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袁伟时
21世纪的中国人，面对的是顺之者昌、逆之者困的全球化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进入了关键时刻。在这个年代，决定公民和国家发展成败利钝的最重要条件是公民一举一动无不受其制约的制度环境；但公民的心智状态对自己乃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十分巨大。
20世纪70年代末，在经历了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史无前例的三大灾难后，人们沉痛地发觉，这些灾难的根源之一是：“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20多年过去了，偶然翻阅一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的青少年还在继续吃狼奶！这突出表现在我们的教科书在论述近代中国与外国和外国人的关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自我反省的精神。
正确处理国际关系，是完成现代化这个历史重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外交政策总的说来是比较理性的。如果我们的学校通过教科书不断向小公民进行非理性的鼓动，与正确的抉择背道而驰，说不定那一天一定会尝到无法预料的苦果。
为了现代化顺利进行，现在是正视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时候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请从几个具体的历史事件谈起。
火烧圆明园是不是不可避免的？
火烧圆明园是英法侵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也是中国人民心头无法磨灭的创伤。这一事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恶果之一。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的《中国历史》第三册，是被普遍采用的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它是这样评述这次战争的：
1．关于战争起因：这部教科书写道：“1856年3月，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潜入广西西林地区胡作非为，被当地官吏处死。这就是所谓的…马神甫事件?。后来，法国以此为借口，伙同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同年10月，广州水师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缉捕了海盗和水手。英国领事无端干涉，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要求中国方面释放被捕的人，并向英方赔礼道歉。两广总督叶名琛怕事态扩大，释放了被捕的水手，但拒绝道歉。这就是所谓的…亚罗号事件?。1856年10月，英国首先挑起战争，炮轰广州，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
这里说的亚罗号事件大体符合历史事实。至于杀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Chapdelaine），至今仍是一笔糊涂帐。马氏是1856年2月29日被广西西林代理知县张鸣凤所杀的。直至法国公使查问，张鸣凤仍然矢口否认，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致使广西按察使和两广总督到了1858年初还信以为真，据此回答法国法国公使和上奏朝廷。[2]1844年10月订立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只准在五口通商的双方“议定界址内”活动，“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3]马氏1842年起，便到西林传教，《黄埔条约》订立后仍不离开，这是违反条约的错误行为。但把他处死，显然是西林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违反了应把拘捕的法国人解送领事的条约义务。直至现在人们仍无法确定马氏确有该处死刑的哪些犯罪行为。[4]按照程序正义优先的法学观点，中方无疑理亏。教科书对此事的评述是不准确的。
还要指出，这些都不过是导火线。教科书只字不提引发这次战争的两条根本原因：一是英国政府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江宁条约》的规定，其中重要一点是让英国官员和商人可以自由进入广州城。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唯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丧权辱国！二是《望厦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
派员公平酌办。”《黄埔条约》亦规定：“若有应行更易章程条款之处……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修改有关的通商条款，本属平常外交事务，折冲樽俎，总比兵戎相见好得多；清政府也一再拖延，加深了双方的矛盾。
关于挑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当时的有识之士就有所反思。深悉内情的薛福成沉痛地说：“英人初志在得入城见大吏，借以通隔阂、驭商民，乃粤民一激再激，叶相(叶名琛)复一误再误，使拱手而有粤城……益知中国易与，遂纠法、俄、美三国兵船北上，驶入大沽，阻我海运，立约而还……粤民激于前此大府议和之愤，万众一辞，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为快，屡请屡拒，纷纭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约，皆成于此，由今观之，甚无谓也。”[5]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冯桂芬、郭嵩焘等人屡以“勿以小嫌酿大衅”相告诫，其中就包含了以广州反入城斗争为开端的惨痛教训。不讲广州的反入城，这次战争的爆发就不可能讲清。19世纪的一些中国人对此已经有所认识，21世纪的中国教科书却仍然视而不见，可谓咄咄怪事！
同属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比大陆的编得高明。它把这次战争的起因归结为四点：1，外人入城问题。2，续修条约问题。3，阿罗号船事件。4，马赖神父事件。[6]这样说符合历史实际，无损中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年轻一代学会冷静地分析历史问题，显示出编者是合格的历史学家。香港的教科书不难找到，按常理大陆的编者应该看过。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不向这些本国的同行学习呢？
2．关于战争过程。1858年，在大沽被占，英法侵略者兵临天津城下，英法俄美等国先后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虽然丧失了不少利权，问题总算有个着落，双方还议定翌年在北京互换批准书，彻底完成法定程序。如果照双方的协议办理，导致火烧圆明园的英法联军再一次入侵完全可以避免。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纯属程序性的最后一步还会节外生枝，招来更大灾祸！教科书是这样写的：“1859年，英国公使和法国公使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准备进京换约。清政府指定换约代表由北塘登陆，经天津至北京，并要求各兵船武装人员不得登岸。英法公使却仗恃武力，坚持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他们蛮横地率舰队闯入大沽口。防守大沽炮台的士兵开炮打击入侵者。炮弹准确地落在侵略军的军舰上，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其余三艘挂起白旗逃跑了。在炮战的同时，侵略军900人企图登陆，也被打退。侵略军死伤几百人。大沽一带人民冒着枪林弹雨，给战士送饼送面，表现了高度的爱国热情。”[7]在编者笔下，这是一曲爱国英雄进行曲，主角是士兵和普通百姓。可是，稍加推敲，便破绽百出。
从后果看，这一仗显然打错了。翌年，英法联军再次入侵，招致北京被占；圆明园被烧。续订《北京条约》，不但规定原订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还招来其他新损失：对英法的赔款分别由四百万两和二百万两一律增至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司；允许法籍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为日后连绵不断的教案种下祸根。如果不打，不是对中国更有利吗？
于是，人们理所当然应该追问：公使走那条路进京，真有那么重要，乃致不惜一战？双方意见分歧有没有认真交涉？真的是士兵自行开炮还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前者，这是触犯军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大罪，还是爱国英雄的义举？如属后者，是谁胡作非为？
复按史实，这根本不是什么爱国英雄的壮举，而是愚昧的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亲王犯下的大罪；而且分歧不是教科书说的走那条路进京，而是要英法使者绕个大弯进天津。当时在僧王幕下的郭嵩焘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记录：1859年4月10日“怡亲王至营……言奉旨密商一语：如夷人入口不依规矩，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予曰：凡事须是名正言顺，须缓缓商之。怡邸憒憒可笑。僧邸商酌再三，欲令其由北塘入口，绕道至天津……辩论再三始定局，附片奏明。”[8]《北京条约》订立后，他更具体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夷祸成于僧邸之诱击。去岁之役，先后奉诏旨十余，饬令迎出拦江沙外晓谕。洎夷船入内河九日，僧邸
不一遣使往谕。去衣冠自称乡勇，薄而击之。仆陈谏再四，又虑语言不能通晓，两上书力争。”[9]曾国藩在对他的幕僚说过：“咸丰九年，洋人来换和约，僧忠亲王诱而击沉其船，天下称快。十年，夷人复至……京师不守，几丧天下。某谓僧邸此败，义当杀身以谢天下矣，”[10]他们说的情况，同当时在现场的英国公使卜鲁斯的报告如出一辙。英法军舰6月16日已经到达，直到25日早晨才接到直隶总督恒福的照会，而当时军事行动已经开始。[11]这些史料可以归纳为这么几点：
1．咸丰皇帝决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让官兵假扮乡勇，“悄悄”袭击洋鬼子。同时，他又十余次下令，要先“晓谕”洋人，先礼后兵。
2．僧格林沁忠实执行了“悄悄击之”的旨意；但没有事先晓谕；也坚决拒绝手下大臣的劝阻；并且是要洋人从北塘登陆，绕道至天津的设计者。
3．对这一丧权辱国的横祸，以曾国藩、郭嵩焘、吴汝纶等为代表（还包括李鸿章、冯桂芬等人）的比较清醒的官僚和士绅，已经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讽喻。
令人震惊的是：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们的教科书编撰者，仍然按咸丰皇帝和僧格林沁的调子唱歌，不同之处仅在把“乡勇”换成“士兵”！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火烧圆明园是不是可以避免的问题了。面对咄咄逼人的强敌，作为弱势的大清帝国一方，明智的选择是严格执行现有条约，避免与之正面冲突，争取时间，改革和发展自己。而当时的政府和士绅，完全被极端愚昧的情绪支配，在小事上制造违约的蠢行，结果酿成大祸。如果清政府决策层和有关的地方督抚不是那么愚昧，这场灾祸是可以避免的。可是，朝野上下的认识水平和专制的决策程序，是历史的积澱，不是朝夕所能改变的；侵略者的本性又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成为文明之师；于是，这场灾祸又是难以避免的。
是爱国壮举还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再来看看教科书的作者对义和团事件的评述吧！
教科书正确揭露了“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时候……（俄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大屠杀惨案。俄国军队还强占了中国江东六十四屯，残酷屠杀当地居民。”[12]此外的论述只能说是错误连篇。
1．教科书没有只字提及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和盲目排斥外国人以及外来文化的极端愚昧的行为。义和团毁电线、毁学校、拆铁路、烧洋货、杀洋人和与外国人及外国文化有点关系的中国人……凡沾点洋气的物和人，必彻底消灭而后快。即使义和团真的立下了“扶清灭洋”的伟大功勋，也不能回避它的这些反文明、犯人类的错误，何况正是这些罪恶行径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也是中国人不能忘记的国耻。而我们的少年儿童必读的教科书却偏偏闭口不谈。
教科书也谈到拆毁铁路。它是怎么说的呢？“1900年6月……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北京进犯。义和团拆毁从天津到北京的铁道，奋起狙击侵略军。侵略军在廊坊一带被义和团包围，死伤多人，狼狈逃回天津。”[13]如此说来，拆毁铁路不过是抵抗侵略者迫不得已的措施。实际情况怎样？
1900年5月28日（阴历五月初一），直隶总督裕禄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二十九夜（5月27日）先闻涿州至琉璃河一带猝被拳匪将铁路焚毁，讵今早由琉璃河至长辛店一百余里沿途铁道车站桥梁并局所洋房，均有拳匪蜂起焚烧”。[14]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告急：“刻下电线又阻……至长辛店线阻，由琉璃河至涿州线，被匪徒砍断，所有电均被阻滞。”[15]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
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2．教科书也没有谴责清政府高级官员及义和团乱杀无辜，烧杀抢掠的野蛮、残忍的罪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西巡抚毓贤的作为。六月初一（6月27日），他将太原洋人办的医院烧掉，同时“将省中洋人，誘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居多……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拼力抗拒，奴才（毓贤自称）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口，及同恶相济的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寿阳县秦锡圭拏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16]当时的报刊还报道：“寓晋西人，得京师乱耗。群求毓贤保护。不料竟誘聚而歼之，且手刃数人焉。”[17]
毓贤的行为不是孤立的。这类顽固官僚趁机为非作歹的事例不胜枚举。例如，辅国公載澜是奉旨会同載勋、刚毅“统率”京津义和团的宗室，其残暴就不让毓贤：“京师乱起，載澜从拳匪入人家，大索，得毡布及他物，皆以教民论，扑杀之，虽宗室大臣不免”。[18]
