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和内地分属不同的法系，香港属于资本主义法制类型中的普通法系，而内地则属于社会主义法制类型中的大陆法系（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具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具有普通法系传统的国家尚未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所谓法系不同所造成的法制差异有相当程度与社会制度的差异直接相关。除此之外，法律传统和法律技术等法律形式上的差别也是法系差异的重要体现。（一）法律传统差异与法制协调香港和内地的法律传统差异是自英国占领香港以后，逐渐形成的。英国为了顺利实行殖民统治，于控制香港之后不久，即开始将英国的法制移植到香港。港英政府遵从普通法的惯例，在割让地保留了一部分原有法制，英国的司法体制也同样移植到香港。这就使香港在此后一百五十余年中逐渐形成了以英式法律传统为主兼有少部分"中华法系"特点的法律传统。这种法律传统与内地经过八十余年共和政体特别是五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造所形成的法律传统差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和内地法律传统不同所造成的差异是复杂的。一方面有英式法律传统与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之间的差异。如香港实行判例法制度，而大陆地区则没有判例法制度。另一方面也有香港残余的封建法律传统与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之间的差异。如香港回归后"原旧批约地段、乡村屋地、丁屋地和类似的农村土地在1984年6月30日的承租人或在该日以后批出的丁屋地承租人，其父系为1898年在香港的原有乡村居民，只要该土地的承租人仍为该人或其合法父系继承人，原定租金维持不变"[01]。这一制度明显带有清朝法律中"重男轻女"的烙印，与内地在继承制度上男女平等的原则有巨大差异。在香港自身的法制进步过程中，旧的封建法律传统逐渐削弱直至消亡是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过去港英政府为了有利于其维护殖民统治，曾采取过许多务实的、稳妥的协调措施。例如港英政府在全面引入英式法制及法律观念的同时也注意到尊重中国法律传统的强大惯性作用，港督就曾在首席按察司及行政局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赦免过杀死通奸妻子及其奸夫的死刑犯。港英当局的这种作法为香港的法制改革提供了渐进发展的宽松空间，使香港的法制得以沿着符合客观实际的道路进化。但是，港英政府也同时实行了一系列对香港原有封建法制特别是其中的封建法律意识妥协退让的政策，以便使香港买办阶层和地方乡绅阶层能够支持和维护英国殖民统治。这种作法不仅使香港的资本主义法治受到了很大的牵制，而且还为香港回归后的法治进步造成了不利影响。对此香港和内地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否则其对"一国两制"的落实及两地的进步都会产生重大危害。同样，内地的法律传统也存在进一步变革的客观需要。尽管1949年以来，新中国在肃清封建法制对中国法律进步的消极影响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千年专制统治的影响特别是对人们的法律意识的消极影响决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拨乱反正以来，内地在法律制度层面的进步幅度明显。但相比之下，法律实践中特别是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中，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人治"现象。至于全民的法律意识的进步则更不容乐观。因此，香港回归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两地的法制协调会受到内地法治建设进程的决定性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法制协调的工作纳入到两地法治进步和法制改革的大系统内，与之相配合、相呼应，不能片面强调法律传统的不同，更不能将法律传统机械地视为静止不变，落入教条主义泥淖。（二）法律技术差异与法制协调香港和内地各自运用的法律技术是明显不同的。内地在法律技术方面更接近大陆法系，而香港则受到英国普通法系模式的广泛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和内地的法律技术差异就是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的法律技术差异。香港的普通法系法律技术所感兴趣的是先例和同类案件的归纳推理，而不是通过对制定法条文的立法意图的探究或演绎推理，将这些问题按照概念在法条中"对号入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技术热衷于精细且现实地探究生活问题，并倾向于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系统或抽象地思考它们[02]。相比之下，内地的法律技术主要是体现在立法活动中。由于行政机关被赋予一定的委任立法权，最高人民法院也被允许通过司法解释（某些司法解释无论是从法律技术运用上，还是从普遍的约束力及对法律规范的"创造"上，都更接近于创制法律而非仅仅适用法律）弥补现行立法的不足，内地的法律技术更
关注为法律适用提供"普适性的公式"，以便法律实践能够规范地进行。
香港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漏洞及填补 ——居港权案的再思考与刚果金案的新启示 曹旭东 2012-09-07 22:49:11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摘要: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其解释制度的构造，这种“一元双重”的解释体制最重要的一环是香港法院释法与人大常委会释法的衔接。也正是在此环节存在漏洞：对于香港法院应当提请解释而未提请的，没有有效的制约途径。香港法院居港权案中“不厚道”的解释，正是利用了这个漏洞。本文分析了“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和“当事人”模式后，建议借鉴“当事人”模式，设立当事人启动程序，以约束法院滥用提请判断权。香港特区的司法权与基本法解释权是分离的，其司法权是完整的，但是其基本法解释权却并不完整。因此，“当事人”模式并不侵犯香港独立的司法权。当然新法律规则的确立需要时间和等待，在过渡时期需要政治方法的补充。 关键词:提请解释判断权；“主动释法”模式；“事后责任”模式；“当事人”模式；政治压力 一、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基本法解释制度，其内容如下： “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从该条规定可以解读出基本法解释制度的构造： 1．在解释体制方面[1]，有以下几点：(1)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法院均可行使基本法解释权。(2)不同的是，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权是原始解释权和普遍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是授权解释权和有限解释权。香港法院的解释权源自人大常委会的授权，这一点基本法第2条也可以印证，第2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这也就是说，基本法解释权的权源是一元的，即只有人大常委会是解释权的所有者，香港法院的解释权并非固有的，不是解释权的所有者而是权力的行使者。(3)既然是授权解释，香港法院所作解释的效力必然低于人大常委会所作解释的效力。正如法条所说，“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4)另外，香港法院的解释权相较人大常委会的原始解释权是有限的，其关系可以类比于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关系。人大常委会的
