学龄初期儿童身体发育较快，逻辑思维开始发展，自我意识开始成形；兴趣从童话角色延伸至大自然，宇宙，历史，科学等。随着知识面的扩大，阅读和书写能力也快速提高。 面向学龄初期儿童的文学作品相对较简短，可同时表达多个观点，儿童能够判断，分辨情节或角色的不连贯性。 １１至１５岁—青少年期 这是儿童向成人的过渡期，身体发育渐成熟，心理开始显现成年人的特征，渴望具备成年人的力量，独立思考，独立生活；同时开始进入社会，但社会关系的扩大和复杂化使其感到迷惘；因此，对青少年的教育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关系到其世界观及人生观的形成。此外，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迅速成长，能够批判思考问题。但是，青少年还不够完全独立，在文学作品的选择和欣赏理解方面，有些作品可能超出他们的水平，或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有所误导，仍然需要成年人的指导。 少年读物虽还保留了儿童读物的特点，但已与成人读物接近。青少年能够分析评论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可以自我选择对自己有益的书籍。 总之，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各有其特点，对文学作品也有不同要求，研究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特殊性，首先就要研究这些特点。 ２．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作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儿童文学的功能和地位都有其特点，但是所受待遇却远不如成人文学；而儿童文学翻译更是处于科研领域的边缘。 ２．１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定义 过去，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曾定义儿童文学，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因素的限制，他们的观点大多都存在错误或片面性，没有达成共识。 瑞典教育家，儿童文学专家Ｇ?ｔｅＫｌｉｎｇｂｅｒｇ将儿童文学描述为专门为儿童创作的文学；而瑞典儿童文学作家ＬｅｎｎａｒｔＨｅｌｌｓｉｎｇ则从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定义儿童文学为儿童所读到听到的任何事物，包括从报纸新闻，连载，电视节目，电台演出，到书本的一切。这不仅包括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以及口头流传下来的传统故事。从更广的角度来看，儿童文学还可以指儿童感兴趣的任何事物。对几个月大的婴儿来说，树叶，布片，或者一张报纸，都可以是“文学作品”。 在中国，大多数儿童文学领域的工作者都是教育者，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童谣，谜语，神话传说，寓言，小说，戏剧，电影，及其他作品形式，与教育有关。换句话说，教育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核心，对儿童文学发展有着极大影响。 因此，本文采用以下定义：“儿童文学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服从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它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的部门，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的本身的特点，即儿童文学的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成为向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工具之一（蒋风，１９８２）。”而儿童文学翻译就是基于此定义上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２．２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地位 如今，儿童读物占了文学读物相当大一部分。很多人都以为非常了解儿童和儿童读物，但其实这两个概念较为新近—社会对童年的定义出现于两个世纪前，儿童文学是在成人文学发展较为完善之后才开始发展，儿童读物出现于１８世纪后，盛行于１９世纪中期后。 长久以来学术界不承认儿童文学为正式的研究课题，只关心其教育价值而非文学价值。儿童文学无法取得和成人文学平等的地位，屈居于文学多元体系中的低劣位置。 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也受到影响。在中国，１９世纪末才开始有进步民主人士注意到儿童读物问题。在维新改革人士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后，大量西欧儿童读物被译成中文，如《鲁滨逊漂流记》，《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等，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萌芽和发展。 通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使得全世界儿童都能够分享多种文化作品，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翻译的作用和意义也愈加重要。但是，翻译只是文化多元体系中的一个分支，翻译研究也只处于研究体系的边缘，再加上儿童文学在文学领域中的边缘位置，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无疑也只是“边缘中的边缘”（李丽，２００５：１０３）。虽然国外优秀作品不断引进，但是具体理论和研究依然得不到充分探讨。 ２．３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的功能 儿童文学属于文学体系，偏向儿童角度折射社会生活的一面，着重为儿童服务。 德国学者ＫｌａｕｓＤｏｄｅｒｅｒ（１９８１）较重视文学功能，认为教育功能会削弱文学审美性。Ｂａｋｈｔｉｎ则认为即使旨在理解儿童文学，供儿童欣赏娱乐，而不是作为教育工具，审美功能的标准对儿童文学的定义帮助还是很有限的（Ｒｏｓｅｎｂｌａｔｔ，１９７８）。（下转第１４７页） 浅谈儿童、儿童文学与儿童文学翻译 刘林 （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２００５级研究生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０） 【摘要】讨论儿童文学翻译，涉及很多相关问题，例如，谁是儿童？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如何思考，思考什么？爱好为何？关于文学阅读有何能力？等等．本文踏进儿童的神秘世界，与儿童进行亲密接触，以进一步了解儿童与文学的关系，儿童文学及儿童文学翻译的发展。 【关键词】儿童；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翻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ｍｏｒｅ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ｗｈｏｉｓｔｈｅＣｈｉｌｄ？