再看看义和团的所作所为吧。前人早已指出，不能把所有参加义和团的民众都视为匪徒，他们不少是盲从的愚民；但混迹其间的确实不少是土匪和流氓。总计在义和团事件中，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儿童53名。[19]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难于数计，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5700余人被杀。
[20]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21]“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22]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23]
“受害最烈”[24]的北京，究竟杀了多少无辜同胞，是一笔没有算清的糊涂帐。当时有关人士留下不少实录，让我们看看其中的片断吧：1900年6月16日“是日九点中，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药房，延烧粮食店、灯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息。匪禁水会救火”。[25]这个京师最繁华的地区于是毁于一旦。6月18日“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26]总的说来，“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27]这是所谓义和团“革命”的后果之一。
开头，民众与传教士和教民的矛盾令人同情；可是，他们后来的作为远远超过与外来宗教矛盾的界线。后来有的人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革命”，表现了急于歌颂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可贵热情，体现了20世纪中国革命对中国知识阶层观念的冲击。但严格从学术角度去考察，这不过是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大灾祸罢了。
3．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
没有慈禧的愚昧至极的专制统治，就不会发生义和团事件那么巨大的国家灾难。翻开历史，民间落后的文化现象和各种结社，所在皆有。只要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一旦政府官员乃至最高统治者冀图利用它们，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甚至国家灾难就会接踵而至。
“刀枪不入”、“神仙下凡”，甚至把孙悟空、二郎神等小说中的人物当真之类的鬼话，源远流长，是中国文化小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异想天开把这些胡言乱语作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依据，除了体现最高统治者及决策层极端愚昧之外，也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本性。义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其用以惑人者，谓能避枪炮。然迭与乡团、教民、兵役格斗，一遇枪炮，辄伤毙多人，瓦解鼠窜……其藉以动人者，谓图灭洋教。然上年春夏间，在曹州、济宁各属，掠教民一千一百余家，并掠及平民二百余家。秋冬间在东阳、济南各属，掠教民六百
余家，亦掠及平民百余家。内多掳架勒赎之案，直与盗匪无异。故教民既被其殃，而平民亦多受其害。”[28]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为了决定和战大计，从1900年6月16日开始，慈禧一连四天召集王大臣六部九卿开御前会议。在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人先后提出不能听信邪术、不可围攻使馆、不能主动对外宣战。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袁昶和许景澄在两人联名的奏摺中写道：“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搆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死报复……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29]慈禧不但不接纳这些浅显的常识，而且大发专制淫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
同时，包括毓贤杀洋人在内的罪行，大都发生在6月21日下诏与各国宣战、6月24日命各省督抚杀洋人以后。首犯是慈禧，毓贤、载漪等人不过是凶狠的执行者。
避而不谈这些历史事实实质是掩盖了专制统治者的罪恶。这是极端不严肃的。
4．教科书对一些史料的运用也很不严肃。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孩童个个拿起刀，保国逞英雄。”教科书以突出位置刊载了这一歌谣，说是“义和团歌谣”[30]。可是，笔者孤陋寡闻，读过的现存义和团传单、揭帖等书面材料中找不到可以作为根据的史料。[31]而后来调查的所谓口头传说，往往是后人加工乃至创造的，根本不足为凭。这首歌谣中的“遍地红”、“保国逞英雄”这样的语汇，从思想到用语都与现存文献不符，倒很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儿童团的歌谣。
教科书又说：“北京东单西裱胡同有座于谦庙。为了学习于谦的爱国精神，1900年4月，义和团进城后，把神坛设在这里。”[32]一切学术观点都应拒绝牵强附会，经得起反驳。载漪、载澜等祸国殃民的满清权贵家里都设有义和团神坛，这又是向他们学习什么？
在我国，除了上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外，还有一套可供选用的沿海地区教材。号称沿海版，应该与蓬勃开放的经济相适应，说得全面和理性一些吧？可是，这两套书的基本观点完全一致，也是毫无自我批评精神，有的地方史实错误更严重，是非观念更加糊涂。例如，对义和团事件的论述，它增加了这么两句话：“6月中旬以后，义和团群众开始围攻侵略者据点西什库教堂和外国使馆区。清政府却暗中派人给被围困的侵略者送去粮食、蔬菜、酒、水果等，表示慰问。”[33]每句话都错得一塌糊涂！
先看第一句。首先要问：西库什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义和团暴乱期间，从1900年6月13日起几天内就将北京大部分教堂和洋楼烧毁，连带烧掉数千家民居和商店，劫余的西库什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聚集了大批逃生的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这个教堂的逃生者，在清政府不能维持正常社会秩序的情况下，固守反抗屠杀，于理于法都无可指责。说这个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其次，围攻东交民巷是奉慈禧的旨意；主力是董福祥的甘军和荣禄的武卫中军；义和团则是助纣为虐。含糊其词，彷佛此举是义和团自发的爱国义举，不但歪曲了历史真相，也掩盖了清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再次，对西库什教堂和使馆区的进攻，充分体现了专制统治者极端愚昧无知和残暴；时至20世纪90年代仍然正面予以肯定，不但是对国际法的无知，且已沦为对国耻的颂扬，也忘记了“反对封建专制”的责任！
再看第二句。清政府确实曾派人给被围困的外国使馆送过生活日用品。这是奉旨公开进行的，说是“暗中”于史无据。当时，清政府内部比较清醒的大臣一再上奏，要求按照国际惯例保护外国外交人员和外国人；东南各省的督抚甚至公开声明不再承认慈禧6月21日宣战后的“伪
诏”。迫于这些压力，加上她色厉内荏，要预留“转圜”余地，不得不作出这样的姿态。不管是真是假，这是清政府内部理性尚未完全泯灭的表现。把它与义和团的行动对举而意含贬损，显然是很不恰当的。
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34]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
出现这些现象与中国长期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遇息息相关。
西方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行程。伴之而生的是天朝大国的表象破裂；大量民众在生死线上挣扎。这个状况迟迟不能改变的原因何在？如果有人说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太凶狠了；这等于什么都没有说。经过长期、复杂、反复的博弈过程，在国际关系中可以逐步建立比较合乎多数人和多数国家长远利益的“正义”秩序。当这个状况尚未出现以前，不会有救世主从天而降，慷慨代你维护国家利益。问题只能归结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才能走出困境？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唯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成败的关键在国内的改革。这是一个社会运行机制的全面改造过程。对那些文化自成体系，而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的国家说来，这是十分艰难的过程。以中国来说，从鸦片战争算起至20世纪初实行新政，仅是辩论要不要改革就整整花掉六十年！至于改革取向，包括是通过革命手段还是通过渐进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如此等等，更是头绪繁复，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不过，有一条是肯定无疑的：必须千方百计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如果此说大致不差，回头再看义和团，对内，它是与社会前进方向背道而驰的反动事件。对外，乱杀洋人不但是反人道、反文明的罪行，也是极端愚蠢危害中国自身利益的暴行。
有个流行多年为义和团事件辩护的论断：义和团避免了中国被瓜分。这是远离历史真实的诡辩。早在1989年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已经详尽地驳斥了这一诡辩。[35]不但4亿5千万两赔款（相当于当年将近6年的全国财政收入）像一支巨大的吸血管插进中国人的胸膛，而且给沙俄藉口，趁机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64屯惨案，7千多中国人被杀，江东领土全被吞没，大量俄军进占东北；华北地区在战争中死伤烧杀的损失难以数计。战后的瓜分阴谋更没有停止：英军进攻西藏，占领拉萨；德国派炮舰进入洞庭湖，并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英国则相应要求租借舟山群岛作为“补偿”！人们喜欢援引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证明义和团化解了瓜分图谋。李时岳先生说得好：“瓦德西个人的观感并不能代表德国的政策，德皇一直把瓜分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上述要求…租借?洞庭湖和鄱阳湖沿岸的行动就是证明。只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瓜分才没有实行。”[36]
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问题就更加清楚。前人早已指出：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和义和团事件是一条割不断的历史链条。说的更准确一些是：甲午战争彻底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腐朽，不少知识阶层从几十年迷梦中惊醒，反思自强运动不敢触及“自由不自由”这个根本问题的错误，形成了第一次群众性启蒙运动，改革也有新进展。是学习西方彻底改革，还是固守传统，不准变革，成了中国盛衰的关键，也是解读这段历史的基本线索。不幸，体现甲午战败后的变革进程进入高潮的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标志着学西方、求变革的挫折和倒退；义和团事件不过是政变后固守传统反对变革的反动逆流的颠峰。
走出把革命粗鄙化的文化心态
2000－2001年之间，引起中国人关注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国际事件，是日本的教科书问题。一部右翼势力编纂的历史教科书掩盖历史真相，否认日本政府犯下的侵略罪行，激起包括中韩两国政府和人民在内的海内外朝野人士强烈抗议。这是伸张正义的斗争，而且这是20年间第四次了。1982、1986、1996年都曾出现新修教科书歪曲历史，一再在日本国内外激起公愤。这一日本思想文化领域的顽症，促使许多人形成一个极为深刻的印象：日本人缺乏忏悔意识。人们还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死不认罪的现象？这是不是太和民族特有的缺陷？
看看上述中国的教科书问题，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据说，日本仅2001年新编的教科书就有八套，由各校自由选用；选用日本右翼编的教科书的学校只有0.039％。
[37]而在中国，非此即彼，只能在基本观点完全一致的两套书中任择其一。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这是截然不同的。日本右翼史观的影响，业已超出选用学校的范围，绝对不能轻视。可是，两国也有共同点：社会的主流或主流文化都对自己的近代史缺乏深刻的反思。更严重的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对任何批判作为群体的中国国民或主体民族——汉族本性缺陷的努力，都十分不宽容。
不能说中国古代文献和公认的经典中没有反思自身弱点的智慧。“知耻近乎勇”、“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日三省吾身”，如此等等，催人奋进。可是，从制度层面看，社会自由探索、自我反思的机制被严酷的思想控制所取代；这些哲人智慧不但是不成系统的吉光片羽，而且成了按照恭顺臣民乃至奴才标准自我禁锢的工具！我们的祖国没有地方分权自治的传统；传统中也没有公民权利观念和相应的保障体系；更没有司法独立的传统；于是，以这些为基础的自由、民主观念和制度成了由海外传入不受欢迎的异端；社会在自由环境下不断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机制无从建立。有傲人业绩的文明古国只能眼睁睁地逐步沉沦为封闭、停滞、孱弱的东方病夫。
被侮辱被损害的屈辱，给中国人构筑了新的思想牢笼。这突出地表现在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因为“洋鬼子”是侵略者，中外矛盾，中国必对；反列强、反洋人就是爱国。从而在史料选择和运用中，不管是真是假，有利中国的就用。
正如韦伯所说，现代化是理性化。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基本观点，就应该引导中国人往这条道上走，让理性、宽容内在化，是其是，非其非，以利于各国人民和各种文化和谐共处。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能泯灭；理性地认识和化解矛盾对任何国家和企业都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一涉外就是“反帝”、“反霸”，非把事情弄砸不可。说到底，这是把革命粗鄙化的流毒；是新政权建立后，支持革命的精英没有及时将造反心态调整为执政心态的恶果。
