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英语历年真题全文翻译
2010 Text 1
在过去的 25 年英语报纸所发生的变化中，影响最深远的可能就是它们对艺术方面的报道在范围上毫无疑问的缩小了，而且这些报道的严肃程度也绝对降低了。
对于年龄低于 40 岁的普通读者来讲，让他们想象一下当年可以在许多大城市报纸上读到精品的文艺评论简直几乎是天方夜谭。然而，在 20 世纪出版的最重要的文艺评论集中，人们读到的大部分评论文章都是从报纸上收集而来。现在，如果读到这些集子，人们肯定会惊诧，当年这般渊博深奥的内容竟然被认为适合发表在大众日报中。
从 20 世纪早期到二战以前，当时的英国报纸上的评论主题广泛，包罗万象，我们现在离此类报纸评论越来越远。当时的报纸极其便宜，人们把高雅时尚的文艺批评当作是所刊登报纸的一个亮点。在那些遥远的年代，各大报刊的评论家们都会不遗余力地详尽报道他们所报道的事情，这在当时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的写作是件严肃的事情，人们相信：甚至那些博学低调不喜欢炫耀的评论家，比如 George Bernard Shaw 和 Ernest Newman 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即他们的文章会高调出现在报纸上）。这些批评家们相信报刊评论是一项职业，并且对于他们的文章能够在报纸上发表感到很自豪。“鉴于几乎没有作家能拥有足够的智慧或文学天赋以保证他们在新闻报纸写作中站稳脚跟”，Newman 曾写道，“我倾向于把‘新闻写作’定义为不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用来嘲讽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的一个‘轻蔑之词’”。
不幸的是，这些批评家们现在实际上已被人们遗忘。从 1917 年开始一直到 1975 年去世不久前还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写文章的 Neville Cardus，如今仅仅作为一个撰写关于板球比赛文章的作家被人们所知。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也是英国首屈一指的古典音乐评论家之一。他也是一位深受读者青睐的文体家，所以 1947 年他的《自传》一书就成为热销读物。 1967 年他被授予爵士称号，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音乐评论家。然而，他的书现在只有一本可以在市面上买到。他大量的音乐批评，除了专门研究音乐评论的人以外，已鲜为人知。
Cardus 的评论有没有机会重新流行？前景似乎渺茫。在他去世之前，新闻业的品味早已改变很长时间了，而且他所擅长的措词华丽的维多利亚爱德华时期的散文风格对后现代的读者没有什么用处。何况，由业余爱好者作音乐批评的传统早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了。
2010 Text 2
在过去的十年中，成千上万的商业方法被授予了专利权。亚马逊网站获得的专利是在线“单击”付费系统。美林公司的资产分配方案得到了法律保护。有个发明者的提箱技巧也获得了专利。
现在，该国最高专利法院似乎完全准备好要缩减商业方法专利，因为商业方法专利自从十年前第一次批准授予以来一直有争议。在一项使得知识产权律师们议论纷纷的提议中，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声称它将利用某个具体案件来对商业方法专利进行广泛的复审。密苏里大学法学院 Dennis D. Crouch 说，“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Bilski 案例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它可能将消除整个专利类别”。
对于商业方法诉求的限制是个戏剧性的彻底变化，因为正是联邦巡回法院自己引进了这种专利。那是在 1998 年，对于所谓的美国道富银行的案件中，联邦巡回法院做出了判决，批准了筹集共同基金资产的方法具有专利权。这一裁决使得商业方法专利文件以几何数级增加，起初只是一些新兴的网络公司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在线交易系统试图争取独家专有权。后来，更多的公司竞相添加这样的专利权，希望这样一个防御性的行为可以先下手为强。2005 年，IBM公司在一份法院报告中声称：尽管怀疑这种专利授权的法律基础，但它已经申请了300 多份商业方法专利。同样，当一些华尔街投资公司出席某些反对其金融产品的法庭案件时，他们会给其各类金融产品申请专利来作为自己的维权武器。
前面提到的 Bilski 案例牵扯到一份已申请的方法专利，即关于能源市场的风险规避方法（注：也可译为“套期保值或对冲风险”）。上诉法院罕见地裁定，该案件将不由三位法官听审，而是由全部十二名法官共同进行。另外，上诉法院还宣布，它想探讨的另一件事情是是否应该“重审”道富银行的裁决。
联邦巡回法院的这一裁决效仿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最近做出了一系列的判决，缩小了专利持有者的受保范围。例如，去年四月，法官们认定太多的专利授予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发明”。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学院的专利法律师 HaroldC. Wegner 教授表示，“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们正在对最高法院的反专利动态做出反应”。
2010 Text 3
在《引爆流行》这本书中，作者 Malcolm Gladwell 认为社会流行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小部分特殊个体的行为引起的，这些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影响者。他们异乎寻常的博闻多识，能言善辩，人脉广泛。从直觉上讲，Malcolm Gladwell的理论似乎很有说服力，但是它没有解释流行观念的实际传播过程。
人们之所以认为影响者很重要，是因为受到了“两级传播”理论的影响，即信息先从媒体流向影响者，然后再从影响者流向其他人。这一理论看似合理，但未经验证。营销人员接受两级传播理论是因为该理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找到影响者，并对他们施加影响，这些精英们就会替他们完成大部分的营销传播工作。这一理论似乎还可以解释某些装扮、品牌或社区为何会突然受到出乎意料的追捧。对于许多诸如此类的情况，如果只是走马观花地寻找原因，你会发现总是有一小群人开风气之先，率先穿上、宣传和开发人们此前从未留意的东西。这种事实证据与该观点正好一拍即合——只有一些特别的人才能引领潮流。
但是，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研究人员发现，影响者对社会流行潮流的影响力远比人们认为的要小。事实上，他们似乎根本就是无关紧要。
