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评论3
幼儿园虐童，难道真就无药可医吗
王传涛中国网时事评论员
近期，多名幼儿家长反映北京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老师对学生扎针、喂药片，且身上有针眼。对此，朝阳区教育委员会工作人员11月23日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调查。红黄蓝幼儿园一位家长告诉澎湃新闻，他的孩子今年9月进入该幼儿园读书，1个月前反映被老师“欺负”，便休息了20多天，随后，有家长反映3个孩子被要求脱光罚站，父母在孩子身上发现针眼。（澎湃新闻11月23日）
前段时间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心理阴影还未曾完全恢复，北京这家全国知名的幼儿园又传出虐待儿童的消息，家长难免不捶胸顿足、气愤异常。我们不禁要问，虐待儿童事件在当下法治高度文明的社会里，何以层出不穷？
细翻红黄蓝幼儿园的旧闻，就会发现这家母公司已经在美国上市的全国知名幼儿园，是中国第一家独立上市的学前教育企业，但是，就是这样一家已经做大做强的幼儿园，却一直丑闻不断。今年4月，位于北京大红门附近的红黄蓝幼儿园被曝老师虐待学生现象。而在此前，吉林省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曾轰动一时，4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两年十个月。
但是，无论是位于上海的携程亲子园，还是位于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都出现如此恶劣的虐童现象，显然早已不能当成个案来分析。幼儿园或早教机构的虐童现象，已经成了当下最为恶劣的社会现象之一。如果不及早解决，无数家长及孩子都可能迎来噩梦，在二胎生育高峰的语境里，这显然不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好消息。
关于虐待儿童，可以确定的是，适用于《刑法》规定的虐待罪。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中，对于“虐待罪”作了修改补充，“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患病的人、残疾人等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虐待被监护、看护的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也就是说，自两年前始，虐待儿童的罪名，就已经适用于刑法了。而吉林省四平市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几名当事人，也因此条款被判了刑。
整治乱象，必用重典。面对层出不穷的虐童事件，必须要下猛药。一是，关于涉事老师，必须用《刑法》，且就情节严重程度要增加量刑；二是，关于涉事幼儿园，必须一票否决，教育部门和地方政府要用零容忍的态度，为所有的幼儿园和早教机构划定一条红线，一旦出现虐童现象，永远禁止相关机构再入行；三是，监管必须要到位，对于教育部门的监管不力现象也要进行处罚，地方相关分管领导也要有牵连责任。
在二胎生育进入井喷期的当下，确保学前教育阶段的秩序正常是利国利民之事。如果说对待儿童的态度反映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显然，在我们构建新时代文明的征程上，还有大量的功课需要快速补齐。
守住“幼有所育”的底线
来源：人民日报2017-11-13 作者：曹鹏程
继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引发舆论高度关注后，广西又曝出两起幼儿园虐童案。所谓母子连心，任何一位家长都无法接受“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伤害，让孩子安全、健康成长，是整个社会共同的需求和希望。
十九大报告提出必须取得“新进展”的7项民生要求，“幼有所育”排在首位。随着我国义务教育的普及，0—6岁的幼托教育面临的供需矛盾相对更为突出。尽管2016年全国共有幼儿园24万所，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77.4%，比2012年提高了12.9%，但距离到2020年完成85%的目标，还有不小差距。同时，全面二孩的政策推动，生活水平和育儿理念的普遍提高，都在不断拉升人民群众对幼托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期待。“好入园”仍在路上狂奔，“入好园”又策马赶到，要解
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一具体体现，发展需要“赶考”的地方非常多。
