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成本问题
罗纳德.科斯①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
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①虽然本文讨论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其想法却源于我当下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目前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先前分析无线电波段和电视频道分配的论文中已隐约提及（“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I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月号）。然而，从该文的评论反馈看，似乎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该问题，而且表明分析的结论也并非只能适用于原始问题。
②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21，《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6－27。
③G.J 斯蒂格勒（G.J. Stigler）,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l952年，pl05。
为简化论述，我尝试使用一个算术例子。假定农夫的土地的年栅栏成本为9美元，谷物价格为每吨1美元，并假定牛群数与谷物年损失之间的关系如下：
牛群的牛数（头）谷物年损失
（吨）
每增加一头牛所造成的
谷物损失（吨）
1 1 1
2 3 2
3 6 3
4 10 4
假定养牛者对损害负有责任。如果他将牛群的牛从2头增加到3头，他须追加年成本3美元。在确定牛群规模时，他就须将此3美元与其它成本一起纳入核算考虑。也就是说，除非追加的牛肉产出（假定养牛者宰杀牛）价值大于其相应成本以及附带增加谷物的损失价值，否则他不会扩大牛群。当然，如果利用狗、放牧人、飞机、步话机和其他办法可减少损害，也只有在其成本低于免于损失的谷物价值，这些方法才会被采用。假定圈围土地的年成本为9美元，养牛者希望有养4头或更多的牛，假定没有其它更便宜的方法可达到同样目的时，他愿支付这笔费用。当栅栏围起来后，损害责任的边际成本为零，除非牛群规模扩大到不得不加固并花费建造更大的栅栏，因为同一时间内可能会有更多的牛在“破坏”栅栏。但是当然，对养牛者而言，像以上数字例子中当牛群只有3头牛或更少一些时，不设栅栏而支付谷物的损失费也许更加合算。
人们可能会想，若养牛者支付所有谷物损失，那末如果养牛者将要影响到邻近土地农夫将会增加种植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先前谷物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出售，边际成本等于已种谷物数量的价格，生产的任何扩张都会减少农夫的利润。因为在新的条件下，存在谷物损害意味着农夫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的谷物量将减少，但既然养牛者将为破坏的谷物支付市场价，所以农夫从既定产量中得到的收入不变。当然，如果放牛通常不可避免有谷物破坏，因此养牛业的成长将抬高谷物的价格，那时农夫就会扩大种植。不过，我只想将注意力限于单个农夫的情况。
我说过，养牛者占据邻近土地不会促使农夫增加产量，确切地说是种植量。实际上，若要说养牛会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它只会减少种植量。理由是，就既定的某块土地而言，如果遭破坏的谷物价值是如此之大，以致于剩下未坏的谷物销售所得不足以弥补耕种该块地的总成本，那么对于农夫和养牛者来说，达成一笔交易即不在此块土地上开荒耕种将是有利可图。一个算术例子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假定起初耕种某块土地收获谷物价值为12美元，耕种成本为10美元，净收益为2美元。为简明起见，假设土地为农夫所有。现在假定养牛者开始在毗邻的土地上经营，谷物损失的价值为1美元。在此情况下，农夫在市场上销售谷物获得11美元，因蒙受损失得到养牛者赔偿1美元，纯收益仍为2美元。现在假定养牛者发现扩大牛群规模有利可图，即使损害赔偿费增加到3美元也不在乎，这意味着追加牛肉生产的价值将大于包括2美元额外损害赔偿费在内的追加成本。但是，现在总的损害赔偿支出是3美元。农夫耕种土地的净收益仍是2美元。如果农夫同意不耕种的损害赔偿不超过3美元，那末养牛者的境况就会得到改善。而农夫只要赔偿费用超过2美元就会同意不耕种。显然，农夫放弃耕作且双方都满意的讨价还价余地还是有的①。然而，同样的观点不仅适用
①本文在论述中假定要么是种植谷物要么是完全放弃耕种。但是，其实也无须如此（严格，译者）。有些谷
于农夫耕作的整块土地，而且也适用于任何分成小块土地的情况。举例来说，若牛有相当固定的行走路线比如通向小溪或树荫地带。在此情形下，沿路两旁的谷物损害量也许较大。若是如此，农夫与养牛者将发现，农夫放弃耕种此狭长土地的交易将使双方均能获利。
然而，这可能引至其它的情况。假定牛有一条相当固定的路线，再进一步假定耕种这一狭长地带所获谷物价值为10美元，但耕种成本为1l美元。没有养牛者的情况下，土地就会荒芜，然而，当出现养牛者之后，如果耕种这块土地，所种谷物很可能会被牛损坏。在此情形下，养牛者将被迫支付给农夫10美元。诚然，农夫会损失1美元，但养牛者则损失10美元。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不愿看到这种结果。农夫的目的是要养牛者赔付其同意不耕种。农夫获得的赔偿不可能高于用栅栏土地的成本，同样也不可能使赔偿金高到迫使养牛者放弃使用邻近的土地。实际赔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是，由于赔付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块土地，同样其也不会随牛群规模变化而改变，因而如此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而仅仅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分配。
我认为，很清楚如果养牛者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责任，而且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在计算牛群规模的附加成本时则就须考虑别处产值的减少。该成本将与牛肉生产的增加价值相权衡，给定养牛业完全竞争，那末养牛方面的资源配置将是最佳。需要强调的是，通常案例情况中养牛者纳入成本核算的别处产值下降，很可能低于牛对谷物的损坏。这是因为市场交易的结果可能导致土地耕种不再延续。任何情况下，如果牛对谷物的造成了损坏且养牛者也愿意支付赔偿费，且其金额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费用支出，那末上述结果（即，不再延续耕种，译者）总是可能实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农夫使用该土地的费用支出应等于该土地上生产要素的总产值与其在次优使用状态下的附加产值之间的差额（即农夫必须支付的要素费用）。若损害超过农夫使用土地的支出，则要素在别处使用带来的产出增加将超过纳入损害因素后该土地的总产出。如此人们就将会放弃耕种这块土地而将各种要素释放到别处的生产中。程序上仅要求养牛者赔偿谷物损坏但不涉及可能的耕种停止，终将导致养牛业中生产要素雇佣过少而谷物种植业中生产要素却又过多。但如果存在市场交易，则对谷物的损害超过土地租金的情况不会持久。不论是养牛者支付给农夫一笔钱让他放弃土地耕种，还是养牛者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一笔稍高于给农夫交付的租金（若农夫自己也正出租土地的话）租下土地，最终的结果都一样，都将会实现产出价值的最大化。即使农夫被引诱种植谷物而其在市场上销售却又无利可图，这也纯粹是短期现象，而且可期农夫与养牛者将达成一项停止种植的协定。养牛者仍将留在原地，肉类生产的边际成本依然如故，因此，对资源配置并无任何长期影响。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现在，我转向分析此种情况，即虽然假定定价制度平滑运行（即无成本），但企业对造成的任何损坏都无须承担责任。这些企业不必对其行为造成的损害赔付。
我旨将说明，这种情况下的资源配置结果与企业必须负损害赔付责任并无二致。由于前例中已经证明了资源配置是最优的，因而无须再重复这部分的论述。
回到农夫与养牛者的例子。农夫的谷物损失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将增加。假设牛群内有3头牛（这也就是若不考虑谷物损失时牛群的规模）。如果养中者将牛减为2头，农夫最多可支付3美元；如果减为1头，则最多可支付5美元；如果减为零，则可以是6美元。因此，如果养牛人将牛群规模定为2头而非3头，那末他就可从农夫处得到3美元。因而，逝去的
物可能不易被牛损坏，当然这还是不如没有损害的情况下那样有利可图。因此，如果新谷物能给农夫带来1美元而非2美元的收益，并且原规模牛群下对原谷物造成3美元损失而对新谷物只造成1美元的损失，那末对养牛者来说，支付任何低于2美元费用（因为这将使损害责任从3美元减少到1美元）促使农夫变换谷物品种，便是有利可图的；对农夫来说，如果其得到的金额超过1美元（因为改变谷物种植品种将引起收益减少），也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实际上，只要谷物品种改变而减少造成的损失多于谷物价值的减少（不包括破坏的），就肯定存在双方都满意的讨价还价余地——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耕种的谷物变更都将引起产值的增加。
3美元也应是增加第3头牛的部分成本。不论养牛人为增加第3头牛而付出3美元（如果养牛人得负责赔付农夫的谷物损失），还是他选择不多养第3头牛而得到3美元（如果养牛人对无须赔付农夫谷物损失），都不会影响最终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3美元都是增加第3头牛成本的一部分，将与其他成本一并纳入考虑。假如牛群规模从2头增至3头，养牛产值的增加超过引至的成本增加（包括支付3美元谷物损失费），那末牛群规模将扩大。反之则反是。无论养牛者是否对谷物损失负责，牛群规模都将一样。
有人可能会争论假定出发点为3头牛未免有点武断。确实如此。但若养牛者无法破坏谷物，农夫也不愿花钱避损。举例来说，农夫的最高年支付不能超过每年9美元的栅栏土地成本。而且也只有当农夫收入不至于下降到得放弃耕种此土地的水平时，他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进而，也只有当农夫相信，若不进行支付牛群规模将维持在4头或更高的水平，他才愿支付此费用。假定情况确实也是如此。若养牛者将牛减至3头，农夫最多愿付3美元；如果减至2头，则最多愿付6美元；如果减至1头，则是8美元；如果完全放弃养牛，则是9美元。将会发现出发点的变化并无改变养牛者将牛群减至任何既定规模而增长的金额支付。若养牛者同意将牛从3头减至2头，他仍旧将从农夫处获得额外的3美元，这3美元也仍旧表示增加第3头牛将造成谷物毁坏的价值。虽然农夫认定（不论是否正确）若没有对养牛者付费，其将维持的牛群数目实际有一些差异（即农夫认为若没有对养牛者付费，后者也不会将牛群维持到最大规模或对这个最终规模有所异议，译者），也许会影响他愿意支付的总费用，但实际上，这种偏差并不会对养牛者将实际维持的牛群规模有任何影响。如果养牛者必须赔付牛造成的谷物损失，结果仍还并无二致，因为从既定数目（牛数，译者）中失去的收入就是等于（维持到，译者）同一数目所需的支付。
人们可能会认为，一旦交易达成，为了使农夫总支付增加，养牛者就有欲于增加超出其原所欲维持的牛群规模。这也可能是确有其事。这与（当养牛者必须赔付谷物损害时）农夫行为的本质完全一样。由于已与养牛者达成赔付协议，农夫还是会在此后商议放弃耕种的土地上种植（若无养牛影响本身完全不耕种的土地亦是如此）。但这种策略调整也只是双方协定的初步情况，并不影响长期的均衡结果。即不论养牛者是否对牛破坏谷物负责，均衡结果均是同一。