根据《香港基本法》，谈谈中央对香港“全面管治权”的含义： 2014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白皮书》指出：“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不动摇,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变形、不走样。” 全面管治权受到“一国两制”与基本法框架的约束，是法定管治权，不是无任何约束的任意管治权。在既定法律框架下，全面管治权主要包括中央直接管治权、中央对特区的授权及授权调整权以及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全面监督权。对于自治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不会直接越位干预，而是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并加以宪制性监督甚至问责。 中央对港澳的“全面管治权”是“中国对香港主权”的应有之义，与特区政府的“高度自治权”并不矛盾。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是有机结合，这样既是要确保中国对港澳主权的落实以确保国家利益，也是要确保港澳的优势以确保港澳繁荣稳定，从而确保“一国两制”得到很好的落实。 将全面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就是要将基本法上的中央直接管治权与全面监督权逐项加以检索和制度化、程序化，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机制，确保“一国”不只是抽象遥远的主权象征，也是具体化、接地气、可感的实在治权。这种结合过程是符合基本法秩序及可兼容于香港法治的，因而不会破坏香港的高度自治，也不会损及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这一调整是回溯“一国两制”的初衷初心与完整意涵，是国家权力的充实与就位，是国家承担“一国两制”最终责任人宪制责任的积极体现。 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是港澳回归祖国本身的必然要求，有助于香港特区诸多难题和社会矛盾的化解。这是“一国两制”实践中的一体两面，绝不可片面强调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而忽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制权，这也是过去几十年里我们港澳特区治理方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在《香港基本法》中的体现： 中央一直都享有这项权力,我们不妨来看《基本法》第二条。 《基本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基本法》是根据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通过的,享有全国性法律的地位;没有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就没有《基本法》。除了中国《宪法》第三十一条,其他条文也适用于香港,一些《基本法》特有规定不直接适合香港的除外。例如,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宪法》第三十一条容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大陆法,香港实行普通法,等等。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和立法、司法机构均是获中央“授权”行使各项权力的,这表明中央一直享有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 一、中央对特别行政管治权的法理基础 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法理基础，应从三方面进行理解。 （一）从“一国两制”战略方针理解 “一国两制”是实现我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战略决策。“一国”包容了“两制”，“两制”统一于“一国”之内。所以在强化“一国”观念时，其核心就是确保国家对特别行政区的主权管辖。 （二）从国家主权管辖理论理解 基于中国对香港和澳门拥有主权，中国政府对特别行政区就具有法律上的全面管治权。所谓主权，是指一个国家对其管辖区域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排他性的政治权力，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集团的特殊属 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管治权的构成
香港与内地会计准则比较 (2010-12-05 23:17:21) 转载▼ 标签： 分类： PRC_GAAP 转载 原文地址：香港与内地会计准则比较作者：留有余味 香港会计准则强调公允价值的使用，而内地会计准则更加偏重历史成本，即强调账面价值。同国际会计准则相一致，香港会计准则在涉及资产计价，特别是资产交易的情况下，强调了资产公允价值的运用，而内地修改后的《企业会计制度》基本上以账面价值为资产计价的基础，这种差别突出表现在对投资的核算和非货币性交易的会计处理上。 在资产减值的计提方面，同内地会计准则相比，香港会计准则更为强调专业判断和个别认定。尽管两地的会计准则均规定了应当根据资产的实际状况计提减值准备，但具体的规定上有所不同。总体上看，内地的规定更为具体，例如对于应收账款不能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都进行了具体规定，而香港会计准则就此规定得较为原则，资产减值中个别认定法应用的较为普遍，反映出准则本身更加强调公司和会计师的专业判断。 都将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处理作为重点，但各有侧重。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处理及信息披露是会计准则的重点内容之一。相比之下，内地会计准则为防止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操纵利润，对关联方之间出售资产等交易的会计处理进行了更为严格的规定，而香港会计准则似乎更为强调关联方及其交易的充分披露。 应收款项 -------------------------------------------------------------------------------- 香港准则规定坏账计提范围比内地广，包括一切债权，如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应收债券等。内地准则规定四类应收款项不能计提全额准
微专题十九全国人大常委会全票通过香港基本法释法 【背景材料】 新华社北京11月7日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 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委员长会议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草案）》的议案。经征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议员、各级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员在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规定，作如下解释：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既是该条规定的宣誓必须包含的法定内容，也是参选或者出任该条所列公职的法定要求和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规定相关公职人员“就职时必须依法宣誓”，具有以下含义： （一）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不得就任相应公职，不得行使相应职权和享受相应待遇。 （二）宣誓必须符合法定的形式和内容要求。宣誓人必须真诚、庄重地进行宣誓，必须准确、完整、庄重地宣读包括“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容的法定誓言。 （三）宣誓人拒绝宣誓，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宣誓人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也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 （四）宣誓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监誓人面前进行。