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秧歌》的去政治化解读
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作品《秧歌》等，由于政治色彩浓厚，一直被大陆学术界认定为“内容虚假，艺术粗糙”，未能在国内出版。《秧歌》一书描写了土改时期，解放区农民由饥饿所迫，抢粮烧仓，最终引发的一场悲剧。本文从《秧歌》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艺术成就三方面来论证，《秧歌》一书取材真实可信，文字干净典雅，‘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手法，更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可谓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上的突破。
关键词：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个罕见的天才。她在20世纪40年代，因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而极负盛名，风靡整个上海滩。而她的后半生，却在很长时间内鲜为人知。直到80年代，她才逐渐重新走进国内的学术界。她的一生，生前是个传奇，死后，却也遍布了流言。
她在1942——1945年红遍上海，此时她二十出头，面对众多溢美之词，她骄傲地说：“出名要趁早，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是那么痛快。”[1]然而，1952年，她被迫出走香港，1955年孤身一人去到美国，开始了隐居生活。人们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予高度的评价，不断的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但对她此后的创作或一概不提，或批判否定。至今仍有学者认为, “《小艾》、《十八春》等可以说是平庸, 《赤地之恋》和《秧歌》则是对《金锁记》、《倾
城之恋》等的背叛”, 是“‘反共反华’坏小说”[2]。也就是因为这些狭隘的偏见，和大陆对意识形态文化的专制，《赤地之恋》和《秧歌》至今无法在国内出版。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没有谁像她那样，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有着沦陷区、国统区、新中国、英殖香港乃至异域美国的不同人生体验。在出道之初，她就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美。热心读者的追捧，居高不下的销量自不必说；傅雷先生一生专注于翻译，评论文字甚少，却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来论述她的创作；《传奇》销路甚好，初版售罄时，《杂志》社举办“《传奇》集评茶会”，上海许多作家评论家出席，袁昌硕、苏青等都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壁先生也写了《论苏青和张爱玲》来阐述自己眼中的这个传奇年轻女作家；当代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化名‘柳雨生’三度撰文评价她, 文中溢美之词更是无需赘述。然而，这么一个耀眼的人物，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都一度缺席于中国文学史。直到80年代，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对她有了一个专章的论述，却也仅限于她的沦陷时代作品，对她之后的创作后期一字不提。
因此，内地人人都熟知《金锁记》，《倾城之恋》，也知晓《封锁》《白玫瑰与红玫瑰》，但看过《十八春》和《小艾》的人却并不多，更别提《赤地之恋》和《秧歌》。
《赤地之恋》以一个下乡青年刘荃的视角，写出了农村土改，上海三反，以及抗美援朝的场景。《秧歌》以金根送妹妹金花出嫁开篇，继而写到妹妹走后，他抱着女儿阿招，想念他那多年不见、在城务工的妻子月香。后来，月香顺应“回乡生产”的号召回家，却发现乡亲们家家户户都说收成好，却全都喝着“薄得发青”的薄粥。生活的窘境，长期的饥饿，再加上干部的催逼，使得原本和睦的邻里反目成仇，也使得原本情深的夫妻产生隔阂。要过年了，干部给每家每户摊派了“四十斤年糕，半只猪”送给军属，金根在送年糕的途中与王同志发生争执，群众暴动抢粮。一片混乱中，金根被打伤，阿招被踩死。月香带着血流不止的金根跑到山上，试图求助于金花，却被金花的婆婆拒绝。金根为了不连累他人投河自尽，月香放火烧了粮仓，自己也葬身火海。
一、《秧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张爱玲是个政治观念相当淡漠的人，或者说，除了人性本身，她对一切外在的东西都很淡漠。否则也不会在功成名就的时候与汉奸胡兰成恋爱，更不会在美国与共产党主义分子赖雅结婚。在她的前期创作中，她写都市中的男欢女爱，写家庭中的互相倾轧，写小市民的微妙心思，写普通人的病态人生。她言辞并不犀利，却特别精准；她题材并不广阔，却入木三分；她意象虽然新颖，却用得精彩。以至于傅雷先生在1944年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中，高度称赞《金锁记》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却也提到了她题材的局限性：“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是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3]的确，只写这些，视角是有些狭隘，题材也不够宽广。但是，在当时，她熟悉的世界里，只有这些夹杂在新时代的旧人物的喜怒哀乐；而且在当时的上海沦陷区文坛，张爱玲的横空出世让所有人都耳目一新。她的作品一度供不应求，这些作品在评论家看来不够恢宏，却恰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她对于全国以及文坛的政治形势捉摸不透，以梁京为笔名，在《亦报》上发表了《十八春》和《小艾》。说她是个职业作家，写作是她唯一的经济来源也罢，说她摸不清形势，投石问路也罢，《十八春》的出现，引起了一阵“梁迷”热潮，丝毫不亚于当年的张迷。但描写底层女工小艾悲苦人生的《小艾》，并不被读者所欣赏。
说到底，群众最喜欢的，还是浅薄的充满着男欢女爱的言情小说。但在1951年，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着各种翻天覆地的革新局面，作家创作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小说，无疑是要被批评的。所以自此之后，她暂时搁笔。
然而，身为一个满清重臣的后裔，作品又充满着浓浓的“市井风气”，为人又一向被认为孤高冷傲，政治怎么可能放过她？再加上1947年曾和胡兰成恋爱结婚，她无意之中，就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她并不是没有努力过，试图融入这个全新的社会。在《中国的日夜》里，她甚至前所未有地做了两首“自己很喜欢”的诗。在这篇散文中，她描述了菜场买菜途中的所闻所见,“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上，乱纷纷都是自己人”。[4]1950年，她也曾应邀出席了上海的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当时与会登记的名字是“梁京”。张爱玲天生对服装有着异于常人的独到审美，让她穿当时所谓最时髦的列宁装，的确是不大可能。
所以她尽可能选择了素气的“白绒线衫和灰色旗袍”，安静地坐在会议的最后一排。但是在一片灰蓝色的海洋中，这身“小资产阶级格调的服装”与会场格格不入，突兀得刺眼。会后，她听从夏衍的安排，下乡参加了几个月的土改工作。
回到上海时，她却发现，这里充满着新秩序，新风气，已经不再是她所熟悉的那个城市。最终，在1952年的11月，她选择了离开。虽然有着很多并不美好的童年回忆，但她对上海依然是深爱的。正如她在《上海人》中所说“上海人虽坏，却极有分寸。”“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5]如果可以，她何尝不想在这里终其一生。但是，在当时一片歌颂光明的大陆文坛里，不会也不愿写无产阶级作品的张爱玲自然找不到她的容身之处。“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6]但没想到，而这为生存做出的让步，却被视为叛逃。
她以“在港大复学”为由去到香港，却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未能成功。好友炎樱说要在日本为她谋事，却也终究不了了之。在她的小说里，女主人公往往选择“结婚”来作为一种谋生和存活手段。但高傲如她，绝对不会走这样的路，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为了生存而嫁人，本质和妓女没什么两样，不过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7]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除了写作，没有任何一技之长的女子，又能够做什么呢？于是她接受了美国新闻处的翻译工作，但在她翻译的文献中，除海明威以外, 均不对她口味。此时，生活困窘的她说；“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8]1811953年，在美新处的资助下，她开始写《赤地之恋》和《秧歌》。《赤地之恋》先写中文，后被译为英文，而《秧歌》则是先完成英文，其次改为中文。由于两者创作时间相近，题材相似，多被人称之为姐妹篇。但也正因为这两部作品反应出的农村现象与中共宣传有很大偏差，一向被大陆学者认定为“反共反华”。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长期缺席，也就不足为奇。
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时，文学家对她的评判是：“张爱玲声称自己在一切潮流之外，不接受任何政治、社会、宗教的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作家。”事实上，张爱玲曾表示对“左派压力”是“本能的反感”，并嘲讽过无产阶级文学。“她不是中间派作家，至少是中间偏右的文人，还有可能是汉奸文人的同路人或同盟军。”[9]哪怕到了思想解放的80年代，张
爱玲终于难得地出现在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教材里，却被这样评价：“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是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发展到这个时期的一个飞跃。……既是通俗的，又是先锋的；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是中国文化调教出来足以面对世界的。”“四十年代上海洋场小说的代表作家”，“有很好的艺术素质”，“却被她的政治立场所蔽。”这里讲的“政治立场”语焉不详，但紧接着批评张爱玲“做为一个满清达官显臣的后裔”，其作品表现了“强烈的阶级没落感”，“在洋化环境里却依然顽固地存留着封建心灵”。[10]由此可知，大陆学者30年后依然不肯为她洗清罪名，何况当时正如火如荼进行着“三反”“五反”运动的中国？很多人都说，她晚年在美国，穷困潦倒，生活十分窘迫，似乎是以一种幸灾乐祸地心态来讥笑她的流亡生涯。但是从文革时期，傅雷夫妇，老舍，吴晗，周瘦娟等诸多作家的下场就可以知道，出身清代官宦人家又写着“资产阶级言情小说”的张爱玲当年如果留在上海，后果不堪设想。
