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时间：2015-12-10；修回时间：2016-02-2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5、41001069）作者简介：孙铁山（1978—），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E-mail:tieshansun@hot?https://www.doczj.com/doc/195846852.html, 。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孙铁山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北京
100871）
摘要：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
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 假说。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 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关键词：经济空间集聚；集聚空间结构；地区经济增长；三大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6）05-0063-08DOI ：10.15957/https://www.doczj.com/doc/195846852.html,ki.jjdl.2016.05.009
Evolution of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with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SUN Tie -shan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three
most well-developed and competitiv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e study on the long-term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se three regions will help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y data from 1995to 2014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se three regions,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se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changed over time with economic growth,and the trends provide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nverse U curve hypothesis of Williamson.Meanwhile,the evolvemen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also indicate there exists an invers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glomeration levels,which means monocentricity will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while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economic activities tend to be more dispersed as well a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end to be more polycentric.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hows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regions,howe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mono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oly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economic agglomeration;spatial structure;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第36卷第5期经济地理Vol.36，No.52016年5月ECONOMIC GEOGRAPHY May ，2016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及城镇化的主要载体。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发育最成熟和最具竞争力的三大城市群，对其空间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时间序列研究有助于揭示我国城市群的发育过程和发展规律，对于推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群是由多个核心城市及与其紧密联系的邻近城镇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城市区域，是最有效率和最具竞争力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1］。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效率性来自集聚经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经济空间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已在区域经济研究中被广泛证实［2］。但随着城市群不断发育，规模不断扩大，过度集聚会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交通拥堵等问题，使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效率降低。在集聚经济和不经济共同作用下，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开始演化。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形态和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特征［3］。
以往区域经济研究往往关注经济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却较少注意经济集聚过程中空间结构演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可以视为集聚经济空间分布的结构性（或中心性）特征，如经济活动地理集中所导致的经济中心和次中心的出现，及由此形成的单中心、强中心或多中心空间结构［4］。1990年代以来，对北美大都市区的实证研究显示，都市区空间增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通过改变单中心聚焦的中心—外围结构，逐步转向分散化集聚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助于持续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并避免集聚不经济，从而支撑都市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地区经济增长［5-6］。因此，合理的空间结构将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健康发展，而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将可能导致区域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中心城市发展压力过大、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7］。
目前，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活动的集聚—扩散或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等［8-9］，尚缺少对三大城市群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的长时间、系统性研究。本研究使用
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测度城市群经济集聚水平与空间结构特征，分析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
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区域是中国三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城市区域和经济核心区。其面积仅占全国的
4%，但集中了全国18%的人口和35%的地区生产总值［10］。长三角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15个城市。珠三角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9个城市。京津冀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石家庄10个城市。
1995—2012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据。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为户籍人口数，在2000年以后与城市常住人口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因此，为更准确反映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本研究利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人口数据进行修正。2013—2014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三大城市群经济集聚水平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2.1集聚水平的变化
本文所说的经济集聚是指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或地理集中，即经济活动地区分布的集中程度或不平衡程度。本文使用Florence提出的区位系数（Location Coeffcient，LC）加以测度［11］，具体如下：
LC=12∑I=1n||||||s i-1n
式中：n为城市群内的城市个数；s
i
为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城市群的比重。LC的取值范围在0~（1-1/ n）之间，如果LC=0，则说明经济活动在地区间平均分布，LC的值越接近（1-1/n），则说明经济活动越集中分布在少数几个地区，即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度或空间集聚水平越高。
使用区位系数分析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化，结果如图1。整体而言，京津冀集聚水平最高，其次是珠三角，最低的是长三角。1995年以来，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空间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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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一直不断提高，这一集聚过程一直持续到2005年。2005年以后，珠三角集聚水平趋于稳定，而长三角集聚水平则开始下降。京津冀集聚水平在
1995—1997年间略有下降后，一直持续快速提高。总体上，目前三大城市群中，除长三角经济空间集聚水平开始明显下降，珠三角和京津冀集聚水平都
未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
图1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动趋势Fig.1Changes in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2.2集聚水平变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经济的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够显著促进效率的提升，但达到某一临界值后，经济集聚对增长的影响变小，集聚不经济或拥挤效应会进一步导致效率的损失，因此经济集聚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会呈现一种倒U型的关系［12］。国内相关研究利用我国省域数据或地级市数据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和空间集聚间的关系，验证了威廉姆森假说的存在［12-13］。但这些研究对经济集聚的测度主要使用人口密度或区位熵等指标，并未能够真正反映地区内部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或空间集聚）程度与地区增长的关系。
以区位系数测度的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威廉姆森提出的倒U假说。三大城市群中，发育程度最高的长三角，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发育程度次之的珠三角，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则呈现先上升而后趋稳的变化趋势，可以看作处于倒U曲线前半段并接近临界值的阶段。对于发育程度最低的京津冀而言，其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持续上升，因此仍处于倒U曲线前半段的爬升阶段。
以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集聚水平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绘制散点图并进行曲线拟合（图2），可以看到，经济空间集聚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曲线拟合方程的R2为0.2006。这显示在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着经济空间集聚水平的上升，但当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空间集聚水平则开始下降，集聚不经济驱使经济活动形成更加分散化的
布局形态。
图2三大城市群经济集聚和地区经济发展
水平间的倒U关系
Fig.2The Inverse-U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3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3.1集聚空间结构演化