把包括孙文在内的政治家和知识阶层异口同声称为“拳匪”的义和团提升为革命力量，也是革命鼓动的产物。陈独秀1918年底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的观点，[38]1924年，他改口称赞“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实质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识与利益”！[39]出于宣传的需要，40年代更把马克思主义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造反有理！”。流风所至，有些史家竟不惜把历史降格为宣传某种口号的工具。
这些宣传也许对鼓动人们参加革命有些作用。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策略性的利用。在社会领域，只有引发制度变革的行动，才称得上真正的革命。太平天国和义和团都不符合这个要求。歌颂义和团的直接恶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暴露无遗。不但女孩学“红灯照”、红卫兵火烧英国代办处，是义和团行动的翻版；“破四旧”和“反帝”、“反修”中体现的清除外来事物的疯狂，这些行动体现的内在理路，也与义和团的“灭洋”如出一辙。
为了培育理性的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以利于现代化事业，现在是纠正这些谬误的时候了。2002年6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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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1月北京版第51－52页。
[2]《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北京版第一册第167页。
[3]《国耻录——旧中国与列强不平等条约编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6页。
[4]2001年10月26日的新华网为反驳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举措，发表了《梵蒂冈册封所谓“圣人”之中国罪行录》(1)、（2），专门评述马赖的“罪行”，即使利用了可靠性应该审查的传说材料，最严重的也不过是不准教徒祭拜祖宗和与女教徒通奸；而文章也说这个地区性关系一直是比较自由的。其他如“小恩小惠收买群众”、“想方设法利用绿林扩大自己的势力”等等；前者是笑话，后者则没有实例。
[5]薛福成：《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薛福成选集》，2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6]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版第269－270页。
[7]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3页。
[8]《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一卷第233页。
[9]同上，第406页。
[10]《吴汝纶日记》（同治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11]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三联书店1957年北京版第650—653页。
[12]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91、92页。
[13]同上，第88－89页。
[14]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103页。
[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北京版第591－592页。
[16]《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记事》，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501－502页。
[17]《万国公报》第143卷（1900年12月）。
[18]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19]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三卷第259页。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第1491页。
[21]同上，第1640页。
[22]同上，第1074页。
[23]同上，第961页。
[24]同上，第1073－1074页。
[25]日本佐原笃介浙西沤隐同辑：《拳乱纪闻》，同上第135页。
[26]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14页。
[27]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中国史学会：《义和团》（一）第24页。
[28]《山东巡抚袁世凯摺》，《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北京版第94页。
[29]袁昶：《请速谋保护使馆维持大局疏》，《义和团》（四）第103页。
[30]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中国历史》第三册第88页。
[31]参阅陈振江等编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2]同上。
[33]九年义务教育教材（沿海地区）编写委员会编：《中国历史》第三册第5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第2版。
[34]周佳荣等编著：《会考中国历史》上册，313－320页。
[35]李时岳：《义和团运动再认识》，收入《近代史新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2－214页。
[36]同上，第213页。
[37]苏智良：《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版第193页。
[38]《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三联书店1984年北京版第292—301页。
[39]陈独秀：《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同上书（中）第575页。
原载《东方文化》2002年第6期(12/5/20022:4)
致友人：
你劝我在这个时候要策略，我非常明白。
这篇文章是在我得知“冰点”被封之前写的。然而，如果别人认为我是想投机，也无所谓，他们爱怎么看怎么看，那种造谣诬蔑，我早就习惯了。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袁伟时的文章倒是被“主流媒体”发表了，而我的文章不会被“主流媒体”发表。我不认为封“冰点”是正确的，本来应该允许辩论，既发袁伟时的文章，也发我这种观点的文章。现在的搞法，是使道理讲不清了。不过我也必须指出，“冰点”这个栏目自创办11年以来，从来也没有发表过我这种观点的文章，是和我持同样观点的人的“学术水平”都太低吗？我认为不是。至少，有很多持和我同样观点的文章的“学术水平”不低于袁伟时教授。所以，李大同先生也有必要好好反省一下，在说“有本事公开出来辩论呀，冰点照样提供版面”这个话的时候，是否真诚。另一个刚刚离开《中国青年报》的名记者李方在《凤凰周刊》发表的〈人均1000－3000美元不稳定论〉有这么一段名言：“曾经跟一个朋友聊天，我们谈到未来理想社会什么时候可望实现。当时我就跟他谈到人均GDP1000－3000美元论。我说，现在我们一千多美元，假如马上搞美国那样的大选，你认为什么人会被选出来？朋友想了想说，一定会是那种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吧！我说，你乐于接受这样的人吗？他说当然无法容忍。我说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把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坎儿熬也要熬过去的原因吧。没办法啊，这区间如果有点什么大事发生，那么得志的人几乎一定是民族主义者加民粹主义者，恐怕不是国家之福，也非民众之福。”这就是说，如果实行民主选举有可能选出他们不喜欢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强烈的人”的话，那他们“当然无法容忍”，故此他们也就不要民主了。持如此观点的人在“民主派”或“自由派”当中不占少数。请问，如果民主选举只允许选出他们喜欢的人，否则就宁可不要，这和专制有什么差别吗？我想说，这样的“民主派”或“自由派”永远不会有出息。我现在说这样的话，也许会给人“落井下石”的感觉，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但随他们说去吧。既然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比专制还让他们“无法容忍”，那即使我“策略”了，又能怎么样呢？就让他们随便说罢。我决心什么时候都说自己的话，让任何人都随便去说。祝春节快乐！
也谈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
——与袁伟时教授商榷
读了袁伟时教授2006年1月11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第一个感觉是与袁伟时教授一样，我也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实际上，从少年时起，我就不仅对于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非常不满，对于我们大学的历史教课书，乃至很多的其他文科类教科书，也非常不满。恰恰是因为这种不满，我在二十八年前考大学时，决定放弃我所喜爱的文科而报考理科。而后却因割舍不下自己的爱好而绕了个极大的圈子兜回文科来。然而，在我认真读了袁伟时教授的文章之后，我却感到，与我们的令人非常不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相比，袁伟时教授的经过精心包装的历史学观点更经不起推敲。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缺陷并不能证明袁伟时教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偏颇就是正确的。
一.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恪守了“程序正义”，火烧圆明园就一定能够避免吗？
袁伟时教授文章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如果当时的中国人不去做那些挑衅洋人的事情，火烧圆明园并不是无法避免的。比如说，在如果能够在法国马赖神父的问题上“程序正义优先”的话；比如说，当时的中国人像现在的中国人一样高高兴兴地欢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的话；比如说，当时允许公使愿意走哪条道就走哪条道的话；火烧圆明园就是可以避免的。顺着这条思路下来，袁伟时教授认为，义和团运动加深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如果没有义和团运动，则中国可以赢得时间。总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人不应该招惹洋人，这样就可以赢得时间，可以避免许多灾祸。
袁伟时教授在这里做的是历史的假设。有人说，历史不可假设。我说，历史确实是可以做假设的，否则，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历史中学得任何东西，历史就成了茶余饭后的一种纯粹的娱乐。然而，在作历史假设时，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第一点，我们在作了某种初始假设之后进行推演出的某种后果，只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在相同的初始假设之下，也完全有可能推演出另外一串后果来，假使当时的人们真的选择了我们的初始假设，出现的也有可能是后一串后果。第二点，要大致地猜测哪一串后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不算小，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去寻找别处发生过的，虽然不完全一样，但有类似之处的历史经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以史为鉴”。我们今天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另外的选择，但作为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当时的中国人就是选定了那么一种选择。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去假定当时的中国人做了其他选择会怎么样，那永远只是一种猜测。在历史学问题上，猜测也是人类的重要智力活动之一，但它至少还需要“以史为鉴”来补充。
当时的中国人与欧洲人交往的历史已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既定过程，我们要“以史为鉴”，就不得不寻找其他文明在与欧洲人接触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借鉴。我在这里就举一个16世纪时，印加帝国与西班牙征服者接触时的例子。当时的印加王阿达瓦尔帕在得到西班牙人正在向他的国度行进时，他决定不是消灭这些西班牙人，而是把他们接纳进来，当地的印第安人民众对于这些西班牙人也极为友善；当他回访这些西班牙人的时候，他更是把大队人马留在原地，并命令跟随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个印加王阿达瓦尔帕的做法怎么样？无论他在过去的争夺王位的战争中有多么凶暴，也无论他对于西班牙人的和平姿态中暗藏着什么心计，他在表现出来、成为历史事实的对待西班牙人的做法上，应该不是“吃狼奶长大”了的吧？应该令袁伟时教授满意了吧？然而，某些西方历史学家
认为，至少是命令自己的卫队不要携带武器这一点，是个最致命的错误。我们已经看到随之而来的是什么了：不仅仅是印加帝国的灭亡，甚至连这个种族都基本上被灭绝了。在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上一个小细节：当时的西班牙人看上去已经很讲究“程序正义”（虽然像西班牙、法国这些国家，即使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年代，也仍旧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明确的“程序正义”的概念），他们派出了一位教士，要求阿达瓦尔帕接受基督教，在阿达瓦尔帕拒绝了接受基督教之后，西班牙人才开始了屠杀。袁伟时教授也许会说：你看看，你看看，欧洲人还是很文明的嘛，你接受了基督教不就没事了吗！更何况，基督教难道不比你印加人拿活人献祭的宗教更文明吗？然而，第一，无论是当时的印加人，还是当时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到21世纪袁教授的课堂上认真接受一番改造再回去作出“正确的”选择，对于他们作出这样的要求未免太苛刻了；第二，当时如果阿达瓦尔帕接受了基督教，是否就会“没事了”，这也永远是个谜，人们可以做出自己的猜测，“没事了”至多是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第三，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经常拿现代的尺子去卡古人，如果拿现代的尺子去卡，那么，宗教信仰自由，阿达瓦尔帕不接受基督教是他的权利。当然了，仅就这个问题要扯下去还有的扯：你可以说，即使当时阿达瓦尔帕的军队携带了武器，他们也未必打得赢，他们打赢了这一次，也未必打得赢下一次，他们终归是要被灭绝的，等等。这些话也许都有道理，但无论如何，这里一切一切的底线是，印加人没有“吃狼奶”，也还是被灭绝了，“争取时间”什么的也都谈不上了，“吃狼奶”的结果也不可能比这个更坏。