举一纲而万目张。问题困难如山，但当前最让人民群众揪心和痛恨的，当属直接造成孩子身心伤害的虐童行为。事实上，针对虐童的立法工作一直在推进。几年前，舆论关注的浙江温岭“虐童事件”，涉事女教师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最后却被无罪释放。如果放在今天，刑法修正案（九）已将虐待老幼病残等虐待行为入刑，其必将依法受到严惩。在有法可依之后，最重要的是理性客观地办好每一起“虐童案”。更加科学的责任划分、更加准确的量刑标准乃至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在每一起个案的积累中不断完善的。处理好携程亲子园虐童等案件，并及时总结归纳、公之于众，才能让法律显示出最强大的威慑力。
除了涉嫌虐待儿童的几个当事人，这几天舆论的矛头针对的还有经营方和监管方。应该说，企业主动为员工对接幼托机构，对职工来说是“雪中送炭”。我们需要批评的，是有关部门和单位平时“多头分管，都管不到底”，出现非常事件时又简单粗暴处理涉事单位，事后却没有监管和制度的完善；相关企业只讲经济效益，资质不够资源凑，存在不办教育办买卖的思维。因噎废食不可取，大干快上也不可取，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市场主体应该形成良性互动，走出“不出事怎么都行，出了事怎么也不行”的怪圈，共同把庞大的市场做成优质事业和产业。
虐童现象刺目无比，但个案决不能让整个幼师团队来背锅。有网友回忆“我孩子的老师一边自己吃饭一边给孩子端屎端尿”，有人说起“姥爷接走孩子，不知情的妈妈找到园里，老师当时就晕倒了”……幼师并不是一个容易干的职业，很多老师其实主要是靠爱心良知和职业素养在拼。如果幼师遴选机制、职业图景、监管层级、收入待遇不能完成转型升级，又如何保证幼师们的职业尊严与美好生活？希望能看到更多类似“最低工资必须为当地最低工资两倍以上”的规定出台，这不仅能增加老师们的收入，也能转化为更多的耐心与素质，最终为孩子赢得幸福与快乐的童年。
孩子的笑脸，是一个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所系。“对政府责任、经费投入、管理体制、办园体制、教师队伍建设等核心问题做出明确法律规定”——去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于加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议案，建议加快立法进程。只有把“幼有所育”的步子迈得再大些、再快些，才能不负“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的承诺。
亲子园的监控是天使还是魔鬼？
来源：中国网2017-11-12
目前，我国托儿机构及其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呈现出的特点和不足，使得监控成为一种迫切的刚需。但未来，我们需要把监控装在心里，而不是装在头顶。
作者：王磊（评论员）
王磊中国网特约评论员
亲子园监控是现阶段刚需，但未来需要警惕。
目前，我国托儿机构及其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呈现出的特点和不足，使得监控成为一种迫切的刚需。但未来，我们需要把监控装在心里，而不是装在头顶。
这两天，携程亲子园事件点燃了一个又一个领域，教育界人士、法律界人士、作家、媒体人、自媒体网红、甚至连互联网科技界，也延伸出了监控视频的话题。
比如，有公司表示，愿意免费提供监控产品和云技术，可以通过宝宝哭声检测“状况”；有的公司声称，可以用互联网技术解决虐童安全问题，建立一体化的安防系统。有人对此点赞，主张托儿所、幼儿园应该都装上监控探头，家长手机APP随时看；也有反对者称，现在监控已经够多了！
可以说，当下，随着上班族“工作与育儿结合、兼顾事业和家庭”的需求日益增加，亲子园的市场也日益扩展。但与之相配套的托儿机构，还处于相当匮乏和品质蛮荒的阶段。这次出了问题的携程亲子园，其实还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国内首个依托互联网企业打造的托育公共服务项目。
在这样的语境下，尤其是还屡屡爆出虐童事件（河南湖北再爆两起），家长自然没有安全感，
社会也充满担忧。监控视频连接家长手机随时查看，一来可以让家长放心，也有了事后追究的证据；二来可以给亲子园的工作人员以震慑，所谓“苍天有眼”。
目前，我国托儿机构及其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其呈现出的特点和不足，使得监控成为一种迫切的刚需。而从诸多事件爆料的程序起点来看，也往往是家长以监控视频的方式披露问题。
但将来，我们却不可以过度依赖技术和监控，而应始终对其保持警惕。这不仅仅是因为，监控本身涉及到孩子们的隐私，一旦泄露或者被非法利用，很容易滋生其他问题。更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终究还是一个人情、人性的关系，如果人情、人性需要监控来无死角、全天候、360度监控着，那这样的人情、人性太脆弱。
我们最终需要的，是敬畏职业道德、追求职业素质的早教老师，而不是畏惧监控、慑于技术的“看孩机器”，过分依赖技术，会消弥这个社会的信任和品质。
从社会文明的宏观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把监控装在心里，而不是装在头顶。具体到托儿所、幼儿园来说，需要把“监控”装在规范和制度里，装在科学的市场模式里，而非仅仅是家长的手机里。
