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度与程序为主的，这充分体现了韦伯的具理性与形式理性。第三，管理的分工与分权。在科学管理中，泰罗在组织的横向和纵向上都提出了分工横向的分工表现为技术与知识的分工，而纵向上则表现为管理权与操作权的分离、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这些都为韦伯官僚制理论提出政治与行政分离，在行政管理上重视技术和知识理性提供了根源。
（三）文官制度的确立。
19 世纪70-80 年代英美两国先后建立了文官制度，即国家公务员制度。随着英美两国公务员制度的一步发展，西方大多数国家相继确立了公务员制度。文官制度的建立实行了新的人事管理原则，主要包法制化、职业化、专业化、价值中立、政务官与业务官分离等原则，这些原则为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奠定了基础。如职业化、专业化原则体现了技术理性的特征，而法制化、价值中立、政务官与业务官的离则体现了形式理性的特征，这些都是韦伯构建官僚制理论的核心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韦伯官僚的工具理性特征就是通过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从理论走向实践的。
三、.韦伯官僚组织
(一) 核心概念
1. 权力(power): 无视人们的反对, 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 权力与服从(obedience) 相对应;
2. 权威(Authority): 政当化的统治, 是权力的一种特殊形态, 两个特征: (1) 自愿服从; (2) 存在着一套支持统治的正当性的信仰体系;
3. 正当性(Validity): 指人们愿意服从该权威( 统治) 并根据该统治系统的相应命令来行动的可能性, 这种正当性可能出于不同的基础: 传统\ 情感\ 某种价值信念\ 某种成文规定, 等等; 不同的正当性基础, 导致了不同类型的正当统治.
(二)权威合法化的方式与组织类型分析
1. 超凡权威与神秘化组织
超凡魅力: 来源于人的崇拜和追随;
神秘化组织(chrismatic): 这种组织行使权威的基础是基于统治者个人的人格, 它以对个人的崇拜迷信为基础;
统治者个人的人格特征: 超自然/ 超人的力量或品质, 因而具有人格魅力, 如宗教先知, 智者, 战争英雄, 救世主, 政治领袖, 可归为四类: （1）北欧神话中的熊皮武士（2）萨满教的女巫（3）先知与救世主（4）文人或知识分子;
两个特征: 反对经济上的考虑(经济上的平均主义) ；内在的不稳定性;
2.传统权威与传统型组织
传统型权威: 基于传统习惯或世袭得来;
两种形式: 世袭制与封建制;
特点: A. 统治者与服从者之间往往存在一些自然的亲缘关系,统治者往往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 B. 与特定的经济组织形态---即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紧密联系; C. 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宗教特性;
3. 法定权威与合理化
法定权威: 由理性和法律规定的权力;
合理—合法化组织: 即以理性和法律规定为基础行使权威( 统治) 的组织;
在该组织中:
权威的基础是组织内部逻辑一致的各种法律规则以及得到法律授权的管理人员所发布的命令,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是由于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是对组织规则
的服从,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能力,学识关系不大.不依赖于与个人有关的身份或属性,是一种非人格的权威统治;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在法律上地位平等,都受组织规则的约束;
（1）何为合理化(rationality, 理性):
因为它被专门用来作为实现某些既定目标的手段:即组织是精心设计的机器,旨在执行某些功能,而机器上的每一个部件都为机器发挥最大功能起着它们各自的作用;
（2）何为合法化(legitimacy):
因为此类组织中有着一系列规则和程序,一定时候在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的组织成员必须依据相应的规则程序去行使他的权威; 韦伯称这种类型的组织为“官僚制”(bureaucracy), 又译为“科层制”, 韦伯认为, 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的组织形态, 所谓理想, 并非指“应当”或“合乎需要”, 而是指组织的一种纯粹或标准模式, 一种标准的组织形态; 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
4.韦伯对三种类型组织的评价
A. 超凡魅力: 非理性, 过于感情色彩, 过于神秘, 不宜作为现代管理组织的基础;
B. 传统权威型: 服从传统, 领导者的作用在于维护过去的传统, 效率最低, 也不宜作为现代管理组织的基础;
C. 只有法定权威适合于现代管理组织, 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谨慎的公正”:
a. 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
b. 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
c. 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而是受到规则的约束;
四、官僚制及其特征
1. 官僚制的含义: 一种以法理型权威( 统治) 为基础, 具有专业化功能和固定的规章制度, 设科( 部) 分层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组织制度或管理形式;
2. 官僚制的特征:
(1) (合理的) 专业分工:
(2)层级节制的权力等级系统: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
(4)形式正规的决策文书(档案):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
(6)专业培训:
(7)合理合法的人事管理制度(工资\升迁\任用)
五、韦伯所认为的官僚制的优劣
优: 技术效率
A. 严密性;
B. 合理性;
C. 稳定性;
D. 普适性;
劣:
A. 官僚体系庞大而致行动缓慢, 压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效率低下;
B. 官僚主义弊端(bureaucratism);
C. 理性主义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 人沦为工具而不再是目的, 即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冲突);
六、评价
1. 韦伯理论具有巨大的社会政治意义:
（1）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新型的工业化大企业发展迅速, 这种新型的组织需要有稳定, 严格, 精细, 可靠的管理, 韦伯认为官僚制则是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理想管理形式;
（2）他强调以知识和技能进行管理的必要; 抨击旧的传统以及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控制;
（3）因此韦伯所解决的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所必须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 组织的合理化;
（4）由于其理论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 故也被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2. 韦伯理论的学术意义:
–最早对社会生活中的组织现象进行研究,“组织理论之父”
（1）开启了组织( 行为) 理论研究的先河
a. 提出了一个对不同组织的性质, 形态, 特征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 尤其是三种组织形态的分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b. 从权力( 权威) 的视角来研究组织类型, 开创了组织研究的新方向;
（2）构建起一整套现代行政管理体系的规则/ 原则( 其对官僚制特征的描述揭示出了现代行政组织的许多重要管理原则如专业分工, 层级节制, 考试录用, 职责权限, 工作报酬等)
