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库】人大2005年一季度政治类专题
【文献号】1226
【摘要】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4.秋.
【原刊页号】68～79
【分类号】D410
【分类名】法理学、法史学
【复印期号】200502
【标题】《不平鸣稿》所见明末徽州的民间纠纷及其解决
【标题注释】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度《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专项任务项目的中期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韩秀桃
【作者简介】作者通讯地址：韩秀桃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230039
【内容提要】中国传统法律的“文本意义”与“实践价值”历来相去甚远，而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的“大一统”色彩，遮蔽了不同地理历史条件下生成的独特的地域文化。明清时期的徽州地域环境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徽州地域法律文化对解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标本价值。本文以记载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潘余两姓的一桩官司文书——《不平鸣稿》为中心，辑录了该稿所收文书，描述了两姓之间“六年三讼”的大体历程，详述了纠纷的缘起和最终解决之道及其双方所体现的诉讼意识，并认为：在明末徽州民间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民间权威人物的影响已经远不如明初，乡民之间的互让互谅往往导致纠纷的最终解决，并据此对学界关于明清徽州人擅讼、健讼观点提出质疑。
【关键词】《不平鸣稿》/明末徽州/民间纠纷/解纷机制
【正文】
中国传统法律的“文本意义”和“实践价值”历来相去甚远，尤其是在社会意识层面，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行动中所遵循的法律和所反映出的意识倾向与官方所倡导的法律
еψ愎坏氖?证依据。因此，真正理解中国古代法与当时社会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其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不仅要立足于国家的正典刑
宪、官方正史和主流的社会意识，更要关注于不同地域环境中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独特的诉讼观念、法律意识及其相关的民间社会解纷机制和诉讼实践状况。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生成、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明清徽州地域文化具有典型性，其对于解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上述的特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大体确定徽学作为一个新兴学派的基本学科内涵和学术价值。故此，笔者十分赞同将“徽学”与“徽州文书”相结合的学术定义。即“徽学，又称之徽州学，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徽州文书的大量发现而逐渐形成以总结研究徽州地域社会中的各种经济社会现象的一门新学科。”(参见周绍泉：《徽州文书与徽州学》，《历史研究》2000年第一期))。本文以明末天启、崇祯年间在徽州发生一个案件作为研究对象，从地域社会史学的视角(注：关于地域社会史的相关综合性论述，参见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二期。叶军：《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社会科学》2002年第一期。 )，立足于明清时期徽州一府六县的历史语境，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法律文献史料作一简要叙述，以分析明代基层社会中的纠纷及其解决机制。
一
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的典型性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文献史料的内容看，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人文属性和实践品格，它产生于明清徽州特定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厚重与多彩，真实地记录了普通民众在解决自身纠纷的过程中所展现的诉讼观念和诉讼实践活动。从文献史料的形式看，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具有多样性、连续性和完整性的特点。仅就多样性而言，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广泛存在于官府文书、地方档案、宗族文书、私人文集、民间记事中，表现为各种各样的案例、判语、谳词、碑示、禁牌、帖文、典约、佃约、状文、回禀、禀状、呈文、审单、推票、拘票、禀文、批文、宪牌、县票、信票、公票、@①票、
贴文、抄贴、甘结、谕文、会单、甘罚文约伏罪书、互控文书、诉费合同、息讼合同、弭患告示、应役文书、投主文书等。
通过对明清徽州法律文献史料的基本特征、内在逻辑、法律价值取向以及所反映出的各种法律信息的研究，可以管窥这一时期民间乡里社会的诉讼观念、法律意识、法律实践活动和民间解纷机制，并以此为出发点大体上能够描绘出明清时期国家法律在州县层次的运作状况，而这也正是我们探讨在传统社会条件下民间基层社会的法律秩序状况的历史基点。正因为此，可以说明清徽州法律文献的史料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重新解读和诠释正史的价值、拓展和完善传统司法视野的价值、充实和丰富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而其学术价值则主要体现在对中国传统法的历史实证研究方面。
本文的研究文本《不平鸣稿——天启、崇祯年间潘氏讼词稿》(以下简称《不平鸣稿》 )(注：原件藏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文书的编号系笔者所加注。以下凡是引用《不平鸣稿》的部分皆不再注明出处，引文中的缺字、漏字以及个别因字迹模糊而无法识读的字皆以“□”代替。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笔者对文献史料识读能力的限制，对文本误读不可避免，些许谬误尚请方家指正。)是一本家族抄录辑成的词讼稿，撰述者余显功，成书于崇祯十年(1637)。该稿详细记载了在明代天启、崇祯年间，休宁县七都一图潘姓与余姓之间长达六年的诉讼过程。从内容上看，《不平鸣稿》包括前言、四卷正文和附录，共有64份法律文书。其中，大部分是告词、禀词和禀状，还有地方官的审判参语、作为确权证书的执照和作为证据的卖契等。通过对这些法律文书的识读和初步分析，大体上可以管窥出徽州文书的上述特征，同时也可以总结出这些文书所反映的明代末期的诉讼状况。滋将《不平鸣稿》的详细目录侈录如下：(注：在正文中，每卷的卷目都附有本卷的主要内容提要。卷一即为“不平鸣稿本县侯公受嘱曲断案卷之一”，卷二即为“府主刘公准送督粮厅李公审案卷二”等。)
卷一：
1、天启四年一月初告本孙请讨叛逆事(侯公亲提余绩告)；
2、本孙潘槲诉词究真劈诬事；
3、本孙余绩投到词连名投到听审事；
4、本孙余显功告伤词抄家杀命事(二月十九日清明潘氏统凶殴伤绩、钟)；
5、医生余应新结状验伤回报事；
6、显功禀状号天急救事(显功本县禀词)；
7、张生员监生呈抄杀异□乞剪安良事；
8、侯公受嘱参语。
卷二：
1、七月本府刘公告词批军厅李公审奔冤鸣冤事(显功告)；
2、军厅潘镀诉词听断仇诬事；
3、镀投到词恳剪刁诬严究谋吞事；
4、军厅显功投到词投到候审事；
5、军厅潘应乾诉词实词事；
6、镀禀词乞究妻命事；
7、李公审结参语；
8、潘镀供状；
9、本府正堂刘公准给显功执照(内粘军厅参语应乾诉词卖契)。
卷三：
1、崇祯元年六月本府颉公准词批本县朱公恳剿吞杀事(显功告)；
2、本县显功投到词肯究吞杀正法正名事；
3、本孙潘镗诉词抗断刁诬事；
4、显功催词恳天劈捏乞赐归结事；
5、潘镀等朋党捏称号恳仁天剿谋诛逆保冢以救存亡事；
6、潘应乾受贿诉词遵断取赎以息讼端事；
7、显功催禀词恳正王法除奸党以安良善事；
8、朱公审结参语。
卷四：
1、十一月屯院蒋公准词批本府刑厅鲁公土豪故杀事(显功告)；
2、刑厅显功投到词恳乞□源剔弊执法改正事(内抄粘军厅参语、应乾诉词实诉事云云。本府刘公准给执照：为遵钦国典，不敢变乱成法，恳乞印批为凭，杜奸以息民争事。朱公参语：本县应乾受贿诉词，遵断取赎，以息讼端事云云。显功陈辩徽俗等各项弊端。)；
3、刑厅潘滔诉词；
4、显功催词恳劈瞒天谎抵早赐归结事；
5、显功催禀恳天赐审事；
6、显功禀词隐匿正犯恳天严拘究豪强占剿逆杀主事(拿仆权、稷重责二十)；
7、显功禀词恳乞中裁杜后患以垂永久事；8、显功禀词弑主抄家事；9、鲁公审结参语；10、十月令希圣至旌德接鲁公禀状(恳烛下情乞开生路保全一家命脉事。内抄粘权、福有诬告主家词粮衙断诬立审语，本府告潘国宝占坟山号讨词)；11、显功领状西馆权亲家劝息来帖、答帖；12、显功逐仆禀帖(鲁公批仰捕衙严行驱逐，如不遵，即解究。)；13、捕衙各仆服役保冢禀词(衙批既应役于二主潘余之无争端姑转甲候详下发落)；14、捕衙甲繇；15、鲁公升迁临行准给显功执照；16、□潘氏众立地仆合同及潘领回原给主银约。
附录：(希圣为坟山被害告府批县荣卷并买火佃山地等契附后)
1、崇祯二年潘国宝将潘塘边坟山投献工资号占阴木互镇刊刻冤帖令男希圣回家赴本府洪公告词批给朱公占冢杀命事；
2、本县希圣投到词劈木毁碑占冢杀命事；
3、本县潘国宝诉词电册劈诬事；
4、希圣告勘词恳恩急救生死倒悬事；
5、希圣催勘词抗藐延□事；
6、汪吴二生员告息词诉息准息事；
7、朱公准息参语；
8、潘国宝供状；
9、工资汪宅卖潘塘边契；10、潘国宝推单；11、希圣告占潘塘边坟山究帖；12、潘应乾卖火佃契；13 、潘玄寿卖火佃契三纸；14、买潘桢卖火佃坟山契；
15、买潘槲溪边火佃工林等处地山契；16、买汪至潘塘边坟山契；17、买潘梓潘广边坟山契；18、买潘渡地契；19、买潘文澜文滔等东厅地契；20、潘燕生杉木坞黄姑田山契；21、工邻白□木递年各取花利数；22、赏仆规例；23、买潘应挺上林等处地契。
二
按照史学界的一般描述，明代熹宗天启(1621年—1627年)、毅宗崇祯(1628年—1644年 )年间正是明王朝加速衰败、社会急剧动荡的时期。相对于明初洪武以及嘉靖、万历年间的强势而言，此时的明朝已经是病入膏肓。虽然国将不国，但家仍然是家。在远离京城的徽州府休宁县七都一图，潘、余两姓之间围绕着“家”所展开的这场纷争，丝毫看不出末世的情景。