其实，不仅仅是印加，在欧洲人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民族、国家，乃至文明，或者因为力量更弱，或者因为意愿更弱，对欧洲人的反抗弱于中国人，但他们并没有逃脱被奴役，乃至被灭绝的悲惨命运，这里面也包括印度。说到印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也许马上会想起圣雄甘地，并迅速地得出“英国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所以，完全可以通过非暴力运动来获得独立”这样一个时髦的观点。然而，他们往往忽略了两点：第一，在印度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没有暴力运动的发生；第二，英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日法西斯从东西两线夹击，大英帝国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时刻帝国内部再发生不测事件，才承诺印度在战后独立的，而丘吉尔先生在战后对此承诺后悔不已。脱离了这两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成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在19世纪的中国人当中，也有为袁教授所赞赏，主张“勿以小嫌酿大衅”的“有识之士”，李鸿章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以为，过去将李鸿章脸谱化，说成有意卖国当然是有问题的，但今天大行其道的“翻案文章”将李鸿章说成是救中国的大英雄则问题更大。别的问题先不论，李鸿章对于甲午战败是要负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与当时的欧美列强相抗，中国的力量确实不够，但与当时的日本相比，则中国的综合国力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当时的欧美舆论普遍认为，如果中日开战，中国不仅能够战胜，而且能够轻易战胜。然而，战争的结果却是中国的惨败。这里，我们且不论李鸿章在北洋水师腐朽的问题上负有极大的责任，且不论他在拿海军经费去讨好慈禧太后的问题上其实也负有责任，最严重的问题，恰恰就在于李鸿章是袁伟时教授的好学生，他从中日冲突的一开始，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列强的主持公道上面，根本就没有立足于打。在对外问题上，李鸿章与那位印加王差不多，是真正的一点“狼奶”都不吃的乖绵羊，结
果却遭受了如此的惨败。我认为，甲午之役，即使北洋水师的问题照旧，清政府的问题照旧，中国文明的问题照旧，只要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打，即使黄海海战败了，中国也未见得就必输。当时的李鸿章若是吃过一两口“狼奶”，中国就绝对不会输得这么惨，中国就能争取到更宽裕的时间、空间、金钱，真正像袁教授所说的那样，“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的改革和建设赢得充分的时间。”
袁伟时教授对于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的这么一段话：“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嗤之以鼻，认为义和团运动决不像瓦德西所说的那样，遏制了列强瓜分中国，而是正相反，加剧了中国被瓜分的危险性。然而，历史的事实就是，相对于那些民族、国家或文明而言，中国的“殖民地”前面，要加上个“半”字。当然，你也许会说那是西方列强争斗的结果，而不是中国人反抗之功。你可以那么说，但如果我说中国人的反抗在里面是起了作用的，你也绝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说明我的看法就没有道理。
那么，有没有因为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与欧美列强的强烈冲突，从而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呢？确实也有，比如说日本。但我认为，这与其说是日本人到过袁教授的课堂接受过改造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因地缘或其他一些原因而来的幸运，因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日本决不是一点不吃“狼奶”的。
回归到“火烧圆明园”可不可以避免的话题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能完全否定袁教授所说的这种可能性，然而，其他的可能性也是不能否定的。比如说，又有谁能保证，英国人绝对不会凭袁伟时教授也承认中国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的亚罗号事件一个借口就开战呢？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袁教授确实可以提出自己的猜测，但袁教授有足够的理由完全否定其他的叙述方式，乃至谩骂吗？
二. 人类历史的进步历程真的就是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法是人类文明的结晶，社会运行的规则。国际条约是有法律效力的。人们可以指责这些规则和条约是列强主导下形成的，不利于弱国和贫苦民众。人们应该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可是，在没有修改以前，我们仍然不得不遵守它，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混乱，归根到底不利于弱国和多数民众。”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大体上是适当的——同时我认为也有一定的片面性。然而，袁教授似乎忘了他是在谈历史教科书，在谈一百多年以前的那段历史。放眼到一百多年以前，甚至更久远的时期，人类历史真的可以仅仅沿着袁伟时教授所说的那么一条路进步的吗？根本不是这样。
不知道袁伟时教授翻没翻过两位赫赫有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贝京和曼
德拉的历史。1946年7月22日，这是西方历史学家们认做现代恐怖主义发端的日子。这一天，贝京在耶路撒冷的大卫王饭店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爆炸，炸死91人，其中有70名英国人，还有许多犹太人，以及一些阿拉伯人。曼德拉呢？他于1961年6月创建非国大军事组织“民族之矛”，并自任总司令。几十年后，贝京以及其他一些和他具有同样背景的通缉犯成为了以色列国的多届总理，不仅
成为美国政府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包括曾经通缉和逮捕过他们的英国政府的座上宾，而且成为它们最亲密的盟友；曼德拉则成为全世界，包括西方世界的和平、民主、自由的象征。
我之所以要提出这样两段历史，就是想告诉我们的年轻人，人类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也许不尽像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说的那样，但也并不像袁教授说的那么简单，袁教授所说的进步道路并不总是行得通的。如果袁教授所说的道路在历史上总是行得通，那么，姑且不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20世纪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也当被归入愚昧无知，开历史倒车，“反文明、反人类”的“暴民义和团”——当时的这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为什么没有“不断批判和揭露它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在没有修改以前”，还是“遵守它”，却是揭竿而起呢？我们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历史吗？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如果说，我们今天真的到了可以通过不断批判和揭露列强主导下形成现存的规则和条约的谬误，通过各种力量的博弈，形成新的规则，修订新的条约的时代，那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由于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的先驱者在我们之前走过了一条光荣的荆棘路，我们才有了今天。具体到中国，我前面说袁伟时教授的“这段话如果应用于当下中国与列强的关系，也许是适当的”，至少原因之一也是叨无数先驱者的光，我们今天相对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而言是强大多了。要是从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每一个人都对袁伟时教授的历史观深信不疑，恐怕我们今天整个人类都还会停留在两三千年以前的奴隶制社会。
如此轻佻地对历史上的先驱者进行评论，如此轻佻地总结历史，则作为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认真的学者是不适宜的，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不适宜的。遗憾的是，这样的轻佻在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中似乎成了一种时髦，并常常被同样轻佻的大众传媒恶炒。
三. 在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强调了“学习”就应该完全否定“反抗”吗？
袁伟时教授在文章中说：“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当时在五口通商的其他四口尽管也有过大小不一的纠纷，但都一一化解，没有酿成巨祸。惟独在广州，却惊动朝野上下，闹得天翻地覆，开各地反入城斗争的先河，历时十多年无法解决，直至兵戎相见。”我不知道袁教授所说的“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句话究竟指的是“现在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还是“当时让洋人进城，现在看来，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如果是前者，那是当然：现在的洋人是在我们允许的前提条件之下，或来旅游，或来做生意，或来学习，或来公干，或来生活和居住，总而言之，是我们允许他们来，甚至是请他们来的。如果是后者——从上下文看恰恰是后者，那就只是袁伟时教授本人的观点，而且我认为这样的观点不应出自一个理应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的教授之口。为什么？这道理太简单了：因为那时候的洋人首先是作为毒贩子和强盗打进门来的，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允许他们
来，更没有欢迎他们来；就算是那些商人和传教士，也是仗着毒贩子和强盗闯进来的。毒贩子和强盗强闯进你的家门，你却无法阻挡他们，这就意味着你已经沦落到完全不能保护自己，自由乃至生存都已落入他人之手的被奴役的处境，这怎么能说“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呢？用我们看现在洋人进城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洋人进城，然后去责骂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我们今天的开放胸襟，这不是太荒唐了吗？以这样混乱的逻辑去教育我们的青少年，那才是真正的误人子弟。
鸦片战争以降，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的入侵，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承认它确实也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乃至先进的人文思想，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它带来的是屈辱、欺凌、被奴役、被屠杀，乃至生计的破产。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时的中国，从朝廷到学者到一般百姓，能够有什么样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虽然这种反应也许不是最明智的，不是当时中国人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反应却是非常自然的。我在这里不准备引用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而是引用西方史学界的名著《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晚清史》在评论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时，有这样两段话：“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但是他们很难在中国人中赢得信教者，因为中国人痛恨基督教在炮舰保护下的入侵。有些传教士对中国皈依者提供金钱补助或其他舒适环境，甚至在诉讼中也为他们的教徒向县官说情。总理衙门在一份奏章中将传教士的保护权总括为这样一句话：‘数十年来总理衙门办理教案，从未见有教士责罚教民之事。’”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一般民众对于作为外国入侵者的一员的教士、倚仗外国入侵者作威作福的教民当然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愤恨情绪，而这种愤恨情绪积累之下会爆发出来，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有可能扩展到对于无辜者的侵害。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从外交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有可能招致进一步的侵略；同时，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往往还表现为对于入侵者的先进科技乃至先进文化的弃绝，反而妨碍了被入侵的民族学习入侵者的先进科技及先进文化，从而反击侵略者的机会。这种对于外国入侵的简单的、自然的反应绝不仅仅限于义和团运动，也不仅仅限于中国，而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我们当然要从这种失误之中吸取历史教训。然而，我们不能忘记两点。第一，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当事者确实很难作出我们后人“事后诸葛亮”所能看到的最佳选择——我们自己也做不到。第二，如果我们就此而得出结论说，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失误，所以就不应该反击侵略，反击侵略就是如袁伟时教授所说的“反文明、反人类”，那么，这不仅仅从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如前所述，从策略上也未必站得住脚。
袁伟时教授对于香港的教科书相当推崇，他说：“对义和团事件和八国联军评述比较全面的同样是香港的教科书。它既谴责义和团‘大肆排外，杀教士、教民，连藏洋书、戴眼镜的人都不放过，且到处破坏，烧教堂、拆电线、毁铁路。’‘日本使馆书记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也指出‘当时联军纪律极坏，任意焚掠屠杀，其中以俄、德两国军队及英国的印度兵最为残暴。’细致分析了义和团产生的背景：1．民族情绪。2．民生困苦。3．列强侵略。4．教案频生。还全面论述了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它对当时和日后中国的深远影响。任何不抱偏见