尽管很多研究都注意到经济空间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倒U关系，但较少研究关注经济集聚过程中空间结构的演化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实际上，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集聚水平的变化是集聚经济和不经济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受到集聚经济和不经济两种力量的作用，不仅经济集聚水平会发生变化，经济集聚的空间形态或结构特征也会相应演化。Papageorgiou和Pines认为，集聚空间结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在于集聚和扩散两种力量的平衡，而两种作用力的不同组合就会衍生不同的空间结构，或均衡或集中，或呈现单中心，或呈现多中心的形态特征［14］。而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表明，集聚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发展，是通过经济活动的分散化集聚，有效降低集聚不经济，并通过在更大空间尺度上的再集中，获取集聚经济和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区域经济规模的持续增长和竞争力的提升。因此，空间结构的演化也是支撑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
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群的空间发展具有阶段性演化特征。总体上，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由单中心集聚向多中心集聚的演化过程，且城市群内的城市间联系日益紧密、分工日益成熟，使得城市
第5期孙铁山：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65
群的结构和功能趋于不断发展和完善［15-16］。为进一步考察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首先观察三个城市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演化趋势。将上海、广州、北京确定为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的中心城市，用这三个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城市群的比重反映三个城市群经济活动在中心城市的集中程度。结合区位系数和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可以分析三个城市群中心城市和外围地区的中心—外围结构的变化。当区位系数较高且中心城市集中度较高时，城市群经济集聚呈现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结构，而当区位系数较高、中心城市集中度较低时，则城市群经济集聚可能呈现多中心集聚的空间结构，即外围出现与中心城市相抗衡的经济中心。
图3显示了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的变化。结合图1和图3可见，对于京津冀而言，随着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城市群中心—外围的集聚空间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2002年以前，京津冀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主要由中心城市（北京）主导，北京在城市群内的经济份额大幅上升，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结构得到强化。而2002年以后，北京在城市群内的经济份额趋于稳定，并在2008年之后开始大幅下降，但这并没有降低城市群的整体经济集聚水平。因此，2002年以后京津冀经济集聚水平的持续提高主要是因为外围城市的经济集中度快速增加。对于珠三角而言，中心城市（广州）的经济集中度总体相对稳定，但1995—2005年间珠三角经济集聚水平持续提高，说明外围城市经济集中度不断增加。对于长三角而言，中心城市（上海）的经济集中度在1995—2000年间略有上升，此后则持续大幅下降，说明长三角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结构一直在持续弱化。但从城市群整体集聚水平来看，1995—2005年间长三角经济集聚水平一直持续提高，说明外围城市经
济集中度有所增加。
图3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的变动趋势
Fig.3Changes in monocentricity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总体上，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而外围城市经济集中度的提高则暗示城市群内除中心城市以外形成了新的经济集聚中心，从而促使集聚空间结构向更加趋向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为进一步考察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绘制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各核心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城市群比重随到中心城市距离分布的散点图，并进行局部回归（loess）拟合（图4）。
由图4可见，虽然三个城市群中心城市占整个城市群的经济份额都有所下降，但中心城市在整个城市群经济中的比重仍超过20%，是所有城市中最
66经济地理第36
卷
图4三大城市群各城市GDP占城市群的比重随到中心城市距离的分布及变动趋势
Fig.4Distributions of GDP shares of cities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with distance to the central city and their changes
高的。随着中心城市占城市群经济份额的下降，外围城市中出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新的集聚中心。就京津冀而言，1995—2002年，京津冀经济集聚主要表现为向中心城市北京一极集中的极化趋势，北京的经济份额从1995年的31.9%上升到2002年的
38.2%，上升了6.3个百分点。2002—2007年，北京的经济份额趋于稳定，经济活动主要向天津及其周边的唐山和沧州集中。而2007年以后，北京的经济份额大幅下降，京津冀经济集聚主要表现为向天津一极集中的极化趋势，天津的经济份额从2007年的19.8%上升到2014年的26.1%，上升了6.3个百分点。
相比于京津冀，珠三角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较低且总体稳定。1995—2004年间，珠三角经济活动主要是向东莞和深圳集中，10年间深圳在珠三角的经济份额上升了8个百分点，东莞在珠三角的经济份额上升了4.8个百分点。2004年时，东莞、深圳和中心城市广州三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整个城市群的67.6%，组成珠三角的经济核心区，整个城市群的经济极化特征十分突出。2000年以后，经济活动也开始向佛山、中山扩散，2000—2010年佛山在珠三角的经济份额上升了3.6个百分点，而中山在珠三角的经济份额也上升了1.2个百分点，经济核心区的范围有所扩大。2004年以后，深圳占珠三角的经济份额开始明显下降，到2010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但2010年以后，深圳的经济份额又开始上升，同时经济活动开始进一步向外围的肇庆、惠州扩散，这些城市占城市群的经济份额有所增加，但增幅都在1个百分点以下。总体上，2004年以后，珠三角经济极化的趋势得到遏制，经济活动呈现微弱的向外围地区扩散的趋势，但围绕广州中心化集聚的空间结构并未明显改变。
三大城市群中，长三角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最低，除了中心城市上海，长三角一直存在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和宁波四个经济集聚中心。1995—2000年，长三角经济活动主要向上海集中，经济集聚呈现中心城市极化的趋势，6年间上海的经济份额上升了1.9个百分点。2000年以后，上海的经济份额开始大幅下降，从2000年的29.6%下降到2014年的23%。与此同时，经济活动主要向苏州和南京集中，2000—2014年间苏州的经济份额上升了3.2个百分点，南京的经济份额上升了2个百分点，以上海—苏州—无锡为主中心，南京、杭州、宁波作为三个次中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得到强化。1995
年时，一个主中心、三个次中心在整个城市群经济中的比重为68.9%，到2014年时上升至69.3%。
2005年以后，长三角经济空间集聚水平不断下降，主要是经济活动向北部的南通、常州、扬州、泰州、镇江扩散，导致长三角经济地区分布更加均衡。从loess拟合曲线来看，长三角经济地区分布形式与珠三角、京津冀明显不同，经济活动不仅向紧邻中心城市的周边地区扩散，在距中心城市200km以外的地区，仍存在不断崛起的集聚中心（loess曲线翘尾上扬），更加表现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特征。
总体而言，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经济集聚的中心极化特征最为明显，经济集聚呈现出北京、天津中心化集聚的空间结构。虽然中心城市北京在城市群中的经济份额开始下降，但天津在城市群中的经济份额快速上升，因此整个城市群仍由北京—天津两个中心主导，经济地区分布的不均衡性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珠三角与京津冀类似，中心城市广州在城市群中的经济份额总体稳定，但外围集聚中心的发展主要在临近广州的周边地区，经济活动的扩散呈现出圈层式扩散的特征，从而在整个城市群形成了不断扩大的经济核心区，整个城市群核心—边缘的集聚空间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而长三角则呈现出了一个主中心和三个次中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经济活动除了向上海周边地区（主要是苏州）扩散，外围仍存在其他集聚中心，且以南京为核心的经济集聚不断强化，促使经济地区分布变得更加均衡。
3.2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
与经济空间集聚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 关系类似，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也存在着倒U型关系。城市群发展初期，集聚经济往往通过城市群内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获得，而随着中心城市集聚程度不断提高，过度集中的人口和产业会带来拥堵效应，造成地价高涨、环境恶化、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而且中心城市本身的财政、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也不断加大，造成城市运行和管理上的困难。同时，中心城市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还会吸引周边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中心城市集中，这不仅挤压了外围城市的发展，也导致中心城市向周边地区进行低密度的蔓延，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总体上，集聚经济的正负外部性造成一个两难，表现为随着中心城市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经济带来的效率提高和相应地内部运输成本上升、环境恶化、生活品质下降等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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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效率损失之间的平衡。为了避免集聚不经济，并持续获得集聚经济效益，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会相应演化，即在中心城市以外形成新的集聚中心。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多中心化，通过中心城市职能向外疏解，有效降低聚集不经济，并通过在更大空间尺度，即区域层面上多个中心的再集中获取整合效应，实现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和效率提升。城市经济的理论研究也表明，中心城市极化的集聚空间结构可以在特定的交易费用下维持，而交易费用超过一定水平，集聚空间结构将被驱散，新的和比较小的集聚中心将出现［17-18］。因此，随着地区经济发展，集聚空间结构的中心极化水平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呈现倒U型的变化趋势。
将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分别和城市群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经济集聚水平（区位系数）绘制散点图并进行曲线拟合（图5、图6）后发现，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的确存在倒U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结构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向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发展，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极化水平开始下降，在中心城市以外形成新的集聚中心，
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向多中心集聚转变。
图5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
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间的倒U关系
Fig.5The inverse-U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centricity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4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内生化过程，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及其结构演化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而地区经济增长
图6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和
地区经济集聚水平间的倒U关系
Fig.6The inverse-U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centricity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也会进一步强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推动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为此，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是从统计意义上检验两组或多组时间序列之间的相互影响。在考察序列y在多大程度上由其滞后值解释时，加入序列x的滞后值若能有效改善对y的解释程度或预测能力，则称序列x为序列y的格兰杰原因。因此，我们建立用于检验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
已有研究大多只关注经济集聚水平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往往忽视了经济集聚过程中空间结构变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本文同时将经济集聚水平、集聚空间结构（中心极化或多中心集聚水平）以及地区经济增长设定为内生变量，建立如下三元向量自回归模型：
ì
í
?