中国有句古话，“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内地已经没有她的容身之处，而在香港，她又还没有被大众所接受。从内地去到香港，彼时的香港还处在英国统治下，作家接触到的，自然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观，价值观。尝试着以香港读者的立场来写全新的小说，这也是她唯一的生存之路。
写完《秧歌》和《赤地之恋》之后，她与已经移居美国的胡适有了书信来往。或许是受其启发，她于1955年秋天离开香港，到达美国。一开始倒也度过了一段平和闲适的生活，1956年认识美国著名戏剧家赖雅，两人于8月份结婚。在这几年里，她只发表过一篇短篇小说《五四遗事》。1967年赖雅去世，她在柏克莱加州大学陈世骧教授主持的“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但她一向昼伏夜出，极少去上班。陈世骧离职之后，她职位自然不保，就专心在家研究《红楼梦》兼译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她以“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来评价自己，并于1977年出版了十几万字的《红楼梦魇》。
二、虚化政治——《秧歌》的重新解读
著名文学评论家陈平原在《文学史的形成与建构》里直言不讳:“说到底, 体例明晰, 叙述井然, 结构完整的‘文学史’,主要是为满足学校教育而产生的, 这就决定了其写作很容易受到政教权力的控制, 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11]
因此，我们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说“张爱玲的起点也就是她的顶点。在四十年代，她可能已把自己的生活积蓄乃至艺术积蓄使尽了。五十年代所写的《秧歌》、《赤地之恋》等作品，不仅内容上不真实，违背生活逻辑，而且艺术上也平淡无奇，失去光泽。”[12]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谈到《秧歌》, 只以一句“平心而论, 张爱玲对中国农民心理和农村文化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13] 草草收场。国内著名学者唐弢也说“这部小说恰恰是张爱玲根据不真不实的资料, 再加在上海参加半个月土改的情形写成的反共小说……以耳代目, 写的作品就是道听途说, 连艺术上也粗制滥造, 没有什么可取了。”[14]柯灵先生曾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作者原有的光彩。……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引，生平足迹未履农村……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
[15]257这样未经求证就众口一词的说法，不得不让人起疑。柯灵先生对张爱玲生平事迹尚不熟悉，如何敢这样信口雌黄？敢问这些大陆学者们，真的认真读过这部小说吗？这些评价真的是中肯的吗？
中国往往有着这样的“政治决定论”，仿佛一部作品，要么它就是和政治疏离的纯艺术领域，像《金锁记》，《倾城之恋》；要么就是和政治接壤的非艺术领域，但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来写，一旦反应出当局者所不想看到，或者说不能让人民看到的“现实”，就会蛊惑人心，给政府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像《赤地之恋》和《秧歌》这样有着一旦政治色彩的作品，普通大众看不到。学者们可以看，可以评，但绝不能说它好。仿佛一旦说了它好，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也有了问题。
《秧歌》的故事来源，据作者自己跋中所言，是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三反运动”的时候，她曾看到《人民文学》刊载过一位作者的自我检讨。文中说，1950年春天，他在华北地区某个农村工作，正值春荒，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劫政府粮仓。作者据此写了篇小说并登在报刊上，后来又“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又自己做了检讨”。[15]256想来张爱玲当时看到这篇文字，就有所触动，只是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她当然什么都不能写，只能等1953年去到香港。
这一篇作者的检讨也就恰恰解释了《秧歌》里的情节：“顾冈站在旁边看着，那皇皇的锣声与那滔天的火焰使他感到一种原始性的狂喜。「这不正是我所寻找
的么。」他兴奋地想。「一个强壮的惊心动魄的景象，作为我那张影片的高潮。……「文艺报」与「人民文学」上对于文艺作品的取材曾经有过极明确的指示。作家们不应当老是逗留在丑恶的过去上，……应当抛开过去，致力于描写新的建设性的一面。”
作家不能如实的描写自己看到的景象，而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来进行创作。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到文革结束，都是如此。所以，在50年代一片歌功颂德的作品中，张爱玲的这部小说出版后虽在美国出版界好评如潮，却始终被大陆学者所排斥。
的确，张爱玲只在乡下参加了三四个月的土改，但是对于一直在上海生活的她，这段时间的接触，了解到的，就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果那些学者能够看到她2010年才发表的《异乡记》，就会发现里面很多描写，和《秧歌》里有着惊人的相似。比如：“这一带差不多每一个店里都有一个强盗婆似的老板娘坐镇着”
[16]42；“杀气腾腾”，“‘咕呀，咕呀，’缓慢重拙的，地球的轴心转动的声音……岁月的推移……”[16]39；“太阳像一条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阳光下的珍珠米粉，[16]45“金黄色泛白的一颗颗，缓缓成了黄沙泻下来。真是沙漠。
[16]61”在《秧歌》几乎就是这样的原话。因此，《秧歌》并不单单是张爱玲几个月乡下土改的记忆，更是她1946年那段身心备受煎熬的乡下寻亲记的遗响。否则难道单凭臆想，可以把场景描述得那样真实有力，生动逼真吗？
在1953年9月的中央政府扩大会议上，61岁的梁漱溟和毛泽东发生争论, 因为他下乡调查发现，国家“发展重工业, 打美帝”, “农民生活太苦”。这也可以说明，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是确有其事，并非作者凭空捏造。
大陆学者往往说这部作品“取材不真实”，然后才是“艺术粗糙”。似乎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难道有人去考证过曹七巧、白流苏、范柳原是否确有其人吗？如果说《秧歌》写了这么一个在中共不当领导下的农民的生存悲剧，就说明作者对中共有敌意，这是反共反华作品；那么《倾城之恋》中，香港的沦陷成全了白流苏的爱情，我们难道就要说，作者认为香港沦陷的好吗？小说不是报告文学，并不负需要百分百真实的责任。时代只是个一个大背景，而作者想要表达的，是在这个谁都无能为力的环境下，人性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状态。扭曲也
好，温情也罢，张爱玲从始至终都不在于指责某个时代，或某个政治体制。对此，胡兰成的评价却是相当准确：“到了她手里，文学从政治走回人间，因而也成为更亲切的。时代在解体，她寻求的是自由、真实、安稳的人生。”[17]这也是她从始至终的文风。她从不去评价时政，她只是一个超然冷静的记录者，用她自己独有的语言，把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
《秧歌》中的故事，仅仅发生在一个不知名的村子，但正因为它的不知名，它才更有可能是全国任何一个村子。文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还是你们的王同志好啊”这样的话，对比周村的常费同志，那个把要求离婚的妇女暴打一顿送回去的同志，他也的确是个难得的好干部。但是，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好干部”，也只知道一味的服从上级指示，不顾人民死活，那其他的干部呢？王同志在收钱收猪收年糕时，是挨家挨户的去做工作，凭着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来让他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那其他的干部呢？“强抢强占”的事情，估计不会少吧。因为“在这个村子里，他是绝对的权威”，哪怕有再多的不满，又有谁敢把这些村干部怎么的呢？
在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中，他也承认说“个别的饥荒现象是有的，个别的没有处理好政治任务与群众实际生活的关系的情况也是有的”然而他紧接着就说：“但那绝不是本质和主流。”[15]257既然是存在的，真实的，那为什么不能够写呢？难道作家的使命就单单在于反应所谓的“本质和主流”吗？然而这“本质和主流”不就是为共产党唱颂歌吗？
让我们把时代背景虚化掉，单单来解读作品本身。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最常见的技巧，就是夸张的意象，绝妙的反讽，间接的内心独白，镜头化的环境描写，以及恰如其分的心理描写。而这些，在《秧歌》中无一缺席。例如开篇的“下午的阳光淡淡地晒在屋顶白苍苍的茅草上”、“像是把一盆污水漏出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太阳像一只只狗当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描写金花出嫁时，“新娘子坐在那满是浮尘的阳光里，像一个红红白白的泥人，看上去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然而又很奇异仿佛是长久永存的。”说起金根想念她的妻，“想起她，就像心时有一个飘忽的小小的火焰……却把手掌心烫得很痛。”他想起那年去城里找她，她做佣的那一家的厨房“在那昏黑的厨房里，那橙黄色的油纸伞高高挂着，又大又圆，如同一轮落日。”月香回到家，他却又觉得不真实：“倒幸亏有
这异样的感觉，不然心里总是恍惚惚的，疑心是在做梦。”写阿招想吃东西，却不肯开口叫妈时，“她的沉默四面包围着她……越是不开口，越是不好意思开口。”写王霖初见顾岗时，说起很多自己的过去，又觉得不妥，“难道他自己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想起他的村民，他觉得心安“他们使他感觉……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王霖想起自己年轻时代的爱人，相识、结婚、离散、整个的过程都仿佛是一个鬼魅的神话。写顾岗对月香的遐想“他到了夏天，脱了棉袄裤，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在灯光中的她，更显得艳丽，……当天晚上就梦到了她”以及对月亮的描写“但是那月亮仍旧在那里，琥珀洞窟里的一团蒙蒙的光……”。写金根一家磨米粉做年糕，自己饿肚子，却要给军属送去：“第二天他们天一亮就起来，磨米粉做年糕。古老的石磨“咕呀，咕呀”响着，缓慢重拙地，几乎是痛苦地。那是地球在它的轴心上转动的声音……悠长的岁月的推移。”“金根两只手搏弄着一只火烫的大白球，……仿佛他所做的是一种．最艰辛的石工，带有神秘意味的——女蜗炼石，或是原始民族祀神的雕刻。”