（3）强调法理型权威在现代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 强调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进行控制, 促进了管理法治化, 科学化；
（4）讲求效率的行政观, 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
3. 韦伯理论的局限性:
（1）高度纯化的理论描述, 与现实中的组织有差距;
（2）偏重于静态研究, 过分强调机械的正式组织的功能, 忽视了组织运作的过程和非正式组织的影响力;
（3）偏重于对组织内部形态和管理结构的分析, 缺乏对组织与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探讨;
（4）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和职能权限划分, 忽视宏观协调;
（5）过分强调人员稳定, 导致组织惰性; 过分强调年资在升迁中的意义, 导致论资排辈;
（6）过分强调组织利益和组织效率, 忽视了组织成员多方面的心理需求及人性发展;
韦伯的官僚制与官僚主义 提到官僚制，很多人都会把它和另一个词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官僚主义。或者说，很多人会直接地把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等同。其实，官僚制和官僚主义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从定义上来说，韦伯所提出的官僚制，是指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以行政效率为目标的一种科学理性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而官僚主义则有不同的定义。［1］官僚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作风，更是一种组织意义上的、制度性的现象。就像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一样，官僚主义揭示的更多的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但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不同的是，官僚主义与组织和制度密切相关。有学者认为，［2］官僚主义是组织和制度在结构上以及运行中的功能性变异。最常见的表现是形式主义、文牍主义、命令主义等。所以，从含义上看，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就是不同的。 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学者维森特·德·古尔内，首次使用了“官僚制”这一概念。但是，我认为官僚制在古希腊、罗马时就应该出现了，官僚制应与政治相伴相生，是构成政治活动所必不可少的组织基础和运行机制。只不过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官僚制没有显示出严格的组织体系和等级制度。现代意义上的理性官僚制是由马克斯·韦伯提出的，［3］他说，官僚制是现代社会不可逃避的现代性命运。现代官僚制的产生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专业。而官僚制也一直发展至今。 对于中国的官僚制，韦伯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中国的官僚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官僚制。而事实也确实如此。现代官僚制是建立在法治和理性的基础上，且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中国的官僚制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所熟知的是经历了漫长时期的封建官僚制。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官僚制存在着浓厚的人治因素，缺乏现代官僚制应有的理性精神和法治精神。［4］从本质上说，中国的官僚制是剥削阶级思想和旧社会专制衙门作风的反映。［5］有学者认为，科层化所引发的官僚主义和传统的官僚主义十分复杂地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官僚主义的复杂形态。 我认为，官僚主义是官僚制的衍生品，当官僚制沿着非理性的方向发展时，就会显示出官僚主义的种种弊端。韦伯所提出的现代官僚制虽然讲求科学和理性，但他所说的理性是一种工具理性，过于追求组织的行政效率，弱化了组织成员的独立人格，这样会产生很多问题。［6］就像西蒙所说：“我们发现理性完全是工具性的，它不能告诉我们去哪里，顶多告诉我们怎么去。它是一只供租用的手枪，能服务于我们的目标，无论好坏。”可以说，官僚主义是官僚制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是一个很大的漏洞。我们不得否认的是，官僚主义的出现与官僚制有密切的联系。 但是，官僚制却不是官僚主义产生的唯一条件。当我们思考一个事物的产生条件时，往往会联想到这个事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官僚主义也是如此，官僚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因。以下，我将以中国为例，对官僚主义的产生条件作进一步的分析。 ［1］《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2］《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3］《官僚制的伦理困境及其重构》池忠军，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年 ［4］《论官僚主义长期存在和难以消除的历史原因》饶学开，广西大学学报，第29卷增刊 ［5］《官僚主义现象的组织社会学研究》杨建荣，出自时事观察 ［6］《基础与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西方官僚制》金太军，顾茜茜，出自《理论探讨》第148期
第28卷第2期2012年6月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Cang zhou Normal University Vol.28,No.2 Jun.2012试析马克斯#韦伯关于官僚制与民主化的看法 王小林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摘要:官僚制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斯#韦伯认为,官僚制作为工业社会乃至更为长期的人类社会的一种组织模式具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官僚制的悖论也因此而产生,其作为一种理性的组织制度,对于工业社会的进步、组织效率的提高都有着重要作用;同时,官僚制重要性的提升必然伴随着官僚权力的扩张,这对于民主将会产生极大的损害。现简要分析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的价值取向,以及马克斯#韦伯对于民主化的危机所产生的看法,以引起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 关键词:官僚化;民主化;议会化 中图分类号:D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910(2012)02-0020-03 在2012年/两会0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中,防止官僚作风与提高民主程度成为当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攻坚问题。 关于科层官僚的支配问题,马克斯#韦伯(以下简称韦伯)作为重要的思想家,与马克思的许多理论、看法截然不同。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类的自治将会到来,将会从他人的支配中解脱出来,实现真正的自由;韦伯却认为官僚制的发展,最终将会蔓延到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其势力之大、发展之快将会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一、对科层支配问题的不同看法 (一)马克思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科层官僚支配是作为受到一定的经济制约的阶级状况在政治上的反映。