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建构论之反思
李英明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一大主流；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有所争论，但基本上是基于同一典范下的张力；而针对这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着来自古典马克思主义、国际批判理论，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feminist）的批判和挑战，他们之间依然也存在着分歧，但基本上，可以说形成另一个典范 ---「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前种典范强调获得国际关系的「客观」知识的重要性，而后种典范则强调导引具体实践以改变转换既有国际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不愿直接面对「解放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但终究不能对这种挑战所形成的冲击视而不见；包括Alexamder Wendt 在内的国际关系社会建构论（constructivism），则企图调和上述两者，通过化解双方的张力，为国际关系开拓新的理论途径，Wendt一方面承认国际关系的客观现实性，但另一方面，则认为这种客观现实性是因着国际社会中的行动者（主要是国家）通过实践所建构起来的，从而反过来对行动者也形成结构的制约力。
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背后，都有其不同的本体论（ontological）和知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设定。不弄清这些差异，我们其实很难搞清楚上述这些国际关系理论论述的不同之处。
首先是本体论问题，与国际关系理论相关的本体论问题是：国际关系是否为一客观的存在。基本上，不管是新现实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本体论上都是客观主义（objectivism），认为国际关系乃是一客观存在，即对于集体式的行动者（如国家）或个别的行动者，具有其客观独立性，是独立于行动者之外既存的事实。讲的更具体点，就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既予的或给定的（given），因此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国际关系理论，就必须以无政府状态为无可回避的研究起点。
就因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把国际关系和无政府主义状态视为是客观存在的，因此，也就把国际关系看成是物质有形的关系，从而走上主观唯物论的方向，不愿意承认观念或理念的实质意义和重要性，虽然，观念或理念似乎在自由主义，特别是新自由主义论述中扮演一定重要的角色，但是，观念或理念能否展现物质有形的作用，是其所重视的；亦即，观念或理念是在对物质和有形化的前提下，才受到重视的；这也就是说，观念或理念只是被用来弥补物质权力和利益解释的不足。
不过，观念或理念的作用之所以会
出现在新自由主义的论述中，代表着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发展和演变：国际关系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不能完全以物质有形的方式呈现，物质有形的呈现方式可能会以观念或理念的提出或诉求，作为衔接的中介。
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认为国际关系反应既有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就形成客观决定论式的论述起点。不过，紧接着他们却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方法论来展开国际关系理论的论述，并且沿用「体系」（system）的概念，把国际关系直接称为国际体系，认为国际体系包含许多基本的行动体（actor），国际体系的变化发展是这些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交织而成的结果；这也就是说，把国际体系又视为反映了个别行动体的行为和行动。从客观主义本体论到个体主义方法论之间，他们以理性主义的设定来加以串联，从个体经济学把人或个体视为利己者的方式出发，把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视为利己的理性行为体或行动体。于是国际关系呈现的面貌便是：在物质有形的无政府状态的制约下，做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会分别进行理性选择，追求有形利益或权力，从而形成竞争、张力、冲突或合作，决定国际体系的内容。
从的无政府状态的前提出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得出，国家会追求绝对可得利益和相对可得利益的不同论述方向。相对可得利益的追求，是一种零和式的利得追求；而绝对利得则是非零和式的双赢或多赢的利得追求。
古典现实主义，把无政府状态当成不证自明的论述前提，从而将在这个前提下的国家行动，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经济性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新现实主义，则进一步的凸显国家进行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作用和影响。体系结构是因着国家进行物质有力的理性选择的自然结果，但这种体系结构又成为客观的存在，对国家行为产生因果般的制约作用。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无政府状态和物质力是分配的体系结构对国家的影响；相对的也就忽略行为（动）体「建构」体系结构的这个向度。
在另一方面，从的无政府主义状态的前提出发，古典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经过理性选择，会希望通过与其它国家彼此的合作与互赖，实现双赢或多赢，让各造都能共存共荣，以保证各自的生存和发展；而新自由主义，则进一步把制度主义的向度引进来，并且强调，国家通过理性选择愿意进一步建立机制或制度来体现与其它国家的合作与互赖，而这些机制和制度所体现的权威会对行动体产生新的作用。
