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史（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５．２
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施由明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江西南昌３３０００６）
【摘要】清代朝廷对乡村社会推行乡约加保甲的治理策略。史料记载表明，清代江西的地方官员切实执行了朝廷的乡村治理方略，在乡村强力推行乡约、保甲与族正制。清代江西的乡绅们积极配合地方官员，在乡村设立族正制，并积极主动将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具体化为家训、族规等的具体条规，以约束、化导、塑造族人。
【关键词】清代；乡绅；乡约；保甲；族正；江西
【中图分类号】Ｓ－０９；Ｋ２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４４５９（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７
A Case Study on Squires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of Jiangxi in Qing Dynasty
ＳＨＩＹｏｕ－ｍ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ｘｉ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ａｎｃｈａｎｇ，３３０００６）
Abstract: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ａｒｒｉｅｄｏｕ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Ｂａｏ－ｊ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Ｊｉａｎｇｘｉ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ｅｒ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ｄｔｏ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ｆｏｒｔｈｅｒｕｒａｌｓｏｃｉ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Ｂａｏｊ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ｃｌａｎｅｌ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Ｊｉａｎｇｘｉｓｑｕｉｒｅ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ｔｈｅｃｌａｎｅｌ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ｎｄａｃｔｉｖｅｌｙｍａｄｅｔｈｅｃｏｒ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Ｍａｘｉｍｓ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ＫａｎｇＨｅａｎｄＴｈｅＳａｃｒｅｄＥｄｉ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ＹｏｎｇＺｈｅｎｇ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ｔｏｆａｍｉｌｙ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ｌａｎｒｕｌｅｓａｓｔｏ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ｇｕｉｄｅａｎｄｓｈａｐｅｔｈｅｃｌａｎｍｅｎ．
Key words: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ｓｑｕｉｒｅｓ；ｖｉｌｌａｇ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ｓ；Ｂａｏｊｉａ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ｃｌａｎｅｌｄｅｒｓｙｓｔｅｍ；Ｊｉａｎｇｘｉ
关于清代的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已有些研究。１关于清代江西的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也有些个案研究。２本文依据政书、方志、族谱、文集等的一些资料，对清代江西的乡绅是如何积极配合朝廷和地方政府，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作些探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１－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的乡绅与县域社会治理——
—以江西为例”（08BZS014）[作者简介]施由明（1963-），男，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１可参见修月朋、宁波：《清代社会乡绅势力对基层社会控制的加强》，《北方论丛》２００３年第１期；徐祖澜：《乡绅之—以明清时期中国乡村社会为背景》，《法学家》２０１０年第１２期；钟兴菊：《走向“第三领域”：乡绅治与国家权力——
阶层之于乡村自治的探讨》，《天津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白丽萍《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宗族、乡绅与社仓》，《求索》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等。
—新城县个案研究》，《清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施由明：２可参见衷海燕：《清代江西的乡绅、望族与地方社会——
—以万载县为例》，《宜春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４期；施由明：《明清时期的乡《清代江西的乡绅与县域社会建设——
—以万载辛氏为例》，《农业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绅、宗族与基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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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一、乡约加保甲：清朝廷治理乡村的策略
清朝廷吸取了以前中国历代统治者（特别是明代统治者）治理乡村社会的经验，大力推行乡约加保甲的办法来治理与控制乡村社会。
乾隆十二年《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职役考一》记载：“先是顺治九年颁行《六谕碑文》曰：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１即是说清朝廷在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将这六谕颁行给了八旗和各直省，并诏令镌刻于碑。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令直省举行乡约之法宣讲上谕”。即清朝廷吸取了明代行乡约教化乡民的办法，将顺治皇帝的“六谕”贯彻到乡村；其法是“令五城设立公所讲解开谕以广教化，直省府州县亦皆举行乡约，各地方官责成乡约人等每月朔望聚集公所宣讲。”２并明确规定：“其乡约正副不应以仆隶、奸胥蠹设充数，应会合乡人，公举六十岁以上，业经告给衣领、行履无过、德业素著之生员统摄。若无生员，即以素有德望六七十岁以上之平民统摄。每遇朔望，申明诫谕，并旌别善恶实行，登记薄册，使之共相鼓舞。”３由此规定始，清朝廷开始了行乡约治理基层社会的历程。
康熙皇帝进一步推进和加深了乡约在基层社会的推行，在康熙九年庚戌十月癸已诏令中说：“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户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於一时而教化维於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仇忿之杀伤……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著通过晓谕八旗并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４这也就是康熙著名的《圣谕十六条》。
到雍正二年（１７２４），雍正帝将康熙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５，演绎成了洋洋万言的《圣谕广训》，并在雍正七年（１７２９）下令：“令各州县於大乡大村人口稠密之处，俱设乡约之所，於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有学行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长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阐明大义，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民咸生孝友敦睦之思。”６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直到光绪皇帝，都一直坚持着推行乡约加保甲的教化与治理乡村社会的办法。如乾隆元年（１７３６），乾隆帝刚即位就下诏令：“应严饬各地方官于各乡里居民中，择其素行醇谨通晓文义者，举为约正，不拘名数，令各就所近村镇，恭将《圣谕广训》勤为宣讲，诚心开导，并摘所犯律条，刊布晓谕。”７咸丰和同治年间各地还根据朝廷要求建立了乡约局。直到光绪二年（１８７６），当时的中国已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但光绪皇帝仍然要求各地行乡约之法：“宣讲《圣谕广训》，巨典昭重，自应认真举办，乃近来各地方官往往视为具文，实属不成事体！著顺天府、五城，实力奉行，并著各直省督抚学政，督饬地方暨教职各官，随时宣讲，毋得有名无实。”８
