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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实事求是精神——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1)

宋才发:建设社会主义要有实事求是精神——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建设社会主义要有实事求是精神

——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

宋才发*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由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就不可能出现改革的理论和改革的实践,改革开放是恢复和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产物。总结建国近50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今天,我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就是要始终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以科学求是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

我国经济建设大起大落的根本原因在于缺少实事求是精神。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经济发展的突出表现是“大起大落”。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中国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经济波动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外部冲击,这种冲击通常有来自经济扩张期党中央和政府的“政治动员冲击”、“政治需要冲击”,还有经济收缩期党中央和政府的“政治命令冲击”等。之所以说它是“外部冲击”,就因为它们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因,而主要是外在的行政手段。不论这些手段在当时的出发点和动机如何,但它们的实际效果,造成了对经济建设正常发展一次又一次的冲击和干扰。现代经济建设本身就是一项极其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这就决定了领导经济建设要有务实求是的精神,不能犯经验主义错误。尤其不能继续沿用革命战争时期单靠政治动员、大搞群众运动、人海战术的那一套作法去搞经济建设,而必须实现领导者思维方式、工作方法的根本转变,即从运用革命战争理论“打天下”,朝着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治天下”的方向转变。各级领导者都要克服在任职期内急于出政绩、幻想经济出现奇迹,不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的短期行为。经济稳定是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基础,是国家稳定的最重要的标志。如果经济建设长期搞不好,社会主义就会失去吸引力,国家政权就会失去群众基础。所以,在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始终要保持务实求是的态度,切实做到在改革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

克服急于求成要靠实事求是精神。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特别是近百年中国“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落后就要被开除(地)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驱使他决心尽快改变落后现状。1952年、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提出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原来预计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结果只用了4年就“基本完成了”。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概括:“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加上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1953-1957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这一切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得出:“我们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不又在经历着这样的伟大时期吗?”1的结论。基于这种把和平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混为一谈的认识,以及把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运用于技术革

*作者简介宋才发(1953—),湖北武穴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命和经济建设的作法,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张便是“势如破竹”、搞“大跃进”。随着急于求成思想的急剧发展,超英赶美的时间表不断提前。譬如,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大会上宣布:“在各种最重要的产品产量方面,苏维埃国家在今后15年内不仅能赶上并且能超过目前的美国。”毛泽东同志从两大阵营的力量较量出发,提出了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的设想。他提出我国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里,在钢铁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到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就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定:“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2在同年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甚至还产生了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的思想,只是不宣布、不登报,“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3实践证明,无论15年赶上美国的口号,还是在短期内进入共产主义的主张,实质上都是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空想。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只讲空洞的“理论”,不讲客观事实。要从根本上医治急于求成的毛病,就必须尊重客观事实,优化实事求是的主客观条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采取切实措施使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人受到尊重,使实事求是在我国经济建设中蔚然成风。

防止“左”倾干扰社会主义建设也要靠实事求是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探索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于1958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倡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精神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地说,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既有其当时正确的一面,也有其错误的一面。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错误的一面主要是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盲目求快压倒了一切。前者表现为发展生产力急于求成,后者表现为生产关系上的急于过渡。从历史分析的视角看,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经济体制探索步入误区的重要关键点。因为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国民经济各项指标作了不切实际的要求。譬如,1959年粮食要达到4000—5000亿公斤,钢产量1958年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等等。历史经验证明,这条以“高速度”为灵魂的总路线,直接源于毛泽东同志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形成于党内不断升温的批判“反冒进”的“左”倾氛围中。毛泽东同志认为1956年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等人提出的反冒进、综合平衡、稳定前进是“少慢差费”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是全面加快“多快好省”的方针。这样“反冒进”便和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当时反右斗争所形成的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使得任何人也不能畅所欲言、实事求是、民主地讨论党内外重大问题。其结局就是在党内外,实际上否定了“综合平衡、积极稳步发展经济”的方针,并且立了一个“只准反右、不准反左”、不准再提反冒进的不成文法规。这就给“左”倾思潮泛滥打开了方便之门。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建设总线是在党内领导人之间进行了严重的思想斗争中形成的;是在正确意见受到批评,