从余显功撰写的《不平鸣稿序》中可以大体了解余姓与潘姓之间纷争的缘起，以及辑录《不平鸣稿》的真正意图。
□闻邻里和睦，古之淳风。嗟!今世俗浇漓，不尚古道久矣。万历十五年，予父同伯叔□买潘应乾、潘玄寿等各号庄屋、佃仆。历二十余年，每逢婚姻丧祭及元旦拜□等事，各仆应主服役无异。迨天启四年，潘氏有名镀者，与予门名辅者，素为刨颈之交。一旦因财失义，遂成刖足之仇。镀即纠族党潘槲、潘滔、文洪等，平白启□，霸仆不许来予门拜□听役。兄绩告县，槲等捏成祠业抵诉，侯公受其嘱讫，曲断还赎。《律例》：产卖五年以上不许告争。业经四轮黄册，岂容再赎。予复具告，府主刘公批军厅李公。此公清正，奈何□全本县曲断体面，加价十两，劝谕再三。随蒙刘公给照，各仆依旧服役如前又三年矣。至崇祯元年四月，廷让娶亲，唤仆役使。又有潘镗、潘洛父子霸阻。六月予告，府主颉公批本县朱公照前军厅原审。十一月，复告屯院，蒋公批本府刑厅鲁公。至二年二月审结。参应乾所卖地税还赎，其仆责逐而不许役。十月予令男希圣当厅领银三十五两，复蒙批仰捕衙驱逐各仆出境甚严。值此之时，潘氏与各仆始知有官法耳。因此，潘氏知法，悔悟不争；各仆畏法，甘心服役。而潘槲、潘嵩□仆程积、程福有等到县捕衙，违上服役，保冢禀词，捕衙具县申报，鲁公允详方止。□六年三讼，至此息矣。主仆之分，至此定矣。大抵潘氏昧于事理强赎，应乾一契仍有玄寿等契字号同。潘氏之暴，予当执之以理，既而知悟，又当处之于情。前已领银三十五两，仆人依旧服役。潘氏自觉怀惭，在予门买他契尚多据理，不为过情上似不得之不安。崇祯十年三月凭□义处，书立合同二张，余、潘各执一张，潘将原赎乾地税还予，予亦将原给价银还潘领讫。而今而后，若不关于纲纪大务、邻里相和，切勿相讼。书此以为予门子孙戒。
崇祯三年(注：从余显功所记载的内容来看，此处的崇祯三年，应当是崇祯十年(1637) 。)庚午(戌)仲春月望日显功书
潘姓、余姓皆是住在七都一图的村邻，看来还有一定的交情。两姓之间的纷争追述到万历十五年(1587)的一桩土地和庄仆的买卖。余姓买受了潘姓的庄屋，随庄屋一起卖到余姓的佃仆也按时向余姓行主仆之礼，两家及主仆皆相安无事。到天启四年(1624)，已经过了三十多年来，但双方虽“素为刨颈之交”，却因“因财失义”，最终酿成“刖足之仇”、“通族之祸”。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休宁知县的“受嘱曲断”、枉法裁判，余姓两次上告到徽州府。而余姓的上告，并试图通过正常的官方途径来解决纠纷的努力，往往被潘姓的“恃力毫占”所打断，于是“六年三讼”，两家展开了一场漫长的诉讼历程。但是诉讼的结果，双方似乎都没有达到自己的全部目的，于是还是凭中订立息讼合同，各自相安生理。经过此劫，余姓族人也深感到不到万不得已，官司千万不要打，并告戒后世子孙，今后“若不关于纲纪大务、邻里相和，切勿相讼”。最后，余显功道出撰述《不平鸣稿》的真正意图：“书此以为予门子孙戒”。
先来看一下这“六年三讼”的大体过程。余显功在《不平鸣稿》的一开始，就详细记录了潘余两姓之间争诉纠纷的大体过程。
天启四年二月本县侯公(名国安)受嘱曲断，显功告(祸起□□，与余显功□仇，酿成通族之祸)。
七月本府刘公(名尚信)送军厅李公(名一凤)，显功告(府给执照，各仆拜年应役如前) 。
崇祯元年六月本府颉公(名鹏)批县朱公(名陛)，显功告(因廷让娶亲，唤仆役使，又潘镗霸阻，故此复告。初告祸起潘镀，复告祸起潘镗。□此二人系潘之族长，□先乡约，据其素行，乃真小人)。
十一月屯院蒋公批本府刑厅鲁公(名元宠)，显功告(鲁公仰本县捕衙驱逐各仆□境，仆甚畏法，当官联禀，自愿保冢，甘心服役)。
崇祯二年潘国宝将潘塘边山税五毫献于上资汪宦□□□二十吾两父阴坟大松木六株倚势号占。
八月本府洪公准告批本县朱公(即前孙公)，男希圣告(圣□□应□□侄孙国英二人出力吴小名社孙□汪吴二生员递息处和，将山税五毫上资，汪至书契卖与本家凑业)。
于此可以看出，余潘之间的三次诉讼的具体情况大体如下：
“第一讼”：天启四年(1624)二月，潘镀等不许已经出卖给余姓的庄仆到余姓拜年听役，余绩上告到县。潘槲等捏词禀告县主，诉称余姓价买之庄屋、仆人原是潘氏宗祠所有。四月，休宁县知事侯安国以潘姓的禀词为根据，判余姓败诉。余姓认为，根据《大明律例》的规定，产业卖出五年以上的，不准取赎。余姓据此上告徽州府。徽州府的知府刘尚信将案件批转给本府军厅的李一风具体处理。李一风在原判决的基础上，判处余姓再加价十两银子，庄屋和仆人仍然归余姓所有。如此一来，余姓已经担心自己的产业安全了。于是，余显功专门向徽州府上告，申请给具执照，要求明确载明庄屋的所有权和仆人的应役服务等事项。
从时间和结果来看，余潘第一讼起于天启四年(1624)春节期间，终於八月中旬，历时八个多月。期间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休宁县审理阶段，二是徽州府批转军厅审理阶段，历经余绩的上告、潘槲的禀词、余显功等的连名投词、知事的看语、徽州府知府的批状和徽州知府给付的执照等，最终是以余姓在付出了十两找价银的前提下，勉力维护了自身的权益而止，即余姓继续占有买受的潘姓的山地，庄仆也按时到余姓祠堂服役。
“第二讼”：崇祯元年(1628)四月，余让因结婚需要使唤仆人，但潘镗父子不许仆人应役。余姓于6月间直接上告到徽州府，知府颉鹏将案件批转给知县朱陛。朱知县不问原委，又直接按照前述军厅李一风的判决。余姓不服，又上告到屯院，屯院主事蒋公将案件批转给徽州府刑厅的鲁元宠。次年(1629)二月，案件审结完毕，将潘应乾前项卖山地税退还给余姓，余姓原价买的佃仆也不要服役。同年十月，余姓领回三十五两银子作为退赎之款，各仆不要再服役，但必须要被驱逐出村。
潘余之间的第二讼起于崇祯元年(1628)四月，终於二年(1629)十月，历时一年半。第二讼的结果是完全改变了五年前第一讼的判决结果。徽州府刑厅并没有按照《大明律例》的规定继续支持余姓的主张，相反判定潘姓退还余姓的价银，余姓原来价买的佃仆也不需要继续到余家服役。
“第三讼”：第二讼结束以后，程姓仆人以保冢为由，又擅自到余姓服役，被潘姓告到县衙，徽州府刑庭的鲁元宠再次批详结案。允许程姓仆人仍然到余姓各家服役，驳回潘姓的申告。
从时间上看，第三讼是紧随着第二讼开始的，也可以说是第二讼模糊裁决必然结果，因为按照“住主屋、佃主田、葬主山”的惯例，只有存在主仆之名分，佃仆才能够住在主家的庄屋，也才能够将逝族葬在主家的山地上，并允许佃种主家的田地。如果主仆名份不在，对于“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佃仆来讲，无疑是将其逼到了绝路。所以，尽管徽州府的刑庭判决各位佃仆不许到余姓家应役，但各位佃仆迫于生计和祖坟仍然葬在余姓家主山上的现实，还是到余姓家祠服役。最后，揆诸现实，徽州府的刑庭再次支持余姓，允许各仆仍然到应役，只是余姓没有得到原来买受的山地。
从天启四年二月到崇祯二年十一月，历时六年，事经三讼，潘余两家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相反，在漫长的诉讼过程中，两家都显得是筋疲力尽。虽然《不平鸣稿》没有记载各家的花费和人力、物力投入，但从余显功撰述《不平鸣稿》的目的就可以看出，这样的官司再也不能打下去了。事实上，潘余两家在事隔八年以后的崇祯十年最终订立了息讼合同，将双方争讼的原因一古脑推到无辜的佃仆身上，那些可怜的佃仆只好到两家应役并随时听主使唤。所谓“潘氏知法，悔悟不争；各仆畏法，甘心服役。”“潘氏之暴，予当执之以理；既而知悟，又当处之于情。”余、潘两姓在耗费了大量官司费用以后，经历了王法的直接干预或者说“王法的折腾”之后，双方都不得不作了让步，最后纷争在找到了一个“因仆奸告”这样一个“出气口”以后，还是既“准人情”又“合法理”地平息了。以下将二家的息讼合同附于节末：
息讼合同(注：原文中没有标题，“息讼合同”系笔者所加。)
立合同人潘洛梓、潘润槲、潘□惯、潘浩楠、潘忠钦、余显功、余显兆、余诏陈、余进达、余钟纶等，原因万历十五等年，有潘应乾、潘云寿等，将东亭坦牌前大路边等处，地税庄仆程积德、程福有、汪吴等姓仆人，卖于余显宫父。已历四年，册无异至。天启四年，两姓因仆奸告，屡讼不决。崇祯元年，显功复告。屯院批送军厅鲁爷，蒙审判价三十五两与余，赎回乾卖地税六厘。将仆驱逐出境，二家皆不许役参云。程积德在显功有年，且父亦葬显功山。一旦归潘，递无旧主之义，
情属难堪。责逐使两无所适，则二主之气□平。各仆不愿离散，自愿服役保冢。自鲁爷断后，仆人各守规矩，旦□拜节，嫁娶葬祭等事，悉听二姓家主役使，不敢违迟。潘余亦自悔悟，两□和好。今凭中义处，潘将原赎应乾地税仍旧还余，余亦将原给价银三十五两付出还潘领讫。各自情愿立此合同之后，两姓和睦，各仆永远□潘余二姓役使。如有背叛，听二主闻官重惩。二姓子孙，日后倘有不遵合同，妄生寡隙者，执此经公，违墨理论。今恐人心无凭，立此合同一样二张，各执一张，永远存照。
崇祯十年三月二十五日立合同人潘洛梓、潘润槲、潘□惯、潘浩楠、潘忠钦、余显功、余显兆、余诏陈、余进达、余钟@②
三
在宏观描述潘余两姓长达六年诉讼的基础上，有必要具体探讨一下双方在诉讼的最早期是如何起诉和应诉的。从其起因上看，双方的争诉源于余姓的祖上在万历十五年所价买的佃仆，因潘姓族人的唆使，在天启四年的春节没有按时到余姓各家拜年应役。这有背主仆名分之事，在徽州地域却是属于大逆之事。于是，余绩首先上告，正式揭开双方争诉的序幕。
余绩本县告词(注：需要说明的是，卷目中所列的条目与正文中的实际题略有差别。) 为请讨叛逆事：万历十五年，契买潘应乾、潘玄寿庄仆程长文、长节等。人历三代，册过四轮。生居身屋，死葬身山，向应主无异，邓芝可审讵。本村十虎三彪恶党潘槲、文浩等霸据一方，害人无等。旧年潘宥将火佃地卖身，恶索酒食，不逐触威刑，禁长文等不许拜年应役。仆畏私刑，敢于叛逆。胡宁证有，此大变情急诸讨临审开单上告。
原告余绩
被告潘槲潘文浩潘四郎潘佛保程长文程长节汪万秀等
干证邓芝陈复元潘祯潘应乾胡宁汪真远
天启四年二月初二日
在这份上告词中，余绩有理有据地指责潘槲等人，不顾事实，结党纠恶，禁止原属于潘姓的庄仆到余姓拜年应役。余绩的证据有：余姓在万历十五年(1587)时从潘应乾、潘玄寿手中买受庄仆田地的契约，证人邓芝、胡宁等，更有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买受的庄仆已经是“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所谓“人历三代，册过四轮”。根据《大明律》的规定，“告争家财田产，但系五年之上，并虽未及五年，验有亲族写立分书已定，出卖文约是实者，断令照旧管业，不许重分再赎。告词立案不行。”(注：《大明律·户律二·典卖田宅条例》，怀校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2页。)很显然，从万历十五年到天启四年(1624)，已经经过了三十七年的时间。休宁县知县根据这一规定，立即承批“准亲审后铺长司差查清”。“州县设立铺司，原供邮传之用。”(注：《明清公牍秘本五种》之《纸上经纶·卷二·请禁士风污贱》，郭成伟、田涛点校整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此时，则被用来传递官府诉讼文书。
作为被告一方的潘姓族人，也是不甘示弱。余绩告词中提到为首者潘槲，很快向休宁县衙提交了一份诉词，同样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解释。
潘槲本县诉词
究真劈诬事：谋买盗卖，律有明条。身承祖土名大路边等处屋地，火佃居住，看守祖坟。官有印薄，祖有禁墨。先年伊祖谋买告责退回卷照并证。万历二年，支裔各分火佃地税尽归宗祠。户内伊父亲笔税单可据，册里方祖庇等可审讵。恶余绩党结十大天王，恃兄显辅，侮弄笔力，起灭词讼，指官诓骗。公□问徒批约薄证，岂恶□将□金，谋买火佃屋地。族逆潘祯、潘应乾盗卖，不思伊父。余胜权充册书，□弊重割。恶惧黑白，难满故延，老□宿谢□捏。请讨叛逆，诳台拴腹。亲家邓芝硬帮，盗卖祀业，祯等作证，希图掩谋真伪，难逃天鉴。切思官照祖墨，耿耿不磨，印薄税单，斑斑有据。知情谋买，无立违禁盗卖无祖。恳准电击，究谋究卖捏诬立白上诉。