的人都会承认，这部教科书说的是真实的历史。”香港的教科书是否就是我们应当遵照的范本另作别论，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从袁教授所引用的香港教科书的评述中得出仅仅是义和团“反文明、反人类”，而外国入侵者的“任意焚掠屠杀”就不是“反文明、反人类”这样的结论。
袁伟时教授在他的文章里还给我们开出了一个“如何面对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状况”的“药方”，那就是“海内外的经验证明：后发展国家和地区（殖民地、半殖民地）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的惟一道路，是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这个药方对不对呢？有些地方是对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确实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现代化”，才有可能改变被动挨打的局面。然而，以学习来否定反抗侵略，把反抗侵略说成是“反文明、反人类”，说成是“吃狼奶”，这就不是持平之论了。从正义与非正义的角度讲，如果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侵略只能学习不能反抗，否则就是“反文明、反人类”，那么，历史上的很多被包括西方人在内的人们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包括很多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讴歌的反侵略抗争，就都成了“反文明、反人类”了。按照这个逻辑，大概在幸存下来的人类当中是找不出不吃“狼奶”的人群了，要找只能到已经被灭绝的人群或者是绵羊群中去找了。从战略的角度讲，被侵略的国家和地区要改变不发达状况，改变被动局面，“学习”和“反抗”都是必不可少的：不学习则改变不了自己的弱小，不能做成功的反抗；而不反抗则很可能在来得及学习之前就被奴役，甚至被灭绝，完全丧失了学习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策略的角度，就是也不能忘了适当的妥协。以这样一个角度去评价义和团等近代中国人的反侵略运动，并吸取经验教训，才有可能对古人是公正的，对我们今人是有意义的。
四. 结语：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
袁伟时教授对于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采用一些有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而激奋不已，斥之为“狼奶”。我在这里要提醒袁教授，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同样没有采用许多不利于他的观点的史料。在我看来，现行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与其说是“狼奶”，不如说是中性的“清汤寡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的青少年确实不太喜欢这些教科书——不仅仅是历史教科书。我要报告给袁教授一个或许可以令他欣慰的消息：根据我们的研究，至少到了大学这个阶段，中国青年把教科书放在了他们关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信息来源的最后一位，倒数第二位是课堂老师讲授，他们的信息来源排在前面的依次是“互联网”、“报纸”、“电视”、“朋友之间口头传播”、“广播”。也就是说，即使教科书真的是“狼奶”，他们也没怎么吃，就算中学吃了一点，到了大学也吐出来了，所以袁教授根本不必担心“狼奶”会造成他所担心的种种灾难。鉴于袁伟时教授在互联网和报纸上的话语权，甚至可以说是话语霸权，他的“奶”倒是被放在了我们的青年的信息货架上最显著的位置的。至于我们的青年吃没吃他的“奶”，吃了多少，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我在最近的互联网上看到一个署名林思云的帖子，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
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我不知道袁伟时教授对于这一段话怎么看，写这段话的人是吃什么“奶”长大的？我认为，首先，据我所知，这段话没有任何现代科学的支持：很多由西方人主持的最新科学研究得出的都是与这段话相反的结论，要找这段话的“科学依据”恐怕要回到19世纪去；其次，这段话与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何其相似，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所贬低的是自己的种族，所以我称之为“逆向种族主义”。然而，在一个人气相当高的思想网站上，这样的言论受到了热烈的追捧。我认为这些人病得不轻，而这就是我们的教育——不仅仅是历史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以为，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也好，大学历史教科书也好，乃至其他一些人文、社科教科书，确实有必要容纳进更多的史料及各种不同的观点——也应包括“狼奶”，互相配合而达成一个营养丰富并非“清汤寡水”的持平，允许我们的青年在其中摄取各种各样的营养，也允许他们有自己的选择。具体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我认为把那些义和团干了不好的事情的史料放进历史教科书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但对于这些史料的解读，当然也不能只采用袁伟时教授的一家之言，也应当把别的观点放进去，由我们的青年讨论，形成他们自己独立的看法。只有这样，才能培育现代化的，具有开放心智的青年。另一方面，历史学乃至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就是很难有一个毫无争议的定论，不要说中学历史教科书，即使是大部头的历史专著，要把所有的史料和所有的观点都容纳进去，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作为教科书，对于史料和观点，在不歪曲历史的大轮廓的前提下，有其基于国家或民族的立场的取舍，也是在所难免的，这和日本右翼在历史教科书中抹杀南京大屠杀这样证据确凿的历史事实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不知袁伟时教授能否同意我的看法。
近年来中国历史教材的改革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陈其 …… 三、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通高中历史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历史课程呈现出许多不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不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问题，高中历史课程改革刻不容缓。高中历史课程必须全面发挥其教育功能，提高现代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 90年代以来，历史课程教育改革在中国进一步深入。1996年，国家教委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以下简称试验大纲）。与以往的大纲相比，试验大纲有了明显进步。比如，它提到历史学“具有认识社会和教育的功能”；对“提高国民的素质”有重要作用；有助于学生“认清世界发展进程，进一步了解国情”。基础知识方面，它强调要学生“认识近代以来世界形成统一整体的进程，近代世界格局的变化”。能力培养上“要使学生进一步掌握认识历史的方法”；思想教育方面，增添了“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和养成“改革开放意识和参与世界竞争的意识”，等等。 但是，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试验大纲的局限性开始显现，表现在：历史教育的很多功能没得到充分发掘；对学生的道德、价值观念、品格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有所忽略；忽视了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未得到充分体现，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照顾历史学科体系，对历史教学体系则考虑不足；知识点密度大、概念多、理论性偏强、难度偏高，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提到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面向培养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它还指出，素质教育的核心，是要在智育方面充分做到转变教育观念、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进一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2000年教育部制订颁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以下简称修订大纲）。这部大纲是在1996年国家教委编订的《普通高级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基础上修订而成。根据这部大纲修订的历史教科书（试验修订本）经过几年的试验，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次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相比，这部大纲在许多方面都有了新进展。首先，高中历史教学的总体目标更加全面。它规定，要“通过历史教学，使学生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提高人文素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公民”。 其次，思想教育目标的内涵得到拓展。除继续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维护民
自然辩证法 课程论文 题目：自然辩证法与中国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关系班级： 姓名： 指导老师： 2014年4月
摘要：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自然界以及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自然辩证法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学习和领会自然辩证法，对我国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重大的启示作用。科学技术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过去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的投入，现代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智力资源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性要素，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更是如此。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是发展科学技术。当前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技术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并通过它来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同步，要深入研究科技发展的内在规律，将科学技术置于社会大系统中。科技工作者要培养创新意识和能力，使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级人才培养。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科学发展观 （一）自然辩证法与中国科学技术观 自然辩证法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来考察作为客体的自然界，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以及作为中介的中国科学技术。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辨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中国科学技术观，也是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还包括各门具体科学中的重大哲学问题，其学科内容主要由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中国科学技术观、中国科学技术方法论三部份组成。其中两对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科学实践与科学认识的矛盾，贯穿自然辩证法体系的始终。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对象：自然界和中国科学技术。内容：自然观，科技观和科技研究方法论。研究自然辩证法的意义：为哲学提供理论根据，从具体科学当中汲取养料，丰富发展哲学，为哲学的具体运用，指导科学研究提供桥梁，充当中介对科技研究，将哲学的抽象理论具体化，为科技研究提供认识原则，启发人们创新思维，创新方法，运用自然辩证法的有关原理，可以使还不成熟学科继续前进，自然辩证法还充当着逻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詹家慧 290700223 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 中国正在走向现代化，近二十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的奇迹，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而当我们欣喜于现代化所带来的繁荣时，也深深体验到了现代化所带来的灾难。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这一切是有代价的，土地越来越贫瘠，淡水越来越缺，天空越来越暗，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来冷漠了，道德意识也越来越淡泊了……于是我们想到了儒家文化。很多思想家重新审视了儒家文化，逐步发现了它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走向中国现代化的中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确实如此，我认为从整体上说儒家文化对于现代化问题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一、对儒家文化的认识 儒学是中国古代一个以孔子为代表的有立场、有观点、有徒众的学术派别，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和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的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生的终极关怀。