因此，把托儿所、幼儿园的监控一分为二地看，现在迫切需要，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是用技术来弥补制度规范的短暂不足。它只能作为一种管理的辅助手段，而不能在未来过分依赖。市场需要成长，但终究是要成熟的。
携程亲子园虐童谁造成了老师的狠毒
来源：四川在线2017-11-09 作者：四川在线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携程托管亲子园教师打孩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显示，教师除了殴打孩子，还强喂幼儿疑似芥末物。新民晚报新民网记者就此事向携程官方求证，确认此事属实。携程表示个别教师严重失职。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解雇，并已经报警。
本来作为企业福利的携程托管亲子园，竟然出现了老师殴打孩子，并且强喂孩子吃芥末的事件。这样的新闻一经曝光，就收获了很多人的高度关注。其实，幼儿园出现类似的新闻，早已经不是稀罕事，公众对于幼师虐童事件，也表现得有点麻木。或许，若不是携程企业的身份加持，这起事件也未必能够收获如此高的关注度。
幼师虐童事件，之所以让人看了麻木，是因为这早已经成为了高频率发生事件。相对于公立幼儿园而言，私利幼儿园和企业幼儿园出现的频率更高。这是因为，公立幼儿园一旦发生类似的事情，老师的铁饭碗将会难保。正因为公立幼儿园的老师属于编制类，所以他们往往更有所顾虑。而体制之外的这些老师，他们在内心深处，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离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所以，相对于公立幼儿园来说，私利幼儿园和企业幼儿园，所存在的拘束更加有限。
正因为相应的违规成本偏低，导致了有些老师的有恃无恐。所以，要杜绝类似的情况出现，就需要从监控和违法成本上下手。相对而言，在幼儿园安装监控摄像头，虽然触及了幼童的隐私，但也给幼童更好的保护。幼童无法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摄像机的监控，才能最大限度的维护他们的安全。此次事件的曝光，也是有赖于监控视频的作证。当然，除了监控以外，提高相应责任人的违法代价，也应该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按照《刑法修正案(九)》，虐待未成年人情节恶劣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于幼儿园老师虐童事件，更应该做到有法必依，让虐童者收到更高的违法成本，也将会起到一种很好威慑效果。
相对于体制内招聘的老师来说，私人办的幼儿园，老师大多属于社会招聘，素质也会相应的大打折扣。但是，如何提高老师这个群体的准入门槛和整体素质，也并非没有可能。加强相关资质的审核，将情绪不适合做老师的人堵在门外，这并不一定是件难事。
守住师德的底线，让老师能够心存敬畏，这需要制度上的更加完善。办学不仅仅是简单的给钱，还需要更加细致和专业的管理。加大违规成本，完善监管机制，让虐童者不仅仅只是开除了事，这才是此次事件的题中之义。
“幼托难题”引关注当年那些托儿所是怎么“消失”的？
2017-11-20 10:57:53 来源：解放日报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
近日，“幼托难题”持续引发社会关注，曾经享受着福利性托儿服务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幼托机构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托管孩子成为职场父母的一大难题。
那么，托儿所与幼儿园有什么区别？曾经遍布全国的托儿所又是怎么“消失”的？
幼儿园晚清传入招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
“托儿所”和“幼儿园”，常被当作可以通用的概念。其实二者区别很大。
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是由德国教育家、现代学前教育的鼻祖弗里德里希·威廉·奥古斯特·福禄贝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bel）创办的。
1840年的一天，福禄贝尔在路上看到了莱茵河谷在眼前舒展开来，就像一个天然花园，于是他高呼：“有了，有了，学校的名字就叫做幼儿园。”据说，这是“幼儿园”名称由来的鲜为人知的故事。
1805年，福禄贝尔在法兰克福一所中学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1826年，他的代表作《人的教育》出版，使他获得了创新型教育思想家的国际声誉。
福禄贝尔将儿童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婴儿期、幼儿期和学生期。他指出：“儿童早期（即幼儿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人的整个日后的生活，即使到他将要离开人间的时刻，它的渊源都在儿童早期”。为了更系统地对幼儿施以早期教育，他极力倡导开办幼儿教育机构。
