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当我刚开始了解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时候，就读到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12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王家俭在中国近代海军史领域所作的极为认真细致的开拓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王家俭退休，移居加拿大，他克服了眼疾带来的诸多不便，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终于将其积四十余年专研海军史课题的深厚心得，著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2000年4月在台湾出版。
王家俭出生于皖北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师大，曾在中学任教。1960年考入台湾大学史研所，师从郭廷以，研究方向先为魏源及明清思想史，后又转向中国近代海军史。王家俭因成长于抗战时期，耳闻目睹日军种种暴行，胸中充满无限愤懑，进而追思近代中国积弱之源，深感甲午战争海军的败绩，海权的沦丧，诚为关系其后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海防、海军与海权三者实为一体，海洋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发展关系至深且巨，因此乃下决心研究海军史，以期唤起国人的海洋意识和对发展海军的重视。
王家俭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有着独到的贡献。早在本书出版前，他已对近代海军史作了扎实的研究。诸如清末海军留学生，过去只能从中文资料中知道其派遣时的筹划，而缺乏对其在英国留学情况的详细了解。王家俭在《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的论文中，通过对英国海军部档案的研究，搞清楚了前后三届学生在英国留学和实习的基本状况，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又如1886年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发生的“长崎事件”，经王家俭广博征引中、日、英文原始资料，在《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一文中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论述得极为清晰。中国近代海军，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产物，作为新式军港，在旅顺港的营建过程中，既有中国洋务官员的策划和各项施工组织工作，又有德、英、法国各种势力的介入和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王家俭在《旅顺建港始末》一文中，以丰富的中外史料为基础，从建港背景、建港决策、工程实施过程、中外人士对于旅顺建港的评价等角度，很好地将这个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课题予以阐述，尤其是深入开掘了过去不太为史学界关注的总办旅顺营务处道员袁保龄的功绩。至于海军衙门这一清末海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由于不是传统常设衙门，前后仅存在了十年，以往人们对其组织结构、分工执掌几无所知。王家俭通过仔细发掘史料，不仅搞清了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和沿革脉络，甚至连总办、帮办及各部门的管股章京名单也考证得一应俱全，使我们了解到掌管近代海军最高决策机构的，全是一批从未接触过海军的旗人，或为纨绔子弟，或为候补官僚，或为贪官污吏，根本不知其所司何事，仅把海署当作钻营奖叙、争权夺利的场所，从而对探索近代海军的失败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多种研究专著纷纷面世，但王著问世，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王家俭大量掌握中外史料，尤其是早年利用在伦敦作访问研究之机，收集了英国海军部档案，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及。王家俭所作的系列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性，也是他写作本书的重要基础。同时，他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加上近年来新的思考，使得新著精彩纷呈。
通读全书，我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论述很有特色：
一是海权思想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海权是海军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王家俭早于1978年就在《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一文中予以阐述，1992年又发表论文《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在本书中，王家俭更是加以深入讨论。开卷伊始，他援引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的名言：“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对之既无特别的兴趣，亦无特别的知识。而于海洋力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深远决定性的影响，遂因此而予以忽视，尤以海权史的研究更为如是。如所周知，利用及统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实为一重大因素，但若寻求与展现其在某一时机的正确方向，亦属不易。”马汉的名著《制海权对18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793－1812年历史的影响》
出版于1890年前后，马汉的学说当时就震动了世界。制海权第一次被提高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英国人为之倾倒，法国人把马汉的著作印发给海军的每一艘舰艇，日本也很快出了译本，用作军事院校和军舰舰长的必读书。惟在中国，则无人问津，直到二次世界大战时方有节译本，甚至到了1997年，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海权论》仍是一个选编本。马汉研究，成为巨大的空白。王家俭写道：“所谓…海权?，并非仅指海军一端而言，而实有其复杂的内涵。除马汉所说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大小、人口数量、国民性格和国家政策六大要素外，还可以包括商业生产、海外航运、殖民基地、国际市场、强大海军与有效的制海权等因素在内。换言之，海权思想乃是一种西方海洋文化的整体丛结（integrated complexity），绝非仅以海军为限。”他还进一步指出：“中日两国同因西方海权国家之挑战，而以建设海军作为回应，但其结果却使中日的国势为之全面的改观，种下其后日军屡次侵华的悲剧。抚今追昔，亦可憬然海权观念的强弱，影响国家者是何等的深远。”这一观点，与他早就提出的“李鸿章的海军思想局限于自我防守的战略。他没有积极进取的海权观念。虽然他设想训练一支有铁甲舰装备的强大海军，……但是他的主要目的在于防御，而不是进攻”；“日本最初也和中国一样，只注意海防，随后，部分由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影响，日本人的海权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向人民灌输重视海权的思想，同时作出向海外扩展的紧迫计划”；“中国和日本地理和历史上的差异导致两国态度的不同。不同的观念导致中国和日本海军的不同发展”的批评是一脉相传的。王家俭对海军史的研究，已经进入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他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之处。所以王尔敏先生认为：“家俭此作，即足以提示往时建立海军之必要，以及经营运用之疏失，正予后世用作检讨参考，取法取戒，以策将来……此家俭用心宗旨所在，冀希望我全国上下警惕反省，勿使国家再次沉沦。”海峡两岸，当同此心。