而儒家文化是在孔子的学说的基础上经过了二千五百年的不断发展变化而演变而成的中国文化。儒家文化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它统治了中国思想领域长达几千年。它有自己的完整体系，它强调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主张以仁爱为核心，包括礼、义、孝、悌、智、勇、忠、信等范畴；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崇尚自然、欣赏自然，认为万物是平等的；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主张全面发展，以整体为美。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作用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都是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继承演变发展起来的，截然割断历史的现代化是不存在的。传统儒家文化是历史积淀的结晶，她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也必然渗透到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犹如人体中的血液和水份，不是某个历史英雄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传统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是极为重要的，具体表现为： （一）儒家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稳定社会秩序。几千年来，儒家文化的这种道德规范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守礼思想虽然有不少消极因素，但也无形中教导着人们要守礼义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很多商家若坚持信誉，将货真价实，买卖公平，那么其商业命运一定不短；但商家若是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违背信誉，那么其
中国近代化历程在曲折中进行的原因探索 观看我中华历史，发现我们的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是在曲折中进行的，经过查看历史名家的论作，查看相关的资料，究其原因，感觉主要的也就下面几点。 中国的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几乎没有和世界进行技术、文化、贸易的沟通，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政府签订了卖权辱国的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而此时的封建统治者者还没有认识的改革和近代化已经势在必行了，依然以天朝帝国自居，没有清政府的最高层支持的变革是不会成功的，当时的封建势力很顽固，只是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甲午战争把这一切都毁灭了，留的只是后人的反思，和很多的爱国志士的苦思，没有很好的办法，后来又经历很多战争签订了很多的条约，直到《辛丑条约》之后才想着改革，此时已经晚了，1840年到1900年的这段时间里面，清政府外忧内患，耗尽了帝国的元气，此时的所谓的改革只是帝国灭亡之前的垂死挣扎，虽然有很多的改革是好的也引进来了很多的先进技术，但是此时的清政府手中也没有多少的权利了，主要的大权在地方的“省长”手里。中央政府已经奄奄一息了。 辛亥革命算是压死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吧。而从此以后进入中华民国时代，开始袁世凯活着的时间，地方的大员还听从他的调遣安排吧，此时外国的势力在中国很强大而袁世凯也没有能力驱除外国势力，但是袁世凯为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不能的埋没的时间，可是后来由于孙中山领导的起义也好叛乱也好，使袁世凯的政治地位的受到了威胁，所以改革和近代化的进程被迫减缓，袁世凯死了，而孙中山没有实力统治中国所以袁世凯死了，后来一直都是袁世凯的收下大将在统治中国，不是他们腐败不改革，只是没有改革的政治条件，他们整天都是在争权夺势勾心斗角，一不小心就会被弄死，还哪有心情改革，有的贵居总统但是没有军权，说话也没有分量，所以说改革推进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也是白搭的。后来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国民党和黄埔军校，他没有统一中国，蒋介石统一了中国，这个统一也只是形式上的，因地方势力还依然厉害，给袁世凯的时间差不多，后来抗战和内战，蒋介石更没有时间推进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 后来毛泽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开始的几年忙于清理国民党的残余部队统一中国，还在朝鲜和美国干了一仗，这些弄的都是正事，没有推进近代化的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后来的事情有点不堪入目了，以前封建帝国建立之后都要杀很多的功臣，人民国也不例外，国家主席被活活的饿死，知识分子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老师成了臭老九，近代化进程往后倒退了很多，这是很多人不得不承认的，后来的改革开放久了。中国也大大的推进了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如果改革开放发生在1840年左右的时间，不是1978年，我只能说中国现在绝对是世界上一流的强国。然而历史没有假设。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近代化的进程主要的是中国政府过于软弱照成的，1840年时间的清政府是有能力的进行中国近代化的历程的，但是他没，以后的政府都是力不从心。共和国虽有能力，但是的确改革开放晚了 还有的方面比较重要的是文化方面。文化我了解的不多，我看书上有说儒家文化一直认为发明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介绍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陈其余桂元 一、课时安排 依据课程标准，中国古代史在初中一年级开设，每周2课时，共70课时。上册用一学期，有35课时。新教科书实际只编写了22课，每课教学为1课时，共需22课时。其余课时由各地、各校灵活掌握，包括4节活动课和1节复习方法和技能训练课，以及讲授乡土史教材或民族史教材、校本教材等。 二、采取时序与主题相结合的体系 新教科书根据课程标准，采取时序与主题相结合的体系，即根据中国古代史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自古至今地讲述历史；同时围绕表现每一历史时段突出特征、又适合中学生特点的主题进行叙述。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古国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的连绵不断、源远流长。自夏朝以来的王朝体系，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文明连续发展的轨迹，这是一种国情。考虑到初中学生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线索还缺乏了解，不易把握纵向脉络，因此，新教科书采取了以主要朝代的兴衰更替反映时序的办法，予以弥补。 本册的四个单元，对应了课程标准中的四个主题及其内容标准。第一单元“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以后世发展的眼光来概述原始社会的历史。这样做，既有利于学生联系前后的知识，综合性的看问题，又因为侧重于文明的起源问题，其他问题可以少讲或不讲，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的负担。第二个单元“国家的产生或社会的变革”，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学科体系，回避了学术界近年来讨论比较激烈、争议比较大的社会形态的划分问题，同时又提示学生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的文明成就和社会变革。第三个单元“统一国家的建立”，侧重于秦汉统一国家建立与巩固的历史，而对于汉武帝以后西汉的发展与衰亡、东汉的兴亡等传统教科书必讲的内容，有的用楷体字简略叙述，有的干脆不涉及。第四个单元“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实际上是一个主题的两个方面。政权分立是社会分裂动荡的反映，是消极的，但分裂动荡中又包含一些积极的因素，客观上为民族交往与融合提供了土壤。从学术的角度看，这四个单元的题目，不一定能完全概括相应历史发展时期的所有特点，但它肯定注意到了如何适合学生的特点。以第四单元为例，魏晋南北朝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如门阀士族统治等，其重要程度并不亚于政权分立与民族融合，但从以前的教学情况看，像门阀士族制度一类的知识，距离学生的实际比较远。所以，尽管它们重要，在初中阶段我们还是暂不涉及。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院系：师范教育学院 专业：小学教育 班级：13级小学教育专升本（1）班学号：133160139 姓名：牛若南
论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摘要]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作为古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古代产生深远影响更对现代社会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是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本文将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浅析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继承 思想是一个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一个社会起着一定的约束力，因此思想对一个社会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中国社会传统思想主流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也深刻的影响着现代社会的文明。对一种文化或者说思想的重视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因此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集千古圣贤众多儒流于一体的历经变化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影响
1、在国际方面，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会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 2、在国内方面，儒家思想的“民为邦本”培养了当代社会人们“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对我国社会主义国家中以人为本的理念有重要指导作用。也正是儒家思想中重视人民的作用，才促使我们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中之重。 二、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经济体制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最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从孔子时的春秋战国起它支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意识形态。儒家思想在中国引起了持续不断的争论，有人说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国民意识产生了深远影响，教人以知书达理之道，有人说儒家思想毒害中国国民，使得知识分子沉迷于
中国纪录片历史
90年代之前 中国纪录片的历史是从西方国家的摄影师来中国拍新闻片开始的。19世纪末，外国摄影师拍摄了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同时又拍摄了纪录当时中国社会生活风貌的影片。以后在20世纪初拍摄了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大出丧等新闻片。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除日本摄影师拍摄了《辛亥鳞爪录》外，中国摄影师朱连奎等也拍摄了反映武昌起义的《武汉战争》，稍后一些，又拍摄了反映二次革命的《上海战争》。1918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拍摄了一些以时事和风景为内容的纪录短片：《欧战祝胜游行》、《第五次远东运动会》以及《南京名胜》、《西湖风景》等。1924年前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十分重视纪录片的拍摄。他以大元帅的名义下令有关方面给予电影摄影师黎民伟工作上的方便。黎民伟这个时期拍摄了《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等新闻片和纪录片，并在孙中山逝世后，利用已拍的材料汇编为《勋业千秋》。在这个时期，苏联摄影师布留姆等人也在中国拍摄了《伟大的飞行与中国国内战争》、《1927年的上海》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影工作者走出摄影棚，用手提摄影机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新闻纪录片，并从实际工作中培养起一批专业的新闻纪录电影工作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所属的中央电影摄影场以及西北影业公司等先后摄制了《抗战特辑》、《抗战实录》等新闻杂志片，纪录片则有《芦沟桥事变》、《空军战绩》、《松沪前线》、《湘北大捷》、《民族万岁》和《华北是我们的》等，也给中国新闻纪录电影事业带来了新的发展。