Ｗｈａｔｉ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Ｗｈａｔａｎｄｈｏｗｄ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ｔｈｉｎｋ？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ｉｒｆａｖｏｒｉｔｅ？Ｗｈａｔｋｉｎｄｏｆ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ｏ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ｓｏｏｎ．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ｅｐｓｉｎｔｏ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ｗｏｒｌｄａｎｄｈａｖｅａｃｌｏｓｅｃｏｎｔａｃ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ｓｏａｓｔｏｇｅｔａｎ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ｉｔｈ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ｉｔ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浅谈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误读 一、文化误读的起源 翻译活动中的文化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时，就逐渐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文学翻译中，学者们的课题主要是研究文化信息是否能得到准确的传递。在交流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之所以会发生碰撞与冲突，主要是因为存在客观的文化差异性，因此，就涉及到了文化误读的理论研究课题。想要忠实的表达出本文的涵义和文化意义，就必须正确的理解和阅读作品中包含的文化信息。文化误读主要来源于诗学误读。文化误读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内翻译理论研究的热门课题，主要是因为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同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学者都对它毁誉参半，是因为在翻译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客观的现象。有学者认为，其理论概念应采取合理、科学的手段进行分析，这样学者们在谈论误读时，才不会对其草率而论，莫衷一是。在最初的阶段，哈罗德•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中正式提出了“误读”的文学理论术语。在这本书中，哈罗德•布鲁姆还提出了“诗学误读”理论及“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但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泽”。随后，误读在西方国家逐渐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和概念。其与文学理论上的误读有一定的区别，在翻译学科中研究的文化误读是属于狭义的误读，只限于文学翻译中对文化信息存在偏离的理解与表达。如果误读的绝对性和合理性太过于注重，那么翻译的严肃性与科学性也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二、文化误读的误读性质 当前文化文章在进行分类文化误读时，无意识误读和有意识误读是最常见的划分类型。有的学者认为：无意识误读主要是受制于客观的原因影响，有意识误读则是和它相反的原因。有意误读和无
意误读及为自觉性误读和非自觉性误读。通过文学翻译的实际实践，有学者认为，结合文化误读在文学翻译中的具体表现，还可以将其 划分为两种文化误读类型，主要是：理解性误读和目的性误读。理 解性误读、目的性误读和有意误读、无意误读进行相比较，理解性 误读和目的性误读更能把文化误读形成的机制全面的体现出来。对 于这种文化误读的分类，可以让学者们更加客观和更深入的去认识 文化误读，从而制定合理、科学的方案去解决问题的主要原因。 1.选择性引起的目的性误读。在翻译学中，实现文化的传播与 交流是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译语者在对原作品进行分析时，最终 接受者的读者是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同时，还要在语言文化背 景下找出能够引起读者共鸣的元素。否则，就算对原文的忠诚度达 到百分之百，没有找到与读者共鸣的元素，读者读起来也是云里雾 里的状态，实现翻译的最终目标又从何谈起。这样就促使译语者在 阅读中处于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选择性的模式，与原文产生一 种选择性的共鸣。由于译语者考虑到既定的翻译目的，所以，译语 者故意将源语文本中语言文化的体现形式进行了更改，试图缩小两 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这就是导致文化误读可以属于目的性误 读的原因。关于《围成》中的一些象征物的翻译，在中国文化中， 里面人物送给别人红封套“是指包含钱的红包或纸袋。它是通常作 为提示，礼物，奖金或贿赂私下给予。国外的译语者为了避免“红”字给西方读者带来的文化歧视，从而采取了一定的回避手段，在国 外的译语者中，在大多情况下都是把中国的“红”用“绿”来代替，因为，在汉语中，“红”的意思和英语中的金色和绿色有一定的相 同度。在这一点中，国外有的译语者考虑到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对 颜色词汇附加含义的差异较大，所以，他们为了是西方读者能够更
英美文学翻译中文化差异 一、“化”而不等值的文化差异翻译办法 文化的不同导致翻译之中，在不同的文化中寻找相近的对等语，这是翻译不可避免的一个事实，因而很多的翻译家认为：“翻译的实质，是语际意义的转换”，其实对于翻译来说，这是一个最为基本的阶段而翻译的最高阶段应该是“信达雅”背后的“化”，因为对任何一种文学来说，不可否认的都存有着一个“化”的功能，都是真善美的传递，所以翻译的实质应该是将“化”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个观点最早由钱钟书先生提出来，他在《林纾的翻译》中指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这是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所导致的，诚如上文所分析的，翻译是可能的，但是等值的翻译则反而会导致其原意的流逝，从而影响到最后意义的表现，因而必须要借助于“化”来实施，从而完成翻译的意义。 对于一部文学作品的翻译来说，不能实行全部的等值翻译，但是也不能实行全部的“化”，因而林纾在翻译史上来说，他仅仅打开了一扇大门，而没有真正的做到全面的将文学作品中的不同因素表现出来，其最终削弱了异国风情本身所应该具有的魅力。 (一)求同存异大而化之作者认为英美文学翻译中的差异，因为文化的不同，必须求同存异，所谓的同是意思的表达必须是真实而准确的，而所谓的异，则是异域风情的不可缺乏，因而较为准确的处理办法应该就是求同存异，大而化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传递出不同文化的精髓。求同所要求的是，将原著所应有的语义以相对应的语言尽可能地表达出来，存异则应该在实行翻译的基础上，将意义完整地表达之后，保留相对应的原语中的文化个性，从而使得异域的风情体现出来，鲁迅以前在《且介亭杂文》中这样谈及翻译，“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怡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时何地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
