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与影响
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不外乎三种类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然而在辽阔的中原大地，受到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商业文化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打击，使得拥有绵长海岸线的中国失去了发展商业文化的机会。因此，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才是影响中华文明的最主要因素。
交流与冲突———是这两大文明的交往方式。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总体历史过程看，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形成，带有某种自发的分工互补性质，彼此产品的交换和交流，成为双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共同需要。这种交往的途径和方式，大致上有两种类型，即和平友好的往来和残酷的暴力冲突。
一、农耕文明及其特点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国家管理理念、人际交往理念以及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
农耕文化有着自身的特点，其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观念，都表现出“和平的”文化特征。
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连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所以他们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其所希望的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已，源源不绝，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常感满足而不富有。可以说，农耕文化的上述精神特征皆来自于较优厚平和的自然环境。
二、游牧文明及其特点
游牧文化起源于“内不足”，内不足是一种自然环境的逼迫，而自然环境的逼迫引发了这种文化的种种特点，其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和扩展。由于不良生存环境的刺激，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
正是游牧文化的这种起源，产生了其独特的生产方式：逐水草而居，依靠肉和奶解决大部分食品，然后用毛皮、肉食和奶制品与农耕民族交换日常用品以及一些谷物。因此游牧民族必须保证和农耕民族的贸易，对外依赖性较强。但是游牧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不稳定，一旦遇上灾害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这时候游牧民族为了生存只能去劫掠。由于游牧民族时刻与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相争斗，每天又以肉食和奶制品为食，因此所有游牧民族都是剽悍善战的。再加上有大量马匹装备出的骑兵，游牧民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侵略成为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
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给人们落后和应改造的印象。
三、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
从商代开始，匈奴的先人鬼方就开始侵扰中原。此时中原战车是主要兵种，相比骑兵来说机动力要低的多。不过，由于马鞍、马镫都没有在游牧民族中使用，此时的鬼方骑兵尚没有太强大的战斗力。在商武丁时鬼方受重创，直到周朝才再次开始南下。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整个东亚气候的变冷，游牧民族的入侵越来越频繁，北方燕、赵、秦都修建了长城防止来犯
之敌，开了用长城防备游牧民族的先河。后世秦、汉、北魏、隋、金、明都修建过长城；宋代因为没有“幽云十六州”失去了建设长城的地利，发明过“水上长城”，“其间设26座碉堡，125处军铺，兵船百艘”。
汉初由于国力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和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此时“高桥马鞍”已经被发明了出来，骑兵真正能够发挥战马的机动力了。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匈奴在与汉朝大战后，先分裂成北匈奴、南匈奴；后北匈奴西逃，造成几百年后的欧洲民族大迁徙；南匈奴南迁，在后来的十六国时期与其他少数民族一起融入汉族消失。这是对抗游牧民族另外一种方法：利用农业文明生产力发达的优势，组建能够对抗游牧民族的骑兵，用武力驱逐他们。然后就有一部分游牧民族离开蒙古草原内迁至农业区，进行农业化。内迁的种族有逐渐融入汉族的（鲜卑），也有在屠杀中灭亡的（羯）。
到了唐代，对待少数民族可谓宽大。唐朝与少数民族更像是联盟的关系，众多少数民族将领和雇佣军都曾经是唐军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唐代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在内忧外患中不占重要地位。
农业文明的噩梦后来才真正出现，那就是蒙古人。蒙古人的强悍和顽强的生存能力让他们成了蒙古草原的最后主人。古代蒙古人分化出的各个民族今日分布在欧亚大陆各处，其中现代蒙古族仍旧牢牢占据着草原。为什么蒙古人没有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最终消失？这应该归功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数百年的南征北战，所有其他的民族被屠杀、同化得差不多，再也没有游牧民族能够有实力驱赶蒙古人；而同一时期的明朝没有能力完全击溃蒙古人、清朝与蒙古建立的差不多是联盟关系，也使得农业文明没有再次驱赶蒙古人。到了现代社会，就没有人会再去争夺牧场了，农业文明也前进到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数千年的对抗就此结束。
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在古代，游牧民族的马给人类的交通带来极大的便利，加速了贸易和技术的传播。草原的游牧民族，在与其他民族沟通时比起农耕的中原地带就有明显的优势。马比人走得远、跑得快、负载的东西多。游牧文明比起农耕文明来，覆盖的领域大，接触的文化多，技术传播也可能快一些。因此在与游牧文明的交流过程中，农耕文明不仅得到了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有了接触其它外来文化的机会。
而农耕文明相对与游牧文明，总是以精雕细琢的态度不断完善任何事物以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因此农耕文明虽然覆盖领域不大，但是它的文化是成熟完善的，技术是先进有效的，尤其是政治思想文化上的高度发达。游牧文明在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中，学习到了远远超出其文化水品的知识，可谓是收益非浅。
以下是几个具体的文明交流的例子：
1、青铜器
