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的放足运动
作者：郝先中文章来源：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网更新时间：2007年11月02日
缠足,作为男权文化的产物和汉族特有的习俗,在中国历时近千年。清朝初年,统治者出于沿袭和稳定满族旧制的初衷,下令禁止妇女“束发裹足”[1],成为废除缠足运动的肇端。此后,历经数百年的奋斗,缠足陋习终于破除,成为历史沉渣。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自身的努力和贡献是首要的。然而,另一种文化和域外因素的影响和干预也不可忽略。本文拟就来华传教士对放足运动的倡导、参与及其影响作初步考察。
一、利用传媒宣传缠足之害
来华传教士目睹中国妇女在缠足恶习摧残下的痛苦情状。在他们看来,上帝创造人类,本来即赋予人类灵魂与肉体的完整性。本着“上帝生人,不分男女各予两足”[2]的宗教观念,他们认为“上主造人之足形,男女无二致。此古今之通义也”[3],并强烈抨击缠足:“戕乎天质,逆乎天理,斯为最酷者也”,“坏上帝所造之形器,将善足戕贼而变为逆性之施”,“实僭上帝之权,犯罪非轻”。“我教会切宜速除此弊焉”[3]。在广州传教的嘉约翰医生指责缠足的做法是一种反对上帝和人类的罪恶。[4](P110-111)正是基督教注重男女在教义上平等的思想,深深地触及了缠足这一中国封建文化中的敏感部位。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从另一个角度,借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糅合基督教的观点,对缠足这种不人道的风习加以批评:“世人强改仪容,变本加厉,渐而久之,竟忘上帝所赋之美质,岂不可慨哉,……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乃今竟毁伤其肌肤,则在子女为不孝,在父母为不慈,两失之矣。且裹足之女子,尝少走动,血气不舒,易生疾病,产子艰难,其身多软弱,故生子女亦少强壮,而不裹足之妇人,走动甚易,身体固健,所生子女亦无不健。由此观之,裹足与不裹足,其损益之理甚明矣。”[5](P116-119)美国传教士卜舫济进一步分析了缠足对妇女自立能力及精神上的伤害。他写道:“夫世人无分男女,各有当劳之事、当守之分,富者然也,贫者更盛,倘缠女子之足,岂非减少其操作之能力乎?……既缠其足,必紧其脑,两足纤削,终身不越闺门,亦何能仰观俯察,远瞻高瞩?讵知
生人之知识,大半从见闻阅历而来,故耳目实为引知识之门,苟应足小而不出户庭,则于一切世故,直皆懵无
见闻,妇女之知识,每多浅陋,坐此弊也。夫脑既受损,必害及胆力。……故妇人于凡事,每存一依傍他人之心,其胆量也削归乌有,仅剩一团柔靡之气而已。”[6]
缠足陋习在中国根深蒂固。来华传教士深知,欲革除此不良风习,仅凭批判和呼吁无济于事,必须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方可正本清源。因此,利用宣传攻势动摇传统舆论导向,在全社会发起反缠足运动,成为当务之急。加拿大传教士来到河南彰德以后,立即开展天足、放足活动。他们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谣,描述缠足之苦,四处宣唱。教会还把规劝女子放足的歌谣汇编成册,广为传播,其中有这样一首:“缠了脚是块病,一步一步走不动,脚又疼,骨又痛,十趾连心要活命,多时入了天足会(耶稣会),去了我这一块病。”[7](P176)传教士在河南的工作富有成效,一些妇女纷纷入教,先后放足。入教会员杨全芳“不仅自己放了脚,还坚持不给自己的四个女儿缠脚。她还担任安阳县放足处的副主任,和其他女教徒一起,召开群众大会,大讲缠足之害,并对缠足妇女进行登记检查”[7](P130-131)。觉醒以后的妇女成为放足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上海,传教士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编印通俗读物,通过广学会的发行渠道进行销售,广泛宣传不缠足。1904年,在上海发行的书目约有30种。其中图文并茂的绘图本近10种,如《莫包脚歌》、《去恶俗论》、《劝诫缠足丛说》、《劝放足图》、《放妇女缠足说》、《登乐土》、《缠足之害》、《劝人从天足歌》、《残疾可怜》;示谕、文告类6种:《皇太后上谕》、《张尚书(之洞)劝诫缠足章程叙》、《袁宫保(世凯)劝诫缠足示》、《劝诫
缠足示谕》、《恭录懿旨》、《文告》;通俗读物本有十几种,如《救弊良言》、《天足会序》、《劝免冤苦》、《劝说缠足论》、《莫缠脚论》、《劝放脚论》、《履坦说》、《枉吃冤苦》、《缠足有害身体论》、《天足会兴盛述闻》、《放脚丛谈》等。[8]
在西南地区,教会分发的不缠足宣传品输入了主要城镇。在1905-1906年,“成都、保宁府、嘉定府、夔州府、绥定府分发天足会书计1800册。于本城(重庆)所卖者1031册,又送成都某师母处3450册,潼州府某西小姐处8871册,万县某牧师处2313册。”万县的泰勒夫人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宣传品的影响:“近12个月内,在本县四乡分发天足会书多册,且张贴天足会单于城内之墙壁通衢,俾众观览。本城教会不准父母缠小女之足,而父母亦乐顺从。”[9](P196)传教士生动活泼的宣传形式为广大妇女喜闻乐见。在福州宣传的戴维斯对1906年举行的聚会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本年6月,城里女学堂有一聚会,约上等名妇小姐演说,来者咸乐所闻,后有华妇某,自著劝放足歌,赠余分送。会中有新式各种鞋样,学生传递于赴会者赏观,众所取为美者,以作标准,制成多双”,“又将论天足会的宣传单分发省内远近之处,颇著效验”。有一妇女得到一本宣传天足的书,“忆其邻之小女昼夜因缠足哭泣,故送一册与其女父。其父读而有感,命放小女之足,并送女至教会学堂读书”[9](P194)。
同期来自海南岛的报告称:“本教会中之妇女咸乐天足之美,已有妇人十余放其足矣。塾中之女无缠足者,
传闻有教外志士三十人,立志不缠其幼女之足。”[8](P4)客观地说,戒禁缠足并非自传教士始,但利用大众传媒宣传缠足之害,在全社会发起大规模反缠足运动,逐渐形成一种社会思潮,来华传教士当首推其功。
二、教会女校首开放足风气
尽管传教士的放足宣传很有成效,但单纯的舆论攻势不足以动摇传统观念导向的权威。改变民众的固有观念和从众心理,需要经历一个缓慢、渐进的教育和改造过程,同时还必须借助其他社会力量的支持。近代中国出现有组织地反对缠足,宣传和实施放足是以教会女校为发端的。一些正直的传教士痛感缠足“使全中国中最重要之一半人化为废物”[10]。他们决定率先在教会学校里发起放足运动。早期教会女校因生源不足,
对缠足女子一般不加禁止,不过少数女校已将不缠足列为招生条件之一。19世纪70-80年代,随着入校女生增多,教会女校相继开始禁止缠足女子入学。例如,1864年,北京贝满女学要求女生不准缠足。1867年,杭州一所教会女校作出规定:凡由校方提供衣食的女学生,必须实行放足。1870年,基督教会在厦门开设了一所女校,就把女生一律不得缠足作为一项严格的校规。1872年美以美会在北京创办的女校也有类似的规定,此后温州等地的教会女校也竞相效尤。
教会女校的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传统观念的惯性一直掣肘着放足运动。一名女校学生回忆在女校放足时的顾虑心态:“幼时伯叔送我至此读书,时足纤小,然学堂之规贵在天足。故女师放我足,我哭泣不愿,恐人见之,笑我大足故也。”[8](P3)而最初接受校规的都是一些十分贫寒而不能养活子女的人,他们“接受了这个要求(指放足——引者),将女儿送进学校”[11]。教会学校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1886年1月2日,《益闻报》发表《创设女学论》,竭力主张“废弛缠足”,表明了女校禁止缠足的初衷和立场。文中写道:“女子之身未始非父母遗体,况周旋行走,端赖足力,如必紧缠之,使肉不长,骨不伸,稍立顿觉难持,百步已知劳瘁,终日要婷婷欲倒,举重无力,行远无由,何异削人足而阻其动作。是可忍孰不可忍,亟宜弛放双弓,以为一生之便。”
[12]此后教会女学普遍把不缠足作为女子入学的必要条件。