研究者的观点源于对社会影响力的简单观察：除了少数像 Oprah Winfrey 这样的名人之外（她强大的人气影响力主要来自媒体影响力，而非她与观众互动的人际影响力），即使人群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也无法与那么多的“其他人”互动，从而引领潮流。然而，根据两级传播理论，正是这些非名人影响者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朋友和同事，从而推动了社会流行潮流。但是，要让一种社会流行潮流真正发生，每个受影响的人还必须影响他的熟人，而他的熟人又必须影响其他熟人，依此类推；但是会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熟人中的每个人，与最初的影响者几乎没有关系。举个例子来说，在这个人际影响的网络中，如果第一个影响者受到两次抵制，那么他的连锁影响范围就不会继续扩大，或者说影响的人不会很多。
基于这一人际影响力的基本事实，研究者们研究了社会影响的动力机制。我们对不同人群进行了成千上万次计算机模拟，不断调整人们影响他人和受他人影响的各种变量。他们发现，人们所说的“全球连锁反应”---影响力通过（人际）网络进行广泛传播---发生的主要前提，并不取决于是否存在着那么几个影响者，而主要取决于易受影响的人们是否达到了临界数量。
2010 Text 4
台面上，银行家们将他们的麻烦归咎于己身，台面下，他们一直把目标对准他人：会计准则制定者。银行业抱怨会计规则迫使他们报告巨大损失，认为这不公平。规则规定他们必须以第三方付出价格来评估部分资产的价值，而非按照管理者和监管者期望该资产能够获得的价格。不幸的是，银行的游说活动看来已显成效。其中细节可能无法获知，但是准则制定者在独立性方面——这正是资产市场正常运行的关键——已经做出妥协了。银行如果不以能够吸引买家的价格计量有毒资产，银行系统的复苏将会非常困难。
美国 FASB（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与国会激烈摩擦之后，匆匆通过了规则的修改。这些修改使得银行在使用模型评估非流动资产方面用有更大的自由，同时使得它们确认收益表中长期资产损失时更为灵活。FASB 主席 Bob Herz大声反对那些“怀疑我们的动机”的人们。然而银行股票上涨了，这些修改强化了“管理层使用理性判断”的说法，这种说法是一个游说团的客气之言。
欧洲的部长们立刻要求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也这么做。IASB 表示它不想没有完整计划就冒然行动，但它在今年下半年完成规则修订时必须屈服的压力十分巨大。欧洲委员会委员 Charlie McCreevy 警告 IASB 说：它不是“处在政治真空中”而是“在现实世界里”，并表示欧洲可能最终会发展出不同的会计规则。
正是这些银行呆错了星球，它们的账目上充斥着估值过高的资产。现在他们争论道市价高估了损失，因为市价主要反映了市场的暂时性流动性不足，而非坏账的可能范围。几年中
没人会知道真相。但是，银行股票以低于账面价值的价格交易，这一点反应了投资者的怀疑。死寂的市场一定程度上反应了瘫痪的银行由于怕账面损失既既不愿出售资产，也不愿意去购买那些看似不错的廉价资产。
为了让银行系统重新运转起来，损失必须被确认和处理。美国收购有毒资产的新计划只有在银行将资产定价在足够吸引买家的水平上才会有效。成熟的市场需要独立的，甚至是好斗的准则制定者。FASB 和 IASB 以往正是这样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敌意的，例如改进股权和退休金的相关规则。但是现在向批评者妥协是自寻压力，他们会进一步做出让步。
2009 Text 1
习惯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们无意识地养成了习惯，任由大脑自动操作，且不知不觉在熟悉的常规中感到轻松舒适。“并非选择，而是习惯会控制那些没有思想的人。”19 世纪时，威廉·华兹华斯说。在千变万化的 21 世纪，甚至“习惯”这个词本身也带有负面涵义。
因此，在创造和革新的背景下来谈论习惯，似乎显得有点矛盾。但大脑研究人员发现，当我们有意识地培养新的习惯，就创建了平行路径，甚至是全新的脑细胞，可以让我们思绪的列车跳转到新的创新轨道上来。
我们不用因为自己是受习惯影响的一成不变的生物而否定自己，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培养新习惯来指导改变。事实上，我们对新事物尝试得越多，就会越远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在职场及个人生活中变得越有创造性。
但是，不要白费力气试图戒除旧习惯;一旦这些惯有程序融进脑部，它们就会留在那里。相反，我们有意使之根深蒂固的新习惯会创建平行路径，它们可以绕过原来那些路径。
《开放思想》一书的作者达瓦纳·马克瓦说：“革新所需要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对好奇的着迷。然而我们被教导去做‘决定’，就像我们的总裁称呼自己为‘决策者’那样。”她接着说，“但是，决定意味着除了一种可能性外，其他的都被扼杀了。优秀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思想家总是在探寻着许多其他的可能性。”
她说，我们都是通过一些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方法解决问题的。研究人员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发现人类天生主要用四种方法应对挑战：分析法，程序法，相关法(或合作法)和创新法。但是在青春期结束，大脑关闭一半的能力，仅仅保留了那些大约在生命最开始的十几年时间里似乎是最为宝贵的思维方式。
目前标准化测试主要强调分析法和程序法这两种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中很少有人会本能地使用创新和合作的思维方式。M.J.瑞恩是 2006 年出版的著作《今年我将……》一书的作者以及马克瓦女士的商业合作伙伴，她解释说：这打破了美国信念体系里的主要规则—任何人都可以做任何事。这是一个我们已经使之永久化的谎言，这会造成平庸。了解你擅长什么，再多做一些就会成就卓越。”这正是培养新习惯的用武之地。
2009 Text 2
俗话说，贤父知己子，但是如今男人可以提升自己的智慧，至少可以确认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了。他所要做的就是在住所附近的药店里付 30 美元买一个父子关系测试包(PTK)，然后另支付 120 美元以获得结果。
道格·福格是 Identigene(生产这种在药店可以出售的测试包的公司)的首席运营官，他指出，自从去年 PTK 无需处方就可以买到以来，购买者已经超过 6 万人。超过 24 家公司直接向公众出售 DNA 检测工具，价格从几百美元到 2500多美元不等。
最受欢迎的 DNA 测试是父子和血缘关系检测，被收养的孩子可以利用它找到自己的生物学亲属，家庭也可以用它来追踪到被收养的孩子。DNA 检测最近不受到许多热心的族谱学家追捧，还为那些提供家族寻根服务的公司提供了支持。
许多测试需要从唾液中获取细胞，将唾液送至公司进行检测。所有的测试都需要另外一个相关人员的 DNA 进行比对。
但是观察家们持怀疑态度。纽约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特洛伊·达斯特说，“那些声称可以进行血统检测的人，他们兜售的测试有一定的不准确性”。他注意到每个人都有许多祖先，仅几个世纪以前就有几百个之多。但是多数血统检测只考虑某个单一系统，或者是遗传自父亲的 Y 染色体，或者是只由母亲遗传的线粒体 DNA。这个 DNA 只揭示了一两个祖先的基因信息。但是，仅仅 3 代之前，除了曾祖父母，他们还有 6 个外曾祖父母，或者 4 代以前，除了曾曾祖父母，他们还有 14 个外曾曾祖父母。