马克思从世界史的角度对科层制的特征与范围进行分析:就像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日渐疏离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促使社会的两极化产生,从而阶级斗争极端化、社会化的速度越快,科层化的倾向也就越是明显。这一趋势不仅会在国家的领域内产生,而且会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部门,从而使早期的无政府的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组织严密的后期资本主义。马克思看到了在经济领域的集中化与自主化,认为在军事以及官僚体制方面,国家权力的集中化与自主化也将会发生。但是,整个科层官僚化的过程只不过是技术上的成熟的表现,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政治领导者具有两面性的特点,一方面,由于具体事务的复杂性,其作为不可或缺的调解者,在社会矛盾的处理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掌握着国家权力的领导者,运用手中的权力作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以便堂而皇之地实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从政治方面延伸到经济方面,资本家既是工厂的管理者,又是承担处理复杂问题的仲裁者,而更重要的是谋取经济上的剩余价值。这样的两面性怎样能使人与人的支配降低到技术需求的最低程度以内?马克思认为,只有到了人类可以对于自然完全可以支配的时候,物化的剩余物便会消失。而要实现支配的最低限度,首先就是要在社会的整体层面,引进公社式的自我管理制度。这种制度将领导的功能降低到纯粹的技术需要,被马克思认为是有效率的且是合理的。因此,马克思认为,官僚支配的趋势可以得到逆转。 (二)韦伯对科层支配问题的看法 几十年之后,马克思的这种认为社会组织层面 收稿日期:2012-02-20 作者简介:王小林(1979-),男,陕西乾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河北沧州实验高级中学教师。 # 20 #
马克思·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马克思·韦伯是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韦伯首先立足于西方独特理性主义来审视理性官僚制，并通过西方现代官僚制与中国传统制的比较来加以说明。他倡导的官僚制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标准的的组织形态，他所谓的“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从纯技术的观点来看，“官僚制”确是最高的组织形式。他所倡导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就包括了专业化分工、等级制、对法理化规则的遵从以及非人格化等方面。 韦伯认为，作为一种理想的行政组织形式，官僚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合理的分工。工作的专业化便是这种高度明确分工的结果。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官僚制组织是一个等级实体，具有等级与权力一致的特征，形成官僚制中层级节制的权利体系，以保证在组织权力中政令畅通。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官僚组织通常要制定一整套规则程序来规范组织及其成员的管理行为，以保证整个组织管理工作的一致性和明确性，保证官僚制组织的合理性、合法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4.行程正规的决策文书。有利于下级组织及其成员明确任务权责及规范要求，加强控制，促进组织更加有效、更便捷的实现目标。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实行官僚制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人的行为的，公务活动中不得掺杂个人情感、偏好等非理性因素，在组织成员之间的公务关系中存在的只是对事的关系而非对人的关系，不考虑任何私情关系。 6.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官僚制是建立在高度分工和专业化基础之上的，提高其服务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
管理学经典韦伯的组织理论（1911） 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的韦伯与泰勒、法约尔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Model）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有人甚至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韦伯行政组织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正是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了解韦伯的思想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传统权力（Traditional Authority）：传统惯例或世袭得来； ＊超凡权力（Charisma Authority）：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 ＊法定权力（Legal Authority）：理性——法律规定的权力。 对于传统权力，韦伯认为：人们对其服从是因为领袖人物占据着传统所支持的权力地位，同时，领袖人物也受着传统的制约。但是，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并不是以与个人无关的秩序为依据，而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而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他必须以不断的奇迹和英雄之举赢得追随者，超凡权力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的启示。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 韦伯认为，只有法定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慎重的公正。原因在于：（1）管理的连续性使管理活动必须有秩序的进行。(2）以“能”为本的择人方式提供了理性基础。（3）领导者的权力并非无限，应受到约束。 有了适合于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Bureaucratic Ideal Type），具有下列特征： l、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一层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个人简介 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公认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之一(另外两位为迪尔凯姆、齐美尔)。其对西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任析林、弗莱堡及海德堡等大学教授。一生著述甚多，以《宗教社会学论文集》及《经济与社会》等最为重要，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 韦伯1864年4月21日生于埃尔福特，1882年入海德堡大学学习法律，1883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一年，1884年入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完成并出版讲师资格论文《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况》，开始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法、日耳曼法及商法，后学术重心从法学转向经济学。