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会学校普遍开设了体操课,校内的社团活动也日益增多。将体操列为女校课程,十分有助于女生的身心发育,对废除缠足效果明显。上海圣玛利女校从1916年起举办年度运动会以为倡行,该校校长认为,“自从引进体育锻炼,女孩子们的健康有极大改善”。一名男子在观看该校女生操练后表示,教会女校实行体育教育,对于因缠足而缺乏户外锻炼的女孩子无疑是件大好事。北京贝满女校的教师也证实这一点:“在健身房正规的日常训练,给予迟钝而笨拙的中国女孩一种无拘束而优雅的姿态和动作。”[9](P74)伴随社会风气日益开化,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女生也逐渐对缠足陋习产生羞愧与反感,拒绝缠足或主动放足逐渐成为女生们的自觉选择。一位在福州传教的牧师目睹在福州和兴化的寄宿学校中,100多名寄宿女生都不缠足。有的教会学校还规定,不得雇佣缠足妇女作为学校教师。[4](P114)天足会第十次报告称:在泰安的教会女校中起初倡导放足受到阻拒,但是到1905年,女教员、女学生和读圣经的妇女已没有一个缠足者。[13]有首成都竹枝词写道:“女生三五结香俦,天足尚佯极自由。小树胶鞋新买得,归途更续踏青游”[14],形象地表达了教会女生放足后所体验的快乐和欢娱。
客观地说,一开始教会女校的学生之所以接受放足,是作为谋取衣食的交换条件,具有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意味。她们的行为首先表现为服从,而不是选择。而早期女校的不缠足行为也未必具有反传统的主观动机,一时也不会给社会秩序带来颠覆性的危害。然而女校的实践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因为“缺口已经打开,传统规范的对立面已经存在”[9](P192)。
三、天足会的工作及成就
教会女校在女生中的放足实践,客观上具有率先垂范的积极意义,而把放足运动全面推向社会则应归功于以天足会为代表的公益团体。在19世纪70年代,以倡导不缠足为宗旨的民间社团在东南沿海城市悄然出现。1874年,厦门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嘉温倡议成立了“厦门戒缠足会”。在第一次集会上,签名加入的中国妇女就有40多名,到1891年则超过1000人。该会每年集会两次,凡不愿给女儿缠足者,在会中立约,并把契约撕成两半,一半交给立约者,一半留在会中。[15]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反缠足组织。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组织当推1895年在上海成立的天足会。立德夫人为会长,著名传教士李提摩太的夫人也是该会的会员。天足会的宗旨是:“专司劝诫缠足,著书作论,印送行世,期于家喻户晓。在会诸友,皆有同心,体救世教爱人之心,务欲提拔中华女人而造就之。先以释放其足为起点,除其终身之苦,然后进谋其教导之法。”[16]该会规定,凡入会者,皆应释放其家中女人之足,且于他日永不再裹女子之足,也不娶缠足女子为媳。
天足会最初的宣传对象主要是各级官僚士绅,试图通过影响社会上层人士,借助他们的声望和支持,使放足运动在全国展开。像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等封疆大吏都是放足运动的热忱支持者。直隶总督袁世凯亲自撰文劝诫缠足,并让自己的子女亲属不缠足或放足;四川总督岑春煊刊印5万本《不缠足官话浅说》,颁发属下,两江总督端方也订立不缠足章程,札饬各地遵行。到1904年,“中国十八省总督皆有皆缠足之示,所缺者惟浙闽与陕甘而已”[17]。外国传教士对此大加赞赏,认为戒缠足运动的兴盛,“其第一最大之助力,实当感谢中国明理之诸大员,为之首先提倡也”[16]。从天足会将有关放足的上谕和名臣的文告也列为宣传读物可以看出,他们在基层的放足宣传仍需借助官方的权威。例如在成都,天足会成员曾偕英国总领事一同拜会当地行政长官,该长官也表示“自谓甚愿天足兴盛,且言必谕本省各官出示,襄助成此善举”[9](P196)。
天足会在全国很多地区都设立分会,由各地传教士的夫人负责。如山东烟台天足会由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的夫人主持,济南天足会由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怀恩光的夫人领导。天足会的主要活动是通过出版书刊和
集会演讲的形式进行宣传,号召和鼓动中国妇女参与放足运动。上海的一些知名传教士如李佳白、高葆真等经常参加天足会举办的演讲会。立德夫人身体力行,深入民间体察疾苦,面对被缠足煎熬的女孩,她发出由衷的哀叹,并详细地描述其备受折磨的情状:“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她们没有欢笑,失去了像英国小女孩一样的玫瑰色脸颊。可怜啊!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的哭泣。她们的眼睛下面有几道深深的黑线,脸庞上有一种特别奇怪的只有与束脚联系起来才能看到的惨白。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竹竿帮助站立起来,并用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女儿得到的唯一解脱要么吸食鸦片,要么把双脚吊在小木床边上以停止血液循环。”[18]这种刻骨铭心的喟叹和关怀已经超出了人道主义的范畴,也成为立德夫人毕生追求的动力。
天足会以解除女性苦难的公益事业为宗旨,以民间社团的形式出现,在组织上有别于传统社会那些乐善好施的民间团体,它突破了宗族、性别、门第的局囿,渐渐地在全国形成网络,成为清末在中国倡行放足运动的主要力量。1906年,该会在上海、天津、西安、成都建立四个发行中心。天足会在各地的影响是广泛的,无论东南沿海、华北地区,还是西南乃至华中、华南都留下了天足会的足迹。即使在地图上很难确定的沙岛,也留下了天足会的业绩:“本城之天足会,虽不速兴,然改良之风潮渐渐长进。本埠报张刊录劝放足之文,已于某城华人自设天足会,应许不缠其女之足,亦不准其子与缠足者结亲。”[8](P5)这里远离通衢都会,却照样有上海天足会的宣传品传入。天足会还具有示范性效应,一批华人自立天足会也相继成立。其“初衷以超出宗教范围,是有志倡行不缠足者的社团”[9](P199)。
天足会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其发动放足的努力促使传统的观念正在逐步改变,不缠足新风潜移默化地向全社会渗透。据天足会1906年度报告,一些城市中不缠足的女子已不罕见,颓风败俗渐为改良,城市风气也日益呈现新的景象。在东南地区,镇江“昔日学生凡有天足者,则难择佳偶,今也不然,所求者系天足之女,故天足之风大有进步”。镇江一个鞋匠“为贵家女于镇江、扬州等处,已成外国光皮之鞋若许”,苏州天足会每月举行的华人聚会中,“凡士子夫人,男女均可赴会,前日聚会之妇女约三百云云”[9](P193);杭州女子引进革履为女鞋,不安于坐守闺房的家居生活,加入男子的社交圈,热衷于公益活动。这些勇敢的尝试无疑为新时代女子提供了崭新的行为示范。
罗苏文对天足会的工作有着客观的评价:“破除缠足陋习的持久战由此拉开序幕,它给近代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第一道曙光。”[9](P200)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缠足陋习使中国妇女经受了千年苦难。传教士带来基督教义中男女平等的观念,并在中国引发和推动了女权革命,而这场革命是从解放女性之足开始的。尽管其反缠足的本意未必在于救中国出水火,而是为了“布道”,甚至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但他们不遗余力地为放足运动奔波辛劳,创办报刊、发行宣传品、兴办女子学校、成立天足会,仍然值得称道。因为,这些活动在主观上体现了传教士的奉献精神和人文关怀,在客观上成为历史进步和社会演进的推动力。
参考文献:
[1]钱泳.履园丛话: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631.