摘要：翻译是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内容、信息和风格忠实、流畅、艺术地再现出来的实践活动。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但其语言文化的个性又给翻译活动设置了障碍。本文从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化风俗、地理环境等方面论述了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英汉文化的差异。 关键词：翻译；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活动中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时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翻译与文化有着密可不分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赖以传播的物质表达形式。要将某一民族的语言及文化传播和扩散到异域。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借助翻译。因此，文化、语言同翻译三者之间处于一种相辅相成、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 英汉民族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背景，在地域生存环境、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差别，使得英语和汉语在应用中出现很多差异。 一.思维模式的不同 中国传统的宇宙观是“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是处于统一和谐的整体结构中，表现为人对自然的顺从及崇拜，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体现在思维模式上就是整合型思维，是一种整体优先的认知活动，体现在语言上就是整合型句式，它首先注重整体形象，然后再注重细节，为先整体后局部。汉语承受细节上的模糊，取得整体上的清晰。与此对应，西方文化坚持“天人相分”即“主客相分”的哲学观点。认为人是万物的中心，人与自然是相对分立的，人应处于支配和改造的地位。西方人认为整体是由个体构成，思维时往往以个别部分为起点，然后把这些部分拼合成一个整体，即分异型思维，也称解析式思维，体现在语言上就是分异型句式。例如： （一）我常见许多青年的朋友，2）聪明用功，3）成绩优异，4）而语文程度不足以达意，5）甚至写一封信亦难得通顺，6）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语文方面。倘若完全按原文的句法特征将其译成英文，可能是： （二）I have come across a great many young friends， 2）Bright and diligent，3）Do exceedingly well in studies， 4）but they are rather weak in Chinese， 5）even can’t write a smooth Chinese letter. 6）When asked why， they’ll say they are not interested in Chinese. 请看张培基先生的译文： I have come across a great many bright and diligent young friends who have done exceedingly well in their studies， but are rather weak in Chinese. They cannot even write a letter in correct Chinese. When I asked them why， they said they we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英语的从句前必须根据其语法功能用when， where， who，that， an等表示关联词将其与主句衔接起来.这也是汉语语法隐含性（covertness）的一种表现。而英语的语法呈外显性（overtness），体现了英美人重个体，重分析的思维方式。 二.价值观念的不同 西方人空间对抗感很强，特别注重个人空间，也称“个人隐私”（privacy）.他们认为个人的事不必让别人知道，更不愿别人干涉。所以，英美人的话题常从无伤大雅、公开性的天气谈起，年龄、收入、体重等都是很敏感的“privacy”。在个人隐私方面，中国人的观念比较淡薄，因此常常引起cultural shock。 这种不同还表现在对待其它事物方面，比如在中国人眼中龙象征着吉祥、权威、高贵和繁荣，“龙腾虎跃”、“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生龙活虎”、“龙马精神”都带有褒义色彩，
英汉翻译中文化差异的深入探讨 [摘要]：在翻译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民族在历史地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上都各不相同，因此许多事物的形象在不同的语言中就有差异[关键词]：翻译；文化差异；归化；异化 所谓翻译，是指从语义到语体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信息。这就是说源语信息的再现应是翻译工作的首要出发点，其次考虑译语中选择最适当的对等语。 在欧洲，翻译实践有长远的历史。有人甚至认为，欧洲文明源于翻译，罗马帝国，下至今天的欧洲共同市场。都要靠翻译来进行国际贸易。有人说，用古希伯来语写的《圣经》和用阿拉伯写的《福音》，如果没有先译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后来又译为中世纪和近代诸语言的话，2000年来的犹太基督教文化就不会产生，因而欧洲文化也不会出现。自翻译《圣经》起，将近2000年来，欧洲的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是由各自特定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遗产的积淀而形成的。英汉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因此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内涵就必然有差异。即使是在同一种文化下。也会出现不同的亚文化，所以说文化之间的差异是绝对的。但是这种差异也包含着相似性，也并不排除完全重合的情况，否则翻译就无法进行。因此，我们说不同民族在文化上是“绝对歧异，相对相似”，正因为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相似，所以最初的翻译者就把两者基本等同起来，比如，中国龙取蛇身，而dragon在西方其实就是大蛇serpent，这是其一；其二，两者均为虚幻神化之物。