?
?
?
?
?
?
Δy t=α0+∑i=1kα1iΔy t-i+∑i=1kα2iΔA t-i+∑i=1kα3iΔS t-i+ε1t ΔA t=β0+∑i=1kβ1iΔy t-i+∑i=1kβ2iΔA t-i+∑i=1kβ3iΔS t-i+ε2t ΔS t=γ0+∑i=1kγ1iΔy t-i+∑i=1kγ2iΔA t-i+∑i=1kγ3iΔS t-i+ε3t 式中：y t为城市群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A t为城市群的经济空间集聚水平（以区位系数LC来测度）；S t为城市群的集聚空间结构，包括中心极化水平或多中心集聚水平；α、β、γ为方程的估计系数；k为滞后阶数；ε1t、ε2t和ε3t都为白噪声。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实证研究中一般要对变量进行差分从而获得平稳序列。对模型
68经济地理第36卷
中三个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并使用Elliot 等提出的
DF-GLS 检验进行单位根检验［19］。DF-GLS 是目前最有功效的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序列，可以用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对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进行假设检验。比如，当α2i （i=1，2，…，k ）或α3i （i=1，
2，…，k ）在整体上显著不为零时，则经济空间集聚水平或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动对当前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经济集聚或其空间结构的变动被认为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阶数的选择非常敏感，本文通过比较不同滞后阶数的模型信息准则选择最优滞后阶数。
对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测度，我们除了使用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反映中心极化水平外，还构造了用于测度经济多中心集聚水平的多中心指数（PI ），计算如下：
PI =∑i =1n
s i ×d
i
d max 式中：n 为城市群内的城市个数；
s i 为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城市群的比重；d i 为各城市到中心城市的距离；d max 为到中心城市的最远距离。PI 值越高说明城市群经济活动越集中在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且这些经济集聚中心距离中心城市越远，因此PI 反映了城市群内经济活动的多中心集聚水平。图7显示了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经济多中心集聚水平的变化。总体而言，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集聚的多中心水平高于京津冀，且2000年以后长三角的多中心集聚程度不断提高，而珠三角和
京津冀的多中心集聚程度则有所下降。
图7三大城市群经济多中心集聚水平的变动趋势
Fig.7Changes in polycentricity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n three metropolitan regions
表1列出了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结果表明，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而言，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集聚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对于京津冀，中心极化不仅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地区经济增长也是中心极化的格兰杰原因，两者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说明中心城市经济极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形成了循环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而对长三角而言则发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集聚而且是多中心集聚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些结果说明，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5结论
本研究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
第5期孙铁山：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69
表1格兰杰因果关系的检验结果Tab.1Results of Granger causality tests
城市群京津冀
长三角
珠三角
以CI 测度空间结构
原假设DLC→DY DY→DLC DCI→DY DY→DCI DLC→DY DY→DLC DCI→DY DY→DCI DLC→DY DY→DLC DCI→DY DY→DCI
滞后阶数
333344441111
F 值
3.6910.6237.9293.7710.5152.5090.1850.4053.0060.005
4.7681.183P 值
0.081*0.6260.017**0.078*0.7430.3050.9270.8000.105*0.9450.047**0.295以PI 测度空间结构原假设DLC→DY DY→DLC DPI→DY DY→DPI DLC→DY DY→DLC DPI→DY DY→DPI DLC→DY DY→DLC DPI→DY DY→DPI
滞后阶数
333344443333
F 值
1.7220.1043.0231.17733.376
2.27620.2610.7880.2580.6810.2050.339P 值
0.2610.9550.1150.3940.029**0.3280.048**0.6260.8530.5950.8900.798
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假说。三个城市群中，发育程度最高的长三角，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而发育程度次之的珠三角，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则呈现先上升而后趋稳的变化趋势，可以看作处于倒U曲线前半段并接近临界值的阶段；对于发育程度最低的京津冀而言，其经济集聚水平随时间持续上升，因此仍处于倒U曲线前半段的爬升阶段。
第二，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发生变化的同时，集聚空间结构也相应演化。其中，京津冀经济集聚的中心极化特征最为明显，整个城市群由北京—天津两个中心主导，且两个中心的集聚水平不断增强。而珠三角与京津冀类似，经济活动虽有扩散，但以圈层式扩散为主，在整个城市群形成了不断扩大的经济核心区。总体上，这两个城市群核心—边缘的集聚空间结构都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长三角则呈现出一个主中心和三个次中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特征，经济活动除了向上海周边地区扩散，外围仍存在其他集聚中心，且外围集聚中心不断强化，促使经济地区分布变得更加均衡。
第三，集聚空间结构演化是支撑城市群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三个城市群中心城市经济集中度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城市群中心城市极化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的空间结构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向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发展，城市群的中心城市极化水平开始下降，在中心城市以外形成新的集聚中心，促使城市群空间结构向多中心集聚转变。
第四，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个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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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经济地理第36卷
一、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比例关系不协调，供求不平衡等，得到基本解决。一些新的特点呈现出来。观察和分析产业结构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新对策，是推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大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如图： 表中数据大体表明中国产业结构演变基本上符合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但从产业变动的整体态势来看截止到2009年中国第二产业比重略有下降，但是其产值比重 仍明显大于第三产业。这表明，中国已从传统的农业国变为门类齐全、初步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改变了一个世纪以来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的情况，并初步完善了机构合理化的任务。 二、我国产业结构的突出矛盾 我国在“十五”以前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抑制通货膨胀、实现总量平衡的宏观调控任务，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目标，经济运行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与此同时，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主要是产业结构的矛盾相对突出出来。到了“十一五”后期这种矛盾已经非常严重。我国的产业结构，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结构（也包括三次产业的内部结构），还是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结构，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都存在着极为不合理的状况。特别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和冲击下，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更加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程度更加严重。