早在4000年前，西亚已进入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主要的青铜冶铸技术均已发明，并对周边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东亚在那时才刚刚进入青铜时代。青铜文明在中原大地的起源真是西北游牧民族传播的功劳。又如，剑是古代游牧武士随身携带的武器，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其中西亚和中亚的短剑较为古朴，而东亚的剑种类繁多，且异常精致。而中国佩剑之俗也是起于西北游牧民。
但是青铜冶炼和铸造是定居者的事业，不可能在马背上进行。而且刀、剑、斧、弓、箭、盔、甲、套索是游牧民的主要兵器，但其实只有套索是游牧民特有的武器，其他均是定居民的发明。从中不难发现，游牧民族的青铜文化正是取自他处。游牧民族巧妙地利用了青铜器，
完善了游牧生活方式，战斗力大大提高，促使游牧民走上了游牧军事化的道路，从而将青铜兵器传播到了遥远的地方。
2、系带和带钩
岩画和墓葬发掘均表明游牧民有系带的传统。他们习惯将武器或生活用具挂在腰带上。腰带以动物纹饰为主，在中国北方有大量出土。春秋战国之际，系带之风盛行中原，带亦系挂刀、剑、印章等物。系带和带钩争奇斗妍。又有史载“带不厌新，钩不厌旧”，“满堂之坐，视钩各异”。带钩在进入中原之后成了时尚或身份的象征，其实用功能逐渐被人遗忘。
在游牧文化进入农耕文化的时候，农耕文化的等级特点影响了它的发展，从而产生了新的文化思想。
3、粮食
中原地区上古原不产麦。中原之原始农作物为禾（今粟谷），故中原早期农作物之字皆从禾不从麦，如黍、稷、秫等。小麦起源于西亚，后来经由西北的游牧民族引种至中原。
粟起源于黄河流域，新疆境内则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的小米饼（由粟制作的食品）。这就说明游牧游牧文明在带来小麦的同时也带走了粟。
稻米自南而北，麦类自西而东的传播，对中国人饮食习惯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生产生活
一部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或南迁），带来了民族大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发展。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氏、羌“五胡”南迁，带来了方凳、胡床等用具，以及完善的畜牧养殖方法；而他们也学到了更加实用的种植农业。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各有各的特色与优点，在交流与冲突的引导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在相互的取长补短中伴随着创新与延续的基调一起向前。
浅议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流 【摘要】游牧文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与农耕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边境历史的主题之一。两种文明在融合中相互促进，相互认同，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交流影响 一，两种文明的特点 农耕文明，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生活需要的国家制度、礼俗制度、文化教育等的文化集合。农耕文明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是世界上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集成。主要特点是男耕女织、规模小、分工简单、缺少商品交换、向内的凝聚力和向外的排斥力，最大的特点就是勤劳朴实有韧性。 而游牧文明是在人类早期原始狩猎文明和原始采集文明之后，与农耕文明差不多同时产生的，就其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而言，比农耕文明更接近原始的采集狩猎文明。“逐水草而居”形象地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游牧文明更加接近自然，也就更加尊重自然，同时形成了游牧民族豪爽的性格。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界限随着历史的发展一直在向北移，现在定下来的是400mm等降水量线，以北是游牧文明，以南是农耕文明。 二，两种文明的交流和影响 经济方面 农耕文明发展较游牧文明更发达，因此经济上农耕文明对游牧文明的影响更大。如水利技术、制瓷工艺、纺织、酿造、冶炼、印刷、造纸、砖瓦、采盐制盐等技术先后传入游牧民族地区，为游牧民族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当然游牧民族中也有许多影响农耕文明的。 汉初由于国力的不足，休养生息六七十年，积蓄了足够的国力，开始了对匈奴的反击。为了获得精锐的战马，汉武帝曾经发动对大宛的远征，所得大宛马大大改善了中原马匹的质量；同时张骞通西域带回了饲养马匹的饲料——苜蓿，以及养马的先进方法。以此汉朝养马数十万匹，对阵匈奴时能够出动强大的骑兵。依靠强大的国力，汉朝对匈奴屡战屡胜。中国在汉代首次获得河西之地，并且置郡长期统治。 政治方面 五代十国之时，两种文明的交流尤其繁荣。契丹人制造鞍辔、服装的技术传入中原， 回鹘人与汴京百姓在市肆交易，这大大促进了汉民族与回鹘人的经济文化交流。 政治制度方面 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是游牧文明建立政权后向中原地区学习。如 鲜卑政权学习汉族文化，采用汉族地主阶级统治制度。 占领河套地区以后，北魏政府为了加强了对河套地区的管理，采取了融合两种行政体制的方略进行管理，既有汉族地区的行政管理体制，设置郡县进行管理，也有采取军镇管理
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碰撞 近期看了《狼图腾》一书，本来这本书是前几年闹的沸沸扬 扬的一本书，可以说在文化界的轰动不亚于王小东的《中国不高兴》。书是几年前出的，可是很惭愧，现在才把它看完。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懂得为什么很多人都执著地追求这本书中的真谛。的确，书中的思想和观点也同样让我产生深深的震撼。 这几日我在不停的思考书中之意，也逐渐有了一点自己的陋解， 在这里写出来，本也委实是自家直言，姑且论之，希望不要被笑话. 书中的大意就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背景下，毛主席号召广大 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要知识分子深入到农村去建设农村，故事的 主人公陈阵就是响应这个号召插队到蒙古大草原去的。而故事讲述 的是在陈阵的眼里被世人称为凶残的野兽“狼”的形象。中心是 围绕陈阵看狼，以及蒙古人看狼，和其余知青看狼的不同，以及狼 自身所处的社会形象。中心大致如此，而我要讨论的是陈阵从狼身 上看出草原文化与我们小农文化的区别，其实这也是作者借陈阵的 口吻来说出自己的观点。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 不同，那么，就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心态。在畜牧业生产条件下， 由于作为第一生产资料的草资源在游牧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 而反映到头脑中对草的认识亦不同，直接影响着他们的价值取向、 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