二是全面论述了李鸿章与北洋舰队建设的关系。王家俭的这部著作，本名《清季的北洋海军》，嗣为凸显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关系而易名为《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书中在论述海军建设的各个方面时均谈到李鸿章的谋划、构想及运作过程，在书之末尾又作第十一章“结论”，对李鸿章与北洋海军的关系及北洋海军的失败教训进行专门的讨论。如同时下大部分研究洋务运动的学者一样，在回顾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难曲折的道路时，人们越来越多地对于这位筚路蓝缕的开拓者表示出敬意。王家俭认为，“在国际形势上，他（李鸿章）已认识到中国正面临一个…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中外关系上，他以为应当明守和局，阴为战备，力破成见，以求实际。在自强方针上，他主张改变科举，变通旧章，采借西法，制造轮船火器。在国防政策上，他力主充实武备，以防不虞，并且以为古今异势，应当分别缓急。当前形势东南重于西北，海防尤为堪虞；而东南海疆万里，势难处处宿以重兵，惟有就北洋之京畿门户及南洋之财富奥区二处择要设防。识见的卓越，器局的闳伟，目光的远大，在当时朝野大吏中无一人可以望其项背。”他“以创建北洋一军为己任，购船置炮，选将练兵，设立海军学堂，派遣海军留学，兴建船坞基地，修筑炮台营垒。从其奏稿与函稿之内，即可知此一系列的措施是何等的繁难，耗费了多少的心血，历经了多少挫折”。
三是全方位思考北洋舰队失败的原因。以往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李鸿章避战保舰方针及海军腐败等原因上，在本书中，王家俭通过详尽的分析，认为一是李鸿章个人的条件和处境限制。李鸿章以淮军统帅转入仕途，虽周咨博访，亲自观察，但终究并非海军出身，治军知识有限；且海军建设是洋务运动中之一环，其他如军事、外交、开矿、筑路，无不经李鸿章之手，任重事繁，其精力和时间自不能全力以赴；在政治地位上，李鸿章毕竟是地方长官，因而时常受到部臣的掣肘、保守派的嫉妒，地方派系的倾轧。二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洋务运动之所以无成，是不知从法律制度着手，即令偶尔创立若干法规制度，也因用非其人，执行不当，形同具文。创立海军与其他洋务事业一样，凡事皆由各地督抚分别办理，权力边缘的推动，而非由权力枢纽的中央领导统筹，是以纷歧错乱，毫无成效可言。清季创办海军，二十余年里朝廷竟无专职大臣负责，常为外人传为笑柄。中法战争后虽经朝野上下不断呼吁而设立海军衙门，可是由于满人把持，只不过增添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而已。相比之下，日本于明治维新后，即以中央的权力推动一切现代化的建设，所以取得较高的成就。故由“中枢边缘”的观点考察中日现代化的成败，实为明显。三是经费问题。中国以农业经济和地方协饷来维持海军，本来就是一件荒唐之事，加上慈禧太后的昏庸和挪用海军
经费，致使海军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四是中国工业和科技教育的落后造成的种种困难。科技的转移需经长期的培训，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高级海军将领的难求，迫使李鸿章派遣陆军将领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实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五是国民的海洋意识，对海军的发展也有相当影响。中国由于传统上是一个大陆国家，仅有陆权思想而缺乏海洋精神，绝大多数国民视海洋为畏途，只有少数具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政治家了解海军的重要性，其他人不是懵然无知，即是极端的冷漠，保守派的大臣时加阻扰反对。国家的最高当局，也对海洋毫无认知，更不会做出大力的支持。凡此种种，最终造成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这些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深刻总结和认真记取。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李鸿章传这本书大家在读过以后都有什么感触呢？以下是本人收集的读书笔记，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一我读了《李鸿章传》颇有感触，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他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读者在了解李鸿章生平的同时，也使人对当时国民性和国人的劣根性有了初步了解。 作者一开始并未直接给李鸿章盖棺定论，而是要读者树立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评价一个人并不能单纯的说他是好或者坏，而是应该站在他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处的位置去看待这个人。以前在我对李有粗略认识的时候觉得他实在是卖国-贼一个，然而看了此书之后觉得李的内心是爱国的，其爱国主义精神在当时没几个人可以超越。虽然也知道李也有过错，但是李确实是可称为一代豪杰人物。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作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