监誓人负有确保宣誓合法进行的责任，对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有效宣誓；对不符合本解释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规定的宣誓，应确定为无效宣誓，并不得重新安排宣誓。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宣誓，是该条所列公职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香 港特别行政区作出的法律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宣誓人必须真诚信奉并严格遵守法定誓言。宣誓人作虚假宣誓或者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行为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考点链接】 一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1.我国的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的解释，有利于依法打击“港独”，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2.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宣誓是基本法104条规定的有关公职人员就职的法定条件和必经程序，未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合法有效宣誓或者拒绝宣誓，有关公职人员不得就职，从而也不得行使相应的职权和享受相应的待遇。这对任何公民都是平等的。 3.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近年来，“港独”从一种思想升级为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企图利用立法会平台分裂国家，这严重抵触、违反宪法和基本法。对此，公民要履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义务，反对破坏国家统一、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 4.我国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依法治国要求立法机关要加强立法，完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全文前言 为促进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双方”）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双方决定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安排》”）。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标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加强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以下简称“香港”）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 一、逐步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货物贸易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二、逐步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减少或取消双方之间实质上所有歧视性措施； 三、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第二条原则 《安排》的达成、实施以及修正应遵照以下原则： 一、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 二、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 三、顺应双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促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四、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繁荣； 五、先易后难，逐步推进。 第三条建立与发展 一、双方自2004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安排》下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具体承诺。 二、双方将通过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开放，增加和充实《安排》的内容。
第四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中 特定条款的不适用 双方认识到，内地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内地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已经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和第16条，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的内容不再适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 第二章货物贸易 第五条关税 一、香港将继续对原产内地的所有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 二、自2004年1月1日起，内地将对附件1中表1列明的有所准备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 三、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内地将对附件1中表1以外的有所准备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具体实施步骤载于附件1。 四、任何根据本条第三款取消进口关税的货物应补充列入附件1中。 第六条关税配额和非关税措施 一、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符的非关税措施。 二、内地将不对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关税配额。 第七条反倾销措施 双方承诺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倾销措施。 第八条补贴与反补贴措施 双方重申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议》第16条的规定，并承诺一方将不对原产于另一方的进口货物采取反补贴措施。 第九条保障措施 如因《安排》的实施造成一方对列入附件1中的原产于另一方的某项产品的进口激增，并对该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