批评家们还争论说商业性基因检测的好坏取决于参照基因数据库的好坏，参照基因数据库是用来同样本进行对比的。一些公司使用的数据库里的数据并非系统性的采集而得，而是将不同研究项目的信息胡乱搜集在一起。这意味某个 DNA 数据库可能会从某些地区收集很多信息，而在别的地区不收集信息，所以一个人的测试结果会随着测试公司的不同而不同。此外，公司用来评估血缘关系的电脑程序可能申请了专利，不能对其进行同行审查或外界评估。
2009 Text 3
贫穷国家中正规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为经济学家及政治家们普遍误解。毫无疑问，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进步，对于这些国家及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及学术发展而言是必要的，但是那种认为教育是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中之重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庆幸这个观念不对，因为创立新的教育体制，让足够多的人接受教育以推动经济发展需要两代或三代人来完成。一家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一再表明：所有国家的工人都可以进行在职培训以大幅度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生活水平。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观点的首个证据出现在美国。不久前，随着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日本正处于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美国工人被嘲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并且被认为这是美国
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全球，不管过去还是现在，日本一直是汽车组装生产力的领袖。然而，研究表明丰田、尼桑和本田位于美国工厂的生产率大约是日本同行的 95%，这是美国工人接受在职培训的结果。
最近，在进行住户建设检查时，研究人员发现在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尽管房地产行业的工作非常复杂，但是未受过教育的，英语不是母语的墨西哥工人总是能够达到最佳的劳动生产率标准。
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我们不得不怀疑，即使政府不强迫发展教育，经济持续增长也会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毕竟，教育就是那样开始的。一万年前当我们的祖先还在狩猎和采集野果时，除了寻找食物他们没有时间想其它很多的东西。只有当人类能够更高效地获取食物时，才有时间做其它的事情。
随着教育的进步，人类的生产潜力也增加了。当竞争的环境推动我们的祖先实现这一潜力，他们又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先进的经济水平要求复杂的政治制度，越来越高的教育水平可能是这种复杂政治制度的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因此，如果没有政治改革，贫穷国家可能无法摆脱其贫困陷阱，而政治改革则只能靠更广泛的正规教育实现。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提高生产力的能力没有因缺乏正规教育而受到限制。相反，生产力的提高受到限制解释了为什么教育的发展速度不是更快了。
2009 Text 4
在新大陆的历史上，被研究的最彻底的学者是 17 世纪新英格兰的牧师和政治领袖们。根据美国标准哲学史的记载，在美洲殖民地中,“其他地区的人对学术的追求都没有这么狂热。”据许多书籍及文章记载，新英格兰的领袖们在美国学术界中确立了正在发展、后来成为主流的清教传统的基本主题和关注点。
通过这条途径来了解新英格兰人，通常意味着要首先研究清教徒的神学创新和对于教会的不同理念——这是我们不可忽略的重要课题。但是为了与我们对南部学术界的研究保持一致，我们可以将最初的清教徒们视作欧洲文化的传递者，他们根据新大陆的情况进行了调整。新英格兰作为殖民地，在追求广为人知的礼貌及艺术鉴赏力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重要事件。
到达马萨诸塞州的最早定居者包括那些在英格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深具影响力的英国人。在 1629 年之后的十年间，除了 90 多位来到马萨诸塞教堂的有学识的牧师，还有像约翰·温斯罗普这样的政治领袖，在到达波士顿之前，他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律师及皇室官员。这些人大量写作、出版书籍，新旧大陆都有读者，这样便给新大陆带来了热衷学术的氛围。
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大多数新英格兰人没有受过良好教育。极少有工匠或农民(更不用说靠他们养活的家人及仆人)留下文学作品以供分析，但是很明显，他们的观点并不具有很大的学术性。他们的思想中往往有一种传统的迷信成份。一个名为约翰·戴恩的裁缝于
17 世纪 30 年代末移民到新大陆，他留下一个记录，陈述了离开英格兰的理由，内容充满了预兆。在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打开圣经，告诉父亲说，自己看到的第一行字会决定他的命运，他读了那些神奇的话语：“(圣经原文)从他们中间出来，不要沾不洁净之物，我将成为你们的神，你们将成为我的子民”。性的混乱，经济挫折和宗教希望---这所有的一切在他打开圣经的一刹那都出现了。人们想知道戴恩在清教教堂里听到布道牧师认真解释圣经时会作何感想。
与此同时，许多定居者并没有戴恩那样虔诚，就像一位牧师在海边遇到一些人时听到的那样，那些人嘲弄说他们不是为了宗教来到新大陆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捕鱼。”
2008 Text 1
在现代生活中女性就算是在某些领域可以追赶上男性，但至少在一个方面是领先的，尽管是她们不太想要的。纽约的退伍军管理医院精神科首席医生 Yehuda 博士说道，和男性相比，女性面对压力时，更容易受到影响，导致抑郁和紧张。
对于动物和人类的研究都显示出性激素会在某种程度去影响面对压力的反应，导致在同样的条件下，女性产生更多的致病化学物质。在几项研究中，当受到压力的雌鼠的卵巢（雌性的生殖器官）被拿掉后，它们的化学反应变得和那些雄性的一样了。
对于女性来说，除了产生更多的导致压力的化学物质外，她们产生压力的“机会”也更多。“并不是女性要处理的事情太少，而是她们有更多的事情要处理。”Yehuda 博士说道。“她们对于压力的承受能力有时候甚至比男性的还大”，她观察到，“她们只是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看起来会更容易精疲力尽。”
Yehuda 博士注意到了另一个男女之间的不同点。“我认为，女性通常要做的事是慢性的，重复的。而男人去战场，承受的是格斗的压力。男性面临的更多的是随意的身体上的暴力。女性面对的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是在家庭环境中的。不幸的是，她们与父母还有其他的家庭成员之间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问题。这种长期的关系的磨合是更有破坏性的。