“左”的指导思想逐渐占居主导地位的过程中形成的。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总体说来是中国经济的动荡和停滞时期,我国经济建设就是这样从“左”的错误中曲折地走过来的,“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今后,我们必须牢记小平同志的遗训,“横下心来”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排除“左”的错误干扰,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承认或尊重客观实际,按照客观实际的本来面目去反映它,

2《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

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本质内涵。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概括,是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最忌讳效仿“唯书”、“唯上”、“唯洋”、“唯我”那一套,最崇尚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说到底就是要一切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所应遵循的价值准则,也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宗旨。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就是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根本宗旨。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首先就是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实事求是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及自己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只有这样,才算真正领会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才算掌握了“实事求是”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实事求是是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在我国开始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首先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要对社会性质、发展阶段做出确切的判定。在这个问题上,能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为此,我们党及时领导和支持了1978年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冲破了个人崇拜和“两个凡是”的束缚,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的前提条件,而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又是以恢复实践标准为前提的。正是因为以实践作为检验和发展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党才破除了那些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则的教条式理解,纠正了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甚至扭曲的认识,摒弃了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认识,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继续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首先在农村和经济特区起步,从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才有了今天的一切。总之,重新审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使人们的思想从过去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观念中解放出来,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坚持实事求是需要理论勇气,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是辩证统一的,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必须遵循的原则和归宿。还在1977年5月邓小平同志尚未恢复党内外职务的时候,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随后于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倡导了一次其意义不亚于延安整风的解放思想运动。他严肃地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1他历来认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必须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正由于有了这种实事求是精神的支撑,才有了我们党从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发展生产力提到第一位;才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从根本上摆脱了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崭新命题;才有了检验我们一切改革开放政策得失成败的标准,即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灵魂,是方法论和根本点。

实事求是是建设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地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尊重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善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开拓,勇于创新;就要埋头苦干,注重实效。如果我们不能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好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就始终难于处理好。实践证明,有些党员干部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事实上却把工作搞糟了,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了重大的损失。究其根源,问题就出在他们始终觉得自己是领导,比群众高明,从根本上缺乏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缺乏务实求是的精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每一个重大成就的取得,都是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其根据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抛弃了空想的理念,摆脱了僵化模式,奉行了一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行了一系列务实求是的政策。现在和将来从事经济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及其他一切工作,同样必须依靠实事求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离开和丢掉这个法宝。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和盲目蛮干,要反对片面性,做到全面而科学地分析问题和处理问题。客观世界总是在发展变化的,而人们的头脑往往容易被习惯势力、陈旧观念以及本本上的东西所束缚。人们的观念往往有一定的习惯性、惰性,或者说滞后性。当历史的车轮已经前进了,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时常停留在旧的阶段,不能随着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而变化,从而导致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这就是思想保守、思想僵化的认识论的根源。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我们的事业就愈能立于不败之地。

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务实求是的风尚,弘扬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早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同志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1那末,什么是我国今天的政治大局、最重要的实际呢?当然就是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经济建设是今后最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了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所以邓小平认为:“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以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实质性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能否迅速地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并在这个基础上大大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已经不单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具有极大尖锐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和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情况下,只有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才能死死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才能抓住机遇,才会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因此,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判别我们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位置摆得正确不正确,衡量我们的一切改革开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从新中国的建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9页。