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后来又写李兴办洋务，实乃为了救国图存而已。他所办的洋务，主要在军事和商务两方面。然最主要的还是军事，他创立北洋水师舰队，成为中国水军的主力。作者也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代表中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就是李“兵事上之声誉终，而外交上之困难起。”从此李的外交生涯开始，然而这也是他人生的失败之处。后人多因此事而骂李之卖国，“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虽然李之外交确实不够英明，然而这实在是被-迫无奈之举，要知道“弱国无外交”。试想当时中国之处境，李之举措实在是迫于无奈，后人也应该可以理解吧。晚年是李的投闲时代，在朝中没有居其要位，被派去治水，到了“义和团”起，李又被重用。实在是说明李在当时中国的重要性。最后作者客观地把李同许多历史名人相比较，李也是有长有短，说明作者治学严谨，也说明李虽为当时英雄，也有缺点。从中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的看待李，看待历史。 我对于李的评价是功过参半，但是我还是十分佩服他的。他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做到像李这样吧，当时国民的愚昧麻木，实在是让人心寒。即使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 梁启超所作《李鸿章传》，与吴晗的《朱元璋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及朱东润的《张居正传》并称为世纪四大传记，四位皆是近现代中的有名学者。《李鸿章传》开篇以“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定下客观论断的基调，此中既言明对李鸿章不可等闲视之，他在平捻军之乱、平太平军叛变之中，维持了中国的稳定大局， 他兴洋务办海军也有开眼看世界的独有魄力眼界，其生平立下业 绩并非凡夫俗子所能企及;另一方面，李氏也未能扭转中国危亡的 局面，他在外交事务中与列强签订的条约种种，致使国土流失并 开启了中国半殖民地社会的命运，遭后世人种种谩骂，因而生前 死后所受毁誉参半。因而梁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 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二者在政治上素来是公敌，梁却能放 下偏见，持一颗公平心对李鸿章生平境遇作评判，或者他对李所 惜所批所悲之感，也有百日维新失败的自我悲叹罢。 梁对李的评断，一言以蔽之，则李氏乃时势所造英雄，而非 造时势之英雄也，他提醒我们有几个历史前提需要注意：一是满 清是中国君主专制政权登峰造极之时，二是李身处满汉民族矛盾 利益冲突急剧之时，三是外患紧迫逼近之时。 其一，中国的专制政体自春秋战国形成的中国文化大传统为 起点(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和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道德哲学为主流)，从秦朝建立大一统帝国到明清时期君权逐步达到顶峰，皇帝将权
力集于中央一己，明有内阁而清设军机处，均是直授皇帝要谕， 底下官员则相互掣肘，因而专制程度越深，权臣数量越少，我们 便可以想象，有识之士当时要推行变法实行变革实在是困难之事。 其二，清朝是满族所建立的政权，在制度上虽承袭汉人制度，政治权力的内圈仍是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谋生的八旗子弟 则是其外围，因此形成一个靠族群血缘关系维系的特殊利益集团。因而梁后来回忆变法之难，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在于满族利益集团不愿因变法而使政权流散于他族之手， 在任用大臣方面对满汉也存在亲疏之别，直到清朝意识到内乱无 法由懒散惯了的八旗子弟军平定时，才愿意由汉族大臣出兵镇压。 其三，观当世大事，欧洲列强依靠变革强大起来，他们将势 力进一步东扩，已不再是原来需要天朝大国进贡的蛮夷之邦，中 国面临有史以来最紧迫的危机，如若继续紧闭国门不愿求变，便 要不断受到强国威胁，不论外交手段如何狡狯机智，内治不修终 是“弱国无外交”。 以上述三点为基本背景，纵观李鸿章一生，作为军事家，他 是一个真正善于统率将领的人才;作为直隶总督，他认识到中国的 危机局面，看到西方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因而积极倡导办洋务，为推动中国现代化进步有重要贡献;作为外交家，他斗智斗勇 表现出战国策士的遗风，还几乎牺牲自身性命，也要为本国争取 最大利益，却最终落得一个卖国贼的骂名。然而另一面，梁认为 他有谋略却也有用人不当、任人唯亲的过失，他有足够的权力和
如何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死后仅两个月，时代舆界骄子的梁启超即写出其传世大作《李鸿章传》。梁氏以其犀利目光和如椽巨笔，纵横古今，附比中外，为时人后世生动而深刻画出了一幅李鸿章之巨像。 在这本书中，梁启超不留情面地提示出了李鸿章“无学无术”的大吏本相，但他也相当客观地提示后人说，“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同时，他也不无感慨地指出，自己“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应该说，这是最早的研究李鸿章之严肃著作。后来有关李鸿章的种种研究著述，大部分都在相当程度受到了梁启超这一著作的影响。其时其世，东西方国际社会对李鸿章也有较高的评价。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李鸿章死了已经100 多年。在这100 年多中，中外学术界总计出版了40 多部有关李鸿章的专著和多达1400 多篇研究论文。李鸿章研究成果数量的如此之多，表明了中外史学界对这样一个近代历史风云人物的高度关注。这是因为，李鸿章毕生所从事的活动，几乎涵盖了近代中国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举凡晚清时代之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李鸿章几乎无不与之。也正如梁启超早在100 年前就提出的那样，李鸿章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晚清40 年的历史。 作为晚清一代重臣和权臣，李鸿章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一直处于古今中外、朝野满汉各种矛盾的漩涡中心。作为实力最强的洋务派淮系集团的首领、清政府重要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之一，为了因应不可抗拒的时代变局，他在中国早期的洋务——近代化活动中，所做的事情最多，因而引起的争议和非议也最大。有人曾用八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他：“权倾一时，谤满天下。” 然而，真正使李鸿章声名扫地的是甲午战败，当时弹章盈廷，国人一片唾骂。“使当日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这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也是曾经当过李鸿章僚属的严复，在李氏去世所作的挽联。它所表达的评论性意思，当主要也是就此而生发出来的感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李鸿章的时候，我们不妨用公平、公正的眼光，把李鸿章放在当时那个大背景大环境中去评判。在这里，我们特别愿意征引著名近代史论家袁伟时先生的新论。在其所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一书中，袁先生专门用两章的篇幅集中讨论了“李鸿章的是是非非”问题，并从下述三方面为李鸿章重新作了历史定位——第一，李鸿章为庸众中的杰士。 晚清统治层从最高统治者至大小官员，总体来看是个平庸的群体。他们是处于衰败状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又在腐朽不堪的专利制度制约下活动。按照19 世纪下半叶人类文化已达到的水平去衡量，这批统治者都是知识低下，目前短浅的平庸之辈。但在激烈的社会震荡中，他们中也分化出一些比较杰出的人物。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 张之洞、梁启超都认为李氏的见识超出同侪，这个论断是公允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在一切方面都比大小官员高明。准确点说，他是甲午战争前为数不多的识见超群的清政府大员之一。 他较早地意识到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1865 年他便指出：“书生坐谈误国，可为口叹！且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