自古以来，华夏各族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较为发达的农耕文化，他们根据不同的地域生产特点，总结出一系列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随季节的更替，农民进行着有规律的春播、夏锄、秋收、冬储的生产活动，长期的农业生活和物产丰盈的文化氛围，使汉民族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模式和传统观念，比如对草的看法和行为与游牧民族就截然不同。由于野草对农作物生长具有破坏和抑制作用，农耕民族为了保证农作物正常生长，提高产量，决不允许其他杂草存活其中，久而久之，在人们头脑中形成排斥草、贬低草、视草为敌的观念，随之自然表现在语言词汇和行为方式之中，以汉字汉语为例，凡草字打头的词绝大部分带有贬义，诸如“草莽”、“草包”、“草率”、“草稿”、“草芥”、“草寇”、“草昧”等，对草的鄙视还波及到畜牧业上，一些含有愚蠢、讽刺之意的词汇常常与牲畜联系在一起，比如“吹牛”、“拍马”、“牛头马面”、“牛脾气”、“马虎”、“马前卒”等。由此可以见得，农耕民族传统文化中涵有轻视、蔑视畜牧业的价值观念。 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蒙古族，对草、畜的理解和认识远非其他民族能够达到。因为草原和畜群在其经济生活中居特殊地位，反映在它的传统文化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相反的文化心态，我们可以从大量的民歌、祝词、赞词、谚语及日常生活中得到证实。风格独特、内容丰富的民间文学表达了游牧民族对草原上的一草一木深深的眷恋和由衷的赞美。千百年来，蒙古民族遵循着祖先的遗训，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对待草场和牲畜。在十三世纪的蒙古社会当中，就
农耕游牧关系的经济分析 一、导论 “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相互挑战与反应，是近代以前世界史上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萧启庆，1972）。中原王朝和游牧政权间的冲突与战争几乎贯穿于整个中华文明史，成为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农耕游牧关系也一直是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因农耕游牧关系涉及（理性）行为主体（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政策选择与博弈，经济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也开始应用博弈论和交易成本等经济分析工具分析农耕游牧关系。俞炜华和章自刚（2006）从游牧区比较贫瘠及游牧民族组织军事成本较低的现实出发，构造博弈模型，在统一的框架下，分析出击草原惩罚、修建长城防御和通过和亲、朝贡贸易等方式购买和平等政策背后的经济理性。俞炜华、南文海构建模型说明在农耕游牧双方对土地既存在武力抢夺又存在交易的情况下，“谁对土地评价高，谁就能得到土地”，由此说明“400mm等雨量线”、长城与农耕游牧分界线基本一致背后的经济逻辑。在此基础上，该文还认为，长城并不影响土地在游牧和农耕民族之间的配置，其价值在于节约农耕民族军事投入并减少向游牧民族支付的财富数量（俞炜华和南文海，2009）。盛洪（2011）应用科斯定理分析了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清代的草原政策及军事技术变革对“华夷边界均衡”的影响。周方银（2011）则从动力机制的角度，构建博弈模型，对朝贡体制的均衡及其稳定性进行分析。 经济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将农耕游牧关系视为理性行为主体选择行为的结果，从双方政策选择约束条件入手进行分析，拓展了农耕游牧关系的研究视野。尽管不少研究涉及双方边界的确定，但没有考虑到空间因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1990年代以来，在组织理论快速发展和国家政治版图新一轮重组推动下，基于空间经济学的国家规模经济理论成为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之一，A.Alesina和E.Spolare（1997；2005），H.I.Crossman和J. Mendoza（2001），D.Wittman（2000）等学者应用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冲突经济学、国家贸易等方法，分析国家规模和边界的变迁、统一与分裂等问题。帝国的扩张和国与国之间关系是其中重要的研究方向，如R.Findlay（1996）以土地、劳动力为要素的生产函数和固定数量的劳动力在争抢土地和生产间配置为前提，构建国家边界扩
黄帝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一)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诩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邽。”上邽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按照汉文古籍记载的传说来看，黄帝率领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开创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融合。在这个巨大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曾先后与早已活动在中原地区的、以炎帝为首的农耕者，以及以蚩尤为首的狩猎者，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剧烈争斗。
黄帝是传说时代游牧者首领，并且是带领他们从游牧生产和生活，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所以，黄帝也是传说时代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开创者。无论是古代华夏，还是今天的汉族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始终认为自己是黄帝的后代，认为自己是黄帝和另一位创立农耕文明的始祖炎帝的子孙，从而自詡为“黄帝后裔”和“炎黄子孙”。同时，他们还将历史上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生、起源和许多文化方面的肇启，都追溯到开创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融合的黄帝或黄帝时代。 在历史上的中国，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明，主导着多民族统一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然而，中国历史上肇始于黄帝和黄帝时代、独步一时的华夏文明，实际上是由中原华夏农耕文化，与其周边民族创造的游牧文化、游耕文化、渔猎文化，以及东南沿海和岛屿上的海洋文化融合汇成的。它是人类惟一绵延至今的古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古代，当中原华夏与周边民族文化发生交往、冲突和矛盾之际，或者中原地区出现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出现非华夏族为主要统治者的政权之时，华夏先民显赫的始祖黄帝，便在剧烈的民族文化冲突、碰撞和交融中，成为维系和巩固华夏团结，传承和弘扬华夏文化的一种象征。黄帝在历史上的中国，经常起着巩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精神，以及维系中华传统、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纽带作用。 黄帝是传说时代华夏先民中游牧者首领 据《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这些记载既指出黄帝轩辕氏是少典之后代，又说明黄帝轩辕氏是在神农氏衰落的基础上兴盛起来，并且取代神农氏的。