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３２册，第４５１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下同）。
２《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３２册，第４５１－４５２页。
３《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７《礼部·风教·讲约一》，《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０４册，第３１４页；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下同）。
４《圣祖仁皇帝圣训》卷６《圣治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１１册，第２１５页。
５《世宗宪皇帝圣训》卷９《法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１１册，第１３７页。。
６《世宗宪皇帝硃批谕旨》卷１２６之２０《硃批田文镜奏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４２４册，第６１９页。
７《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８《礼部·风教·讲约二》，《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０４册，第３３１页。
８《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３９８《礼部·风教》，《续修四库全书》第８０４册，第３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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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廷以政权的力量推行乡约，实际上与明前期太祖朱元璋推行的宣谕一样，其目的就是要将儒家的伦理道德理念贯彻到乡村民众，不过，清代的行乡约不单纯是教化，与保甲结合在一起，承应着官府的稽查奸宄、催征钱粮和调处纠纷等事务，是治理与控制乡村社会的一种办法。
二、清代江西地方官员推行乡约、保甲与族正制
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清军进兵江西，至顺治六年（１６４９）江西境内的大规模战事基本平息，此时的江西满目疮痍，社会经济凋敝，人口锐减，清朝廷任命的江西地方官员着手招徕流民、开垦荒地、恢复社会经济，此时的地方官员还无暇顾及执行朝廷的教化与乡村社会建设政策，忙于招民垦荒。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爆发“三藩之乱”，江西是主战场之一，直到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战乱基本平息，社会经济遭严重破坏。
康熙年间江西的地方官员是如何执行朝廷推行乡约与保甲的治理政策，已难找详细资料。可以确信的是在雍正、乾隆年间，江西的地方官员已进入到了切实致力于乡村社会建设与控制的状态。
从雍、乾年间江西按察使凌燽所辑录其任内草拟的行政文件汇编《西江视臬纪事》１中的《棚民编
保及禁缉私盐议详》可知，早在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南昌府即将棚户２编为保甲：
“查雍正三年六月内户部议复前督宪安辑棚民一案，疏称：南昌等府，现在棚户照编保甲之例稽查，并令棚户五家互结，责成山地主并保甲长造册具结，汇送该州县据册稽查等语。遵奉在案。”实际上此件本为批准饶州府德兴县令请求编棚民为保甲的要求：“是棚民原应照编保甲。今该州县既称棚民七百余户，散处各都，相隔远近不等，仅一棚长，实难稽查。应令将山场附近棚民无论几户联为一甲，添设甲长，责令稽查举首，仍照保
甲之例，编造门牌悬挂，则保伍相联而稽察自易矣。”
３从《西江视臬纪事》卷２中的《设牌劝缴罗经详》一文中可知，早在雍正八年江西已在全省推行了乡约，凌燽在雍正十一年担任江西按察使后又大力在全省推行乡约：“至外来异言异服之人，所在多有。设立保甲，本以稽查匪类，相应一并责令保甲严查。凡庵堂、寺院、歇店等处，如有容留来历不明之人，保甲一并惩处。至星象艺卜，律所不禁，苟非行踪诡秘，不得概事混拿，则奸宄可惩，而地方不扰矣。至本地居民作何化导改邪归正之处，查各乡设立约长，值日宣传《圣谕广训》，原以化导愚顽无知，各县视为具文，其实心奉行者究为无几。应饬各州县遵照雍正八年奉行条议实力遵行，勤于宣布，庶几渐仁
摩义，不难易俗移风矣。”
４从上述这段话我们可知保甲与乡约的区别及在江西的执行情况：
保甲主要是稽查匪类，稽查社区内来历不明之人，乡约主要是化导或者说是教化社区内的居民，在雍正八年的时侯江西已推行了乡约，设立了乡约长，值日宣讲《圣谕广训》，但是各县执行不力，效果不好，凌燽要求各州县继续致力切实推行乡约。同样，凌燽还要求州县致力推行保甲，在《议建昌府条陈保甲详》一文中提出了具体办法：
１对于此文献中有关江西行乡约、保甲、族正等的材料，常建华先生于２００６年已作了详细的研究，见常建华《乡约
“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及其专著
《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２“棚户”指的是明清时期大量闽粤人口迁往江西山区开垦，搭棚而住，被称为“棚户”。
３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３辑，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第２０２页。
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３辑，
第１９９页。据详建属五邑，每里惟设立乡保一人，另设各项头役，杂办诸务。凡分发滚单，理处词讼，
无不责之乡保，牌甲无暇顾问。请佥诚实公正之人，充应保正、甲长；其余地方一切细务，查处查复，具令向设之乡保改为乡长承值等语。查十户为甲，设一甲长，十甲为保，设一保正，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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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详保甲牌头、责司稽查，请饬各属将逃盗、私铸、邪党、骗拐、赌具、赌博、窝圈、开窑，
凡律应连坐牌邻保甲者，俱开列应问罪名及应行奖赏各款，刊印颁挂，俾甲内之人触目提撕等语。查保甲人等，率属乡民。一切事犯，若不将赌隐失察应得罪名，擒拿举首应得奖赏，预行晓告，则劝惩之道，茫乎不知，何以责其实力稽查，急公首报？应如该府所议，通行各属，将保甲牌邻例应稽查各项事件，遵照律例逐一开载，徇隐失察应得何罪，擒拿举首应得何赏，何者应坐邻佑，何者并及保甲，条分缕晰，刊刷小示，颁给保正、甲长，于门首张挂。俾一甲居民咸知警惕，而保甲牌邻晓然，于责守所在，亦将实心承办，自不敢复仍隐蔽之习矣。2
责成约束稽查奸匪。今建郡各属既止乡保一人，并无所谓保正、甲长，则其编立保甲，亦止户
给一牌而已，显属有名无实。至所称各项头役杂办诸差，既非令典，尤为滥设，应行该府严饬
各属，编次保甲，务遵定例。每甲每保佥诚实公正之人充应甲长、保正，专司稽查地方逃盗、人
命、赌具、私铸、开窑、窝匪等事。此外，一切不得干预。……至该府所称该设乡长审查事件之
处，查地方词讼，剖断曲直，责在长吏，批发乡保，原属地方陋习。……但乡长一役，即属耆老，应饬地方官佥择安分醇谨之人照旧设立，专司讲约劝导之事。词讼内果系口角细故，及田债
不明细事，发令调处。如有不服处息者，即令乡长唤同原被当堂回缴，地方官立时剖断省释，以免差扰，其余一切，概不得因循陋习，混行批查。如此，则保甲之实效可收，而地方之陋习可
除矣。1
上述这段话表明，
清代雍、乾年间江西的地方官员已在强力推行朝廷所设计的乡村社会严密的治理办法：既行保甲制，让甲长、保正严查盗匪等，又行乡约，让乡约长去宣讲《圣谕广训》，化导乡民，调处乡民间的纠纷。尤其着力保甲制的推行，对保甲的内容及对保正、甲长的奖惩，江西地方官作了明确的规定：
然而，清代江西的社会还有其独特之处，这就是清代江西社会已全面宗族化，３从聚居形式到基
层社会活动都全面宗族化，从而江西地方官采取一种能比较切实控制与治理乡村社会的办法，这就是族正、族约制，这样在雍正四年以后的江西就逐渐形成了对乡村控制、治理、教化的多层次体系，常建华先生曾总结这种状况：“大乡村社会主要的手段是保甲与乡约，而在宗族实行保甲、乡约，遂产生了族正与族约，这就是所谓的特殊性。正是由于在乡村推行保甲、乡约、族正与族约，加上原有的赋役征收组织，导致乡村基层社会组织呈现出这些制度互相交叉融合，形成复杂的乡村社会组织体系，出现
了约保、乡保、地保、族保等名称。清廷正是依据这套乡村组织体系，维护社会秩序。”
４需要补充的是，
雍正十一年至乾隆八年（１７３３－１７４３）春，任江西按察使的凌燽在江西大力推行保甲、乡约、族正制；在雍、乾年间江西推行族正制的过程中，还有一个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这就是乾隆六至八年任江西巡抚的陈宏谋，他在江西为官期间大力推行族正制，他针对江西地方聚族而居，而且族各有祠，本为尊祖敬宗，但却“日久弊生，户多人杂，或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或自相残贼，同室操戈，凡不公不法之事往往有之。”又针对当时江西通省大半人户皆有祠堂，每族祠堂都有族长、房长管理一族之事，于是陈宏谋干脆利用族长、房长来化导与约束乡民，这就是：
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３辑，
第２００页。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３辑，第２００页。
３参见施由明：《明代江西宗族的大发展》，《中国农史》２０１３年第２期；施由明：《论清代江西社会的全面宗族化》，《农业考古》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４常建华：《乡约“保甲”族正与清代乡村治理———以凌燽〈西江视臬纪事〉为中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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谕令各属，莫若官给牌照，假以事权，专司化导、约束之事，将应管之事一一列入，如族众
