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传播与失落
管南异
内容摘要：《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经典化进程实际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启蒙运动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语境中的一个缩影。上世纪60年代以来，禁书阅读、模仿创作、文学评论、文化市场、教育机制等多种因素共同将霍尔顿打造成一个青春叛逆的经典形象，《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成为可以随时拿来为“我不相信”和“特立独行”张目的文化资源。但这个经典化进程丢失了原作中包含的“自我怀疑”精神，未能给中国文化输入一种不比“自由”低价的“成长”素质。
关键词：《麦田里的守望者》 传播 现代性 叛逆 自我怀疑
作者简介：管南异，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Spread and Loss of The Catcher in the Rye in China
Abstract: The way how The Catcher in the Rye has become a cannon in China epitomizes the resumption of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China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eking individual freedom from society. Canonized by the joint efforts of literary imitation, criticism, cultural market and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novel has grown into some handy tool for anyone to radical skepticism and self assertion. Nevertheless, the spirit of “self-doubt” that the original novel contains is lost in the process, and a precious element of truth growth has yet to be introduced into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The Catcher in the Rye spread modernity rebellion self-doubt
Author: Guan Nanyi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Anglo-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guannanyi2007@https://www.doczj.com/doc/166340867.html,
《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已成经典。从1963年首次被译成中文至今，该书已有至少11个译本，网上甚至流传着网友翻译的“林琴南文言版”，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读者对它的热情。它对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是外国文学研究的热门选题。而它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也超过了大多数外国文学作品。以“麦田”为名的不但有文化公司、乐队，也有酒吧、房产；报刊新闻中也屡屡出现各种各样的“麦田”和“守望者”，从文化、教育到酒业、金融，不一而足。
2010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去世，引发了新一轮阅读热。有专家为此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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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该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来领略即可……不值得仿效主人公霍尔顿与社会疏离的所作所为。”①这番话表明，《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传播中已经吸引了众多效仿霍尔顿的行为，而且“霍尔顿与社会疏离”已经成为人们对小说主题的一致认识。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可见，截止2012年底，仅标题中包含“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学术论文就达到290篇，但不管它们谈的是“反叛”、“追寻”、“异化”、“解构”，还是“生态”、“东方”、“禅宗”，或是“口语”、“象征”、“叙事”，往往都围绕着“疏离社会”的主题。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读者接受《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普遍视角。
“疏离社会”意味着不信任他人和规范，而喜欢特立独行。霍尔顿就是这样的吗？本文试图说明，半个世纪以来霍尔顿在中国逐渐形成的叛逆形象，实际上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现代欲望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语境中的一个缩影。霍尔顿的真实形象要更加丰富：在愤世嫉俗的同时，他也为怀疑自己留下了空间；随着他的成长，他的自我反省也越来越深刻，对生活的理解也越来越全面。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阅读选择使我们丧失了原作可能提供的一种营养。
一、从黄皮书到手抄本