潘槲的辩词正如文中所言，正是“官照祖墨，耿耿不磨；印薄税单，斑斑有据。”同时指责余姓的余显辅“侮弄笔力，起灭词讼，指官诓骗”，余胜权假公济私，伪造田册。更指责同门的潘桢、潘应乾等盗卖祖业，又对指出余绩与证人邓芝有亲属关系。从法律上看，根据《大明律》的规定，“凡盗卖、换易及冒认，若虚钱实契典买及侵占他人田宅者，田一亩、屋一间以下，笞五十。每田五亩屋三间，加一等，罪止杖八十，徒二年。……若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杖一百，流三千里。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田产及盗卖过田价，并递年所得花利，各还官给主。”(注：《大明律·户律二·盗卖田宅》，怀校锋点校，
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页。)在此基础上，《盗卖田产条例》进一步严格上述的规定，明确“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还给应得之人。及各寺观、坟山地归同宗亲属，各管业。其受投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注：《大明律·户律二·盗卖田宅条例》，怀校锋点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71页。)如果潘应乾、潘玄寿盗卖祖业成立，那么盗卖人和买受人都要一体治罪。应当说，潘槲的辩词从王法依据、干证等方面都不示弱。
几乎是与潘槲的诉词到县的同时，余绩同余浩、余显辅再次连名上告，其核心主要是诉说潘姓一贯的表现。
余绩等本县投到词
连名投到听审事：身等良民，纯一无伪，告词句句真情，开款事事真实。一字涉虚，万死无辞。切闻款安百姓，先除恶人，□除恶人，先要执法。昔仲尼仁圣，曾诛少正卯。舜德好生，不必宥四凶。今天台公慈明，果岂容十虎三彪盟势滔天，比蛇山而尤甚，群凶马合□蚁聚以□屯。自古草寇起于结党，及党不除，渐成大逆。按恶罪不止徒流，查骗脏奚止千百。单开二十九款，大略□其所知，被害冤民，吞声忍气，谁敢出首。闻官乡评长者，皮里春秋，□有正色厉□。身虽不避，斧越祸来，无可奈何。恳乞执法明刑，严惩逆仆叛主之罪。验其查册，深究彪虎作乱之条，盟党在一日，地方受苦一日。盟党早除一日，地方早沾恩一日。一怒而苏万姓。小民望切云□，粘单投到。
被告潘槲潘文浩潘四郎潘佛保程长文(状式被告只许五名，故此余二仆)
干证邓芝陈复元胡宁
天启四年二月十八日投到状人余绩余浩余显辅
余绩的告词虽然得到县爷的批准，却引起了潘姓族人的不满。于是，潘姓族人一方面积极应诉，另一方面在二月十九日纠集同族众人一路打到余姓家门口。很显然，余姓族人在这次宗族械斗中没有占到便宜，而且是损失惨重。如此一来，余姓族人正好抓住这一机会，将上告的事件进一步渲染。这样余绩的弟弟、时年六十岁的余显功以“抄家杀命事”再次上告到县，以期在争诉中取得有利地位。
余显功告伤词抄家杀命事(注：原文中没有标题，此处根据卷目所题。) 抄家杀命事：本月初一日，兄余绩具请讨叛逆，状告十虎三彪潘佛保、潘槲，等差查清，行拘触威。十九日，统党潘勃、潘梓、潘应惯等百余人，持械拥家抢打男妇，抄掠首饰，家财一空。兄绩、侄二哥、男希贤三命遭杀，投里胡继海，邓芝、汪洋等证，男□不能起，兄侄头脑遍体重伤。恳唯亲验，保辜追赃，剿彪□究，□正典刑，粘单上告。
原告余显功(六十岁)
被告潘佛保潘槲潘勃潘梓潘应惯等
干证胡继海邓芝汪洋张德
天启四年二月二十日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宗族械斗事件，休宁知县侯国安也不敢轻视，于是立即在余显功的诉词上批示“准铺长司差汪亭”。同时，命值日医生徐应新等二人给余绩、余二哥验伤。从“医生结状”中可以大体看到二人的伤的程度。侯知县在医生的结状上批示“准结”，以此表明对余绩、余二哥受伤情况的一个认可。
医生结状
值日医生徐应新□于执结为验伤回报事。奉县主爷之案前唤令验伤，奉此依奉，当堂验得余绩项心肿破一口，斜长五分，血糊；左太阳红紫色，脊心青肿。又验得余二哥左额头皮破红肿，右肋微红色，左手上臂紫□。所结是实。
但在潘镀的告词中，医生也给潘佛保(即潘文新)进行验伤，证明潘佛保也有伤。如此一来，可以说两家互有伤情，但余姓的人伤情较重。如此一来，侯知事也无法判断出谁是谁非。如此之下，侯知事也只好拖一拖了。但此时明显在械斗中吃亏的余姓却等不及了，于是余显功再上一词，以诉说本家的冤情。同时还动员自己的姻亲关系，将地方上的三位文人也拖了进来，以增加己方胜诉的砝码。
显功本县禀词
号天急救事：前月十九日，十虎三彪潘佛保等，鸣锣统众百余人，持械拥家，杀伤兄男侄三命，伤状在房。又杀伤妇张、□、吴、邵、王、何、刘氏七命，抄掠家财，开粘有单恶真，身告念五日。
先锋潘槲，后哨潘梓、潘四郎截打义媳，意弟遍体重伤，里邻胡继海等验实。哭思蛮法近、官法远，男妇终毙凶手。恳乞急散盟□，救全蚁命，功德无量。上诉。
被告潘佛保潘槲潘四郎潘梓
干证胡继海(里长) 邓芝(左邻) 汪兆(对门)
县公在府察院看生员童生考卷，侯至三月初二日方出河西桥禀准
在余显功向侯知县呈递禀词的十天以后，余显功禀词中提到的“义媳”张氏的兄弟也介入到纠纷中，意在催促侯知事尽快处理凶手，维护余姓的正当产业。
张生员监生本县呈
具呈府县儒□生员张应旭、张之卿，监生张时永呈为抄杀异变乞剪安良事。生忝故家，礼法自守，非□重典不敢一字渎公。惟系至亲乃敢具呈。冒叩有妹阑弟，嫁与七都东亭余显辅为媳。岂伊邻潘佛保等人众势雄，不习礼仪，不效淳厚，盟结彪虎横会，动辄鱼肉良民。今正霸禁逆仆不到余门拜年应主真，余绩前月告理，统集凶众蜂拥余门，不分男妇，无论贵贱，滋凶抄杀。生妹被打重伤，邓芝、吴熏证。余显辅恐媳命危，词投生等。俯思妹虽出嫁，生长张门，情关手足，义不容默，□男妇礼严，难甘杀辱。乞体故兄应元曾居翰苑，家虽山乡，故风尚存，凌余之媳，实是凌之妹。伏乞大赐，剪究□惩一姓而万姓畏服，除一凶而众凶减消。□淳风睦，明政不泯，妹命不冤，激切上呈。
被犯潘佛保潘槲潘梓潘四郎
干证邓芝(邻右) 吴熏(医生)
天启四年三月十二日具呈生员张应旭张之卿
监生张时永
抱告人张具呈
发礼房差余国鸣
但是，这份由当地的生员和监生这样一些地方“名人”一起出具的证词，对双方纠纷的处理并没有起到了扭转局面的关键性作用。相反，侯知县仍然是按照惯常的方式，作出了明显不公的裁决，而这一裁决的实质仍然带有“各打五十大板”的意味。
侯国安的看语(注：原文中仅有“四月初四日审”，没有标题，此处根据卷目所题。) 审得潘应槲等公共之地，税佃仆已入公祀用，潘应乾安得独卖?余氏安得谋买哉?私相授受，均任其失矣。合断原价二十五两给余，地税佃户仍归之潘可也。至田，原系余显辅买之潘镀，已交四两，尚欠八两，交未明晰，余宜给八两价与潘，潘以契还余，则不清之等可剖矣。其两相骂殴，各有验伤，则以斗殴论可也。应乾、余绩、显辅、潘镀各杖。
天启四年四月初四日
对于历时二个月所得到的这样一份裁决，无论从情理上还是从法理上，余姓显然不能满足，上告是不可避免的，官司还必须要不停地打下去。
几点结论
通过上述潘余两姓之间由争讼到自行和解的事实，我们大体上可以对明代末期的民间纠纷及其解纷机制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乡里的里长、老人等基层社会中的头面人物对民间纠纷的处理能力已经大大不如明代前中期。为了贯彻朱元璋所倡导的“以良民治良民”的策略，整个洪武朝，明代统治者都在试图构建其一套基层社会自我的管理和控制模式。这种努力到洪武三十一年《教民榜文》的颁布为最高峰。《教民榜文》规定，老人和里长、甲首等一起，对发生在民间的一切户婚、田土、钱债等共计十九项民间纠纷具有处理的权力(注：关于《教民榜文》有关里老人理讼制度的相关叙述，参见韩秀桃：《＜教民榜文＞所见明初基层里老人理讼制度》，《法学研究》2000年第三期。)。乡民发生一般纠纷以后，不能径直上告的县衙，否则构成越诉。如果是越诉，乡民的诉愿既不被官府支持，相反还要被杖责六十下。到明代中期以后，随着里老人理讼制度的逐渐被破坏，乡民直接上告的现象越来越多，此时的县衙已经不能严格执行明初《教民榜文》中的规定了，但是在官司受理以后，一般不直接命差役下乡，而是将帖文发给老人、里长等，由他们具体负责勘验、调查、调解和拘唤等“勾摄公事”的职责(注：相关叙述，参见[日]中岛乐章：《从＜茗洲吴氏家记＞看明代的诉讼处理程序》，载周绍泉、赵华富主编：《1995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75—183页。)。官府对里长、老人等乡里社会中的头面人物的“轻视”(注：前述文书中里长胡继海、生员张
应旭、张之卿、监生张时永等似乎与一般的“干证”无异。知县在具体的审理过程中，并没有显示出对他们的尊重。)说明的是这些人物对解决实际的纠纷已经发挥不出什么作用，所以，需要知县老爷直接命官差下乡。正是因为如此，休宁知县在“余绩本县告词”和“余显功告伤词抄家杀命事”两份文书上直接批转官差直接查清问题，同时侯知县也是直接命医生进行验伤。官府对于非命案的民间纠纷的直接介入，说明在民间社会中解决自身纠纷的能力已经弱化，而这种弱化也正表明整个国家的管理体制和社会控制机制已经运转不灵，至少不如王朝的前中期那样灵活了。
第二、乡民对通过“王法”的途径来解决自身的纠纷始终抱有极大的期待，但当这种期待无法实现的时候，乡民的忍让和私下和解往往是根本的解决之道。前述的潘余两姓，在纠纷发生后，从最先极力上告以争取得到官方的支持，到自愿订立的“息讼合同”，并最终“平息了”双方的纷争。之所以说纷争是“平息了”，而不是“解决了”，正是强调潘、余两姓都认识到纷争的不可解性和官司之路途漫漫，毕竟六年的诉讼，既没有争个高下，更没有分出个是非。“六年三讼”之后的八年间(崇祯二年到崇祯十年)，潘、余两姓自然都会权衡一下这“王法”与“乡里现实”和“人情世故”之间的差距。相比之下，双方相互的让步、相互的理解、相互的宽容，才是解决他们之间纷争的最佳选择。因为，王法威威，却处在庙堂之高；人情淡淡，但生于百姓之中。所以，所谓的“国家的审判”、“民间的调停”亦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领域”，似乎难以对此有个全面的说辞(注：关于滋贺秀三的“国家的审判”、“民间的调停”和黄宗智的“第三领域”，以及两家之间的是非言说，请参见[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美]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因为法律就是生活，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决定其在面对自身的诸多问题的时候，想到的首先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故而当我们过分在追寻其手段的同时，丧失的正是对人们行为目的的考究。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王法”而言，平平淡淡、人人皆知的“情理”在民间社会中往往对田土户婚等一般性纠纷起到的是终局性的裁决价值。