1953年7月，在北京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摄制新闻片和纪录片的专业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此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其它电影厂也拍摄一定数量的纪录像片。新闻纪录电影从业人员的数量和素质都有很大提高，并在少数民族中培养了创作人员，摄制了大量新闻片和长短纪录片。如《百万雄师下江南》、《新中国的诞生》、《红旗漫卷西风》、《抗美援朝》、《中国民族大团结》、《伟大的土地改革》、《早春》、《百万农奴站起来》、《黄河巨变》、《非洲之角》、《在激流中》、《征服世界最高峰》、《先驱者之歌》、《莫让年华付水流》、《我们看到的日本》等，其中有些曾在国内外获奖。中国第一部彩色舞台纪录片是1953年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70年代以后，电视在全国迅速发展和普及，为新闻纪录电影的播映提供了更及时的手段，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新闻纪录电影除继续在影院放映外，也大量进入了电视屏幕。 在此期间，台湾国民党系统的“中制”、“台制”和民营的公司等也拍摄了一些新闻纪录像片。较有影响的有《传统小镇──美浓》、《国剧艺术》和《龙的传人》等。香港的某些电影企业也拍摄过一些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纪录片如《惨痛的战争》等。 90年代以后
说"中"——儒家拿捏分寸的智慧与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但在实际上，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传统儒学到今天依然是作用于广大民众之间的“精魂”。儒家的“中”是一种行事方式，也不可否认，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弊病。 标签：“中”；儒家；中国现代化文化之建设 一 首先，我将从列文森尤其是余英时先生的儒家“游魂”说引出问题，认为儒家言“中”、“致中”的活“精神”仍在当今发生作用；其次，我将检讨儒家“致中”的实质及其潜藏的问题，并分别以荀子和黑格尔作对照；再次，我将简略地说明由“致中”所表现的无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在现代化文化建设中所存在的弊病。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儒家即基本上落于某种不名誉的状态。五四时期这种不名誉常常与落后、保守、反动、阻碍现代化等联系在一起，而今天，这种不名誉却是通过与时代脱节、不能因应时代的问题和要求表现出来。 无疑，将儒家的这种不名誉状态斩截得更为分明，甚至推向极端的，列文森算是其中一个。依列文森，“儒教集团在荆棘与环境下正走向崩溃，它们的鼓、锣被抛在一边，置于腐臭的杂草与废物之间。数千年来赋予孔夫子的神圣色彩消失了，而且没有人试图挽救之”。果如是，即儒家思想乃以自身之死成全了由传统到现代的过渡。 假如预认了列文森的说法，那么，我们在逻辑上也大体可以说，张之洞、康有为的“光荣而坚决的西化”，毛泽东时代儒家的“博物馆化”，当代新儒家的“玄辨化”以及当今我们儒学研究的“文章化”、“标签化”，大概都可以看做是儒学已经“死”了的一种表征。 或许，余英吋先生正是从儒学已远离传统的历史情境，“徒托空言”远胜于“见之行事”，甚至流于人们满足智商的一种谈资这一事实出发，将儒学在今天的现况以“游魂”加以描述。 列文森的儒家“博物馆化”说，在美国一出台便招致一些海外新儒家顽强而严厉的批驳，尽管列氏的分析不乏睿智。而相比之下，余英时先生的“游魂”说在大陆却有很大的影响，其间原因固然不仅仅来自余先生在学问上的声名之隆。很大程度上，“游魂”说的影响似乎主要来自一位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敏锐而坚实的观察。
高考历史备考笔记 专题五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考纲要求】1、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成就； 2、“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3、教育事业的发展。 ◇【课程标准】1、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认识科技进步在现代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2、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在贯彻“双百”方针 过程中取得的经验与教训； 3、了解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史实，理解“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的深刻 含义。 ◇【知识整合】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 ☆中国决定研制原子弹、导弹的原因 （1）国防现代化程度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影响到它的国际地位； （2）为了反对核威胁，打破核垄断。 2、科技进步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作用 A、两弹一星打破了美苏对中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展示了自己的实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 地位,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安定的环境； B、杂交水稻的发明不仅解决了中国人民温饱问题,也为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题作出重要贡献。 C、载人航天工程成为高新技术及相关领域发展的强大动力,为中国带来上千亿元的经济 效益,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发展 1、“双百”方针 （1）、提出：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 （2）、内容和意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即不同的形式和风 格的艺术可以自由发展；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即科学上的不同学 派可以自由争论。“双百”方针是建设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正确方
针和根本保证。 2、“十年动乱”对文化艺术的摧残： ①、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艺术成就被一笔抹杀 ②、大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受到无情批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③、无数优秀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破四旧 ④、文艺创作万马齐喑，文化园地百花凋零，——“样板戏”一枝独秀 3、文化体育事业的繁荣 （1）、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2）、“二为”方向的提出和“双百”方针的继续执行。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总方向。 (3)影响：①、文学艺术创作再现勃勃生机②、体育事业也取得了喜人成就 三、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1、新中国教育方针的确立 （1）方针：①、新中国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共同纲领》） ②、向工农和工农子女开门（扫盲；工农识字；，工农子女优先入学） ③、新中国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④、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等全面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2）成就：初步形成比较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学前教育、大中小学教育、成人教育初具规， 全日制教育、业余教育和半工半读教育共同发展。） 2、文革对教育破坏：①、红卫兵停课闹革命；②、高校停止招生；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影响：“人才断层”，“文化断层”，全国文盲和半文盲人数急剧增加，严重影响现代化建设。 3、新时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①、1977年恢复高考； ②、1983年，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成为新时期教 育事业发展的指导方针； ③、1995年，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强调坚持以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4、我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及取得的成就有哪些？ （1）、大学数量不断增加，资源配置、专业结构更趋合理；建立学位制度；设立博士后流动站、改革大学招生和分配制度；扩大办学自主权；成人高等教育规模大；中外大 学加强交流； （2）、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得到长足发展； （3）、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迅速。 5、新时期教育面临怎样的挑战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 6、思考教育和科技、经济间的关系？ 教育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基础。科技和教育是决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大力发展科技和教育。教育的发展推动着科技的进步，科技进步也推动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决于科技的进步，而科技的发展又带动国民经济的提高。
中国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现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的、内涵博大精深的、传统优良的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儒释道三家，即儒教、佛教、道教。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都代表了东方文化，讲究心理建设，着重道德和理性，与西方讲物质文明以及偏于科学的文化不同。同时那些“全盘西化”和“全盘东化”的思想是偏激的。保不住传统文化那犹如丢掉自己几世的传家宝，甚至可以视为不孝。而一味活在过去，不取众家之所长，则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可以视为不智。如果说东方文化是偏精神的，那么西方文化相对就是偏物质的。 历史的车辙延续到今天，褪去了浮华之后，留下的是精华的沉淀！悠悠千年，历史的光辉星星点点，多少人物、多少辉煌、多少往事。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它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先秦时期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原始儒学，到汉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儒家正统地位，再到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清末康有为等近现代新儒学，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
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与融会，对儒家文化的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西方物质文化，科学主义在近代的兴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种物质主义的发展到了今天却表现出了很大的缺陷，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盛行，道德沦丧、社会秩序的混乱，这些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西方物质文化的缺陷正为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再生提供了契机！那么现如今，儒家文化的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又能为社会做出哪些贡献呢？ 一、道德价值 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仁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原则。“仁”作为儒家道德理论的基本原则，是各种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的基本出发点，在众道德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悌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孝”是家庭和谐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部分，“孝”更是作为一个人最基本的伦理道德准则。一个不“孝”的人，何谈为人，更何谈什么道德品行？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义者也。”这里生命和道义是合理的存在的，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或利害关系时，对道义的追求就高于了对生命的追求，在只有牺牲生命才能坚持道义的时候，人就应该舍生取义。在当今物欲横流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西方各国采用货币、倾销等政策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影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1931至1934年间,中国工商业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银行钱庄挤兑风潮频发,丝织业停产倒闭,制茶行业举步维艰等方面,致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国民政府面对困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目的,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币制的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困境。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