读《李鸿章与北洋舰队》 当我刚开始了解中国近代海军史的时候，就读到台湾师范大学王家俭教授的《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12月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王家俭在中国近代海军史领域所作的极为认真细致的开拓工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王家俭退休，移居加拿大，他克服了眼疾带来的诸多不便，依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学术研究，终于将其积四十余年专研海军史课题的深厚心得，著成《李鸿章与北洋舰队——近代中国创建海军的失败与教训》，2000年4月在台湾出版。 王家俭出生于皖北农村，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台湾师大，曾在中学任教。1960年考入台湾大学史研所，师从郭廷以，研究方向先为魏源及明清思想史，后又转向中国近代海军史。王家俭因成长于抗战时期，耳闻目睹日军种种暴行，胸中充满无限愤懑，进而追思近代中国积弱之源，深感甲午战争海军的败绩，海权的沦丧，诚为关系其后历史发展的一大枢纽。海防、海军与海权三者实为一体，海洋与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发展关系至深且巨，因此乃下决心研究海军史，以期唤起国人的海洋意识和对发展海军的重视。 王家俭对于中国近代海军史有着独到的贡献。早在本书出版前，他已对近代海军史作了扎实的研究。诸如清末海军留学生，过去只能从中文资料中知道其派遣时的筹划，而缺乏对其在英国留学情况的详细了解。王家俭在《清末海军留英学生的派遣及其影响》的论文中，通过对英国海军部档案的研究，搞清楚了前后三届学生在英国留学和实习的基本状况，从而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又如1886年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发生的“长崎事件”，经王家俭广博征引中、日、英文原始资料，在《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一文中将事件的前因后果论述得极为清晰。中国近代海军，是中国人引进西方现代军事技术的产物，作为新式军港，在旅顺港的营建过程中，既有中国洋务官员的策划和各项施工组织工作，又有德、英、法国各种势力的介入和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王家俭在《旅顺建港始末》一文中，以丰富的中外史料为基础，从建港背景、建港决策、工程实施过程、中外人士对于旅顺建港的评价等角度，很好地将这个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课题予以阐述，尤其是深入开掘了过去不太为史学界关注的总办旅顺营务处道员袁保龄的功绩。至于海军衙门这一清末海军的最高指挥机构，由于不是传统常设衙门，前后仅存在了十年，以往人们对其组织结构、分工执掌几无所知。王家俭通过仔细发掘史料，不仅搞清了海军衙门的组织结构和沿革脉络，甚至连总办、帮办及各部门的管股章京名单也考证得一应俱全，使我们了解到掌管近代海军最高决策机构的，全是一批从未接触过海军的旗人，或为纨绔子弟，或为候补官僚，或为贪官污吏，根本不知其所司何事，仅把海署当作钻营奖叙、争权夺利的场所，从而对探索近代海军的失败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近年来，中国近代海军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多种研究专著纷纷面世，但王著问世，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学术地位。王家俭大量掌握中外史料，尤其是早年利用在伦敦作访问研究之机，收集了英国海军部档案，为其他研究者所不及。王家俭所作的系列研究，不仅具有开创性，也是他写作本书的重要基础。同时，他充分吸收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加上近年来新的思考，使得新著精彩纷呈。 通读全书，我觉得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论述很有特色： 一是海权思想同国家战略的关系。海权是海军史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王家俭早于1978年就在《近代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一文中予以阐述，1992年又发表论文《魏默深的海权思想——近代中国倡导海权的先驱》。在本书中，王家俭更是加以深入讨论。开卷伊始，他援引美国海军战略学家马汉的名言：“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大熟悉海洋的情形，对之既无特别的兴趣，亦无特别的知识。而于海洋力量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之深远决定性的影响，遂因此而予以忽视，尤以海权史的研究更为如是。如所周知，利用及统治海洋，在世界史上实为一重大因素，但若寻求与展现其在某一时机的正确方向，亦属不易。”马汉的名著《制海权对1860－1783年历史的影响》和《制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1793－1812年历史的影响》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
《李鸿章传》读书报告 书之开章，梁启超曰：“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诽谤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针对时人对李鸿章的贬讽，梁启超用客观的事实，客观求实地定位李鸿章，评价李鸿章一生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梁启超十分欣赏李鸿章的才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对李鸿章所犯的错误和自身的不足，梁启超也尖锐地指出：“史家之论霍光，惜其不学无术。吾以为李鸿章所以不能为非常之英雄者，亦坐此四字而已。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道，当此十九世纪竞争进化之世，而惟弥缝补苴，偷一时之安，不务扩养国民实力、置其国于威德完盛之域，而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更挟小智小术，欲与地球着名之大政治家相角，让其大者，而争其小者，非不尽瘁，庸有济乎？” 作者并没有将当时的许多责任归咎于李鸿章，而是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待李鸿章。梁启超在文中客观地分析道：“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所困，而不能自拔。…然则其时其地所孕育之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综观李鸿章，得益于淮军失意于淮军。咸丰、同治间，受曾国藩之托，回乡建立有别于八旗而效仿湘军的淮军，作为李鸿章得意的淮军，在剿灭太平天国、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由此