第三、乡民的“健讼”倾向与乡民心目中的诉讼、程序和证据。关于民间“健讼”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明清徽州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基本论断。从传统法律之化的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厌讼、贱讼则又是历代官方的一个基本立场。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判断，就明清徽州特定的地域条件和历史语境来说，却有着殊途同归的价值趣旨。如果说“厌讼”、“贱讼”仅仅是官方的一个倡导的话，那么“喜讼”、“健讼”之说似乎也仅仅是个主观臆断。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在潘余两姓的诉讼实践中，我们看到或者推断出的并不是什么“喜讼”、“健讼”的倾向，相反倒是“厌讼”、“贱讼”的情结不时闪现在前述的诉讼文书中。于是，在“余绩、余浩、余显辅连名投到听审事”的诉状中，忍气吞声、无可奈何的情景充斥字里行间。在“显功本县禀词”中，其号天急救的原因“蛮法近、官法远”，自身已经无力进行自救。就“诉讼”本身来说，前述潘、余两姓大体上都能够遵从一般性的诉讼程式，从格式到语气，从原告、干证到被犯、旁证，从法律依据到宗法伦理。这些文字体现了当时的乡民对王法的知悉和运用王法所赋予的权威进行自我保护的积极努力。如，在“余绩、余浩、余显辅连名投到听审事”的诉状中，注明“状式被告只许五名，故此余二仆”的说辞，以此来证明己方的合法性。在“显功本县禀词”中，里长胡继海、左邻邓芝、对门汪兆皆被列为干证，似乎是字字句句皆为真切。在“张生员监生本县呈”中，张生员坚称自己是“礼法自守”，而潘姓族人是“不习礼仪”，最后还不忘记必须要抱告人代为呈告律例规定。在案件的一开始，余姓坚持的是《大明律例》有关“产卖五年不准你回赎”的规定，而潘姓坚持的也是《大明律例》“谋买盗卖，律有明条”相关规定，并声称“官有印薄，祖有禁墨”。可以说，潘余两姓将自己的纠纷求靠于诉讼时，已经明了诉讼所涉及的王法、诸多的程序和各种可能影响诉讼成败的环节，而这种了解应当说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一种近乎本能的保护。这不仅仅是明清时期的徽州人所独有的本能，也应当是那个时代任何地区任何族群的人的基本要求。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谶去讠
@②原字左钅右仑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1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060 【摘要】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005 【原刊页号】153～159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103 【标题】洪武祖制与嘉靖前期革新 【作者】田澍 【作者简介】田澍1964年出生，甘肃通渭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现为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朱元璋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历史学会理事。出版《朱元璋传》（合著）、《宦官》等3部专著，并在《文史》、《光明日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明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1999年被评为“甘肃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并入选国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工程”。2000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七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教学奖。 作者单位：西北师大 【正文】 祖制与革新是中国古代社会里长期存在着的一对矛盾，处理不好必将引起政治的混乱乃至王朝的崩解；处理得当将对革新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嘉靖前期革新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比较全面地认识祖制与革新的利弊关系，纠正将祖制与革新完全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 一 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提起“祖制”，多数人将其视为僵化和陈腐的代名词，并把祖制与革新简单地对立起来，把抨击祖制者誉为改革者，把维护祖制者斥为保守者。事实上，祖制的内容非常广泛，它既包括某一王朝立国的根本制度，又包含各项具体的、行之有效的行政法规。显然，不可能在全盘否定祖制的前提下来顺利地推进任何改革。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的改革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王朝更替时的因革，二是某一王朝内部的鼎新。两者之中，以王朝更替时的因革较为剧烈，其显著表现就是对文物典章的重大变革，但是，这种变革绝不是与前朝体制的断然决裂，而是继承与革新的统一。史籍中所谓“汉承秦制”、“唐承隋制”、“金承宋制”、“明承元制”、“清承明制”等等，就是此意。改朝换代时的变革如此，王朝内部的变革更不例外。换言之，任何革新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而是与继承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离开了继承，就不可能有革新。 在正德、嘉靖之际，明代上层人事更迭，时政因此发生巨变。世宗与“大礼新贵”张璁、桂萼、霍韬等人对洪武祖制在政治变革中的作用给予新的诠释和认识，并以其为利器，将有违祖制的重大弊政尽可能地予以革除，在中国古代改革史上写下了特殊的一页。 长期以来，学界一味地推崇杨廷和在武宗暴卒之后所推行的所谓“嘉靖新政”，把杨廷和等人在匆忙中拟定的世宗即位诏书视为其推行新政的纲领性文件。其实，这种以即位诏书来确定革新的作法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从明成祖开始，明代诸帝皆有革除前朝部分弊政的即位诏书，以示更新。如果把世宗即位诏书视为革新纲领的话，那么，其他诸帝的即位诏书皆可如此对待了。与大多数君主的即位诏书一样，世宗即位诏书的除弊对象仅仅局限于正德元年正月至十六年四月之间的部分败政（不包括弘治十八年五月至十二月间的武宗乱政），弊政款数虽多，但其结构与内容并无特殊之处。所不同的是，杨廷和等人是打着恢复孝宗政治的旗号来推行所谓嘉靖新政，把纠正武宗的部分乱政当作其最高的政治理想，故不愿也不敢追溯正德弊政的源流。更甚者，他们公然割裂孝宗弊政与武帝弊政之间的联系，敦促世宗效法孝宗而革除武宗弊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将孝宗与明太祖相提并论，并为此而引发了“大礼议”。李洵先生曾精辟地论道： 杨廷和一派所提出的议礼方案贯穿一条主线，就是不使世宗以藩王独立系统继承皇位，而必须纳入孝宗以来的统系，在政治上必须继承孝宗的政策，执行孝宗的制度。这在杨廷和一派炮制的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已于2020年8月1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20年8月20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 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因发放贷款等相关金融业务引发的纠纷，不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第三条借贷双方就合同履行地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事后未达成补充协议，按照合同相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仍不能确定的，以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第四条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 保证人为借款人提供一般保证，出借人仅起诉保证人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借款人为共同被告；出借人仅起诉借款人的，人民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证人为共同被告。 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徽州木雕的艺术特色 徽州古建筑艺术以其独特的建筑空间和雕刻装饰展现着艺术魅力，赢得世人瞩目，徽州木雕，更为古色古香的建筑锦上添花。 以砖木结构为主体的徽州古建技艺，经受大自然暴力的考验，数百年来依然耸立，从建筑学和美学两个方面展示着自身的生命力，它不仅体现了徽州人民的智慧与伟大，也表明建筑与雕刻装饰艺术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品。 善于处理原材料本色是徽州木雕一大特色。木雕选用木质多为特种木材，如圆柏、梓、椿、银杏、楠木、榧、甲级杉树等，为炫耀木材质地的高贵，雕艺品均不油漆，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及自然纹理来充分体现徽州人的建筑风格和气派；同时雕刻的细部在自然成色中更是熠熠生辉，尽显匠心独韵。家具方面，如床和衣橱，一般用朱漆和金箔装饰木雕的表面，使其更加鲜明生动。 徽州木雕是传统“徽州四雕”之一，它的艺术特色能充分体现在刀刻形象上，应该感谢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能工巧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艺术遗产。 徽州木雕作品绘画性很强，作品从正面观赏最佳，每地一块或一组献词是在一个平面上，采用阳刻的手法，依据画面的结构，逐渐递增使层次加深。它们的形体受雕刻材料的实用板面所约束，处理层次基本上在允许雕刻深度的平面上变化，整体感很强。 从雕刻装饰角度，安装时也有技巧，这类雕刻 在动工之初，设计者已有整体规化，特别是梁托， 梁架，斗拱，雀替，檐条，月梁上的雕刻，需待雕 成后方能安装，使用什么样的内容与形式，既要考 虑美观，又要重视实用，不损梁柱承重功能。 如大窗子下方栏板，天井四周上方横板，檐条 等，板薄采用浮雕较多，雕刻戏剧题材如连环计里 的貂蝉和吕布，白蛇传里的许仙与白娘子，庆功堂 上的八千岁程咬金与众将官等多采用亮相式的手 法表现，一天到晚在窗下或檐条上粉墨登场，也有 表现动态的如打仗、比武、游艺等。 在窗子和屏门隔扇下方的雕刻花鸟走兽，虫芋、八宝博古等也都是采用浅浮雕表现手法，但刻画的比较精细。 在梁托，斗拱、雀替以至粗大的月梁上采用圆雕，高浮雕、镂空雕，还要不妨碍它的承重力。如休宁陈霞村一户清代民居，月梁“双狮相对抢绣球”很巧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论文题目：徽派建筑元素在现代中的运用 学生: 云辰 学生学号: 1141502124 专业: 风景园林 指导教师: 强 学院(系): 农业与生物学院