为现代科技发展设立新的航标 摘要：科学技术带来了强大的物质文明，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问题不是出在剑上，而是出于擎剑之手—人的智慧。用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来注解的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无疑是医治现代科学技术弊病的一剂良药，同时也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新的航标。 关键词：科学技术天人合一马克思主义自然观 科学在物质层面给人类带来进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也给人类带来深层的价值丧失，而这种丧失却不易觉察。人是自然的产物，但人又不是一般的自然物。人类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人类是精神与物质的统一体。这是自然界任何其他事物都不具备的，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物质文明，但精神的文明没有相伴而来，相反人类的精神文明有倒退的趋势。《圣经》里讲亚当在自己摘取智慧之果后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人类会不会因为摘取科学技术这一个智慧之果而被开除出自然界呢？ 一 众所周知，近代科学源于宗教改变和文艺复兴运动在对抗神本主义的斗争中，人们打出人文主义的大旗，用人性去对抗神性肯定和张扬人的理性和欲望。人们开始重新解读基督教精神，文艺复兴运动进一步使人们认识到，唯有人的幸福才能证明上帝的荣耀。人文主义在与神本主义的斗争中催生了科学，并且使科学成了与之一同对付宗教神学统治作战的同盟军，完全可以说人文主义是科学得以生根、萌发、壮大的土壤。科学成了人文主义得以成立的一种手段，在这一段时间里，科学和人文被看成整个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两者是兼容互补，相互确证的。科学关注人的物质享受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带来人的征服，侵略的欲望和对精神，道德的漠视。这一点无疑切合了那时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从此科学从神学的婢女一跃成为主人，从历史舞台的幕后走到了前台，并成了历史的主角。科学是一股神奇的力量，它很快用数学的语言，实验的方法建立起以经典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科学体系。天上的行星与地上的物体竟然都严格地遵循着同样的定律，人类第一次窥见到上帝的秘密。人类的“人定胜天”、“人为自然立法”的豪情油然而生。然后这一切跟它所引发的工业革命相比都不值一提。19世纪之后，科学还成了技术的先导，技术无疑放大了科学的力量。科学技术成了人类生活的核心内容，从此科技成了人类文明的重要向度，人类文明被简化成科技文明，这与传统的人类文明已大相径庭。因为科技文明只关注人的物质享受以及人和自然的物质关系科学总是给人这样一个假象，科学对自然和物质的研究是中立的，它只问是非，不管善恶。它拒绝考虑人的道德，终极关怀问题。这已经表明它带有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价值。自然科学的研究限于我们能够看见的空间和眼前的情况，而社会科学涉及另外的空间和人类长远的生存状态。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科学的技术化而使科学上升为一种物质力量，使它有能力蚕食人类的精神空间。信息不对称原理告诉我们：技术的种子撒向哪里，哪里就是一片技术的森林。科学技术具有强烈的渗透性，它迅速扩张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所到之处，一切都理性化了，标准化了。人的生存状态成为一种技术化生存，人性被扭曲了。科学技术无视人依赖自然的基本事实，严重破坏人和自
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教育科学学院0910 曾素婷 2091634227 【摘要】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不是走传统的西方道路，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走适合自己的新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中国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传统文化注重的是个人修养、伦理道德中庸和谐、以人为本，这些对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同时也存在一些负面影响，我们要正确对待。 【关键词】传统文化、中庸、伦理道德、和谐、以人为本、现代化 【正文】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中华名族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上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文化，对中国现代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备文化科学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我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它主要包括儒学、道学和佛学思想，其中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柱。儒佛道三家学说丰富多彩，其内容和特征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注重个人德行的修养及社会责任的承担。儒道法三家都强调“内圣外王”，“内圣” 就指内心的修养，孔子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品德高尚的仁人，关键在于自己。“外 王”方面儒家以“修己”为起点，而以“治人”为终点。提高自身修养的最终目 的是要安邦定国，内圣是基础，外王是目的，二者是相互统一的。 第二，以中庸为基本处世之道。按照孔子和后世儒家的解释、“中庸”的“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含义；“庸”是“用”的意思，“中庸“即”中用“之意。所以， 中庸意即把两个极端统一起来，采取适度的中立立场，既不能过也不能及。 第三，价值追求上强调重义轻利。重义轻利、以义代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一大倾向。孔子”罕言利",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 者荣，先利而后义着辱”；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 其功”的著名命题，以尚义反利的观点发展了如敬爱重义轻利的价值观。 第四，社会关系上注重人伦道德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传统中国社会是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的，社会上的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处于现实社会关系中的，政治上的 君臣关系，家庭中的父子、夫妻、兄弟关系、社会上的朋友关系构成所谓的人际 关系。 第五，突出的人文倾向。中国文化具有显著的人文主义特征。人文主义就其狭义来说，一般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对“神文”的反叛思潮，其基本精神是提高人的地位， 贬低神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聚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二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在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的条件下，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了对外来佛学的相容，三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
导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教学要求： 1、历史分期与各时期的总体特点； 2、各时期的主要文学现象和文学成就。 教学方法：讲授法 课时安排：课时 教具使用：多媒体课室 教学过程： ★一、中国现代文学及其历史分期 P1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 借用钱理群的话说：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指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所发生发展的历史。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 最新的分法，是用“三个十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个十年：五四时期，1917—1927年（20年代） 第二个十年：1928—1937年6月（30年代） 第三个十年：1937年7月—1949年9月（40年代） 二、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 （一）前五四文学时期 1898年戊戌变法：梁启超、康有为 梁启超：创办《清议报》，开始“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严复：翻译英国赫胥黎《天演论》，宣传达尔文的进化论； 林纾：开拓“汉译小说”，翻译了近180种西方名著。 （二）新文化运动 P3 序幕：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新青年》 主要内容：“拥护德先生”、“拥护赛先生”、“打倒孔家店”，是思想革命
和文学革命的统一。思想革命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文学革命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三）文学革命的兴起及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评价 1、文学革命的兴起及其原因 1917年1月1日，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同年2月1日，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大旗。在胡、陈旗帜下，钱玄同、刘半农等也纷纷撰文表示支持和赞同，并不断补充和丰富文学革命的内容，一场破旧立新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坛上逐步兴起。 文学革命兴起的原因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启蒙运动的要求而兴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外国文学的启蒙和影响。 2、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评价 ①胡适的文学主张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有着开创性的作用。关于文学内容、社会作用的重视与提倡，所持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对控制当时文坛的陈腐的封建旧文学，形成了很大冲击。特别是白话文学的主张，有力地促进了语言的现代化变迁。但主张多为形式上的点滴改良，且有较大的妥协性。 ②陈独秀的文学主张从彻底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立场出发，不仅反对旧文学的语言形式，更反对旧文学的反动思想内容，从而鲜明地举起了文学革命大旗。主张文学革命的态度较之胡适，也要坚决和激进的多。但在否定了封建旧文学后，建立什么样的新文学，回答却欠具体。从西方汲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某些矛盾和混乱。 ▲3、文学革命的实质 （1）文学语言的革命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的“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2）文学观念的革命P4 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
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论文摘要]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贯穿始终。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儒家思想，是当代法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利用。只有这样，在实现法治现代化时才能更好地构建和传承我们的学术传统，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法治法治现代化影响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至上地位和最深影响的。纵观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夹杂着政治的创新，处处可见社会变革后面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传统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过程，从本质上也是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的重构过程。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指导思想 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作为一套有着深厚渊源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们一贯奉行的行为规范而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和君主专制社会，作为正统法律文化的儒家法律文化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等思想使法律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补充和附属。从本质上，礼治所体现的乃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在礼法的关系上，礼是法之体，法是礼之用，礼主法辅；以礼率法，出礼而入法。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轻视法律的作用。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介入非常广泛，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设定精神是相契合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的；有悖道德的行为则也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德治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治主义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治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属于皇权的绝对神圣性。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传统中国未能出现在西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律制约。“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