三、洗尽铅华——《秧歌》新境界
对于熟读《金锁记》，《倾城之恋》的我们来说，张爱玲写农村，写土改，想想便觉得不可思议。的确，《秧歌》比起《金锁记》、《倾城之恋》，也的确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绝不是“对艺术极大的背叛”更非她“创作生涯上的败笔”。
[15]255恰恰相反，在她的写作生涯中，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在平淡和细腻上下足了功夫，使得这部作品更加真实可信，干净自然。比如场景中细节的描述，人物心理的刻画，小贩荷生哥和谭大娘对于两根芝麻糖的谦让；金花婚礼上新郎母亲的殷勤招待；月香刚回家时邻里们一起聊天，金根来送水的尴尬；顾岗初进谭大娘家里时，以及搬到金根夫妇房里时，每个人的变化；妯娌之间的反目，男人的无奈；顾岗忍受不了饥饿，在房里偷吃东西又被发现的羞愧；王霖来收钱，金根坚持说没有，两人各执一词的争论；月香拿出私房钱，被金根暴打的委屈；阿招被母亲暴打时的惊恐；妹妹金花来借钱，月香的拒绝，金根的不安；这一切的一切，都写得细致入微，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每个人的心理活动，也都被表现的可见可感。
全文中最精彩的，莫过于谭老大杀猪时那一幕，以及民众抢粮和粮仓失火的
场景，“去了毛的猪脸在人前出现，竟是笑嘻嘻的，两只小眼睛弯弯的，瞇成一线，极度愉快似的。”“她的心轻得异样，完全是一个空白，一个空空洞洞的东西吊在半空中。···那简直是像梦境一样离奇的景象，平常只有在戏台上看得见的，而忽然出现在正午的阳光下。”。“仓库已经被吞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个骨架子。···巨大的黑色灰渣像一只只鸟雀似的歇在屋梁上。它们被称作「火鹊、火鸦，」实在非常确当。这些邪恶的鸟站成一排，左右瞭望着，把头别到这边，又别到那边，恬静得可怕，在那渐渐淡下去的金光里。”作家在乡下所经历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过几个月而已。但就是这几个月的光景，让她见到了一个陈旧却又全新的世界，让她懂得了困苦却又坚毅的农民，让她体悟了卑贱却又高尚的生活，让她写出了这部最优秀的写实作品。也恰恰因为她一直生活在光怪陆离的上海，来到这土里土气的乡下，她的感受才更加深刻，才能写出这部不俗的《秧歌》。
张爱玲自己最喜欢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和《海上花列传》。她称赞前者“由夸张趋平淡”，对于后者，说它“写得淡”，“是最好的写实作品”。在她的前期作品中，她着重于人性的黑暗面的暴露，尤其是在畸形的社会下，女性的心理扭曲及命运悲剧。如“疯狂的毁了全家人的七巧”，如“为了拉拢乔琪乔搭上自己外甥女的梁太太”，如“费尽心机得到一个并不完全属于她的男人的白流苏”，如“靠男人生存，却一而再再而三被抛弃的霓喜”，如“一不小心上了当的坏女人娇蕊”。虽然他们的悲剧有迫不得已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她们自己的选择。这些都是她前期公认的最好也是最出名的作品，但是，其中的文艺范似乎太重，故事性似乎太强，传奇色彩似乎也太浓了点，让人看过后唏嘘不已，回味良久，却清楚的知道，这只是一部小说，在现实生活中，总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或者说没有描写中的那么夸张。就像《金锁记》出版一年后。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17]264
所以，在尝试性的写了《十八春》、《小艾》这类写实作品之后，她写了《赤
地之恋》和《秧歌》。如果说《赤地之恋》描写的是在极端的政治环境下人性的扭曲和沦丧，那么《秧歌》写的，则是在困苦的生存环境中，人性的存留和无奈。
曾有幸亲见张爱玲并畅谈达七小时之久的著名学者水晶说：“她主动告诉我，《赤地之恋》是‘授权’（commissioned）的情况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对此，符立中表示了鲜明的反对：“美新处根本无权去‘授权’这部作品，（commissioned）应译为委托。”[8]202
的确，张爱玲对自己的《赤地之恋》很不满意，而这部小说也仅仅在香港出版，中文版销路尚可，英文版无人问津。“她对《赤地之恋》并没有信心……这次经验更坚定了她的信念，绝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任何故事。”[8]184但《秧歌》不同，张爱玲不仅把这部小说寄给胡适，还一直期待着《时代》杂志上能有其书评。赖雅对她的《秧歌》也十分赞许；英国作家毛姆说这部作品写得很好，她也很高兴。倘若这不是她倾注了心血的力作，又怎会如此重视？
对于这篇小说，文学界的评论向来兵分两路。海外学者夏志清认为：《秧歌》是张爱玲最伟大的作品。它是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18](P71)很多人说，这个论断直接表明了夏志清的反共立场，仿佛也间接映射出张爱玲跟她是一丘之貉。的确，秧歌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受难史，这受难也是在中共的领导下。但张爱玲只是依据自己在乡下的经历，写出真实的农民生活，她的目的也并不在于借此表明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相反，在文中，她多处表达出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群众为饥饿所迫，抢粮烧仓，只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并不是要反党。从始至终，谭大娘都在说着“要是没有毛主席他老人家……”，家家户户的对联也是“毛主席万岁，共产党千秋”。哪怕在抢粮的混乱时候，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疯狂之中，王同志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农民，作者也并没有把他写成一个毫无人性的滥杀无辜的小小村庄的独裁者。相反，在第六章，作家几乎花了整张的篇幅，来描写王霖曾经的感情经历。最后说道：“他除了党之外，在这世上是一无所有的了。”而在那场大火之后，他对农民动用刑讯，试图逼出一个指使者，也不过是“得要从这些暴动的群众里挤出一个故事来”，以便对上级报告。
纵观历史，任何一个政党在上台之初，或多或少都有过不当的行为。迫不得已也好，客观原因也罢，没有经历过那样的年代，我们谁也没有资格对政治评头论足。在她平淡的笔触下，所有人都是自私的，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在那场暴
乱中，所有人都是癫狂的，发了疯红了眼。然而，没有人是十恶不赦的，他们不过是一群被命运和时代胁迫着的普通人。人性即是如此，有高尚也有卑劣，有情义也有私心，有沉默也有爆发，有承受也有反抗。她记录了一个由饥饿引发的悲剧，但这在悲剧中，没有所谓的好人坏人，谁都有自己的苦衷，谁都是不得已，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立场，自然有着利益的冲突。但也就是因为这些，台湾当局认为“这部书很多地方为共匪宣传。”因此，《秧歌》也就处于了一种很尴尬的境界，在香港，大家都注重它的政治性，而忽略其故事；在大陆，大家一致认为其“反共反华”；在台湾，当局也同样认为它属于“赤色之毒”。
结论
正如胡适所说，“这本小说, 从头到尾, 写的是‘饥饿' , ——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 写的真好, 真有‘平淡而近自然' 的细致工夫。”[19]张爱玲很高兴。她的研究者夏志清说，《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的受难的故事，而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能容忍的。[18]p77张爱玲却未置一词。她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您问起这里的评论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么在意。”[20]这也说明，张爱玲本身更在意的，是故事的本身。
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在于讲述暴政，压迫和反抗，而在于表现真真切切的饥饿，以及在食不果腹的情景下，人性中脉脉温情与生存欲望的较量和存亡。一句“食物简直变成了一样秽亵的东西，引起他们大家最低卑最野蛮的本能”，说尽了人性的根本。在生存面临挑战的时候，所有人都不再对自己的欲望遮遮掩掩，却也不至于到泯灭良知的地步。在所有的评论家中，只有龙应台算是真正给了它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或许有人把《秧歌》当作反共的政治小说、宣传作品来看；我认为那是完全看走了眼。”“《秧歌》，是每一个与土地共生死的人的一支哀歌，是张爱玲为中国农民立的一个小传。”“淡淡的《秧歌》，绝对是一部“世界级”的艺术品。”[2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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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EEEN BY EILEEN CHANG
LiXiaoya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lass1, Grade 2011 NO.201124051161
Abstract：In 1950s, Eileen Chang's novel,“The Rice Sprout Song”, published in Hongkong, had been prohibited all along by internal because of the identified "fake facts, rough art" by the academia of the mainland.“The Rice Sprout Song” describes a tragedy occured in 1950s. With the sufferance of starvation，the farmers had to snatch the grain and burn the storage. From three aspects: composition background, composition skill,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 this paper gives a demonstration of its material reliablity, concise and elegant statement, 'flat-so-natrual' skill of art, and a further excavation of humanity.“The Rice Sprout Song”is no doubt a breakthrough in Chang's composition career.