具体表现就是许多行业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除了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点名”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和风电设备等行业以外，还有一些行业或产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甚至于有的新兴产业也不例外。比如，新能源产业是我国亟待发展的新兴战略性产业之一，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一些地方过于看重新能源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对即期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都在“一哄而上”。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国内已经有18个省提出建设新能源基地，甚至有的把新能源当做支柱产业来发展。“一窝蜂”发展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是对资源的严重浪费，而且会为未来整个产业的有序发展设置障碍。 产业结构不合理，特别是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并不是今天才有的现象，也不是我们今天才遇到的新问题。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中，党中央和国务院都十分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也一直在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不懈的“斗争”，比如，差不多在每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有
空间经济学发展 一、空间经济学的传统与演进 1.德国的古典区位几何学 德国经济学家运用地租学说和比较成本学说，创立了古典区位理论。 (1)冯·屠能(VonThünen)的农业区位论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仍然是一个封建割据的农业国，英法等 国却已走上工业化道路。英国工业化前后，农产品价格上涨，一些目 光敏捷的德国农场主通过与英国的农产品贸易而获利，于是尽量多买 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德国农业开始向大型化商品化过渡。为了研究 德国农业经营模式和产业化问题，冯·屠能潜心经营农庄十载，收集 了极为详细的资料，于1826年撰写了巨著《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 的关系》（简称《孤立国》）。冯·屠能设想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四周为荒地所包围的孤立国，其中心是一个大城市，这个城市是孤立 国制造品的唯一供给者，而城市的食品则完全由四周的土地（一个农 业大平原）供给；孤立国内各地自然条件和运输条件相同，农业生产 的利润V=P-(C+T)，其中P为农产品价格，C为成本，T为运费。 冯·屠能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利润最大 化目标，农场生产的品种选择与经营方式的首要决定因素是距离，即 生产地与市场的距离。农场种植什么作物获利最大，主要不是由自然 条件决定的，而与特定农场（或地块）与中心城市（农产品消费市场）的远近密切相关；农业经营规模，也与距离密切相关，增加投入必须 使价格与边际成本之差能偿付追加的成本与运费。当生产成本一定时，离中心城市越近，追加的运费越低；边际产量需偿付的越少，生产规 模扩大的可能性就越大。 冯·屠能研究的是农业区位问题，他的理论离不开对土地利用和地租 的研究（注：克鲁格曼在《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一书中总结归 纳了经济地理学的五大传统，他将冯·屠能的思想列为第五个传统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揭晓 由《世界商业评论》评选的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于10月18日正式揭晓，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名列榜首，英年早逝的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名列第二，而被称为小股民代言人的郎咸平教授排列第三。林毅夫、吴敬琏、厉以宁、张维迎、茅于轼、樊纲、邹恒甫等七位教授也共同名列榜中。值得关注的是，前三位经济学家均毕业于美国名校，受过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Economist)有5000人，然而，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不超过100人，而在国际上有知名度的应该不超过10人。目前而言, 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经济学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他们的观点目前处于边缘状态, 世界主流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经济学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主要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或中国经济规模小, 而在于中国经济学教育体制和教育方法落后，经济学师资力量非常薄弱，本科生带博士生的现象比较普遍！就经济学教育而言，中国甚至还远远不如经济非常落后的印度，英语优势使得印度大学生可以尽快尽早地阅读西方经济学原著。要改变经济学家“数量多，质量次”这一客观现实，中国经济学界至少还要努力15-20年！ 中国经济学家的言论观点事无巨细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国家大政、行业发展和市民生活。其中还不乏一些经济学家明星，他们观点独到、语言犀利并充满人格魅力。而我们最关心的是哪个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站在世界的前沿？谁是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 谁是最受争议的经济学家？谁是商务生活中最有权威的风向标？ 为此，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主编的《世界商业评论》对500位经济学人、财经记者、高级经理进行了专门调查，经过https://www.doczj.com/doc/195846852.html,世界经理人网站网友投票，从15位候选经济学家中选出“ 2004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评选指标包括3个方面: 学术影响力(60%)、经济影响力(30%)、社会影响力(10%)。学术影响力主要考察在候选人在国际国内一流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和被引用次数；经济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对经济增长、经济改革和产业政策的影响；社会影响力主要考察候选人的社会责任感、社会知名度以及话语可信度。详细分析报告将刊登在《世界商业评论》今年第11期上。世界经济学人网站https://www.doczj.com/doc/195846852.html,还将为每个经济学家建立个人网站，以方便经济工作者学习和查阅。 《世界商业评论》以翻译和报道世界级商学院教授、世界级企业CEO以 及世界级经济学大师的文章为主，揭示企业在管理中成功或失败的策略，同时从全球最具权威性财经和管理出版物中萃取领先管理思想和财经话题。《世界商业评论》忠实读者为高级经理和经济学人。
一、引言 80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兴起，它影响着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看到私有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兴盛、不断爆发的局部冲突和战争、自由化呼声的高涨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三十年巨变，就在中国继续推进改革之时，2008年爆发了金融海啸，世界各国开始反思原来的发展道路。中国在这次世界性的危机中，也受到较大的冲击，在过去经济高速发展下掩盖的问题漫漫显露出来，对于中国改革的各种声音也开始浮现，有的主张继续全面的深入，有的主张放缓改革的脚步，那么中国的前进方向到底在哪里呢？ 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2007)认为中国应该通过私有化来增加个人财产性收入，进而增加民众消费需求，以此来解决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产业结构和增长模式制约的问题。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许小年教授(2007)进而对此点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民，在资本市场上向公众出售国有资产，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根本性措施。许小年教授认为所有制改革是经济转型的必要条件，但是充分条件却是放松和解除对服务业的管制，让民间资产不会继续涌入过度发展的制造业，避免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如故。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的胡祖六(2008)肯定了中国过去对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努力，认为中国不能因为遇到金融风暴就畏惧改革，就畏惧自由市场。他对于国内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国家监管过度表示了批评，对西方国家自由市场受挫的大背景下的中国改革，尤其是中国在全球化、市场自由化领域抱有很大的希望。 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1999)认为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实和西方是相似的，都会从经济领域开始然后走向政治和民主领域。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2008)对于中国在新时期的改革持相同的态度，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结束，即价格改革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选举制度是未来的方向。 以上的经济学家们认为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私有化力度推动改革，有的学者认为市场