有必要知道损害方是否应对破坏负责，因为若没有权利的初始定界，就不存在权利转让和重新组合的市场交易。但是，若假定定价制度的运行无须成本，最终的结果（产值最大化）将不受法律决定（legal position）的影响。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工商业活动的有害影响可谓形形色色。英国早期的一个案例讲述的是一幢建筑物阻碍空气流通，从而影响一座风车的运转①。最近在佛罗里达州的一个案例涉及一幢房子的影子影响到毗邻旅店的小屋子、游泳池和日光浴场区域②。虽然前两节详细分析的走失牛群与谷物损失的例子似乎是有些特殊，但实际上却是不失为形式多样的此类问题的一个典型例证。为了澄清本文观点的实质以及证明其普遍适用性，我将着手分析四个实际案例以对此作出新的说明。
先看“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Sturge v.Bridgman）”③，我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用此案例说明此类一般问题。此案中，某糖果制造商（在辉格莫尔街（Wigmore Street））生产中需使用到两个研钵和杵（一个在该地已使用了60多年，另一个则使用了26年）。接着某医生迁入其邻近房屋内（在文普洱街（Wimpole Street））。在医生搬入新隔壁住宅的头八年，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对医生一直并无什损害，直到医生在花园尽头紧挨
①参见《盖尔论地役权》（Gale on Easements）p237一39(第13版，M.博尔斯（M. Bowles）编，1959）。
②参见Fontainebleu Hotel Corp.V. Forty－Five，Inc., 114So. 2d357（1959）。
③11 Ch.D. 852（1879）。
制造商炉炊处造了一间诊所，情况便不复如此了。医生发现糖果制造商机器的噪声和震动使他难以再利用他的新诊所，“特别是……噪声妨碍他用听诊器①检查病人的肺部疾病。他还发现在此无法开展任何需要思考和集中精力的工作。”医生于是便提出诉讼，要求糖果制造商停止使用机器。法院爽快地发出了医生所要求的禁令。“严格贯彻本判决所依据的原则会给个人带来痛苦，但是，否定该原则将导致更多的个人痛苦，同时还不利于此土地开发为住宅用途。”
法院确立了医生有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其机器设备的权利。但是，当然原本也还可能可以设想通过双方当事人的讨价还价，亦实现更改法院的安排。倘若糖果制造商愿支付给医生一笔钱，且其数目大于医生将诊所迁至成本较高或较不方便的地段所带来的损失，或超过医生仍在此地看病但收入减少的损失，另一个可能的建议或是高于建造一堵墙以隔开噪声与震动所花的成本，医生本也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利让制造商生产照旧。制造商也会愿意如此行事，倘若其对医生的付费少于改变原地的生产方式、放弃生产、或搬迁它处所需的费用。该问题解决办法的本质在于继续使用机器给制造商带来的收入增加是否超过给医生带来的收入减少②。但现在考虑此案糖果制造商胜诉的情况。那末他将有权继续使用有噪声和震动的机器却不必支付给医生任何赔偿费。于是，情况就正好和原来反一反了：医生将不得不付钱给制造商使他停止使用机器。倘若机器继续使用，医生收入的减少要大于制造商收入的增加，那末显然双方之间还是有讨价还价余地，即便由医生向制造商付费换取其不再使用该机器。这也就是说，原来无须对制造商继续使用机器付费，并且还得赔偿医生因此所蒙受损失的情形（如果医生有权不让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将就变为医生从自身利益出发付钱给制造商以促使其不再使用该机器（如果制造商有权继续使用机器）。此案的基本情况与牛损坏谷物的例子完全相同。若市场交易的无须成本，法院有关损害责任的判定对资源的配置并无影响。诚然，在法官们看来，他们正在影响经济系统的运行，使之朝己所意欲的方向。任何其它判决“都将对住宅土地的开发产生不利影响”，该论点已在荒芜土地的打铁铺（冶炼厂）的例子中详细阐述，后来该土地就开发为住宅用地。法官们的观点认为他们正在解决土地如何利用，也只有在必要的市场交易的成本超过权利的任何重新安排所能得到的收益时，才是正确的。而且，也只有当住宅便利的价值超过损失诸如钢铁、板砖等的价值时，保持某区域（文普洱（Wimpole Street）或荒地）作为住宅或其它专门用途（通过禁令赋予非工业使用者以消停噪声、震动和烟尘污染等方面的权利）才是人们所意欲的。但法官们对此似乎并不了解。
“库奇诉福布斯案（Cooke v. Forbes）”③是进一步说明此问题的另一个例子。在编织可可果纤维草席时，有一道工序是将草席浸在漂白剂里，然后取出晾干。来自某制造厂的硫酸氨气体会使光洁的草席变暗变黑，原因是漂白剂含有氯化锡，当它受到硫化氢的影响时，就会变成黑色。原告企求发布禁令让工厂停止排放硫酸氨气体。被告律师抗辩说，“如果原告不使用……某种特定的漂白剂，他们的草席纤维就不会受到影响；他们的生产工序是不正常的，与商业惯例不相符的，甚至会对他们自己的纤维造成损害。”法官评论到：“……一个人有权在自己财产上安排某一生产工序，不论使用了氯化锡或是其他金属染料在这种工序中他，这在我看来似乎是再直白不过了。但其邻人却无权随意排放气体，以干扰他的生产。如果可以溯源到邻人，那末我很清楚，他显然有权来此要求消除此种损害。”但事实上，损害纯属意外或是偶发的，若采取谨慎的防范措施也无例外风险，禁令就不再需要了，最终原告只落得企盼破坏行为发生，若这即为其本所欲。我不知道此案例后续发展如何。但很清楚，其本质上与“斯持奇斯诉布里奇曼案”的情形相似，只不过可可果纤维草席制造商不一定能得到禁令，但却不得不受到硫酸氨制造商的损坏。对这种情况的经济分析与牛损害谷物的情况完全无二致。为了避免损害他人，硫酸氨制造商可以加强预防措施或搬至他处，但随便哪种方法都会增加他的成本。他也可以选择支付赔偿费，如果赔偿费少于为避免损害他人而导致的成本的增加。于是，他所支付的赔偿费就成了硫酸氨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当然，也正如
①听诊就是用耳朵或听诊器来听，从声音诊断病人身体状况。
②注意，在允许改变生产方法、地理位置和生产特征等之后，需要纳入考虑的问题是由此造成的收入变化。
③L.R.5 Eq.166（1867－1868）。
法律程序中提出的，倘若通过改变漂白剂（假定这将增加草席制造商的生产成本）可以消除这种损害，并且其成本的增加少于其它方面的损失，如此，两家厂商可能达成一项双方都满意的交易方案即使用新的漂白剂。倘若法院的判决草席制造商败诉，即意味着他不得不蒙受破坏却又得不到赔偿，但最终的资源配置还是不受影响。如果硫酸氨制造商愿意停止制造硫酸氨，那末草席制造商将愿意支付给硫酸氨制造商一笔费用，其在量上应该等于硫酸氨制造商成本的收入减少量（成本或损失的增加）。该收入损失则仍旧是硫酸氨制造商（应该是草席制造商，译者）的生产成本。此案例就分析意义上确实完全等同于牛的例子。
“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Bryant v. Lefever）”①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令人闹心的烟尘问题。在此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大体相同。
1876年之前，原告可以在他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维持老样大概有了三四十年。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重盖新屋。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大大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每当原告生火，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竖立了剁墙和房顶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致。陪审团初步裁定原告获得4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此案接着转到地区法院，原有判决被推翻。布拉姆韦尔（Bramwell）法官争辩说：
……据说，陪审团已发现被告的所作所为对原告房屋的产生了侵害。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毫无疑问，侵害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被告引起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引至侵害的事，他们的房子和木材也无甚害。恰恰是原告自己引起了破坏，因为他在烟囱里生火而烟囱又置于离被告的墙过近的地方，于是烟无法消散只有倒灌入室内了。一旦原告不生火，一旦他将烟囱挪个地方，一旦他将烟囱造得再高些，讨厌的烟不就没了。那么，是谁招来讨厌的烟呢？显然是原告。如果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后建房，毫无疑问这是原告引起的；而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之前建房，实际上亦是如此。但是（同样的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被告惹出讨厌的烟，他们也是有权如此的。如果原告除了毗邻被告的房屋建房和在房上堆木材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通气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利就从属于被告的了，而且虽然被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造成了对原告的侵害，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责任。
并且，科顿（Cotton）法官还说：
此处我们发现被告房墙的耸立确实不论理解上和现实上都干扰了原告屋内居住者的舒适感，而且据说被告得对侵害需负责。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被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任何烟尘和有害气体送进原告屋内，而是以某种方式阻断了原告房子烟尘的出路，对此……原告并无法律权利。烟是原告自己弄的，也真是它弄的自己不舒服。除了他有……权以特定的方式处理这些烟而被告干涉了原告对此的处理，否则他不能起诉被告，因为烟是他自己引起的，而对此他自己却又未有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这才让原告自己很是恼火。这好比某人试图通过下水道将自己土地上的污水排放到邻居上地上一样，在使用者取得权利之前，邻居可以堵塞下水道而无须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无疑，对产生污水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这会引起很大不便。但是，他的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且他对可能引起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污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清除污水。
我不欲再次论证不论法院如何判决，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对当前困境的改善（以将木材置于它处的成本或增高烟囱的成本等等为评判条件），最终的结果都将完全相同，因为有关牛的例子和前两个案例的详尽讨论中已充分阐释了此点。我所要讨论的是地区法院法官的辩论，即讨厌的烟不是由造墙者引起，而是由生火者招致的。该情况的奇特之处在于蒙受烟尘妨害的正是生火者而非其他第三者。因为所讨论问题的核心关键正在于此，所以并不能说此事无关痛痒。究竟谁引起了令人不快的烟尘？答案似乎不言而喻的，烟正是由造墙者和生火者共同引起的。给定生火前提，若无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而倘若有墙，则不生火也就
①4 C.P.D. 172（1878－1879）。