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民族交往和文化的跨民族传通观点来看，《史记·五帝本纪》所描述的，则正是传说时代发生在华夏先民中，充满强劲活力的游牧部族文化，与固土重迁的农耕部族文化之间，在彼此汲取、互相融合基础上，汇成为新的农耕文化的形象化写照。在汉文史册中，有关以黄帝为首的华夏先民，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记述比比多是。例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黄帝率“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然而，成书较早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生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又据《水经注·渭水》的记称：“轩辕之丘，在上郌。”上郌指渭水上游的今甘肃天水一带。学者们认为，姬与歧同音相通，所以，黄帝活动地区当在歧山下的歧水流域。因此说，黄帝轩辕氏最早是活动在西北地区，从事游牧生产和生活的华夏先民首领。史学家徐旭生先生曾经指出过，黄帝轩辕氏是由西向东不断迁徙，并在迁徙过程中发展自己游牧文化的。其东迁的路线主要是顺北洛水南下，抵达今大荔、朝邑一带，东渡黄河。再沿着中条山和太行山边，逐渐向东方迁移，到达中原涿鹿的山湾里。[1]这就印证了《史记·五帝本纪》说的黄帝：“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在这里，我们可看出，黄帝轩辕氏抵达涿鹿之初，尚处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阶段，过着“迁徙”不定、居“无常处”生活。 不过，《史记·五帝本纪》同时又记述了抵达涿鹿之初的黄帝，也在率民“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的情景。这就反映出，以黄帝轩辕氏为首的华夏先民，抵达中原涿鹿之时，正在发生着由迁移不定的游牧生产，向定居的农耕生产过渡的历史性转变。所以，这也就证实了，黄帝是传说时代从游牧生产转为定居农耕的华夏先民首领。 阪泉大战反映了传说时代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合
目录 摘要 (1) 关键词 (1) 一、游牧民族的介绍 (2) 二、游牧民族的起源 (2) 三、游牧民族的发展 (3) 四、游牧文化与中华文化的交融 (4) 五、游牧文化对中华影响 (5) 参考文献 (6)
游牧民族对中华文化影响 游牧是指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的一种粗放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方式。牧民长期无固定住所，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设备相当简陋，经营非常粗放，基本处于靠天养草和靠天养畜的落后状态。游牧民族指的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广义上的游牧民族指的是居无定所的流浪民族，包括草原民族和海洋民族。 起源 关于游牧民族的起源，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的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有关中国北方游牧业的起源问题，与世界游牧业的起源问题研究是密切相关的，笔者主张游牧与农业分离说。 游牧经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非自足性的经济类型，对农耕社会存在着依赖性，它不能完全脱离种植业，需以整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相当发展并产生一定的剩余产品为前提。这就要求种植技术和游牧技术都有相当的进步，从而决定了游牧民族只有在较晚的时候才能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牧结合的混合经济是人类赖以进入文明时代的最主要的经济类型。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钱穆先生云：“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牧国家兴起的原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理论：“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这是解开游牧起源这一历史悬案的锁钥。如何正确理解恩格斯的这一经典论述，学界为此长期争鸣不休。 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并不是游牧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而是人类从攫取经济——采集和渔猎向生产经济的发展过渡。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有些部落向农业经济发展，有些部落向游牧经济发展。恩格斯所说的正是后一种情形。直接从攫取经济向农业生产过渡也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形式之一，而且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都是沿着这一道路发展的。因此，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在距今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持反对意见的学者则指出，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以农业为主，没有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也就没有农业和游牧业的社会大分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发生于新石器时代末到铜石并用时代，游牧部落的形成标志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实现。也有人基于考古发现指出，我国整个新石器时代原始畜牧业和锄耕农业结合在一起，到了青铜时代，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形成了灌溉农业，而适宜放牧的地区在锄耕农业的基础上发展成游牧业，从而实现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
第55卷 第6期2002年11月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 (Humanity Sciences ) Vol .55.No .6Nov .2002.700706 ○世界历史 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的冲突融合及其历史效应 赵 林 (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武汉湖北430072)[作者简介]赵 林(1954-),男,北京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 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 [摘 要]从公元前2000纪初到公元后15世纪这漫长的3000多年时间里,游徙于欧亚 大陆北部的游牧民族对南部定居的农耕世界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入侵活动。农、牧世界之间 的这三次大规模的冲突和融合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 响,它不仅导致了文明形态的变更,构成了历史自身发展运动的重要动力,而且导致了文明域 界的扩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化外之地”被裹挟到文明的历程中,从而为人类历史从区域史、国 别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奠定了必要前提。 [关键词]农耕世界;游牧世界;冲突;融合 [中图分类号]K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6-0700-07 一、两大世界的对垒与文明扩展的“酵母”作用 在人类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过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农耕与游牧。从新石器时期末叶一直到公元15、16世纪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种生活方式的分野导致了农耕世界与游牧世界之间旷日持久的文化对峙和冲突,我们今天的世界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两个世界长期冲突与融合的结果。 不同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不同的文化特性和社会制度。相对而言,游牧民族骁勇强悍、性情凶野,长期的简朴生活使其顽固地保持着传统的氏族公社制度,迁徙不居的游牧习性则使得这些民族喜好马背上的营生(劫掠)而不耐耕作之苦。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以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塔西陀在描述日耳曼游牧者的生活习性时说道:“要想劝他们像向敌人挑战和赢得创伤那样地去耕种土地和等待一年的收成,那是很困难的。而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 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1](第62-63页)游徙不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的 发生,许多游牧民族的文明化历程基本上是以一种“入赘”的方式而实现的,即剽悍的游牧民族在入侵农耕世界的过程中反过来被后者的文明生活方式所征服和同化。 相形之下,农耕民族则要显得文静柔弱得多,其生活方式也较为稳定和有规律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王世纪·击壤之歌》)。农耕民族长期维持着一种以农为本、自给自足的 收稿日期:2002-09-17
广西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本科毕业论文 题目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姓名任津辉 教育层次自考本科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校广西师范大学 指导教师张俊杰
目录 一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 (2) 二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不同 (5) 三蒙汉文化融合的魅力 (8) 参考文献： (10)
元代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互相冲突和融合 10级汉语言文学本科（4）班任津辉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谈元代人性格与地域特征带来的文化冲突及音乐歌曲的审美观念的不同和蒙汉文化融合的魁力三个方面，说不对之处，请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关键词】文化；互相；冲突；融合 冯天瑜、杨华在《中国文化发展轨迹》中说：“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互动是世界工业化到来之前的主要矛盾。自唐末五代始，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再度相继崛起，对中原农耕世界发动规模日益巨大的撞击。”在这民族的大撞击中，首先是文化上的冲突和整合。在13世纪的中国，这种文化冲突与整合的标志就是从中国朔方崛起了一个剽悍的民族——蒙古族，建立了强大的蒙古国。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很大的意义，蒙古人利用他们的铁骑很快踏碎了北方一个个分裂王朝，统一了北方。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挥师南下，于1279年灭掉了南宋，终于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的局面，完成了全国规模的统一，建成了我国历史上领土最辽阔的朝代，“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①元朝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给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流也带来了一定的保障。 “元代是一个政治现实严峻的时代，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被处于较低社会发展阶段的游牧民族所征服，人们习以为常的传统信念受到空前的挑战，国破家亡的巨大痛苦，使汉族产生了汉代以来最为深沉的郁闷。元代又是一个活力抒发的时代，蒙古铁骑以草原游牧民族勇猛的性格席卷南下，给汉唐以来渐趋衰老的帝国文化输入进取的因子。于是，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处于一种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雅文化与俗文化
第二节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 上一节讲到中西民族生存环境的不同，中华文明的自然基础是河流，而西方文明是海洋，这种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会带来不同的生产形式和经济模式，这一节，我们就中西民族不同的经济生活形态来做进一步的探讨。 一．华夏土地上的农耕文明 （一）中华农耕文明的起源与发展 1．起源：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新旧石器时代的三点区分：磨制石器，制陶，出现农业） （1）仰韶文化时期（7000-5000年前） 西安半坡遗址，发现最初的农具：石斧、石铲、骨锄、陶刀；小米和粟的皮壳 说明：黄河中游已经广泛种植耐旱的粟谷和蔬菜，形成稳定的农业定居点浙江河姆渡遗址，发现骨耜，木耒耜等种稻工具和大量炭化的稻谷。 出现家畜的驯化和饲养 （2）龙山文化时期：农业和畜牧业成为华夏居民主要谋生手段。出现灌溉系统和排水工程。 2．发展 （1）夏：农业是关系国之存亡的命脉 这一部分，很难找到史料记载，但是从流传下来，大家都熟知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农业已是当时主要的经济形式。 同一时代的西方的神话大都是宙斯，阿伽门农等神力和勇士，而我们这一时代的神话却是：古代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神农（炎帝）； 教民耕种的后稷；为民治水的大禹 养蚕抽丝的嫘祖； 。 （2）商代：农业是华夏居民最基本的生存手段 关于这一部分的历史考证，我们主要从殷墟甲骨文中寻找。 甲骨文中很多基本词语的字型都与农业密切相关。例如： 男：男，丈夫也，从田从力，言男用力于田也。 （3）周代：农业是经济生产活动的中心内容 ①周王朝对诸侯功臣分赏土地，赐予田产和臣民，使他们成为拥有土地和农奴的领主 ②周代帝王开始身体力行的方式，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显示统治者对于农业的重视。 《诗经周颂》写到：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③从周代始，由民间歌谣汇集的《诗经》中有大量关于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描绘。