[2]秀耀春.缠足论衍义[J].万国公报.1889-04-10.
[3]抱拙子.劝诫缠足[J].万国公报.1882-10-14.
[4]郭佩兰.中国妇女和基督教1860—1927[M].亚特兰大:学者出版社,1992.
[5][德]花之安.自西徂东[M].广东小书真宝堂发售,光绪十年(1884年)刊本.
[6][美]卜舫济.去恶俗说[J].万国公报.1899-11-14.
[7]宋家珩.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8]天足会第九年(1906年)报告[R].
[9]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0][美]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M].初编.卷八.22.
[11]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233.
[12]创设女学论[J].益闻录.1886,(12):525.
[13]万国公报.1905,(11).
[14]杨燮.成都竹枝词[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161.
[15]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M].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85.213.
[16][美]林乐知辑:天足会兴盛述闻.万国公报.1904,(4).
[17]天足会来函.万国公报.1904,(9).
[18][美]E.A.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184.
体育活动工作总结2篇 一、文化体育工作总体情况 今年以来,在自治州党委、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州文体局的具体指导下，口岸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自治区关于文化、体育等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自治州文体工作会议的各项安排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务实的工作作风，扌L实进取，开拓创新，口岸的文体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㈠文化活动丰富多彩。一是群众性文化活动蓬勃开展。年初制定并下发了《阿拉山口开展广场文化体育活动实施方案》，突破往年文化节在室内举办的局限，充分发挥州文体局7名支援干部的专业优势，在口岸委广场前成功举办了阿拉山口口岸第六届广场文化节。截止目前，已由阿拉套、艾比湖2个街道办事处以及学校举办了5场专场演出，参演干部群众人数达830余人次，观众人数达1万余人次。在组织开展好口岸广场文化艺术节的同时，我们还精心挑选十一个优秀节目，在7月11日晚在西部文化广场进行了专场文艺演出；组织两个节目参加了自治州第三届社区文艺展演；举办了阿拉山口口岸书画摄影展，共有86件作品参展，均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果，形成了政府搭台、群众参与的群众文体活动新格局。二是积极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7周年，我们组织了把祝福献给党”正气之歌大合唱比赛，10支代表队562人参加了比赛；在奥运会开幕前夕，口岸15 个单位均开展了迎奥运”文艺演出活动；结合八一”建军节，组织文艺演出队深入驻地部队举办了军民联欢会7场；配合州文体局三下乡”慰问团深入艾比湖街道办事处、美克林源公司进行慰问演出、赠送图书。通过主题活动，进一步增强口岸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力的促进了口岸三个文明”建设健康发展。 ㈡体育健身活动卓有成效。结合奥运年”积极组织开展及参加各类体育活动。组织了以我与奥运同行，开展健身运动”为主题的全民健身徒步走竞赛活动，口岸共有30多个单位的480余人参加了此竞赛活动；组队参加了第二届环赛里木湖”自行车比赛，在第三赛段，获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组队分别参加了自治州
?书 评? 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思考——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 李喜所 近年来,近代来华传教士以其活动的广泛性和影响的复杂性越来越引起史学界的关注,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1981年华东师范大学顾长声先生出版了《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堪称新时期传教士研究的拓荒之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该书是以传教士所依托和推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为主线,侧重帝国主义如何利用宗教侵华,因此无论内容安排,还是资料取舍,显然都忽视了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和教育活动,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自80年代中期以来,传教士问题的研究形成一股不小的热潮,有关论文越来越多,并相继出版了若干专门著作。这些成果拓宽了传教士问题研究的领域,对传教士的社会文化活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积极影响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大多还只是论述传教士在华活动的某个方面,还没有就全面评价传教士问题提出合理而又符合实际的解释体系和理论框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传教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教案、传教士的教育活动等有限的方面,对若干重要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也待深入。最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王立新副教授撰写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该书是继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近代传教士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特别是在解释体系、研究范围、资料运用及研究方法上均有创新和突破,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同时,该书还引发了关于传教士与晚清现代化关系的一些新的思考。 一、关于如何评价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如何评价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一直是史学界有争论的一个问题。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感叹说:“如何评价传教团体对中国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难题,这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说法虽有些夸张,但足以说明这一问题有相当的难度。1949
《吾国与吾民》读书笔记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共有九章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讲吾民，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的精神层面，包括中国人的特征、德性、心灵和人生理想;第二部分讲吾国，主要介绍中国人的生活层面，包括妇女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以及生活的艺术。我最欣赏的是第一部分，林语堂先生对国民的剖析和批判颇有见解。在第二部分，他列举出国民生活的诸多领域，描绘了国人生存的基本风貌，并提出“艺术与人生而为一”的美学理想，恐怕也是他想借以改善国民素质的一个期望吧。 林语堂先生从中国人的南北差异说起。北人粗犷勇武，南人纤细文弱;北人崇斗，南人善商。虽然南北风俗悬殊，但共同的文化是把中国人民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基石。在巩固中华民族持续力的文化力量中，有三条重要的纽带：一是家族制度，二是科举制度，三是崇拜淳朴。“家庭，是中国人文主义的标记。”在中国，家国一体，中国人的家族意识甚至高于种族意识。“家族制度的存在，使子孙蕃育，扩大民族之量，而考试制度之施行，则选拔才智，鼓励求学，提高民族之质”。同时，返璞归真的田园理想根植于一般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古人相信“越接近自然，越能保持体格上和道德上之健康状况”。中国人推崇“清淡之幸福”，这是先民对文明的一种辩证取舍，既知道文明之利益，又明白它的危险性。中国人民保留着近于儿童般淳朴的原始天性，在林语堂看来“中国在文化是年老了，而种族的生命却还年轻”。 中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思想的合一，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灵。在塑造人格和德性方面，“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民族生命赖以活动”。当顺利发皇时，中国人人都是孔教徒;失败时，人人都是道教徒。儒家积极入世，道家消极遁世;儒家重人伦，道家任自然;在这人世的沉浮之间，中国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寻找一个介乎工作姿态和游戏姿态的平衡点。于是，林语堂看到中国人德性的最高理想——圆熟，可谓圆滑成熟，也可谓老于世故，此乃中国人中庸精神的最好概括。中庸，即是中正平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林公认为，中庸之道，是华夏子民极重要的生活轨范，也是他们自名国号曰“中国”的一大原因。此外林公还看到，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