不会有烟尘妨害。随便拿掉墙或生火二者之一，烟尘妨害就没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两者在决定是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必须将烟尘妨害产生的不适纳入成本核算。而且如有可能市场交易，实际发生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烟囱冒烟户将可能愿意支付给造墙的邻居一笔钱，其金额大小大体是等于消除烟尘妨害的价值，因此，这笔钱也就成了修建高墙和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法官的论点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也只有在假定墙壁是既定不动要素时才正确。法官的判决仅是确立了建造高墙人的造墙权。倘若烟囱里冒的烟还对木材有损害，那末此案就更有趣了。那时，造墙者就蒙受损失，此案就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很是相似了，且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尽管事实上直到木材所有者建起高墙后损失才发生，但生火者还是需赔付后续的木材损失。
法官们断定了法律责任，但这不应使经济学家混淆其中内含经济问题的本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中，的确没有牛群就不会有谷物损失；但同样，未有谷物也就无谓谷物损失了。倘若糖果制造商不开动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倘若医生不在此特定地点设立诊所，那末机器也就没有扰及任何人了。硫酸氨制造商的排烟熏黑了草席，但倘若草席制造商不恰在该地晾草席又恰好使用此种特定漂白剂，那末也不会有任何损害了。如果我们讨论非得探究因果，那双方当事人均是损害的始作俑者。但若我们的目标是资源的最优配置，那末双方当事人行动时就需将可能引至的不良影响（即妨害）纳入核算。如前所述，平滑运行的定价系统的美妙之处正是在于，不良影响导致的产值降低都将自动转为双方的成本。
“巴斯诉格里高利案（Bass v. Gregory）”①是最后一个阐释此问题的极佳例子。原告系乔利·安格勒斯（Jolly Anglers）酒吧的所有者和承租人。被告拥有一个小别墅附带一庭院毗邻乔利·安格勒斯酒吧。在酒吧下有一辟于石间的储酒地窖。酒窖经由一个洞或斜井样的渠道通至一个位于被告庭院的旧井。因而，此井则就成为酒窖的通风管道。酒窖“在酿酒过程中一直有着特殊用途，若不通风则无法酿酒”。诉讼的起因是被告将一个栅栏从旧井口移走，“以便使得酒窖中的空气无法从井口散发……”。依照案例报告，是什么推动被告如此行事已经无从确知。也许，“酿酒过程中会挥发出某种气味，沿井扩散至上面的空气中”，而他对这种气味却又是极其反感。无论如何，他偏好于将庭院里的井堵上。法院首先须确定酒吧老板是否拥有空气流通权。若他们享有此权利，此案将明显有别于“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前已考察过）。然而，这对分析此案也并未造成多大困难。在此案中，空气流通仅限于“严格设定的通道”，而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所涉及却是“所有人必须的正常空气流通”。法官因此认为酒吧所有者享有空气流通权，尽管“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私房所有者却无此权利。经济学家可能倾向于加上一句“空气流通还不都是一样的”。然而，此阶段论争中需要确定的是存在合法权利，而非明确酒吧所有者拥有此权利。但有证据表明，酒窖连通旧井的通风管道已存在四十余年，旧井作为通风管道必然为庭院主人孰识，因为一旦空气排出就已经有酿酒的气味。根据“过去授权（lost grant）”法则（即盎格鲁－撒克逊司法传统上的一个原则，即认为若某事物长期以来一直持续置于某主体领有之下，那末可推定其得有此合法授权，译者），法官判定酒吧主人拥有此项空气流通权利。“过去授权”法则认为“若可以证明某项法定权利已经存在并持续行使多年，则法律得认定此权利有合法来源。”②为此，别墅和庭院的主人就不得停止旧井使用，只能忍受酿酒的气味。
对经济学家来说，法院判定合法权利时给出的理由似乎常常却是如此奇特怪异。因为在
①25Q.B.D. 481（1890）。
②人们也许要问，糖果制造商案中该制造商使用研钵已60多年为什么却不适用过去授权法则。答案是：医生在花园尽头建造诊所之前一直都不存在任何侵害问题。因此，侵害并未持续多年。确实，糖果制造商在书面陈述亦提及，“30年前一度也有一个病妇住在毗邻的房屋，要求他若有可能的话早晨8点前不使用研钵。”而且，有证据表明，是花园墙壁本身易受震动影响。但法院很轻易就驳倒了该论证：“……尽管震动存在，但很轻，而且病妇的抱怨（如果可以称之为抱怨的话）……微不足道，以致于……被告的行为从法律上或按照衡平法原则均不足以构成任何诉讼”（11 Ch. D. 863）。这就是说，只有医生建诊所之后，糖果制造商才开始有侵害的事实。
他们看来，法院判决援引的诸多因素于主题均无多大干系。也正由如此，许多被经济学家视为完全相同的情形，法院处理的方式却又孑然有异。所有涉及有害影响的案例中，经济问题都只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在“巴斯诉格里高利”案中，经由旧井的新鲜空气方便了啤酒酿造，但排出的污浊空气却让邻居觉得不快。经济问题则是要在以下二者中择其一：或是低成本的啤酒匹配毗邻房屋主人的不适，或是高成本的啤酒辅予邻人舒适感增加。在回答此问题时，若说“过去授权”法则切中主题还毋宁说法官眼睛的颜色也至为重要。但应该记住，法院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确定谁有权作什么。市场交易总是可能修改权利的初始划界。当然，倘若市场交易无成本，那末只要能够导致产值增加，权利的重新安排总会发生。
六、考虑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形
迄今为止所有的论证都假定（第三、四节明确给出，第五节也暗含如此），市场交易无成本耗费。当然，此假定很不现实。为了进行市场交易，就必须发现交易的对手，告知交易对手交易条款，通过谈判达成交易，起草交易契约并督促保证契约条款的履行，等等诸如此类。通常，这些操作耗费颇巨，足以使得许多原本在定价系统运行无须成本的世界可能的交易在此遭到抑制。
前几节中，考察市场渠道重新安排法权（legal rights）时，我们都论争到，只要能够实现产值提升，通过市场就总能实现这种安排。但此处是假定市场交易无成本。一旦将市场交易成本纳入核算考虑，那末显然只有当法权重新安排导致后续产值的增长大于其所需成本时，重新安排才得以进行。当（重新安排）的收益小于其成本时，那末令行禁止（或有关禁令将颁布的知识）和损害赔付责任，只能导致许多原本在无交易成本条件下的行动，这时不再继续（或从一开始就不能开展）。这种情况下，初始法权界定确实会影响到经济系统运行的效率。某种权利安排可能可以实现最大产值，但除非其恰好就是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安排，且市场通过更改或重新合并组合权利得到类似结果所需的成本大到让最优权利安排及相应的最大产值均无法实现。界定法权过程中的若干经济问题将在下一节将讨论，本节中我将把权利的初始划界和市场交易成本视为既定。
显然，若是一种新的经济组织形式相比于市场方式实现相同结果而花费却更少，其将使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已解释的，企业就是作为替代市场交易组织生产的代表①。企业内部，个人与种种协同生产要素之间的谈判消失了，市场交易被管理决策取而代之。进而生产的重新安排则无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将其土地投入于各种用途时，都已经综合考虑了不同行为用途之间的相互作用对土地整体净产值的影响，为此，省去了不同行为活动之间不必要的讨价还价。一个大宅子或同一地区内几栋毗邻地产主人的行为方式也大体如此。事实上，按照我们前面的术语就是，企业兼取了各方的法权，行为活动的重新安排则再非依照权利的契约式重新组合，而是管理决策的结果规定权利应当如何使用。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企业组织交易的管理成本总是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当某项契约特别难缔结，并且试图描述当事人同意作或同意不作的具体事项（比如，双方当事人可以发出或不得散发的具体某种气味、噪声及其数量），不可避免将涉及长篇累牍的细节描述，或者也可能长期契约正是双方所意欲的②，那末许多涉及有害影响的情形中，企业的出现或既存企业活动的扩展，并非个中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企业的管理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成本，活动重新安排收益超过企业的组织成本，企业解决方案才会被采纳。此处我无须再大书特书此种解方案的特性，因为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已对个中涉及的问题作了说明。
①科斯，企业的性质，4 Economica，New Series，386（1937）．重印于《价格理论阅读材料》（Readings in Price Theory），1952年，p331。
②有关理由在我早期的论文中已作了阐述，参见《价格理论阅读材料》337页，注14。
但是，企业并非此问题的唯一可能答案。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管理成本也可能很高，当单一组织控制安排众多活动时，情况尤为如此。标准的烟尘妨害例子中，影响将涉及从事各种各样活动的人，那末管理成本将高至使得任何企图在单一企业内解决此问题只能化为泡影。一种备择的办法是直接政府规制。政府并非通过创立一系列可在市场交易中调整的法权，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作什么或不准作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因此，政府（依靠成文法或更可能通过行政机关）在解决烟尘妨害时，可能规定某种生产方式能否使用（例如，必须安置防烟尘设备或不得燃烧煤或油），或者也可能将某类企业限定在特定区域（区域规制）。
一定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管理决策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由于同类企业的竞争，别人可能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组织类似活动，所以一般企业经营要受到种种制约；同时也还因为，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就总能够取代企业内部的组织交易。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就能完全避开市场，而企业却不可能。企业得同不同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签订市场协定。正如征兵或财产征用一样，政府同样也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这样那样使用。这种威权方式省去许多麻烦（对组织行动的人而言）。再者，政府亦可随心所欲地利用警察和其他法律执行机构以确保其规制实施。
显然，相比于私人组织（至少是无特殊政府权力的那种）政府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作一些事情。但政府管理机制本身并非无成本耗费，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进而，没有理由认为，由一个饱受政治压力影响而又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考核也同样容易范错的政府所制定区域限制规制，总能改善经济系统的运行效率。再者，此种一般规制却被强制应用于总多差异甚大的情形，但其中一些情况却明显不适用该措施。综上考虑可得直接的政府管制并不必然比市场和企业自己解决的更好。但同样也没有理由否定为何有时此种政府直接管制可以导致经济效率的改善。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中尤为可能，由于涉及人过多，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