180年前（1837年），55岁的福禄贝尔和同事在勃兰根堡为年幼的孩子开办了一所游戏和活动的机构，并找到了完善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材料来充分发展他的幼儿教育思想。这个机构在1840年被命名为“幼儿园”，也就是我们现在熟知的幼儿园的雏形。
然而1851年8月7日，普鲁士政府以所谓的“政治和宗教领域的破坏倾向”为由，下令取缔幼儿园。福禄贝尔很受打击，于第二年含恨而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学生及后代在国际上不断推广幼儿园，推动了幼儿教育的进程，我们也因此有了更丰富的“童年记忆”。
幼儿园在晚清时传入中国，又称蒙养园、幼稚园等。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法令，规定蒙养园“以保育三周岁至国民学校年龄之幼儿为目的”。此后中国的幼儿园机构，大都沿用此项规定，主要招收3岁以上学龄前儿童，而3岁以下的婴幼儿则进入托儿所。
借鉴苏联模式
大规模配置托儿所
不同于幼儿园有较多的教育目的，托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家长，尤其是帮助职业女性看护孩子。如陶行知所言：“女工、农妇及职业妇女要顾到工作便顾不到小孩，顾到小孩便顾不到工作……唯一的办法是多设工厂托儿所、农村托儿所和一般的托儿所。”
苏联曾是开办托儿所最多的国家。1935年，邹韬奋曾撰文称赞：“我们听到‘托儿所’这个名称，也许觉得意义颇简单，只是保育婴孩的地方罢了；但在苏联，‘托儿所’这机关却和新社会的建设有很密切的关系”，“苏联女子参加建设工作的，女工近六百万人，约占全体工人三分之一；从事专业的亦近四百五十万人：共计在千万人以上！”
苏联的托儿所全部属于国家机构。据东北妇联编写的《谈苏联托儿所工作》介绍：“所有的托儿所，都在卫生机关领导与检查之下进行工作”，“无论在大小城市或区，要成立托儿所时，须到卫生机关登记，经审查合格后，才能开办”。苏联还规定，新建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必须包括托儿所的设置，给儿童用的小床数预留地位”。
中国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到了抗战期间，妇女们被“拉上战场，拉进机构工厂”，国
民政府修建了不少托儿所来帮助她们分担孩子的抚育工作。当时已有劳工托儿所、农村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和工厂托儿所之分。具体费用，或向社会募集，或向个人收缴，或由工厂直接负担。有统计称，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
1949年后，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开始大规模配置托儿所。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民国遗留的私立托儿所，也陆续收归国有。如北京的道胜、养正、育幼等私立托儿所，在1958年也改成了机关托儿所。
托儿所的开办，给妇女及家庭带来很多便利，也产生了一些问题。
中华全国总工会在1955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由于企业行政经常随意安插编余人员，致使托儿所的编制一般大于实际需要。如大同矿务局托儿所，收托儿童不满五十名，仅管理人员就配备有正副所长、指导员、管理员等。青岛某纺织厂托儿所，安插冗员太多，用两人专看大门。”“由于编制大，人事费用开支也就多。工薪支出一般占到经常费用的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五，有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类似的浪费现象，在公立托儿所里普遍存在。
经济体制改革福利性托儿服务废止
1980年，中国颁布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定义“托儿所是三岁前儿童集体保教机构”，由地方行政部门领导。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当时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这一时期，托儿所种类复杂，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厂矿托儿所由厂矿行政、工会组织、妇女组织共同指导；农村托儿所归地方领导；街道托儿所属于街道办事处；市、区立托儿所是卫生部门设立的；机关、学校托儿所归属于本单位。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就拿上海来说，近几年上海幼儿园独立设置的托儿所逐渐停办，入托规模也随之减少。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在0-3岁四个年龄组80万左右婴幼儿总数中，能上托儿所的只占0.65%。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随着“二孩政策”的出台，人们对托儿所的需求不降反升。