为李鸿章奠定了其飞黄腾达的官宦生涯。然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淮军在朝鲜的失败，在东北的望风披靡，以及所倾力打造的北洋水师（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亦属淮系）在黄海大黄沟的战败，在威海的全军覆没，使得李鸿章的声誉扫地，四十年所经营的淮军、二十年所倾力打造的北洋舰队就此溃崩瓦解，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也就此开始走向末路。 其二，滥觞于外交亦身败于外交。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进行传教，而两种文化的冲突，以及固有保守守旧的思维，使得这些冲突变得尖锐复杂，由于满清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以及官僚保守自大无知，对西方的文化以及政体了解甚少。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外交事物的处理上，满清政府官僚自以为是的处理方式，往往引发了许多冲突，综观从鸦片战争的外交事物的处理，清朝庭官僚多不熟谙外交为何物。 同治九年（1871年），天津教案爆发。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接案处理此事。然而，处理的结果让法方和国人皆不满意，李鸿章奉旨接任曾文正的直隶总督。梁启超评述道：“是为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使同治九年八月也。”因为有在上海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李鸿章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有了个双方满意的结果，从此李鸿章善于外交的解决纠纷的声誉大起，从此以后三十年大清国的重要外交国事基本受其操纵。 但是随着甲午战争的失利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政府都任命当时最善外交的李鸿章出面解决，虽然签署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
李鸿章评价 1.序言 (1) 2.李鸿章简介 (1) 3.生活的时代背景 (2) 4.为华工争取权利 (2) 5.李鸿章与太平军 (3) 6.伴随李鸿章的30多个条约 (4) 7.洋务时期贡献 (6) 8.简评 (7) 9.历史人物对其评价 (8) 10.个人对李鸿章的评价 (8) 1.序言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 国之大器，百年不遇. 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 2.李鸿章简介 李鸿章（1823.2.15-1901.11.7），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世人多称?李中堂?。道光18年与曾国藩同年考取同榜进士。 1872年,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各地，
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3.生活的时代背景 三千年之大变局，海禁大开，强林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受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份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自1840年英国人用舰炮打开中国的国门以后，中国人沿海岸修筑的所有整齐对称的炮台和花费巨银买来的位居世界第六的舰队，没有一次阻挡住?蛮夷?的入侵：?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已。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而就在李鸿章死时，因为允许外国在中国驻军和几近天文数字的赔款而成为?将来无数困难问题发生之源?的《辛丑条约》刚刚签订，外国联军仍在整个朝廷逃亡在外的情况下占领着大清国的都城北京。 4.为华工争取权利 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只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我知道报纸在这个国家有很大的影响力，希望整个报界都能帮助中国移民，呼吁废除排华法案，或至少对《格力法》进行较大的修改。……中国移民在加州等地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而你们的《格力法》不但不给他们与其他国家移民同
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时间：2014-07-25 编辑：戚其章来源：《光明日报》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如何正确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有的同志撰文，认为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不是“纯粹的主和派”。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战前幻想列强调停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大规模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蓄谋发动战争，吞并朝鲜，进而侵略中国，是由来已久的。尽管日本军国主义者玩弄各种外交伎俩，但其发动战争的阴谋欲盖弥彰。当时清政府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是已经有所觉察的。 在日本侵略行动步步加紧的情况下，是否能说“清政府上层一般说来是主张一战的”呢？事实并非如此。光绪皇帝倒是“一力主战”的。而是年恰为慈禧太后的六旬大寿，她不希望发生战争，以便大举作寿，粉饰太平，因此倾向保全和局。这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光绪“传懿旨亦主战”、“不准有示弱语”，其实这都是老奸巨猾的慈禧的表面文章，并非出自本心。在军机处内部，也不能说“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阅《翁文恭公日记》甲午六月十四日记事：“主战者五摺，议无所决，余与高阳皆主添兵。”语虽简括，却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在中枢大臣中间，除翁同□、李鸿藻二人主战外，余皆主和或随声附和者。是月十六日，以翁同□领衔的《复陈会议朝鲜之事摺》，一则提出“日〔兵〕久未撤，和商迄无成议，不得不速筹战争”，“即饬派出各军，迅速前进”，主张以加强军事实力为主；一则认为“刻下各国皆愿调停”。不能“遽行拒绝”，主张以通过列强调停为主，甚至对日本可作出一定的让步。摺中的这种自相矛盾并不难理解，正反映了军机处内部主战与主和的意见分歧。可见，在战争爆发以前，清朝统治集团最高层内部的和战分野，不仅仅是已露端倪，而且相当清楚了。 当时，独当军事外交要冲的李鸿章是否“主张一战”呢？事实做出了否定的回答。李鸿章历经宦海波涛，深体慈禧内心深意，故在对日交涉中一开始就采取“保全和局”的方针。当时即有人提出，他“狃于庆典，不开边衅”。