当然，还有一种选择是，对问题置之不理。由于解决实际问题时政府管理机制主推的规制涉及的成本通常相当惊人（若该成本被视为政府涉入此类干预行为时所有可能影响那末就更为可观了），毫无疑问往往都出现政府规制有害行为是得不偿失。
本节对有害影响问题的讨论（考虑了市场交易成本）是极其有待于完善。但它至少清楚地表明问题是在于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以处置不良影响。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成本耗费，因而没有理由简单地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为此引入政府规制就是必要的。惟有耐心研究实际当中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处置有害影响问题，才可能得出令人满意的政策观点。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间人在联络各方中的作用，限制性契约的效力如何，大规模不动产开发公司存在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区域规划及其他规制行为的运行效果。我确信，经济学家以及决策者一般都倾向于高估估计政府规制的好处。但即使以上认识得到确证，其也仅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具指应在何处划界。在我看来，这似乎得通过详细比较不同的处置方式的实际结果如何。但倘若处置方式结果的考察是经由错误的经济学分析得到，那末就相当不幸了。本文旨在说明应用何种经济学方法处理此类问题。
七、权利的法律界定及有关经济问题
第五节的讨论不仅阐述本文的论点，而且概要提到了处理有害影响问题的法律方法。所举的案例虽说都发生在英国，但要选择美国的类似案例也轻而易举，且论证的特征也完全相同。当然，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所有问题（衡平法问题除外）就是各当事人的权利的充分界定以及法律行为本身易于预测。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种情形下，法院将直接影响着经济活动。因此，看来法院得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并在判决时将这些后果纳入考虑，只要这不会给法律本身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即使有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改变权利的法律界定时，显然也需要减少这种交易的必要性，从而减少进行此类交易的资源耗费。
尽管详细研究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前提条件是非常有意思，但我却也没有试图如此。
然而，粗略考据一番即可清楚发现法院通常也发现其判决的经济内涵影响，并也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而许多经济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进而，实践判决当中他们不断将此种经济影响与其它因素一起纳入考虑。有关此主题的美国作家对该类问题的阐述相比其英国同行要更加直白明确。因此，只需援引普罗瑟论侵权（Prosser on Torts，威廉.普罗瑟系著名现代侵权法研究者，其著作《侵权法手册》影响较大，译者），一个人可以
以对邻人的某种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作自己的事。他所经营的工厂发出的噪声和烟尘可能造成他人的某些不适，但只要在合理的界度内就无什关系。只有当从效用和所导致的有害结果来看（特意斜体显示）他的行为是不合理时，它才构成妨害。……正如小镇上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中所说的，“事情的效用决定了争端的解决”。
世界上总得有工厂、冶炼厂、炼油厂、有嗓声的机器和爆破声，甚至它们确实给毗邻的人们带来不便，为了大众利益原告也惟有忍受虽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①
标准的英国著述均未如此明确地指出效用与所导致的损害之间的权衡是判断结果是否有害的一个基本因素。但类似的观点，表述不那么坚定的，那还是可以找到的②。只有当有害结果相当明显或显著时法院才行事的原则，无疑部分地反映了几乎总是需要进行成本收益权衡这一事实。从个案报告中亦可看出，在决定是否颁布禁令或要求损害赔偿时，法官们心理其实也在盘算各自不同得失如何。于是，在拒绝制止新建筑遮挡视线行为时，法官说到：
据我所知，任何普通法的一般规则……说过，建筑挡住他人视线是一种侵害。如果真是如此，就不可能有大城镇了；并且我还必须禁止城镇里再建任何新建筑。……③
在“韦伯诉伯德（Webb v. Bird）”④一案中，据认定，校舍建在紧靠风车的地方，阻挡了空气流通，从而使得磨坊没法工作，这并不构成妨害。相反一个早期案例的判决似乎却又反其道而行。盖尔（Gale）评论到：
从伦敦的旧地图上，伦敦北部高地有一排风车。大概在詹姆斯国王时期，据认为若是建房过于靠近风车使其失去风力推动，那末情况就相当不妙，因为这将影响到城市的食物供应。⑤
第五节讨论的案例之一——“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一案中，显然法官是考虑了不同判决的经济后果。按照裁决所依据的原则，则将出现如下：
严格按照逻辑结果推演，现实实践中将产生诸多不便。若某人跑到诸如伯曼德赛（Bermondsey）的制革厂，或者到其它原本用于特定行业的或有噪声和有难闻气味的厂区，
①W. L.普罗瑟，《侵权法》（The Law of Torts），p398－99，412(1955年第二版）。所引用的有关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取之于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爵士(Sir. James Fitzjames Stephen)，《英国刑法概览》（A General View of the Criminal Law of England），p106（1890）。詹姆斯·斯蒂芬爵士没有给出援引，也许他事先已经知道斯威（Seavey），济滕（Keeten）和佘斯顿（Thurston）所著的《侵权法案例》（Cases on Torts）中给出的列科斯诉伦涅特案（Rex V. Ronkett），p604（l950）。类似普罗瑟的观点，可参见F.V. 亨普尔（F.V. Harper）和F.詹姆斯（F. James），《侵权法》（The Law of Torts），p67－74（1956）；Restatment，Torts 826，827 and 828。
②参见《文费尔德论侵权》（Winfield on Torts），p541－48(第六版，T.E.路易斯（T.E. Lewis）编，l954）；《塞尔蒙德论侵权法》（Saimond on the Law of Torts），p181-190 （第十二版，R.F.V.休斯顿（R.F.V. Heuston）编，l957）；H.斯芮特（H. Street），《侵权法》（The Law of Torts），p221－29，1959年。
③首席检察官诉多梯（Attorney Genertal V. Doughty）案，2 Ves. Sen. 453，28Eng Rep. 290（Ch. 1752）。请比较Prosser, 同前引，Supra n. 16 at 413 n. 54，所引的美国法官马斯曼诺的话：“没有烟尘，匹兹堡仍还是个美丽的小山村，”参见沃塞丽斯. 巴若夫诉麦克基斯伯特媒和焦炭公司（Versailles Borough v. McKeesport Coal＆Coke Co.），1935，83 Pitts. Leg.J. 379，385。
④10 C.B. (N.S．）268，142 Eng. Rep．445（1861）;13C.B.（N.S.）841，143 Eng. Rep．332（1863）。
⑤参见《盖尔论地役权》（Gale on Easements）p238，注6，(第13版，M.博尔斯（M. Bowles）编，1959）。
在某空地建一幢住宅，不就让原来的贸易和制造业都得废止了。
法官回答说：
判定任何事情是否构成妨害，并不仅仅依靠对事件本身的抽象考察，还需要考虑其所处的具体条件。在贝尔格雷夫广场（Belgrave Square）是妨害的事，在伯曼德赛不一定就也是妨害。某具体区域被专门用以商人或工厂主按照已有方式从事开展贸易和制造生产，并不构成公共妨害。法官和陪审团将会正确地发现，或也可以授权去发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并非一种私人的和可诉讼的错误。①
能够确定的是，在判断某件事情是否构成妨害时，毗邻环境的特征肯定是有关系的。
讨厌车辆噪声就不要将屋子安在大城市中心。喜欢平和、宁静就不要呆在制造锅炉或蒸汽船的工厂区②。
呈现的图景则可形容为“法官的区域规划（planing and zoning by judiciary）”③。当然，有时在应用此标准时候也不免困难重重④。
“亚当斯诉厄赛尔（Adams v. Ursell）”⑤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例子。此案涉及一家煎鱼店，设在一个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区，但本身却又位于一个“从外表特征看就富裕的多”的房子旁。没有软炸鱼加土豆条（fish-and-chips，英国极其流行的一种外卖食品，译者）的英格兰就不再是英格兰了，因此这个案子显然也是极为重要的。法官评论到：
禁令是给被告和在他店里买食物的穷人带来不少困难。但这也决非意味着被告无法在邻近找一个更合适的地点作生意。同样也决非意味着，煎鱼店在某个地方是妨害，在另一个地方必然也是妨害。
事实上，禁止厄赛尔先生经营煎鱼店的禁令甚至还没有包括整条街都得如此。因而，他完全可以将店移到“从外面特征看较为贫穷”的住所旁。勿庸置疑，那里的住民将觉得可以方便买到软炸鱼加土豆条显然要比原告如此生动描绘的到处弥漫着油煎味、油污兮兮重要的多。倘若“附近没有其它更合适的地方”，那么此案就更困难了，判决也可能不同。让那些“穷人”拿什么来吃呢？没有英国法官会说：“就让他们吃蛋糕吧。”
许多案件中法院并非总是很明白地提到所涉及的经济学问题。但在解释诸如“合乎情理的”或“通常或平常用途”此类词语时，他们似乎可能已经意识到当下考察问题的经济方面，可能多半无意识或肯定相当不明确的如此。地区法院对“安德烈亚诉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Andreae v. Selfridge Company Ltd.）”⑥一案的判决似乎是这方面最恰如其分不过的例子了。此案中，某旅馆（位于辉格莫尔街）建在一岛型地（island site）上，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获有此岛地余下部分土地，公司将原有建筑物拆除就地再建一个自己的旅馆。拆房的噪声和灰尘使旅馆顾客锐减，旅馆主人于是提起诉讼要求塞尔弗里奇公司赔偿损失。初审法院判定旅馆获得4500英镑的损害赔偿。接着，此案被上诉。
①11 Ch.D.865（1879）。
②《塞尔蒙德论侵权法》（Saimond on the Law of Torts），p182，（第十二版，R.F.V.休斯顿（R.F.V. Heuston）编，l957）。
③C.M. 哈尔（C.M. Haar），《土地利用规划：城区土地的利用、误用和重新使用案例集锦》（Land-Use Planning，
A Casebook on the Use，Misuse，and Re-use of Urban Land），p95，1959。
④参见，比如，拉希门诉保尔苏和艾尔菲有限责任公司（Rushmer v. Polsue and Alfieri，Ltd），（1906）1 Ch. 234，此案涉及一个处于闹市区但却难得安静的房子。
⑤(1913）1 Ch. 269。
⑥（1938）1 CH.1。
初审法院为旅店主人找回公道的法官说道：
我并不认为被告原处的所作所为是属于通常或正常使用自家土地或房屋。在我国，挖地60英尺深，然后其上耸立用柳钉固定的钢结构，定是非比寻常。……我想，在我国像被告那样对一块地作第二次经营作业，即拆除他们所有需拆除的房屋也并非使用土地的通俗惯常方法。且依我看来，其中有五至六所房屋还可用气锤拆除。