1894年放弃名校柏林大学法学教授机会，反接受当时地位甚低的地方性大学弗莱堡大学聘请出任经济学教授。1896年转任海德堡大学政治科学教授。1897--1903年精神崩溃，被迫停止一切教学、研究与政治活动。1903年重返学术活动。1910年参与创立德国社会学学会，后于1913年因社会学方法论之争退出德国社会学会。1920年6月14日因肺炎病卒。1921年未完成遗稿《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由遗孀玛丽安娜整理以《经济与社会》书名出版。 二、韦伯官僚制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 （一）政治与行政的分离。 第一，在实践方面，韦伯通过对德国市民阶级的分析，指出德国的市民阶级没有成熟到成为德国民的政治领导阶级，他们“有着情愿服从于官僚支配的心态，市民阶级的价值取向可以允许权力与文化政等问题被化约到技术层面，而政治可以被缩小到一个完全形式地维持国家存在的状况，不许有任何内容的实质目标——仅仅只是毫无信仰的日常照顾而已”。“政治厌倦症”、“非政治的精神”成为德国市民级的价值取向。因此这就为韦伯官僚制理论中政治与行政的分离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在理论方面，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与威尔逊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威尔发表于1887 年的《行政学研究》一文被称为是现代美国公共行政研究的起点，他本人也因此文而成为国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他在书中指出，“行政学研究的目标在于了解：首先，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进行什么工作。其次，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完成这些当的工作。”为了政府成功有效地完成工作，威尔逊又进一步提出了政治与行政两分法原则，即把政制定与政策执行分开，“行政管理的领域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领域的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远。”这种理论的建构就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把韦伯的官僚制论模式称为韦伯—威尔逊模式。 （二）科学管理原理。 20 世纪初，泰罗所领导的科学管理运动以及构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以巨大的声势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实验依据。科学管理的主要贡献表现在：第一对事不对人的管理。这就剔除了管理者在管理中的价值影响，也为韦伯官僚制理论形式理性与价值理性区分奠定了基础。第二，制度和程序化的管理模式。泰罗的科学管理是建立在企业组织由小规模的手工场向大规模现代工厂转变的基础上的，因此，其管理模式是以制
论韦伯官僚制理论及其对现实的影响 政治与行政学院 2011级行政管理5班马梅 201103340533 摘要：马克思·韦伯所倡导的官僚制理论，从整体上可以看作是一种理想型的组织设计状态。不得不承认，韦伯提出的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的理论在组织中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他强调的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不管是在发展经济还是在政府机制中都有重大意义；但是他有过分看重的层级节制体制、组织效率、职能权限划分、非人格化的追求等方面使他的理论又成为纸上谈兵。因此，在今天的组织中，我们不仅要借鉴韦伯官僚制理论中的优秀元素，又要把握好尺度，扬长避短，辩证的看待、辩证的借鉴、辩证的应用、辩证的发扬。 关键词：韦伯；官僚制；理性；现实意义 一、官僚制产生的背景 (一)社会政治背景 现代官僚制源起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19 世纪后半期,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了德国的统一,扫除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普鲁士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全面瓦解了容克的经济基础——封建庄园。为此普鲁士王朝把重要的军官职位和政府官位赐给容克作为补偿。统一后,德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但是受到德国容克政权束缚,德国处在以旧的、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制度向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过渡的阶段。随着社会发展,行政管理事务变得复杂繁多,工业社会意欲突破传统农业社会时期的传统的习俗、伦理及道德的束缚,而追求稳定的和有法律保障的制度形式成为资产阶级的普遍利益要求,行政管理日益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广泛重视,韦伯理性官僚制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得到产生和发展的。 (二)社会经济背景 近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促进了官僚制的产生与发展,官僚制作为一种稳定的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它极大地迎合并推动了近代资本主义机械化大生产的需
求 索/2005/3 61 韦伯官僚制的理论局限及启示 周发源 丁知平 摘 要:官僚制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韦伯的理性官僚制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我们需要对这些批评进行理性审视,对理性官僚制作一番重新认识。韦伯官僚制存在三个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历史时代的局限,二是价值理性的缺失,三是封闭性与静态性并存。我们对韦伯官僚制进行理性反思得出三点启示:一是坚持科学与价值的统一,二是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三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关键词:理性官僚制;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理论局限;启示中图分类号:D 5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 (2005)3-061-04 作 者:周发源,湖南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丁知平,湘潭大学管理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并不等同,但官僚制导致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为官僚主义的培育提供了温床,是官僚主义所依附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如此,考察官僚制本身的局限性,有助于我们从官僚制自身出发来发现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 考察官僚制不能不考察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现代的理性官僚制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韦伯官僚制理论的基石之上的,而且在20世纪的实践中官僚制并不仅存在于政府之中,而是作为一种普遍实行的管理体制被扩展到了整个社会。