然而究其文化根源，正如本文开篇所述，两者在本质上实乃截然不同。因此，在翻译这类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时。我们就必须慎之又慎，在归化异化等翻译手法中寻求最佳的词语和表达方式。 所谓归化，即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是指抓住原文语用意义，从目的语中选取与原文语用意义相同的表达来翻译。而异化，也就是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 translation)则是保留原文的表达结构和表达方法，甚至包括形象，将异国文化的表现法介绍到目的语中转换方法。 一般说来，归化翻译法侧重目标语读者的可接受性，实质上是将原语文本纳入到目标语文化体系框架下进行转换，最大限度地打破文本的地域性。使得译文容易为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收，然而，“归化”是将一种文化中的独特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悉的内容，表面上避免了文化冲突，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实际上这样就往往造成了对原语文化的损害，从而不利于文化之间的渗透与融合。因为不同文化拥有的共核非常小，那么文化间的空缺和不对称(包括相似部分)就占主体地位。所以译者在翻译中就不可避免的经常使用“异化”。虽然异化翻译法可能会由于文化上的空缺导致暂时的不可理解或难于接受，但是从长久的
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 田德蓓 内容提要:文学翻译的最大困难往往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蕴意。不同的生存环境、文化习俗、历史背景、思维模式、生活习性、宗教信仰以及心理联想等都有可能导致文化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 关键词:文学翻译 文化差异 文化是一个涵盖面广,而又纷繁复杂的系统。其内涵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具有相当的稳固性,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传统力量和民族性格,对民族的发展影响深远。 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不同民族所处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地理环境等决定的。各民族之间的文化都具有普遍的共性,同时又具有各自特殊的个性。这种特殊的个性就是各民族文化产生差异的客观依据。 文化差异,尤其是东西方文化差异,往往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因此,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相互理解与和睦相处带来一定的困难。语言是整个文化的基础,也是文化的镜象折射,它反映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实。文化差异在以语言为表达工具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它并非体现在作品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上,而是体现在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之外的隐含意义之中。这种隐含意义“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甚深广而微妙”(朱光潜语),难以从字典中直接找到。因此,文学翻译中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语言本身,而在于语言所承载的文化蕴意。 文学翻译是一种语言的转移,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因为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文化的特质和需求影响着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而翻译活动反过来也无时不在影响着发生了交流的两种文化。为了更好地进行交流,译者不仅要熟悉不同语言的差异,还要熟悉不同文化的差异,而从研究文化差异入手去研究语言差异,便可最大限度地传达语言载体所承载的全部信息。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表现诸多,现就突出的几种阐述如下。 1.生存环境或地域的不同所导致的文化差异 由于地理的隔离、生存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人们对于自然的认知和比喻也不尽相同。在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不同的民族创造了自己特有的文化,也被自己的文化所塑造。比如:中国地处东半球,位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属季风气候。在汉语的文化氛围中,“东风”即“春天的风”,它给中华大地送来温暖、使万物复苏,是希望与力量的象征,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东风,而“西风”在汉语中则表示秋风,是凄凉、萧条的代名词,故中国素有“西风凛冽”与“东风送暖”之说。英国地处西半球,位于北温带,属海洋性气候,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西风从大西洋徐徐吹来,恰似中国的东风。西风给英伦三岛送去春天,所以英国人喜欢西风,常用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f7472126.html, 浅析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翻译与误读 作者：姜旭 来源：《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7年第07期 [摘要]在比较文学的研究当中，由于文学作品的翻译涉及到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因此翻译不再单纯地是两种不同文化间文字符号的转换，在翻译过程中会出现一些误读现象。本文侧重了解阅读过程中产生的误读含义及其产生的原因，阐述了翻译误读对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学发展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为了促进跨文化交际和世界文学的发展，我们应该慎重对待误读。 [关键词]翻译；误读；文学 [中图分类号] I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5918（2017）07-018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7.07.085 [本刊网址] http：//https://www.doczj.com/doc/0f7472126.html,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后期，比较文学翻译的研究出现了由原来单纯的语言层面的翻译向了解文化的转变。