威尔弗雷德·格林爵土（Sir Wilfred Greene）在为地区法院辩护时，首先注意到：
当进行诸如拆除、重建此类暂时性作业时，由于不可能没有一丁点噪声和灰尘，所以任何人都不得不忍受不同程度的不适。因而，奉行干预规则时必须考虑此限制条件。……
接着，针对先前的判决他说到：
我很尊重这位学识渊博的法官，但我认为他处理此问题的角度欠妥。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说……被告公司在作业中使用的具体拆除、挖掘、重建方式本质上不正常或罕见，致使工程作业没法达到施工作业要求。我似乎觉得，规则提到的土地的惯常通俗使用，并不意味着土地使用或在其上建房的具体方式就得通过某些方法一劳永逸地固定下来。时光流逝，新的发明和新的方法使土地得以更有效益地使用，要么上天，要么入地。按照其它观点，是否事关人道要求并无多大干系，但要紧的是这是正常利用土地的范围之内；使用自己土地建房时，应建成什么样子、地基多深、高度如何才为合理，需就当时情况和发展而定。……旅馆的客人很不好留。来此旅馆的人们已经习惯其宁静的后院，再来后结果发现拆房建房弄的满满当当，很可能就会认定这座旅店的某些神韵已不复存在。这对原告来说是天大不幸。但倘若被告作业中并无过失，虽然拆建过程中不可避免还有噪声，但他们已经尽力应用了合理技术，采取合理的防范措施，以防对邻居有所妨害，这样，由于缺少了安静开阔的后院，即便原告失去了所有的顾客，她也没有理由抱怨。……（但那些）说他们影响了邻居的舒适也是正当的，因为作业合乎常规，也倏忽平常，同时也依照具体的责任要求采取适当的、合乎情理的技术和防范措施……。按以下说法那态度就不对了，即“没人抱怨，我们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他们的责任是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将可能妨害减至最低。他们决不能如此回答：“但这将意味着我们得放慢工作节奏，不能按照我们喜欢的那样去作，或者说这将使我们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所有这些都是常识意义上和程度上的问题。而且很清楚，仅仅为了防止给邻人带来不便，或禁止给别人带来成本或麻烦，期待人们会由此工作步调放慢不以，花费增加不少显然不合常理的。……在这个案例中，被告公司的态度似乎就是一直作到有人抱怨为止。进而言之，倘若被告公司的作业与邻居的舒适确有冲突，往往公司只会服从自己想法和己方便利加紧工作步调，那……就没有履行使用合理保障和合适技术的义务。……结果将是……原告蒙受了一种可诉讼的妨害。……基于以上原则她有权得到切实的补偿，而非仅仅是名义上的安慰。……但在计算这笔饯时，……我并没有考虑任何顾客减少，……虽然这可能归因于旅店后面工程作业造成的不愉……
结果，损害赔偿费从4500英镑减到1000英镑。
迄今为止，本节所讨论的是法院对有关普通法中的妨害问题的判决。由于法律规定影响，该邻域的权利界定也随之而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认为，该领域政府活动的目标扩展妨害法的范围，把不被普通法认定是妨害的活动也纳入妨害活动的考察中。而且勿庸置疑，有些法规（如公共卫生法案）便有如此效果。但并非所有的政府立法都是如此。此领域内的许多立法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工商企业免受众多个人的权利主张。那些个人个个因企业行为而受到损害。因此，还存在着一长窜的合法的妨害。
霍尔斯伯利（Halsbury）的《英国法律》（Law of England）将此种情况简单概括如下：
当立法机关指定无论如何某件事都得办，或出于某个特定目的认定某工作就得在特定地点作，或授予旨在执行以上任务的权力时，虽然具体施行方式还留待自个判断，但是已经不存在普通法意义上的妨害或破坏，因为所有一切都是法律规定的执行结果。不论引起损害的行为是出于公众目的还是为私人利益得到授权，情况均是如此。议会将一些权力授权给机关代为行使，于是由此机关制定的法规方案，比如按照贸易委员会的临时规定，就被视为是由
法律机关作出的。在没有玩忽职守的情况下，倘使存在某种方式可以使损害降为最小，但是仅仅由于其不同于法律规定，那末法律权力的执行机构就没有责任去这样作。
以下的例子将说明授权行为免于承担责任：
倘若法律权力执行机关并无玩忽职守，那末即使涉及诸如以下情况它都可以免于被起诉：河道、自来水管、排水沟和沟渠的水漫出后淹没了（人家的）土地；下水道散发出阵阵恶臭；下水道上方的马路塌陷致使污秽物四溢；铁路的震动和噪声；授权行动招致的火灾；符合法规要求用最著名的污水净化方法后排水仍旧污染溪流；电车对电话和电报系统的影响；掘土安置电车电极；授权作业进行的挖掘不可避免也让人烦恼；行车道上放置栅栏造成交通事故；沥青油流出四溢；街廊或人行道边上安全栅栏给临街住户进出带来的不便。①
美国的法律规定状况大体与英国相若，除了由于受宪法制约，立法机关就普通法认为是妨害，至少包括那些没有对受害者补偿的情况，拥有的授权权力有稍稍多些限制②。尽管如此，权力仍然存有影响，与英国的例子或多或少都一个样的案例也都能找得。与飞机场和飞机运营有关的案例中，此类问题（指立法机关授权，译者）尤为突出。“三角洲航空公司诉克西，而克西诉亚特兰大市政府”③（Delta Air Corporation V. Kersey，Kersey V. City of Atlanta）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克西先生买了块地盖了个房于其上。几年以后，亚特兰大市造了个飞机场，刚好就挨着克西的房子。据辨称：他的地产“在机场建造前，宁静且无外界干扰，是理想家居之所，然则机场运营带来的灰尘、噪声以及飞机的低空飞行却都使此处再不适合安家”。案件报告中甚至引述众多具体妨碍细节以形容事态的严重性。法官首先援引了早期的“萨瑞雪诉亚特兰大市”（ Thrasher v. City of Atlanta）案④。此案中，必须注意的是亚特兰大市已明确得到建造机场的授权。
根据此特别授权，航空营运不仅被视为一个经法律许可的商业，而且还是事关公益的企业。……所有按法定方式使用（机场）的人都享有市政当局特别授权的保护和豁免。飞机场本无害，但建造和经营飞机场的方式却将可能使其致害。
既然飞机场是经法律许可事关公益的行业，而且机场的建造是法律授权的，法官接着援引了“乔治亚铁路和银行公司诉马德克斯（Georgia Railway and Banking Co. v. Maddox）”案⑤。该案写道：
修建铁路终点站调车场以及建在何处都已经由法定权力授权，倘若建造和营运得当，就不能判定为妨害。相应地，调车场惯常必要因而也是合适的使用和运营，给调车场附近住民带来的损害或不便，包括火车头发出的噪声、汽车的隆隆声、震动、烟雾、灰烬、烟尘等等，都只不过是特许授权的必然伴随物，皆不能算妨害。
据此，法官认定克西先生所抱怨的噪声、尘埃“可视为是该机场的正常运营的必然伴随产物，为此则就不构成妨害”。但是低空飞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
……能否说飞行……高度如此之低（仅在克西家上方的25至50英尺处）因而立马将威胁到……生命和健康……是飞机场的必然伴生物呢？我们并不认为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没法解释为何该市不选择一个足够大的土地区域……进而则就无须种低空飞行，……为了公
①参见30卷，豪尔斯伯利（Halsbury）的《英国法律》（Law of England），p690-91（1960年第三版），政府当局和政府官员条款。（豪尔斯伯利于1885至1905年间（1896以及1892－1895有间断）曾任英国上议院大法官，《英国法律》是一部以其名字命名的有关英国法律的辞典式论著，涵盖英国历年普通法的案例更新以及法律机关颁发的法律规定，定期更新，大概有70卷文本，按照字母排序查询，译者。）
②普罗瑟，同前引421页的注16；亨普尔和詹姆斯，同前引，86－87页的注16。
③乔治亚洲高等法院（Supreme Court of Georgia）. 193 Ga. 862，20 S. E. 2d 245 (1942）。
④178 Ga. 514，173 S. E. 817（1934）。
⑤116 Ga. 64，42 S. E. 315（1902）。
众方便，邻近的地产所有者必须忍受机场正常运营产生的噪声与灰尘，但就法律观点看，倘若这种不便不是机场正常、恰当建造和营运所需，那末私人权利就得优先。
当然，这是假定亚特兰大市大可停止低空飞行，并且机场也能继续正常营运。因而，法官又补充道：
种种迹象表明，导致低空飞行的条件可以改变，但从诉讼审理看，飞机场仍继续目前运营作业情况，这对公共利益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也可以说原告申领禁令被否决。
另一起航空案例是“斯密斯诉新英格兰航空公司”（Smith v. New England Aircraft Co.）案①。法院审查了美国有关妨害合法化的立法，大体上讲，它与英国的有关法律规定明显大致相同：
政府立法部门在例行管辖权力时的正常职能在于，其一考察新发明的实际应用带来的问题和风险；其二为公共福利从整体角度出发尽力调整私人权利调和利益冲突。……也有……类似例子飞机产生的噪声、烟雾、震动、灰尘和难闻的气味对底下的土地有影响，但这些都已得到了政府立法部门的授权，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使土地贬值，但实际当中却也不能定为是对财产的犯罪，贬值损失也必须由土地所有者自己承担，并无赔偿或补救措施。若不是立法机关的裁定那些行为是法律许可的，那它们就已经算构成妨害了。这方面例子有，铁路营运带来的烟雾、震动和噪声侵害了毗邻的土地……工厂拉汽笛的噪声……；妨害的减除……；修建蒸汽机和高炉装置……；下水道、石油提炼和存储散发的呛人气味……
所有这些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并未意识到。当夜晚头顶呼啸轰鸣的喷气式飞机（公开授权，或是公营的）吵的他们没法入睡，而白天过路火车（公开授权，或是公营的）带来的噪声及震动又致使他们无法思考（或休息），地方污水处理站（公开授权，或是公营的）散发的恶臭呛得他们几乎没法呼吸，修路（毫无疑问是公共设施）造成堵塞又使得他们寸步难移时，神经和心灵都饱受困扰，于是他们就开始抱怨私人企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继而要求政府进行规制。
似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误解了所涉及情况的性质，相应地原本他们期望停止或减除的活动从社会角度看可能就是合理的。唯一的问题都只在于去除有害影响与让其继续之间的得失权衡。当然，政府经济活动范围的扩展往往也可能造成对此类妨害的保护过了头。一方面，政府可能以仁慈的眼光看一些企业，企业自己也努力让政府如此；另一方面，相比于私有企业，公共企业造成相同损害时总是被形容地更加令人舒服些。大法官阿尔弗雷德·邓宁爵土（Lord Justice Sir Alfred Denning）说到：
……当今社会变革的重要性在于，较过去过于推崇产权和契约自由，议会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奉行干预，以还公共利益适当地位。②
无疑，福利国家可能致使损害赔偿责任豁免的范围大大扩展，而经济学家向来对此豁免颇有微词（尽管他们趋向于假定豁免正是预示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干预过少）。举例来说，英国地方当局的所有权力可被视为或是绝对，或是相对，二者必居其一。在绝对范畴内，地方当局例行其获予的权力时没有任何自由处置权。“绝对权力可以说覆盖了其直接运行的所有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这就意味着构成妨害。”另一方面，相对权力例行的条件则是结果不能构成妨害。
立法机关的目的决定了具体权力绝对抑或相对。……（由于）立法机关的社会政策可能不时地变化，一权力在某时期被解释为相对的，而另一时期为了推行福利国家政策则可能又被视为是绝对的。考察妨害法这方面的古老案例时，需牢记此点。③
①270 Mass. 511,523，170 N. E. 385，390（1930）；
②阿尔弗雷德.邓宁爵士,《法律下的自由》（Freedom under the Law），p71，1949。
③M. B.卡恩斯（M. B. Cairns），《地方侵权法》（The Law of Tort in Local Government），p28－32，1954。