徽派建筑元素在现代中的运用 摘要 徽派建筑是汉族传统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为中外建筑大师所推崇。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同时还广泛在建筑上雕刻生动逼真的人物、花鸟及八宝、几何图案。而这些在徽派建筑上常见的形式和图案，也同样可以加以符号化与形象化运用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本文以实例出发，浅析徽派建筑元素在现代的运用。 关键字：徽派建筑，古建元素，符号，设计，文化 目录 一、徽派建筑简述 (1)
二、徽派建筑元素概述 (1) 三徽派建筑元素识读 (2) 3.1 马头墙 (2) 3.2 窗 (3) 3.3 门头 (3) 3.4 徽雕 (3) 3.5 “卍”字纹 (4) 3.6 方胜 (4) 3.7 古钱 (4) 3.8 盘长 (5) 3.9 组合形式 (5) 四徽派建筑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 (5) 4.1 马头墙的运用 (6) 4.2 特有图形的直接运用 (7) 4.3 色彩的运用 (8) 4.4 代表图形的象征应用 (8) 五总结 (9)
一、徽派建筑简述 徽派建筑是汉族传统建筑最重要的流派之一，是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流行于徽州六县与严州大部以及周边徽语区。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 与其地区汉族传统民居一样，徽派建筑聚族而居，坐北朝南，注重采光；以木梁承重，以砖、石、土砌护墙；以堂屋为中心，以雕梁画栋和装饰屋顶、檐口见长。 此外，徽派建筑非常注重装饰，广泛采用砖雕、木雕、石雕等“三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 徽派建筑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四水归堂”的紧凑型建筑布局；“白墙青瓦”的淡雅建筑；“古朴优美”的雕刻装饰；“天人合一”的建筑风水观念。其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一般坐北朝南，倚山面水。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亦有“四水归堂”的吉祥寓意。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者谓之“武”，方正者谓之“文”，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方。在装饰方面，大都采用砖、木、石雕工艺，如砖雕的门罩，石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楹柱等，使整个建筑精美如诗。 图1-1 徽派建筑 二、徽派建筑元素概述 徽派建筑元素大多附着在徽派建筑的“三雕”之中，常使具象图形且若干图案并列在一起，会让人的视觉产生混乱，但单个图案仍符合人的视觉需求，这是徽州传统图案在雕刻上的体现。在建筑外墙特繁杂的雕刻图案让人眼花缭乱，形成了一种宏观上的“虚”，可单个图形却以“实”的现象存在 图案多聚集于外墙的上部，下部多为白墙或柱子等朴实无华之物，上繁下简的装饰方式，虽然有视觉上的不平衡感，但不失形式美感。 这些元素符号表现了劳动群众对生活的颂扬，追求人与自然、情感与理性、物质与心灵的交融与和谐，使其充满了天然和淳朴。从题材上，徽派建筑元素遍及老百姓吃、穿、住、行、用各个方面，如粉墙青瓦、小巷、马头墙等富有特色形式，以及附着于徽派建筑量精美
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律师完全指引 目录 1.什么是民间借贷？ 2.民间借贷是否合法？ 3."做会"是否属于民间借贷？是否受法律保护？ 4.民间借贷能否约定利息？ 5.民间借贷是否允许计算"复利"？ 6.无息的民间借贷是否都不能计算利息？ 7.民间借贷能否采取口头形式？ 8.民间借贷只签订借款合同是否就可以了？ 9.如何规范书写"借条"、"欠条"、"收据"之类借贷凭证？ 10.借款时是让借款人打"借条"、"欠条"、还是打"收条"呢？法律效力是否相同？ 11.借条等借贷凭证上，借款人应当签字还是摁手印？ 12.民间借贷是否需要约定借款用途？ 13.民间借贷借款人为夫或妻一方,该借款应当由谁偿还？ 14.民间借贷"代借人"是否需要承担还款法律责任？ 15.民间借贷如何保证您的资金安全？ 16.民间借贷如何采取担保方式保证您的还款权？ 17.民间借贷如何"合法"还钱？ 18.民间借贷适用多长诉讼时效规定？ 19.民间借贷如何起诉？ 【正文】 1.什么是民间借贷？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它组织之间的借贷。民间借贷是除了金融机构贷款以外的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其他企业及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民间借贷是发生在公民（自然人）之间的借贷。除此之外，民间借贷还包括公民与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因此，符合下列情形的借贷均属于民间借贷： "一对一"民对民: 一个公民对一个公民发放贷款； "一对一"民对企: 一个公民对一个企业发放贷款； "多对一"民对企: 多个公民对一个企业发放贷款。 但是，企业之间借贷（企业间融资）因违反有关金融法规属于无效借贷行为，不属于民间借贷的范畴。 【律师提示】 企业之间禁止借贷，其借贷行为无效，法院应当按照联营合同纠纷有关规定判决。 案例：2008年3月5日，甲企业向乙企业借款50万元作为周转资金使用，双方约定月息2％，借期为6个月。2008年9月5日到期后甲企业一直未偿还该借款，乙企业遂于11月1日将甲企业告上法庭，要求甲企业偿还本金和利息。 法院审理后认为企业之间禁止借贷，甲企业和乙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无效，应当按照联营合同纠纷有关规定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企业法人、事业法人作为联营一方向联营体投资，但不参加共同经营，也不承担联营
徽派建筑----美术辅读 【徽派建筑】建筑流派名。古代徽州建筑在成型的过程中， 受到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显示出较鲜明的区 域特色，在造型、功能、装饰、结体诸多方面自成一格。明 中叶以后，随着徽州缙绅和商业集团势力的崛起，徽派园林 和宅居建筑亦同步跨出徽州本土，在江南江北各大城镇扎根 落户，如江苏的扬州、金陵，浙之的杭州、金华，江西的景德镇" 徽派建筑"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成熟的一大古建 流派，它的工艺特征和造型风格主要体现在民居、祠庙、牌坊和园林等建筑实物中，作为设计和实施者，江南民间的 "徽州帮"匠师集团对这一流派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徽派建筑"风 格最为鲜明的是传统民居，它集中地反映了徽州的山地特 征、风水意愿和地域美饰倾向。徽式宅居结体多为多进院 落式集居形式（小型者以三合院式为多），一般坐北朝南、 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 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 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型家族生存空间。民居外观整 方面，徽州宅居的"三雕"之美令人叹为观止，青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 徽州的祠堂和牌坊在徽式建筑中份量也颇重：祠有总祠、支祠之分，一般规模均较宏大，由山门、享堂、寝殿等多进集组而成，梁架雄伟，"三雕"绝妙，富丽堂皇。牌坊则以石质为主，有四柱五楼式、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形式等多种， 造型雅致，散缀于各乡镇，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 部分。"徽派建筑"今天仍然充满生机，在大江南北，徽式新 建筑群时常可见。作为一个传统建筑流派，融古雅、简洁与 富丽于一身的徽式建筑仍然保持着独有的艺术风采。 【穿堂式】徽派建筑结构方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在大厅 背后，与大厅紧连，是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 地板，小三间与大厅相背，人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 一明堂，二个房间。穿堂较正式三间为小，有天井采光。