全国人大关于《产品质量法》的释义 第二章产品质量的监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般的产品质量问题，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来解决。通过市场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机制，促使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但是，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宏观组织者和管理者，也必须对产品质量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宏观管理，以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章以“产品质量的监督”为章名，明确提出了对产品质量都应经检验合格的要求，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家对产品质量实施监督的基本制度，主要包括：（１）对涉及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产品实行严格的强制监督管理的制度；（２）产品质量监督部门依法对产品质量实行监督抽查并对抽查结果进行公告的制度；（３）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和产品质量认证的制度；（４）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在产品生产、销售活动中从事违反本法的行为可以依法实施强制检查和采取必要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的制度等。这些法定的基本制度，既为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又为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对产品质量监督行政执法活动提供了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此外，在这一章中还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的资格、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认证机构执业的基本要求，以及消费者及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社会组织在产品质量问题上的权利等问题作了规定。 第十二条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不得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释义】本条是关于产品应当检验合格的规定，是对产品质量的基本要求。 一、产品质量应当检验合格。产品在出厂前，都应当经过生产者的内部质量检验部门或者检验人员的检验，未经检验及检验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出厂销售。产品质量“合格”，是指
人大释法”要香港跟随中国给予刚果外交豁免权 （2011-08-27） 案件的起因是，刚果在上世纪80年代，向南斯拉夫Energoinvest公司借钱发展水电工程，其后无法履行协议，经仲裁后须赔偿。而美国对冲基金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则以低价购买了该债务。 该对冲基金在2008年知道，属于中国国企的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三间子公司，在刚果取得采矿权，并会支付一笔“入场费”，因此，就要求刚果将这笔2亿美元（约2亿4600万新元）的款项用作抵债。 原审时刚果政府向香港法院提出“国家豁免权”，指出一个主权国在未获同意下，不受另一个主权国法院的管辖。法官认同有关“绝对主权”，判基金公司败诉。 原告其后提出上诉，上诉庭的法官认为，香港的普通法应该采用“相对主权”看待案件，即使涉及两个主权国，但水力发电融资协议、及采矿等“入场费”，是商业行为，因此改判原告得直。 刚果于是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在终院处理期间，北京曾向港府多番施压，强调“刚果案”涉及中国外交政策，香港终院无司法管辖权，也无权处理。 而香港司法界当时坚持，应尊重《基本法》总体保留原有香港法律制度的大原则。 “人大释法”要香港跟随中国给予刚果外交豁免权 （2011-08-27）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澳洲最高院阻止澳与马国交换难民 [中国早点] 国资委"拉郎配" 央企重组貌合神离 [新马关系] 我国移交四水供设施给柔佛州 [总统选举] 一个外国人看新加坡总统选举 ●易锐民香港特派员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昨日全票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第13条第一款及第19条进行解释，香港要跟随中国，给予刚果民主共和国享有绝对外交豁免权。 会议在北京召开，听取了香港终审法院就刚果欠债引发的外交豁免权争议，提请解释。
法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保罗·葛维宝2014年10月21日 纽黑文——两周前，当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中国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给抗议活动贴上了“非法”的标签，并呼吁保护香港“法治”。这样的表态让观察人士确信，“法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核心含义，那就是GCD将利用法律，对社会进行管控。 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看待法治的方式要微妙和复杂得多。今天，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会将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题就是中国的法治——这是中央全体会议首次专注于法治问题。人们有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感到乐观，相信这次全会将展示有关法律能够扮演何种角色的更有深度的看法，并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推进新的法制改革。 当然，法制改革在中国的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中会受到重大局限。中国不会存在真正的司法独立。只要中共发觉自己的长期统治地位受到了威胁，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法治方向上采取行动，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多党制政治民主的方向上迈进。后者是中国现任领导人完全抗拒的。四中全会发表报告时，毫无疑问将强调，法律的一个核心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 不过，与一些悲观观察者的预期相反，四中全会不太可能只把法律作为中共控制中国社会的工具，回到2200年前法家学派所倡导的状态，虽然中国国家主席Xi似乎很喜欢引用法家学派思想家的言论。中国社会及其法律制度已经发生彻底的改变，因此不会出现那种情况。Xi治下的现任政府已经实施了多项改革，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做出调整，这些都代表着向现代法治体系迈进的积极行动。这些变化不仅仅是为了装点门面；它们反映出，中国的领导层已经意识到了改善治理、解决广泛的公众不满，以及对舆论做出回应的必要性。 想想过去几年已经实施的一些法律改革。死刑的执行数量已减少一半左右，相关复核程序也出现了改善。新的刑事诉讼法已经通过，这部法律为嫌疑人和被告提供了更多保护。饱受诟病的“劳教制度”已经废除（虽然还是不清楚取代它的会是什么）。 政府透明度有了很大改善，公开政府信息的重要法规正在改变国家和公民的关系。能力出众的新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不久前发布了未来五年的司法改革方案，承诺加强法院不受地方政府干预的独立性，加强司法制度的公开透明，提高个体诉讼当事人享有的公平性，令审判过程更加专业化。 一些批评者称，官方最近的一些声明对“宪政主义”进行了妖魔化，他们还质问，如果中国诋毁或排斥自己的宪法，它怎么可能认真对待法律改革。事实上，“宪政主义”这个词在中国已经具有了特定的含义：输入西方政治民主。中国领导人是不会接受它的。但对于宪法本身，Xi最近称之为中国的“根本大法”，并表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中国目前还没有有效的机制来执行宪法——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但至少，目前大家正在公开讨论这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在中国领导人眼中，改善法律体系并非单纯是一种控制社会的方式，而且也可以用来驾驭难以管束的官僚，坚持让地方官员贯彻国家政策，为一个更强大的经济体制定基本准则，和平地解决公民的争端和不满，以及减少腐败；中共把腐败视为继续掌权的最大威胁——总之，用它来约束政府本身，而不仅仅是控制社会，抑制社会动荡。Xi最近谈到“把权力关进制度