自从鲁迅以《狂人日记》开“新文化运动”之风气以来，打破礼教樊笼、追求个性解放成了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大势。但是李泽厚指出，在中国现代史的发展过程中, “反封建”的文化启蒙任务被“民族救亡主题”打断，结果“传统的旧意识形态改头换面地悄悄渗入”。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人的觉醒”的呐喊，实际上是在为新文化运动补课（33）。
从这一点看，《麦田里的守望者》在20世纪后半叶能够在中国迅速成为经典，与中国的现代性大潮中人们的期待视野有关。在这样的语境中，它顺理成章地被当做批判社会庸俗虚伪、批判教育制度的压抑个性、为自由的青春呐喊的一面旗帜。
上世纪60年代初，《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等待戈多》等一批反映战后“青年人对社会不满情绪”的西方文学作品作为严格控制的内部参考读物译入中国，是中宣部为了“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以应对即将爆发的中苏大论战。②这些书在1963年以“作家出版社”（实际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的名义陆续出版。每种书一般只印900 册，封面或封底都印有“内部发行”字样。其封面多用朴素无画的黄色胶版纸，俗称“黄皮书”。出版后严格按照由中宣部确定的花名册通知购买。③“黄皮书”《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禁书身份，使得严格限定之外的阅读行为本身就具有了叛逆性。现实中“叛逆的”读者与书中显而易见的叛逆的主人公一拍即合。《麦田的守望者》出版后不久，就在北京的地下文学沙龙中产生了影响。沙龙成员多为父母能接触到黄皮书的高干子弟，如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张汀的儿子张郎郎组织的“太阳纵队”。张朗朗和他的同学们因为没有在“大跃进”的颂歌中赞美毛主席和三面红旗，又爱说不合时宜的怪话，差点被学校定为右派。在他们偷偷阅读各种黄皮书的时候，《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在路上》获得了他们最大的认同。张郎郎回忆“当时甚至狂热到这样的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整本抄下，我也抄了半本,当红模子练手。那时居然觉得，他们和我们的境界最近”。④
文革开始不久，地下文学沙龙即遭到严厉镇压。但是文革的混乱反而促进了“黄皮书”的传播。由于红卫兵抄家和掌管了图书馆等原因，这些文革前基本上得以严格控制的“内部读物”流散开来。据70年代初的一份新华社内参报道：《麦田里的守望者》等“伤风败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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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书籍在地下大量流行，不但占领了大中城市的文化战线，还打入了乡镇和农村。⑤多多回忆道：“1970年是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469）。吹来的这股“新风”无疑为憋闷了许久的青年人找到了一种抒发怀疑、失望与愤怒的崭新语言。一个老红卫兵回忆道：“我们感到自己失去了一切：以往的那些希望和热情。这些东西空幻而不真实。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感觉……我觉得自己恨所有的人。即使对我不错，也觉得他们讨厌。一切失去了意义”（樊星175）。这番话简直就是出自霍尔顿之口。北岛创作的诗歌“回答”也较早用上了这种新语言。这首标志着“朦胧诗”开端的诗歌劈头就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这好像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安多里尼先生引用的那句著名的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的回声；诗歌中的说话者还大声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也放大了霍尔顿对成人社会的怀疑。
二、时势造经典
李泽厚将上个世纪80年代描述为一个新的“五四时代”的来临：“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都围绕这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躏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旋转”（209）。这使《麦田里的守望者》此时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1982年，身在美国的董鼎山在《读书》杂志上专文介绍《麦田里的守望者》，说小说主角就像巴金《家》中的高觉慧，“引起对旧社会有反叛精神的青年的共鸣”（142）。他觉得这部小说会很难翻译，不知国内是否已有译本。正在筹备推出“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漓江出版社很可能因此确定了出版计划。于是，1983年，在“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出版的同时，《麦田里的守望者》也出版了。董鼎山的文章就作为附录放在书后。
该书出版之后，影响果然很大。两年后就出现了第一批“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影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其中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两篇处女作——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都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里程碑之作。陈传才当时就指出这两部小说直接受到《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影响：它们都借鉴《麦田里的守望者》按照一种主体情绪来结构作品，而且在表达的情绪内容上也有相通之处。⑥