某房有不孝不弟、习匪打降等事，房长当即化导，化导不遵，告知族长，於祠中当众劝戒，如有
逞强不率，许其报官惩处，至於口角争斗、买卖田坟，族长房长秉公处断，即为劝释；如与外姓
争斗者，两房族长、房长秉公会议，应劝释者劝释；如经官司，两造族长、房长秉公当堂公言，
偏袒者分别罚戒；族内有孝悌节义之善事，亦报官请奖；族长房长事故公举报官承替，如薄恶
子弟因公言而欺凌族长房长，寻衅报复者报官加倍治罪，至於地方承辑逃盗拘籋案犯、承应
官府，原系乡地保甲之事，概不责之族长，以族房之长奉有官法，以纠察族内之子弟，名分既
有一定，休戚原自相联，比之异姓之乡约保甲，自然便於觉察，易於约束……或于族房长之外
另选族正，或选族约，如何责成，如何选举，如何赏罚，或官给牌照，务使事权不必过重，约束
可无阻难，悉心妥议，酌定条规，并将应管事宜胪列条规，拟定牌式，会详核夺，以便批饬通行
遵照。1
因习染渐漓，每有族中讼事，均取给于公费，出告者恃有公费可以挥霍，妄兴雀蹋之争，
扛帮者恃有公费可以侵渔，故作拖延之计，甚至有恃众械斗以强欺弱，或因公项侵用过多不
能销，所告之案屡结屡翻，不顺完结，以致狱讼日多，不特被告之人受其拖累失业废时，即本
从上述这段文字可知，作为省级大员的陈宏谋，利用了乡村中乡绅阶层来治理乡村社会，以官方的名誉给予族长、房长管理族人的权利，这就加大了乡绅在地方的权利，同时，通过奖惩制度来约束族、房长，并以官方的名誉保护族、房长，同时还在族、房长之外，又设族正或族约，强化了对乡民的化导与对乡村社会的管理。
从有关资料看，江西的地方官员直到道光年间仍在强力推行族正制，江西省图书馆藏有由佚名编辑的道光三、四、五年的《西江政要》抄本，其中有《摘录律例刊成小本须发各属分给各乡族正与衿耆人等随时讲读》（道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一文，要求各地族正与耆衿宣讲好所摘录并汇成一册的“民间易犯各条”，“讲解劝导”，以“渐磨消釁”，“有地方广阔，户族殷繁，不敷散给者，许其呈请补给，俾各族正等得以一体劝诫，见法知惧，观律惧刑，自必然默化潜移，共相警省，雍雍穆穆，家庭有和蔼之风，
……里党无乖戾之事，比户可封，跻登仁寿，园扉鞠草，共享升平。”２其方法是令族正对族人朝夕讲
读，“俾愚民知律例森严，互相告诫，于人心风俗实有裨益”。３此则资料说明在道光年间江西的官员仍在着力通过族正化导乡民与控制乡村社会。
实际上，从雍乾直到道光年间，江西地方官员们都在下功夫推行族正制，然而，并非全省所有的地方都持续不断地推行了族正制，所以，从凌燽、陈宏谋到道光年间的江西官员们，都总在下文强调：对于江西这样一个民间多聚族而居的省份，选立族正非常重要。因为族必有祠，祠必有公费，本来主要是用于族中祭祖、修祠、恤孤寡贫困等项之用，有尊祖敬宗之美意，但公费却常常被族人用于诉讼，这就助长了争讼之风。雍乾年间的凌燽曾谈到江西的这种情况：“一切盘费食用，皆取给于公祠，狡黠之徒
籍以为利，甚至凭空唆讼，托称打点名色，咨为诓骗，以饱私囊，刁讼之风所由不息也。”４而道光年间
这种情况依然如故，佚名编道光三、四、五年的《西江政要》中有一篇这样的公文：《详议选立族正，给予委牌，族中大小事治以家法，祠内公项止许祭祀修祠之用，如有盈余，将族中鳏寡孤独残废穷苦之人量为周恤，不准将祠内公项取作讼费章程》，文中谈到：
１［清］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５８《礼政·宗法上》，陈宏谋：《寄杨朴园景素书》，《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一编０７３１号》，台湾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第２１５０页。
２佚名编辑：《西江政要》（道光三四五
），江西省图书馆藏抄本，第１６－１５页。３佚名编辑：《西江政要》（道光三四五
），江西省图书馆藏抄本，第２８页。４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３辑，第２０８页。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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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族中亦致身受刑责，公费荡然而后已。
对这种社会问题，
地方官员们认为还是只有雍乾以来的族正制才能起控制作用，只有族正（也称祠正）１才能约束与化导族人，然而，族正制在各地时兴时废，上文就说到：族正本可在耕桑作息之间“责成诲化，其法甚美，迨今（道光三年九月）日久废弛”，所以从雍乾至道光年间，江西地方官总是在要求各地要设立族正制，上文中就要求：“自当仿照遗法，饬令各州县查明境内各祠数目，令各族绅耆人等公同呈报，不论辈分之尊，房分之长，总以平日为人正直端方才优法厚，素为通族敬服之人，由州县查验核实，立为族正，给予委牌。”
三、清代江西的乡绅积极配合地方政府推行乡约、保甲与族正制
在朝廷和江西地方官员们强力推行乡约、保甲和族正制的过程中，江西的乡绅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参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积极设立族正制
许多宗族都按朝廷和地方官的要求设置了族正，
族正与族长等宗族内乡绅处理宗族事务、约束与化导族人。这是清代江西乡绅对地方政权的支持。以万载县辛氏宗族为例，２这是清代江西的一个大宗族，
这个宗族的乡绅们曾在康熙四十五年和乾隆三十八年两次恳请万载县衙立石碑，禁止乡民在其位于县衙后面的宗族祖坟附近挖土、取土，在辛氏宗族十修族谱抄录老谱中的《龙山祖茔奉官历禁侵犯案略》中写道：“乾隆三十八年合族公禀族长职监辛金寿、族正生员金紫、房长贡生汝岐等七人，绅士举人廷芝等九人，抱告受华、禁首长冬等六人。”而在康熙四十五年时尚无族正这一设置：“（康熙四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合族公呈贡生辛金衍、监生受圻等六人，生员映岳等六十八人，房长联泰等八人，禁首联添等七人为旴恩勒石严禁，以安官舍，
以固祖茔。”
３上述表明，
乾隆年间的辛氏宗族内主要人物有族长、族正、房长、绅士、抱告、禁首等，宗族已很组织化。
宜春易氏是宜春大族，据佚名修纂《（宜春赤溪塘）
易氏宗谱》记载：“宜邑之有易氏，自汉征南将洸，自武帝命洸领兵宜春，卒遂焉葬，子孙因之。”４自汉代传衍到清代，
易氏早已是宜春大族，形成一些分支。其中民国《（宜春霖田）易氏宗谱》卷一《原序》中写道：“岁在癸卯，易公阑谷延余主席致礼……
阑谷公时为族正，欲以谱系之修承先绪裕后昆而一纾其仁人孝子之心也。”５此则“序”乃道光乙已年
（１８４５）宜春乡绅柳成杰所写，说明在道光年间，江西的乡绅们仍积极按地方官员的要求在实行族正制，并且族正作为族中重要人物对族中事务有一定的权力，化导族人。
万载安仁坊《李大祠神主册》（同治十年以后陇西堂木活字本）６载，万载安仁坊李氏在同治年仍设有族正，其《通饬文式》中有：“李祠族长、族正同示为严饬祀事。窃惟家庙首重祀典，行礼须尚恪诚，子孙之精神萃而祖考之精神亦萃。”
１陈宏谋在《寄杨朴园景素书》一文中称“族正”为“祠正”，所以在江西族正也称祠正。
２可参见施由明：《明清时期的乡绅、宗族与基层社会———以万载辛氏为例》，《农业考古》２００８年第４期。
３《万载辛氏族谱》总卷《龙山案略》，
１９９５年岁次乙亥十修，江西省图书馆藏。４［清］佚名修纂：《（宜春赤溪塘）易氏宗谱》卷１《原序》，清光绪元年重桂堂木活字本，江西图书馆藏，存１册。５［清］易子龙修、萧玉堂、易国祚纂：《（宜春霖田）易氏宗谱》卷１《原序·道光乙巳年仲秋柳成杰撰》，民国九年亲睦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８册。
６江西省图书馆藏，存一册。清代江西乡绅与乡村社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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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积极主动将康熙皇帝的《上谕十六条》、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的核心思想化为家训、族规等的具体条规，以约束、化导、塑造族人
江西宗族修谱始于北宋欧阳修，兴于南宋，到清代已是族必有祠，祠必有谱。乾隆二十九年江西巡
抚辅德曾“毁祠追谱”，１反映了清代江西宗族建祠、修谱之盛。族谱中的族规、家训、家规等的核心思想
和具体要求正是以康熙《上谕十六条》、雍正《圣谕广训》为依据。以一些宗族的家规、家训、族规为例：袁氏是赣中一带的大族。２其族源自于唐前期官吉州刺史的袁邯为官留居，到清代时已在江西形成了众多分支。其中丰城县袁氏是丰城一大族。咸丰十年修纂的《（丰城）袁氏重修宗谱》载有“家训八条”：父子之训、兄弟之训、夫妇之训、朋友之训、妯娌之训、安分之训、务本之训、勤俭之训。这八条家训不仅仅将“敦孝悌”、“务本业”具体化，还涵盖了“上谕十六条”的其他一些内容，如“安分之训”除讲到士农工商要各勤乃事之外，还要“和邻睦族，国税早输，无得喜争好讼”；“务本之训”除讲到要耕读传家
之外，可以为工为商，“但不得赌博、戏耍败其家业，亦不得为辱身贱行之事，如娼优、隶卒之类。”
３宜春赤溪塘易氏是宜春易氏大族的一支，
光绪元年《（宜春赤溪）易氏宗谱》卷一载《家规》共１５条：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睦乡党、训子弟、重农桑、尚节俭、急赋税、息争讼、崇学校、严赌博、重婚姻、禁溺女、禁悍妬、报生子。基本上是将《上谕十六条》的内容具体化，每一条都有详细地讲解和规定，以急赋税、息争讼、严赌博为例：
乡绅们将《上谕十六条》的要求通过族规、家训，化作了宗族成员们更为具体的行动准则，表现出清代江西的乡绅们的道德自觉、儒学修养的自觉，和对朝廷与地方官的积极响应与配合。
同治《九江府志》卷三十九《善士》记载都昌县有这样一个乡绅自觉宣传圣谕：“但佑秀，字盛，庠文
学，治家严肃，尝约乡里四时宣讲圣谕，其有顽梗违训者呈於官，於是族邻胥化为良善。”５这便是一个
基层乡绅的道德自觉的典型人物。
从上述清代江西的考察可知，清代的乡绅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了重要作用，清朝延续了２６０多年，其中有乡绅的历史功劳。
（下转第13页）
１参见钟起煌主编、梁洪生、李平亮著《江西通史·前清卷》，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０－２３６页。
２参见施由明：《论河洛移民与赣中著姓望族的历史形成———以赣中袁氏为例》，载第七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３６页。