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保障 肖蔚云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保护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维护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治，因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香港基本法)对保障香港的法治作了详细的规定，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不变，这是对香港法治的有力保障 所谓香港原有法律是指香港一九九七年前香港立法局制定的法律和习惯法。香港基本法第八条规定：“香港原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和习惯法，除同本法相抵触或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机关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这是说香港原有法律在一九九七年后，绝大部分都予以保留，只有两种情况下不保留，一是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具有殖民主义色彩;二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作了修改。所以在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原有法律，绝大部分都被保留，这就避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发生法律空缺，保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继续有效。香港原有法律比较完备，基本上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和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需要。原有绝大部分香港法律的保留，有利于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符合香港居民的愿望，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有利于香港居民合法权益的保护。所以一九九七年后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是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有力的保障。 虽然按照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时，香港原有法律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宣布同本法抵触者外，采用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即香港原有法律是否在一九九七年后继续有效，要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先审查，经过审查后宣布采用，方为有效。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香港原有的640多个条例和1100多个附属立法后，宣布整部条例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只有14个，部分条文与香港基本法相抵触的只有10个，这些条例只占被审查的原有法律中的3.7%。可见不被采用的法律是很少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这些法律，一方面采取非常严肃慎重的态度，另一方又采取灵活宽松
香港与内地的经济交往 重要的贸易伙伴 内地与香港互为十分重要的贸易伙伴。目前内地是香港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出口市场（2001年第一次超过美国），而香港则为大陆最大的转口基地、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在香港的转口贸易中，有百分之九十六是与内地有关的。 香港一直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占内地外资投资总额的47％，金额达一千八百七十亿美元。内地驻港中资企业在两地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截至2001年年底，驻港中资企业超过二千家。这些企业在香港一些主要经济行业（如银行、保险、航运、旅游等）业务量及市场占有率，仍保持在25％左右。中资控股的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约占香港股市总市值的15％；在港承建的各类工程约占香港工程总量的12％至14％；贸易额约占香港贸易总额5％。到2003年7月，在香港主板和创业板上市的内地企业有二百四十二家，约占总市值百分之二十八。自一九九三年起，内地企业透过香港证券市场成功筹集了约一千亿美元资金。作为我国最大的境外企业群体，驻港中资企业对内地的经济建设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香港作为世界都会，在配合国家鼓励内地有实力的企业外向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重要。 香港与内地经济在过去五年中加速融合 香港回归后，香港与内地的物流、资金流动与人员往来更加密切，规模庞大。 内地与香港贸易发展迅速，形成庞大的物流。据香港海关统计，内地与香港贸易额由1997年的780亿美元上升到2001年的1575亿美元，增长一倍多。为应对中国入世后的新形势，大陆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并获得突破性进展，大陆方面已给予以香港为原产地的货物零关税优惠，这促进了内地与香港贸易的进一步扩张。 香港与大陆的相互投资不断增加，形成一股资本流动。中国改革开放后，香港资本进入内地投资发展，很快在珠江三角洲与香港之间形成“前店后厂”式的经济分工发展体系，成为带动两地经济发展与香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这一分工合作进而由珠江三角洲向内地大部分地区推动，合作范围与层次也不断提高，从而使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进一步密切。到香港回归前的1996年，香港对
引言院政治的归政治法律的归法律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简称《基本法》),不难发现,《基本法》的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挑战,其中很重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香港《基本法》的解释问题和解释实践中发生的分歧和争议[1]。有学者认为:“围绕《基本法》解释产生的分歧、对话、协商与斗争,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为突出的政治议题,也是最重要的法律问题之一”[2]。 迄今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人大释法1〇 )有五次,分别是1999年6月 26日对居港权案件涉及的争议条款的解释、2004年 4月6日对两个产生办法有关条款的解释、2005年4 月27日对补选行政长官的任期的二五之争的解释2〇、 2011年8月26日对有关刚果金案因终审法院提请 的解释3〇、2016年11月7日对《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条有关法定公职人员就职宣誓条款的解释4〇 。第一次 和第四次解释都涉及到与终审法院解释权的关系,均是有关诉讼案件或被终审法院已经作出终审判决,或正在终审法院审理过程中。第二次和第三次解释根本不涉及诉讼案件,不涉及法院。第一次引起的争议最大,第四次香港法律界普遍反映良好,第四次也被视为是《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有关两地解释的合作机制的良好开始。