Adeline Alvarez 18 岁结婚并生了个儿子，但她决定完成大学学业。“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拿到大学学位，因为我在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的挫折，而这就是我的逃避，去学校，争取上游，做到更好。”不久后，她离了婚变成一个单亲母亲。“除了照顾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还要工作，付房租，养车，还债是最难的事情了。我的生活就是不停的支付自己的账单。”
不是每个人经历着和 Alvarez describes 一样的长期的压力，但是大多数女性都在处理着太多的责任，很少得到喘息，从而感到了压力。Alvarez 的经历证明了当压力威胁你的健康和正常生理功能之前解压是非常重要的。
2008 Text 2
原本一切都很简单。一组研究员在实验室里共同完成一个试验，把结果提交给某刊物，刊物的编辑把作者姓名及相关信息隐去，把报告交给这些研究者的同行去审阅。根据评论意见，编辑将决定是否发表。因此，版权留在刊物出版社手上，辛苦探求知识的研究者反倒要花钱订阅刊物。
现在不再是这样了。提供资金的机构施加压力，质疑为什么商业刊物可以通过限制刊载的手段从政府投资的研究项目中牟利，互联网使得阅读科研结果成为现实。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近日发布一项调查，描述了这一现象所造成的深远影响。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大学的 John Houghton 和经合组织的 Graham Vickery 联合完成这一报告，内容使目前为止收入丰厚的出版商们感到汗颜。但是这项报告的意义远远不止于此，它标志着科学尝试的一项关键性因素即将发生改变。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的价值和公共投资能否取得较高回报，取决于是否能够得到广泛的流通、人们是否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取这些研究成果。这是一项很大的产业。在美国，核心科研出版市场产值每年在 70 亿美元到 110 亿美元左右。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社集团宣称全世界专业出版本类期刊的出版商有 2000 多家。他们每年在 16000 种刊物上发表 120 万篇以上文章。
这个数字现在有所变化。根据 OECD 报告，目前有 75%的专业期刊在互联网上有在线阅读。全新的商务模式正在形成，报告作者总结出其中三种。第一种是所谓的大订单模式，即机构团体订阅者通过签订网站协议付钱购买阅读一批刊物文章题目的权限。第二种为开放式出版模式，这种方式的典型特点是要求作者（或其雇主）付费发表文章。最后一种为开放式档案模式，即一些组织，比如大学或者国际实验室建立和维护的一些机构数据库。其他的模式都是对这三种的不同组合，比如延期开放式是指某一些期刊在发表文章的前六个月只允许付费阅览，此后转为免费阅读。至少对论文的发表来说，这些都将颠覆传统的同行审阅模式。
2008 Text 3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Wilt Chamberlain 是美国国家篮球协会中仅有的身高超过 7 英尺的三个人之一。可是如果他参加了上个赛季的话，他就变成了 42 分之一了。这些年来在较大的职业体育运动中的运动员的身体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他们的经理人也更愿意调整队员的运动服来适应队员们更大，更高的身材。
虽然体育界的这种趋势可能蒙蔽了一个没有被承认的现实：美国人基本上停止生长了。虽然现在人们比 140 年前高了 2 英寸，特别是那些出生在已移民美国很多代的那些人，但是明显的，在二十世纪 60 年代早期，已经到达了他们的身高的极限。他们已经不可能再长得更高了。“在这个基因和环境的条件下，现在整体的人们已经长到我们能够达到的范围了，”Wright 州大学的人类学家 William Cameron Chumlea 说道。拿 NBA 球员来说，他
们身高的增加主要由于从世界各地招募到了球员。
身高的增长一般在 20 岁以后就停止了，而发育是需要能量和营养的，其中的蛋白质用来供给组织的生长。在 20世纪初，营养不良和儿童疾病妨碍了整体的发育。但是当饮食和健康的促进，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每 20 年都增长了大概1.5 英寸，这就是长高的趋势。根据疾病防治中心，从 1960 年开始，人们的平均身高，男性 5 英尺 9 英寸，女性 5 英尺 4 英寸，就没有怎么改变了。
总的说来，避免太高的身高是有很多优点的。在生产时，较大的婴儿通过产道是有更多的问题的。而且，就算人类已经直立行走已经几百万年了，我们的脚和背部继续对抗着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来源于双足直立的姿势和巨大的肢体。“有一些限制是个体器官的基因结构导致的。”西北大学的人类学家 William Leonard 说道。
基因的最大化可以改变，但是不要期待它会马上就能发生。Mass 州的 Natick 的军队研究中心的高级人类学家 ClaireC. Gordon 确信百分之九十的入伍新兵不需要更换新的制服和工作站。她说，不像那些篮球制服，军队的制服长度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了。如果你需要在不远的将来预测人类的身高而去设计一款新的设备，Gordon 说基本上，“你都能够使用现在的数据并且觉得非常地自信。”
2008 Text 4
1784，52 岁的乔治？华盛顿在成为美国总统 5 年前，牙齿就几乎已经掉光了。他专门请牙医从他的奴隶口中拔出九颗牙齿种在自己的身上。
这跟很多人在历史书上读到过的那个砍樱桃树的华盛顿有点大相径庭。但是最近开始，历史学家开始越来越关注奴隶制在美国开国一代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多半是受了1998 年 DNA 事件的影响。那个事件证明托马斯?杰弗逊至少和他的奴隶萨利?赫明思生过一个孩子。学者们从头至尾地研究历史还是近三十年的事情。一些历史学家揭示了早期开国者们的道德妥协和早期国家的不稳定性。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很多开国元勋知道奴隶制是错误的，但是大多数并没有去反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建国者们受到了当时文化的束缚。当华盛顿和杰弗逊私底下表示对奴隶制的不满时，他们也明白奴隶制同时也是他们努力建造的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基础的一部分。
一方面，南方各州无法认同废除奴隶制度。如《不完美的上帝：乔治?华盛顿、他的奴隶和美国的建立》一书作者Wiencek 所描述，拥有努力“就像拥有一笔巨额存款”。如果没有对于这种“特殊制度”的保护，南方各州不会同意签署宪法。这种特殊的制度保护包括：在国会代表人数中一个奴隶可以算作五分之三个公民。
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也取决于奴隶制度。正由于这个五分之三公式，南方选举团的选票扩大了，杰弗逊才在 1800大选中险胜。入主白宫之后的 1803 年，杰弗逊通过购买路易斯安