似乎有必要概述一下这个冗长小节的内容。在处理有妨害后果的行为时，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简单地就是限制那些有责任方。需要确定是，抑制妨害的收益是否大于由于终止损害行为而造成的别处损失。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置妨害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有人争论说，法院是清楚这一点的，他们也经常比较抑制有害行动的得失，尽管形式并非以十分明确。但权利界定同样也是法律制定的结果。也有证据表明（法院）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本质。虽然法律规定增加妨害事项的清单，但是同时也采取措施使那些原本在普通法上构成妨害的事情合法化了。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需要政府进行整改的情形，实际上往往却就是政府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不一定就是不明智。但是，政府干预在经济体系内的扩展可能会导致对那些有害行为的保护过了头，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
八、《福利经济学》中庇古的处理方式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开启了现代经济学分析本文所讨论这类问题的先河，尤其是该书第二部分说到之所以存在社会净产品与私人净产品之间差异，那是因为：
个体A在为个体B提供付费服务的过程中，附带地给其他人（不是相同服务的生产者）带来益处或损害，而这种损益既无法从受益方处获得报酬，亦不能让受损方得到补偿。①
庇古告诉我们《福利经济学》第二部分的目标在于：
确定在现存的法律制度下，自利个人自由行事在多大程度上，将倾向于以最有利于促进国民收益增加的方式配置资源；并且通过政府行为改善这种“自然”趋势，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②
从该论述的第一部分内容看，庇古是旨在发现能否对资源配置的现存安排作进一步的改进。由于庇古的结论是改进是可能的，因此，人们自然期望他继续给出改进所需的变革措施。但相反，庇古却增加了一个与“自然”趋势相反的词——政府行为，似乎某种意义上将现存的格局等同于“自然”趋势，并暗示政府行为正也就是所需的改进（如果可行的话）。从第二部分第一章③看，庇古的立场明显大体就是如此。庇古先是提及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乐观追随者”④，他们认为倘若政府一丁点都不涉入经济体系，并且经济安排完全就是“自然”的，则可实现产值最大化的人。庇古继续说到，假使自利确实增进了经济福利，那也是因为人类的制度设计造成了这种的结果。（庇古的这部分论证，源于援引了坎南（Canan）的论述，在我看来似乎基本正确。）庇古总结到：
但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种种失灵和不完善俯首可拾，……许多障碍都使得社会资源无法实现……最有效配置。对这些的研究构成了我们的当前的问题。……它的目的完全在于应用，寻求一些更明白的方法，以便当下或最终将让政府得以控制经济力量运行，以增进经济福利，并由此增进公民整体的总福利。⑤
庇古潜在的想法似乎是：有些人争辩到毋须有政府行为。但正是由于政府行为，（经济，①庇古，《福利经济学》，p183，第四版，1932。我所援引的内容都来自第4版，但本文中所引用的论述
和例子，从1920年的第一版到1932年的第四版都未有多大变动。该分析的大部分内容，并非全部，在之前的《财富与福利》（Wealth and Welfare）（1912年）一书中都已经有了。
②同上引，前言12页。
③同上引，l27－30页。
④在《财富与福利》－书中，庇古将“乐观主义”归之于亚当·斯密本人而不是其追随者。他指出，“亚当·斯密高度的乐观主义理论认为需求和供给既定的情形下，国民财富会将趋向于‘自然而然’最大化”（第104页）。
⑤庇古，同前引，l29-30页的注35。
译者）系统才得以运行地如此良好。即便如此，仍旧存在许多美中不足。还需要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呢？
如果这是庇古立场的正确概述，那末检查他所给出的第一个旨在说明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差异的例子，则就可以显示其不足。
可能出现……有些成本压到非直接相关的人士身上，比如，火车机车的火星给周围木材造成了未有补偿的损失。计算任一边际资源投入的社会净产出时，所有这些影响都必须计入在内——有些是正面的，有些是负面的。①
庇古所用的例子指明了实际情况。在英国，铁路公司正常无须赔偿因机车火星外溅造成火灾的损失。联系庇古第二部分第九章的论述，我认为庇古的政策建议是：首先，须有政府行为以纠正此种“自然”状况；并且其次，须迫使铁路公司补偿那些木材被烧的人。假使这是对庇古立场的正确解释，那么我的观点是，第一个建议是建立在对事实的错误理解之上，第二个则并非必需。
考察法律的立场。在霍尔斯伯里（Halsbury）的《英国法律》中题为“机车产生的火星”条目下，我们发现如下：
倘若铁路运营者并未向法律当局申请使用蒸汽发动机，那末不论单方面有无疏忽过失，他们都得对机车火星引起的火灾负责。然而，铁路运营者一般都有经法定授权在其路段上使用蒸汽发动机，因而，如果机车已采取科学的防火预防措施，并且在使用时无疏忽，那么，在普通法上，他们对火星可能引起的任何损失都无须负责。……在装备机车时，运营者必须使用所有能够得到的科学发明，以避免可能的伤害。假定已经适当考虑了损失的可能性以及成本和改装的便利问题后，要求公司采用这样的发明还是合乎情理的。但倘若安装者拒绝使用效率改进仍存置疑的装置，那末则并非运营者单边的疏忽。
此一般规则的一个司法例外存于1905年的“铁路（火灾）法”中，1923年该法又作了修订。这涉及农用土地或农作物。
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定权力许可下使用机车的事实并不影响公司须对损害的负责。……这些条款仅仅适用于同时满足以下三个要求的情形，第一、损失索赔不超过200英镑（1905年版本里是100英镑），并且第二、火灾发生的书面通知与索赔要求务必在损失发生后7天之内送达公司；再者第三、不超过200英镑的具体损失书面报告务必于20天之内送达公司。
农业土地不包括沼泽地和建筑物，农作物也不包括那些可拿走的或是堆积在那的②。我并未详细研究此司法例外的立法历史，但从1922年和1923年下议院的辩论判断，该例外或许旨在帮助小土地所有者③。
回到庇古所说的火车机车火星引起周围木材着火却未有赔偿的例子。这原本是用以说明“政府行为改善‘自然’趋势”是如何可能。如果我们将庇古的例子视为指的是1905年之前的情形，或者是一个相当武断的例子（其中他可能仅就写到“周围的建筑物”而非“周围的树木”），那末显然，之所以无须赔偿则是因为铁路公司已经法律授权使用蒸汽机车（豁免其火星引起的火灾责任）。这正是1860年的一个案例确立的法律立场。当时的那个案例相当奇怪，是有关火车引发了周围木材的火灾④。在这一点上，近一个世纪的铁路立法包括
①同上引，p134。
②参见31卷，豪尔斯伯利的《英国法律》，p474-75（1960年第三版）。以上法律状况的概述和所有援引都来至于其中有关铁路和运河的条款。
③152H. C. Deb．2622-63（1922）；161H，C. Deb．2935－55（1923）。
④瓦汉诉塔夫维尔铁道公司（Vaughan V. Taff Vale Railway Co.），3H. and N. 743(Ex. 1858）and 5H. and N. 679（Ex. 1860）。
国有化尚未改变（除了那一个例外）。如果我们从字面理解庇古所举的“火车机车火星引起周围木材着火却未有赔偿的例子”，并假定它指的是1905年后的情形，那么显然，之所以未有赔偿必定是因为损失超过100英镑（《福利经济学》的第一版）（时间是1920年，译者）或是超过了200英镑（后续的版本），或者木材所有者未能在7天内书面通告火灾情况，或者未在21天内提供火灾具体损失的书面说明。现实世界中，庇古的例子只可能是立法机关有意为之的结果。当然，很难想象自然状态下的铁路建设。最接近于此状态或许就是铁路运营“未经立法机关的授权”而使用蒸汽机的情形了。然而，在此情形中，铁路运营者就必须赔偿木材被毁的人。也就是说，没有政府行为的情况下赔偿将得以支付。未有赔偿的唯一情形是由于存在政府行为。令人奇怪不已的是，庇古自己明确认为赔偿应支付，会借这个特殊例子来说明“政府行为改善‘自然’趋势”是如何可能。
庇古有关事件真实情况的看法似乎是错误的，并且他的经济分析方面似乎也不对。要求铁路公司赔偿火车机车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也并非非有不可。在此，我无须论证，假使铁路公司可以与每个沿路两旁的财产所有者进行交易，且交易毋需成本耗费，那末铁路公司是否承担火灾造成的损失则没有关系。前面几节已经详尽讨论了此问题。问题是当此类交易成本耗费过巨致使交易没法发生时，是否须让铁路公司对火灾损失负责。庇古显然认为应促使铁路公司支付赔偿，致使他得出如此结论的论证也很简单。假定，铁路公司正在考虑是否需要增开列车，或者提高现有列车的车速，以及在机车上增设火星防溅器。倘若铁路公司对火损无须承担责任，那末在决策时，它就不会纳入考虑列车增开、提速和未装防火器引至损失增加的成本。这就是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产品差别的根源所在。它将致使铁路公司的行为降低了总产值——若其须负赔偿责任时就不会如此。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一个算术例子来说明。
考虑一铁路公司无须对机车火星造成的火灾负责，在某一线路上每天开两班火车。假设每天开一班车，铁路公司每年所提供的眼务价值为150美元；开两班车每年所提供的服务价值为250美元。再假设开一班车的年成本为50美元，两班车则为100美元。假定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成本等于由于铁路公司追加生产要素带来别处产值的下降。显然，公司将发现每天开两班车有利可图。但假定每天开一班车所致谷物火损（一年平均下来）为60美无，每天两班车将导致120美元损失。在此情况下，每天一班车将提高总产值，而两班车则相反。开第二班车追加的火车服务价值为100美元，但别处产值的下跌却是每年110美元：50美元是追加的生产要素，60美元是谷物的损失。假如不开第二班车，境况会好转，又倘若铁路公司须对谷物损失负责，它就不会开第二班车，结论似乎必然是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负责。勿庸置疑，庇古立场就是立足于类似的推演。
若不开第二班车境况将好转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得出铁路公司应对损失赔偿却是不对。改变有关责任规定的假设。假设铁路公司火车机车的火星引起的火灾损失负责。铁路附近土地的某农夫将处于如此状况：倘若谷物被火车引起的火灾毁坏，他将从铁路公司那儿获得市场对价；但倘若谷物完好无损，在市场上出卖后亦能得到市场价格。因此，谷物是否毁坏于他就毫无影响。当铁路公司不负责任时，情况就大不相同。铁路火灾引起的任何损失都将减少农夫的收入。因此，他就会放弃耕种损失可能超过净收益的土地（个中理由第3节已详尽阐述）。从铁路公司对损害无须负责的制度变为须负责的制度，将导致铁路附近耕地的增加。当然，也将增加铁路火灾所引起的谷物损失。
回到前面的算术例子。假定随着责任规定的改变，铁路引起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翻一番。每天开一班车，谷物年损失是120美元；每天两班车，年损失额将高达240美元。我们先前看到，如果铁路公司每年要赔6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就无利可图。如果每年损失达120美元，那么开第二班车的损失将超过60美元。但是，现在考察一下第一班车。第一班车提供的运输服务价值150美元，成本为50美元，须支付的赔偿费为120美元。如此则就意味着开任何数量的火车都将无利可图。根据我们例子的数据，将有如下结果：倘若铁路无须负责火损赔偿，将有两班火车；倘若相反须赔偿，则就停止营业。这是否意味着没有铁路更好？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考虑，如果豁免铁路公司的火灾责任让它运营（每天两班车），总产值会如何。
铁路营运能产生250美元的运输服务价值。但它还意味着生产要素投入此处后别处产出