刘索拉承认自己在写作时，读的就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和《麦田里的守望者》。⑦而“无主题变奏”被认为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模仿得更明显些。在主编王蒙支持下编发这两篇小说的编辑朱伟回忆说：作者徐星当时是北京烤鸭店一个好高骛远、吊儿郎当的服务员，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套在对虚伪愤慨的叙述中，在称呼上也用“老”字，叙述上也用“他妈的”、“混账的”。朱伟断定塞林格在当时对一代人的影响是千万个徐星，只不过徐星因“无主题变奏”而成了上世纪80年代文学史中漏不掉的一页。⑧
同年王朔发表在《当代》上的“空中小姐”也被认为“照出了塞林格的影子”。王朔自己对《当代》编辑说，他喜欢的就是《麦田里的守望者》。⑨1988年，王朔的“顽主”等四部小说同时被拍成电影上映，非常火爆，以致这一年成为“王朔年”。当时的评论者指出，这些“叛逆现有秩序和传统价值”的小说主人公与《麦田里的守望者》有精神上的联系。⑩
1986年3月，陈建功在《十月》上发表“鬈毛”。时评发现那位讨厌别人“装孙子”的主人公和霍尔顿“大体相接近”?。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也立刻被认定受了《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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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里的守望者》的直接影响。?（季红真）苏童则欣然承认自己深受《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种青春启迪和自由舒畅的语感”的感染，拜谢“塞林格给我的第一线光辉”（144）。
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当年在书中读到一个与自己一样“孤独、压抑、充满愤怒和苦闷的少年”，却又“满嘴脏话，敢说敢做，敢恨敢斗，像个大英雄!”于是大受启发：“流氓也是英雄！你要反抗! 要背叛!要宣战! 霍尔顿对我大声说‘不’。”崇拜之余，本名蒋本浒的他用“麦家”做了笔名，并用霍尔顿的口吻写作，一发不可收拾。?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许子东将近来出现的众多“‘他妈的’式的牢骚咏叹调”归功于霍尔顿这个“新来的偶像”，把他和保尔、于连并列为“当代中国青年文学中的三个外来偶像”（60）。这些当代文学作品大大传播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名声，也把作者各自的反叛色彩染到了它身上。如许子东所说：“读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后只觉得特别痛快, 还不是因为霍尔顿把中国青年面对社会要放的屁要打的嗝都放出来打出来了吗?”（61）
80年代之后，霍尔顿的“叛逆”形象继续得到巩固。评论者发现，90年代开始在文坛上活跃的“新生代”作家朱文、韩东、邱华栋、毕飞宇的小说“从内容上可以找到两个比较明显的师承，一是来自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是来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新世纪以来，何大草的“刀子与刀子”（2003）以及据其改编的电影《十三棵泡桐》、李傻傻的“红X”、树上男爵的“高考凶猛”、于睿昊懿的“顽主之后”、许佳的“我爱阳光”等多部畅销少年小说都被书商和书评戴上了“中国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桂冠，而霍尔顿则日益被固定为“玩世不恭”、“特立独行”的代名词。
文学史与文学评论也在经营着霍尔顿的形象。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衡巽主编的上下两册《美国文学简史》，这是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美国文学史。该书指出：“小说主人公霍尔顿的性格具有明显的存在主义特征：精神上是“叛逆”，行动上是“小丑”（368）。后来的文学史也基本重复这一观点。
1988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密集关注，连续发表了三篇研究论文：虞建华的“重演的一幕：悬崖上的人生抉择一一谈塞林格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与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尹德祥的“论《〈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考尔菲德” (《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和汪海如的“一个叛逆者—牺牲者的命运：读J·D·赛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南京师大学报》1988年第 4期 )。虞文强调小说“提出了社会扼杀下一代精神生命的间题”；尹文关注的是“一个追求有价值的生活而不见容于他的社会的少年的心灵的孤独和痛苦”；汪文指出小说的魅力在于表达了“对天真、单纯的热爱和眷恋，对虚伪、自私的唾弃和憎恨”。三篇论文都聚焦于“纯洁的个人与肮脏的社会抗争”这同一个话题。后来的研究也大致不出此范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虞建华首次在文中提到《麦田里的守望者》与《狂人日记》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一类比在后来的论文中也被屡屡提到。
图书期刊市场的快速发育推动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传播。90年代以来，大量“名著速读”类图书，尤其是针对中小学生的“名著简介”类图书越来越多，相关的导读、评介都清一色地展示了一个少年叛逆者的形象。甚至各种教育类杂志上也出现了中小学教师推荐此书的论文，认为青少年阅读此书可以增加对生活的认识，使自己对丑恶的社会现实提高警惕，并使自己选择一条正确的人生之路，并有不少教师由《麦田里的守望者》谈到中国的学校教育对个性的压抑。2012年，据中国版权协会消息，小说中译本的节选即将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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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科书。?