晚清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经济学院 1200015464 【摘要】 随着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晚清时期许多西方传教士来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积极消极两方面辩证客观地分析了其影响。一方面，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思想文化科技，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少传教士向社会底层的百姓伸出救济之手，给贫苦困难的人民带去了福音。另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对列强侵华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加重了晚清人民的苦难。 【关键词】晚清传教士近代中国社会两面影响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①本文试图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辩证地评价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西方来华传教士简介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唐代，“唐代景教是第一次，元代也里可温教是第二次，明代中叶，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扩展，天主教在中国又重新取得了布道的机会”②明代以来西方传教士面对固守传统的中国人，采取了“以学术为媒”的手段，颇有策略地以传播西方科技为名渗透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道德。 至晚清时期，列强打开中国国门，扩张在华势力，为来华传教士提供了一定的庇护，也不可避免地使传教士的活动染上了殖民侵略的色彩。一方面，许多传教士秉持着弘扬福音普世济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国百姓做了很多好事，一方面，部分传教士充当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和军师，甚而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掩盖的罪行。 历史进入新的一页，当我们走在中国现代化的都市里，仍会时不时看到一些西式教堂里布道的西方传教士和虔诚祈祷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历史遗留下的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可以想见当年传教活动的深远影响。 二、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的两面影响 正面影响：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本文只论及这一点。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也属正面影响）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但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①邹振环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页2 ②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页349—350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翻开书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中庸》里孔子的一句话“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翻译过来大概是：中庸之道本来是离人不远的，假使有人遵行中庸之道而远离人群，那就不可以称为道了。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林语堂会把孔子的这句话放在书的首页。看完这本书，我可能明白了。 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我先查了下这本书的创作背景，那是在20世纪的中国，一个处于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中国，一方面传统的思想、生活方式在人民心中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一连串外来势力的侵略和欺辱，人们对外来文化有所接触和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经济动荡、转变的时代，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对待自己的国家以及自己国家传统的文化、理念等都感到茫然若失。在这种情况下，林语堂先生，写下了这篇《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旨在对中国以及中国人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正如赛珍珠在这本书的序所写“它满足了所有以上这些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由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摘录于P8）对于这一点，我十分赞同。 看着这本书，毫不夸张，有时每看一页，我都有很多的话想要表达出来，但是那一时的想法又有点缥缈。原因应该在于，尽管隔这本书最开始创作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中国的改变担得起“翻天覆地”这个词。可是，我还是能从那些字里行间看到我自己的身影，看得到很多当今中国人民的形象。我不知道这一点是好还是坏，而凭我现在的个人素养，我也觉得要我从整体去全面的把握这本书，可能有点难度，于是乎，我就聊聊自己的看法。 一、中国人 在《吾国与吾民》这本书的第一章里，谈了很多关于我国南北方的差异（而很显然，现在，这种南北方的差异还是存在并且比较鲜明）、退化、新血统的混入、文化的稳定性等方面。我想谈谈我对文化稳定性的一些看法。 文章中说道“中国为什么历经周期性的劫难之后，仍能生存下来，这种种族耐力与吸收外族血统的能力究竟来自何方？”（摘录于P47）接着作者又说道“这种耐力与活力，部分是体质上的，部分是文化上的。而使种族稳定的文化因素之一首先是中国的家族制度。另一个使社会安定的文化因素是中国完全没有固定的
开展阳光体育活动工作总结(精选多篇) 第一篇：阳光体育活动工作总结 鹤洲学校2014—2014学年度第一学期 “阳光体育”活动工作总结 为了更好的贯彻落实全国学校体育工作会议精神，响应“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的号召，牢固树立“健康第一”、“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切实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让全体师生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太阳底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掀起全民健身运动的高潮。我校周密部署，统筹安排，积极树立“健康第一”的意识，创新比赛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受到学生的欢迎，现将这一学期来的阳光体育活动简单总结如下： 一、领导重视，认真组织 校领导高度重视阳光体育活动。为了搞好阳光体育活动，组织老师座谈听取建议并成立了阳光体育活动领导小组。王善伟校长为组长，成员有张伟、魏龙城、洪文昌、杨秋霞、胡昌华、汪军路、叶大碧、钟丽萍、房国忠、李宁、吴东京、郭立军以及全体班主任。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德育处、教导处、安全处、后勤处紧密联合，学生会具体实施，确保了活动有序、安全。同时利用周一升旗仪式启动阳光体育活动的启动仪式，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影响，要求全体师生人