韦伯认为,西方历史上存续不断的“理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内在动力———理性化,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他从人类行为动机的角度区分出两种合理行为,即目的取向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行为,即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或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官僚制正是形式理性或工具理性的典型表现形态,它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创造。在当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的背景下,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性的同时,也应对官僚制进行理论反思,发现其理论的历史局限性,寻求新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途径。 一 韦伯官僚制遭致的批评及其理性审视 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概念使其成为官僚制研究领域不可 逾越的界碑,但也遭到了后继学者的不断批评。概括起来,这些批评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效率与功能问题。经济学家认为,官僚制缺乏如竞争性市场过程中的诱因机制导致低效率,社会学家包括管理学家和组织学家认为,官僚制组织内部的结构和规则导致低效率和功能失调。(2)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官僚制是拥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其权力的无限膨胀对民主造成极大威胁。(3)压抑人的个性。官僚制因其严格的纪律和僵化规则及处事程序对人的个性造成极大的摧残,一方面表现为对官僚制结构内部官僚个性的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其服务对象—公众(顾客)的个性伤害。 批评者认为,理性官僚制之所以应该受到批判,在于其忽略了官僚制的某些负面效应,在于官僚制内在的不一致性,在于官僚制对民主和自由价值的威胁。然而,他们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即韦伯的“理性官僚制”是一种理想类型,是“法理型支配(统治)”这种理想类型中最纯粹的一种支配形式,秉承了法理型支配(统治)的“理性”要素(形式理性)。而批评者却都从经验事实入手,以经验观察的结果来指责概念建构对经验世界的偏离。这严重偏离了韦伯的“理想类型”方法论,所谓“理想类型”“是一种现象的`理想类型',现实中的现象绝不会以这种理想建构的纯粹类型出现,正如绝对真空下的物理反应不会出现一样。”[1] 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批评也是不负责任的。 批评者把经验观察得来的低效率或功能失调现象作为官僚制的弊端而加以抨击,却忘记了韦伯在论述其“理想类型”方法时所强调的,“纯粹类型本身要尽可能充分地兼容现象所有层面的意义以达到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然而正因为如此,现实中的现象几乎不可能以这种理想建构的形态出现。” [2] 虽然经验 事实处处与“理想类型”格格不入,但这并不会损害“理性官僚制”作为认识理解现代生活变迁的概念工具的作用,因为“理想类型”本来就是凭藉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来理解现实,因为“理想类型”不是为了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而是提供一种分析工具。在这一点上,“理性官僚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起点而非分析的终点。[3] 然而,面对不同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中的纷纭现实和行政困境,我们是否能够对现实背后的规律、原因进行思考呢?是否能够对理想的分析工具进行反思呢?是否能够对“理想类型”进行修正,改善抑或超越呢? 面对行政困境和来自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压力,官僚制改革成为必然的趋势,也成为了各国的一致共识,西方各国相继掀起 DOI :10.16059/j .cn ki .cn43-1008/c .2005.03.021
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发表日期：2004-02-16 文章作者：许激 被誉为组织理论之父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 Weber，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与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其中官僚组织理论（也译为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对组织管理理论的伟大贡献在于明确而系统地指出理想的组织应以合理合法权力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韦伯首推官僚组织，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提出的官僚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 韦伯把人类行为规律性地服从于一套规则作为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他认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韦伯将社会所接受的权力分为三种：法定权力、传统权力和神授权力。它们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上： 合理基础——它是以一种对正规规则形式的“法律性”，以及对那些升上掌权地位者根据这些条例发布命令的权利的信任作为基础的(法定权力)。 传统基础——它是以一种对古老传统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及对根据这些传 统行使权力者的地位合法性的既定信念作为基础的(传统权力)。 神授基础——它是以对某一个人的特殊的、超凡的神圣性、英雄行为或典范品格的信仰，以及对这个人所启示或发布的规范榜样或命令的信仰作为基础的(神授权力)。 韦伯认为人们对传统权力的服从是在习惯义务领域内的个人忠诚。领导人的作用似乎只为了维护传统，因而效率较低，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超凡权力的合法性，完全依靠人们对于领袖人物的信仰，是非理性的，所以，超凡的权力形式也不宜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提供了慎重的公正的法定权力才能作为官僚组织体系的基础。 有了适合于官僚组织体系的权力基础，韦伯勾画出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具有下列特征： 1．组织中的成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是根据合法程序确定的，应有其明确目标，并靠着这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组织与规范成员的行为，以期有效地追求与达到组织的目标。 2．组织的结构是由上而下逐层控制的体系。在组织内，按照地位的高低规定成员间命令与服从的关系。 3．强调人与工作的关系，成员间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 4．成员的选用与保障：每一职位均根据其资格限制（资历或学历），按自由契约原则，经公开考试合格予以使用，务求人尽其才。 5．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对成员进行合理分工并明确每人的工作范围及权责，并不断通过技术培训来提高工作效率。 6．成员的工资及升迁：按职位支付薪金，并建立奖惩与升迁制度，使成员安心工作，培养其事业心。