他一心一意地依赖列强调停。当光绪发布上谕提出“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勿致堕其术中”之后，他依然认为“俄在倭议正紧，略忍耐，必有区处”。另外，李鸿章还寄希望于英国，请“速令水师提督带十余铁快舰径赴横滨”，“勒令〔日本〕撤兵”。光绪览奏后，指出“不宜借助他邦”，“非但示弱于人，仍贻后患，殊属非计”，对李鸿章的梦呓予以严斥。直到唐绍仪电告日军将进攻牙山驻军之后，李鸿章仍坚信“俄真动公愤，未必收渔人之利”，和局可以保全。总署之复电则称：俄“力固足制倭，然谓非欲收渔利，其认信之？”“不可倚以为助，致事后别生枝节”。可见，迄于战争爆发前夕，李鸿间一直依赖列强调停来“保全各局”，而且屡遭光绪的斥责和反对。难道能说当时“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能说李鸿章“主张一战”吗？ 正由于李鸿章幻想列强的调处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因此根本不想进行认真的战争准备，对一些正确的建议也拒绝采纳。驻日公使汪凤藻提出“宜厚集兵力”，李鸿章立即予以批驳；“倭性浮动，若我再整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因拟必战，殊非伐谋之计。”当日本正在陆续增兵朝鲜之际，他却命令驻牙山的叶志超军“暂扎整理归装”。袁世凯“请添拨重兵”，他也反对，其理由是：“我兵多逼处，易生事。”宋庆认为“势在必争”，建议“早立脚步”，他复电谓“日必不占韩地”，“不必虑”。当时叶志超以孤军驻牙山危地，电请增兵，他“仍
高一写人作文:关于李鸿章的作文范文1000字 ——WORD文档，下载后可编辑修改—— 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 李鸿章在列强眼中享有盛誉。1896年李鸿章访美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描述：他面庞慈祥，双眼明亮，闪烁睿智，包含幽默。他从不向人提要求，但总能获得满足。他很轻松地与人交谈，不会使人紧张……对妇女礼貌，喜爱儿童。 但李鸿章也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为在美华人移民争取权利的机会，在访美结束后，他有意避开了美国西部，而选择了加拿大作为他回国的路线，引起了美国记者的注意，就此事对他采访。李鸿章借机请求美国媒体帮助中国移民：“我期望美国的新闻界能助中国移民一臂之力。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来说是自由的吗？……我相信美国报界能助华人移民一臂之力，以取消排华法案。” 李鸿章为了废除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鸦片贸易还做了许多努力，为此在1894年8月27日会见了世界禁烟联盟执行秘书英国人约瑟弗. G.亚历山大——后鸦片贸易为英国国会议案所禁止。 李鸿章也得到同时代优秀人物的认可，比如(在义和团之乱时)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出面与诸大臣商议对策。北京不保，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中央政权面临崩溃，国家将陷入彻底无序的混乱。为免出现这种情况，群臣合议，到时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
“总统”以主持大局。 李鸿章重视西方科学，派出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现代科技知识。这批留学生曾经考入耶鲁等名校，詹天佑就是这批留学生的代表。此外，中国的电报业也是由这批学生开拓的。李鸿章积极学习新鲜事物，一次问一个留洋生什么是“抛物线”，小伙子解释了半天，李仍一头雾水。小伙子急了：“撒尿就是抛物线！”李恍然大悟。 即使是在生前大部分时间极力否定“帝国主义”曾经在中国存在的美国哈佛汉学家费正清老先生在晚年也总算是良心发现，说了些公道话：“列强未能‘分裂中国’的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善于巧妙地利用一个国家来牵制另一个国家。”而且这个避免八国联军肢解中国的人物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应该对甲午战争的失败负责，因为工业化的日本和农业化的中国作战，胜负在战争前已经决定了。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 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读李鸿章传有感 读李鸿章传有感（一） 作为晚清朝政重臣之一，李鸿章在中国背负的指责和诽谤很多，自我们从中学课本中学到的历史以来，李鸿章这一“卖国贼”的形象就已深入人心。而众人眼中的李鸿章各不相同，唯有梁任公先生的这本《李鸿章传》最为公正。 这是一个英雄眼中的另一个英雄的形象，梁先生在这本书中这样评价李鸿章：“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而这本书，确实是围绕晚清复杂的政治时局中，李鸿章的功与过来写的。 以李鸿章的学识，虽大权在握，但他的成就也就今天看到的这些，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而不知道有民政，只知道有外交，而不知道有内治，只知道有朝廷，而不知道还有国民。 这本《李鸿章传》给了我颇多收获。 首先，是梁公治史的态度。梁启超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公敌，但作者曾亲口说道：“这书中有不少为他开脱辩护的语言，很多与时下的论调不一致，这完全是因为作史者一定要禀着公平之心来写。”为自己的敌人写传记，还能脱离世俗的论调，以公允之心来评定，这是一个史家所拥有的胸襟和态度！ 其次，是获得了对李鸿章接近真实的认识。从前对他“卖国贼”的认识，在今天读到这本书后，才是真正地把李鸿章放在他所处的时代、政治时局、世界、和周围的人和事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李鸿章。李鸿章虽饱受国人非议，却被外国人誉为“东方俾斯麦”。他所犯下的历史过错不少，不学无术，许多“不平等条约”的中方代表，都是他签的字，但我读到的更多是惋惜。虽对朝廷忠心耿耿却不知体恤百姓，虽从政严谨细心，却不明时局。总的来说，“李鸿章之遇”之所以“悲”，其根源在于整个民族的落后，而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梁先生的介绍彻底改变了我先前对李鸿章的认识，由此比较中国近代历史人物，李鸿章确实是伟大的开拓者！ 读李鸿章传有感（二） 是功，是过？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2000字 导读：读书笔记《李鸿章传》读书笔记2000字，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李鸿章传》读书笔记2000字： 春节这几天看完了英国人布兰德的《李鸿章传》，算做个读书笔记吧。 我在拿起这本书之前就定了一个想法，算是有目的阅读，即我想看看在一个组织面临生死变革的时候，其中核心人物为何难以破立而只在做“糊裱”工作，只是无意义滴做了延长沉船时间的挣扎？这种困境是否也会在今天的银行业变革中重现？至于李中堂到底是中华民族的“卖国贼”还是大清帝国最优秀的“掌舵人”，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 看完书后，不敢说已经有了答案，但至少我有了以下几点体会： 一、完成认知升级是一个突破，但转变心性是更重要的突破。 