【数据库】人大全文2002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3540 【摘要】 【原文出处】文史哲 【原刊地名】济南 【原刊期号】200204 【原刊页号】141～14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200206 【标题】明代的中日勘合贸易与倭寇 【英文标题】China-Japan Kan-He Trade and Japanese Pirates in the Ming Dynasty SHI Xiao-hong (Editorial Department, Journal of Shandong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do ng, Jinan) 【文章日期】2001－12－10 【作者】时晓红 【作者简介】时晓红，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山东济南250014 时晓红（1963－），女，山东沂源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副教授。 【内容提要】明代中日勘合贸易的兴始和断绝，都与倭寇问题相关联。永乐年间，明廷希国以勘合 贸易换取日本政府对倭寇的抑制，然而，由于日本政局的变化，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并导致了 勘合贸易的断绝。宣德八年以后，以消弭倭寇为切入点，中日勘合贸易再度恢复，由于在勘合贸易 中日本实际上占据着主动地位，使勘合贸易成为明朝沉重的包袱，并最终因倭寇问题导致了嘉靖年 间勘合贸易的再一次断绝。 【英文摘要】The commencement and discontinuity of the China-Japan Kan-He Trade in th eMin Dynasty are all related with Japanese pirates. During the YONGLE peri od, Kan-Hetrade method was adopted with a view to getting support from Jap anese government torestrain Japanese pirates.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Japan, the kind of trademethod ended up with no good results, which ca used the first breaking off of the Kan-Hetrade. In order to completely des troy Japanese pirates, China-Japan Kan-He trade wasrestored from the eight h year of the XUANDE period. In respect that Japan was in thesuperior posi tion in the Kan-He trade, which made a heavy burden on the Ming Dynasty, t 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Japanese pirates, Kan-He trade was cut off ag ain duringthe JIAJING period. 【关键词】明代/勘合贸易/倭寇 Ming Dynasty/Kan-He trade/Japanese pirates 【正文】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4－0141－05 一 明朝建立之初，为了争取日本纳贡称臣和抑制倭寇，对日贸易的限制并不严厉，但日本拒不奉 表称臣，反而支持胡惟庸作乱。明太祖遂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的往来，将日本列入不廷之国，永远 不准日本来中国贸易。 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夺取了皇位，他希望通过加强对外关系，“招徕绝域”，使万国来朝， 以树立自己的威信，并企图借此消弭人们对他以非正当手段夺取帝位的不满心理，为此，即位不久 就改变了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一时间，“四方宾服，受朝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1］（《成祖本纪》） 当时，日本与中国断绝交往已逾15年。从洪武十六年（1383）以后，明廷的海防力量有所加强，倭寇骚扰较洪武前期有所收敛。但日本九州南部和对马等岛屿的倭寇仍不时在中国沿海为患。明成 祖认为，消极防御只能减少倭患，却不能杜绝倭患，应当恢复中日邦交关系，开展两国贸易，通过 贸易使日本获取厚利，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贸易利益，必然要主动抑制倭寇。明成祖这一借日抑倭的 认识，是中日勘合贸易动议的基础。
民间借贷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01.借款应有款项性质的证据 基本案情 2008年2月21日，黄某某向马某的账户分两次转入6万元和5万元。后黄某某诉至法院要求马某归还借款11万元及利息。审理中，马某述该11万元系合伙投资款而非借款，并举示了黄某某曾以合伙纠纷为由就相关款项向法院起诉时提交的民事起诉状、法院庭审笔录及合伙投资款账目等证据加以证明。 法院裁判 黄某某作为主借款关系成立的当事人，应当对双方存在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黄某某虽然提交了其向马某支付11万元的银行付款凭证，但马某也举示了相关反驳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合伙关系。因此，银行付款凭证并不足以证明讼争款项系借款，市高级人民法院遂判决驳回了黄某某的诉讼请求。 风险提示 在民间借贷中，出借人应就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借款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出借人除应保留支付凭证外，还应有借款协议、借条等能够证明款项性质的证据。否则在对方有一定反驳证据的情况下，出借人仅凭支付凭证仍难以证明其支付的款项系借款。 02.高息不受保护 基本案情
2014年3月18日，某某与某某建材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某某建材向某某借款1000万元，每月按借款金额的2%支付借款利息，同时每月按借款金额的2%支付综合服务费；借款到期未偿还则按借款金额的每日5‰支付违约金；王某某和某某为借款提供保证担保。签订合同当日，某某向王某某账户转账支付借款500万元。同日，某某向案外人某某账户转账支付20万元。2014年4月10日和4月17日，某某与某某建材、王某某和某某再次签订两份《借款合同》，金额分别为200万元和300万元，合同其他条款容与2014年3月18日《借款合同》相同。某某分别于合同签订当日向王某某账户转账支付借款200万元和300万元。同日，某某向案外人某某账户转账支付8万元和20万元。2014年4月18日至7月17日，某某、王某某又陆续向案外人某某账户转账支付共计132万元。庭审中，某某认可某某账户收到王某某和某某支付的所有款项为利息。2014年12月29日，某某起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某某建材、王某某、某某连带偿还借款本金1000万元及相应利息、综合服务费等。 法院裁判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合同中既约定2%的月利率，又约定每月2%的综合服务费，其目的是为了规避法律规定收取高息，法院对此不予保护。借款人已经支付的利息超出法律规定的部分应冲抵本金。另外，某某向借款人提供借款的当日，即通过案外人某某的账户收取了共计48万元的利息，属于预扣利息的行为。该48万元应从借款本金中扣除。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2008-11-11冯尔康《明清史》2008年第3期点击: 698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断代史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与问题* 冯尔康 《明清史》2008年第3期 摘要：当前的清史研究改变了其在断代史研究中的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清史研究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所不可企及，需要充分地、高水准地利用。清史研究仍须努力摒除意识形态的干扰，以便走得好一些。正在进行的《清史》编纂工程，其参与者需有“诚惶诚恐”的写作态度，力求避免浮躁世风的不良影响；满汉民族矛盾贯穿有清一代，纂修《清史》似宜给予特别关注，而不能刻意回避。 关键词：断代史／清史／意识形态／满汉关系 我对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及当前纂修《清史》值得注意的问题，近年来已撰写过《清史研究与政治》[1]和《简述清史的研究及史料》[2]两文，如今再次进行简单地回顾，主要谈五点感想，不知当否，敬请清史研究同仁指教。 一、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后进面貌，且有后来居上的可能 清朝灭亡至今不到百年，在此以前，有清朝官修的专题式本朝史，这当然是属于传统的史学编纂类史书，而不是近代意义的史学著述；到了清朝末年，出现了体制外的民间对清史的局部研讨，而真正近代意义的清史研究，是在清朝灭亡之后。这种研究的起步，比起其他断代史，来得晚一些，特别是原始资料的整理方面，不同于清代以前的历代历史——史料整理早已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所以清史的研究，无疑处于后进状态。我在20世纪50年代读大学本科时，喜爱隋唐史，获知隋唐史研究有陈寅恪、岑仲勉和唐长孺等大家，且陈氏、岑氏著述流传广，容易找到。及至五六十年代之际上研究生班，攻读中国古代史之明清史方向，发现明史方面有傅衣凌、吴晗、黄云眉、
Word文档仅供参考 Word文档仅供参考常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例分析 近年来，公民、法人等向非金融机构的个人借款的现象越来越多。由于这种民间借贷目前尚存在许多别规范现象，所以酿成的纠纷也就别断浮现。下面xxx范文小编整理了常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例分析，供你参考。 常见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例分析 借款未出具借条的纠纷 张某为个体户，201X年亲戚提出向张某借钞票买房，出于亲情的思考，张某借给亲戚10万元，对方声称半年后归还且没有打借条。随后在张某多次催要下，亲戚只偿还了2万元后便声称无钞票再偿还，之后张某再去催要时亲戚更称没有向张某借过钞票，让张某去上告。后张某在再次催要时私自录了音作为证据，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在诉讼过程中亲戚对借款一事矢口否认，因为张某无法提供其他证据映证亲戚借款的事，最终法院没有支持张某的请求。 因为是熟人之间的借款，且借款的数额普通都可不能很大，个人之间的借款通常都可不能签订特意的借款合同。且熟人之间借款时相互之间关系特别要好，要求对方出具借条大概会破坏朋友之间的感情，也会让人产生别信任对方的错觉。因此在借款时不少事情下借款人并未向出借人出具借条，如此就会给出借人收回借款造成法律上的障碍。在借款人别能按时偿还借款时，或者双方关系恶化、破碎后借款人拒绝偿还借款的事情下，借款人只能经过诉讼途径索要，但往往因为没有借条，别能提供当时借款的证据而败诉。 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别管关系多么紧密的朋友、依然亲戚，借款时必须出具借条(借据)，写明双方的真实姓名，借款数额及具体的还款期限。最好能寻个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亲戚)的人作为证人，在借条上签字见证。如此在发生纠纷后，出借方就可依据借条(借据)经过诉讼途径索要。 借条非借款人本人书写的纠纷 赵某向好友王某借款2万元，借款时赵某主动提出一定要给王某打借条，并说自己几乎可不能写字，让王某先写好借条后自己签字，在王某写好借条后，赵某说自己的字写的不行 看，让王某帮着写上，王某没在意，就随手替赵某书写了签名。后两家因琐事闹翻，王某索要借款遭到拒绝，提起诉讼后经法院托付鉴定，借款人赵某的名字并非本人书写，借条别真实，王某的请求没能得到支持。 向他人借款时，依照出借人的要求，借款人会出具亲笔书写的借条，或者在他人差不多写好的借据上亲笔签名、盖章(摁手印)，表明借款事实。但有时也会发生借条上借款人的签名并非本人亲笔书写的事情，这种事情多浮现在双方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或亲戚的场合。 在农村，部分人可不能自己书写自己姓名的事情下，这种事情也常有发生。从法律上说，假如借条上的借款人姓名并非借款人亲笔书写，借条是别具有法律效力的，在借款人拒绝偿还借款时，即使出借人拿出借条作为证据，法院在确认并非借款人亲笔签名的事情下，也无法认定双方之间借款的事实。 因此，借条普通要借款人亲笔书写并签字，并盖上手印;假如借款人因无法书写等原因别能亲笔签名的，一定要盖上手印，并寻他人见证并以见证人身份签字或者盖章加手印，也能够让借款人在盖章的并且对双方的谈话内容进行录音，用以补充佐证，如此才干万无一失。