那么，在公办幼托机构缺少的情况下，民办托儿所能否起到弥补作用？比如，企业是否能够承担起这部分幼托职能？遗憾的是，大多数企业不具备这种能力。即使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也依然面临着资金、办证、师资、安全、监管等各方面的难题。
公办福利性质的托儿所已经走入了历史，而新时代下，幼托难题依然考验着各方的智慧。（记者雷册渊整理）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特约
来源：中国网2017-11-26 作者：武晓雯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11月21日晚，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鲁炜成为十九大之后首个落马的“大老虎”，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贯彻十九大战略部署，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只能进攻向前、决不停顿松懈，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决决心和必胜信念，有力回应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的期盼。
反腐成就卓著，高压持续震慑。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卓越的历史性成就。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战略布局，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取得了卓著成效。五年间，全党全社会共同见证了一大批“老虎”、“苍蝇”、“狐狸”被识破、被拿下的反腐“成绩单”，不论是“大案要案”还是“小官小贪”，一律坚决查办、绝不轻纵。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反腐脚步不停，决心坚如磐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警醒我们，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的形势没有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依然任重道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漫漫征程中，各种危险和考验将始终考校着我们党，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阶段性成就仅仅开了个头，反腐败压倒态势虽已形成，但党内政治生活不健康的状况没有彻底扭转，政治生态“污染源”还未根除，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十九大闭幕不到一个月，第十二届人大环资委副主任、中国环科院原院长孟伟、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辽宁省副省长刘强的相继落马，“百名红通人员”第68号贺俭回国投案，充分彰显了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定力，传递了党中央“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反腐败斗争脚步不停歇、决心如磐石的强烈信号。
巡视利剑高悬，震慑威力常在。十八届中央第十二轮中央巡视，曾对四家单位试点开展机动式巡视，其中就包括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鲁炜正是被重点查处的“三类人”的典型代表。机动式巡视是十八大以来深化政治巡视、创新组织形式的一项重要举措。其问题导向更加鲜明，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机动选定巡视任务，巡视组直奔重点问题、盯住重点部门和人员，目标明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发挥“小队伍、短平快、游动哨”的灵活优势，精准突破。鲁炜接受组织调查，充分彰显了巡视利剑的强大威力，形成巡视监督随时在身边、巡视利剑时刻高悬的震慑新常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支撑。
开弓没有回头箭，反腐没有休止符。党中央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顽强的意志品质，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绩有目共睹，但始终保持冷静清醒，
反贪是一场“马拉松”
2017-11-16 08:24:09 来源：人民日报