空间经济学概念及其前沿——新经济地理学发展脉络综述 【原文出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原刊地名】成都 【原刊期号】20101 【原刊页号】75～82 【分类号】F107 【分类名】区域与城市经济 【复印期号】201005 【英文标题】Concept and Frontiers of Spatial Economics: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utline of New Economic Geography 【作者】殷广卫/李佶 【作者简介】殷广卫，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经济发展研究所教师，主要研究方向：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上海200237；李佶，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国际业务部，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山东济南250012 【内容提要】本文综述相关文献提出并论证了以下观点：空间经济学是所有与空间维度有关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在空间维度基础上的融合，新经济地理学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的最前沿的分支学科。在此基础上，论文梳理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并通过这一过程评述其基本思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维度/迪克希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新贸易理论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10）01—0075—08 一、引言 近年来，在经济学界，“空间经济学”和“新经济地理学”这两个词汇无疑是“脍炙人口”的。作为经济学领域的学科名称，它们却常常引起困惑和争论。本文试图通过对文献的梳理表明它们具有如题所示的内在关系，并对作为经济学最新前沿之一的新经济地理学的概念内涵、发展脉络和核心思想给予评述，以期澄清和统一相关认识。 二、空间经济学的概念内涵 最新的英文版第二版《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2008）中的“空间经济学”词条由杜兰顿（Gilles Duranton，2005）[1]撰写：“何谓空间经济学？概括地说，空间经济学关注（稀缺）资源的空间配置和经济活动的区位。根据对概念的理解不同，空间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既可极其宽泛也可相当狭窄。一方面，经济活动必然发生于空间场所从而空间经济学可以关注经济学所关注的一切；另一方面，区位分析多数情况下只关注一个经济问题，即区位选择。”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及 其介绍 张五常 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以《佃农理论》和《蜜蜂的神话》两篇文章享誉学界。 中文名：张五常 出生地：中国香港 出生日期：1935年12月1日 职业：教授，经济学家 毕业院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 分校
简介张五常（1935年12月1日－），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张五常教授为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35年出生在香港，抗日战争时期曾随父母到广西避难，耳闻目睹中国内地农村之艰苦，从小起就希望中国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其著作《佃农理论》获得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 求学生涯他早年师从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大师阿尔奇安和科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科斯、巴泽尔共事多年其思想互相影响与激励；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张五常香港的家往往成了他们进入中国的桥头堡；他多次陪弗里德曼来中国，与国家领导人畅谈中国改革之大要；他也应邀参加诺贝尔奖颁发大典，被奉为嘉宾；他被选为1997
—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的殊荣，等等。此等际遇，在中文世界的经济学家中，恐怕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最受欢迎的教授“最劣的教师”1991年，在香港大学一些所办的“最差教学奖”的选举中，张五常被选为“最劣的教师”。张五常荣登劣座，几乎全香港哗然！其实，这十分自然，如果按照东方传统的教育模式及标准，张五常的教学肯定会与其要求不合。张五常讲课，从来不备课，也没有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在他看来，自己天天思考的经济学，备课是多此一举。即使是正式场合的演讲他也不会有多少准备（如：1991年到瑞典对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演讲，1998年到美国任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讲）。 中国经济制度分析的第一人 率先将新制度分析系统地运用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第一人，非张五常莫属了。张五常受著名新制度经济 学大师科斯、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亲传，与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耳儒目染，一代新制度经济学宗师呼之欲出（科斯在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多次提到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科斯，1994）。诺斯也多次提到张五常对他经济思想的影响。）。张五常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贡献应该是把制度分析的方法系统地引入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张五常将产权制度的分析方法应用在台湾的土地改革上并创立了“新租佃理论”。张五常
韩文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和展望 2012年04月13日13:53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压力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与日俱增的外部压力和内生动力，被迫调整和自觉调整两种力量正在汇集，形成强大而持久的倒逼机制和正逼机制。 (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导致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弱化。 我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具有深远影响的变化，人口红利持续衰减，劳动力供求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其中结构性矛盾逐步上升，就业难、用工荒并存现象长期化。随着廉价劳动力的减少、最低工资标准和农民工工资的大幅提高，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传统比较优势正在逐步消退。从最低工资看，2011年北京、上海、深圳、河南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160元、1280元、1320元、1080元，比2005年分别提高100％、85.5％、91.3％、125％。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数据，十多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幅增长近四倍，单位小时劳动成本由2000年的0.6美元增加至20l1年的2.9美元。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成本已由10年前的偏低转变为偏高，目前相当于泰国的1.5倍、菲律宾的2.5倍、印尼的3.5倍。 从土地价格看，2011年末，全国主要监测城市地价总水平
为3049元／平方米，是2005年末的2.4倍，其中，商业服务、住宅、工业地价分别比2005年上涨174％、267％、32.5％。 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结果是，原有传统产业(特别是一般加工制造业)向综合成本低的内陆地区或周边国家转移。目前这一势头己相当明显，如重庆、安徽等地的许多产业是从东部沿海地区转移过来。耐克等国际品牌逐步把制造工厂更多迁至越南等国。美国寇兹(Coach)公司宣布今后五年中国工厂的订单份额将由85％降至45％，日本无印良品(MUJI)公司计划三年内把中国合作工厂从229家减至86家。这种情况将驱使珠三角、长三角一些地方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否则可能出现产业空心化和经济减速。 (二)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空前提高。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广泛关注的社会民生问题。一方面，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环境问题也快速积累，并集中爆发出来。可以说，目前中国正进入各类环境与健康事件的高发期。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有了更高要求，消费结构升级相应地要求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逐渐加强，公众对污染问题的敏感程度提高，环境危机较易演化成社会危机。同时，由于环境管理体系和信息公开制度日渐完备，特别是媒体监督报道力度加大，环境问题对公众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和迅捷。近年来接连发生的一些环境事件，如大连PX项目，康菲渤海漏油事件，