３［清］袁孔绿等纂修《（丰城）袁氏重修宗谱》，咸丰十年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一册。
４［清］佚名修纂《（宜春赤溪塘）易氏宗谱》卷１《家规》，清光绪元年重桂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存一册。５《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二六七号》，台湾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５９２页。
急赋税：三征定制自古皆然，正供钱粮宜及时输纳，轮值差徭竭力克当，凡我族人互相劝
勉，弗甘惯逋而受追呼，每图小利而愿包揽；卖田即除粮，毋 留索诈，买田即收赋，毋减少致
衅，自今日用从俭，交际适宜，省一分费，完一分粮，在我既免追呼之扰，於族亦无连累之伤，
如或拖欠日甚，束手无策，代承硗荒田为祸更大。
息争讼：人必有切肤之患，非可以理遣情恕，于是呼鸣官求理，此讼之所由来也。今之人
每多健讼，逞一时之小忿，辄构於公廷，不惟废时失业，亦且荡产抛家……愿吾族人凡遇口角
细故，须平心息气，勿轻争讼，即由田产未明，经族处断，不得擅行控告，以伤大和之气。
严赌博。游惰之民不务生业，往往呼朋引类、斗牌掷骰，小则家倾，大则破产，以致窘迫无
倚，放僻邪侈，无所不为；夫膏粱子弟以蹋?为嬉戏，固属可耻，今则博戏驰逐，在在皆然，甚
至小小孩童亦有肆行无忌，跌钱赌博；自后族中如有此辈，该值年禁首详查确实，锁赴祠堂究
处，倘恃顽不服，送官枷责重究，凡族中子姓各宜自善可也。4
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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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驯化，进行低水平的食物自主生产，这是目前后李文化粟作农业的最早证据。年代稍晚的聚落虽然食物来源也十分丰富，但较早期已经明显减少，出现的显著变化是植物栽培的比重增加，粟类作物是传统的栽培对象，而个别遗址还可能存在水稻种植，食物生产的规模和水平较早期有所提高。这是目前我们对后李文化生业经济的认识框架，诚然，寻找时代更早的考古学记录是探讨中国北方粟作农业起源和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期待更多的考古发现来支持进一步的讨论。
[感谢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刘长江工程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金刚先生对炭化植物遗存鉴定的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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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王兴华．张马屯遗址发现后李文化遗存［Ａ］．济南年鉴（２００８）［Ｃ］．济南：济南出版社，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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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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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河洛文化与姓氏文化［Ｃ］．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来自济南张马屯遗址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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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工作的调查与建议 尊敬的各位领导、委员、同志们： 乡村治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农业发展、农村稳定、农民富裕的重要保障。准确掌握乡村治理的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对策，对推动我县新农村建设尤为重要。下面，我就加强乡村治理工作做个发言，不妥之处，请各位领导和同志批评指正。 一、我县乡村治理的主要成效 近几年来，在加强乡村治理上，县委县政府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在全县推行“村为主、乡负责、县统筹”的乡村综合治理机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一）撬动一个经济杠杆，确保有钱办事。近三年来，我县分别按每村4万元、5万元、6万元拨付村级转移支付资金，有力保障了村级组织的规范有序运转，特别是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工作试点以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参与公益事业建设的主动性，促进了全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镇每年从村级转移支付中列支8000-10000元用于农村综合整治，确保了环境卫生工作经费。 （二）调动镇村两个积极性，确保有人管事。通过乡镇班子和村级组织建设，全县干部队伍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全县各村基本上配备了村组干部兼任的安全生产信息
员、森林防火联络员等，破解了“无人管事”的困局。如***镇***村建立由党支部牵头、全体党员参与捐资的扶贫解困互助基金会，筹集救助资金1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13人，得到了老百姓的全力支持和拥护。 （三）明晰县乡村三级职责，确保责任下沉。通过“县统筹”的财政杠杆作用，落实乡村治理工作责任。如***镇突出抓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重点产业、农村环境卫生综合整治、综治和信访维稳、计划生育、稻田抛荒整治、森林防火、安全生产等重点工作，纳入镇对村的考核范畴，从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列支2.5万元与考核得分直接挂钩，严格责任捆绑，从严考核，将责任真正下沉到村。 二、乡村治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宽松的社会环境。一是传统治理思维根深蒂固，村民自治、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二是青壮年和乡村精英大量外流，农村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三是乡村管理体制不顺，管理模式陈旧，工作方法单一，乡村关系失衡，村级管理矛盾多，困难大，村组建制不合理，村组干部后继乏人，部分地方宗族势力严重等，制约了乡村治理工作。 （二）缺乏应有的经济基础。税费体制改革后，上级转移支付增加，乡镇财政总收入也相应增加，但实际上乡镇可支配资金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因为上级下拨到乡
第一部分 ;判断题 1. 十九大报告对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任 正确√ 务，一个方面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个方面是建设平安中国。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2. 由于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所以我国的基本国情已不再是“中 正确√ 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3. 本讲提到，教育方面要解决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素质教育，第二 正确√ 是教育公平。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4.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5. 十九大报告提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正确√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6. 房子是用来住的，也可以用来炒的，以此带动经济发展。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7. 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叫“一合多元，融合共治，群策群力，稳 正确√ 步推进”，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方针，也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建设、 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的一些独特的地方。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8. 按照资本、管理、知识、技术、劳动进行收入分配属于按要素分配。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9.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总的思想是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减机制的 正确√ 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0.