人参与、个个争先，营造生龙活虎、生气勃勃的校园体育氛围，促进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终身发展，让“参加阳光体育运动，提高自我身体素质”，“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深入到我们每个人心中，用实际行动踊跃参加丰富多1 彩的体育活动，在运动中领略体育的魅力，感受体育的美，体会运动的快乐。 二、精心安排，内容丰富。 根据各年级学生年龄特点，本着由小到大科学运动规律安排运动量的原则，学生会协同体育组精心策划，制定的详细的活动方案和比赛方案，明确了各阶段的活动内容、地点及责任人，这样既保障了活动的规范有序，又确保了活动的安全有效。 规定活动组织者为各班班主任、学生会及相关年级的体育教师。活动内容有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拔河、跳绳、踢毽子、象棋、军棋等。 在十二月上旬活动方案和比赛方案下发到了各班，各班积极准备，在班内认真开展了相关的预赛，取得的良好的效果，形成了很好的一个健康体育的氛围，也为后来的全校性的比赛打下的坚实的基础。十二月中下旬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比赛，如：初中部男子篮球比赛；五到八年级的拔河比赛；六到九年级的男女子乒乓球、羽毛球、跳绳、踢毽子、军棋比赛；六到九年级的男子象棋比赛。
早期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与近代中外文期刊 谭树林 早期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这些中外文期刊，不仅促进了基督教在华人中的传播，推动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为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提供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编辑排版方式，在中国新闻史、报刊史及出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者谭树林，1967年生，副教授，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 基督新教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6、17世纪天主教传人中国之始，新教传教士就曾注意到中国，并且有过种种把新教传人中国的计划。一，据福克斯日记记载:“在1661年，施丹白(Johnstubbs)、考司路普(Rieh耐eostr叩pe)和福尔(Hen卿F·凡川三位教友，他们很勇敢地开始到中国传教。”之乡但他们后来是否到达中国，福克斯没有提及，在中国文献中也未见相关记载。一般认为，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Morrison1782一1834)受伦敦会派遣来华，被视为新教传华的开始。尽)早期新教指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842年鸦片战争前这一时期。该时期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共有61人。”他们在传教方式上有别于耶稣会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在中国境内外创办一些中外文报纸期刊，作为其传教的手段。最早的中国近代报刊，几乎全由外国传教士创办。据统计，从18巧年马礼逊和米怜(WiiliamMll 加)在马六甲创办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到19世纪末，外国人在中国共创办近200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我国报刊总数的8()%以上其中绝大多数为传教士倡办 一、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面临的传教形势 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之所以在中国首创报纸期刊作为辅助传教的手段，当与清政府严厉的禁教政策有关。 16至18世纪，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葡、西、荷、英等国，先后来叩天朝国门，不断在中国东南沿海搔扰，加深了清政府对“洋夷”的恐惧。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传教士，也被士大夫怀疑为与本国政府勾结的“第五纵队”。就连一向善待传教士的康熙皇帝，在1717年的一份诏谕中也表示出这种忧虑:“我有理由担心，在未来的几百年，中国可能会陷人与来自海外的西方国家冲突的危险中。”件七仪之争发生后，罗马教廷两次派员出使中国，使“皇帝(指康熙帝)对欧洲人的态度变得比以前更愤怒”。“最后康熙帝以罗马教皇干涉中国内政为由，禁止在中国传教:“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雍正登基后，对天主教极为仇视。他认为中国人阪依天主教，不仅仅是摒弃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和儒学传统，而且恐怕中国人信仰天主教以后，就不再相信天主教宣传以外的东西那样，清政府的法令就不会得到很好的贯彻，甚至会发生骚乱，中国将要沦亡。同时，由于天主教士曾经参与同雍正敌对的清L糖集团图谋皇位的宫廷争斗，雍正对传教士更加忌
《吾国与吾民》 一、作者背景 1. 作者简介 林语堂，福建龙溪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 又改语堂。 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及英文系主任、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外交部部长、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务。主编《语丝》、《论语》以及创办《人间世》、《宇宙风》、《天风》等刊物。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76年在香港逝世。 2.成长背景 1895年出生于福建龙溪，父亲为教会牧师，典型的基督教会家庭，1912 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主要从事教师和杂志编辑工作。妻子廖翠凤是鼓浪屿首富廖家小姐，育有三女：长女林凤如、次女林玉如、小女林相如。 二、写作背景 《吾国与吾民》由美国纽约约翰戴公司于1935年出版，文章旨在向西方人展示中国人最忠实、最完备的性格、心灵、理想、生活、政治、社会和艺术等特点，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作相应的比较。 三、吾国与吾民 1.中国历史现状 中国是现存国家年龄最高，而且保存着赓续一贯的固有文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曾经是雄视全球的强大帝国，是异民族的战胜者，贡献给世界几个重要的发明，涵育有完全自己的生活智慧，自己固有的文学和哲学、艺术。 2.中国人的特性 中国人的性格：北方——粗暴豪迈，长于战斗； 南方——柔荏驯良，长于贸易。 中国人的德行（民族德性）：稳健、淳朴、爱好自然、忍耐、无可无不可、老滑俏皮、生殖为高、勤勉、俭约、爱好家庭生活、和平、知足、幽默、保守、
小学体育室工作总结(一) 小学体育器材室工作总结 （2010—2011学年度第二学年度） 2010-2011学年度第二学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学期很快就要过去了，为了加强对我校体育设施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发展我校体育事业，增强我校师生员工体质，进一步提高体育器材的使用效率，现将体育器材室在这学期的主要工作作一些总结 一、做好器材的登记工作，对各种新进的器材，要及时准确地予以记载，对已破损的器材要及时注销，使帐物相符。 二、分类存放。按类将各种器材分类存放，以便于快捷方便地取用各种器材 三、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平时注意各种器材的使用安全，注意防火防盗防潮。发现情况及时处理，并向主管领导汇报。 四、对于学生课堂使用器材，及时做好记录。五、每天认真做好器材室的
清洁和器材的维护工作，保持器材室的清洁与卫生； 六、经常检查器材和设备，如有破损，应及时维修并上报体育中心主管领导，以保证教学、训练和群体活动的顺利进行； 七、不私自将器材借用或租用给他人或单位。 一学期来，严格按照体育室的管理规定操作，全部器材完好无损。学校体育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保证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正常有序地进行。但是，我校体育器材室管理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将向兄弟学校学习体育器材室的管理经验，力争做得更好。 小学体育室工作总结(二) 铁塬小学2013-2014第二学期 体育器材室工作总结 为了加强对我校体育设施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发展我校体育事业，增强我校师生员工体质，进一步提高体育器材的使用效率，在新学期更好地工作，现将体育器材室在这学期的主要工作作一些总结。
