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历史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促进发展变革的主要力量。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其所拥有的自由度成正比。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是进步的唯一源泉。中国之所以衰弱，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都在于自由的被剥夺。自由的扩展，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也理应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关键词】自由；社会进步；改革开放；发展目的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南方周末》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秦晖教授《“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一文的“编者按”中写道：“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一个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如何解读这个‘奇迹’，当下已经成了思想界的顶级课题”。并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需要一场关于改革30年的大讨论。总结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历史包袱，开创改革新局面，这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好的纪念，最好的继承，也是我们在历史新关头最重要的使命。”这一段话，精辟透彻地指明了总结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意义所在。
然而，从现有文献看，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经验究竟是什么，存在多种多样的不同观点。有人将之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少主流经济家将之归结为“渐进式或市场化改革或后发优势”，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法学家江平教授归结为“市场+法治”，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改革开放最大的成就是“财富的巨大增加，个人自由的扩展和对内对外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则将其归结为“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来分享”。其他不同的说法还有很多。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笔者认为，自由是进步的唯一源泉，自由的扩展，既是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和实质，也将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一、自由是进步的唯一源泉
（一）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智慧和伟大的创造力，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世界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从事政治、科学和艺术等等活动之前，首先必须吃、穿和住，为了获得这些物质资料，人类便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因此，社会历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界没有创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
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 既然人是生产过程的首要条件，是经济资源中的核心资源，是积累和创造物质资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最活跃、最积极的生产力要素，自然也是推动和促进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毛泽东在1941年发表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一文中指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此后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精炼地总结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二）自由是进步的唯一源泉
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挥出来，并且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自由度的大小，如言论的自由、创业的自由、择业的自由、迁移的自由等。在亚当·斯密看来：“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除了“正义的法律”的限制，每个人都“听其完全自由”，这样就给所有的经济人以普遍激励，同时也给经济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活动空间，使得他们因了经济人的本性，去不断地逐利。在经济人逐利的过程中，由于“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因此不会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样主观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客观上就促进了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于是得以发挥，并因此而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19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简炼而又精辟地概括道：“进步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是自由。”（）
二、发展本质上是自由的扩展
以往发展理论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城市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认为这是一种狭义的发展观，因为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尽管也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并不是人所追求目标的全部。发展不仅仅在于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也不仅仅在于个人经济目标的达到，更重要的在于包括健康、教育、不受他人压迫、自由迁移、自由表达以及自我实现等方面达到。而这些方面都可以统摄在自由的范畴之下。所以他提出“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
（一）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东西”，“人类的类特性恰恰
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没有自由特别是没有言论自由“对人说来就是一种真正的致命的危险。”并将未来理想社会概括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所以，笔者认为，自由是马克思想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发展的首要目的。
阿马蒂亚·森也认为，扩展自由是“发展的至高目的”，发展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发展的过程就是扩展人类自由的过程。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这里的自由是在“实质的”意义上定义的，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更具体地说，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就建构性而言，发展旨在扩展上面提到的以及其他的基本自由。按此观点，即使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如果被禁止自由地发表言论，或不得参加公共辩论与决策，也是被剥夺了他有理由珍视的东西。发展过程，按照扩展人类自由来评价，就必须包括解除对个人的这种剥夺，即使他对行使言论或参与政治的自由缺乏直接的兴趣。但如果不让他行使这种自由的机会，仍然是一种剥夺。
（二）扩展自由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有一种观点，把发展看成是一个充满了“血汗和眼泪”的“严酷”过程，“过早地”提倡政治权利、公民权利以及民主这样的“奢侈品”，以及建立社会安全网以保护极端穷人，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都是需要力图抗拒的，只有在发展带来充足的成果后，才能再加以考虑。但阿马蒂亚·森雄辩地证明，自由对发展完全不怀敌意，相反，自由是促进发展的主要手段。并分析了各种权利、机会和权益是如何为扩展自由，从而为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具体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和防护性保障五个方面。森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和事例论述了自由如何促进发展，而缺乏自由、压制自由如何阻碍发展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包括贫困、市场与政府的作用、民主、饥荒、妇女、人口和粮食、文化传统等。如在政治自由和发展的关系上，指出民主、自由不仅不会妨碍经济发展，反而对发展有促进作用。经济条件是个人享有的将其经济资源用于消费、生产或交换的机会。社会机会是在教育、保健等方面的社会安排，这些因素可以影响个人享受更好生活的实质自由。透明性担保要求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要守信用，这种信用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对信息发布及信息准
确性的保证。防护性保障是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残疾的人，提供扶持的社会安全网。这种保障能为那些确实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或者改善其生活条件，所以这也构成实质自由的一部分，并能有效地促进发展。
（三）自由即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客观昭示