李中堂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幸运，他最早接触到洋务，并在与一批洋人共事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了中外技术上的差距，而在随后的洋务、外交生涯中更加了解了大清国所处的局面。 在这个层面上，李鸿章可以说相较当时迂腐的满清政坛，完成了一次认知升级，他是高于那个时代的一个存在。他兴洋务、办北洋，周旋于列强，可以说在他掌舵的那十年大清多少还是有了一些新气象。但一次甲午海战就将所有努力摧毁，而这，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必然。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李中堂的认知虽然完成了突破，但其封建体制的心性毫无改变，也就意味着他所能带来的变更只能是面子光鲜而动不了体制本身。其结果必然就像是李中堂自己创建的北洋水师一样，看上去船坚炮利实际上腐败中空经不起考验。 虽然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不对付，但同样作为大清朝中的洋务派，一个掌北洋，一个掌南洋，在许多观念上还是一致的，比如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李鸿章身上就表现的同样明显。 尽管李鸿章在处理洋务在与洋人周旋的过程中显得很洋派得体，但李中堂有一种天生的骨子里的高傲，书中这样说：“当他小心谨慎地建议和洋夷和解时，他自始至终都相信中国社会和政治传统在伦理上的优越性。” 这就让李鸿章这个倡导变法的先锋人物，在处理涉及到朝廷方面的具体事务的时候，又无可挽回地成了坚定的保守派，他总是奉行先例和传统。所以李中堂的改革努力就好比鸠摩智用小无相功催动的少林七十二绝学，看上去一招一式都有那么点意思，但终究不是我少林正宗。 形成简单的认知其实不难，就像现在我们能够肥肠直接地感受到银行业的日子不好过，也能通过自身亲历发现银行的客户及业务的流失，读后感所有银行人包括非银行人都明白，不搞转型不搞变革肯定就是死路一条，可是这种认知到底停留在怎样一个层面呢？仅仅是认知还是身心都已经准备好了？大清国的立宪是真立还是预备十二年再说？要知道，中华民国可等不了你十二年。
浅谈对李鸿章的评价 [摘要]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兴办洋务来实现国家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极力妥协，并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主要卖国贼之一。 [关键词]评价历史人物标准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显赫一时的人物，1901年在屈辱中辞世，在他死后一百多年的今天，人们对他的评价仍然是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想有一个焦点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那就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该从客观角度出发，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并主要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否促进社会的发展，这是评价的主要标准，当然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主观动机和目的，但这不是也不应该是历史人物评价的主要依据。 鉴于上述观点，我这样看李鸿章：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这样认识和评价李鸿章，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是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二是李鸿章一生究竟做了什么事情。 1李鸿章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转型时期，而这样一个过程，又是在中国被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洋枪、大炮、军舰逼迫中国实行所谓“门户开放”的。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当中，社会上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中国人提出形形色色的说法和方案，试图寻找出一条强国富民的理想道路。这时候，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一个新兴的统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从清王朝统治集团的高层产生出来。他们接过传统儒家经世致用的旗帜，提倡和标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挽封建末世的狂澜于既倒。所以这样的一个改革派也可以称之为封建统治的“补天派”，因为他们虽然可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只是停留在
本文为2010年西安文理学院政教系近现代史教研室暑期社会实践成果之一 论北洋舰队筹建原因、构成、作用和覆灭 云天禄 （西安文理学院历史系陕西西安 710065 ） 【摘要】文章探讨了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的筹建、构成、作用和覆灭原因。因第一次、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面临被欧美日等列强殖民瓜分的窘境，清政府建成北洋舰队。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加之战斗指挥失误，导致了舰队的覆灭。 【关键词】甲午海战北洋舰队警示作用 一.北洋舰队筹建过程 北洋舰队创建的提出： 第一，因第一次、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1866年清廷批准左宗棠（后沈葆祯接任）在福建马尾设立总理船政事务衙门，并开设造船厂和水师学堂，迈出了建立近代海军的第一步。第二，因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中国举国上下大为震惊。恭庆王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紧急机宜；李鸿章则提出暂弃关外、专顾海防。第三，1875年5月30日清廷下令由沈葆祯和李鸿章分任南北洋大臣，从速建设南北洋水师，并决定每年从海关和厘金收入内提取400万两白银作为海军军费，由二洋分解使用。沈葆祯从大局出发，清政府决定了优先建设北洋水师，北洋的成军之路由此开始。 北洋舰队筹建有国内方面原因： 第一，十九世纪初期后，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旧式水师的失败以及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的覆灭深深刺痛了大清帝国朝野上下国民的心，“天朝上国”的美梦从此破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夷攻夷”等有识之士的主张充斥中华大地。第二，清廷面对对外作战接连败北的局面也深感海防的重要，痛下决心对旧式水师进行革新。第三，1874年5月日本侵略台湾，日本在当时仅是一个小国，在得到了几艘外国军舰后居然也敢侵犯大清帝国，这一事件使得中国举国上下大为震惊，清政府开始感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第四，以恭庆王、李鸿章、沈葆祯等洋务派的“海防”之论的一致努力，使清政府决心加快建设海军。