由此，翻译、创作、文学史、评论和图书期刊市场以及教育界共同筑造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经典地位。很多人虽没读过这部小说，却都知道它讲的是社会上的“假模假式”。半个世纪过去了，霍尔顿的反社会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这折射出中国在强调“自我”和“独立”的现代性道路上已大步前进。今天，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这部经典，查看是否我们的固定视角使得该书的某一部分显得过于耀眼，而另外的部分却隐没了。
三、自我怀疑的霍尔顿
如果细读《麦田里的守望者》，其实不难发现，小说在攻击“假模假式”的社会规范的同时，也对过度的自由放肆保持着警惕。韦恩·布斯曾指出，很多读者完全认同霍尔顿，“看不到作者对这位有严重弱点的叙述者的反讽”（转引自申丹 226）。这个观点也在国内学者的论文中得到过引用，但未成气候。不过本文要强调的是，小说中的叙述者本人在叙事过程中并非只怀疑别人，他也时常将怀疑的矛头指向自己。
比如，霍尔顿在谈到自己讨厌别人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妄下结论：“在这一点上，我得小心一些。我是说在说别人讨人厌这一点上。我不了解讨人厌的家伙。我真的不了解”（塞林格 133）?。他想起自己讨厌一个室友，只因为这个人“老是往壁橱里挂什么”。但他承认“这个婊子养的吹起口哨来，可比谁都好”，“吹得那么好听，那么轻松愉快——就在他往壁橱里挂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听了都会灵魂儿出窍”（133）。由此他想到自己评判人的时候应该公平：“他们中间绝大多数并不害人，再说他们私下里也许都是了不得的口哨家什么的。他妈的谁知道？至少我不知道”（134）。
霍尔顿在纽约流浪三天期间，为了解决自己的孤独与困惑，先后与萨丽、路斯和安多里尼先生约会。这三个人的思想水准逐次升高，而分析霍尔顿对与他们的交流，看得出他的自我反省也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从叙述上来说，霍尔顿是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回忆过去的情景，他对人和事的理解必定不等同于当时，因此当他忠实地复述那些明显表露出自己弱点的谈话以及对方不无道理或不乏智慧的言谈时，也许都在无声地反省自己和重新评价对方。
安多里尼事件是整部小说中最重大的事件，因为这位霍尔顿唯一信任的成年人似乎是压垮霍尔顿对社会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当他无处可去的时候，安多里尼先生热情地接纳了他，并跟他谈了很多。可是半夜醒来，霍尔顿却发现他“在黑暗中抚摸着或者轻轻拍着我的混账脑袋”（209），于是落荒而逃。但是，如果读者继续关注此后发生的事情，会发现霍尔顿在惊魂初定之后，就开始怀疑自己把安东里尼的善意当作了恶意。他甚至想到，即便安多里尼先生是个搞同性恋的，他依然是个好人：
我想到我这么晚打电话给他，他却一点也不见怪，还叫我马上就去，要是我想去的话。我又想到他一点不怕麻烦，给了我忠告，要我找出头脑的尺寸什么的；还有那个我跟你讲起过的詹姆士·凯瑟尔，他死的时候就只有他一个人敢走近他。我心里想着这一切，越想越泄气。（213）
这是霍尔顿的一个重大进步。因为他不光能怀疑自己是否误解了别人，而且能因为别人的好处而忽略他们可能的坏处：这说明他已经开始放弃“愤世嫉俗”的处世态度。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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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熟的社会人的标志。而他的“越想越泄气”的原因，应该包括了对自己越来越深入的反省。正因为如此，安多里尼先生那天晚上谈话时的忠告就更显得意味深长。他先后两次说霍尔顿就像骑在马上瞎跑，迟早会摔得很惨。安多里尼先生的预见是合乎逻辑的，他指出，他们“寻找只是他们认为自己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过于轻率下了结论，认定社会虚伪腐败，无法为他们提供美好的东西，于是就疏离社会。结果“他们停止寻找。他们甚至寻找之前就已停止寻找”（205）。霍尔顿的遁世之想被安多里尼先生一语点破：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探索，就以为看破了红尘。