城市形态及空间结构分析 ——以郑州市为例 城市规划0902 祝相科200917020215 城市形态是城市建设和规划的重要依据，城市规划者的城市形态理念直接决定了城市规划的效果，以致影响城市的总体布局、城市发展的综合效果、交通组织和城镇群的合理分布，甚至关系到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城市改造、城市合理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城市空间是各种人类活动与功能组织在城市地域上的空间投影，是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载体，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的核心内容，城市的区域分析、定位研究以及发展目标的实现等研究最终均要落实到空间上。因此，城市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尤为重要。 有学者认为城市结构与城市形态互为表里，城市结构表现为城市发展中的内在的动力支撑要素，城市形态则表现为城市发展的外部显性的状态和形式。城市空间结构只是城市结构的一部分，表达的是要素在空间组合上的关系，这种关系即为城市相互作用。城市结构实际上既决定了城市形态，也最终决定了城市空间结构。也就是说，城市空间结构就是能够通过城市相互作用体现为城市形态的那部分城市结构。 其实，目前对城市形态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纵观学者们对城市形态的理解和表述，从横的方面来看，城市形态具有物质和非物质两种表现形式，物质方面主要指城市各有形要素的空间布置方式，包括街道网的结构形式，各种功能的地域分异、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和建筑环境以及中心城市和相邻城镇群组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和结构变化特征等；非物质的主要包括城市生活方式、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等所形成的城市社会精神面貌和城市文化特色。从纵的方面来看，城市形态并不是单一的，而是拼贴式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积淀的汇合；城市形态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历史的变化而产生渐进式、碎片式的变化，通过这种渐变，既可以保持城市文化的延续，又能不断地更新。不过每一个不同时期，都会有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占主体的城市形态。 郑州市城市形态演变过程： 郑州市的城市形态经历 了“块状发展一点轴延伸一组 团分散-一体两翼”的过程， 城市的内部填充主要发生于 老城区与京广铁路线之间，井 向南北方向蔓延。而近20年 则是组团分散-一体两翼的转 变。并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两翼“生长臂”的不断延长， 中心城区的中心功能尤其需 要不断强化才能满足两翼生 长的要求。
空间经济学是美国经济学者沃尔特·艾萨德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流派，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空间经济学是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其主要研究理论为规模收益递增，即当所有投入品的数量以相同的百分比增加时，总收益增加的百分比会大于该百分比。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空间经济学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它从微观层次探讨了影响企业区位决策的因素，在宏观层次上解释了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现象。
1、经济系统内生的循环累积因果并系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宏观的经济活动空间模式是微观层次上的市场接近效应和市场拥挤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追逐市场接近性优势的微观经济的主体的行为产生了聚集力，即价格指数效应和本地市场放大效应，这种前后联系具有循环累积因果特征，它们可以使对经济系统的初始冲击进一步放大，从而强化初始的冲击。聚集力的市场拥挤效应所产生的扩散力决定了最终经济活动的空间模式。 2、即使不存在外生的非对称冲击因素，经济系统的内生力量也可以促使经济活动的空间差异 聚集力和分散力随贸易成本的下降而减弱，但分散力的减弱速度相对快。在空间贸易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分散力会相对大一些，这时市场拥挤效应占优势，经济系统内存在负反馈机制产业的均衡分布得以稳定。当间空间贸易成本下降到某一临界值时，聚集力超过分散力，市场的接近性优势超过了市场拥挤劣势，均衡分布被打破，现代部门向某一区域集中，随之初始均衡分布结构演变为非均衡分布结构。 3、在某些临界状态下经济系统的空间模式可以发生突然变 如果产业为均衡分布且贸易自由度很小，则贸易自由度的提高不会影响产业的区位，但贸易自由度变化到某一临界值后，贸易自由度稍微增加，就发生突发性聚集，因为此时所有产业集中在某一区域是稳定的。这种特征包含的是一种哲学思想，就是量变到质变
中国经济结构初显四大新特征 “三季度7.3%的GDP增速，确实比去年有回落。但1～9月份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000万人，提前完成目标任务。物价指数1～9月份同比上涨2.1%，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近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说，从这些指标来看，经济增速虽略有放缓，但国民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国内三期叠加压力不断加大情况下，经济实现平稳运行实属不易。” 同时，这位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认为更为不易的是，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少令人欣喜的新趋势，“经济结构在持续改善，增长的质量在提高，经济内生的新动力开始集聚，新经济成长速度加快，创新创业蔚然成风。可以说，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预期比较强烈。” 对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卢中原经过多次大量的一线企业调研发现，目前中国经济在适应新常态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四方面趋势性新特征。 增长支撑出现转换 前三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7%，比上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2.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上，第二产业增长13.7%；第三产业增长17.4%，三产投资增速高于二产3.7个百分点。 从趋势性方向观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三产的比重在继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速度快于工业，“这是继去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第一次超过工业以来，继续延续这样的趋势。” 不仅如此，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也在加快，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向中高端迈进的态势非常明显。 具体表现为，传统产业投资增速进一步放缓，上半年钢铁行业投资下降 8.4%，粗钢、有色金属、水泥产量增长分别放缓至3%、5.4%和3.6%。压缩过剩产能取得进展。与此相反，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前8个月同比分别增长12%和11.1%，明显高于规模以上工业8.5%的整体增速。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成良好态势。新兴服务业继续领跑经济增长，1～8月，电子商务交易额增长26%，快递服务业业务量同比增长52.7%，信息消费增长18%。文化创意、科技服务等也迅猛发展。 为卢中原尤为关注的，则是在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新增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且远超预期目标。经济增长速度2012年和2013年分别为7.8%和7.7%，连续两年低于8%，但城镇新增就业不降反增，不但均超过900万人，而且分别超出目标360万人和410万人之多。 “过去我们说保‘8’是为了保就业，但那是过去老的体制、结构、思路、观念了。”卢中原表示，新增就业比预期目标高出这么多，吸纳就业的显然不是第一和第二产业，而是第三产业。 在其看来，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表明服务业发展活跃，“非制造业PMI （采购经理指数）一直处于65%左右，即使在制造业下行的时候，服务业的PMI 也在50%～55%之间，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郑新立补充说，去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提高了2.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降低了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降低0.2个百分点，“如果保持这样的结构调
一、中国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分布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发展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空间分布形态一直呈现自东而西，由密到疏的扩散发展特征。建国后国家尽管加强了中、西部地带城镇的建设，但其分布的地域差异仍然具有如下特征： （一）城镇分布东密西疏 从我国目前城镇网密度看，城镇体系内城镇密集东部的格局基本没有改变，表现为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布总特征。 据1985年统计资料，我国现有城镇7928座，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有8.26座城镇。由于我国正处于城镇经济大发展时期，城镇网密度的分布既继承了历史上城镇分布的基础，又受到了国家生产力布局自东而西推移的影响，表现为代表历史遗存主流的城镇网密度密集于东南的格局基本未变；同时作为新城市（镇）迅速崛起的“三线”建设地区，其城镇网密度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两大特征。 1.城市网密度 从1985年全国城市网密度看（表8-1），台湾省是我国城市分布最密集省区，每万平方公里有5个城市；上海、江苏、山东、安徽、河南、辽宁、浙江等省、市，是我国城市分布次密集地区，城市网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1个城市以上；湖南、天津、广东（包括港、澳地区）、福建、湖北、江西、吉林、山西、河北、宁夏、北京等11省、市、区城市网密度居中，达每万平方公里0.5个城市以上；广西、陕西、贵州、黑龙江、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等8省、区城市网密度较低，在每万平方公里0.1～0.5座城市之间；而新疆、青海、西藏三省区城市网密度最疏，每万平方公里还不到0.1座城市。采用中位数法将各省区城市网密度分为四级并绘成“中国城市网密度示意图（1985年）”，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城镇体系的城市网分布表现为西疏东密，城市网密度从东向西逐渐递减（除河北、北京地区为低谷外）的规律（图8－1）。 2.