一、建好体育器材室，为各项体育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体育器材室是教师、学生进行各项体育活动所需的器材存放处，是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动进行身体练习的主要来源。配置必要的器材和设备，确保学校正常体育课及体育活动，为学生进行各项体育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做好器材的登记工作，对各种新进的器材，要及时准确地予以记载，对已破损的器材要及时注销，使帐物相符。 四、分类存放。按类将各种器材分类存放，以便于快捷方便地取用各种器材 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平时注意各种器材的使用安全，注意防火防盗防潮。 六、对于学生课堂使用器材，及时做好记录。 七、教师上课所用器材需办理登记手续课后按数按量归还放回原处。 八、课余时间需用器材应办理借出手续并按时送还如有遗失损坏追查责任按价赔偿。 九、对学校的各种体育器材能做到每期全面查点一次并逐年购置和自查按上级规定的器材要求达标。
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 何小莲 (同济大学文法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传教医师不仅是卫生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卫生健康状态的观察者研究者,同时也是新学说新观念的教导引介者。应当说,晚近以来健康观与卫生思想,基本趋近于当时重要的世界医学及卫生学主流思潮。特别是许多公共卫生问题的病因解释,都归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因而,卫生问题成为国族存亡的隐喻。在公共卫生观念与中国传统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的角色开始是被动的,尔后逐步转向积极主动。 关键词:传教医师;公共卫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06)05-0029-05 收稿日期:2006-04-05 作者简介:何小莲(1966-),女,同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19世纪末,基督教教会医药工作的发展,不仅使医院规模扩大、医师人数增多,也扩大了医学工作的范围。教会医疗机构是近代中国最早注重公共卫生的机构。进入20世纪以后,医学传教界更加重视公共卫生。中国人之渐渐接受新医,公共卫生的开展实为一关键因素。虽然在这方面的投入很有限,但传教士的努力促进了近代中国公共卫生的开展,并与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 一、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的沼泽地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人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改善卫生状况的中国。在西方人眼里,中国是“流行疾病的泉源”。因为许多传染病在外国已经受到控制,而在中国却惊人地流行着。每当瘟疫爆发,染疫死者众多,为害甚烈。中国当时也没有人口统计,疾病的灾害到底使中国人遭受多少生命财产损失,中国人全然不知。“天寿在乎天命”的观念普遍主宰着人们的意识,人们从来都不会想到,人有力量来保障自己和集体的生命。 传教士一来到中国,感觉最触目惊心的就是卫生与疾病。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密切关系。早期来华西医李文斯敦(John Livingstone)将中国的疾病,分为“洁净”与“不洁净”两大类。汉口医师麦考尔(P.L.Mcall)曾这样写道:“没有必要特别提醒人们,中国卫生问题有多么紧迫。大多数人都可以常常看到这样的景像———一个乡村池塘,在它的一边就是厕所,各种各样的废物被投掷到水中;水上漂浮着死狗,稍远处有台阶,附近人家有人下来打水,为日常家用。就在旁边,有人在塘里洗衣或洗菜。”或者是这样一种情形:“一个人断了腿,因为没有及时救治,没有用夹板固定伤腿,伤处的皮肤也溃烂坏死,伤情更加严重,此人的一生都被彻底毁掉了”。[1]95当美国社会学者罗斯(E.A.Ross)1910年来到中国时,他这样描述了他的所见:“这片土地人口拥挤,感觉压抑,普通民众对于卫生常识一无所知”,[2]24“几千年来,生活在华南和中原的人们,稠密地聚居在乡村或围墙内的城镇中,拥挤在肮脏小巷内低矮、阴暗、通风不良的房屋中,睡在令人窒息的窄小房间内。饮用的是运河或稻田间排水沟内的脏水,吃的是变了质的猪肉、以污池中的废物为肥料的疏菜。由于人口高度密集产生的有毒物质使无数的人丧命。”[2]27城市里都没有公共用水设施。靠近河边的城市,河水就是居民的公共用水。由专门卖水的人直接将不经处理的河水用水桶挑着送到各家各户……如果河水太污浊,人们通常就用装有明矾并带有小孔的竹筒放入水中进行搅拌,等水变清流澈后再饮用。[2]5在这样卫生条件恶劣的情况下,患上传染病将是很可怕的事。譬如天花,加上大家对此都漠不关心,也不会采取隔离措施,以致疫情传染开来,结果后患无穷。[1]95 公共卫生问题是与人类社会相始终的。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在地广人稀的乡村,公共卫生问题也存在,但不很突出。在地狭人众的城市,人口密度增加,互动频率加大,公共卫生问题就凸显出来。 二、传教士的早期努力 教会医院成为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宣传、教育和开展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讲,传教士的卫生工作也是从教会医院———起初多是传教士的“家里”开始的。 在教会医院里,中国人首先学到近代卫生法则,然后再扩大至整个社会。医院的整洁有序是个人清洁的前提。为了使病人配合治疗和防止疾病流行,医生和护士要向人们宣传不要随地吐痰,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食物的重要性。一些医院还引导病人养成洗澡的习惯。 鉴于中国有大量的传染病,隔离设备显得极为重要。当时的传染隔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是纱窗的安装,用于防蚊蝇。20世纪初,公共卫生学博士巴姆(Harold Balme)所主 第27卷 第5期2006年10月 大连大学学报 J OUR NA L OF DA LI AN U NI VE RSITY Vol.27No.5 Oct.2006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我可以坦诚相见，我并不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公之于众，因为我并没有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的多，所以不需要他们的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静，并且她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如此自白，林先生的性格便跃然纸上，令人情不自禁产生这样的念头：“这定是一个率真的作家。”历来并不乏剖析中国人品性与生活习性的文章与著作，但读来或则过褒扬近乎谄媚以期宣传之效果，或则过批判近乎无情并因之令人悲悯而缺乏客观性。一本阐述中国的著作，它的价值应足以当得起阐述中国者，不能犯上述任何一点毛病。这样的作者必须立于客观的地位，其客观的程度足以领悟全部中国人民的旨趣，这样的人才不是轻易找得到的。但正如赛珍珠女士所说：可是出乎不意，与历来伟大著作的出世一样，《吾国与吾民》不期出世了。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是忠实的，毫不隐瞒一切真情的。作者以坦率幽默的笔调，睿智通达的语言娓娓道出了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状态与向往，以及中国的社会，文艺与生活情趣，并与西方人的性格，理想，生活等做了相应的广泛深入的比较。你会惊叹于作者简纯的风格，而这种简纯偏又不影响作者对真理领悟的陈览。林先生确是立于了客观的地位，无论是揭露中国的弊端，抑或是陈述其美好之处，他总是在扮演着一个叙述者的角色，但绝不只是信息的传送者，我们往往被他感染。有时，我们甚至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写的，如若是中国人，怎能这样坦诚，信实而又毫不偏颇地论述他的同胞？可细读全书，这又分明是一个中国人写的！如若不是中国人，又怎能如此富有诡辩与学识，幽默与澄明将中国人剖析的如此之深刻？每每读起林先生的文章，脑海中想到的竟是鲁迅先生，总不免要作一番对比。后者往往让人醍醐灌顶却又悲悯无奈，而前者虽平淡谦和却极具启示。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这本书是写给纯朴而忠恕的一般人的”，这也就是为何此书能够与绝大多数的读者达到认知上的共鸣与契合。这里，我仅摘录一段本书中作者关于道教的论述，供大家欣赏。“每个中国人的心头，常隐藏有内心的浮浪特性和爱好浮浪生活的癖性。生活于孔子礼教之下倘无此情感上的救济，将是不能忍受的痛苦。所以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这使你明白每一个中国人当他成功发达而得意的时候，都是孔教徒，失败的时候则都是道教徒。道家的自然主义是付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
体育器材室工作总结 作为学校的体育器材保管员,我的主要工作就就是妥善保管各种体育器材,为学校体育课教学与文体活动提供优质服务与物资保障。 1、做好器材的登记工作,对各种新进的器材,要及时准确地予以记载,对已破损的器材要及时注销,使帐物相符。 2、分类存放。按类将各种器材分类存放,以便于快捷方便地取用各种器材 3、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平时注意各种器材的使用安全,注意防火防盗防潮。发现情况及时处理,并向主管领导与有关办公室汇报。 4、对于体育课堂使用器材,及时做好记录。 5、每天认真做好器材室的清洁与器材的维护工作,保持器材室的清洁与卫生; 6、经常检查器材与设备,如有破损,应及时维修并上报体育中心主管领导,以保证教学、训练与群体活动的顺利进行; 7、不私自将器材借用或租用给她人或单位; 8 、学期结束前, 清点体育器材,回收外借器材。 一学期来,严格按照体育室的管理规定操作,全部器材完好无损。学校体育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保证体育教学、训练、竞赛正常有序地进行。 2013年7月 浅谈如何教好小学数学
