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回信都是亲笔
程婕 马宁/北京青年报
《美丽心灵》主人公约翰·纳什就其论文集中译本出版事宜与中国出版社保持近两年书信来往。
约翰·纳什（1928— ）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访问研究合作者”，博弈论的奠基人之一。他青年时代提出的“纳什均衡”及其后续理论影响了数学界，也正改变着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面貌。30岁后开始遭受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事业停顿，家庭解体。30年后，他病情好转，重新回到工作岗位。1994年因其对“非合作博弈均衡分析，以及对博弈论的其他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2年1月20日，讲述纳什传奇人生的电影《美丽心灵》获美国第59届金球奖，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编剧在内的4项大奖，并且获得今年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4项大奖。
北京时间3月25日上午，《美丽心灵》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改编剧本四项大奖，成为本届奥斯卡最大赢家。颁奖现场一位高挑清瘦的老人和他身边那位风韵犹在的老妇人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们就是《美丽心灵》的人物原型：数学大师纳什和他的人生伴侣艾利西亚。
与此同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的几位编辑也为这个消息兴奋不已。1997年底他们策划出版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精品自选集》，曾经与纳什进行了将近2年的信函联系。2000年11月，《纳什博弈论论文集》的中文版终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本书汇集了纳什所有关于博弈论的重要论文。随着《美丽心灵》名声大振，《纳什博弈论论文集》中译本最近也卖得不错，总销量已经接近3000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表示将考虑对其再版。
■纳什主动询问中文版版权的事宜
1997年底，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精品自选集》。编辑组向所有在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去信函，征询他们的意见。纳什的信是1997年11月22日发出的。次年1月13日，出版社的传真机吐出了一张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真，满篇的手写英文在一大堆用电脑打印的文件中特别显眼。纳什回信了！
他在信中说：“我不是很清楚你们想出版什么样的书籍或文章。但是我有一本最近出版的有关博弈论的书，经济学家们对博弈论的研究很感兴趣。这本书是由EDWARDELGAR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博弈论论文集》。这是一家英国出版商。你们最好和他们联系一下版权的问题。”
后来，纳什又把出版商的详细联系方式告诉了出版社。他自己也主动向出版商询问中文版版权的事宜。得知出版商
并不拥有中文版的版权后，纳什欣然同意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此后，纳什与中国编辑的往来更加频繁，全是有关这本书的序言、版税、照片等细节问题。
■能见到大师的亲笔信，实在让人感动
所有传真和来信，纳什都是亲自手写。编辑部已经把这些信函存档保存。记者数了数，共有十封。每一封信，纳什都习惯性地说明是要回复哪一天的对方来信，如果涉及到另外的机构或个人，他一定会把他们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等联系方式写得清清楚楚，生怕对方联系不上。1999年2月25日，他因为电子邮件被退回，还专门发了一封道歉的传真说明情况。从文字来看，纳什的思维也跟常人一样，甚至更热情和周到。1999年3月4日，纳什正式同意授权。当时中国刚过完年，纳什还特意在信中向《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精品自选集》出版项目负责人薛捷致以新春的问候。他用括号注明因为自己知道最近香港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春节的活动。
薛捷说：“别的诺贝尔获奖者一般都是自己或由助手用电脑打出文稿，然后签上名字。在计算机普及的今天，能够见到一位大师的亲笔回信，实在让人感动不已，唯一的解释是他认为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中文版版税只有600美元
英文版的《博弈论论文集》的序言是由宾默尔博士撰写的。纳什特意提醒编辑要征得宾默尔本人的同意才能使用这篇序言。出版社原来计划给纳什600美元版税，给宾默尔200美元。纳什回信说，他本人对这600美元很满意，但仍委婉地建议给宾默尔的版税应该占到自己的50%，可以只给自己400美元，给宾默尔200美元。