人大第二、第三次解释虽然不涉及法院审理案件的问题,但在香港也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五次人大释法,除刚果金案是由终审法院提请,法律界反应比较正面外,其余四次在香港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争议。 法律本来就是定纷止争的公器,但法律实施的过程总是容易发生争议,为解决争议就必须进行法律解释。不可避免的是,为解决法律实施争议所必不可少的法律解释也经常面临分歧和争议。当然,这并 合法性与权威性：人大释法六大问题法理辨疑 杜磊1,邹平学2 (1.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北京100805; 2.深圳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518060) 摘要:在香港《基本法》解释实践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曾多次引起香港一些人士基于政治考量而提出的种种质疑。如果基于法治专业立场加以分析,可以发现,针对人大释法的种种质疑并不成立。从我国《宪法》、《基本法》的规定以及香港本地的司法判例可以有力地澄清有关质疑,得出一系列结论:人大释法是香港法治的组成部分,并不破坏香港法治;人大释法与香港的司法独立不是并行关系,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人大释法不损害香港的司法独立;人大释法也不受香港司法权的限制;人大有权主动释法,这种主动性,不仅意味着解释主体行使权力的自主决断性,还意味着解释主体解释法律在条款范围和启动时间方面没有任何外在的限制;既往的人大释法实践并无所谓加料;人大释法符合法定程序和解释规则,不存在僭建问题,也没有代替香港立法。 关键词:香港《基本法》;人大释法;香港法治;司法独立中图分类号:D 676.58;D 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17)04-0025-06 收稿日期：2017-06-15 基金项目：2014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港澳基本法实施的相关机制研究”(14ZDC031) 作者简介：杜磊,法学硕士,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室工作人员,从事“一国两制”方针政策和基本法研究;邹平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教授,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从事宪法学、港澳基本法研究。 第34卷第4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34No.42017年7月 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穴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雪 Jul.2017
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的权力源于宪法 网友评论(5638)2014.06.12 第157期总第157期作者：姚国建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白皮书的第五部分“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无疑是整个文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香港当前和将来可能面对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基础。在本部分，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 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指出了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法理依据。过去一段时间内，香港社会存在一些对特区法治基础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香港人民有权进行公投决定香港特区政制发展路径、香港是“次主权实体”、中央除国防和外交外不对香港行使其他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干涉香港司法独立等，均与对香港法治基础的认识有关，即认为基本法排除了宪法在香港的效力、宪法因而不再在香港特区实施。针对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白皮书明确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这有助于廓清香港法治的正当性依据，明确宪法在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 更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基础并非意味着在特区宪法与基本法的地位平行、作用等量。恰恰相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全国范围包括香港特区有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是位居宪法之下的全国性法律。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基本法不得排斥宪法在特区的适用，这是理解香港法治问题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宪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作为授权法的香港基本法其正当性依据只能从宪法中获取。 主权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诞生的概念，出现于16世纪后半叶。最早论述主权的法国思想博丹在《国家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中指出，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作为近现代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无疑是承载和体现主权的最好法律。宪法代表国家主权，主权只能由全国人民行使，而宪法恰是全国人民政治决断的产物，所以其有权决定整个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包括采取何种类型的地方制度。 主权问题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香港的主权从来属于中国。1984年12月2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我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一句匠心独运而又寓意深刻的表述，其寓意在于：自古以来，中国对香港就拥有主权，只是碍于一些原因，在一段时间内没能行使主权，也就是此时期内，香港的主权和体现主权的治权暂时分离了，但自1997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主权和治权的统一。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文学、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将通过论述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同内地的比较，阐述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论点涉及电影事业、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文化产业 ●内地文化产业 在电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历史因素，内地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还是没能赶上香港电影的进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内地电影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定军山》应为中国人自主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早期的内地电影多与外国电影公司或导演合作，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型影片，尚处于稚嫩的萌芽时期。 