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真脱贫、脱真贫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 正确√ 乃至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第二部分 ;单选题 1. 十九大报告提到，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 正确√ 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 A. 职业教育 B. 初中阶段教育 C. 高中阶段教育 D. 高等教育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清代知县政治的“夹缝呼吸”分析 摘要：中国地方政府一把手负责制度使得地方政府一把手被凸显出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朝，地方州县的长官全权地负责着地方一切。州县长官的个人素质与修养对州县治理有着不言而喻的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而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的争权夺利使得州县问题似乎还没有聚焦到州县长官的素质与修养层面就已经严重化。再者各县胥吏弄权作福，对社会治理所造成的负面效果是明显的。分析处理清朝的相关情况，提取有价值的信息资料相信对当代还是有借鉴意义的。 关键词：知县，督抚，胥吏，长随 一当时现状的简单陈述与问题的提出 知县，在清代属于正七品地方官员。截至宣统三年内地十八省（此时台湾已割让）有县1263个，散州120个，散厅81个。西藏，青海，蒙古，察哈尔，新设置的东三省和西南各省土州，土县，土司等不纳入计算。光绪十年建制的新疆省时有县21个，散州1个，散厅1个。合计县一级的数量有1487个，其中正七品的知县数量为1284个（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为正六品）①。从顺治入关到逊位这么漫长的时间里，县的规模总体上维持在这样的数字。也就需要同样数字的知县来治理这些县。“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②，“天下之治始于县，县之治始乎令” ③．充当着基层管理者，知县的重要性关乎国家能否长治久安。他们作为一县之长，归结起来就是四大职能：钱谷，刑名，教化，治安④。知县一人肩负着如此纷繁份量却没有副手辅助，必然会导致下一阶层势力的向上渗透。除县丞，主簿，典史，巡检等较为正式的属官外，还有着幕友，家丁，长随，胥吏等数量经常超编的队伍。家丁，长随这些“公家”人员甚至连法定俸禄都没有，他们与知县共进退，甚至连政府档案都是私自保存。于是低效，混乱，亏空，黑暗便成了州县最大的负面特征。知县的选任与实授名义上大多由吏部拍板，但实际中各省督抚的态度对候补知县能否确实上任有着很大的影响。 目前已涌现大量的清代州县政治研究专著。如1962年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1972年陶希圣《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及程序》，1982年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1991年毕建宏《清代州县行政研究》，1996年郑秦《清代县制研究》，2000白德瑞《清代州县的书吏与差役》，2008年魏光奇《晚清州县官任职制度的紊乱》等等。这些专著对清代州县研究已经做了很大贡献，尤其是对州县财政是从具体的县截取材料以清晰展现。本文篇幅有限，将针对清代县一级的政治在上下夹缝中的艰难运行以简单分析。具体讨论有两点，一是督抚等上司对知县施政的反作用，二是胥吏长随在县里的负面效应。 二督抚与中央拉锯带来的知县窘况 清代知县选任主要有中央吏部铨选，掣签或地方督抚提议，吏部严格审核。在实际过程中会出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2014年12月08日09:0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 突出大数据理念 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 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
《清代地方政府》读书笔记 《清代地方政府》是瞿同祖先生的力作，是瞿同祖先生在旅美期间著成，总共花了七年的时间，可谓是十年磨一剑。是一部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清代地方政府的实际构成及其实际运作模式的书。 我认为本书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章，主要讨论州县政府在政治体制中的位置及它的重要性，它是政治体制中最小的一个单位，也是唯一一个“亲民”的政府，它的上级省府道往往只是对地方政府起监督作用的机构，真正行政事务的执行者是州县政府。第二部分是从第二章到第六章，主要讨论的是地方政府的五类正式组成人员，州县官及其书吏、衙役、长随、幕友，并分别从这五类角色的组织、任职资格、地位、经济待遇、贪赃形式、纪律控制等方面来进行讨论，把清代地方政府的机构弊端一一展示在我们面前。第三部分是七、八、九章，主要是讨论地方政府的职能，而通过上面的描写我们已经知道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就是司法和税收，所以就专门用两章来对这两项职能进行讨论，而第九章主要是讨论其他的职能，而通过这三章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往往离不开非正式权力因素——地方乡绅的支持。而最后一章主要是讨论中国特有的半官半民或作为官民中介的地方精英集团——士绅集团对地方政治的参与和影响。 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清代地方政府也是高度集权的，它就是州县官的一人政府，法律规定州县官一人把持地方政府的财权、司法等各方面的权力，但是由于州县官的出身途径主要由科举中举者如进士、举人；捐纳者如癝贡、增贡等；及其他途径如荫生、孝廉方正等，且清代法律规定州县官必须遵守“回避法”，即在家乡以外的地方任职，我们会发现这样途径晋升为知县的官员们大部分是一些毫无政治经验，且对当地情况毫无了解的人，他们该怎样来统治这个政府，这就只能依靠他们的下属，即书吏、衙役、长随及幕友。但是由于地方政府高度集权的体制，他们之间便形成了一种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且造成职位重叠，机构臃肿，政府办事效率不高，这是清代地方政府的一个弊端。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2014-10-27 14:37来源：《国家治理》周刊作者：于建嵘 字号：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申精 【摘要】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里制度；保甲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崇尚大一统，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等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萌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滥觞于井田制[1]，至清末依然实行之。保甲制度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断断续续实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结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践，乡村治理组织称谓多变、功能各异，其自治色彩也各有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回顾和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历史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商周二代已出现“里正”、“族尹”等官名，《周礼》一书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2]。乡设于“国”即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据《周礼》记载，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贝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乡分别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此外，西周还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当时，乡、党、邻、里是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乡这一级也成了两千多年来经常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但是，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和军事编制与户籍编制相交杂的居民管理形式。而且西周时期的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从治域范围和所处层级看，其时的遂更相当于