纳什自己又亲自与宾默尔联系，希望他能授予序言的使用权。纳什幽默地写道：“用一种能有10亿人使用的语言出版这本书是一件很有价值的事情。虽然只会有一小部分人对这本书感兴趣。”1999年元旦，宾默尔给纳什回信，毫不犹豫地答应无偿授予序言的翻译权。
1999年3月4日纳什在授权信中专门附言：我完全接受600美元的版税。
■他为中译本专门挑选了一张照片
出版社原打算让纳什本人给中译本作序。考虑之后，纳什在来信中说：“我认为这不太合适。宾默尔作的序言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你们希望有一篇专门为中译本写的序言，我建议你们采取‘译者序’的形式，这是国际出版界的惯例。我本人没有必要为这本教科书再写些什么。”
这本书的版权问题解决后，纳什也没闲着，他为中译本专门挑选了一张自己的照片，还给出版社寄来了英文版的样书。
在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王则柯教授的帮助下，中译本《纳什
博弈论论文集》于2000年11月顺利出版。
■“我可能是中国最了解纳什的人”
《纳什博弈论论文集》由著名经济学家王则柯的两个学生张良桥和王晓刚翻译，王则柯亲自校对。
昨天，记者电话采访远在广州的王则柯教授，他在电话里笑称自己“可能是中国最了解纳什”的人。
1981至1983年，王则柯曾经应库恩教授的邀请第一次去普林斯顿大学访问进修。库恩教授是纳什读博士时的同班同学和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著名的数理经济学家。访问期间，王则柯与很多纳什的同事、朋友打过交道，了解了许多关于纳什的事情。最让王则柯感动的是，纳什的妻子、朋友在他患病后对他进行了30年的无私呵护。
王则柯至今还记得在普林斯顿校园里看见纳什的情景。当时，他正和库恩教授在一起，看见前面有一个高挑、消瘦的老人贴着路边低着头默默走路。库恩指着他说：“这就是纳什。”王则柯当时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可惜。
在库恩教授等朋友不遗余力地努力下，已经康复的纳什终于等到了期盼多年的诺贝尔奖，纳什的传奇人生也被更多的人知晓。
■参加论坛，他从来不发言
前天晚上，记者通过越洋电话找到了纳什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经济学系的华人学者樊明太，他告诉记者，纳什刚刚和妻子艾丽西亚作为观众去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了。
樊明太告诉记者，纳什的精神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看上去和一般的老教授没有什么区别。纳什在学校里很少抛头露面，由于身体上的原因他早就不再任教了。就是在2月份，他还在校园网上招聘助手，协助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樊明太的印象中，纳什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不爱说话”，“他虽然是数学系的，但是由于由他提出的‘纳什均衡’主要运用在经济学领域，所以经济学系经常会有有关博弈论的论坛，纳什有的时候会来参加，但是他从不发言，每次都是静静地来，静静地走。普林斯顿是一个很适合做学问的地方，有很强的包容性，这也正是纳什这样的怪才能获得各方精心关爱并终于获得诺贝尔奖的原因。”
■纳什的生活至今比较清贫
1994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纳什的生活一直很平静。对于普林斯顿大学城里的大多数人来说，约翰 纳什只是一位在数学系费尔楼910房间里埋头工作的老人,他和学校里大多数老学者一样穿一身干净的休闲服在学校里散步。只有在他在妻子的陪同下作为观众出席奥斯卡颁奖典礼时才换上一身西装革履的行头。
《美丽心灵》获得奥斯卡奖的呼声一路蹿高，不可避免地改变了纳什的生活。学校的电影院里多次放映这部电影，有
关纳什的各种书籍也先后出版并在学校里热销，经常有人想联系采访纳什，这对一位被妄想症折磨30年、又早就习惯了潜心钻研的学者来说可能未必是一件好事。但是也有媒体撰文认为，纳什尽管更适合于平静的生活，但是他和他同样患有妄想症的儿子也需要关注，甚至需要经济上的扶持。据记者了解，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董事会每年都给纳什一笔资金用于他的生活保障和研究费用，但是在富人云集、物价偏高的普林斯顿大学城，纳什的生活依然比较清贫。
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引伸出两个问题，一是竞争削价的结果或“纳什均衡”可能导致一个有效率的零利润结局。二是如果不采取价格战，作为一种敌对博弈论(vivalry game)其结果会如何呢？每一个企业，都会考虑采取正常价格策略，还是采取高价格策略形成垄断价格，并尽力获取垄断利润。如果垄断可以形成，则博弈双方的共同利润最大。这种情况就是垄断经营所做的，通常会抬高价格。另一个极端的情况是厂商用正常的价格，双方都可以获得利润。从这一点，我们又引出一条基本准则：“把你自己的战略建立在假定对手会按其最佳利益行动的基础上”。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均衡就是“纳什均衡”或“非合作博弈均衡”。在这种状态下，每一个厂商或消费者都是按照所有的别人已定的价格来进行决策。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企业要使利润最大化，消费者要使效用最大化，结果导致了零利润，也就是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非合作行为导致了社会所期望的经济效率状态。如果厂商采取合作行动并决定转向垄断价格，那么社会的经济效率就会遭到破坏。这就是为什么WTO和各国政府要加强反垄断的意义所在。