抗战胜利后，内地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电影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虽不是积极向上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打开了思路，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影片接连面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宣传思想相符，但在体裁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间严重限制了内地电影事业的发展，致使内地电影界万马齐喑，停滞不前。政治环境逐渐好转后，电影界也开始复苏，除了红色电影之外，一批青年导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也颇有收获。 时至今日，中国的电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但从特定角度来看也陷入了一个窘境，主流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人对电影的诠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导演们过于注重情节的表现，而忽视了电影的灵魂——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没有核心思想的电影只能是空壳，视觉效果永远比不上思想冲击恒久。想要走出这种尴尬境地，可以参考欧美等国以及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走出禁锢思想的怪圈。 ●香港文化产业 东方有个好莱坞，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仅仅收到外来文化、中西文化的影响，还和内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娱乐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电影，流行曲、时装、广告、粤剧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标签，注定与娱乐如影随行。凡有华人处，必有港片迷，香港电影的兴衰是香港文化产业回归十年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块仅仅几百万人的弹丸之地，却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娱乐王国。在亚洲，商业电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标签：香港制造；粤语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处处一呼百应，红馆朝朝爆满；无线剧集成为华人观众最大的娱乐……“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
联合时报/2007年/7月/6日/第003版 论语?提案 “人大释法”与香港特区终审权 从“居港权”案感悟“一国两制”内涵 徐静琳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代表、宝山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市委常委。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港澳台法研究中心主任。 作者长期从事法学教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法学和行政法学。发表专著和合著8部、论文80余篇。代表性论著有《演进中的香港法》、《港澳基本法比较》等。 ——编者 香港基本法的成功实施极大地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大大释法”及时化解了“居港权”案引发的“宪政危机”，表明中央具有对香港高度自治的依法监管权，从而也能确保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在香港回归的十年历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实施，使“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获得成功实践。然而，由于内地与香港社会制度的不同。两地法域在法律传统上的差异。在执行基本法的过程中，反映了诸多困惑、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几宗涉及基本法解释_的案件，曾经在香港和内地引发了有关宪政问题的大争论，。甚至遭遇香港泛民主派的多次干扰和攻击。可以说，基本法经历的每一次挑战，都是对“一国两制”的严峻考验。 “人大释法”化解“宪政危机” 涉及基本法解释的案件有数十例，影响最大的是“居港权”案。其内容是有关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是否具有当然的香港居留权问题。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的一个判词涉及到特区法院的有关权限，所阐述的有关特区法院审查人大行为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特区法院的审查权力究竟有多大?是否可以延伸到审查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人大及其常委会能否通过行使基本法解释权来推翻终审法院的判决?一场“宪政危机”和政治争论由此发生。 争议的焦点是有关香港法院的司法权限问题。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根本法典的地位，终审法院依据基本法审查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问题在于，终审法院除审查香港本地立法外。还有无权力审查它认为违反基本法的其他法律，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从香港终审法院判词的内容看，该项司法审查已涵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基本法第22条和第24条作出解释。“人大释法”的内容主要有三项：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内地所生中国籍子女进入香港特区的程序；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身份的确定；本解释对香港特区法院判决的拘束力。该项解释充分体现了“一国两制”原则。及时解答了疑惑和化解了危机。 首先，“人大释法”是对基本法第24条立法原意的阐释，不涉及法院如何处理案佯的问题。其次，基本法明确规定，特区审理的终审案件涉及对中央与特区关系条款的解释权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在该案中，终审法院的解释在内容上超越了其权限范围，在程序上也没有遵循有关报请的规定。“人大释法”最后强调，今后特区法院在引用基本法第24条时，以该解释为准，但这并不影响此前当事人因终审法院判决而取得的权利。由此表明，中央在对香港特区行使管理权的同时，同样尊重特区自治权的行使：人大释法具有最高权威。其本身也是法律的一部分，但对以往案件没有溯及力，并不会影响甚至推翻特区法院的判决，因而不会妨碍香港特区司法权的独立运作。