的确，放眼历史的长河，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历史，本质上也是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度不断扩展的历史。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奴隶只是奴隶主会说话的工具，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可言。到了封建社会，尽管地主阶级也把封建社会的等级差别视为是合乎“天理”的，认为是天主的旨意，比如我国封建社会的“君权神授”，把皇帝称为“天子”，就是如此。但这时农民在人身上已不完全依附于地主，享有一定的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同时地主的权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如不能随意杀害作为自己佃户的农民等。同样居于被统治地位，但比起奴隶来，农民所获得的人身自由和权利无疑要大得多。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高举反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的大旗，否定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响亮地提出了“人人生而平等”的口号，认为社会上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同等的参与竞争的权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废除了封建等级特权，特别是斩断了人身依附的封建羁绊，使劳动者获得了人身自由。无产阶级的人身自由和权利，比起封建社会的农民阶级来，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的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越来越从各种桎梏中挣脱出来的历史，就是人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文明是解放，是自由，是人性。而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性的奔放，必然创造巨大的财富，无穷的力量。只有以人为本的强大，才符合进化原则，才符合自然法则，才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动力。”（）
三、自由被剥夺：中国衰弱的根本原因
（一）专制制度扼杀自由是中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从历史上看，中国之成以衰败，根本原因在于专制制度对自由的扼杀。根据国际上最受尊重的一个资料库的推算，中国经济一直到1870年为止总量都是世界第一，1820-1830年是中国GDP占全世界的1/3，美国只占2%，相当于中国的1/16；而欧洲四大国加起来只占17%，即中国的1/2。到了1950年，中国的GDP仅占全世界的4%。在公元1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如果按照1990年的国家指标来算，就已经达到了450美元，而到1950年，反而有所下降，只有435美元。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在100年
左右的时间里，中美之间在世界上的位次发生了从16倍到1/5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如张五常先生所说的：“从雄视天下到民不聊生，从道德伦理到腐化人骨”？国家兴衰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中一针见血地剖析道：“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纯经济因素了。我并不低估经济因素，但发展的关键不在此……中国早在大约1300-1400年间就走入了死胡同，落入了专制制度的桎梏，禁止了创办企业的自由和产权。而当时在欧洲，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权力限制科学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创造热情。竞争性的、限制不严的政治制度使他们拥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市场的空间扩大了。”
（二）强制经济剥夺自由是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命令经济”和“强制经济”：“迄今为止，世界各国没有发生过真正的计划经济，有的是秦晖所说的那种‘命令经济’。为了节约监督成本，计划当局总是依靠命令来强制计划体系中的各层当事人按计划的规则去办，且尽可能简化这种规则。命令的背后是暴力的‘潜力’。这种命令不仅牺牲了经济效率，也牺牲了人们对政治文明的向往和追求。”无独有偶也不约而同地，阿瑟·奥肯在他的《平等与效率》一书中数次谈到：“在经济彻底集体化的极端情况下，政治权利会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政府直接指挥社会全部的生产资源，它就会禁止不同意见，强行一致，扼杀民主。” “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里，反抗意味着慢慢地饿死。传统的原则，不劳动者不得食，已被一种新的原则所代替：不服从者不得食。”
在笔者看来，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也在于自由的被剥夺。最简单的例证是，倘若允许农民自由种粮食、养鸡鸭、做买卖、办企业，而不是一味地“割资本主义尾巴”，怎么可能会发生饿死3000多万人的惨剧？著名党史专家黄苇町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总结道：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的倒行逆施，造成百业调零，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人们生活水平徘徊不前，农民在多次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后，接近赤贫的境地；城市职工在很低的消费水平上徘徊，多少家庭三代人同住在一间房子里，新婚夫妇被迫分居男女宿舍。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则曾生动形象地比喻：“在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像一个大水泥块，把我们都封在下面，我们再大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 人的自由被剥夺到这种程度，谈何发展？又怎能不失败？
四、自由的扩展：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
改革的动力从根本上说
，来自于群众的实践，来自于群众的创造。著名学者秋风先生公正地指出：“考察过去三十年间种种改革措施就可以发现，获得成功的所有改革措施，最初都始于民众的自发努力。民众是天然的变革者，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努力的广泛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比如开始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小岗村几个农民的创举；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苏南农民的丰功伟绩；中外瞩目的深圳速度，是深圳人的创业记录；八十年代兴起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无一不是来自于群众的自发努力。
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在当时人民公社大一统农业的情况，完全是农民冒着生命危险，自发搞起来的。至今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展览室里还陈列着当初十八户农民印了手印签的协议，协议上有一句话，如果谁被抓了，其他各家有义务把他们家的孩子抚养成人。由于包产到户极大地扩展了农民的自由，小岗村第一年粮食便获得大丰收，农民收入大大增加。结果邻村纷纷效仿，迅速波及到广大农村，直接引发了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变革，揭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而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不少同志心有余悸，思想不通，社会上也有很多人不理解。有人担心这样搞是不是背离了社会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再以全国闻名的温州为例。1978年的温州，人多地少，普遍教育水平低，经济落后，人均年收入只有113元，处于全国平均水平线之下。是什么神秘力量构成后来推动温州持续发展的力量？其实，改革开放伊始，有两项小小政策变建了奇功：一是基层政权机构率先采取开明政策，允许外出经商农民“挂户经营”，解决了弃农经商者的身份问题；二是农村信用社允许汇入的销售货款提现，又解决了原始的小商品市场和以国营为主的商业体系之间的资金流转问题。这两项看似小小的措施，实际上是非常重大的政策突破，解决了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人的流动和资金的流动问题，使农民经营的小商品在计划体系之外进行大空间流通成为可能。这里提到的“允许”、“允许”，正是群众自由得以扩展的另一种表述。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实事求是地总结道：“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 （）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企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
五、扩展自由：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 但究竟这“道”为何物，却古往今来，让人苦苦求索，伤透脑筋。类似地，在国家强盛之道以及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实践是检验改革得失成败的最终标准。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改革的成败，最终也只能由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离开人民群众的实践，一切有关改革的价值判断都只会陷入无法说清的空谈。因为“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既然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手段，那么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只有上升到人的自由的高度，才具有根本性意义。以人为本，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扩展人的自由，这是衡量改革与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正如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结语中所说：“自由并非通往某个高尚目标的手段，自由乃最高尚的目标”；“个人自由的政策乃是唯一真正进步的政策”。自然而然，扩展自由，既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实质，也理应成为中国未来改革的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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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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