清代州县官的训诫 三国时代以降，政府对地方官员的要求，多不出清、慎、勤三字的范围，为官以清为本。所以到清代，州县衙署的讼堂上多书有"清慎勤"三字匾额以为训诫。 "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 清代州县长官的行政准备，多与明代相仿。康熙时期曾任山东郯城县令的黄六鸿，从政伊始，即重拾以往一些良吏的言论，皆是上不负皇恩、下造福百姓的内容。后来将他的从政经验，制成《福惠全书》，可以作为一种地方官的思想体认。在省级官员看来，所谓县令下车伊始，务当提纲挈领，择要施政，像江南的震泽县，正疆界、清词讼、缉盗匪、禁枪船、兴水利等工作是知县行政过程中必不可缓之事。曾任平湖知县的王凤生说，"凡措施所肇，防范于微，亦最莫难于此时"，莅任之初的工作是十分关键的。 不少行政长官，都希望能够成就良好的吏治。甚至是地方公共的空间处所，也应该仿效社会贤达人士，义捐钱粮进行维护，如明人所言："陆而除道，民不病行；水而成梁，民不病涉，皆为政者之责，非有责于民也。"而一般的从政业绩，最终都会由朝廷来进行考核。例如在清代，每三年要对官员进行一次"大计"。每一名州县官的评估报告，均由其直接上司官员写出、再附上他们的评语("考语") 并呈交给总督或巡抚。督抚复审报告、批准或修正评估意见，然后上交吏部。其政绩显著者列为第一类，评为突出而特殊("卓异") 的向吏部推荐，甚至被皇帝召见("引见") 。 康熙十四年任嘉定知县的平湖人陆陇其，撰写《"有仪轩"歌》，说道"恭宽信敏惠，斯须不可离"，颇能反映像陆陇其这样吏治勤敏的地方官员的一些看法。知县职任的重要性，为时人所深识。清人曹尔堪的短论，可以代表很多人的心声。他说： "吏道难兼，清刚者未必仁惠，勤慎者未必果决，经猷恢扩者未有文章。文章末矣，功名不尽从帖括也。往时重循吏，士当释褐后，乐为县令。三年报最，入登言路，与天子相可否，循级而升政府枢机，身握天下之本，盖劳勋久而能任大事，剔历深则能断大议，国计民情，物力练习……皆得力于县令也。" 为官的理念与从政的目的，希望通过持之以恒的工作，与民以"信" 在康熙看来，知县在面对民众遭受侵扰甚至破家的危难时，应该有慈念之心，让他们少受官衙诉讼之累，即使已经累及词讼，也应该及早结案，使之不伤元气，而无愧于"父母官"之称，不要成为谚语所云的"破家县令"，提示州县官应该怀有的警醒意识。道光年间，曾先后任元和县知县、川沙厅知事的山阴人何士祁，讲述了其在衙门日常办公的一般情形："冬春辰初、夏秋卯初，必发二梆，然后至签押房，阅视上日所送片稿及批词、公文、禀信、稿
党建+社会治理的几点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三单三制”强党建责任、“三分类三升级”强组织提升、“三抓三促”强队伍素质等突出了党建核心，筑牢了基层基础；通过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法治体系、德治体系、自治体系等突出了多元共治，完善了治理体系； 通过党建引领精准扶贫增效、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引领特色农业提质、引领家庭 能人培育等突出了发展要务，推动了治理成效，逐步构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 各种组织广泛参与，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依法治理体系。 依旧存在一定问题： 1、治理意识有待转变。有的乡镇、村级组织在基层治 理中存在“行政命令交办任务多，自觉用治理思维、主动与自 治组织协商少；完成政府任务多，自治范围内的事做得少； 无偿承担公共服务事项多，费随事转项目少”的“三多三少”现 象，基层治理理念还不够到位。自治组织等主体在村级事务 上责任不清，存在政府过度服务、过度负责、代民做主的现 象，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有的基层组 织习惯于把群众当作管理的对象，民主意识、服务意识相对
薄弱；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重点关注的是弱势群体、 困难群体，对普通群众、“三留守”人员服务力度不大。 2、治理方式有待优化。因经济基础还较薄弱，少数基 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中，未能很好的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之间的关系，就治理而治理，方式方法单一，发挥引领、服务、协调、凝聚等作用的办法还不多，工作结合不够，将 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还存在一定差距。有的单位在社会治理中发 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还不够充分，有的社会组织和群众认为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是党委政府的事情，在这方面没有上心、不想融入、缺乏配合。同时，全县能够 参与社会服务、公益慈善、文体、农业及农村发展等的实体性社会组织数量较少，难 以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治理主体主要停留在政府和“村两委”，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手段相对缺乏，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服务、公益慈善、农业及农村发展的平台有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3、治理能力有待提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群 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还包括民主、 法治、公平、安全等诸多方面，而现实存在着的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民主自治机制和法律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 题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发 展，基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能
申论参考范文：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来源：《半月谈》评论 gkz6时间：2014-06-09 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
关于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建议 和平村社区隶属于东林街道，位于南桐矿业公司腹地，地处城乡与矿地结合部，经由2002年1月实施家改居后合并组建而成。辖区面积平方公里，有居民住户2310户，各类居民住宅80余栋，常住人口6406人，户籍人口6816人，其中低保享受人员125户，174人；吸毒人员111人，劳释人员46人。辖区有粮食公司、东林医院、万盛经开区博爱医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进盛中学、双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社会单位。受地理环境、人员流动量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刑事案件发案率偏高，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有如下三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协同，号召公众参与，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和平村社区目前以单体楼为主，每个网格员管理服务的区域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难免和居民的迁入迁出、紧急情况的发生和邻里纠纷的发生形成时间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以社区居委会为统筹，形成“三长一组一格”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即以楼栋单元为基础设立单元长，单元长对本单元的居民进行管理；以联排的几个单元形成的楼栋设立楼栋长，楼栋长对本楼栋的居民结合单元长进行管理；以多个楼栋为基础设立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对楼栋长和单元长负责；以党员为基础成立的党小组，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以多个居民小组形成网格，由社区网格员进行管理服务。 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单元长、楼栋长和党小组，这样对每个
网格的管理进行了延伸和细化，形成从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小组→网格员问题逐级解决和信息末端收集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可以有效增强了社区社会治理和信息报送的及时性，以期达到小矛盾不出“网格”，大矛盾不出社区；辖区发生的任何信息也能通过信息末端单元长、网格长和居民小组长及时获取，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加快党群融合，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获得感 为展示党员的先进性，让党员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将党支部建在院坝上，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通过党小组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邀请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和居民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促进领里和谐，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宣传和矛盾排解机制体制，通过不断为居民成功解决问题，让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在居民中获得信任感，引导辖区居民增强主人翁意识，激发居民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居民的问题由居民来解决。 