Key words：EileenChang；The Rice Sprout Song ;The Naked Earth.
【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1000字】读张爱玲小说读后感【导语】以下是大为大家的关于红玫瑰与白玫瑰读后感1000字，欢迎大家阅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再读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有感：男人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一个是白玫瑰，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人——普通人向来是这样区分节烈二字的。 1.开始：娇蕊和振保在明知不合理的情况下热烈开始，开始的 那么不顾一切!似乎从不担心结果是否可以承受。二人都很自信自己 不过是在游戏人生，各自都有驾御感情、驾御世俗的本领。 2.过程：绝对的浪漫唯美，但是渐渐地各自的心理发生了变化，红玫瑰要的是美好的爱情，甚至愿意牺牲声誉和家庭，天真的认为只要搬开丈夫这块感情的绊脚石，一切就会完美，因为她自信自己有驾御感情的本事，并且勇敢的去做，而振保虽然爱红玫瑰，却依然选择明哲保身，他内心把红玫瑰与白玫瑰区分的很清楚，他需要的是有白玫瑰的家庭还有一切利己的名利声誉，所以值得割舍的就是红玫瑰。 3.结局：对于男女主人公思想的分析，结果显而易见，红玫瑰 为了想要的爱情首先放弃家庭，放弃一切不一定值得;但是振保却不
领情，毫不犹豫的选择决裂，按照自己想法得到了白玫瑰和名利声誉，至此，美好的爱情最终就这样以悲凉无奈的结局收场。 1.开始：白玫瑰要的是一辈子，现在好将来更要好，简单平淡，似乎过于世俗!振保要的是让他安心的、圣洁的、被世俗认可的想象 中的完美的白玫瑰，这样的女人才是适合自己的妻。 2.过程：在张爱玲的笔下很难感受到这平淡如水的生活有什么 激情浪漫可言，乏味懦弱的妻，无尽的家庭琐事，在外人面前笨拙的维护自己丈夫的白玫瑰;不安分的、内心永远凄凉空虚的振保，虽然 如此的不满足，但却从未想到过放弃，只是因为烟鹂是自己想要的那朵白玫瑰。 3.结局：在丈夫眼中如此乏味的白玫瑰，长期得不到为人妻应 有的的尊重和爱，渐渐的也变成了红玫瑰，不过，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那个佝偻着、有着苍黄脸的裁缝的红玫瑰。振保难以理解并且内心深处不情愿承认这个事实，巨大的失败感!这时振保再见到可称之为俗 艳的为人母的娇蕊，而且并不是他想象中的那么的 __，妒忌难过落 泪的居然是他而不是她!内心的妒忌和强烈的失落感汹涌而来，这样 的打击是振保这样自信可以驾御感情、驾御世俗的男人所不能承受的，真正尝到了苦涩滋味的他选择了更加的不尊重来报复，以此来证明自己!其实只是在报复自己!烟鹂此时的选择却没有违背开始时的意愿：
引言 在二十世纪文学殿堂中，张爱玲是一位很特别的女作家。她在四十年代脱颖而出，大红大紫，五六十年代在港台，八十年代之后在大陆掀起了一股经久不息的“张爱玲热”。此中缘由，近年来许多作家多有阐述。但仔细想来，张爱玲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她的小说以一种纯粹的“个人式”的参与，综合了都市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总体特征，她的小说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五四传统新文学，也不是一般意义的通俗文学。她一方面提升了现代都市通俗小说的品位，但同时她又是都市文化的消费者。张爱玲在作品传播过程中有意识的把自己的作品纳入商品运行的轨道：传者受众媒介等几大要素都受到了张爱玲的有意识并有效的关照。她既着力寻找商品本身即文学作品的卖点，努力体察受众的接受心理、阅读偏好，又十分注意媒介的准确选择与有机组合，这种自我炒作式的商品行为是张氏小说能够畅销的重要因素。 本文试图从张爱玲小说畅销因素这一视角切入，把张爱玲的作品作为一种商品，置于四十年代特殊的文化市场背景中，以市场传播学的角度加以考察，以期更深入的从创作心理和价值取向上把握张爱玲独一无二的个体特征。 一．寻找卖点 文学作品一经发表，便进入信息传播阶段，也是传播过程的主要阶段。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张爱玲十分重视受众的接受心理及接受程度。她对受众心理的掌握是比较有把握的，因此能够从各角度入手突出卖点，使读者对自己的作品产生好感和依赖感。 １、请君入瓮 首先她采用“拉”式切入法，放弃以往作家惯用的自说自话硬性倾销的传者中心的传播姿态，把自己的故事或感受当作不相干的外物突兀地、一股脑地塞给读者，而是充分考虑受众的接受心理、欣赏口味，以一种细致的、商量的，拉家常似的口吻淡入，利用文字的移情效应，不知不觉中吸引读者的关注和感情投入。“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我说一支战前香港的故事，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
2020智慧树，知到《品读张爱玲》章节测 试【完整答案】 智慧树知到《品读张爱玲》章节测试答案 第一章 1、下面这句话出自()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因此，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 《张看》 《小团圆》 《流言童言无忌》 《对照记》 答案:《流言童言无忌》 2、()年，张爱玲以复学为由离开上海，迁居到香港。 1945 1949 1951 1952 答案:1952
3、()年9月，张爱玲逝世于洛杉矶寓所，享年75岁。 1990 1949 1993 1995 答案:1995 4、在中学的校刊上，张爱玲曾经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非常出色的小说是() 《霸王别姬》 《心经》 《沉香屑第一炉香》 《童言无忌》 答案:《霸王别姬》 5、1944年12月，张爱玲将散文结集为() 《张爱玲散文》 《传奇》 《流言》 《心经》 答案:《流言》 6、下面小说属于张爱玲解放后创作的小说有() 《琉璃瓦》 《茉莉香片》
《心经》 《小艾》 答案:《小艾》 第二章 1、曹七巧在她女儿2岁的时候就给她裹小脚。 对 错 答案:错 2、《金锁记》描写的是一个金钱扭曲人性的故事。 对 错 答案:对 3、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描写的是()的服饰。 长白 童世舫 姜季泽 大少爷 答案:姜季泽 4、“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这句话描写的是()的心理。
学习张爱玲后我对人生的感悟 张爱玲是文坛的奇才，文字在她的笔下才有了真的生命，直钻进我的心里。读她的书能在其中找到莫大的快感，这种快感来源于她那奇丽而又精美的语句恰好契合了我心中那无法表达的感受。同时，又为张爱玲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所折服。她更是善于挖掘人性。她眼中的世界也许异于常人，她能看到，听到，感受到我们很容易就被忽视的东西。 在她的作品中这些均不难发现，并启迪我换一种视角去看待人生。例如郑川嫦的悲剧。她得的肺病是一种美丽而风致的病。对应于社会中不配合不适应的知识分子。而自私的父母因各自的原因放弃了对她的治疗。在她的死后为她修砌非常好的墓穴，实际上是在赎他们犯下的罪。她自己的性格又老实沉默，自尊心强，在弱肉强食的家庭中不占优势。这才造成了她悲剧的人生。她表面上死于肺病，实际死因另有隐情。“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笔锋一转，“她死在三星期后。”文章的张力瞬间被拉大了，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小说中人物所得的病并非是凭空捏造的，正如林黛玉一样，肺病使她身形渐瘦，缠绵于病榻，也更衬托出了人物的别样风姿。郑川嫦的父母对她的做法让我感受到父母对孩子的或许也是有条件的。倘若她没有得这种富贵病，倘若她在这个大家庭中非常出色，也许他的父母会另眼相待，所处的境遇也会截然不同。倘使他自己性格上不那么懦弱沉默，如果能像王熙凤一样，或许她也不会酿成这种悲剧的人生。
她自尊心过强，或许她应像倪喜那样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今天这个竞争力如此大的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女性要想真的和男性拥有相同的地位就势必要付出的更多，在这时我们或许应该适时的放下强大的自尊心，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生下来，活下去，这才是生活。我觉得倪喜身上所展现的强大的生命力，在那样苦的条件之下，将她的孩子养大，努力的生活着。就单凭这一点我就敬佩她，在特殊时期和特殊条件之下，很多的事都不能不过片面的去判断。这就好像是在抗战时期，日本人逼迫机关的人员学习日语，那些人为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被迫学习了日语，难道他们就是投敌叛国吗？所以很多的时候事情不能单一的用一种价值标准去判断。 《五四遗事中》给我们带来的是对五四运动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新的东西的新的思考，我们学外国人称呼女士为密斯，单纯的认为称呼上的改变就是追求新的生活的标志，但事实上只学了一个皮毛，骨子里还是很旧的。就好像现在东西各种山寨版一样。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理论与思想的精华，而不是只略学一个皮毛。罗文涛的经历就展示给我们那个时代某些人人生的荒诞，在被封建包办婚姻控制了这么多年的大地上真正的推行婚姻自由，谈何容易，这需要磨砺才能懂得什么叫恋爱。 就好像是中国的一个现状，学习外国的先进理论，先进的技术，回来搞山寨，是对文化的一种浮夸的领悟，只学皮毛，而学不到精华毫无意义，到头来很可能东施效颦，以失败而告终。对事物的人是要深刻，这样才能有所建树。