减少了100美元的产值，而且它还意味着谷物损失价值为120美元，铁路的兴起还将导致一些耕地的放弃。由于我们知道，如果这些土地用于耕种，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将是120美元。既然土地上所有的谷物不可能都被毁掉，认为该土地所产谷物的价值高于120美元或许是合理的。假定为160美元。但放弃耕种会将生产要素返用于别处。我们所知道的是，别处产值的增加将少于160美元。假定是150美元，那么，经营铁路的收益当是250美元（运输服务的价值）减去100美元（生产要素的成本），减去120美元（火灾造成的谷物损失），减去160美元（放弃耕地后谷物生产的价值下降），加150美元（生产要素返还到别处的产值）。铁路营运总体上所增加的总产值为20美元。由此可见，显然铁路无须对它引起的损失负责似乎更好，亦即使其运营有利可图。当然，可以证明改变一下数据，在别的情况下则可以要求铁路须对损失负责。就我的目的而言以上已足以证明，从经济观点来看，“火车机车火星引起周围木材着火却未有赔偿”这个条件并非必要。是否要赔偿还取决于具体情况。
庇古式分析怎么会得出错误的结论呢？原因在于庇古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的分析所针对的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如此分析过程是正确的，但要得出他的具体结论却是不合逻辑。待考察的问题并非是要否追开列车，或提速，或安装消烟器，需要考虑的是建立一套制度规定铁路公司应赔偿所引起的火损，还是相反铁路公司无须对此负责。经济学家在比较不同社会安排时，适当的做法是比较不同安排的总社会产品差别。而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比较则全无相干。一个简单的例子便可说明这个问题。设想某镇上有个交通红绿灯，一驾车者到十字路口看见前方是红灯便停了下来，这时另一条街口上没有任何车辆过来。如果司机不理会红灯，那末也无事故发生，并且由于驾车者提早到达目的地，总产出将增加。他为何不如此行事？原因是如果闯红灯，他将被罚款。过街口的私人产品要低于社会产品。我们应否就由此得出结论：如不对违反交通规则者罚款总产出将增加呢？庇古式分析告诉我们，可以设计出一个比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好的世界。但问题是要设计可行的安排，其在纠正（经济，译者）系统某处缺陷的同时却又不引起别处更严重的损害。
我已相当详细地分析了一个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差异的例子，我不想再继续剖析庇古的分析体系。但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在庇古书第二部分第九章论述第二类差异内容中找到踪迹。因而看看庇古如何论证是饶有趣味的。本节开头就援引了庇古第二类差异的描述。庇古区分了提供服务而未获报酬与造成损害却没有赔偿的情形。当然，我们将主要注意后者。因此，相当奇怪的是，正如弗朗西斯科·福特（Francesco Forte）教授向我指出的，冒烟的烟囱问题－－第二种情形的“惯常例子”①或“课堂范例”②，却被庇古用作第一种情形的例子（提供服务而未获报酬），并且从未明确地提及与第二个例子的联系③。庇古指出，工厂主耗费资源以预防烟囱冒烟对他人有益却未获报酬。从庇古该章节后面部分的讨论看，其含义是，应给有烟囱的工厂主一笔津贴以促使其装设消烟器。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都会建议须对拥有烟囱的工厂主征税。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除了福特教授）并未注意到庇古处理方式的这一特点（指相互性，译者），因为若是意识到这两种方法中均可以解决此问题，那末就可能清楚地看到此问题的相互性本质。
在讨论第二种情形（损害而未赔偿）时，庇古说此情形将出现在如下“当某居住区的某块地主人在那儿造了一家工厂，因而附近大部分地段舒适感都受损；或程度轻一点，他在利用自己的土地时，使旁人房屋的采光受到影响；或者，他在闹市地段投资建楼，从而缩小了邻里的呼吸空间和玩耍范围，进而有碍于居住在那里的家庭的健康和效率”④。当然，庇古将这些行为形容为“未付费的损害”的确很对，但认为它们是“反社会（anti-social）”
①丹尼斯.罗伯逊爵士（Sir Dennis Robertson），《经济学演讲》第一卷（1 Lectures on Economic Principles），p163，1957。
②E. J．米禅（E. J．Mishan），经济学中效率的含义（The Meaning of Efficiency in Economics），p189，《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s' Magazine），482期，1960年6月。
③庇古，同前引，184页的注35。
④同上引，pl85-186。
就不对了①。它们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必须对其结果进行得失权衡。再没有比反对对任何人有一丁点损害的任何行为更为“反社会”了。
正如以上指出的，庇古在开始讨论“未付费的损害”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冒烟的烟囱，而是乱窜的免子：“当某人的禁猎活动使得兔子乱窜到邻人士地上时……就伴随有第三方蒙受未付费的损害了……”此案例之所以特别有意思，并非是因为此案例的经济学分析与其它例子有多大不同，而因为其特殊的法律情况，并就权利界定这种明显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上经济学扮演何种角色，也将有所启发。
野兔行为的法律责任问题是更为一般的动物责任主题的一部分②。我将，虽是相当不愿，只讨论野兔的情形。早期涉及野兔的案例都是有关庄园主与平民的关系，因为从13世纪开始，庄园主常在公地上放养欧洲兔（野兔），一为兔肉二则图兔毛。但是1597年的“博尔斯顿（Boulston）”一案中，某地主指控邻近地主称被告的兔子到处挖洞，兔子数目剧增，毁坏了原告的谷物。指控失败，原因是：
……一旦兔子进入邻人之地，他便可以杀掉它，因为它们成了野生的了。原主人不再拥有该兔子，因而也不再因于己无权的兔子造成损害而受罚，他人可合法地杀掉这些兔子。③
由于“博尔斯顿”一案已被当作有约束力的先例——小布雷（Bray ,J.）在1919年说到他从未听说“博尔斯顿”案曾被推翻或质疑过④——庇古的野兔例子无疑是反映了他撰写《福利经济学》当时的法律立场⑤。而且在此案中，大体上可以说庇古所描述的情形正是因为政府缺位（至少是缺乏法律执行）“自然”趋势发展的结果。
尽管如此，“博尔斯顿”案多少是法律上的一件怪事，威廉姆斯教授（Williams）丝毫不掩其对此判决的不满：
基于所有权的妨害问责概念显然是与牛群越界行为相混淆的结果；它不仅有悖于中世纪有关水、烟和污秽外泄案例通行原则，也与当时的权威判决不符。……若要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处理，最终则只能放弃“博尔斯顿案”的不良原则。……一旦抹掉博尔斯顿案，合理重述整个主题的进路就异常明晰了，也将回到与妨害法中余下通行原则相一致的线上。⑥
当然，“博尔斯顿”案的法官也明白，他们的裁决主张是依于认为此案并不同于妨害案例：
①同前引186页注1。同样不恰当的论述可参见庇古在B.S．Rowntree（好像是英国的一个镇，历史上较为出名的是为工业而移走住民，译者）的演讲“住房问题的一些方面”（Some Aspects of the Housing Problem）和庇古，“住房问题的演讲”（Lectures on Housing），曼切斯特大学演讲（Manchester Univ. Lectures）第18篇，1914。
②G. L.威廉姆斯（G. L. Williams），《动物责任——有关当前动物侵权责任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受损的农民以及栅栏的隔离责任问题：大不列颠、北爱尔兰和普通法国家的情况》（Liability for Animals一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Present Law of Tortious Liability for Animals，Distress Damage Peasant and the Duty to Fence，in Great Britain，Northern lreland and the Common Law Dominions），1939年，第四部分，“有关动物责任的妨害行为”（The Action of Nuisance，in Relation to Liability for Animals），236一62，与本文讨论的关系尤为密切。我不知道在动物责任上，美国的相关普通法与英国的相差多大。美国的西部各州，并未奉行英国式普通法中规定的树栅栏义务，这部分可能是因为“相当多的未开垦土地供牛群自由蹓跶是符合公共政策的”（威廉姆斯，同前引，p227）。以上例子很少地说明了，权利界定后，如何根据具体不同情况需对权利规则规定作相应的调整。
③5 Coke（Vol．3）104 b. 77Eng. Rep.，216，217。
④参见斯特恩诉普兰梯斯.布鲁斯有限责任公司（Stearn V. Prentice Bros. Ltd.），1919，1 K.B. 395，397。
⑤威廉姆斯，同前引，242页的注49，p258。
⑥我并未深入研究最近的案例。法院已通过相关法律规定修改了此法律立场。
此案的诉因不似于那些建石灰窑、染坊等案，因为在后者，妨害是当事人的行为亲自造成的，但前者却不同，兔子自己跑进了原告的土地里，而土地主完全可以抓住它们并从中获利。①
威廉姆斯教授评论到：
那种返祖式的观念即认为动物而非地主是有罪再度出现了。当然，把此原则引入现代妨害法将是难以令人满意的。如果A造了一幢房子或种了一棵树，雨水顺着房子或树流入B 的田地，则A甲须对其行为负责任；但若是A往自己田地里带入免子，兔子窜进了B的田地，则A无须对兔子的行为负责任——这就是从“博尔斯顿案”中得出似是而非的区分。②
必须承认“博尔斯顿案”的判决似乎有些怪异。某人得对烟或异味造成的损失负责，无须厘定其是否拥有此烟或异味。并且“博尔斯顿案”的原则在涉及其它有关动物的案件时，也非总是被遵循。举例来说，在“布兰德诉那茨（Bland v. Yates）”③一案中，就是禁止某人奇异超量地囤集粪肥，因为如此将孳生大量苍蝇影响邻里。没有人提出谁拥有苍蝇这个问题。经济学家不欲多提异议，因为法律推理有时是有些怪异。但却有足够的经济理由支持威廉姆斯教授的观点，即应将动物（尤其是兔子）的责任问题纳入通常的妨害法中处理。理由并非是眷养兔子的人应对损害单独负责；谷物被吃掉者同样也有责任。假定市场交易成本使权利重新安排不再可能，除非我们知晓具体的情况，否则无法断定眷养免子者是否应对兔子给邻人造成的损失负责。对“博尔斯顿案”内含规则的反对意见是，若按此规则那末兔子眷养者不管怎样都不用负责。从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这个作法将责任规则定于一极，与另一极端让眷养兔子不论如何都得负责同样都是不可取的。但正如在第七节中所看到的，由于妨害法事实上是由法院操作处理的，因而很是灵活，允许将行为的效用与其损害进行比较。正如威廉姆斯教授所说：“整部妨害法都在试图协调和平抑利益冲突……”④将免子问题纳入普通妨害法体系，并不一定意味着就非得让眷养兔子者对兔子损害负责不可。这也不是说，此类案子中，法院的唯一任务是比较行为的危害和效用。也不用期望，法院在作比较之后就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判决。但除非法院是极为愚蠢，否则普通的妨害法相比于僵硬的规则，似乎更可能实现经济上令人满意的结果。庇古的乱窜兔子例子给出了一个法律与经济学问题如何相互交融的极佳范例，尽管正确的政策措施似乎与庇古所预想的是截然有异。
庇古允许其结论有一个例外，即在兔子例子中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存在差异，他补充到：“……除非……毗邻田地占有者是地主与佃农的关系，如此补偿将通过租金调整实现。”
⑤由于庇古的第一类差异大体考虑的是地主与佃农之间很难签订令人满意的契约，于是以上修正更是尤显突异。实际上，所有威廉姆斯教授援引的有关兔子的最新案例，都涉及地主与佃农公平权利（sporting rights）的争端⑥。庇古似乎区分了无法缔约的情形（第二类）和契约难以令人满意的情形（第一类）。因此，他说第二类私人净产品与社会净产品之间的差异：
无法，像租佃法导致的差异那样，可以通过任何两个缔约方的契约关系调整加以调和，因为差异是源于给契约方以外的他者造成损益。⑦
但是，之所以有些活动没法纳入契约，其原因实际上与普遍有些契约难以令人满意是并
①Boulston. V. Hardy, Cro. Eliz.,547，548，77Eng. Rep．216.