解读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 一、德国的亚当·斯密 读过管理学教科书的人，都对韦伯不会过么陌生。但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似乎被人忽略了，就是有一些对管理学贡献巨大的大师级人物，却置身于管理圈外。反过来，有一些本来是在管理学圈内造诣颇深的人物，最终却“移情别恋”走出了管理学的边界。前者如社会学家韦伯，后者如由决策理论转向人工智能的西蒙。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管理学的与众不同。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20世纪初期德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按照他自己的观点，他的学术研究范畴属于社会学，后世也公认韦伯是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其实他的学术贡献并不限于此，韦伯在学术上的贡献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在多个学科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社会学以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历史学，乃至宗教与艺术等多个领域，都有韦伯的大名。就连中国的《史学理论》杂志，都开辟了韦伯专栏。仅仅以管理学领域而言，找不出一本不提韦伯的管理学教科书。可以说，韦伯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已经成了管理学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凡是谈到管理学发展历程的地方，都把韦伯和泰罗、法约尔并列。古典管理学时期的这三位大师各有特色。如果说，泰罗是以新教徒的执着和认真，把企业管理导向科学；法约尔是以高瞻远瞩的睿智，构建了管理学的宏观大厦；那么，韦伯就是哲学家式的冷峻和严密，创立了组织理论。这三位，都无愧于管理学界的大腕称号。 韦伯年代的德国，正处于以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之中。1871年刚刚统一的德国，在欧洲大陆上高歌猛进，拿列宁的话来说，“1871年以后，德国实力的加强要比英法快三四倍”（《列宁选集》第二卷708页）。然而，对普鲁士传统的因袭，使德国的近代工业后面拖着一条军国主义和容克贵族的尾巴。这种情形，正如亚当·斯密时代的英国，纺织业的迅猛兴起和对自由贸易的渴望受到重商主义的抑制一样。斯密的理论，摧毁了阻挡英国发展的障碍——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韦伯的贡献，也正是以专业化的工具理性，打破了德国的传统经济制度和政治控制。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美国的管理学家丹尼尔·雷恩把马克斯·韦伯誉为德国的亚当·斯密。 但是，韦伯在生前却并不那么幸运。他的一生总是那么不尽人意，而且总会出现戏剧性的阴差阳错。他的青少年时代平淡无奇，既没有显示出早慧和睿智，又没有学业上的勤奋和刻苦。一直到韦伯进入海德堡大学读法律时，他还同那些浮躁浅薄的少爷学生没什么两样。据说，他们的通病就是学得少，玩得多，看书少，喝酒多。在那些学生的胡闹中，韦伯自己也上过决斗场，还差一点用剑把脸划开。不过，情况很快有了变化，在他服了一年兵役后，可能是受军队严格纪律的影响，当他再次返回校园时，刻苦用功，同以前的吊儿郎当判若两人。看来，有时候当兵也是有收益的。 经过几年的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韦伯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谋取到了大学教职。
对韦伯的“官僚形式主义非人格化”的理解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于20世纪初提出了官僚制理论。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制度。韦伯认为组织的合法权威有三种来源：习俗惯例；个人魅力；法规理性。法理权威的最适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 一．韦伯认为层级官僚制理论具有如下特征： （1）合理的分工。在组织中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 （2）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中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整个组织是一个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 （3）依照规程办事的运作机制。在组织中任何管理行为都不能随心所欲，都要按章行事。 （4）形成正规的决策文书。在组织中一切重要的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下级易于接受明确的命令，上级也易于对下级进行管理。 （5）组织管理的非人格化。在组织中管理工作是以法律、法规、条例和正式文件等来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公私分明，对事不对人。 （6）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量才用人，任人惟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以及适应工作需要的专业培训机制。 二．官僚组织建立在法理权威之上，它的合理性来源于这三个方面： （1）组织的劳动分工体系； （2）调节成员关系和行为的规范秩序； （3）对个人自利追求的激励和制裁体制。 三．韦伯的层级官僚制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非人格化。 在韦伯眼里，官僚组织是规章的体制，而不是个人的体制。所以，官僚制是排斥个人魅力的。组织的运行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个人的感情的支配。理性化的另一种表述，就是非人格化。官僚制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和个人忠诚，职业官僚接受上级的指挥和命令，是因为他们要服从法律和规则，而不是服从命令者本身的人格魅力感召，或者是服从附着在他身上的身份地位，更不是服从由传统习俗决定的社会等级。尽管韦伯自己也不讳言，这种完全排除了情感的官僚组织，会使组织变成冷冰冰的机器，会产生人的异化。但是，人们尚无法找到比它更好的组织模式。韦伯也承认官僚组织的缺陷，他曾试图探讨以个人魅力来校正官僚组织的异化，但他未能完成相应的研究。 官僚制本质是一种追求形式合理性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中，行为主体的行动受形式化、非人格化，贯穿着理性精神的组织程序和行为规范的支配，体现出一种特殊的“官僚制精神”。所谓“官僚制精神”，实质上就是一种理性精神。这里的理性精神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如规范官僚行为的法律法规、组织程序及契约等等是事先基于效率和形式公正原则合理地制订的；整个官僚体制具有严整的结构和内在逻辑，是体系化的；官僚的行为选择是基于逻辑分析并由理智控制的等等。韦伯区分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在他看来，实质合理性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主要特征，而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本质特征。形式合理性工具-功效的行为逻辑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与理性精神，它摒弃了传统经验型管理所掺杂的大量人治因素，最大限度地避免了