污染博弈：
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着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的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按照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所有企业都会从利己的目的出发，采取不顾环境的策略，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的目的出发，投资治理污染，而其他企业仍然不顾环境污染，那么这个企业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价格就要提高，它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甚至企业还要破产。这是一个“看不见的手的有效的完全竞争机制”失败的例证。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乡镇企业的盲目发展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就是如此。只有在政府加强污染管制时，企业才会采取低污染的策略组合。企业在这种情况下，获得与高污染同样的利润，但环境将更好。
贸易自由与壁垒：
这个问题对
于刚刚加入WTO的中国而言尤为重要。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都面临着保持贸易自由与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两难选择。贸易自由与壁垒问题，也是一个“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贸易双方采取不合作博弈的策略，结果使双方因贸易战受到损害。X国试图对Y国进行进口贸易限制，比如提高关税，则Y国必然会进行反击，也提高关税，结果谁也没有捞到好处。反之，如X和Y能达成合作性均衡，即从互惠互利的原则出发，双方都减少关税限制，结果大家都从贸易自由中获得了最大利益，而且全球贸易的总收益也增加了。(孙健)
称之为“吸同状态（absorbing state ）”。 这即是说，如果人们在其社会博弈中只有“充分不完备信息（sufficiently incomplete information）”, 再假如人们对遵从这种惯例的“或然偏离（random deviations）”程度又相当低，因之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会趋向于遵从同一惯例。这一状态亦被杨称之为“局部遵同效应（ the local confirmity effect）”。[11] 用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Pindyck & Rubinfeld , 1996, pp. 118-120) 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法，我们亦可以把杨所说的这种“局部遵同效应”理解为“从众效应（the bandwagon effect）”。
这种“局部遵同效应”是怎样产生的？换句话说，为什么在人们的社会制序的演进博弈中会有这种“局部遵同效应”？按照 Bulow et al （1985），Aoki & Okuno-Fujiwara (1996, ch.3) 的解释，这是因为在人们的社会博弈中，在博弈者的策略选择中存在一种“策略互补（strategic complements）”关系。也就是说，在其他人采用了某一特定策略时，存在一种一博弈者采用同一策略的激励。如在上述驾车博弈模型中，如果对方靠左行驶，自己也靠左行驶是安全的；反之，如果对方靠右行驶，自己靠右则是安全的。这就是典型的策略互补的例子。正是在社会博弈中存在这种“策略互补”境势中，只要一个社群或社会内部在一定时期中大部分人都遵从同一习俗与惯例，那么每个人遵从它的个别激励亦形成了。从靠左还是靠右驾驶的交通惯例形成的演进博弈模型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种社会博弈中的“策略互补”，从而对杨所说的演进博弈中的“局部遵同效应”的生发机制有一个较明确的理解。
然而，杨和其他现代演进博弈论学者最近的研究却进一步发现，如果把规定着演进博弈动态的第三条假定考虑进来，即在博弈者策略选择中存在着“不可解释的”的“或然偏离”，这种作为“同化状态”和“锁入状态”的惯例（如图 1中的E 点或O点）也可能将不会是永久性的。因为，照演进博弈论论者看来，如果说在社会或社群中总