镇网密度 从全国镇网密度看，就省区而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地域差异（表8－1）。位居东部沿海地带的上海、浙江、山东三省、市，是我国镇网密度最高的省区，每万平方公里镇数均在40以上；其次是中部地带的山西、湖北、湖南等省区，镇网密度也达到了每万平方公里20个镇以上；再次是辽宁、江苏、广东（包括港、澳地区）、台湾、福建等沿海省区和陕西、贵州、云南、四川、江西、吉林、广西等中部地带 省区（它们多为“三线”重点建设地区），镇网密度在每万平方公里10—20个镇之间；其它省区镇网密度最低，一般均在每万平方公里10个镇以下。 从局部地域看，这种差异更大。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江苏省，苏南地区的苏州市域，平均每24.5平方公里就有一个镇；而苏北地区平均69.8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镇。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山区或边远地区，镇分布更疏，如在东北大兴安岭地区，每1800平方公里才有一个镇，内蒙古的乌拉特草原22000多平方公里仅有一座海流图镇。 3.城镇网密度 然而，值得引起注意的是，建国36年来，由于国家生产力布局的向西转移，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区域经济发展偏集东部的不平衡状况有所改变；尤其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在地域广大的西部地带的川、黔、滇、陕等省区和中部地带的“三西地区”（豫西、鄂西、湘西）的广大内地地区，相应建成我国的后方工业基地。据资料统计，共建成29000多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并建设了一批城市和镇，从而提高了这一地域城镇网密度，表现出我国城镇体系地域空间分布结构日益均衡的巨大潜力所在。 如从全国城镇网密度（表8－1）看，全国平均每1210.6平方公里有一个城镇，而东部地带每438.6平方公里拥有一个城镇，中部和西部则分别为1049.3平方公里和2531.6平方公里拥有一个城镇，总体上仍然表现为东密西疏的城镇网分布规律。而从各省区城镇网密度图看（图8－2），我国“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如黔、滇、陕、豫、鄂、湘及川等省区，城镇网密度与城市网密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尤以湘、鄂、黔、滇四省区最为突出，整个“三线”地区的城镇网密度几乎可与东南沿海及长江下游各省区城镇网密度相伯仲。全国城镇网密度表现为环渤海湾最密，东部、东南沿海、陕、鄂、湘次之，豫、皖、赣、桂、川、黑再次，西部地带最疏的特征。
空间经济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与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张 翎 窦静雅(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摘 要〕 产业集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产业集聚有利于区域竞争优势的获得,反 之区域经济的增长又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空间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分析产业集聚和区域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模型的基础上,试图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发生的一般特征以及它在促进某个特定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关键词〕 空间经济学 集聚 区域增长〔中图分类号〕F06115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07—04—02 产业集聚(Industrial Cluster )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现象,指的是产业和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中,是一组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机构的集 合。[1] 产业集聚已成为现阶段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和集 中表现,现实世界中大量“块状经济”的存在,正是说明了经济活动非均衡的空间分布和集聚现象的普遍性。不同的学者已分别从产业组织、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国际贸易等多个学科对产业集聚问题进行了研究,本文则试图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考察产业集聚发生的机制以及在促进某个特定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从而为产业集聚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新颖的视角。 1 空间经济学背景介绍 空间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在产业组织理论、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地理学以及发展经济学等多学科相互融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克鲁格曼(K rugman P 1)、奥塔维诺 (Ottaviano )、维纳布尔斯(Venables A 1)等等。空间经济 学最大的特征就是重新将长期被忽视的空间因素引入了经济学的分析中,研究这些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聚机制,主要应用于产业、区域以及国际贸易等领域。通过引入空间因素,以往所熟知的一些经济现象有了全新的研究方法和解释。 虽然空间经济学真正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却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它产生的理论基础与三个方面的因素有关: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Dixit and S tiglitz )的垄断竞争模型、艾瑟尔(E thier )的内部和外部规模收益模型以及克鲁格曼的核心—边缘模型。随着20世纪70年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最初研究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是张伯伦,而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模型巧妙地将垄断竞争思想和一般均衡的建模技术结合在了一起,解决了建模的技术性障碍;艾瑟尔则提出了由分工的扩大而带来的外部规模收益,奠定了规模收益递增的理论基础。[2] 特别 是克鲁格曼对空间经济学的兴起所做的突出贡献,早在 70年代末,克鲁格曼就将规模报酬递增、垄断竞争和产 品差别等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从而创新了传统的国际贸易原理,在他(1991a )[3]的文章中完成的核心—边缘模型在空间经济学发展史上则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正如藤田、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1999)中写道“空间经济学是以‘迪克西特—斯蒂格里 茨模型、冰山技术、演进、计算机’为标志的。” [4]2 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一个纯理论的分析 国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早已有了大量文献,本文以Martin 和Ottaviano (2001)模型[5]为例来说明经济增长和集聚的相互作用。该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区域北部和南部,在初始阶段两地区完全对称。南部的变量加3来表示。两个地区的劳动总量是固定的为L ,且地区间不存在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同质品或不同质的产品来组成最终的复合品。复合品本身可以作为创新部门的中间投入品用以生产新的复合品。经济中的创新和生产分别由不同部门完成,而且假设在开始时两个地区的专利存量是相等的。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偏好是CES 生产函数形式,且函数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性质。 211 集聚度可以是增长率的函数,当创新活动集中于 北部地区时① γ=αL (E +E 3 )[(1+δ)ε-δ ]+gNF (1-δ)[αL (E +E 3)+gNF] 如果αL (E +E 3 ) 2gNF > δ1-δ (1)公式中的γ=n/N 是北部地区生产的差异品的比例,γ≤1成立。这里的γ是模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因为它 可以度量北部地区生产不同类产品的企业集聚程度。N 表示产品的种类数,产品种类数的增加就可以认为是经 — 97—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 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 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 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 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 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
空间经济学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 空间经济学是根据时间、层次、传统三维空间相互转化原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预测经济发展趋向、进行经济空间布局、调整产业空间结构、取得经济规模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是结构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化的中间环节。空间经济学与结构经济学使发展经济学成为科学。[1][2] 2释义编辑 空间经济学是当代经济学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也是当代经济学中最激动人心的领域。空间经济学是在区位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门学科的总称。它研究的是空间的经济现象和规律，研究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 既然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既然一国之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并无更多的限制,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经济活动的集聚?在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一国经济活动的区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一国或一个地区是赢得“中