论中国官僚制与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的对比 官僚制，又称科层制，是管理学中是一个中性词汇。官僚制是指一种以分部—分层、集权—统一、指挥—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亦即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在马克斯·韦伯发表的论文《官僚制度》中曾涉及到官僚制以下内容：①常规运营的法律化，即有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固定正式的管辖范围②层次结构的纵向一体化，即在明确的权力等级制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各级办事机构③管理方式的书面化，即政府人员能以书面文件为基础并按照需要特殊训练才能掌握的程序来进行行政管理④职务活动的专业化，即政府能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并在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上根据激励或成绩而晋升等职务活动⑤公务管理主体的知识化等方面，譬如政府人员能实行按照章程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等等。而这几点也正是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所包含的内容。 但实际上，中国现代的官僚制度远远与韦伯所提倡的理性官僚制度要相差。在我国，即使法律再如何地完善，但仍然摆脱不了政府人员贪污问题，而这也是官僚制在我国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弊端。大量调查资料和报告表明：我国公务员贪污现象严重，但现今却无法用法律的严打和死刑的威吓来真正解决贪污问题。导致此类公务员经济类犯罪事件的泛滥的因素有很多，例如：①政府人员本身素质问题（一些公务员素质低、文化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够等等）②政府内部环境的作风差（上级对下级的权力威逼、同级之间的腐败作风等等）③政府人员在组织活动中缺乏理性化，偏人格化④中国自古以来官僚制所遗留下来的弊端等等。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贪污问题大抵都是经济利益化的驱使而造成的。在中国，“权力等于金钱，金钱能购买权力”这一说法也被广泛承认。再者，中国人许多文化都根深见底，例如血缘关系浓厚、注重人际关系圈、爱面子、虚荣等等，这些主观因素也是造成公务员素质不高的原因，违背了韦伯所说的“实行照章办事，不讲情面，公私分明”原则。 在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中曾提到，要根据技术资源来任命的人格上自由的行政人员，同时行政管理人员的职位要根据资历或者成绩而晋升，但联系本国实际国情，往往情况不尽人意。中国式的官僚主义根深地厚，在选拔人才的时候往往没有真正考虑到人才与职位的合理配置，特别是一些需要高素质人才的岗位，往往所招收的人员不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的，要不就是从其他岗位调配过来，但两者实际上并没有看中招收人员个人才能与该岗位职能的对应性，一些官员更有甚者通过金钱买入官职，或者通过关系获得官位等等。由此可见，在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官僚行政组织体系理论，被人们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韦伯指出，任何组织都必须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才能实现组织的目标，只有权力，才能变混乱为只需。在传统的权力、超凡的权力、法定的权力三种权力中，传统权力是世袭得来而不是按照能力挑选的，其管理知识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超凡权力则过于带有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只有理性合法的权力才能作为理想组织体系的基础。 理想的官僚制组织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内存在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的权力和责任都有明确的规定。 2、组织内的各个职位按照等级原则进行法定安排，形成自上而下的等级系统。 3、人员的任用、考评和教育，人员的任用完全根据职务的要求，通过正式的考试和培训来保障用人的有效性。 4、人员的激励。对员工有固定的薪金和一套升迁制度用以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5、具有一套完整的规则制度，组织成员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6、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不受个人情感影响。这种公正不偏倚的态度不仅适用于组织内部，而且适用于组织与外界的关系。 辩证评价： 韦伯认为，这种高度结构的、正式的行政组织体系是对人们进行强制性控制的最合理的手段，是达到目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形式。但是这种模式的组织太过于理想化，在现实中并不能存在，至多是某些大型的企业具备了其理论所反映的某些特征。在今天的管理学界和产业界中，官僚制理论对于结构设计的具体工作来说，其应用还需要因具体情况而异。环境的变化决定了没有一种结构形态可以是完美和永恒的。 1、官僚制的人性假设基础并没有在实践中得到验证。泰勒、法约尔、韦伯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和行政管理理论和都是建立在“经济人”的人性假设之上。但是随着行为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人本管理”理念的普及，人们开始认识到，单纯的“经济人”假设显然已经站不住脚，金钱和正式规则在提高生产率的作用
第3章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一、权威结构理论与组织类型分析 韦伯认为，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可见，在权威制度下，下级把上级发布的命令看做是合法的。正是根据这种权威合法化的方式，韦伯对不同类型的组织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有三种合法的权威，由此出现三种不同的组织形式，即“神秘化的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组织”，其中每一种组织形态都意味着其独特的管理机构或管理体制。 1．神秘化的组织 这种组织形态行使权威的方式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人格，它以对个人的崇拜、迷信为基础，对这些人的超人能力、英雄主义精神、模范品格进行崇拜。韦伯用“超凡魅力”一词来说明领导个人的人格，典型的“神秘化的组织”是以宗教或政治形式出现的小规模的革命运动。 在这一类型的组织中，由于领导的权威仅仅依靠的是领导者个人的人格，组织成员对命令的服从便仅仅是基于领导者个人的感召力和煽动力。因此，这种组织内在的基础并不稳固，常常会出现“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现象。 2．传统的组织 在传统的组织中，行使命令和权威的基础是先例和惯例。从前经常发生的事情被看作是神圣的东西，并由此确定了各种团体的权利和期望。在传统的权威制度下，存在着两种组织形式，一种是“世袭制”，另一种是“封建制”。在实行“世袭制”的组织中，官员只是领袖个人的奴仆，并从领袖那里获取他们的报酬；而在采取“封建制”的组织中，官员则拥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并对领袖保持着一种传统上的忠诚关系，他们比“世袭制”形式下组织中的官员享有更多的自主权。 韦伯认为，封建制度的物质基础是什一税制、采邑制和遗产继承制，而维持这些制度的关键却是过去的惯例以及已成为惯例的权利与义务的体系。 这种组织类型的权威明显地具有世袭性、封建性和绝对性的特点，世袭性即公之子恒为公，士之子恒为士；封建性是指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是主人与臣仆的关系，信奉家长政治和老人政治，整个组织如同一个家族；绝对性则意味着领导者的意志就是法律，权威不受限制，至高无上。 3．合理化—合法化组织 在合理化—合法化的组织中，行使权威的基础是组织内部的各种规则，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是由于有了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此时的权威必须在组织中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被领导者对权威的服从实质上是对组织规则的服从，在赢得服从这一点上与领导者个人的品质、能力、学识关系不大；此时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各自都要受到组织规则的约束。这种类型的组织是以官僚组织的形式出现的，而韦伯则把它看作是现代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权威制度。 4．三种组织的关系和比较 对于神秘化的组织而言，当那个对组织成员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死后，组织必将会失去其神秘化的形式，而变成其他两种类型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的组织”——中的一种。假如领袖的继承问题是通过遗传的方式来解决的，那么“神秘化的组织”就会演变成为“传统的组织”；假如领袖的继承问题是根据已有的法则来决定的，那么“神秘化的组织”就将发展成为“合理化—合法化的组织”，亦即“官僚组织”。 韦伯认为，在基于三种权威而形成的三种组织类型中，与传统权威相适应的组织类型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者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其管理单纯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基于超凡魅力权威而形成的组织则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其管理工作不是依据规章