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是国家通过理性选择下的结果，是无政府状态这种客观现实前提制约下的产物。自由主义传统因为客观主义的本体论，使其忽略国家间的合作与互赖，甚至是机制与制度的建立，其实已经显示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的主体能动性，亦即是行动体共同建构下的结果，而不只是在客观现实制约影响下的被动作为。
被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当成不证自明的客观前提的无政府状态，其实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它是通过人类特别是西方的历史而被建构形成的，它与国家主权概念的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没有主权国家的确立发展和国家主权的论述，便没有现实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两大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出现。
此外，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有关相对利得和绝对利得的选择，不只是被设定为「经济人」的国家所做的物质有形的理性选择而已，其实还涉及到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体对于所谓客观存在的国际体系的「认知」设想甚至期待。而且。国际体系到底是竞争（或斗争）、冲突、宰制支配或合作互赖，这是行动体实践的结果。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则从主体主义的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把国际体系当作包括国家、民族或其它团体在内的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这个场域不是既予的或是给定的，而是会因为行动体的实践而改变的，亦即国际体系的型态、内容和属性是行动体具体实践下的结果。如果把国际体系当成是既予的、给定的，形式上虽然是客观的，但实质上是在维持以西方为中心，或以强权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做辩护。这种本体论当然是受到强调主体实践取向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影响﹔其具体意义，就是凸显现实世界或国际体系其实是行动体通过实践围中介所建构起来的，行动体所面对的、所处的是一个变动中的的场域。就「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客体主义的国际关系本体论，间接的会成为强权维护巩固其既得权力和利益的意识型态，不但忽略或刻意抹杀国际体系的内容属性是可以被改变建构的现实，而且在层次上也完全不顾所谓公平正义问题的考量。行动体面对国际体系，不是要顺从的、宿命的接受其所谓的「客观的」决定、影响或制约﹔而是要不断的使其不成为强权宰制的场域，以求行动体之间的对等自由甚至公平合理的互动。
依照现实主义传统的看法，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对抗、战争甚至霸权或强权宰制，这都是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客观制约下，进行理性选择所促成的客观现实，这个客观现实为无政府状态填出内容，并且体现无政府状态表现的形式，从而也成为行动体继续
从事理性选择的客观情境（context），这些理性选择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冲突战争以及霸权或强权宰制，没有所谓对错是非的问题，只有「的」有利与不利的问题。至于自由主义传统，虽然强调行动体在无政府状态制约下会通过理性选择，以合作互赖创造双赢或多赢，避免冲突或战争来使彼此能共存共荣。这其中的和平的诉求，以及合作互赖的强调，为了也是满足行动体彼此客观的现实生存发展利益的考量。亦即，从理性选择，不管是造成行动体之间冲突、对抗、战争或合作依赖，这都是一种客观的自然而生的结果。
而从「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来看，国际体系的内容与型态，不是客观给定的，其中的对错是非必须被追究，而且，其间的霸权宰制应该被取消或改变﹔否则国际体系是会沦为霸权与强权的囊中物。
此外，所谓合作、互赖或由此延伸出来的机制的建立，也可能是霸权或强权之间维护其权力或利益的设计，或者是要求若是行动体配合霸权或强权宰制支配的安排﹔更有甚者，还可能意味着霸权或强权要求若是行动体让渡或牺牲主权的另一种型式的表现。
总的来说，按照「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的角度，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间的零和与非零和式的互动，其实都是以霸权或强权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它不是客观给定、不可改变的。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传统，虽然注意到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可以进行理性选择，可是，它们却把这种理性选择看成是客观有形的现实制约下的结果，从而忽略所谓理性选择其实是行动体主体能动性的表现，并不是客观现实制约下的被动响应。而且，通过理性选择所形成的结构或制度，不是靠物质有形的因素或向度，就可以说明的，而必须靠非物质有形的诠释，其内容才会体现出意涵与意义，进而也才能被理解和认知。反过来，「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强调国际体系不是给定的从而是可以改变的，这是对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可以因行动体实践而改变的国际体系或情境，对行动体而言，既是实践的场域也是「客观」的现实﹔亦即，行动体受客观现实的制约，同时也在其中实践，进而会去改变「客观的」现实，而行动体则又进入另一个因为实践而改变的「客观的」现实中。亦即，「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基本上都只是看到国际关系的某些层面，这就替中间路线的向度，提供了空间，而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视其具体的表现。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虽然根据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不同的本体论，但是，基本上也是把国际体系当成是物质有形的结