心”地位,还是沦为“外围”?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参与国际分工?这些问题都是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 3里程碑编辑 1999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具有里程碑意义。它是三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大家的合作结晶:日本京都大学的藤田昌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东尼·J·维纳伯尔斯。这本书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声誉,是许多大学的博士生教材,也被译为日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等多种文字广为流传。在这以后,众多同类著作纷纷问世,其中2002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经济学前沿理论”书系中就包括两本:《集聚经济学》和《地理经济学导论》。200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又出版了《经济地理与公共政策》。最近几年来,它已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事实上,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过去的十年中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从而也赋予了空间经济学崭新的生命力。
当代中国经济学 姓名：左佳学号：14091400855 数学与应用数学系0901班经济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科技、政治高速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 进入 21 世纪，由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发展以及资本和技术的流动性，经济全球化使得不同国家的市场和生产日益变得相互依存。对于经济全球化，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出自各自的利益有许多赞成或批评的意见;尽管经济全球化的规范和完善还有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多种多样的。 当前正处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本轮经济周期与以往经济周期相比，经济增长的背景出现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国内市场呈现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二是以加入 WTO 为标志，中国经济进入全面开放阶段，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经济增长背景的改变，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转换思维，扩大视角，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研究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新阶段的新课题。一、经济全球化突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瓶颈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商品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因此，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突破传统的一国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再仅仅依赖于本国已有的资源，从而可以通过利用世界资源突破中国作为人均资源贫国的资源瓶颈制约，缓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资源有限供给的尖锐矛盾，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在这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中，资源价格的上涨之所以没有进一步引起消费价格总水平的上涨，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市场环境是供过于求。我国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通货膨胀的出现，从而为我国实现较快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新的空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为中国缓解资源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可能和空间。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既是独立的，又是平等的，一个国家能否先抓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对于提升其国家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是 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也是新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特点。 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是与我国已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分不开的。二、中国经济增长利用国际资源的风险与收益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加快发展经济，必然会对国际资源产生巨大的需求，在国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会拉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对此，已有许多国际人士对中国提出批评，国内也有人对此表示担忧。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利用国际资源发展本国经济，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高，这具体表现在： 1.我国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必须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 2.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相对来说有利于保持我国的竞争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尽管我国大规模利用国际资源会推动国际资源价格的上涨，但这种全球性的价格普遍上涨，却有利于我国竞争力的提升。这是因为，第一，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教学准备 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 1.分析城市的土地利用和城市的功能分区两个方面。所谓会“分析”，是指会在城市地图上，说出城市具有什么土地利用方式和功能分区，并归纳出这种分布的特点。 2.会解释某地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特点的形成原因； 过程与方法 1.运用实例，分析城市的空间结构，解释其形成的原因。 2. 能以某个具体城市为例，运用地图，分析其空间形态与地形、水系和交通线等因素的关系，理解其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原因。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地理学中的文化是指与自然相对应的广义的人类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心理文化和制度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地理文化。 2.通过认识城市热爱自己生活的城市。 2. 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难点 1.以某个具体城市为例，说出该城市的土地利用类型（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政府机关用地、住宅用地、休憩及绿化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用地）. 2.能说出地租与交通便捷程度和距离市中心远近的关系，并根据各类土地利用方式在城市不同位置的付租能力说明城市功能分区形成原因。 3. 教学用具 多媒体设备、课件 4. 标签 教学过程 教学过程设计 【导入新课】
投影几幅功能区不同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让同学初步认识到不同城市功能区分布的不同，说说在一座城市中,一般有哪几种功能区?导致城市功能分区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板书）一、城市土地利用和功能分区。 （教师讲解）城市不仅有各种形态，而且城市的各项活动都需要占用一定土地，由于城市土地面积相对有限、不同地块的交通便捷程度和地价等也各不相同，所以城市内部可能因为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形成不同的功能区。请同学们看书后回答，有哪些功能区？ （投影展示）各个功能区，加深感性认识 （学生答）为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政府机关用地、住宅用地、休憩及绿化用地、交通用地和农业用地等不同类型。 （教师总结）回答的很好。请看图2.2 ，图中的功能区分别以哪种功能为主下面我们来具体的看一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区？比如说为什么会形成住宅区？有哪位同学能说说看？ 1、住宅区为城市居民提供休养生息的场所，是城市最基本的功能区．城市中最为广泛的土地利用方式就是住宅用地．一般住宅区占据城市空间的40%—60%。 （阅读图2.2）请同学讲解高级住宅区与低级住宅区的差别 （教师提问）我们把城市功能区分了好几种，刚才讲的住宅区，是不是土地都是被居住地占据呢？是不是就没有其他的功能了呢？ （学生回答）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