香港廉政公署成立40多年来，对贪污舞弊罪行坚持“零容忍”，同时肩负打击公、私营界别贪污腐败的职责，这在世界各地反贪腐机关中是少有的。因为我们深深明白，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商贸中心，廉洁、公平的营商环境至为重要。
根据国际反贪腐组织“透明国际”今年初发表的《2016年清廉指数》，香港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的廉洁度排名由去年的第十八位上升至第十五位，继续位列亚洲第二位。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7—2018全球竞争力指数》中，由受访的高层管理人员为在港营商的考虑因素评分，以100分为最大影响因素，“贪污”仅为极低的1.2分，可见商界代表对香港廉洁营商环境极具信心。
香港反贪经验备受肯定的是全方位反贪策略：以执法、预防、教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并建立诚信文化。我们鼓励市民举报贪污，并以不偏不倚、无畏无惧的原则，作出彻底调查，再由律政司作出检控决定，最后经法院公开审讯，判定有罪后予以刑罚，严惩贪污分子，令他们“不敢贪”。我们亦通过与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伙伴合作，提升防贪机制、工作程序以堵塞漏洞，减少贪污机会，令机构工作人员“不能贪”。此外，通过长期、广泛、遍及社会不同层面的“多界别、跨阶层”宣传教育计划，让市民大众明白贪污损害个人和社会利益，建立廉洁的社会风气，支持廉署的反贪工作，令市民“不想贪”。
反贪工作就像是一场“马拉松”长跑赛事，虽然香港廉署经过40多年的努力，成功打造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获国际社会称许和肯定，但我们绝不自满。香港廉署会继续坚守岗位，履行肃贪倡廉的使命，继续推动公、私营界别的反贪工作，维持香港的优势。（香港特区廉政专员白韫六）持政治定力，持之以恒打击腐败的目标丝毫不动摇。
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助力经济发展特约
来源：中国网2017-11-25 作者：汪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习近平主席今年五月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指出，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
要推动数字丝路的发展，需要共建共享互联网“一带一路”生活服务平台，实施“一带一路”跨境电商计划，推动产品贸易的自由流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于2017年5月16日造访位于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当天，巴基斯坦贸易发展局与阿里巴巴签署合作备忘录，双方携手通过电子商务促进巴基斯坦中小企业全球化。谢里夫表示，目前电子商务在巴基斯坦依然处于早期阶段，但发展潜力巨大，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帮助巴基斯坦建立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使巴基斯坦的制造业有机会开拓国际市场。
在促进“贸易畅通”方面，数字丝绸之路高效推动了商品和物流领域的合作。在哈萨克斯坦，阿里巴巴旗下的“全球速卖通”已成当地排名第一的网上交易平台，其中服装、家居、数码产品等最受哈萨克斯坦消费者欢迎。
要推动数字丝路的发展，需要共建共享互联网“一带一路”智能制造平台，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优势互补、合理分工，发挥比较优势，创造综合效益。相较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在互联网行业、通讯业的发展较为领先，在4G移动网络建设、以及5G网络标准研发制定方面具有优势，中资企业正携手相关国家为其发展数字经济贡献力量。至今，中国已有超过6000家互联网公司进入海外市场，10000多款产品走向海外，用户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
在缅甸，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信息通讯公司的身影，最常见的手机品牌是华为、小米，大量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都有中国公司的参与。在土库曼斯坦，中国华为是土库曼斯坦电信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市场份额达到50%。在印尼，小米公司在当地投资建厂，为当地带来了大量就业机会，红米4A成为小米第一款完全在印尼制造的智能手机。
如今，阿里巴巴、浪潮、腾讯等一大批中国企业已经参与到了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中，截至目前，华为海外收入占比已超过70%，中兴海外收入占比达到50%，中国电信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正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新机遇。