三、转变活动形式，营造和谐氛围，增强主人翁意识 在组织活动方面，以居民为中心，打破传统的号召式参与的形式，采用问访式的形式，即社区在每年年初罗列开展活动的项目形成“活动心愿清单”，如小品、相声、快板、歌曲、舞蹈等向辖区居民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或者通过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收集意见，通过分类比较，找出居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并组织开展。通过这种方式让居民的呼声可以得到有效回应，也增加了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清代州县官司法问题探析 清代州县官司法职责很繁重，他们司法时十分注重证据，并经常实地勘踏调查取证。在司法中，清代州县官注意维护儒家伦理规范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为此目的，这些官员在司法时的手段多样，国家法律、成案、习惯、民间信仰等都成为州县官适法时的依据，但在最根本上，清代州县官在司法时始终是以行政官的面貌出现的，其在司法时对德化“教养”和秩序的强调，是与行政权的内在诉求相一致的。 标签：清代；州县官；司法；教养 清代州县官事务繁钜，不但掌管行政事务，还有地方司法职能。清代州县官在任期内都要处理大量的诉讼案件，这些诉讼特别是数量最多的民事诉讼直接反映了清代的地方社会问题，而州县官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又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权力对法律及与此相关的民间社会秩序的态度问题，也较为充分地反映出清代基层行政官员对地方控制问题的解决方法。故本文选取清代州县官的民事司法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清代州县官在法律适用和维护地方秩序上的方式方法。 一、清代州县官的司法职掌 清代地方最小行政单位为县和府属州、属厅，一般合称州县。州县官从国家行政的角度看是最低层级的政府官员，但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却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其在地方治理与地方控制体系中地位最为重要。清人对此也有清楚的认识，“雍正指出：“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事务，全资料理。”①清代地方官特别是州县官实行的是正印官独任制，其县丞、主薄等佐贰官并不是常设，只是根据州县实际情况进行设置，州县长官须独力完成州县一切事物，其在地方治理中的重要性则显而易见。 按清朝制度规定，州县职责有“掌一县之政令，平赋役、听治讼、兴教化、厉风俗，凡养民、祀神、贡士、读法，皆躬亲厥职而勤理之”②。虽然州县官职责较多，但“首在狱讼”③。乾隆曾指出：“各省州县与民最亲，凡大小案件，无不始于州县。”④清代法律规定，只有地方正印官即知府、知县、知州、同知等有权断狱裁判，佐贰官一概不能理词状，“如佐贰等官擅准辞状，降一级调用；正印官不行揭报，罚俸一年。如印官将地方辞讼不行亲审，曲徇情面，批发佐杂者，将印官照徇庇例降三级调用”⑤。所以，清代地方狱讼都须州县亲自审理。地方上的民事案件及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均由州县官在规定时限内审理完结，造册上报；⑥而处徒、流、死刑等大案，州县官要承担侦查、勘验、初审及拟罪等方面的工作。 二、清代州县官的“据证” 裴政曾指出：“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定其是非。”⑦清
一、致力改革创新建新制，增添治理动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县情出发，按照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建设的要求，突出整体设计、科学布局，实行阶梯推进、分类施策，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大力推动创新治理，确保社会运行健康良性。二是注重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治理体系建设，以适应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为推动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安康提供更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三是注重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 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年度十佳社区（村）民警、年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 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xxxx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 四、致力方式创新抓防控，化解治理压力。一是创新社区治安防控，打造幸福小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换挡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社区矛盾呈现日益多发、复杂化的态势，必须加快创新点线面结合、打防管并举、人物技联用的立体防控体系，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骗等违法行为。大力创新“4+x”社区警务模式，充分调动社区选配民警、辅警、防控队、公益巡逻队4种力量和机关单位等各种治保力量的积极性，全面加强社区治
云南省红河州2014届高三下学期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2019-2020年高三毕业生复习统一检测文综 历史试题含答案 24．中国近代史学家夏曾佑说：“智莫大于知。何以能知？据往辜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他强调的是 A．历史规律的存在 B．历史循环论思想 C．历史进化论思想 D．历史学的功能 25.《旧唐书·崔融传》记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货往，昧旦永日”。该材料说明唐朝 A．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水陆交通 B．重视发展国内商业却忽略海外贸易 C．发达的交通有力地促进了货物流通D．交通的发展促进海外贸易繁荣26. 明清时期，“苏（州）城花素缎机生业，向分京苏两帮，各有成规，不相搀越。……（技艺）均系世代相传，是以各归主顾，不得紊乱搀夺。”材料表明当时的苏州 A.纺织业由政府专营 B. 技术垄断成为行规 C.手工业者缺乏人身自由 D.私营手工业分工明确 27.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民间百姓），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B．民为邦本C．民贵君 轻D．天下为公 28. 拉尔夫的《世界文明史》记载：“元代戏曲的地位提高，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部分原因是科举中止，使才子们无法求取功名，转而在以往不屑一顾的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上下功夫。”以上论述揭示出元曲兴盛的原因是 A．商品经济的发展B．国家政策的影响 C．元朝的高压统治D．科考功名的需要 29. 近代驻英公使郭嵩焘《使西纪程》写道：“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也。即我朝圣祖之仁圣，求之西洋一千八百七十八年中，无有能庶几者。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一生之圣德不能常也，文、武、成、康，四圣相承，不及百年，而臣庶之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材料不能反映的是 A．靠圣人治国不能代代常有 B．西方靠“民众自治”可以长久C．否定清朝的政治制度 D．中国“三代之政”不如西方民主政治 30. 商业广告是促销的重要手段。据史料记载：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广告起始于鸦片战争后，民国初年得到显著的发展，1953 年后消失，1978 年末又重新出现。材料中广告业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是 A.经济困难，物资匮乏 B.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 C.三大改造，政府取缔 D. 企业热衷产品直销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0111881516.html,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袁锋 来源：《重庆行政》2019年第04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是党与社会（包括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设方式。在改善多元治理的基础上，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基层的自治能力，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文以重庆市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凤社区为例，通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采取的方法，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一、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基本情况 龙凤桥街道地处北碚区新老城区的连接点，龙凤社区位于龙凤大道前段，为龙凤桥街道入口。