安多里尼先生为霍尔顿指点的道路，依然是留在学校用功。他认为接受学校教育的好处，除了可以受前人启发、可以更好地贡献世界、可以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头脑之外，“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受过教育的人“十有九个要比那种没有学问的思想家谦恭得多”（207）。安多里尼先生的话点中了霍尔顿的要害。霍尔顿对世界的怀疑，很大程度上来自他有一种“举世皆浊我独清”式的孤傲。这种傲慢使他经常误判，难以与人为善。
霍尔顿虽然未加评论，但他对安多里尼先生这些合情合理的话原原本本地加以复述，这本身就说明他接受了这些观点，并以此重新打量自己过去的想法。带来的后果之一，是他绝对不让心爱的妹妹跟着他去流浪，一定要她留在学校读书；并且在小说最后谈到自己回学校读书的计划时说：“我倒是打算用功来着”（231）。这似乎从未引起过中国读者
的注意。当霍尔顿看着妹妹骑在旋转木马上手舞足蹈，很担心她会“从那只混账马上掉下来”，就像安多里尼先生担心自己会从马上掉下来一样。但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因为他明白了：“孩子们的问题是，如果他们想伸手去攥金圈儿，你就得让他们攥去，最好什么也别说。他们要是摔下来，就让他们摔下来好了，可别说什么话去拦阻他们，那是不好的”（229）。人生的真谛，一定要自己去体悟。也许是想到这里，他顿悟了。这时
候下起的倾盆大雨有着“浸礼”的意味，给他带来宗教般的喜悦。
霍尔顿在危机的高潮中突然理解了生活，小说在喜悦中结束。因此，《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成长小说。霍尔顿在讲故事的时候依旧骂骂咧咧，他依然看不惯很多事情，而他对“假模假式”的攻击往往是生动而准确的。但他学会了怀疑自己的眼光，学会了欣赏别人的好处，学会了理解学校教育的意义，更学会了理解成长。所以他的确长大了。
如果中国的“霍尔顿们”能看到他们的偶像不仅有特立独行的一面，也有不断成熟的、越来越能够审视自己和理解他人的一面，如果这种成长的因素也能随着霍尔顿对越来越多的中国读者产生影响，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在中国的经典地位也许会更加持久。
注解【Notes】
① 参见“北大教授陈晓明：霍尔顿不值得青年人仿效”，
② 参见孙绳武：“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中华读书报》，2006年9月6日。
③ 参见何启治：“值得一记的内参‘黄皮书’”，《出版科学》3（2009）：101-102。
④ 参见张郎郎：“‘太阳纵队’传说及其他”，《沉沦的圣殿》，廖亦武主编（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8年）30-56。
⑤ 参见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香港：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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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陈传才：“中国国情与文艺变革——兼论当代中国文艺的变革与走向”，《文艺争鸣》5（1988）：57-63。
⑦ 参见朱伟：《作家笔记及其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17。
⑧ 参见朱伟：《有关品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144。
⑨ 参见桂琳：《拧巴的一代——成长视野中的王朔》（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9年） 224。
⑩ 参见李兴叶：“病态社会病态精神的真实写照——王朔电影的价值与失误”，《文艺理论与批评》4（1989）：31-37。
? 参见张兴劲：“‘鬈毛’启示录——读陈建功中篇小说新作”，《文艺评论》6（1986）：78。
? 参见季红真：“中国近年小说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艺报》1988年1月2日。
? 参见徐星苏童马原麦加：“我看塞林格”，《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4（2010）：150。
? 参见沙鲁里：“新生代小说的贫血症”，《重庆青年报》2000年7月21日。
? 参见施亮：“不要卷入争名夺利浊流中”，《深圳晚报》2013年1月13日。
? 本文引用的作品均出自塞林格著，施咸荣译：《麦田里的守望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以下凡引自该著的引文均随文注出出处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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