浅谈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 [摘要] “官僚制”这一概念有两重含义。韦伯在历史考察中所使用的是广义的官僚制概念，所以，在这个概念中包含着中国和西方古代的官僚制形式，而当前学术界经常使用的官僚制概念是一种狭义的官僚制概念，是特指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现代官僚制，即现代形式的官僚体系。现代官僚体系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而定型则是马克斯韦伯的功劳，正是他从理论上对这种组织形式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这类组织存在和发展的原则，所以人们往往把韦伯看作官僚制组织的设计者。 [关键词] 马克斯·韦伯；官僚制；合理性 一、关于韦伯 马克斯.韦伯作为“组织理论之父”，在行政学方面做出了很多的贡献。其中最大的贡献当属提出了官僚制组织理论，它被称为是公共行政组织史上最重要的理论之一。而韦伯除了是行政学家和政治学家,他还是社会学家,因此他的研究中不仅有政治学思想,同时融合了社会学理论,他的理论也是被称为“政治社会学”思想。 现代官僚制理论的奠基人，作为西方管理制研究理论基石的《论官僚制》一文的作者，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亦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先驱之一。他认为，尽管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和特质，但是权威和控制是各类社会组织都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他指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的组织是无法实现组织目标的。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强使人们服从的能力；而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出于自愿：魅力型权威，使人敬仰；传统型权威，使人服从；而法理性权威，则带来理性思考。与之相对应的是“神秘化组织”、“传统的组织”、和“合理化—合法化组织”，其中每一种组织形态都意味着其独特的管理机构或管理体制。而在韦伯看来，只有这种与合理合法权威相适应的组织形式才是“理想的官僚制”，这也是他备加推崇的组织形式。 二、韦伯眼中的官僚制 官僚制也被称为是行政制或科层制。韦伯认为的官僚制与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受到人们反对的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的组织是两回事，他指的是组织结构中的某些特点，并且这种制度应该是效率最高的组织形式，具有层次分明，制度严格，权责明确等特征。 社会可以说是在人类的互动过程中所形成的，那么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互相联系，集合，从而形成组织。所以在韦伯看来，“人类社会实际上是组织的社会，人们正是通过组织这根纽带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一起”。同时，他也十分强
简述韦伯官僚制组织理论的基本特征 马克斯·韦伯的科层制（或官僚制）理论有着丰厚的思想内蕴，它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分析成为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来源之一。 本文试图对这一理论作一讨论。 一、以合理性作为科层论的学理预设“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韦伯政治社会学的中心概念。可以说，他的政治理论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两个概念展开的，是对它们的进一步引申与发挥。合理性是韦伯科层理论的重要学理预设。 韦伯认为任何一种合乎需要的统治都有着合理性基础。既然科层制能够稳定地运作，并且呈现出等级制的权力矩阵关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种合理性作为其实现前提的。他认为，科层制是特定权力的施用和服从关系的体现。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可称为“统治”，此处的统治不包括纯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统治看来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从。自愿的服从又是以形成个人价值氛围的“信仰体系”为基础的，作为个人，他必得深刻认同信仰体系，才能取得行动的一致性、连续性而不致导致内心的紧张，并最终获得自愿的服从。韦伯把个人自愿服从的体系视为合理性或合法性体系，从而他对一个体系的认识排除了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合理性并不表现在事实的好坏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们在信仰上认可，或者说，个人对一种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这就是这个秩序的“正当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当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来自权威的命令都会得到个人的遵从，而不论这些命令是否来自统治者个人，或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等命令形式。 这样一个合法性来源或正当性信念可以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主观的正当性，包括情感的正当性（多表现为情绪的接近、亲和）、价值合理性的正当性（相信一个秩序体现了个人的美学、伦理或其他价值）、宗教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救赎需要秩序这一看法的认可）；第二类是所谓客观的正当性，包括习惯的正当性（对已经成为过程或重复出现的事实的默认，以及心理学意义上可表述为主要来自于外部压力的从众心理）、法律的正当性（对法律体系无论是出于内心的抑或外在的服从）。在这五种正当性信念的统领、号召或驱使之下，由内心向行动的发展方向又可判明为四种不同的行动类型：（1）情感类型行动（情感的正当性）；（2）价值合理性类型行动（包括价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当性）；（3）传统类型行动（习惯的正当性）；（4）目的合理性类型行动（法律的正当性）。 对行动者行动类型的分析，成为韦伯社会秩序的基础，他对社会体系的看法，包括对科层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发开来。通过下文的分析我们将可以看到，韦伯根据不同的行动类型，把科层制作了进一步的甄别，他尽管常常在对政治问题的评价中表现出实证主义的倾向，但还是对不同的科层制作了价值判断，似乎这是有违他价值中立的分析态度的初衷的。在韦伯看来，科层制或许仅仅是指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对于其它社会而言，典型的科层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残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从类型作为科层论的解析机理在韦伯那里，命令—服从类型往往意味着就是统治类型，它又是与行动类型紧紧相扣的。他认为，不同的行动类型构成了不同统治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