论张爱玲《秧歌》的成功之处 摘要：许多研究者认为张爱玲后期小说《秧歌》是其艺术的败笔，毫无可取之处。且摘下政治的有色眼镜，从其语言文字对人物﹑人情﹑人性的刻画来看是非常成功的。 关键词：秧歌人物刻画人情刻画人性刻画 《秧歌》是张爱玲50年代的代表作，小说以解放初期上海郊区的土改为背景，表现这一时期农民的生活状态和情绪心理。男主人公金根是个翻身农民，他的人生愿望非常简单：供养妻女，能够吃上口干饭。所有农民都和他们一样，日子过得非常清苦，年关将近，新的摊派又下来了，农民不堪重负，饥饿的农民嚷着借米过年涌向粮仓。“忠于职守”的王同志在混乱中令民兵向人群开了枪，酿成了血案。金根的女儿阿招也在混乱中被踩死。金根身受重伤为了不连累月香悄然投水自尽。月香走投无路，气愤地烧了粮仓，自己也葬身火海。事态平息之后，一切照旧。村民在干部带领下备齐了礼物，扭着秧歌给军属拜年去了。 小说就是以土地改革时期农民的艰难生活为题材，许多研究者把它当作“反共小说”，“思想十分偏激的小说①”，认为其丑化共产党，内容虚假，毫无可取之处。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其是“一部世界级的作品②”，“写到了平淡而近自然③”，“是小说史上的不朽之作④”。这两种评价都是非常极端的，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来鉴赏文学作品，自然有失偏颇，主观性太强。初读《秧歌》的确怀疑这部作品是否出自张爱玲之手，内容真实性有待考证，情结过于老套平淡，和她之前的作品大相径庭。但再细细品味琢磨小说的语言文字，则不难看出，在对人的生存状态刻画方面她坚持了一贯的创作立场，人物﹑人情﹑人性刻画是非常成功的，本文将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在人物刻画上，她注目于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在描写这些人物时坚持“参差对照”的原则，使笔下的人物生动鲜活。金根，老实厚道﹑脾气倔强叛逆﹑粗暴，他爱自己的亲人，却不擅长用语言表达，但再关键时刻，是以牺牲来换取她们的安然。底层老百姓的无助的悲剧在他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沉重；月香，工于心计，干练泼辣，几年的城市佣人生活已经熏染出她与乡下女人不同的另一种风采；谭大娘，老于世故，能随机应变，说话风趣幽默，很懂得如何保护自己，获得利益，却也心地善良，对弱者不乏同情心。这一形象颇有些《红楼梦》中刘姥姥的特色；谭老大，木讷笨拙，朴实简单，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农民形象，我们在鲁迅和赵树理笔下都能见到他的同伴；下乡的知识分子顾冈，怯懦虚伪，粉饰太平，因饥饿而偷吃时的可恨﹑可笑﹑可怜；村干部王霖，是领导阶层的一个典型，盲目执行上级的僵硬政策，死板固化，害苦农民也害了自己……张爱玲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让我们不单单看到这一
读张爱玲《流言》之后 闲来无事，到书店闲逛，无意间瞥到了张爱玲的文集《流言》，一时兴起，随手打开，读了几篇，甚是爱慕她的绝世才华。实不愧为才女。其文读来，锦心绣口，甚是美妙，令人心旷神怡，不觉有飘飘然神往之念。 然而，不知不觉间，我突感芒刺在背，坐卧不宁。究其原因，我总感觉有一双眼睛在远方注视着我：他身材不高，横须浓密，神情是那样的冷峻，目光是那样的犀利，像是要直刺进我的心里，刺得我毛骨悚然。他缓缓抬手，指向前方…… 我恍然间明白，先生是让我不要耽于享乐，而要保持清醒，要注视前方。 而我，也终于明白，文人的才情大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媚世者：他们或有才华，或无才华，笔下或洋洋洒洒，或寥寥数语，其文所述，多为闲情，读来可以陶冶情操，让人飘然欲仙，纵有对现实的指摘，但却以教化为主，让其读者在不知不觉间陷入堕落的境地。这类文人，读其作品，如吸食鸦片，在精神愉悦的同时，也就忘乎所以了。这种才情，不足道哉！然而此类文人，数不胜数。大概也是应时所需，所以，读者云集，备受青睐、追捧。 一类是愤世者：他们或有才华，或无才华，笔下或洋洋
洒洒，或寥寥数语，其文所述，指斥现实，直透灵魂，读来令人生畏。让人在其当头棒喝中醍醐灌顶！这类文人，化小我为大我，以社会苍生为念，以天下为己任。但这类文章，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为世人接受。所以，在很多时候——比如当下，其文几乎无人问津！在很多书店里都很难占据一席之地。 细想来，道理也甚是明晰——在现时现世，人们忙于追求中国梦，谁还有闲工夫去叩问那颗早已沉睡的灵魂？即使有闲工夫，又有谁愿意冒着惊醒灵魂换来苦痛的危险？于是，人们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脆弱的灵魂，将它层层包裹，唯恐被外界的嘈杂唤醒。 在读书方面，更多的人乐于品读小品文，读那些所谓的心灵鸡汤。因为在那里，他们很容易找到共鸣，甚至还时有恍然大悟之感：啊！原来如此！生活原来是可以随着心境的转化而转化的，何必纠结？于是，也就豁然开朗了，忘掉了很多的不愉快。这不，又可以重新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了。 殊不知，这样的调节虽有必要，但终究属于精神麻痹。它让人们甘于接受生活中的不如意，而不去思考不如意的根源。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严重后果——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奴性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的心灵鸡汤式的自我调节中逐步形成的。他们时刻牢记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的祖训，丝毫不敢僭越。然后，用这样的祖训去教化后人，让后人也同我
读张爱玲小说有感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颇多，在她们身上隐射出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女性独有的个性以及她们的悲惨的命运。 初读《半生缘》总觉得曼桢的不幸是曼潞和祝鸿才害的，质问曼璐怎么可以这样设计害自己的妹妹。其实，曼路也是很可怜的，为了家里的生计沦落为舞女，但却不被家人理解，结婚后又无法生育，才会想让自己的妹妹做自己丈夫的姨太太。应该说这是整个社会形态所迫，社会的腐朽黑暗，人的思想昏庸无能，当然曼桢优柔寡断、委曲求全的个性也是导致这样一个悲剧结尾的重要原因。曼潞和祝鸿才对她的所作所为只是一个开始，但把她推向深渊的却是她自己，并且由于她的认命她的妥协不仅害了她自己更害了深爱她的世均，也间接的害了翠之害了叔惠。她不只是让自己不幸福更加让三个家庭都不幸福了。如果她不委曲求全，直接去向世均坦白一切，如果他可以接受那固然是美满的结局。如果他觉得难已接受她的失贞，那至少以后可以坦然的生活，而不活是活在回忆或假象如果当年如果向爱人坦白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情形。活着不是为了后悔，曼桢最后对世均说的那一句：“世均，我们回不去了，回不去了。”这句话包含着多少悔恨，多少无奈。她自己也知道原本这幸福是属于她，但现在她失去了这个资格并且是永远的失去了，人世间最痛苦的莫过于此啊。没有死去活来的告白，也没有山盟海誓的轰烈，一切就如同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爱情静悄悄地到来，又被人生的起落所折磨，被岁月的洪荒所沉淀，被生活的重担所压迫，那份坚持与无奈，到最后竟然只是留下一句平淡得让人几乎心碎的道白。 张爱玲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不一部悲剧小说，其实也是现实生活中大部分人的缩影。很多人到老的时候还在后悔“早知当年如何如何”，岂知这个后悔也将成为后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后悔。 有人说张爱玲的小说除却《倾城之恋》以外，都是悲剧的尾巴。《倾城之恋》虽是成全了白、柳的一段姻缘，但实则以世俗的表象虚掩了真正的悲凉，越发比悲剧更像悲剧。张爱玲用她的传奇故事不显山不露水地表现着人性，尤其是人性的鄙俗与狭隘，描写了家庭的黑暗，世人的虚伪，所谓爱情自私的本质，对女性奴性思想的提示也毫不留情。
张爱玲的一生 绢子 张爱玲是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她的小说大多写的是上海没落淑女的传奇故事，她把自己的小说集也命名为《传奇》，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张爱玲生于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比鲁迅小３９岁，比老舍小２１岁，比曹禺小１０岁），卒于１９９５年（终年７５岁），祖籍河北丰润，生于上海，原名张英。 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原是清末的著名大臣，而她的祖母李菊耦则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可到了她父母一代，家道已然完全败落。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则是一个时髦的新女性。３岁时张爱玲随父母生活在天津，有一个短暂的幸福童年。受父亲风雅能文的影响，张爱玲从小就会背唐诗，给了她一些古典文学的启蒙，鼓励了她的文学嗜好。同时也受母亲向往西方文化的影响，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都是西洋化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不但勇敢地冲出了家庭的牢笼，而且更勇敢地与姑姑一起出洋留学，而年幼的张爱玲，则在失去了母爱之后，还要承受旧家庭的污浊。因此，张爱玲后来在文学创作中总是以“衰落中的文化，乱世中的文明”作为文化背景。 张爱玲是一个天才儿童，６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就开始小说创作。如果说第一篇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可以看出家庭环境对她的影响，那么第二篇小说写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则充分显示了她的文学创造力。此外，她还写过一篇名为《快乐村》的类似乌托邦式的小说，寄托了她对未来的幻想。１９２７年，７岁的张爱玲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她又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张爱玲对色彩、音符和文字都极为敏感，她曾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