中央政府对香港行使的权力源于宪法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0日发表了《“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全面阐述回归以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区的实践成就。白皮书的第五部分“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政策”无疑是整个文件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解决香港当前和将来可能面对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基础。在本部分，白皮书指出，宪法和香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是国家对某些区域采取的特殊管理制度，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 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的基础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它指出了香港高度自治权的法理依据。过去一段时间内，香港社会存在一些对特区法治基础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如认为基本法是香港的宪法、香港人民有权进行公投决定香港特区政制发展路径、香港是“次主权实体”、中央除国防和外交外不对香港行使其他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是干涉香港司法独立等，均与对香港法治基础的认识有关，即认为基本法排除了宪法在香港的效力、宪法因而不再在香港特区实施。针对这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白皮书明确指出，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了香港特区的宪制基础，这有助于廓清香港法治的正当性依据，明确宪法在香港特区的法律地位。 更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强调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区宪制基础并非意味着在特区宪法与基本法的地位平行、作用等量。恰恰相反，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在全国范围包括香港特区有效；基本法是全国人大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是位居宪法之下的全国性法律。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基本法不得排斥宪法在特区的适用，这是理解香港法治问题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宪法是基本法的制定依据？最本质的原因在于宪法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国家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作为授权法的香港基本法其正当性依据只能从宪法中获取。 主权是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诞生的概念，出现于16世纪后半叶。最早论述主权的法国思想博丹在《国家六书》(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中指出，主权是共同体所有的绝对且永久的权力。作为近现代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无疑是承载和体现主权的最好法律。宪法代表国家主权，主权只能由全国人民行使，而宪法恰是全国人民政治决断的产物，所以其有权决定整个国家治理的基本秩序，包括采取何种类型的地方制度。 主权问题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核心。香港的主权从来属于中国。1984年12月2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认我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是一句匠心独运而又寓意深刻的表述，其寓意在于：自古以来，中国对香港就拥有主权，只是碍于一些原因，在一段时间内没能行使主权，也就是此时期内，香港的主权和体现主权的治权暂时分离了，但自1997年1月1日开始，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了主权和治权的统一。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明确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也就意味着体现国家主权的宪法开始在香港实施。
关键词文化产业、电影、文学、城市文化 摘要本文将通过论述香港文化产业的发展演变以及同内地的比较，阐述香港文化和内地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主要论点涉及电影事业、文学艺术以及民俗文化。笔者将从这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文化产业 ●内地文化产业 在电影文化方面，由于某些历史因素，内地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还是没能赶上香港电影的进程，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中国内地电影起步于二十世纪初，《定军山》应为中国人自主摄制的第一部电影。早期的内地电影多与外国电影公司或导演合作，多为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叙事型影片，尚处于稚嫩的萌芽时期。 抗战胜利后，内地电影事业迎来了一个发展小高潮，《松花江上》、《小城之春》等耳熟能详的电影都诞生于这个时期，当时电影大部分渲染谋杀、间谍、侦探、心理变态或描写所谓家庭爱情纠葛等，虽不是积极向上为主，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逐渐打开了思路，为之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林则徐》、《林家铺子》、《五朵金花》等一批思想上高度统一的影片接连面世，与那个时代的主流宣传思想相符，但在体裁上没有太大的进步。文化大革命是文化的黑洞，期间严重限制了内地电影事业的发展，致使内地电影界万马齐喑，停滞不前。政治环境逐渐好转后，电影界也开始复苏，除了红色电影之外，一批青年导演也做了一些探索性的尝试，也颇有收获。 时至今日，中国的电影到达了一定的高度，但从特定角度来看也陷入了一个窘境，主流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人对电影的诠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出现“叫好不叫座”和“叫座不叫好”的两种极端。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导演们过于注重情节的表现，而忽视了电影的灵魂——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没有核心思想的电影只能是空壳，视觉效果永远比不上思想冲击恒久。想要走出这种尴尬境地，可以参考欧美等国以及香港电影的成功经验，走出禁锢思想的怪圈。 ●香港文化产业 东方有个好莱坞，她的名字叫香港。由于长期的殖民原因，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香港的文化产业也存在很多的特殊性，不仅仅收到外来文化、中西文化的影响，还和内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娱乐一直是香港最大的文化产业，电影，流行曲、时装、广告、粤剧等等均是商品。近百年来，这个城市的文化标签，注定与娱乐如影随行。凡有华人处，必有港片迷，香港电影的兴衰是香港文化产业回归十年的最好注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块仅仅几百万人的弹丸之地，却坐拥全球数一数二的娱乐王国。在亚洲，商业电影一度只有唯一的标签：香港制造；粤语歌曲在东南亚华人地区处处一呼百应，红馆朝朝爆满；无线剧集成为华人观众最大的娱乐……“不管你是否是影迷，你都会为港片的基本吸引力打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香港文化普及的重要转折点，在各种文化的冲击下香港电影朝着多元化和特色化的方向飞速前进，并随着电视的普及化扩大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当时最具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