那州扩大了奴隶制度，这片土地后来被划分为了 13个州，其中包括 3 个蓄奴州。
然而，杰弗逊还是解放了赫明思的孩子们，虽然没有同样解放赫明思和其他 150 名奴隶。华盛顿在目睹了美国独立战争中黑人士兵的英勇之后开始相信人人生就平等。于是，不顾亲属的反对，他解放了自己所有的努力。而仅仅在十年前，解放奴隶的法案才在弗吉尼亚得以批准。
2007 Text 1
如果你打算在 2006 年世界杯锦标赛上调查所有足球运动员的出生证明，那么你很有可能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巧合：优秀足球运动员更可能出生于每年的前几个月而不是后几个月。如果你接着调查世界杯和职业比赛的欧洲国家青年队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一奇怪的现象甚至更明显。
什么可以解释这一奇怪的现象呢？下面是一些猜测：a）某种占星术征兆使人具备更高的足球技能；b）冬季出生的婴儿往往具有更高的供氧能力，这增加了踢足球的持久力；c）热爱足球的父母更可能在春季（每年足球狂热的鼎盛时期）怀孕；d）以上各项都不是。
58 岁的安德斯?埃里克森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他说，他坚信“以上各项都不是”这一猜测。在瑞典长大的埃里克森，一直研究核工程，直到他认识到，如果他转向心理学领域，他将会有更多机会从事自己的研究。他的首次试验是在大约 30 年以前进行的，与记忆相关：训练一个人先听一组任意挑选的数字，然后复述这些数字。“在经过大约 20 小时的训练之后，第一个试验对象（复述）的数字跨度从 7 个上升到 20 个，” 埃里克森回忆说。“该试验对象不断进步，在接受大约 200 个小时的训练后，他复述的数字已经达到 80 多个。”
这一成功，连同后来证明的记忆本身不是遗传决定的研究，使得埃里克森得出结论，即记忆过程是一种认知练习，而不是一种本能练习。换句话说，无论两个人在记忆力能力上可能存在怎样的天生差异，这些差异都会被每个人如何恰当地“解读”所记的信息所掩盖。埃里克森确信，了解如何有目的地解读信息的最佳方法就是一个为人所知的有意练习过程。有意练习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地重复一个任务。相反，它包括确定明确的目标、获得即时的反馈以及技术与结果的浓缩。
因此，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包括足球领域在内的广泛领域中专业执行者。他们收集了能够收集的所有资料，不只是表现方面的统计数据和传记详细资料，还包括他们自己对取得很高成就的人员进行的实验室实验结果。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奇的结论---我们通常称为天分的特征被高估了。或者，换句话说，专业执行者---无论是在记忆还是手术方面，在芭蕾还是计算机编程领域――几乎总是培养的，而不是天生的。
2007 Text 2
在过去的几年，星期日报》的增刊《漫步》开设了一个名为“询问玛丽琳”的专栏。人们被邀请去询问玛丽琳？沃斯？萨文特，玛丽琳？沃斯？萨文特在 10 岁时测试的智力水平达到别人 23 岁时的水平，这使得她的智商高达 228---是有记录的最高水平。智商测试要求你完成口头和视觉分析，要求你在纸张被折叠、剪切后想象它的形状，要求你推论数字的顺序，还有其他类似的项目。所以，当沃斯？萨文特面对普通人（智商为 100）提出的像“热爱与喜爱之间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运气与巧合的特征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时，她感到有点困惑。设想物体、判断数字模式的能力如何使一个人能够回答难倒了一些最杰出的诗人和哲学家的问题，这可并不那么显而易见。
毫无疑问，智力包含的不仅仅是一次测试所得的分数。而聪明意味着什么？可以明确显示智力有多少？我们能够从神经学、遗传学、计算机科学以及其他领域了解的智力又有多少？
人类有关智力的定义性术语似乎仍然是智商分数，即使人们并不像以前那样经常进行智商测试。智商测试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斯坦福—比奈特智力衡量表和威斯勒智力衡量表（两种都包含成人和儿童测试类型）。由于这些测试一般要花费几百美元，因此通常只有心理学家才进行这些测试，尽管这些测试的变种存在于书店和环球网上。像沃斯?萨文特得到这样的超高分数也再不可能，因为现在的分数依据的是相同年龄者的统计学群体分布状况，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实足年龄乘以 100 来划分智能年龄。其他标准测试，比如学术能力检测以及研究生入学考试，包含了智商测试的主要方面。
罗伯特？杰？斯顿伯格认为，这样的标准测试不可能评估在学校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所需的所有重要因素。在其名为“智力测试如何明智？”的文章中，斯顿伯格指出，传统的测试最恰当地评估了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但没有测量创造性和实际知识，这些也是解决问题和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而且，一旦种群或环境发生变化，智商测试就不一定预测得那么准确。研究发现，如果在低压力状况下进行智商测试，那么这种测试就可以预测出领导才能，但是，在高压力状况下，智商测试所得的结果与领导才能的关系是否定的，也就是说，它预测的结果是相反的。任何经历过学术能力检测的人都会认为，应试能力也很重要，无论是知道何时应该进行推测，还是知道应该忽略什么问题。
2007 Text 3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美国那些曾经可以依靠辛勤劳动和公平条件以维持其收入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被经济风险和新现实改变了。如今，一份解雇通知书、一个不利的诊断结果或者配偶的去世都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将一个家庭从稳定的中产阶层家庭降格成为一个新贫困家庭。
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数百万母亲出去工作，改变了基本的家庭经济状况。学者、决
策者以及各类批评人士对这些变化的社会意义争论不休，但是，很少有人关注这些变化的副作用：家庭的风险增加了。如今的家庭根据其新的双收入限度安排开支。因此，它们失去了它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曾经有过的缓解举措---一个后备挣钱者（通常是妈妈），如果家庭的主要挣钱者失业了或者病倒了，她可以出去工作。这种“额外工人效应”可以支撑失业保险或残疾保险提供的安全网，以便帮助家庭渡过难关。但现在，家庭财产的损失再也不可能通过呆在家里的其他伴侣的额外收入弥补了。
在同一时期，要求家庭在其退休收入中承担更多风险。钢铁厂的工人、航空公司的职员以及汽车产业工人加入了数百万不得不担心利率、股市波动以及可能比其退休收入存在时间更长的严酷现实家庭。在去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布什总统一直致力于将社会保险体制转变成一种储蓄存款账户模式，要求退休人员将其大多数或所有保障报酬用来交换依靠投资回报所得的报酬。对于更年轻的家庭来说，前景不容乐观。卫生保健和家庭承担份额的绝对成本都上涨了---而且，最近实施的健康储蓄计划正在从立法机关扩展到沃尔玛员工，包含大量更高的减免，并且给家庭未来的卫生保健带来许多新投资风险。甚至人口统计状况也对中产阶层家庭不利，因为有一个体弱、年迈的父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所有物资和经济援助——就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增长了 8 倍。