《张爱玲》的读书笔记 这首诗是岳飞再次出师北伐，攻占了伊阳、洛阳、商州和虢州，继而围攻陈、蔡等地区。但岳飞很快发现自己是孤军深入，既无援兵，又无粮草，不得不可不撤回鄂州时所做。那时候的他怀揣着收复山河的梦想，却被奸人秦桧等人迫害，郁郁中写出。 在安全屋，迪伦要求崔斯坦让她再看看外面那些灵魂们，还有多少在天黑前没有感到安全屋，崔斯坦拗不过她的好奇心，用魔法让迪伦可以看到外面其他的摆渡人和灵魂。她看到一个小女孩在摆渡人怀里惊恐万状的表情，深表同情，她央求崔斯坦去帮助那个摆渡人，崔斯坦告诉她那是不可能的，一个灵魂只能有一个摆渡人。迪伦不忍心看着小女孩被魔鬼们抓走，趁崔斯坦不注意跑出安全屋，引开魔鬼们对小女孩的纠缠。为保护迪伦，崔斯坦身上多处受伤，他发现他本可以很快自愈的皮肤，没有恢复到原来是样子，而是开始腐烂! 记得那次雪天，父亲背着生病的我去上学，那漫天飞舞的雪花好美好美，翩翩飘落在父亲的肩头发际，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渐渐白发满头，腰弯背驼，蹒跚走路的样子。周围一片寂静，只能偶尔听到几声雪压断小树枝的声音以及父亲时不时粗声喘气的声音。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惟其痛苦，才能欢乐!”
我总认为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体现了一种败落的趋势，不管是家族的，爱情的，仕途的，都是走向没落，这在喜聚不喜散，爱好大团圆结尾的中国古典小说中并不多见。范文一平时不怎么关注文学作品的我因为老师留作业的原因读了一些张爱玲的作品，起初对张爱玲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影视作品和戏剧作品，当拿到张爱玲作品集开始阅读时，每每觉得她的作品却有独特之处，这么一个身世离奇的女人写的作品读起来完全能够折射出作者的人生经历。据我了解张爱玲在二十岁时便以一系列的小说震动文坛，是四十年代上海最红的女作家，在中国文学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五十年代，张爱玲已完成她最主要的创作，包括《倾城之恋》、《金销记》、《赤地之恋》、《半生缘》等等。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为故事场景，在荒凉和颓废的大城市中铺张旷男怨女，演义着堕落及繁华。她的文章，犹如会上瘾的毒品，不去碰它，甚麽事都没有，一碰就欲罢不能。张爱玲的小说吸引人，她的感情生活也是大家注目的焦点，最令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和胡兰成的爱情传奇，虽然短暂，却也轰轰烈烈。晚年，张爱玲独居洛杉矶，她深居简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感。张爱玲的文章中，之前几乎没看过，这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倾城之恋》，尤其是它的结尾。不仅仅是一个较美好的结局，四嫂离婚，想学流苏嫁给一个更好的人。这样的念头，不禁使人发笑。倾城之恋虽然也是有人的猜忌，也依然毫不留情的显露在笔下，但一场战争，炸毁了几座城市、多少人的命，却彷佛也炸毁了每个人的面具，还有那些伪装，俗话说：「患难见真情」。我想，应该就是指向这样的情况吧!似乎突然意识到，爱的人可能会再
解读张爱玲，体会百味人生 张爱玲一直是我钟爱的女作家，读她的文章能观人生百态，更能体世态炎良，其中的悲欢离合都无不被打上深深的时代的烙印，但其中折射的人性的弱点，又无不遗留在现实生活的角角落落，解读她和她的作品，体会此中的人生百味，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每每读着她的作品，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尘封的味道，是那种掺和着书香与墨香的图书馆的味道，那在我的心里一直是那个逝去了的时代的味道，我的眼前走来走去的也是那些带着各色命运的封建遗少或者小姐的踪影，这种感觉很美妙也很沉重，但我喜欢其中的韵味，这是属于张爱玲的味道，是我在别的任何一本书里所读不出来的。 读她的《倾城之恋》，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六小姐流苏的“圆满”的婚姻，可以说千千万万个巧合促成了她和柳原的爱情故事，如果不是早年的离婚，如果不是兄长的始用终弃，如果不是徐太太的善意撮合，如果不是流苏无意中合乎了柳原的择偶标准，如果不是战争的爆发，也许一切都另当别论。但值得庆幸的是成就了一段好姻缘。文章的结尾特别耐人寻味：“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变。” 不管怎么说流苏算是幸运的，而《金锁记》里的七巧却演绎了一个变态女人的变态的人生——一把金锁锁住了七巧的心，一生守住了自己的财产，却牺牲了自己的爱情，也葬送了儿女的婚姻。年轻的七巧嫁了一个患“骨痨的男人，育有一子一女，为了保住自己得到的财产，她拒绝了三弟的爱情，为了女儿的婚事，她焦头烂额，比她家条件好的，她怕女儿爱苦，比她家条件差的，她又怕人家是图她的家产，所以婚事耽搁下来。她儿子虽然娶了一妻一妾，然而却在母亲的挑拨之下，并没有得到家庭的幸福，在她恋子情结的心理支配下，儿子和儿媳倍受煎熬，过着痛苦的生活。 全文读下来，心里沉沉的，空气闷闷的，一个封建家族的爱恨情仇，一些封建残余的支离破碎的记忆，都如土委地，烟一样消散了…… 这两个女人旧中国千千万万妇女的缩影，也蕴含着张爱玲对人生的大彻大悟，这无不透露着她的敏感和对世事的超乎寻常的顿悟。
张爱玲《秧歌》的去政治化解读 摘要：上世纪五十年代，张爱玲在香港发表的作品《秧歌》等，由于政治色彩浓厚，一直被大陆学术界认定为“内容虚假，艺术粗糙”，未能在国内出版。《秧歌》一书描写了土改时期，解放区农民由饥饿所迫，抢粮烧仓，最终引发的一场悲剧。本文从《秧歌》的创作背景、创作手法、艺术成就三方面来论证，《秧歌》一书取材真实可信，文字干净典雅，‘平淡而近自然’的艺术手法，更是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可谓是张爱玲创作生涯上的突破。 关键词：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 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个罕见的天才。她在20世纪40年代，因短篇小说集《传奇》、散文集《流言》而极负盛名，风靡整个上海滩。而她的后半生，却在很长时间内鲜为人知。直到80年代，她才逐渐重新走进国内的学术界。她的一生，生前是个传奇，死后，却也遍布了流言。 她在1942——1945年红遍上海，此时她二十出头，面对众多溢美之词，她骄傲地说：“出名要趁早，来的太晚的话，快乐也不是那么痛快。”[1]然而，1952年，她被迫出走香港，1955年孤身一人去到美国，开始了隐居生活。人们对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给予高度的评价，不断的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研究。但对她此后的创作或一概不提，或批判否定。至今仍有学者认为, “《小艾》、《十八春》等可以说是平庸, 《赤地之恋》和《秧歌》则是对《金锁记》、《倾
城之恋》等的背叛”, 是“‘反共反华’坏小说”[2]。也就是因为这些狭隘的偏见，和大陆对意识形态文化的专制，《赤地之恋》和《秧歌》至今无法在国内出版。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没有谁像她那样，在不到10年的时间中有着沦陷区、国统区、新中国、英殖香港乃至异域美国的不同人生体验。在出道之初，她就已经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赞美。热心读者的追捧，居高不下的销量自不必说；傅雷先生一生专注于翻译，评论文字甚少，却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篇长文来论述她的创作；《传奇》销路甚好，初版售罄时，《杂志》社举办“《传奇》集评茶会”，上海许多作家评论家出席，袁昌硕、苏青等都对她的作品赞不绝口；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壁先生也写了《论苏青和张爱玲》来阐述自己眼中的这个传奇年轻女作家；当代著名汉学家柳存仁化名‘柳雨生’三度撰文评价她, 文中溢美之词更是无需赘述。然而，这么一个耀眼的人物，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都一度缺席于中国文学史。直到80年代，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才对她有了一个专章的论述，却也仅限于她的沦陷时代作品，对她之后的创作后期一字不提。 因此，内地人人都熟知《金锁记》，《倾城之恋》，也知晓《封锁》《白玫瑰与红玫瑰》，但看过《十八春》和《小艾》的人却并不多，更别提《赤地之恋》和《秧歌》。 《赤地之恋》以一个下乡青年刘荃的视角，写出了农村土改，上海三反，以及抗美援朝的场景。《秧歌》以金根送妹妹金花出嫁开篇，继而写到妹妹走后，他抱着女儿阿招，想念他那多年不见、在城务工的妻子月香。后来，月香顺应“回乡生产”的号召回家，却发现乡亲们家家户户都说收成好，却全都喝着“薄得发青”的薄粥。生活的窘境，长期的饥饿，再加上干部的催逼，使得原本和睦的邻里反目成仇，也使得原本情深的夫妻产生隔阂。要过年了，干部给每家每户摊派了“四十斤年糕，半只猪”送给军属，金根在送年糕的途中与王同志发生争执，群众暴动抢粮。一片混乱中，金根被打伤，阿招被踩死。月香带着血流不止的金根跑到山上，试图求助于金花，却被金花的婆婆拒绝。金根为了不连累他人投河自尽，月香放火烧了粮仓，自己也葬身火海。 一、《秧歌》创作的前前后后