第五，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南洋舰队被击沉，这件事极大的刺激了清政府加强北洋舰队建设。 国际方面原因： 第一，十九世纪初期，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相继发展完成，欧美列强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资本主义体系日趋建成，对外扩张加速，中国面临着被殖民瓜分的窘境。第二，清王朝统治腐朽没落，对外丧权辱国，对内镇压反抗，为维持其统治，必须加强军备建设。第三，特别是面对邻国日本的侵略威胁，被视为国家的大患。 二、北洋舰队军队构成 北洋舰队军官构成。北洋舰队各主要战舰舰长及高级军官几乎全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并多曾到英国海军学院留学实习。北洋舰队中层军官内多是原留美幼童，被召回国后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海军后服役。而根据《北洋海军章程》，要求士兵必须会写自已的名字，粗通文字，懂得舰艇知识。舰队内一直亦有外国人担任军官作技术专家及指导。北洋舰队的军官多能操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亦是以英语发号。 北洋舰队舰艇概况。187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定购了“镇东”、“镇南”、“镇西”、“镇北”等8艘蚊炮船，开始清朝海军向国外购军舰的历史。1879年又另定购了两艘巡洋舰“超勇”、“扬威”。1879年11月，“镇东”、“镇西”、“镇南”、“镇北”
《李鸿章传》读后感 读了梁启超先生写的《李鸿章传》，不禁赞叹梁启超国学功底之深和文采之非凡，客观而公允的评价以及中西对照的写法使我了解了李鸿章的一生，读完之后颇有所感。李鸿章一生毁誉参半，褒贬不一。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的一生最为后人所憎恨的是他当政期间，先后签署了《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作为大清外交第一人，李鸿章由此身败名裂，留下骂名。然而，把全部的责任都归咎于李鸿章是有失公允的。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图有一腔爱国热情，但是当时的中国实在是无药可救了，无论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当时人们的愚昧麻木，他是想救国的，但是那个黑暗的社会不允许他这样做。梁启超先生在书中写道：“李鸿章是时势所造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尽管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尽管李鸿章在军事，改革运动中是杰出的带领者，然而他不懂得民众的实质，不通晓世界的发展趋势，不懂得政治的本源，没有从根本上考虑国家的严峻形势，再者在改革前进的摸索中无人指引，也只能让他停滞不前，却又无能为力。 一开始李投奔于曾国藩门下，在围剿”义和团”战斗中其军事才能崭露头角，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还和曾国藩等人一同建立了淮军和常胜军，且其品德气量也为人所道，故梁启超评论说：“按此亦李文忠之所以为文也，诏会剿而不欲分人功于垂成，及事定而不怀嫉妒于荐主，其德量有过人者焉。名下无虚，非苟焉已耳。”他是一介书生，但是戎马生涯改变了他的初衷，做不成学问却成为了“忠臣”，举起屠刀的时候没有眨过眼睛然后时候也扪心自问，那双满沾鲜血的双手让人心惊胆战。想想为什么“粤匪”会反朝廷，为什么朝廷军队会不堪一击？这一切的一切不得不令人深思！国之痛，民之哀，他深知自己没有能力能扭转这一切，所以只能在自己权职范围内的一些事情，让老百姓有饭吃，让朝廷放心东南这一块。最令人担心的是夷技这一块，外国军械优越，若起祸端，吃亏的肯定是中国，后来他就想尽快新办洋务，他写下了《致总理衙门书》想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后来朝廷同意了，他可以放手大干一场了。他提倡“自强”、“求富”，开办近代军事工业，设立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建立北洋舰队。他试图以自己的力量来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然而他所提倡的自强求富，他所建立的北洋水师却渐渐的被列强的枪炮和昏庸的王朝所粉碎。 李鸿章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在鼎盛时期“坐镇北洋，遥执朝廷”。他推动了中国将现代化的进程，为民族工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但是就因为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被众多人所误解，留下骂名，实属不公啊！
李鸿章传读后感2000字 读完梁启超的《李鸿章传》有半个月了，想写点什么，却不知道如何启笔。但是不写，却又觉得憋得慌，这也是奇怪了。 不知什么缘故，我从小对历史就没什么兴趣，读书时历史总考不及格，记得最高一次考了73分，老师还表扬了好半天。对于历史，我学过跟没有学过差不多，对于年代，人名我常常是晕的。正因如此，这次看李鸿章传，还像是第一次读史，兴许是岁数大了的缘故，这次读完李鸿章传，心情异常的沉重。有种感觉，如果早点喜欢历史，读点历史，可能我的人生会大不相同。 传记一开始梁启超说“普天之下只有那些平庸的人 既不会遭人唾骂，也不会得到他人的赞誉。假如全天下的人都异口同声骂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称得上是遗臭万年的大奸雄了；假如全天下的人都异口同声赞美一个人，这个人就可以称得上是千古流芳的英雄豪杰了。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几乎全是平庸之人，在他们之中找不到一个有见识、有才华的人，如果让平庸之人去评论超乎寻常的人，这件事本身就不值得可信。”
“先不说这样的人到底是奸雄还是豪杰，就他所处的位置和层次而言，并非平庸之人目光所能达到的，也不是平庸之人随便张口胡说的。只有能够理解我说话意思的人，才可以真正读懂我的这本《李鸿章》。” 梁启超一开场没有说李鸿章是奸雄，也没有说李鸿章是豪杰，他对李鸿章暂定义为一个“非凡的人”。对梁启超的这个开场，我倒是感慨万千，我们作为一平庸之辈，而且是后世之辈，是没有资格对那些“奸雄”也好，“豪杰”也好妄加评价的，更不可胡说瞎吹。可是，从小到大，身边总会遇到那么一些人，好像他们跟“伟人或者是非凡的人”共事过似的，总喜欢评头论足，头头是道的，常常让人觉得那些“伟人或者是非凡的人”还不如他们，如果是他们，难道能力挽狂澜。想想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也是挺可怕的。 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警觉，你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实的，何况道听途说的，我们不要随便去评价任何一个人，更不要随便去评价那些历史的人物。做人不可“妄自菲薄”，更不可“目中无人”。“了解一个人，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背景”。那些“妄自批评李鸿章，主要原因是他们不过是一群只能指手画脚，图口舌之快的旁观者罢了”。工作中也会遇见这样的一些人，他们什么都不干，却喜欢指手画脚，评头论足的。大概从古到今，这样的人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