构，就算是偏重文化向度省思的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被用来分析国际关系时，也都朝政治经济向度转换倾斜。结构是具体有形的，但其内容、形式和意义是被实践创造和建构起来的。
以Alexamder Wendt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既承认在行动体外存在着课观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实体或现实，它可以制约行动体，但又强调这个实体或现实是行动体的实践场域，是可以因着行动体的实践而被改变的﹔而且，以国家为主的行动体还可以在实践的过程中，赋予实体或现实的意义，使其可以被认知和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认知和理解，才有可能导致实践，亦即，国际关系（体系）既是一个主体或现实，更是一个文本，行动体与其之间是置于一个交互主体的理解诠释的关系情境中。做为一个文本，绝不是由所谓具体有形的政治经济性的权力和利益所构成的，而是通过以语言、符号为中介的意义建构、诠释和沟通所促成的。这也就是说，国际体系既是物质有形的结构，又是意义的结构﹔因此，它既是一个意义的主体，更是一个文本和行动体实践的场域。行动体在其中绝不只是做所畏惧体有形的理性选择，以追求有形现实的利益而已，还必须具备有文本诠释、理解以及由此所延伸出来的行动体之间的沟通的能力。物质有形利益的追求，必须通过对文本的诠释以及由此所相关的认同和身份的界定，才会有其意义，也才能进行﹔而通过认同、身份界定，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理性选择和利益追求，所改变建构出来的客观现实，又会去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认同和身份界定。
其实，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从内理解掌握国际体系的途径，而这些途径之所以能够形成，除了有其本体论上的依据外，更重要的还有来自于个体主义/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社会行动论的影响。亦即它们各自的本体论的内涵，是靠后面这些论述而获得呈现的﹔没有后面这些论述，它们的本体论是无法被理解、甚至是空洞的﹔通过后面这些论述所呈现出来的本体论论述，就可以型塑一套有关国际体系的理解和诠释，甚至形成一套文化氛围，当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行动，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体系中行动体间的互动，绝不是所谓通过理性选择为中介所形成的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而已，而更是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竞争﹔绝对利得和相对利得的计较，与各种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的争锋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二
元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结合的关系。而这也就是说，本体论必须被转变成一套认知、理解以及文化论述，才能发挥具体现实的影响力。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都是本着各自本体论所形成的一套认知、理解和文化论述。
在知识论方面，由于客观主义本体论的制约，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传统基本上形成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认为我们面对「客观的」国际体系或关系，就是要获得有关的「客观」知识，并且通过工具主义的角度认为，所获得的这些「客观」知识，是用来解决或化解现有国际关系体系会面临的问题，以保证国际体系中的社会和权力关系能够持续存在和正常的运转，从而又表现出功能主义的知识观点，亦即，人们所获得的有关「客观」知识，是为现实的国际体系中社会和权力关系而服务的，以保证或甚至巩固既有的国际体系为前提。
亦即，之所以要去获得有关的「客观」知识，目的是为了进行理性选择，有利于绝对利得或相对利得的追求。而为了实现这种目的，人们最主要的是去找寻发现国际关系中的客观的因果关系，进而去解释预测或掌握国际关系的运转。在这种知识观中，当然会尽量要求人们不要涉入道德或其它价值的评断和考量，以求所谓的「客观」﹔从而达到所谓中立超然。人们或行动体获得这种知识，目的是拥有在既存的、给定的国际体系中生存的理性选择的能力，以结构分析解释或进而去掌握控制现实。
由于客观主义的知识观，使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认为，有关国际体系的客观知识，是反应和呈现现实﹔因此，人们不能也不必从批判或解构的向度去看待现实，任何不能「客观」反应和呈现现实的论述，都是非理性的，甚至是所谓带有「偏见」的意识型态论述。
这种知识观，首先要人们去掉主体性，去找寻发现现实的客观规律或客观性﹔亦即人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结局也是物化的现实﹔在这个向度上，这种知识观很容易延伸出保守主义的社会或政治心态，从而取消人们的批判和解构意识和能力，变成维系既有现状的工具﹔而在另一方面，这种知识观强调，当人有了这种客观的知识，就可以分析解释，甚至可以去掌握和控制现实，这就为一些知识或权力菁英建立或维系其地位和权力，取得合理性的辩护基础。
既然知识或理论失去主体性的反应或呈现现实的结果﹔因此，理论也被要求与行动体的行动实践要区隔开来﹔行动体在获得这些客观理论或知识后，就依赖它客观的去理解或掌握、控制现实﹔亦即，行