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 任何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同具体的生态环境和历史变迁直接相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地理环境、经济状况和历史演变的特殊性，就会形成不同的文化特征，经过漫长的演化和冲撞，积淀成为今天的文化系统，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就是这样逐步形成、传承和发展的。它们有其自身内在特质和规律，通过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表现出来，显示着地域文化的博大和雄浑。本文以蒙古族和汉族为例，具体比较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性。 特定的生态环境决定着特定的文化系统 (一)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文化系统 蒙古高原地处内陆半干旱的自然环境，疏松沙层广泛分布，使这里形成了干旱荒漠的景观，加之雨量奇缺，气候温差大，只能适宜多年生、旱生低温的草木植物生长，千百年来，生聚在这一地域的人们，因地理条件所限，不宜从事农耕，只能依赖游牧、狩猎等生产方式生存繁衍，并且逐步形成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素质，融合为一个人们共同体——游牧民族。这里的居民以游牧生活为主，而游牧生活是一种粗犷而富于冒险的生活，恶劣的自然条件培养了他们极强的与自然搏斗的能力。他们衣皮被旃裘，食肉饮乳，居毡帐，乘坐骑,衣、食、住、行、用与牲畜须臾不可分离。正像农民依恋土地一样，牧民则离不开牲畜、草原。辽阔的草原是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曾经养育过匈奴、乌桓、鲜卑、突厥诸族，同样，它为蒙古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独特的、隔绝的历史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草原文化系统，作为草原骄子的蒙古民族深受环境的陶冶和启迪，在承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系统的基础上，经过本民族长期的开拓和实践，创造出灿烂的富有草原色彩的语言、饮食、服饰、建筑、礼仪、祭祀、宗教等等游牧文明。 与这一地区相邻的是气候温和、地势平坦、雨量充沛的黄河流域。湿润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宜于农作物大面积种植。这里则生息着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他们生活在固定的土地上，培养了大量宜于种植的农作物，同时发展了养殖业、酿造业、手工业等等。由于农业生产对自然和气候的选择性很强，还有土壤的种类、水利资源、作物种类等，都会影响作物的种植和生产程序，农业民族正是依据这些因素，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了汉民族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以最初的“刀耕火种”、“轮作抛荒到精耕细作”，并且一代一代得到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异彩纷呈、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 （二）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方式 “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1］，这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点。恩格斯指出：“游牧部落的生活资料多，不仅有数量多的多的牛乳、乳制品和肉类，而且更有兽皮”等各种畜产品。游牧民族出现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不同的部落的成员之间进行交换，以及它作为一种经常制度发展和巩固的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他们用来“交换的主要的物品是牲畜”，牲畜不
“善”与农耕文明 “善”是一个伦理学领域的概念，也可用来检验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一种人类文明道德进步的尺度。如果不是从心灵意义上，而是从社会意义上，来理解和诠释善的内涵和标志，那么大体上可以表述为：和平与建设便是善，侵略与破坏便是恶。假定在人们面前摆出两幅图景：一幅是靠辛勤耕耘，创造社会财富，满足衣食之需，不伤及乃至危及邻人邻国；一幅是靠扩张（侵略）和掠夺（破坏），攻击邻人邻国。毫无疑义，人们都会将第一幅图视之为善，将第二幅图谓之为恶。 从上述意义上看，农耕文明便是一种善的文明。它本质上需要顺天应命，需要守望田园，需要辛勤劳作。它不需要培养侵略和掠夺的战争技艺，而是需要掌握争取丰收的农艺和园艺；它无需培养尔虞我诈的商战技巧，而是企盼风调雨顺，营造人和的环境。尽管农耕文明也不都是田园牧歌，也有争斗和战乱，但较之于游牧文明和工业文明，具有质的不同，不可同日而语。 先看看游牧文明。这种文明具有显著的“游击”特点，“打
一枪换一个地方”。专寻草肥水美之地而居，将一个地方的水草消耗掉了，环境破坏掉了，再换个地方。这种文明生长在马背上，极具机动性、剽悍性和掠夺性。翻翻游牧民族的历史，充满了部落之间的打杀和征伐，也记载着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征服和掠夺，而且手段极其残忍，动辄屠城，所过之处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毁灭其他类型的文明，特别是农耕文明。欧洲人至今谈起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尚心有余悸。 再看看近代兴起的工业文明。尽管它是人类历史的必然，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决不是善的代表。这种文明天然需要具有无限扩张趋势的市场和生产要素，充满追求利润和财富的不可扼制的欲望。看看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从圈地运动（羊吃人）到贩卖黑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一不是工业文明制造的恶行。马克思将上述罪恶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事实上工业文明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在当代社会，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侵扰有所收敛，但对大自然的破坏却变本加厉。地球正在变成工业文明的垃圾场，正在沦为全人类“失落的家园”。