《徽州民间工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140477 课程性质：专业限选 总学时：32 学时其中讲授16学时课外16学时 总学分： 2 开课学期：7 适用专业：艺术设计先修课程：专题设计1 后续课程：毕业设计 大纲执笔人：张晓利参加人：梁军大纲审核人：梁军 编写时间：2009.6.30 (一)课程简介 通过本课程学习，旨在使学生了解、掌握居住室内空间内涵、设计方式、方法，同时以居住为基础进而讲解室内空间构建特点及规律，着重学习室内设计的基础理论及施工工艺，同时掌握设计相关图纸的绘制，培养设计理念的视觉转化能力与设计表现能力，掌握以居住为代表的简单空间的设计方式、方法。 （二）本课程教学在专业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课程对培养学生较为全面的设计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在多维设计领域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教学目的和任务 要求学生通过对本单元居住空间设计的概念、类型、家具陈设、风格流派及施工工艺等内容的学习，初步掌握空间设计的内涵及其方式方法，为后续类型复杂空间设计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本课程应掌握的方法与技能
掌握设计相关图纸的绘制，培养设计理念的视觉转化能力与设计表现能力。掌握以居住为代表的简单空间的设计方式、方法。 （五）本课程与其它课程的联系与分工 承上：设计表达机械制图；启下：专题设计 （六）本课程的教学内容与目的要求 第一章居住设计的空间（共4学时） 1、教学目的和要求： 本章节教学目的在于掌握居住空间的内涵及设计方式、方法，要求学生能够把握空间及家居空间的内涵及外延，在理性上认识空间的设计方法。 2、教学内容： 1.1 居住空间的概念；（0.5学时） 1.2 居住空间的类型；（0.5学时） 1.3 居住空间的组合；（0.5学时） 1.4 居住空间的分隔；（0.5学时） 1.5 居住空间的利用；（0.5学时） 1.6 居住空间的设计手法；（1.5学时） 3、重点、难点： 重点：居住空间概念掌握； 难点：空间类型划分的内涵。 4、教学手段与过程：多媒体、现场提问。 5、考核办法：提问、思考题。 6、本章思考题：居住空间的类型划分方法。
徽派建筑中式装饰元素应用分析 徽派建筑集徽州山川风景之灵气，融风俗文化之精华，风格独特，结构严谨，雕镂精湛，不论是村镇规划构思，还是平面及空间处理、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都充分体现了鲜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被誉为“徽州古建三绝”，为中外建筑界所重视和叹服。它在总体布局上，依山就势，构思精巧，自然得体；在平面布局上规模灵活，变幻无穷；在空间结构和利用上，造型丰富，讲究韵律美，以马头墙、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筑雕刻艺术的综合运用上，融石雕、木雕、砖雕为一体，显得富丽堂皇。其结构多为多进院落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一般坐北朝南，倚山面水。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室，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亦有“四水归堂”的吉祥寓意。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者谓之“武”，方正者谓之“文”，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彩典雅大方。在装饰方面，大都采用砖、木、石雕工艺，如砖雕的门罩，石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楹柱等，使整个建筑精美如诗。作为一个传统建筑流派，徽派建筑融古雅、简洁、富丽为一体，它至今仍保持着独有的艺术风采。 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融合着庄重和优雅 的双重品质。从室内空间结构来说，以木构架形式为主。在徽派建筑中常见的斗拱、梁柱、屏门、漏窗等，在空间组合来说都是平面铺开、对称布置。传统徽州宅居最基本的格局是三间式，一般为三开间、内天井，民间俗称为“一颗印”。平面布局对称，中间厅堂，两侧厢房，楼梯在厅堂前后或在左右两侧。入口处形成一内天井，作采光通风用。在此基础上建筑纵横发展、组合，可形成四合式、大厅式和穿堂式等格局。四合式大多为人口多的家庭居住，也可说是两组三间式相向组合而成，可分为大四合与小四合。大四合式前厅与后厅相向，中间是大天井。前厅是三间式，但地坪较高，为正厅堂；后厅亦为三间式，但进深可略浅，地坪面较前厅低。前后二厅以厢房相连，活动隔扇，楼梯间有设于厢房的，也有设在前厅背后的。内部木板分隔，外墙均为砖墙出山马头墙。天井则根据地形可大可小，也有的在前厅背后再设厢房、小天井。这种大四合式住宅前后均有楼层。小四合式前厅三间与大四合式同，后厅则为平房，也更小，进深浅，一般中间明堂不能构成后厅，而作为通道，两个房间供居住，天井也较小，楼梯均在前厅背后。 大厅式住宅的大厅，主要是用于迎接贵宾、办理婚丧大礼和开展祭祀活动等，也作为日常起居场所，它往往是整座住宅的主体部分。大厅多为明厅，三间敞开，两根圆柱显示着大厅的气派。也有用活动隔扇封闭的，以便于冬季使用。一般大厅设二廊，面对天井。大厅式住宅可从正中入口设屏门，平常从屏门两侧出入，遇有礼节性活动则由屏门中门出入。也有在侧面开边门出入，天井下方则设客房。还有由正门出入，门两侧设二厢房者。 穿堂式又名回厅，穿堂的位置均在大厅背后，与大厅相连，为由大厅进入内室的过渡建筑。大部分为木地板，小三间与大厅背向，入口则由大厅正面隔屏的两侧门进入。穿堂部分有一明堂，两个小房间，可供客人居住，也可家中人居住。这种穿堂式建筑比正式三间式小，有天井采光。 徽州人有聚族而居的习俗。有的大户人家宅屋成片相连，一百多个天井，但也只是上面几种基本格局的拼接组合而已。
【数据库】人大全文1998年文史类专题 【文献号】2576 【摘要】 【原文出处】历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805 【原刊页号】124～135 【分类号】K24 【分类名】明清史 【复印期号】199806 【标题】明初耕地数额考察 【作者】田培栋 【作者简介】作者田培栋，1927年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正文】 据目前的明史研究，洪武时期有两个土地数字，一个是《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四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天下官民田地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四十六顷七十三亩”；另一数字是《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十二布政司并直隶府州田土总计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五百二十三顷零”。究竟哪一个数字代表当时的实际耕地数字，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三月《诸司职掌》一书完稿，朱元璋遂诏令“颁布中外”。从此，该书记载的田土8496523 顷便成为最权威的田土数字，正德刊本《大明会典》及正德至嘉靖后修订的《后湖志》、万历重修的《大明会典》及清初编写的《明史》等书，都采用这个数字。再加上景泰六年户部尚书张凤奏疏：“洪武年间，天下征纳粮草田地山塘共八百四十万余顷”（注：《英宗实录》卷二五四。），嘉靖八年（1529年）詹事霍韬奏疏：“洪武初，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注：《霍文敏公文集》卷三《修书疏》。），进一步肯定了800 余万顷的记载，更增加了《诸司职掌》的可信度。 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和中国的学者曾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最近十几年，明史界又开展了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看法是“定位错误”观点。有人认为洪武时期湖广布政司在统计时，极可能在该地区耕地数字202175.95顷之前，多写了一个“二”字，这一笔误使耕地虚增了2亿亩。河南的耕地也极可能是在449469.82顷前多抄了一个“一”字，虚增了1亿亩。按此推理，《诸司职掌》记载的数字多写了3亿亩。对这一种观点，顾诚先生曾进行论驳，他说：“《诸司职掌》是遵照朱元璋的指示编纂的重要法典，成书之后又由他下令颁行中外，朱元璋并不是个昏庸的皇帝……如果出现这样明显的重大错误，他不能不发现或漠然处之。”又说：“当时造册书写数字的表达方式是‘几百几十万……’，不用阿拉伯数字，也就不可能出现多写‘一’字头、‘二’字头的问题。”（注：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顾文发表之后，仍有人坚持此种观点，只是另换说法，认为当时计算数字是用珠算，而珠算错位是完全有可能的。我认为，在明初严刑峻法之下，湖广、河南布政司的官员在统计田土时，怎能会出现相差10倍的定位错误呢？而且《诸司职掌》一书是由吏部尚书负责编撰，又由许多学识渊博的翰林儒臣集体参与，决不会出现这样重大的错误。 明初政府对田土总数的登记有两个系统：一是由户部负责根据全国黄册统计的数字，亦即《太祖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四年的3874746顷，这一部分土地明朝称为“额田”或“赋田”，系实际纳税的土地。另一个系统是由吏部负责编纂的《诸司职掌》所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的8496523顷，即“额田”和全国可垦荒地的合计。本文拟就《诸司职掌》所记载数字的内涵、来源以及它与明代耕地扩大的关系作初步探讨，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及其统计方法 根据史书记载，宋元明初时期田土的内涵十分庞杂，例如金华府属兰溪县仍保存了南宋时登记的土地种类：水田39 545亩，山陆地29 064亩，平田178 145亩，竹脚8 288亩，山桑17 933亩，竹ｘｉāｏ＠①8322亩，平陆35 705亩，屋基15 222亩，塘28 393亩，坟地8 013亩，杂木53 385亩，茶地146亩，桐果木15 699亩，石灰山280亩，柴山508 935亩，坊墩基地20 825丈，白地24 685亩。（注：万历《金华府志》卷六。）该县土地之中只有前五项应属农田，其他都是非农业土地。这种非农业的项目到明代更为繁杂，以浙江省为例，田土之中包括田、地、基、山、塘、荡、池、濠、