读张爱玲《谈女人》有感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赵嫦 朋友用蓝牙发了一篇张爱玲的《谈女人》到我的手机，空闲时翻看了一下，有感于张先生在文章末尾的话：“这也是无庸讳言——有美的身体，以身体悦人；有美的思想，以思想悦人，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那么，我想，有很多钱，是不是可以用钱取悦于人呢？是可以的，但反过来就不行了。爱美的身体，人家会说虚荣，还不是要衰老；爱钱，人家会说庸俗，缺少档次；爱思想呢，人家会说傻瓜一个，当不了饭吃的……一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很欣赏张先生的那句话“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不是吗？如果你有美的身体，人家爱，人家有思想，你爱，不是很好吗？如果你很有钱，人家爱，人家有身体，你爱，不是很好吗？……“欲美其行，何患无词”呢？爱情原本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只有适合不适合之别。 两个人只要彼此欣赏就适合了，至于欣赏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没见有人专喜欢拉兹似的人吗？连范跑跑都有人想嫁，你能说他们没有爱情？只要不违法，其实钱财、身体、学问、地位、权力、相貌、思想……，都是爱与被爱的内容，“其实没多大分别”。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组成部分，却有人偏偏要把它同人本身分离开来，说你只爱我的钱，不爱我这个人；你只喜欢我的地位，不喜欢我这个人；说你只看重我的相貌，不看重我这个人；说你只欣赏我的权力，不欣赏我这个人。其实，这些难道不都是你吗？除非你承认你的钱是偷来的，你的地位是空的，你的身材是假的，你的相貌是整的，你的思想是无用的……当然，为了给爱情保鲜，有钱的要保证不破产，有地位的要
保证不落马，有身材的要保证不发体，有相貌的要保证没皱纹，有思想的要保证够丰富和深厚…… 中年后的我，不懂什么是爱情了，要爱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抑或什么都可以去爱，只要彼此欣赏与相互需要。正如勃郎宁夫人诗中的一句话：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无论它焚烧的是庙堂还是柴堆…… 作为一个女人，要懂得欣赏对方并保证被对方欣赏，爱与被爱不就能合二为一了吗？欣赏什么“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分别”。
张爱玲语录,张爱玲名言名句大全 导读：1、遇见你我变得很低很低，一直低到尘埃里去，但我的心是欢喜的，并且在那里开出一朵花来。 2、你的心就是我的海角和天涯，我不能去得更远。我们此生共赴天涯海角，不是游走半个地球，而是人间相伴。 3、喜欢一个人，是不会有痛苦的。爱一个人，也许有绵长的痛苦，但他给我的快乐，也是世上最大的快乐。 4、离开之后，我想你不要忘记一件事：不要忘记想念我。想念我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也在想念你。 5、要向让别人在众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 6、如果没法忘记他，就不要忘记好了。真正的忘记，是不需要努力的 7、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大多数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 8、摘不到的星星，总是最闪亮的。溜掉的小鱼，总是最美丽的。错过的电影，总是最好看的。失去的情人，总是最懂我的。。 9、我有一阵子不同别人接触，看见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出外事，或者时常遇到陌生人，慢慢会好一点――可是又妨碍写作。 10、爱情要完结的时候自会完结，到时候，你不想画上句号也不行。 11、风吹起如花般破碎的流年，而你的笑容摇晃摇晃，成为我命
途中最美的点缀，看天，看雪，看季节深深的暗影。。 12、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13、酒在肚子里，事在心里，中间总好象隔着一层，无论喝多少酒，都淹不到心上去。 14、当你穿上了爱情的婚纱，我也披上了和尚的袈裟。 15、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 16、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 17、记忆想是倒在掌心的水不论你摊开还是紧握终究还是会从指缝中一滴一滴流淌干净。 18、我也相信爱可以排除万难。只是，万难之后，又有万难。 19、太剧烈的快乐与太剧烈的悲哀是有相同之点的——同样地需要远离人群！ 20、女人不喜欢善良的男子，可是她们拿自己当做神速的感化院，一嫁了人之后，就以为丈夫立刻会变成圣人。 21、然后有一天，不再相爱了，本来很近的两个人，变得很远，甚至比以前更远。 22、我们只是拥抱，我们只会拥抱，可惜拥抱很难持久，只有最坚定的死亡，才能永远拥抱在一起。 23、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有点害怕，怕得到他；怕失掉他。
读《张爱玲散文集》有感 第一次接触张爱玲是在高中阶段，只是经常听同学们议论纷纷。第二次接触张爱玲，是在重庆医科大学，由其海上花文学社邀请重庆市作协副主席进行的张爱玲专题讲座。 在听完这次讲座之后，一直想了解张爱玲这个人物，因为她不凡的出生，因为她的特殊经历，因为她的杰出才华，更因为许多人对她的评价和她个人与胡兰成的感情历程。说她的死亡有些蹊跷，倒不如说她的死也独具艺术性，她一个人孤独了人生的最后十年，直到选择八月十五的前夕死在一家旅馆。单说这些，我就不得不为这样的女作家感到钦佩。 这些想摸索她的欲望促使我不得不去阅读她的作品。就在看她的散文集时，我细细地品读，读出了她对生活的细微观察，也读出她在文学艺术上的造诣，同时看出她对艺术和人生的热爱和关注。从《秋雨》中读出她对生活的热爱，喜欢种花，喜欢大自然的情趣，同时她在文中通过对雨中的其它事物用细腻的情感和优美的文字来写秋雨，足见她文学的功力。《读书报告四则》中从读书到评书，写出自己对文学著作的看法和思考，可见她也不是纯粹地去阅读，而是带着一种思考和学习的态度，吸纳百家之长，补其之短。《论卡通画之前途》表现了她对时尚事物的追求和向往，看到她对艺术的一种预见性和成熟女性所拥有的智慧。每一篇散文，读起来都是那么富有节奏，每一篇作品都写的那么细微，极其富有意境。 在学生时代的张爱玲，也显现的有些与众不同。她以母校为荣，为未来着想。小小年纪，就有极高的志向和理想，也注定日后她成为上海界的四大文学女青年之一。对于《爱》，她有她自己的理解，一开始，便说“这是真的”，相信她是个懂得爱的女人，单纯的懵懂，单纯到一见钟情便就是爱了。我倒也觉得这样的爱单纯且感觉极佳，没有什么不好，只是随着阅历的增加，它似乎多了更多旁外东西的干扰，想必很多人也都是这样的过程吧！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句话出自她的《天才梦》，这里面展示了她的生活充满了艺术，美而痛痒，有点自传的味道。她会钢琴，会绘画，也会写小说，而且写出的小说大胆，并不受约束。同时在她的文化背景当中似乎更多时候充斥的是当时社会上层阶级的一种小资生活、以及国际主流文化生活。《童言无忌》中，她的生活由富裕一下子走到了普通，可见得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对她的影响。她认为钱是重要的，她说她是喜欢钱的，这一点似乎在任何时候也不会成为过分的爱好,任何的上层建筑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但直到最后她为钱所矛盾的时候，才意识到原来温饱问题才会让人更加的踏实可靠。对于穿着，她也有自己的品味。她的参照物貌似来源于古代的色彩搭配，又好像更多地来源于《红楼梦》。她通过穿着这件小事情上,一点一点地把自己
张爱玲小说内容介绍 《秧歌》内容介绍： 土改、大解放使农民得到了大翻身，然而，翻身后的农民过得怎么样吗? 《秧歌》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解放初期的农村,反映金根一家的平淡而又无奈的生活，透过给军属采办年礼的一件平常事，反映当时农村的贫富不一和农民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大锅饭”这样的东西农民们一向是感至恐怖，然而在故事中我们可以强烈的感觉到他们在饱受饥饿的时候竟由恐惧一变而为憧憬，因为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可能是一种政府救济的方式。 这是张爱玲在五十年代初，离开大陆到香港后的两部长篇之一(还有一篇是《赤地之恋》)，长期以来这两本书都被视为是“反共文学”，在国内少有人见。 张爱玲《秧歌》书评： 这本书从一出现起就得到住在西方的中国评论家的高度重视。胡适因为与张爱玲的私交，写信给她说：“你(指张爱玲)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的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胡适没有对这部书的意义做评价，第一个做出做评价人是美国中国现当代文学创始人