游牧文明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影响及历史根源的探究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每一个历史时期，都给它自身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们在造就自己的同时，也造就了无与伦比的华夏文明。而值得一提的是在灿烂的华夏文明中，昙花一现的游牧文明以其自身的特点，似乎以最恰当的方式适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尽管它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如此，它最终摆脱不了自身的历史局限性，逐渐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只能从民族大融合中找到它的些许痕迹，它留给我们的除了独特的文明，就只有无限的遐想了。 现在，让我们再一次以华夏文明继承者的身份，来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吧。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游牧民族统一中国的历史时期。一个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另一个就是满族建立的清朝。曾几何时他们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令中原王朝闻风丧胆。它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民族的强悍。而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游牧文明的基础上。所谓的游牧文明，就是终年随水草转移进行游动放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建立起来的文明。游牧文明的特点在于动。因为变动性大，不利于手写文字的产生，文化的积累便主要依靠口耳相传，无法形成如农耕文明那样发达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组织，在话语权上始终无法胜过农耕文明，因此留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是落后和应改造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游牧文明始终存在着一种活性因素，它遵循着自然规律，热爱自然、感恩自然，拥有与自然相近的豪爽而开放的性格。蒙
古有句谚语“被牲畜采食过的土丘还会绿起来，牲畜的白骨不久被扔到那里。”就用一种浅显易懂的语言，表达了牧民对牧草枯荣，牲畜的生死等自然循环、生物再生原理的深刻理解，并且认为“凡有生之物皆无常也。”无常，包含变化、运动之意。当《周易》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格言，随着农耕文明的生根和发展越来越严密而消逝时，游牧文明中这种活性因素却始终张扬着，并且和尊重自然，感恩自然的性格结合起来，成为保持草原生态环境平衡的重要文化因素。 蒙古族的民间诗歌中，有这样两句诗：“牧人爱宇宙/宇宙赐给我们幸福，牧人保护宇宙/苍天交给我们的任务。”如此直白地表述人们有保护大自然的责任的话语，在农耕文明中是绝难找到的。即便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最倾向于天的道家，也不能如此自觉而清晰地表达出人应当保护自然的观念。这还是在农耕文明的惰性因素没有完全强化，原始采集狩猎文明遗留的及与游牧文明交互影响而存在的活性因素仍旧占有一席之地的先秦时期。秦汉之后，随着农耕文明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定胜天的观念和消极企求神灵保佑的世俗观念逐渐盛行，明确提出要保护自然的声音，除了宗教的影响外几乎就不再能够听见。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蒙哥于1251年登上蒙古大汗宝座时，在发布的登基诏书中说：“要让有羽毛的或四条腿的，水里游的或草原上生活的各种禽兽免受猎人的箭和套锁的威胁，自由自在地飞翔或遨游；要让大地不为桩子和马蹄的敲打所骚扰，流水不为肮脏不洁之物所玷污。”这样的言辞，中原农耕文明中，哪一个帝王能够说得出来？难怪有学者慨叹，西方文明的血统来自于游牧文明，只有游牧文明的活力，才能发展出对自由的强烈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本段简介 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子，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编辑本段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
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编辑本段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国是世界农业的发源地之一。 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个重要发源地，是中国农业文化的基础，又是宋代以前中国农业文化的轴心。中原农耕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农业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这是徐光春同志在谈到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时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它完全符合中国农业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发展的实际。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一) ●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虽然在一定意义和特定范围内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或同一性，但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质的差异。 ●从文化类型看，草原文化为地域文化之一种，而游牧文化则为经济文化之一型。 ●从地域分布看，草原文化基本同草原地带的分布相一致，而游牧文化则不尽然。 ●从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历程看，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并非一直处于同步发展状态。 ●从建构特征看，草原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而游牧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 近两年来，随着草原文化研究的逐步深入，梳理和辨析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已成为该领域学术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理问题。虽然学界至今尚未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展开专题讨论，但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识或分歧已有所表现，其中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从而对开展草原文化研究提出质疑。本文试就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内涵、分布、起源和建构特征等几个方面进行专题讨论并重点说明二者之间的非等同性，以求教于有关专家学者。 一、研究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 关系问题，首先应当明确界定什么是草原文化和什么是游牧文化。虽然作出这一界定并使之能够得到学界较大范围的认同并不容易，但这是我们必须要作出的尝试。我们认为，所谓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这一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的不同族群的人们共同创造的文化。