民间借贷纠纷案例及分析 1. 民间借贷纠纷（还款证据不足） 基本案情 1、原告：卢某、陈某X、陈某X 委托诉讼代理人：兰子禄，福建联合信实（龙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 2、被告：阙某 3、原告诉称：2011年2月2日，阙某向陈某借款120000元，双方约定利息按每月2500元计算。至2012年2月2日止，阙某结欠陈某2011年度利息30000元，并向陈某出具《借条》1份，《借条》内容为：“今借到陈某人民币2011年2月2日壹拾贰万元（￥120000元），2011年度利息30000元，合计借人民币壹拾伍万元正（￥150000元）。此据。借款人阙某，注月利息（3500元），2012年2月2日。”陈某因病于2016年12月11日去世，卢某、陈某椿、陈某华分别是陈某的配偶、长子和次子。2018年春节前，卢某、陈某椿、陈某华向阙某催讨上述借款本息未果，遂诉至法院，要求阙某一次性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20000元，并支付2012年2月2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按月利息3500元计算的利息。 4、被告辩称：一、2012年，阙某向亲戚朋友筹款107000元，在其经营的饭店将该笔钱款现金交付给陈某，被饭店的小工卢某姑看到。
剩余50000元利息阙某将其经营的饭店以38000元的价格转让后，又向朋友借款，凑足了50000元，并在其家中将该笔钱款交付给陈某。还款之后，陈某以借条已撕毁为由未归还借条。二、陈某借款后炒股失败，经济困难，且2016年上半年患有重疾，未主张该笔借款。交代后事也未提及该笔借款，卢某、陈某华对该笔借款均不知情。三、每年陈某均会要求阙某重新出具借条，2012年之后陈某未要求阙某重新出具。 三、争议焦点 阙某是否已清偿该笔债务？其是否需要清偿三原告该笔债务？ 四、法院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认为：借条应当予以认可，被告阙某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已归还借款，应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判决：阙某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卢某、陈某椿、陈某华借款120000元、2011年度利息28800元，并支付借款120000元从2012年2月2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月利率2%计算的利息。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阙某主张已归还该借款本息，但在诉讼中提供的证据均为间接证据，无法推翻其出具的借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法律评析 民间借贷合同属于实践性合同。因原告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除了举证证明其与被告有达成借款的合意即书面或者口头的借贷合
徽州的民风民俗 徽州，简称“徽”，位于新安江上游，古称歙州，又名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从此历宋元明清四代，统一府六县（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绩溪、祁门），辖境为今黄山市、绩溪县及江西婺源县，行政版图相对稳定。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余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徽文化也成为中外学者重点研究的中华三大地域文化之一。1987年，国务院批准改徽州地区为黄山市。 徽州——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概念。 溯源追本，徽州脱胎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所置的歙州。自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除元末曾改称兴安府（1357—1367），直到辛亥革命后废府留县的790年间，徽州之名前后沿用长达780年之久，所辖六县也一直没有变动，这对徽州孕育出相对统一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徽商的崛起提供了便利。徽州是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重地，“安徽”便是取安庆府之“安”、徽州府之“徽”作为省名。古徽州是徽商的发祥地，明清时期徽商称雄中国商界500多年，有“无徽不成镇”、“徽商遍天下”之说。以徽商、徽剧、徽菜、徽雕和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盆景等文化艺术形式共同构成的徽学，更是博大精深。 节令习俗 【安苗节】传统节令。农历六月初六日为安苗节。旧时，农家以当日阴晴占卜秋收旱涝，上田边焚香、烧纸，在田里插小红旗，祭祀"谷神"，祈求丰收，谓之"安苗"。是日，晾晒书画、衣服，部分地方盛行迎神赛会。此俗今已不存。 【八月十三磨豆腐】节令习俗。又称"靖阳节"。屯溪黎阳旧俗。时间为农历八月初一日至十三日。初一日晚，黎阳乡所属十一个菩萨会各组织"打仗鼓"。十一日下午，各菩萨会抬着神像，由游锣、蜈蚣旗、三角旗、三眼铳、亮伞、仗鼓前呼后拥，轮番出游。十二日晚，所有菩萨按先锋、任元帅、程元帅、赵元帅、钱将军、二相公、八大帝、九相公、新关帝、老关帝、汪公秩序列队，至小龙山祭坛集中，行祭拜礼，烧纸马等。礼毕，游坛一圈，各自返回。八月十三日上午，所有神像绕乡游一圈。下午集中至汪公庙前戏台下，将汪公和新、老关帝置当中，其余各神骑马，由先锋带头，绕场跑三圈。九相公跑九圈，每跑一圈，换袍甲一件，俗称"跑马磨豆腐"。跑马时燃炮鸣鼓。 【重阳节】传统节日。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也称重九节。旧时，文人学士于是日结伴登高，饮茱萸酒，持蟹赏菊，吟歌赋诗，以赏秋景。民间吃"重阳踝（米粑或糯米圆子）"。建国后，学校师生和城市居民多选定这一日成群结队到郊外登高秋游，进行野餐。 【重阳庙会】传统庙会。休宁县临溪镇传统庙会。前后举办三天，农历九月初九日为正日。相传临溪本无庙会，邻近榆村年年在九月里替周宣灵王（简称周王菩萨）做庙会，非常热闹。榆村有女嫁与临溪某富户，因嫌临溪九月无庙会，回娘家后不愿归返夫门。父母无奈，只好答应女儿九月重阳日将周王菩萨借给临溪人供奉一天。临溪从此才有了庙会。九月初八日，临溪组成200人的仪仗队到榆村黄坑寺周王菩萨，四面金锣开道，16面仗鼓助威，绣着二十八宿和龙凤呈祥图案的三角旗随风招展；三孔三管的礼铳队不时朝天鸣放，响声震天动地；周王菩萨坐在八人抬八人轿里，头顶华盖高悬，左右力士护卫；轿后又是数不尽的红旗
徽州建筑的特色 摘要：洁白的粉墙、黝黑的屋瓦、飞挑的檐角、鳞次栉比的兽脊斗拱以及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绵亘着一幅宗族生息繁衍的历史长卷，穿行其间，思绪随着 青石板巷步移景异，遥远的历史记忆渐渐复苏。 关键词：古建筑 作为极具个性特征的文化现象，徽州的老房子是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的。“胸中小五岳，足底大九州”的徽州人，他们服贾四方，或成巨富荣归故里，将 域外更高层次的文化引入境内，穷极土木，广侈华丽以明得志，构筑起一幢幢精巧别 致的民居建筑。故此，早在晚明时期，“入歙、休之境而遥望高墙白屋”就成为徽州 村落的独特景观。 与“五岳朝天”并称的“四水归堂”是徽派建筑的主要特征之一。徽州老房子多 是以天井采光、通风及与外界沟通。外墙很少开窗，因此老房子总给人一种幽暗凄迷 的感觉。 我真正领略徽派建筑是在西递村。这是一个被现代社会遗忘的旧梦。现代的阳光 还没有照耀在它青灰的屋瓦上，在都市的喧哗这之外，它抱残守缺，在皖南的清澈中 向我们呈现了一种朴素的民间生活。西递村在黟县，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徽派建筑群。 从远处望去，西递村是一片线条简洁的黑瓦铺成的屋顶和高大的白墙，黑白相间，错落有致。迈入老屋你会发现，这些老屋内部繁复精致与外部的简洁纯粹形成鲜明的 对照，徽派建筑中著名的三雕——木雕、砖雕、石雕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徽派建筑的形成 徽派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了徽州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观念的影响。 这里原来是古越人的聚居地，其居住形式为适应山区生活的“干栏式”建筑。中 原士族的大规模迁入，不仅改变了徽州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中原文明与古越文化的交流融合，直接体现在建筑形式上。早期徽派建筑中典型的“楼上厅”形式，楼上厅室特别轩敞，是人们日常活动休憩之处。这是因为山区潮湿，为了防止瘴疠之气，而保留了越人“干栏式”建筑的格局。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人，人稠地狭，构建楼房也成为最佳选择，但多依山就势，局促一方，为解决通风光 照问题，中原的“四合院”形式又演变成为适应险恶的山区环境，既封闭又通畅的徽 州“天井”。而山区木结构的房屋又易于遭受火灾，为了避免火势的蔓延，便又产生 了马头墙。早期的徽派建筑形式，正是外来移民与原住民文化交融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