甘家沟小学王彩虹 在新课改背景下,要求课堂教学要树立“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现代教育观,小学数学课堂不再就是封闭的知识集中训练营, 不再就是单纯的知识传授。因此在课堂教学中运用什么样的策略指导并开展课堂教学,对教学价值的体现,学生成长的方向,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1、在学中玩,在玩中学,通过活动激发小学生兴趣。学生只有对所学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学习中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小学数学课堂中,应采取哪些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呢?首先,巧设导入语激趣。上课伊始, 教师应根据该节课的教学内容、教材重难点,设计一段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思考探究的导人语引入新课,以激活学生学习动力, 点燃学生思维火花。其次,设计擂台赛出情趣。小学生表现欲强,爱争强好胜,喜欢受人夸奖。小学数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如能抓住小学生这一年龄特点,有意识地设计竞赛题与竞赛形式,学生会兴致盎然,热情 高涨,学习空前活跃。如把基础数学知识或口答题设计成抢答竞赛形式,把中等难度题设计成限时必答竞赛形式,把难度较大的题设计成小数奥赛形式,让学生以赛激趣,以赛促学,以赛提效。 2、充分利用教材,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教材就是落实教学大纲、实现教学计划的重要载体,也就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依据。作为一名小学数学教师,善于运用教材就是提高教学水平与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第一、领会编者意图,提高驾驭能力。就是否领会编者的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读书报告 先前从未仔细的了解过传教士，顾名思义，以为他们只是简单的来中国宣传天主教。殊不知他们是如何宣传的，又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怎样重大的影响。读罢此书，传教士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从富有宗教气质的高僧转而成了“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 起初的传教士，他们的行为虽然或多或少的干涉了我国的文化，也曾为了让当时的中国百姓接受他的科学而私自将地图上英国的本初子午线划到了中国等等，但他们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如利玛窦，他搜集了中国的历史、地理、政界内情、儒家思想、宗教伦理、文化艺术、风俗习惯和物产情况，由此编写了《中国书简》，传播到了意大利，对中外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他们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国门，让当时只知道科举的文人接触了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天文学、并工学、数学和地理学，虽说他们的传播有一定的缺陷与保留，但对于丰富中国的文化是有一定贡献的。 传教士传教的手段十分多样，比如他们在医疗事业、慈幼事业、救济事业方面借助“帮助”弱小的名义传播基督教。 1983年，美国派遣第一个传教医生伯驾来到中国，他的办法是为病人施行手术前把基督教传教的小册子送给患者，向他传教，动完手术后继续向病人传教。到1900年，分布在广东、广西、浙江、江苏等地已有传教会所属的医院四十余所。一方面传教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学技术引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这些医院、诊所对中国医生极为苛刻，引起了国人的不满。 三者当中最令我气愤的是所谓的慈幼事业其实充满了恶行。多灾多难的旧社会人民迷信落后，尤其是遇到灾荒时，往往对生下的儿女进行抛弃，有些不忍心的母亲就把孩子送进了育婴堂。上海、天津、南昌、青岛等众多地方都分布着育婴堂或孤儿院。但是，育婴堂并非婴儿的福地，基础设施的缺陷加上里面年轻的嬷嬷缺乏耐心、爱心和知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一旦发生大量死亡事件，他们还会掩盖实情。即便幸存下来了，也是噩梦般的生活。例如书中提到宁波的伯特利孤儿院，除了接受宗教灌输以外，孤儿们十岁以下就要糊火柴匣和编制渔网，十岁以上要刮麻、打麻帽和编织毛线。长得好的有才华的孤儿就用来为外宾表演，被修女们作为摇钱树，从而受到好一点的待遇。反之，其他婴儿穿着破烂，营养不良，经常挨打。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宗教招贴画。修女们利用这个告诉孩子，听话的升到天堂享福，不听话的被魔鬼拉入地狱。阴森的图画我一想到就觉得毛骨悚然，更别提这会给幼小的心灵蒙上怎样一层恐怖的阴影！ 更过分的是，传教士还试图参与我国的内政。尽管当时的皇上极力阻止，还是挡不住少部分传教士的秘密活动。他们在鸦片战争时的所做所为更是令人发指。传教士一方面鼓动英国政府适用武力作为内奸为英军提供情报担任翻译；一方面有向中国大念和平经，要林则徐停止反抗。郭实腊就是其中之一的翻译官，当百姓反对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他就装出热爱和平的样子去欺骗百姓。一句“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郭实腊被百姓问的无以回答，以至恼羞成怒只是英军对当死的老百姓实习残酷的屠杀。此刻，他们“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的面目一览无余。但是此时传教士的分布已经很广泛了，再加上鸦片战争这个背景，想要将他们赶出国门已然成为不可能。更糟糕的是，传教士还对《南京条约》的签订发挥了很大作用，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班封建社会。 随着更多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还想方设法的把“传教宽容条款”塞进了不平等条约，变得更加猖狂。他们甚至肆意捏造事实，将许多居民赶出，通过强词夺理逼迫当地政府的方式将他们的房子据为己有。此外洪秀全领导的愚昧迷信的太平天国起义也和传教士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洪秀全在走出考棚后没有收到传教士给他的《劝世良言》，绝不会有这么愚昧的起义活动。 读完这本书，才发现中国的屈辱史上传教士“功不可没”。虽然传教士促进了我国与外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 吾国与吾民读后感（一） 在选课的时候我和同学一起选了现当代文学赏析这门课程，之后又听其他同学说这个老师是一位非常有趣同样也是一位非常有个性的老师，因为这个缘故，在老师的作业要求下，我选择了这部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 林语堂先生本名叫林和乐，是福建龙溪人，他是中国现代着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吾国与吾民》是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的。在林语堂老先生的作品中有很多非常着名的，有《生活的艺术》《我的话》《苏东坡传》等等。 《吾国与吾民》一书由称作为《中国人》，很清楚的让人从字面就可以理解到一些意思，另外它还有一个英文书名是“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这部书不仅仅是林语堂先生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中国出现危机，中国人民慢慢的变得麻木，对于国家的发展显得无所适从，林语堂作为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又以崭新的理论，探究了潜在和必然的希望，断言了中国是伟大而不会轻易分解的。在当时的中国发展之下，有许许多多的中国青年对于中国的发展阐述了诸多观点，但是往往都是一些局限于表面的事物。而林语堂先生林