而伴着全世界经济的迅猛增长，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也随之增加。两种不同的文化间的沟通也就是用一种语言去认识和解释另外一种语言。但是由于生活在一种文化里的人们在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时候，常常会依照者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去对其他文化进行理解，这种情况或多或少就会产生一些文化误读。而在文化理解的过程中翻译是一种最直接、最普遍的文化交流形式，尤其是在研究两种文化的文学作品的时候，翻译也会存在一些误读现象。那么到底什么是文化误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误读现象，并且这种现象对翻译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笔者将在本文中逐一探讨。 一、误读定义及内涵 误读是产生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种现象。它是指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原有内容本身的含义和内容曲解，进行了错误性的阅读。读者对于阅读内容通常可以分为“正读”和“误读”。“正读”是读者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内涵、艺术价值和作者的创作目的；而“误读”则是不能正确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乐黛云教授曾经给对误读进行过这样的解释，那就是误读是读者按照自己原有文化的思维形式，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去了解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当代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就曾经提出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理论--即“影响即误读”理论，并且用此理论给“误读”定下一个新的含义。布鲁姆提出在弗
[摘要]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语言与文化有着紧密的关系。中西文化的差异可以在各自的语言上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传达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本文主要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差异,社会风俗习惯差异和宗教文化差异这三个主要方面,分别论述了中西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造成的影响,提示大家要充分了解中西文化背景,在真正理解原文内涵的基础上,精确译出原文。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汉翻译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等。而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外在形式,人们通过语言来表达内心的丰富思想,进行相互间的思想感情交流。文化对语言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事实上语言并不是一种隔离的现象孤立地存在,语言是文化的一个整体的部分。文化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着差异,可以体现在地理环境、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历史典故等多方面。这些差异可以在各自的语言上从不同的方面反映出来,并且对英汉翻译过程中的语义理解和传达产生一定的干扰和影响。所以在英汉翻译活动中,必须要考虑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从各自文化的角度充分理解原文的涵义,并采取适当的语义表达方式,精确地译出原文。在本文中,将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分别探讨文化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相应地就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引起文化上的个性和差异,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概念。这些文化差异都会体现在语言中,对英汉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东临大海,西部为高山,所以在中国,“东风”是“春天的风”,“西风”却是凛冽的。而英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反,英国西临大西洋,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西风在英国人心中是温暖宜人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就是对温暖西风的讴歌:“It’s a warm wind, the west wind, full of bird’s cries”(那是温暖的风,温暖的西风,伴随着百鸟欢唱)。在英汉翻译中要充分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原文。再如,英国的天气变化无常,所以人们见面爱谈论天气。“Lovely day, isn’t it? ”(天气多好啊)。而中国人见面打招呼则会说,“去哪儿啊?”,“吃饭了吗?”。 与地理环境一样,中西文化的历史背景也会反映在语言中。在英语中,与Dutch有关的词语往往带有贬义。如Dutch act(自杀),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I got mad and I talk like a Dutch uncle.(我勃然大怒,于是就严厉地训人),If it is the fact, I’m a Dutchman(如果这是事实,我就不是人)。因为在1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曾经激烈交战二十多年,使英国大伤元气,所以英国普通民众对荷兰人恨之入骨。这一历史背景,使英语带有了民族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英文的真正含义了。 二、社会风俗习惯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在社会风俗习惯方面,欧美人和中国人也存在很多差异,这对翻译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同一件事物,不同的文化背景,看法大相径庭。比如,龙是古代汉族人崇拜的图腾形象,象征着吉祥、尊贵、权势和奋发向上。我们自称是龙的传人,意思是一个伟大而杰出的民族。龙是比喻皇帝,凤是比喻皇后。在汉语中,有关龙和凤的词语大都是褒义的,如藏龙卧虎、龙飞凤舞、生龙活虎、龙凤呈祥等。但是在英语中,dragon却含有不好的意思。这是因为在《圣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