动体的这些解释或对现实的掌握控制也是「客观」的在进行的，是没有价值或偏见成分的。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基本上从主体主义的本体论出发，把国际体系不只是当成给定的，而是行动体进行行动实践的场域﹔因此，行动体置身于实践场域中，绝不是想去获得有关的「客观」知识，而是如何继续其行动实践﹔建立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或理论，是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的表现，或是某种形式的行动实践，从而更是促使国际关系改变的中介桥梁。亦即，有关的论述或理论的建立，绝不是为了呈现或反应客观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为了批判、解构、超越或改变现实。而为了体现论述或理论的这种实践功能，相关的论述或理论会着重在强调既存的国际体系结构或国际关系是以霸权、强权宰制为中心或是由错误的意识型态所掌握的，从而是违反公平正义、人道主义以及使行动体无法真正的认清现实与自己﹔因而是必须被改变的。
「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基本上就是呈现两种途径：激进的结构主义和激进的人本主义。前种途径要求行动体必须通过由现实结构中既存的宰制压迫所延伸出来的冲突对抗中，从既存的不合理的现实结构中解放出来﹔而后种途径则要求行动体必须体认既存的现实是由错误的意识型态论述所界定和掌握的，因行动体必须要有自觉从而具有批判的能力。要求自己不再做为「自然存在」（自在）的或叫做「客观」的存在，进而转变成「自为的存在」，彰显自己的主体性。上述这两种途径分别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前种途径被认为是受所谓成熟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而后种途径则被认为受马克思早期以异化论为主的论述的影响。讲得更进一步的就是，前种途径贯穿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的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共党国家官方的论述，达伦道夫的社会冲突论、阿尔杜色（Althusser）
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依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而后一种途径则是通过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手稿》、卢卡奇（Lukacs）、葛兰西（Gramsci）、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post-colonalism）等获得发展的。
不过，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要求解放。女性主义的国际关系论述基本上包括现实主义或称为经验主义的女性主义，、激进的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女性主义，其中后两者才会着重要求妇女的解放。此外，依赖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虽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有着不同的本体论，但基本上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
有着不同的本体论。但基本上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一样把行动体视为进行具体、物质与有形的行动者，而其实践当然是具体、物质与有形的。其实，可以说，整个激进的结构主义的途径，都有相同的看法﹔他们虽然注意到结构之所以必须改变，有其价值理念的意涵，但是，他们都强调结构改变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从而把价值理念层次的重要性看成是从属的。
面对于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而言，因为其在本体论上，一方面承认有「客观」现实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个客观现实是行动体通过行动实践建构促成的。这种本体论所延伸出来的知识观，就会形成如此的看法：一方面承认存在有关国际关系的「客观」知识，但这种知识是因着行动体的行动实践而成为可能的。亦即客观知识存在是奠立在行动体行动实践的基础上。对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者而言，国际体系中的行动体（主要还是国家）置身于历史长河中的「客观的」结构现实中，使其具有时空交错而成的位置和身份﹔亦即行动体通过历史和现实结构所挤压出来的「社会」身份，和其它行动体以及「客观的」结构现实互动，历史和「社会」身份会制约行动体利益选择和追求的内容、意涵和方向，而这种行动选择又会去改变建构「客观的」结构现实以及历史。亦即，行动体在行动实践的过程中，必须伴随着对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客观的」结构现实的认知、理解与掌握，这种认知、理解与掌握是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的表现，或可以说是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的一个环节﹔而行动实践又会改变「客观的」结构现实的内容，从而又必须引导另一波的认知理解。亦即，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一方面把理论或知识的追求和建立，看成是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的环节，从而企图消解理论与实践二元对立的张力﹔但另一方面，又承认理论与知识可以具有客观性﹔不过，这个客观性不是先验的，被给定的，而是行动体通过行动实践所促成的「客观」现实的反应和呈现。
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主要是要告诉人们，客观的现实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历史是行动体过去行动实践的过程﹔通过历史所形成的客观现实让行动体拥有历史角度以及社会性的结构角色﹔因此，行动体彼此间通过历史与社会结构现实而具有整体（total）的关系，整体性（totality）所型塑现实下的角色和身份，会制约影响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的方向、内容和意涵﹔亦即这种行动实践绝对不会是一种抽象的经济性的理性选择或利益追求。这也就是说，行动体是社会存在和历史存在，而不是抽象的抽离社会和历史的经
济存在﹔至于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更是经纬万端的社会历史文化实体，而不是抽象的抽离社会和历史的市场或经济实体。