是存在着某种惯例，那么，也总会存在着一些人采取非惯例行动的概率。从这一点出发，演进博弈论学者发现，即使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最初状态，却不能预期它未来的状态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预知一个即时盛行的惯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中是否会在未来的社会中驻存：抑或这一惯例会演变成另外一种惯例，抑或这种惯例会完全消失。当然，这也不否认它会在未来的社会中驻存下来。基于这一分析思路，杨（Young，1996，p.112）等演进博弈论学者认为，即使两个社会或社群从同一个原初状态（习俗）进行演进，在未来的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很有可能二者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他亦称这一演进机制特征为“整体多元化效应（the global diversity effect）”。从杨的这一分析思路出发，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出为什么尽管同源于儒家文化基因的中国、韩国和日本会在一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演生出不同社会制序的存在形式。即使在同说汉语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在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经济交易中也存在着不同的惯例。[12] 这无疑也证明，在习俗与惯例的演进与变迁的过程中，演进博弈论者所洞察出来的“整体多元化效应”在起作用。
除了局部遵同效应和整体多元化效应外, 杨（Young，1996, p. 112）还发现了在社会惯例的演进博弈动态中的第三种效应。他称这第三种效应为“断续均衡效应（the punctuated equilibrium effect）”。 其意思是，一种惯例一旦形成，它就倾向于在一定时期驻存。在这一演进驻存的时期中，社会或社群的大多数成员会在大多数时间里遵从之，从而这一社群或社会在其制序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上接近于一种均衡状态。然而，这种局部遵同的均衡常常被一种外在的冲击力所打破，从而使这个社群或社会导向一种新的习俗与惯例的演生路径。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实迹是否证明习俗和惯例按以这三种效应为其主要特征的动态行程演进？现代演进博弈论经济学家的经验研究发现，至少近现代欧洲诸社会中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惯例的型构、多样化以及演进和变迁的历史实迹证明，这三种效应同时存在。据R. Hopper (1982), P. Kincaid（1986），Maxwell Lay（1992）和杨（Young, 1996）等学者考证，在 1750年以前，由于在欧洲只有很少的四抡车在路上行驶，人们在乡村路上驾车时，主要居中驶车，以避免车辆翻入路边沟中。当遇到对面车辆驶来时，各地靠左或靠右亦不一样。杨的考证还发现，尽管在欧洲诸国靠左还是靠右驾车的习俗地方多样化（整体多元效应），但在十八世纪之前，每个地区却大致形成
了靠左或靠右的惯例的（局部遵同效应）。譬如，在英国内地，在有的郡人们靠左行驶，在另外的郡则靠右驶。在意大利，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还未形成全国统一的交通惯例，在一些城市中人们靠左行，在乡村中人们则主要靠右行。在法国大革命前，即使在城市中，交通惯例也迥异斐然。那些贵族们所乘的马车靠左驾驶，而行人则靠右行。只是在法国大革命后，靠左行则变成“政治上”违法的了。因为靠左行是贵族的习俗，靠右行则是人民大众的习俗，因而后者被认为是“民主的”。与法国在大革命中靠革命机构的命令来统一全国的交通规则（靠右）形成鲜明对照，从整体上来看，英国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则是从各地的交通习俗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即是说，在英国，靠左驾车的惯例，从一个地区自发地传播蔓延到另一个地区，从而在全国形成一个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因此，可以说，英国统一靠左驾车的交通惯例，是一种经由前例逐渐增生的结果（the gradual accreditation of precedent）。
另外，经济学家和史学家所发现的一个令人惊人的史实是，到十八世纪末，在绝大部分欧洲国家均演生成了车辆（主要是马车）靠左行驶的交通惯例，其中包括大不列颠、法国、瑞典、葡萄牙、奥地利、匈牙利、波黑尼亚，以及部分意大利和德国。在有些欧洲大陆国家，靠左开的交通惯例一直延续到本世纪初。但是，为什么在欧洲大陆绝大部分国家在今天均采取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杨发现，这主要是因为在惯例的驻存、演进与变迁过程中的第三种效应（即由于一些随机的外部冲击而造成的断续均衡效应）在起作用。具体来说，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于其象征性的考虑（贵族马车驾驶靠左，人民大众步行靠右），而由革命机构通过法令的形式规定所有交通一律靠右。拿破仑率军横扫欧洲大陆后，又在其占领国强制推行法国的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从而在法军占领国中逐渐实行并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惯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只是在德国占领期间才被德军强制推行而改变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的。瑞典到本世纪六十年代还仍然采用靠左驾驶的交通规则。直到1967年，由于考虑到欧洲大陆国家全通行靠右驾驶，瑞典政府才通过法令而改全国靠左为靠右驾驶的交通规则。