语堂用一种客观而冷静的态度勾勒当时的中国，用含蓄的口吻道出中国人性格养成的历程，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国情，冷静的解决问题。 《吾国与吾民》这一本书全书共分十章，分别为中国人民、中国人之德性、中国人的心灵、人生之理想、妇女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文学生活、艺术家生活、生活的艺术、中日战争之我见，在每一章中都具体描写了中国事物的发展，点点滴滴的文字中都透露了作者渴望救国，深切爱国的感情。在《中国人的性格》这一章中，林语堂先生写出了中国的特点，他有力批判性的文字写出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腐败的所在，而不是官方，或许只有身处其境，才能明白林语堂的一番心思。从历代以来，中国沦为封建社会，历代的领导者很多都是消极迂腐，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使得中国人也变得消极避世，成为侵略者眼中的羔羊，林语堂对这些社会残留的问题都进行了分析解释。 在林语堂的书中可以找到这样的一句话“我能坦白地直陈一切，因为我心目中的祖国，内省而不疚，无愧于人。我甚能暴呈她的一切困扰担忧，因为我未尝放弃我的希望，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无需乎他们的粉饰。她将调整她自己，一如过去历史上所昭示吾人者。”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林语堂先生是多么的热爱祖国，但是他不是溺爱，而是勇于对批判，从多方面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中国。 而如今，几十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中国早已不是那个受侵略严重的社会了，中国进步了，人们的思想也得到了大大的解放，但是仔细想想，我们的社会真的是没有暴力，没有侵略的完美社会吗？不是
体育器材室工作总结 第六实验学校20XX-20XX第二学期 为了加强对我校体育设施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发展我校体育事业，增强我校师生员工体质，进一步提高体育器材的使用效率，在新学期更好地工作，现将体育器材室在这学期的主要工作作一些总结。 一、建好体育器材室，为各项体育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条件。 二、体育器材室是教师、学生进行各项体育活动所需的器材存放处，是体育课及课外体育活动进行身体练习的主要。配置必要的器材和设备，确保学校正常体育课及体育活动，为学生进行各项体育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做好器材的登记工作，对各种新进的器材，要及时准确地予以记载，对已破损的器材要及时注销，使帐物相符。 四、分类存放。按类将各种器材分类存放，以便于快捷方便地取用各种器材 五、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平时注意各种器材的使用安全，注意防火防盗防潮。 六、对于学生课堂使用器材，及时做好记录。 七、教师上课所用器材需办理登记手续课后按数按量归还放回原处。
八、课余时间需用器材应办理借出手续并按时送还如有遗失损坏追查责任按价赔偿。 九、对学校的各种体育器材能做到每期全面查点一次并逐年购置和自查按上级规定的器材要求达标。 十、做到不定期的对体育室进行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整洁。 十一、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充实校园体育文化。我们先后组织了运动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一至六年级跳短绳达标赛、一至六级跳长绳比赛等体育活动，各种体育活动的开展，丰富了在校的课余活动内容，并使学生在校期间的体育活动得到了保障。 虽然我们做了一些工作，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不可能是完美的，肯定有存在不足的地方，今后我们将我们改进管理方法，使管理更规范。 伊宁市第十学区20XX-20XX学年 为了加强对我校体育设施的科学与规范化管理，发展我校体育事业，增强我校师生员工体质，在上级领导的安排指导下,顺利的完成了工作,为今后更好的完善管理体育器材,进一步提高体育器材的使用效率，更好的开展工作,现就本学期的工作进行总结 1、学校各项体育器材,分类摆放,造册登记管理。 2、教师上课所用器材,需办理登记手续,课后按数按量
传教士与晚清时期西方近代教育的传入.txt大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需要不停地做出选择；而小人物的悲哀在于他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男人因沧桑而成熟，女人因成熟而沧桑。男人有了烟，有了酒，也就有了故事；女人有了钱，有了资色，也就有了悲剧。教育理论与实践10中国电力教育2009年3月上总第132期晚清时期，传教士为了以教育达到传教目的，不遗余力地将西方现代教育引入中国。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教育，宣传鼓吹西方教育制度，并且通过教会学校和参与洋务教育的机会将西方教育模式引入中国。一、办教会学校，翻版西方教育模式无论英美，基督教会在教育的开办上一直占着主要的位置。在 19 世纪，英美学校中已经开始教授科学课程，到19 世纪中期，西方已经有了一批大学在教学内容、管理体制、教学水平上具有了世界领先水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西方教育中开始普遍重视当时的科学研究成果，教学内容更丰富，教育观念更进步，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教学注重实物教学和科学实验、启发和引导，反对灌输和体罚，德智体美并重。这些在传教士按照母国的教育在华办教会学校时，都不自觉地移植到中国的土地上，使教会学校成为传教士宣传鼓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优越性的实例。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教育事业本身的发展规律，教会学校逐渐走向了世俗化和本土化，开始在中国的教育领域发挥其作为教育机构的功能。鉴于洋务运动时期对西学和新式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与之强烈对比的巨大空白，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第一批西学人才的养成所，当洋务教育兴办新式学堂时，教会学校发挥了其示范作用。1.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和外语课程，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提供参照教会学校最早开设自然科学课程。以狄考文主持的 1876年的山东登州文会馆从第一年就开始有笔算数学，到第九年就已经涉及到微积分；对比洋务教育中新式学堂尤其是领头雁京师同文馆的八年课程表，发现从第四年开始数学和代数学的教授，第五年讲授格物，讲解《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第六年讲授微积分、航海测算，到七八年已经涉及到化学和天文测算。由此可见，西方科学课程已经被引入中国，成为洋务学堂课程设置的参照物，体现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是西方近代教育的中国版。①教会学校普遍重视外语和科学课程，弥补中国传统教育中自然科学知识和教育的缺陷，满足了洋务事业对新式人才的需求，教会学校也是以此作为吸引学生的手段，间接地满足洋务教育对外语人才的需求。2.教会学校展示全新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管理形式，为洋务学堂管理提供样板中国传统教育的弊病就是对学生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扼杀，学生实践能力差。教会学校则与之相反，教学方法比较科学。比如，讲生理课时有人体结构标本，植物课有各类模型，先说现象再叙原理。同文馆的学生还经常作一些基本的化学和物理实验，学馆要求学生参与译书，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医学教习德贞也经常让学生到医院实习。教学一般都从学生实际水平出发，循序渐进进行教学。实行的选课与学分制，近代科学的教学考核和课程设置制度，教学中还注重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参加班级管理，倡导自由独立。同时是中国传统教育所不具备的，这些都保证了教会教育的教学质量。教会学校中，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平等，体育和美育颇受重视，开当时新型学校风气之先，这些方面亦对洋务学堂有影响。比如福州船政学堂曾购买了一些秋千、皮球等体育用品，供学生进行体育活动，甚至连学堂监督也和学生一起荡秋千、踢皮球、打燕子，这是旧式学堂闻所未闻的。②3.教会学校的留学现象间接促进洋务教育留学中国近代的留学潮在教会学校中开始传播。而中国官方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赴美留学的派遣，大都和传教士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1872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官费留学生的派遣与容闳的努力分不开。而追本溯源，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奠定了容闳一生思想的基础。中国近代女子留学第一人金雅妹亦是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出国门，成为我国近代妇女界第一位女大学医学毕业生。柯金英和石美玉也是在传教士的资助下赴美留学的，都学有所成。早期近代留学生主要是教会学校的学生，或传教士收养的穷孩子，而晚清派出的首批留学生虽然与传教士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传教士对近代留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教会学校是从传教的需要出发，但客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