从中产阶层家庭的角度来看，大多数情况是可以理解的，这根本不像一种发挥更多支付能力的机会，而是像一种将经济风险大规模转向那些已经负担过重的家庭的令人恐惧的加速行为。经济副作用已经开始，政治副作用可能也将开始。
2007 Text 4
不鸣则易，一鸣惊人（本来从不下雨的,却下起了倾盆大雨）。就在老板和董事会用最终挑选出其最严重的清算帐目和顺从问题以及改善其无效的公司管理之际，一个新的问题预示着让他们---特别是在美国——赢得那种令人不愉快的头条新闻的危险，这些头条新闻不可避免地给这些领导者带来管理方面的附属效应：信息的不安全性。迄今为止，信息保护工作一直被留给临时的、低层次的信息技术人员承担，并且只被看成是信息资源丰富产业所关切的一个方面，比如银行业、电信业以及航空旅行业，如今，信息保护则成为各类商业老板议事日程中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今年，好几次消费者和员工信息的重大泄密事件使得管理人员匆忙检查其复杂的信息系统和商业程序，以便寻找潜在的弱点——这些泄密事件发生在像时代华纳、美国国防部承包的科学应用国际公司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样的不同机构。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海姆?门德尔森认为“信息正在成为一种需要像保护其他财产一样而保护的财产”。“保护消费者信息的能力是市场价值的关键因素，这是董事会应该为了股东的利益而承担的责任”。纽约哥伦比亚商学院的埃尼?诺姆暗示，事实上，正如存在公认会计原则的观念一样，或许可能应该是采取公认安全措施的时候了。他表示“为安全、备份
以及恢复确定适当的投资标准是一个管理问题，不是技术问题。”。
其神秘在于，对任何老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意外。然而，对于最迟钝的管理人员来说，显而易见的应该是，作为最珍贵经济财产的诚信被轻易破坏，而要恢复诚信却代价高昂，而且，很少有什么比一个公司让敏感的个人信息落入不妥当人之手更可能破坏诚信的了。这类事情的现状可能受到缺乏有关信息泄露的法律处罚（在美国，不是在欧洲）的激励，尽管还没有的到证实。直到加利福尼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美国的公司不必告知任何人信息何时泄露，甚至包括受害人。这种情况可能迅速改变：如今，许多被提议的信息保护立法正在华盛顿特区讨论。同时，6 月 17 日有关偷窃大约 4000 万信用卡账户信息事件的披露给得此前一天美国商务委员会的一个重要决定蒙上阴影，该决定请全美国注意，如果公司没有提供适当的信息安全保护措施，那么监管人员就会采取行动。
2006 Text 1
不管我们如何喋喋不休地谈论差别，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台同化人们的神奇的机器。这就是民主化的着装和言谈，并且还有种随意和缺乏尊重感，这些构成了通俗文化的特性。人们被一种消费文化所吸引了，这种文化是由十九世纪在高雅的氛围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百货商店所开始的。他们不是为了迎合有知识的精英们而开设的专门商店，而是创建了“不分阶层和背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大众商店。这使得购物成为一种大众的、民主的行为。大众传媒、广告和体育也是协助人们均质化的推动力。
尽管这种文化并不算高雅，但也算不上有害，移民们很快就融入了这种共同文化。Gregory Rodriguez 为美国移民研讨会撰文指出，今天的移民既不是处于空前的水平，也不抵制同化。在 1998 年，移民占全国人口的 9.8%；在 1900年为 13.6%。在 1990 年以前的十年之中，在每千位居民当中，有千分之 3.1 的新来的移民；而在 1890 年以前的十年之中，每千位居民当中就有千分之 9.2 的移民。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同化指标——语言、拥有产权住房和异族结婚情况。
1990 年的人口普查透露：“来自十五个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移民在到美国十年后英语说得‘好’或‘很好’。”移民的子女几乎都说两种语言，且精通英语。“到了第三代，在大多数移民家庭，他们的母语就消失了。”因此，有人就把美国描述成了“语言的坟场”。到了 1996 年，出生于国外的、在 1970 年以前到达美国的移民有 75.6%购置了自己的住房，这个数字高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拥有自己所有权住房的百分比---69.8%。
在国外出生的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与美国本土白人和黑人相比，与异族通婚的比率要高。”到了第三代，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裔女性与非西班牙裔男性结婚，而有 41%亚裔美国妇女与非亚裔男性结婚。罗得里格斯写道，即使那些住在世界各地偏僻村庄的的孩子们都是诸如阿诺.施瓦辛格和加思.布鲁克斯等明星的星迷，然而“一些美国人却害怕住在美国的移民不知为何能不受这个国家的同化力量的影响”。
在美国是否存在不和以及潜在的不安？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个国家足够大以至于什么现象都存在。但是与美国动荡狂暴的过去相比，如今的社会基本不能说明美国的社会环境正变得黑暗，且正在恶化。
2006 Text 2
众所周知 Stratford-on-Avon 只有一个特色,那就是威廉?莎士比亚,但这儿却有两个相互独立的部门,他们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日益变得敌对。这儿有皇家莎士比亚公司（RSC），它在 Avon 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里将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呈现给大家。这儿的居民大部分是靠挣来游玩的游客的钱来维持生计，这些游客并不是来看戏剧的，而是来看 Anne Hathaway 的庄园，莎士比亚的出生地和其他的景色。
Stratford 的当地乡绅们都质疑剧院有没有为当地的税收收入做一点贡献。他们直言讨厌 RSC 的演员，这些演员留着长头发，长胡须，拖着凉鞋，吵吵嚷嚷。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当你想到作为他们摇钱树的莎士比亚,自己也是个演员，留着胡子，一起大吵大闹。
游客群并不是完全分开的。游览者乘公车来,，经常会去游览 Warwick 城堡和 Blenheim 宫殿，通常不会去看戏，并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对在 Stratford 能找到剧院感到惊讶。然而，看戏者只花少量的时间在观光上，也就是在戏剧演出时顺便看看。RSC 主张，是看戏者给城镇带来大量的税收，因为他们通常花整晚上时间（有些是四到五个晚上）在旅馆或饭店里大量消费。然而游览者在当天的黄昏前就能把所有事情做完了，然后离开小镇。