通过历史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整体性才能型塑或甚至制约影响和规定行动体的个体性（角色与身份），而依据着个体性所开展的行动实践，又会去建构型塑国际关系或体系的整体性，整体性与个体性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保政的辩证统一在一起。因此，行动体之间或行动体与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不是抽象的因果关系﹔亦即因果关系是内于结构和整体中的，而不是互不隶属，或甚至二元对立的两个范畴。传统经验主义的因果观就是这种二元对立的因果观，这种因果观有可称之为外在的因果观，把原因看成是独立于结果之外的范畴，而且以绝对抽象的方式导致结果的产生。
这种因果观念，基本上是以线性的或撞球式的逻辑为基础，缺乏整体和结构逻辑的考量。因此是抽象的。而从整体结构和历史的向度所形成的因果观念，基本上是内在的因果观念，这种因果观念不只是考量时间因素，还考量空间的因素，因果关系是内于整体和结构中产生的，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本身又带动整体和结构的变化和发展。
所谓整体性对于行动体而言，代表着某一方面行动体可以有客观现实作为依托凭借或行动实践的场域，但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此依托凭借或场域，以行动实践作为中介来展现个体性或主体性。而这也就是说，通过行动体和行动实践，整体性和个体性获得统一，没有来自于历史和行动体的行动实践就没有整体和整体性的形成﹔同样的，没有整体和整体性作为依托，就没有行动体的行动实践从而也就缺乏个体性和主体性的展现。
亦即理论或是之式的形成，代表着主体性和整体/个体的辩证统一﹔理论或知识的确立，不只代表对客体认识的呈现，也代表着主体的行动实践﹔不只代表整体对个体制约影响以及规定力量的展现，也代表个体展现个体力的表现。
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在本体论与知识论上，企图跳出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的区隔或对立，进而强调，其实主客体都不是先验的、被给定的，它们彼此都是透过行动体的行动实践，相互生成和建构出来的﹔亦即行动体透过行动实践去生成建构客体，而行动体又以行动实践为中介，通过客体来生成建构主体﹔这种主客体互为建构的过程，即是历史属性的一部份，同时也是社会结构呈显的一环﹔在行动体的行动实践过程中，才会出现客体以及主体，它们在行动体的行动实践过程中，可以不断辩证统一为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主体中有客体因素的
制约影响渗透力的存在，客体中有行动体行动实践的作用力存在﹔主客体彼此之间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很明显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国际关系论述，想要调和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与「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的企图相当明显，因此，其想要做为后两者之间衔接的桥梁的角色也至为突出﹔这种企图与角色的表现当然受社会行动论的影响，不过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程度，更不容忽视。
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中，国家是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行动体，这种认定或设定、或现实与民族国家的论述和发展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是被建构出来的历史结果。而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论述已经强调国家让渡主权以形成合作或互赖机制的重要性、随着国际体系中互赖情境的更为发展，主权的内外在区隔开始崩解，而让渡主权的必要性也日渐成为一个现实，主权的让渡的结果，首先就是一些由国家共同参与组成的跨国家的机制或组织的出现，当然这国家的组合，但又对国家产生制约影响力。而随着一些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力量的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论述，开始遭到挑战，多行动主体的治理（governance）论述也从九０年代开始抬头﹔更有甚者，随着市民社会的跨国化发展或全球化发展，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政治论述也遭到质疑，包含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在内的力量的发展，被认为对国际政治产生愈来愈不可轻忽的作用和影响，多元行动主体的「治理」论述也进入国际关系的论述领域中，全球治理的观点勃兴并且引发各界的重视。国家被认为必须通过这些国内或跨国的市民社会力量，有可能去解决许多非国家所能独力完成的事情和问题﹔而这些跨国的非国家力量，确实也对国家产生相当大的制约和影响力。这种形势的发展，当然显示将全球事务完全国家化已经是不太可能，甚至是不符合现实的。
社会建构论的国际关系论述注意到上述这些发展，但显然的，其还是宁愿选择国家做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的行动体﹔顺着社会建构论的论述逻辑来看，跨国市民社会力量的发展还不足以大到将其自身建构为和国家并行或分庭抗礼的行动体，充其量只能是国家或国家联合体的补充，不过，随着冷战的结束，要求一体化的就霸权结构也随之解体，种族、族群的差异和自主性的要求随之勃兴，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论述，恐怕将愈来愈难独霸，再加上后冷战时代所引伸出来的认同的多元和分歧程度的扩大，人类到底会进一步建构出什么样的生态格局，值得吾人特别关注﹔而可以想象的是，其面貌恐怕将超
出以国家为中心的图像。以国家为中心的论述，可能是一种严重的化约，不管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传统，「解放的」国际关系论述，以及社会建构论的国际政治论述，却必须严肃的去面对上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