在数字丝绸之路促进“资金融通”过程中，移动支付迅速进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速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腾讯跨境外汇支付业务和境外扫码支付业务在新加坡、泰国等地快速增长。阿里巴巴也在印度、泰国、印尼、菲律宾等国全面铺开支付宝业务。
孩子赢了，中国教育理当自信
中青网评发稿时间：2017-11-20 09:25:00 来源：中国青年网作者：邓海建
教育的不自信，弄好了会成为自省的力量，弄不好亦会成为折腾的泉源。
古往今来，其实教育反思本身就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就像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的，反思是认识真理的比较高级的方式。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制作了一部红遍网络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够强吗？中国式教育》。最近，一部丹麦拍摄的纪录片《丹麦9年Z班VS中国初三13班》再次爆红网络。节目组安排了权威专家为两国的孩子设计了多项领域的测试，结果还是比较让中国父母提神解气的。
微信公号上用了这样的标题，可谓一题胜过千言万语——《丹麦师生“鄙视”中国孩子，5轮竞赛后惨遭碾压！打了谁的脸？》。
从英国人反思自己的教育，到丹麦人自省孩子的水平，我们既会喟叹“可怜天下父母心”，亦看到了各自对教育方式的警醒。当然，他们不约而同拿“中国孩子”来做参照系，起码说明世界上的父母在焦虑权衡的时候，心底里还是会把“中国孩子”当做优等生来公认的。东方教育的优雅和自信，不是靠水军“盖楼”盖起来的；泱泱五千年华夏文明，足以让世界把中国孩子视为超燃超厉害的“别人家的孩子”。
中国孩子赢了丹麦孩子：阅读、数学等“传统优势项目”就姑且不提，赢起来大概就像中国的跳水或者乒乓球，探囊取物罢了；然而很多一般人料定存在短板的“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上，中国孩子竟然也是大比分收官——就问你意不意外、惊不惊喜？可是仔细想来，似乎也没什么意外和惊喜的。举个例子好过抒情：中国专利申请总数在2012年便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而就在2002年，中国专利申请总数还不到2012年的10％，世界排名第七。
高铁、C919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中国人的创新和创造力，显然不是随便吹口气就“满槽满血”。一切优势，其来有自。没错，中国教育本来就很优秀，更不至于妄自菲薄者嘴里的那么LOW。
回到这个实验上来：丹麦9年Z班PK中国初三13班，胜负自是兵家常事，严格来说，再是权威而科学的教育实验，总有其局限性和特定性；不过，若是中国孩子输了，也是这么“一败涂地”的话，恐怕舆论的腔调就不会这么平和了。这个实验其实有三重启示：第一，教育公平在中国是“进行时”。孩子是普通的，学校也是普通的，教学模式更是普通的。这样的胜利，无关乎“举国体制”，更不是田忌赛马，胜得实在，胜得客观。说个数字吧：根据教育部的公报，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38866亿元，比上年增长7.57％。肯花钱、懂均衡，很多中国基层教育中的硬骨头与深水区，正在从板结状态而焕发新生之力。
第二，中国式教育不是“山寨货”，而是百年老字号。当西方教育开始学习东方教育之严苛与严谨的时候，我们一些媒体却在鼓吹失控的“快乐”与异化的“人文”一路飞奔。至于抹黑或者解构，更是家常便饭的事。看看新媒体的公号就知道，类似《47张图告诉你：中美教育最全对比，如此触目惊心》等耸人听闻之说，拥趸不少，铁粉众多。它们大概最擅长的就是给中国教育上黑色、化鬼妆，至于建构或者真诚，那是别人的事情。坦白说中国教育是有问题，但也不是说不得骂不得的林黛玉。过度西化的中国教育，在丧失合理惩戒权等要件后，已经害上了“软骨病”等。别人家的视角，固然要警惕捧杀，但沉溺在教育不自信中瞎折腾，恐怕只会在物竞天择的世界竞争中便宜了“敌人”。
第三，中国教育之浩荡辽阔，不是靠一部纪录片就地覆天翻的。尤其在中外教育各有千秋的客观语境下，各美其美固然要紧，更重要的还是要在民族教育的本色与本位中，激浊扬清、去粗取精。从天人合一到止戈为武，从厚德载物到革故鼎新……中国教育的源远流长，已经成为文化自信的组成部分。摒弃教育虚无主义，张扬传统教育精髓，这大概亦是“欲人勿疑、必先自信”的题中之义。
如果说教育焦虑是一种全球性病症，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起码不要太急火攻心？孩子一次次完胜，教育也能舒口气了。毕竟，文武之道、张弛之间，心静下来，脚步踏实下来，中国教育谁说不能走得更稳健洒脱些呢？（中国青年网特约评论员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