当地居民并不这么认为，地方政府也直接没有给予 RSC 补贴。Stratford 一向都会哭穷。然而城镇上每一家旅馆似乎都增加了新的部门或是鸡尾酒酒吧。希尔顿也在这儿建了一座自己的酒店，这里肯定可以能看到被装饰一新的哈姆雷特汉堡酒吧，Lear 休息室，宴会厅等等。进一步说，这里消费将很贵。
总之，居民不明白为什么 RSC 需要补贴。（剧院已经打破了连续三年以来的就座率纪录。去年整年的 1431 个座位的就坐率达到了 94%，今年将会更高。）当然，原因是，演戏的花费高了，然而票价仍然很低。
大幅增加票价是一件很为难的事情，因为这样会把 Stratford 的最有魅力的顾客－年轻人赶走。他们完全是为了戏而来，不是为风景。他们看起来都一个样（虽然他们从各个地方而来）---消瘦、率直、专注的脸庞，穿着牛仔裤和便鞋，吃着小圆面包，在剧场外的石板上过夜，以便能买得到 20 张座票和 80 张站票，这些票都是为那些睡觉的人准备的，并且在票房第二天上午 10 点半开始售票时就卖给他们。
2006 Text 3
当史前的人到达世界的一个新的地方时，那里的大部分动物就会发生奇怪的事情。它们突然灭绝了。小部分动物种族存活了下来，但大部分的，成长缓慢的动物则成了狩猎的目标，
并且很快被狩猎到灭绝。现在相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大海中。
这些年在海中的捕捞活动太过频繁，就像 Ransom Myers 和 Boris Worm 这些年所研究的，事物在迅速地变化着。他们研究了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所有的鱼场。他们的方法不是为了试图估算特定区域的海洋中实际动物总数（活着生物的总数），而是研究单位面积中海洋生物数量的变化。根据他们最近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大型食肉的海洋生物（一种杀死和吃其它动物的生物）的总量在 15 年的时间里已经减少了平均 80%。在一些大型的捕鱼场，这个数量已经减半。
Worm 博士承认这些数字还只是保守数字，一个原因是今天的捕鱼技术已经大大改善，可以通过卫星和声波这些在 50 年前不可能有的东西来发现猎物，这同 50 年前相比意味着可以捕获更多的海洋生物，所以现在和过去的真正差距可能会比之前在捕获区记录的数据所体现出的更糟糕。在早期的时候，多勾的鱼杆线已经对鱼不起作用了。因此有一些鱼种没被抓到，往后没有鱼饵的鱼钩根本捕不到鱼，导致过去的捕鱼业受到轻视。而且，早期用鱼钩捕鱼的日子，有许多鱼在它们上钩后被鲨鱼给吃了。那不再是个问题，因为现在鲨鱼已经很少了。
Dr. Myers 和 Dr. worm 声称说，他们的工作已经确定了一个正确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未来管理中必须要使用的。他们认为数据恰恰体现了一个海洋生物学家都支持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改变基线”。这个概念就是说人们已经很难观察得到大范围海洋中发生的变化，因为他们只是回顾从过去以来相对短的时间。这确有其事，因为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一个渔场的总储量如果连起初的最大可承受的捕鱼量的 50％都不到，就应该降低捕鱼数量了。大多数渔场远远低于这个数，这是对以后的捕鱼业非常不利的。
2006 Text 4
许多事情让人们觉得艺术家很古怪。最古怪可能是：艺术家的唯一工作就是寻找情感，然而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大多是那些不幸的人。
当然不总是那样。艺术的最早形式，像绘画和音乐，都是最适合表达快乐的。但在 19 世纪的某个时期，更多的艺术家开始把快乐看成无意义的，假冒的，甚至是最糟的。我们可以从 Wordsworth 的黄水仙到 Baudelaire 的罪恶之花看出这种变化。
你可能会争论艺术变得对幸福如此怀疑是因为在现代看到了这样的苦难。但这并不是因为在早期不了解持久的战争,灾难和大规模的屠杀无辜。事实上，原因可能与之相反：现在世界上有太多快乐要去谴责。
归根结底，几乎完全致力于描写快乐的那种现代表现方式是什么呢？广告。反快乐艺术的兴起几乎完全与大众传媒同步出现，而随之兴起了一种商业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快乐不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早期的人们被悲痛之使者所萦绕。他们工作到筋疲力尽，生活几无保障，年纪轻轻就命
丧黄泉。在西方，在大众传媒和文学普及之前，最有效的大众媒体是教堂，它提醒信徒们，他们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蛆虫的食物。在这种信仰下，他们对此已十分了然，无须其艺术再表现这种失落感。
今天，你们普通西方人面对的围绕我们四周的信息不是宗教的，而是商业的，而且一直让人快乐。快餐食客、新闻主播、发短信的人，都在笑啊笑啊。我们的杂志突出刊登满面春风的名人和美满幸福的家庭。这样的消息都有一项任务---即引诱我们打开钱包去使这些看起来并不可靠的快乐变得真实起来。“欢庆吧！”宣传关节炎良药西乐葆的广告这样号召道，随后我们却发现它能增加心脏病的发病率。
但是我们所忘记的是---我们的经济依赖着我们的遗忘---经过痛苦得来的快乐比没有经过痛苦得来的快乐好得多。带给我们最大快乐的事件，同时也暗含着巨大的损失和失望。现在，在耳边充斥着能轻易得到快乐的承诺时，我们需要有人告诉我们，正如宗教曾经所做，死亡警示：记住你会死，一切将会终结，快乐虽然到来，但是它不能消除苦难，而是与其共存。这可能比抽烟更加毒害人的健康，然而，不知为何，也许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2005 Text 1
人人都喜欢大幅加薪，但是当你知道一个同事薪水加得比你还要多的时候，那么加薪带给你的喜悦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如果他还以懒散出名的话，你甚至会变得怒不可遏。这种行为被看作是“人之长情”，其潜在的假定其他动物不可能具有如此高度发达的不公平意识。但是由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里莫大学的 Sarah Brosnan 和 Frans de Waal 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它也是“猴之常情”。这项研究成果刚刚发表在《自然》杂志上。
研究者们对雌性棕色卷尾猴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它们看起来很可爱，性格温顺，合作，乐于分享食物。最重要的是，就象女人们一样，它们往往比雄性更关注“商品和服务”价值。这些特性使它们成为 Brosnan 和 de Waal 理想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教这些猴子用代币换取食物。正常情况下，猴子很愿意用几块石头换几片黄瓜。但是，当两个猴子被安置在隔开但相邻的两个房间里，能够互相看见对方用石头换回来什么东西时，猴子的行为就会变的明显不同。
在卷尾猴的世界里，葡萄是奢侈品（比黄瓜受欢迎得多）。所以当一只猴子用一个代币换回一颗葡萄时，第二只猴子就不愿意用自己的代币换回一片黄瓜。如果一只猴子根本无需用代币就能够得到一颗葡萄的话，那么另外一只就会将代币掷向研究人员或者扔出房间外，或者拒绝接受那片黄瓜。事实上，只要在另一房间里出现了葡萄（不管有没有猴子吃它），都足以引起雌卷尾猴的怨恨。