龙凤社区居委会成立于2004年底，由原龙凤社区居委会与联龙社区居委会合并而成，座落于磨滩河畔，东邻鸡公山，毗邻北碚火车站，辖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7391 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为2219人，占比为30%），26个居民小组，社会单位20余家，建有龙凤蔬菜批发市场、北碚火车站等城市配套设施。 二、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存在的问题 （一）老旧小区问题凸显。社区下辖居民区多为无物业、居民自治开放式小区，公用设施建设维护及清洁卫生等管理不到位，生活环境杂乱无章。 （二）新旧居民融合问题凸显。社区位于城乡结合部，辖区内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农转非人员混杂。如煤安小区，其前身为原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企业小区，现由重庆科华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和3个零散居民区（原煤安小区、科华雅苑、二配厂小区）构成，占地面积约89000平方米，居民602户2000余人，新旧居民融合问题凸显。 （三）党员老龄化，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社区党委下辖5个党支部，党员254人，平均年龄约65.4岁。其中65岁及以上党员占比59.8%，接受新知识较慢，参与社区治理精力不足。 （四）征地遗留问题多。如二配厂职工安置房多年未办证的遗留问题，征地农转非人员无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罗家湾、浅灯等社区征地多年未安置等问题，导致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三、矛盾原因分析 （一）社会快速发展，主要矛盾发生变化。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居民楼，公共设施落后，大都只提供基本的居住功能，部分有单位负责物业管理和维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住
新型农业 XINXINGNONGYE 新兴农业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乡村社会治理创新 李朝燕 （南宁师范大学档案馆，广西南宁?530001） 摘?要?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是现代国家治理与农村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机制渠道，在城乡融合式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尤为迫切。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的支点是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建设，这两方面工作是当前构建“共建共治共享”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作为改革开放后乡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起点的广西，应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契机，通过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提供更多的经验与参照。 关键词?乡村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农村社区建设 创新社会治理，是当前与今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进公共事务管理与社会利益分配模式变革的重要任务，也为中国社会在多元化、全方位发展中实现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了重要指示，明确强调“要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制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各类组织、普通公民在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良性互动的实现机制，是现代国家治理能力得以充分彰显、妥善施展的制度渠道。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作出了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论断，并明确指出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党中央提出的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科学论断，清晰且准确地指出了随着40 a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在实现快速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逐步铸就了社会阶层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的社会格局。多元社会阶层在改革发展中提出的多样利益诉求如要得到充分整合、逐步实现，就必须通过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来有效构建各社会阶层平等公开地进行诉求表达、协商谈判的机制渠道，以维护和谐稳定、实现公平正义。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面对多元的社会利益分化与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极为必要且重要的。正如2018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的，“要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１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核心理念与工作重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直接目标是为多元分化的社会利益诉求构建充分表达、平等协商、寻求共识的有效机制渠道，由此促使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和矛盾冲突获得妥善化解，从而促使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实现和谐安定与公平正义。而通过创新社会治理使社会公共利益能够公平分配、社会矛盾冲突得以妥善化解的根本目的，是更好地维护与保障全体中国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使每一中国公民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丰厚的收益与保障。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创新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为了让每一名中国人拥有更丰富、更优质的发展条件与资源而在和谐公正的社会中实现“自由且全面”的发展，正如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所明确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核心是人，只有人与人和谐相处，社会才会安定有序。”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不仅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让每个中国公民更好地发挥才智、发展进步重要条件；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在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的进程中具有十分关键的地位、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2020-2035年实现“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的目标，提出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共建共治共享”，这一核心理念不仅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也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所努力实现的“中国梦”的本质要求。早在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闭幕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系统阐释了“中国梦”的内涵要求，明确指出要让“生活在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同时清晰提出了“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 基金项目：2018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构建研究”（项目编号为 18FSH004）；2018年度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项目编号为2018KY0342）。 DOI:10.19394/https://www.doczj.com/doc/0111881516.html,ki.issn1674-4179.2019.10.057 JIANGXI AGRICULTURE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