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经济法形成差异及其原因
作者：魏传凯寻静秋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2期
【摘要】经济法可以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其中西方经济法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为代表，东方经济法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为代表，显然中国属于东方经济法类型。中西方经济法从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从中西方文化的背景、法律基础、经济形势等方面一一找到对应点。
【关键词】中西方经济法；产生；发展；差异
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协调和干预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法律的二元模式，适应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法可以分为西方经济法和东方经济法，其中西方经济法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为代表，东方经济法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为代表，显然中国属于东方经济法类型。虽然东西方经济法统称为经济法，但在二者形成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与东西方长久以来的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从中西方经济法形成发展的道路差异及其原因入手，探讨比较二者区别与联系。一、中西方经济法形成道路的差异（一）中西方经济法产生经济背景及基础不同
根据资料显示，中国经济法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经济法则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在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需要国家将生产资料集中起来办大事的特殊时期之后，并没有从计划经济的格局中走出、转变成为市场经济体制。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实行过程中经常受到种种限制，例如高度依赖决策主体的决定有效性、社会激励机制的完善等。由此，由于决策者的主观因素和计划经济体制缺陷的客观因素，共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将我国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格局下，“市场之手”无法完全有效的推动市场发展，带领国民走出危机，这时就体现出“国家之手”涉入市场的必然性，我国经济法也随之而产生。中国经济法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法的初期发展时期；第二阶段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法逐渐步入成熟时期。
在西方经济法雏形时期，那时的国家政府不惜代价支持本国经济，但是却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导致经济法缺乏法律根据和现实基础。在18世纪到19世纪末，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尊崇亚当·斯密的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和理性主义国家职能说。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充当“守夜人”的角色，政治统治成为国家的中心职能。然而，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导致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只把握在少数人手里，竞争者间矛盾激化，社会经济陷入危机。这时，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进入人们的视线，凯恩斯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失效时，应该由国家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节，这就是
西方经济法形成的雏形。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供给学派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坚持认为，不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必要干涉，但绝不能放任国家过多的干涉，国家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只起到辅助的功能。
西方社会一直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自由资本主义是在资本家个体所有占主导地位的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垄断的出现并未根本改变西方国家的私有制性质。虽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倡导公有制或公共活动，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一直深植于西方人的思想中。西方经济法也是从控制垄断与竞争的角度出发，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的基础上才形成起来的。（二）中西方经济法产生的原因不同
中国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失灵和改革需要。前文已述，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的体制，导致无时无刻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管理、决策的领域众多，大到经济决策，小到利润分配都需要由政府出面才能被公众所信服、所服从。但是，我们都知道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更不要说在管理如此纷繁复杂的领域的时候了。因此，政府在繁杂的工作中难免忽视、甚至排斥在经济领域内市场的内在作用，导致企业、公司等经济主体的发展处处受到限制，例如缺乏创新性、效率低下、员工懒惰等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的工作负担已经超出其所能承受的负荷程度，无法确保市场经济的高效有序运行，无法制定合理适合的生产计划给各个企业，自然而然地导致了供需不平等，经济严重滞后等现象。
西方经济法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失灵和战争需要。西方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商人根据自己的理性人的思考来在市场中运作，而政府完全处于放任的态度，高度推崇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来自行调节市场经济秩序，充当“守夜人”的角色。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商人在权力和利益的驱动下，逐渐偏向一个控制市场的地位。他们以垄断的形式，确保市场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随时有大量资金利益流入自己的账户，其他竞争者无力进入市场或逐渐被排挤出市场。这种垄断使得这小部分人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任意确定商品销售价格、商品数量、甚至交易条件，这对于自由的消费者无疑是一种有力的控制，不仅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范围，更限制了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甚至可以说掌握了市场经济的发展走向，完全破坏了“契约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自由精神。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面对着市场失灵、经济崩溃危机的局面，不得不放弃自由放任主义思想，意识到，单靠市场“无形的手”已经控制不住这样严重威胁资本主义政治根基的失控局面了，必须依靠政府的“国家之手”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辅助市场经济秩序的重建与贯彻执行。自此，维护经济秩序的经济法应运而生，这代表着西方社会同样放弃了完全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而是用经济法来约束、协调市场经济中“无形之手”所不能解决的经济纠纷及问题，保障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有序进行。（三）中西方经济法生成时法律基础不同
中国历史上过于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及相应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经济形式，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市场经济的扼杀以及受苏联否认私法存在观念，导致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薄弱，横向经济关系萎缩，反映在法律上，即为民商法缺位，相关立法几近空白。加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从根本上重视和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致使中国迄今为止法律制度仍然处于一个落后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经济法基础的民商法也未能幸免，导致民商法的法律缺失、不健全。而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