研究人员指出，正如人类一样，卷尾猴也受社会情感的影响。在野外，它们是相互合作的群居动物。只有当每只猴子感到自己没有受到欺骗时，这种合作才可能稳定。不公平而引起的愤怒感似乎不是人类的专利。拒绝接受较少的酬劳可以让这些情绪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其
它成员。但是这种公平感是在卷尾猴和人类身上各自独立演化而成，还是来自三千五百万前他们共同的祖先，这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2005 Text 2
还记得科学家们认为吸烟会致人死亡，而那些怀疑者们却坚持认为我们无法对此得出定论的时候吗？还记得怀疑者们坚持认为缺乏决定性的证据，科学也不确定的时候吗？还记得怀疑者们坚持认为反对吸烟的游说是为了毁掉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政府应该置身事外的时候吗？许多美国人相信了这些胡言乱语，在三十多年中，差不多有一千万烟民早早的进了坟墓。
现在出现了与吸烟类似的令人感到难过的事情。科学家们前仆后继，试图使我们意识到全球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威胁。最近的行动是由白宫召集了一批来自国家科学院的专家团，他们告诉我们，地球气候毫无疑问正在变暖，而这个问题主要是人为造成的。明确的信息表明是我们应该立刻着手保护自己。国家科学院院长 Bruce Alberts 在专家团报告的前言中加上了这一重要观点：“科学解答不了所有问题。但是科学确实为我们的未来提供了最好的指导，关键是我们的国家和整个的世界在做重要决策时，应该以科学能够提供的关于人类现在的行为对未来影响最好的判断作为依据。
就象吸烟问题一样，来自不同领域的声音坚持认为有关全球变暖的科学资料还不完整。在我们证实这件事之前可以向大气中不断的排放气体。这是一个危险的游戏；到了有百分之百的证据的时候，可能就太晚了。随着风险越来越明显，并且不断增加，一个谨慎的民族现在应该准备一份保单了。
幸运的是，白宫开始关注这件事了。但是显然大多数总统顾问并没有认真看待全球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他们没有出台行动计划，相反只是继续迫切要求进行更多的研究――这是一个经典的“分析导致麻痹案例”。
为了成为地球上有责任心的一员，我们必须积极推进对于大气和海洋的深入研究。但只有研究是不够的。如果政府不争取立法上的主动权，国会就应该帮助政府开始采取保护措施。弗吉尼亚的民主党议员 Robert Byrd 提出一项议案，从经济上激励私企，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许多人看到这个国家正准备修建许多新的发电厂，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求。如果我们准备保护大气，关键要让这些新发电厂对环境无害。
2005 Text 3
在高质量睡眠的所有因素中，梦似乎是最无法控制的一个。在梦中，窗户通向的世界里，逻辑暂时失去了效用，死人开口说话。一个世纪前，弗洛伊德阐述了革命性的理论，即梦是人们潜意识中欲望和恐惧经伪装后的预示；到了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神经病学家们转而认为梦是“精神噪音”，即睡眠时进行的神经修复活动的一种杂乱的副产品。目前，研究人员猜想梦是大脑情感自动调节系统的组成部分，当大脑处于“掉线”状态时对情绪进行规
整。一名主要的权威人士说，梦这种异常强烈的精神活动不仅能被驾驭，事实上还可以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睡眠和感觉。芝加哥医疗中心心里学系主任 Rosalind Cartwright 说“梦是你自己的，如果你不喜欢，就改变它。”
大脑造影的证据支持了以上观点。匹兹堡大学的埃里克博士说，在出现清晰梦境的快速动眼睡眠中大脑和完全清醒时一样活跃。但并非大脑的所有部分都一样，脑边缘系统（“情绪大脑”）异常活跃，而前额皮层（思维和推理的中心地带）则相对平静大。斯坦福睡眠研究员 William Dement 博士说：“我们从梦中醒来，或者高兴或者沮丧，这些情绪会伴随我们一整天。”
梦和情绪之间的联系在 Cartwright 的诊所的病人身上显露出来了。多数人似乎在晚上入睡的较早阶段做更多不好的梦，而在快睡醒前会逐渐做开心一些的梦，这说明人们在梦里渐渐克服了白天的不良情绪。因为清醒时我们的头脑被日常琐事占据着，所以并不总是想到白天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情绪的影响，直到我们开始做梦，这种影响才出现。
这一过程不一定是无意识的。Cartwright 认为人们可以练习有意识地控制噩梦的重演。你一醒来就立刻确定梦中有什么在困扰你，设想一下你所希望的梦的结局，下次再做同样的梦时，试图醒来以控制它的进程。通过多次练习，人们完全可以学会在梦中这样做。
Cartwright 说，说到底，只要梦不使我们无法睡眠或“从梦中惊醒”，就没有理由太在意所做的梦。恐怖主义、经济不确定及通常的不安全感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那些长期受到噩梦折磨的人应该寻求专家帮助，而对其他人来说，大脑有自动消除不良情绪的方法。安心睡觉甚至做梦，早上醒来时你会感觉好多了。
2005 Text 4
美国人已不再期待公众人物在演讲或写作中能运用技巧和文采来驾驭英语，而公众人物自己也不渴望这样。语言学家麦荷特喜好争论，他的观点混杂着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看法。在他最近的书《做我们自己的事：语言和音乐的退化，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喜欢或在意？》中，这位学者认为 60 年代反文化运动的胜利要对正式英语的退化负责。
责备放纵的六十年代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次算不上是对教育衰落的又一场批判。麦荷特先生的学术专长在于语言史和语言演变。举例来说，他认为“whom”一词的逐渐消失是自然的，并不比古英语中词格尾缀的消失更让人惋惜。
然而，“做自己的事”这一对事务真实性和个人性的崇高信条，已经导致了正式演讲、写作、诗歌及音乐的消亡。在20 世纪 60 年代以前，仅受过一般教育的人在下笔时都会寻求一种更高雅的强调；而那之后，即使是最受关注的文章也开始逮住口语就写在纸面上。同样的，对于诗歌来说，非常个性化和富有表现力的创作风格成为了能够表达真实生动含义的唯一形式。无论作为口语还是书面语的英语，随意言谈胜过雅致的言辞，自我发挥也压过了精心准备。
麦荷特显示先生从上层和下层文化中列举了一系列有趣的例子，从而说明他记录的这种趋势是确凿无误的。但就书中副标题中的疑问：为什么我们应该、喜欢或在意，答案却不够明确。作为语言学家，麦荷特认为各种各样的人类语言，包括像黑人语言这样的非标准语言，都具有强大的表达力――世上没有传达不了复杂思想的语言或方言。不像其他大多数人，麦荷特先生并不认为我们说话方式不再规范就会使我们不能够准确的思考。
俄罗斯人深爱自己的语言，并在脑海中存储了大量诗歌；而意大利的政客们往往精心准备演讲，即使这在大多数讲英语的人们眼里已经过时。麦荷特先生认为正式语言并非不可或缺，也没有提出要进行彻底的教育改革---他其实只是为那些美好事务而不是实用品的消逝而哀叹。我们现在用“纸盘子”而非“瓷盘子”装着我们的英语大餐。真是惭愧啊，但很可能已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