是在坎坷和曲折中前进的。我们曾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大搞阶级斗争,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我们过去还有一种错误的理论和实践,总是把注意力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上,试图通过对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频繁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注意对生产力本身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研究。因而每一次发动脱离国情、超过国力实际承受能力的经济跃进,都必不可免地带来经济衰退和重大的经济损失。要解决中国12亿人口的贫困、吃饭和共同富裕问题,意味着“发展”是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出路之所在。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统计资料通常被视为经济生活的“晴雨表”,准确的数据统计,是党和国家科学决策和实行宏观调控的依据。然而,近年来形成了一种“说假话不负法律责任”的怪现象。有些部门或生产单位经济发展不景气,领导者为了突出自己的政绩,于是在统计数字上做手脚。尽管发展速度看起来较高,但实际上含的水分很多,经济效益不佳;只有经济增长的高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高速度。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抓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把经济增长的稳定、快速落到实处。我们需要的是富有效率的快速度,而不是超高速度。我们强调国民经济建设必须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是指与效益相统一的扎扎实实的速度,不是指片面追求产值、产量增长的所谓高速度。速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效益,效益本身也包含着对发展速度的要求。要快速高效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需要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就需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有利于出好效益、高效率的地方去,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市场经济能否体现精神文明,是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健康发展和最终获得成功的内在的规定性。我国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项包括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全面推进的事业,它不仅需要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物质文明,而且要摆脱落后愚昧,实现以高度民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以及精神文明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党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过去曾有人认为“物质文明上去了,精神文明也就自然而然上去了”;也有人认为“抓精神文明建设,反对腐败和不正之风,有碍于经济繁荣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成”,等等。这些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其实,物质文明上去了,如果不抓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决不会自然而然上去;即使一时搞上去的“物质文明”,最终也会因精神文明的滞后而滑下来。“两个文明一起上”,反映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本质联系。两个文明建设能否协调发展,是考察和评价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综合发展水平的标准,它确实是关系到我国现代化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一个大问题。只有两个文明一起上,把两个文明都建设好,才是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经常说“两手都要硬”:一是要硬在人的素质提高上。人的现代化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我们必须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建设,全面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把培养人、塑造人放在首位。二是要硬在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上。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不是最高的价值标准,只有人的需要的满足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我们思考一切问题的最高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最高标准。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繁荣。再次,要硬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上。社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它的发展与进步根源于经济,又反作用于经济。实事求是地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确实起着积极的作用。它强化了人们的功利观念,使物质利益原则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为坚持和发扬集体主义道德精神提供了新的条件和基础,增强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它尤其有利于更有效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创造精神。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结果,并非经济

越发展,道德越退步。但是,我们也承认在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由于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市场运作中的法规和秩序尚不健全,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伦理观念、生活方式尚待培育,加之我们的经验不足,市场固有的一些特性和功能,也的确诱发了某些负面效应,出现了反映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评价标准和行动规范相互冲撞的现象。我们一定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使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者相得益彰,使硬的一手继续硬下去,使软的一手也硬起来。

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与民主法制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又是法制经济。法制经济最根本的要求就是:个人和企业组织的行为、市场运行和政府的管理,都要有严格的法律规范,都必须依法办事。法制作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打击敌对分子的各种破坏活动,制裁各种犯罪行为,保护人民的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事业的保障,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活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有序发展的一项重大治国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调节各种社会矛盾乃至冲突,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限制各种违法和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行为,防止社会不稳定现象的发生。我们经常说市场经济是“规范经济”、“法制经济”,就是说市场活动、契约关系、竞争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整个市场经济才能正常运行。因此,建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关键。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当前尤其要建立和完善如下五个方面的法律:(1)规范市场主体的法律;(2)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3)改善和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法律;(4)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法律;(5)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关的其他法律。没有市场经济的法制化,市场经济运行就会相互碰撞。法制化的市场经济,又必须以法治社会为依托。这即是说,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从中央到地方都必须大力实施法治,法治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光有法制没有法治不行,完善的法制标准必须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必须有实事求是的精神,需要进行扎扎实实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的发展总是同政治、法律、道德、精神文明等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没有完善健全的法制,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发展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法制建设必须与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同步进行。

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6期

论文发表后被《科学社会主义》1999年第2期选介

被评为中共武汉市委“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暨改革开放20周年笔会”“铜笔奖”

2008年7月16日,宋才发教授携同夫人夏桂霞教授实地调研考察河北省清东陵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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