它是草原生态环境和生活在这一环境下的人们相互作用、相互选择的结果，既具有显著的草原生态禀赋，又蕴涵着草原人的智慧结晶，包括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基于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道德情操等。可以说，草原文化是一种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形态，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文化形态之一。 所谓游牧文化，就是从事游牧生产、逐水草而居的人们，包括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和游牧族群共同创造的文化。它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游牧生产和游牧生活方式——游牧人的观念、信仰、风俗、习惯以及他们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价值体系等等，无不是游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历史反映和写照。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具体要素。 从上述简略的界定中不难看出，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确实具有一些重要的相同或相似之处，在一定范围和一定历史时期内具有内在的同一性，实际上，不少学者把草原文化直接指称为游牧文化，或者把草原文化视为草原游牧文化的略称，都是从这个特定范围、特定时期出发作出的界定。然而，超出这种特定的范围和时期，再把草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游牧文化，进而质疑草原文化概念的提出，显然是缺失必要的逻辑基础和科学依据的。因为一旦超出特定的范围，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就完全从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领域。前者从属于区域文化类型，可列入海洋文化、大河文化、森林文化序列；后者从属于经济文化类型，可列入狩猎文化、采集文化、农耕文化序列。明确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只是界定概念的需要，更是从内在属性上把握其同一性和差异性的需要。 二、从草原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区域分布看，二者之间也有 很多不尽相同的地方。由于草原文化是依草原生态环境生成的，因此草原文化实际就是依草地资源的分布而蔓延于世界各地的。现在我们确切知道的是，草地资源分布于世界各大洲，草原面积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5以上。其中最大的一片是欧亚大草原，从我国大兴安岭东侧到欧洲多瑙河下游，东西跨110个经度，绵延万余里。这些草原由于气候和植被条件不同，又分为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及山地草甸类、沼泽类等不同类型。而生活在这些不同区域、不同类型草原上的人们所创造的草原文化虽然存在地域的区别，但都是以草原这一自然生态环境为载体的，具有内在的联系与统一性，因而在更高层级上都属于草原文化。
游牧与农耕文明 德国考古研究院 欧亚研究所所长帕尔青： ?从某种程度来说，中国永远是欧亚草原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新疆和内蒙古地区；中 国历史永远是欧亚历史的一部分。丝绸之路绝不是东西方之间第一条，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联系纽带。 ?“没有欧亚考古学，中国考古学只关心中原地区文化，依然能轻松生存；但要扩大视 野，研究边疆考古学文化，搞清中原文化与相邻地区文化的关系，就不能依然故我。 同样，离开中国考古学，欧亚草原地带考古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则会举步维艰。” ?“站在长城线外向中原瞭望，你会发觉史家们所津津乐道二十四史观点在这里轰然倒 地，从这个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一个形态存在着的，这就是每当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街口难以为继时，游牧民族的嗒嗒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 ?游牧的起源、游牧国家的产生与演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游牧与农耕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很长时期内,曾相互对立、相互依存。 ?游牧的起源主要观点: 人口压力说、游牧出于游猎说、驯化地理说、游牧与农耕并立说、游牧与农业分离说、气候变迁说等。 ?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 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人类文化从源头上看，有三种类型：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 ?游牧文化发源于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于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 于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 ?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类型。三种文 化类型又可概括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另一类 ?就游牧、商业文化而言，它们起源于“内不足”。 ?内不足是一种自然环境的逼迫，而自然环境的逼迫引发了这种文化的种种特点，其 核心是以对立为基础的进取和扩展。比如，内不足就需要向外寻求，因此形成了这类文化流动的进取的特点。由于不良生存环境的刺激，遂产生了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战胜与克服不能仅凭自身，于是又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的最早工 具为马，海滨民族的最早工具为船。 ?游牧、商业民族往往以追求财富为目标，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财富观。 ?农耕文化的核心是平和的、自足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因此而为静定的， 保守的。 ?农耕文化所产生的是“天人相应”、“物我一体”，“顺”、“和”、“安分”、“守己”等 观念，表现出“和平的”文化特征。 ?农耕民族与耕地相联系，生长于此，病老于此，祖宗坟墓安葬于此。所以他们心中 “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期望的是“天长地久，福禄永终”。农民的农业生产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很少有新鲜刺激的东西。而且又生生不已，源源不绝，不愿多藏，也不能多藏。所以他们的生活是常感满足而不富有。可以说，农耕文化的上述精神特征皆来自于较优厚平和的自然环境。 ?中国北方游牧业的兴起是在青铜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马被认为是草原游牧的象征， 马的驯化和传播是欧亚草原游牧兴起的关键。 ?战争、掠夺、和亲、互市等所有的历史现象似乎在说明一个主题：生存与财富是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