夏志清。夏志清这样评价《秧歌》“小说研究的主要是是共产主义对传统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影响。结果是关于人性的令人震惊的不可忘记的画面。”(417，我自己翻译)。夏志清的评论，到今天看来还是极为中肯的。王德威教授为本书1998年英文版所写序言也高度评价这本书。他详细分析了胡适提出的该书的主题：饥饿。从共产革命也叫作“饥饿革命”这个角度考察饥饿在这本书以及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特别是详细地比较了饥饿的妇女形象――鲁迅的祥林嫂，路翎的郭素娥，以及本书的月香这三个人物，得出结论认为饥饿的妇女形象在文学中一直代表被压迫，被牺牲的人。月香这个形象有更新的意义：她不管那些政府提倡的表面的丰收歌唱，要求最基本的，有勉强维持下去的食物。这最基本的要求表明了她的脚踏实地。在一个不允许说实话的时代，她自然要被杀死。王德威从另一个角度评价这部书：“在张爱玲写作本书的五十年代中期，她既没有意图也没有来源去预言将到来的恐怖，但是以某种下意识的方式，她的小说预先讲述了不久就被强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的残酷的荒谬的现实。她不是一个中国观察家，但是，根据她的物质的常识性的看法，她看到了内在的噩兆：“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个末世预言的鉴赏家!张做出这个有节制的让人沉痛的预言的时候是就四十年代的中国而说的。尽管(也因为)官方宣称的富裕时代，《秧歌》里面的故事，证明她的预言简直是太真实了，实现得太快了。无数男性历史家没能理解和分析的中国的现
红尘繁华皆为梦幻泡影 ------我读张爱玲传奇一生 张爱玲出生于晚清巨宦世家, 家族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 父亲是旧派纨绔子弟,母亲则为留学欧洲的新派女子. 张爱玲,传奇一生,流言一世,洞穿人世沧桑演绎了华丽人生. 童年黑暗 早年父母离异, 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她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与势利的主要原因。她笔下的女性是实实在在的：自私、城府，经得起时间考验。就是这些近人情的角色的永恒性加重了她文字里苍凉的味道，反复地提醒着我们所有现今的文明终会消逝，只有人性的弱点得以长存于人间。至于她本人亦是斤斤计较的小女人：认为摸得到、捉得住的物质远较抽象的理想重要。 奇才逸女 中学时期,张爱玲已被视为天才，并且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但后来由于战乱,她被迫放弃远赴伦敦的机会而选择了香港大学。在学校她一直名列前茅，无奈毕业前夕香港却沦陷了。关于她的一切文件纪录尽数被烧毁。对于这件事，她轻轻地说了几句话：“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我应当有数。”战乱中辗转流离,历经都市沧桑,她竟大有一种奈若何的惋惜。 倾城之恋 横空出世,临水照花人,才子佳人相遇. 胡兰成与张爱玲相识、相知、相恋，及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见了他,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但她心里是喜欢的,从尘埃里开初花来”.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红玫瑰与白玫瑰》.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最悲哀的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倾城之恋》.一段感情的谢幕,究竟孰是孰非，也许真的并不重要.就象张爱玲在《金锁记》的开头说的：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纸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已去之事不可留,以使之情不可留.能留能恋,亦没有今天.她不喜欢这种人为的为有了结果的事情又去寻找与结果无任何益处的旁逸斜出的枝节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繁华落尽 当繁华落尽,只见零落孤旅,.移居美国,与赖雅结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张爱玲对第二次婚姻的唯一期盼,结婚五年喜忧参半,苦乐同担.生活上,他们清贫得不能再清贫,而精神上,却是通信同心同德,相濡以沫.正如张爱玲最喜欢的《红楼梦》中的一句谜语一样︰“像忧亦忧，像喜亦喜”……赖雅的去世给了她独立的空间去思考人生，或许他的离去对她是种解脱，但生命中不能承受的往往不是重，而是轻。赖雅将她的精神眷恋都带走了，剩下的便是充满了辛酸的回忆和空静的屋子早年，她从不和睦的家庭中体悟出的是︰人间无爱。中年，她从她的爱情中生活中体悟出爱情短暂。人间的无爱和人间的爱情她都尝过了，今生今世，她已经了无牵挂，一个人，安静得活下去吧。 尘埃落定 大隐与世之时,已是尘埃落定。“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一生道路太过于曲
张爱玲的《传奇》与“张爱玲热”答疑 问：关于张爱玲的生平主要应掌握什么？ 答：可以重点掌握以下6个方面： （1）关于她的家庭。她生于上海，原名张英。祖父张佩纶是清末的著名大臣，祖母是李鸿章之女。父亲属于遗少型的少爷，母亲是新式女性。3岁时随父母生活在天津，并开始爬在母亲床上跟着母亲背诵唐诗。父亲娶姨太太后，母亲与姑姑一起出洋。后因姨太太打父亲，被族人赶走。 （2）关于她的少年时代。她1926年（6岁）入私塾，在读诗背经的同时，开始写小说，第一部小说写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女郎失恋自杀的故事，还写过一篇类似乌托邦的小说，名为《快乐村》。1927年（7岁）随家回到上海，不久，母亲回国。跟着母亲学画画、钢琴和英文。她自己曾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九岁时，我踌躇着不知道应当选择音乐或美术作我终身的事业。看了一张描写穷困的画家的影片后，我哭了一场，决定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后来，张爱玲笔下的女人都是怕穷的，为了不过穷日子，在当时女性无路可走的情况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婚姻作为自己的奋斗方式和目标。）1929年（9岁）入小学，报名时母亲一时踌躇，觉得“张英”不够响亮，“胡乱译两个字”，取名“张爱玲”。后来，她在《必也正名乎》一文中说：“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而不打算换一个……”其原因就在于对母亲送她上学的珍贵回忆。跟着母亲读老舍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二马》，并从此喜欢上老舍的小说。后父母协议离婚，父亲再娶，母亲再次出洋。父亲和后母都吸鸦片，家里总是云雾弥漫。1931年（11岁）秋，入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住校，很少回家。时有习作（包括中文和英文）刊载于学校的校刊《凤藻》上，并不时有读书评论等文章见于校外的《国光》等报刊杂志。1934年（14岁）曾以现代社会为背景写过小说《摩登红楼梦》。1937年（17岁）夏天毕业，母亲再次回国。向父亲提出留要求，遭拒绝，后母借此冲张爱玲冲突，父亲发威将张爱玲禁闭在家中，病在床上几乎丧命，姑姑来劝也被打伤。后逃到母亲家中，不久弟弟也跟着逃出，被母亲劝回。1938年（18岁）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因战事未能前往。 （3）关于她的初露头角。1939年（19岁）秋，改入香港大学文学系，不久，在《西风》月刊上发表她的处女作《天才梦》（散文）。1942年（22岁），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大学停办，未能毕业，与终生好友炎樱同船返回上海。后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却因“国文不及格”而未被录取。于是，开始为《泰吾士报》和《20世纪》等英文杂志撰稿。 （4）关于她的一鸣惊人。1943年（23岁，与曹禺10年前“一鸣惊人”时同岁），开始在《紫罗兰》、《万象》、《杂志》、《天地》、《古今》等各种类型的刊物上大量发表小说和散文。1943-1944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年份。1943年，她在周瘦娟主编的《紫罗兰》上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后，一发而不可收，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她创作和发表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小说和散文，包括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4月）、《沉香屑：第二炉香》（1943年5月）、《茉莉香片》（1943年6月）、《心经》（1943年7月）、《封锁》（1943年8月）、《倾城之恋》（1943年9月）《金锁记》（1943年10月）、《琉璃瓦》（1943年10月）、《年青的时候》（1944年1月）、《花凋》（1944年2月）、《鸿鸾禧》（1944年5月）、《红玫瑰与白玫瑰》（1944年6月）、《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年9月）、《等》（1944年11月），以及散文《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公寓生活记趣》、《烬余录》、《谈女人》、《论写作》、《有女同车》、《自己的文章》、《私语》、《谈画》、《谈音乐》等。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