从其对欧洲交通惯例型构、演进与变迁的历史史实的研究中，杨（Young，1996，pp. 112-116）得出以下三点结论：第一，一个社群或地区在任何时期一般会有单一的、成型的（well-established）的惯例（局部遵同效应）；第二，互不沟通的社群会在不同的惯例中运作（整体多样化
效应）；第三，一种业已形成的惯例不会被永远“锁入”而永久驻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一种惯例会被由一些随机事件所引致的演进过程而生发出来的新的惯例所取代（断续均衡效应）。同样，从欧洲诸国交通规则的演进与变迁的实际历史轨迹中，尤其是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占领欧洲（可以被认为欧洲交通惯例变迁过程中的一些随机事件）导致了欧洲大陆国家今天沿革下来靠右行驶的交通规则的史实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Brian W. Arthur（1988）和诺思（North，1990）等学者所洞察出来的制序变迁中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效应。[13]
四、惯例的经济分析的新进展：塞林提出的人们相互协调中的“凸显性”和“凝聚点”的博弈论证明
在笔者的另一篇文章（韦森，2000）的分析中，我们曾指出，如果追根溯源地探究习俗原初是如何生发出来的，我们会触及到康德—维特根斯坦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在习俗的原初生发机制方面，还有哈耶克所认为的人之“理性不及”的诸多领域与方面。譬如，塞林 （Thomas Shelling，1960 ）所作的著名的社会实验就发现，人们在社会活动与交往中时常靠一些无法解释其原因的注意力中的“凸显性（prominence）”和“凝聚点（focal point）”来解决相互协调中的种种问题。从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体悟到，在一些演进博弈论学者应用数学模型的分析工具来阐释习俗的原生机制时，往往还要靠博弈模型的外生变量来解释其内生的原因与机理。即是说，在他们对作为一种自发社会秩序的习俗原初生发机制的理论展示中，还要靠康德—维特根斯坦本体论哲学的一些人的“理性不及”的因素来作为演进博弈模型的内在基础。然而，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一些西方学界沿演进博弈论的分析理路对习俗与惯例原初生发机制的理论探究的向深层推进，在一些博弈模型中，塞林所提出的人们注意力中的“凸显性”和“凝聚点”已几乎成了协调人们演进博弈的一个可有可无的“虚置变量”，或者说一些演进博弈论学者已把这些外生因素理论化为演进博弈过程的期望型构（expected formation）一个内生结果，从而在惯例的经济分析的一些博弈模型的建构中，已不再依赖这类“凸显性”、“凝聚点”以及“个人情感与行为的内在倾向”等等理论断想作为其隐性基础（implicit foundation）了。在这方面的主要进展，就在于杨等学者（Foster & Young , 1990, pp. 220; Young, 1996, p. 118）所提出的替代梅纳德· 史密斯（Maynard Smith）的“演进稳定策略” （ESS）的“随机稳定均衡”（the stochastically stable equilibrium）（缩写为 SSE）概念。按照杨自己的解
释，他们这种 SSE 是对 ESS 的一项重大改进 [14]。因为，ESS 的弱点是这种演进稳定性只是相对于一次“冲击”或“侵扰”来说是稳定的。然而，从人类社会制序变迁的实际过程来看，一种习俗或惯例常常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驻存，经得起它者的变异策略选择的不断地“冲击”与“侵扰”而后才逐渐演变，因而显得具有一种“韧性”和长期自我维系的力量。因此，单纯用 ESS 概念来理论展示习俗与与惯例的生发机制与演进过程， 显然离现实还有一段距离。杨等人所提出的 SSE 概念，就避免了梅纳德· 史密斯的 ESS 概念的这一重大缺陷（因为它允许一种博弈均衡经多次它者的策略选择的多次随机“冲击”与“侵扰”之后而改变），从而更能接近理路展示人类社会制序变迁（包括习俗与惯例的生发、驻存、演进与变迁）的实际过程（参 Foster & Young, 1990, Young, 1996, p.118）。从博弈论中讨价还价博弈模型中，可以较清楚地看出杨等学者所提出的“随机稳定均衡”这一概念的长处。
我们已经知道，在塞林于1960年所做的第四个社会实验中，他曾发现，当让人把 100 美元分成两份时，大多数人倾向于 50/50 均分。R. V. Nydegger 和G. Owen （1974）发表在《国际博弈论杂志》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他们的实验也证明，当让人们分一笔钱时，结果也几乎都采用50 / 50均分办法[15]。那么，是什么动因促使人们倾向于采用对半均分的方式？这是多年来一直使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博弈论理论家困惑不解的问题。我们已经知道，按照塞林本人的的解释，人们采用对半均分的办法是出自一种难以言明其原因的人们注意力中的某些“凸显的凝聚点（ a prominent focal point）”。然而，这种人们注意力中“凸显的凝聚点”又源自何处？是来自哈耶克所说的“人类的共同经验”，还是来自凡勃伦（Veblen，1899）所理解的人的“本能”？这显然又回到了康德－维特根斯坦的本体论哲学那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