②威廉姆斯，同前引，243页，注49。
③58 Sol．J．612（1913-1914）。
④威廉姆斯，同前引259页，注49。
⑤庇古，同前引，185页，注35。
⑥威廉姆斯，同前引244-47页，注49。
⑦庇古，同前引，192页，35。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花了很长时间才读完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这篇文章，说实话有的地方理解起来有些费劲，整体感觉也有点模糊，文章太长以至读完后边的前边的东西有的已经忘了。但这篇文章给我的整体感觉是科斯引用了大量的例证，同时对前人的甚至说是世人所承认的“权威”进行了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学习。我想先从我理解的角度谈一下这篇文章的架构，再从整体上谈点自己的看法。 文章一开始便提出了讨论的主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大都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即限制甚至是惩罚施害者。而科斯对此提出质疑。紧接着在第二节科斯进一步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来说明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面对这类问题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如何制止和惩罚造成损害的一方，而不是相互影响或者说相互损害。第三节和第四节科斯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分别讨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他说：“在这种（对损害不负责任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同在引起损害的企业承担损害责任时的情况一样”，都是最优化的。这就是后人总结的科斯定理的起源。 第五节科斯列举了四个案例分别是“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关于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间的冲突）“库克诉福布斯”案（关于工厂排放硫酸氨气体影响漂白剂的问题）“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关于邻居间烟尘妨害问题）和“巴斯诉格雷戈里”案（关于地下室通风的问题），用此来说明继续阐述他的观点。可以看出科斯是在掌握了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严密论证的。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 在第六节中科斯指出前面所有的论述都是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进行的分析，而现实中并非如此。“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科斯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市场中的交易成本、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和政府的行政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事先知道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应定在哪
章节导览: 壹、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二、产生交易成本的原因 三、交易的三项特征 四、交易成本分析 壹、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一、交易成本理论概述 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是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组织制度的理论。它是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R·H·Coase）1937年在其重要论文“论企业的性质”中提出来的。它的基本思路是：围绕交易费用节约这一中心，把交易作为分析单位，找出区分不同交易的特征因素，然后分析什么样的交易应该用什么样的体制组织来协调。 科斯认为，交易成本是获得准确市场信息所需要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也就是说，交易成本由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情况的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行为的成本所构成。 科斯在尝试解释企业何以存在时为经济理论“发现”的就是这种反复发生的交易成本。他的结论是，通过建立一种无限期的、半永久性的层级性关系，或者说通过将资源结合起来形成像企业那样的组织，可以减少在市场中转包某些投入的成本。一种多少具有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如一个雇员与企业的关系，对企业来说，能节省每天去市场上招聘雇员的成本；对于雇员来说，能减少每天去市场应聘的成本和失业风险成本。这种“持久性的组织关系”就是制度，包括契约，也包括政策等。因此，依靠体制组织、契约以及其上的政策等制度，采纳和利用标准化的度量衡，能降低交易成本的水平。 交易成本理论中的制度在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使许多经济学者重构了制度经济学，并把它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理论家的那种注重对制度作描述性分析的研究区分开来，冠之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但我们仍然习惯地称之为制度经济学或制度分析学派。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生活与制度之间的双向关系，关心的是分析各种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等。制度经济学家也普遍关
社会成本问题 罗纳德.科斯①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 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 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对此案例，大多数经济学家可能都同意以下观点，即当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所有损失，并且定价制度是平滑运行时（严格地说，这意味着定价体系的运行是不需成本的），该问题的解决就是令人满意的。 走失的牛损坏毗邻土地生长的谷物一案，为我们当下讨论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了。假定农夫和养牛者在毗邻的土地上各自经营。再进一步假定在所有土地之间没有任何栅栏的情形下，牛群规模的扩大就会增加农夫谷物的总损失。牛群规模扩大引至的边际损失几何则是另一个问题。其将取决于牛是惯于相互尾随或是并排漫游，或者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牛是否变得越加烦躁不安，或者还有其它类似影响因素。就眼下的目的而言，规定随着牛群规模的扩大造成的边际损失具体几何则是无关宏旨的。 ①虽然本文讨论经济分析的一个技术性问题，但是其想法却源于我当下研究的广播的政治经济学。目前这篇文章的观点在我先前分析无线电波段和电视频道分配的论文中已隐约提及（“联邦通讯委员会”（The FederaI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月号）。然而，从该文的评论反馈看，似乎有必要更清楚地阐述该问题，而且表明分析的结论也并非只能适用于原始问题。 ②科斯，“联邦通讯委员会”，21，《法经济学杂志》1959年，26－27。 ③G.J 斯蒂格勒（G.J. Stigler）, 《价格理论》（The Theory of Price），l952年，pl05。
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阮氏兰英 Lxy20110106 1960年科斯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该文 章与《企业的性质》（1937年）已成为科斯的经典理论。在这篇文章中，科 斯主要提出被后人誉为“科斯定理”的两个重要结论。 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工商 业企业的行为，并指出解决此类问题采用庇古在《福利经济学》提出的观点，即限制或惩罚施害者。科斯却列举了医生和糖果制造商使用机器的例子说明 由于受定势思维的影响，人们一般都想到怎样惩罚施害者而不是相互影响、 相互损害的。 接着，科斯以养牛者走失的牛损害农夫土地上种的谷物一例作为分析 起点。他提出了“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和“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 制度”，并说明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 开始时将产权赋予给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构都是有效率的,能够实现资源配 置的帕累托最优。但是现实情况是, 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因此,制度的设计 是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率配置的基础。 科斯定理旨在描述资源稀缺性必定引发各种经济竞争和交易费用发生，而明晰界定的产权安排则是节省交易费用从而是决定经济效率的基本制度设定。科斯定理解释了稀缺世界里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和政府功能 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政府效能→产权安排→交易成本→经济效率→经济发展）。现实证明所有高效率的发展现象都具有明晰界定的产权制度基础，相反，所有低效率的经济停滞，则必定具有界定模糊的产权制度陷阱。总之， 科斯定理的精华在于发现了交易费用及其与产权安排的关系，提出了交易费 用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为人们在经济生活中作出关于产权安排的决策提供了 有效的方法。
1.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企业的本质？为什么有企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差别？哪些因素决定企业的规模范围？ 企业规模、组织结构、组织效率 强调制度 企业（契约）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契约。资本、融资结构。 交易成本理论是关于产权交易的理论。 交易成本是企业替代市场的运行机制成本。 长期以来,西方传统经济学关于市场能够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发作用下进行有效资源配置的观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理论使得人们“既不知道引导市场交易活动的成本,也不知道企业内部不同的组织形式对成本的影响如何。”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的论文《公司的性质》中认为，“创建公司成为有利可图之事的主要原因似乎在于：存在着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即：发现价格的成本以及谈判和签订合同的成本。 公司存在的充分条件就是交易成本的差异，也就是在公司内部管理和管理的市场化两者之间寻找一个交易成本更低的方式。当公司管理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时，公司就应该产生；而当市场交易成本低于公司内部交易成本时，公司的内部交易就会弱化、消失，甚至会导致公司的灭亡。通常根据科斯的观点认为，企业是取代市场，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有效形式，选择只存在于企业和市场二者之间。 交易成本是企业替代市场的运行机制成本。1937 年,交易成本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罗纳德·科斯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手段，市场并不是万能的，它的运行也是有成本的。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由于运用市场机制也有成本是客观现实，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企业家代替市场机制，企业家指挥生产。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物，其运用市场机制的成本包括：（1）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2）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费用；（3）不确定性原因引起的费用，即契约履行的费用；（4）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科斯关于企业内部组织运行同样存在交易成本的论述，对以后相关的企业管理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科斯定理”，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私人成本将等于社会成本。零交易成本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是不可能实现或达到的，但是，通过改善企业内部组织制度和企业产权制度，可以不断地降低企业内外部的交易成本，使其交易成本不断地逼进零的极限，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正因为如此，西方各国政府和企业经济组织不断改革社会经济的产权制度和组织机构，改善经济运行机制、运行规则和运行方法。 用交易成本理论进行解释：（1）短期生产经营决策的机会成本是生产组织制度选择的交易成本。在成本管理会计中，短期生产经营决策需要重点考虑机会成本，并在不同生产组织形式方案中决定取舍。（2）长期投资决策中的机会成本是发现相对价格的交易成本。 科斯于1960年发表了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对交易成本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界定,科斯把它定义为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要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我们可以把交易成本理解为“扯皮成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为获取经济收益而与人打交道时发生的一切时间、精力和物质的支出（彭真善，2006）。 科斯用交易成本完满地解释了企业存在的原因和决定企业规模的因素,并用它分析了企业与市场的差别与联系,他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不同但又可以相互替代的交易制度。市场的交易由价格机制来协调,而企业的存在将许多原属于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了。在企业内部,行政命令取代了价格机制成为生产活动的协调机制,企业通过市场“内部化”可以节省交易成本。
科斯定理对社会成本问题的通俗解答 《社会成本问题》是一篇不易阅读又必须认真读一读的论文。为了让读者用最少的精力和最快的速度最准确地把握该文的内容，这里以一个《故事新编》的形式将该文的内容归纳如下： 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要带回宫里当美容食品烧汤吃，比干赶忙告到法院，要求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法官请来了英国的皮古（Pigou，有人译为庇古）和美国的科斯这两位著名经济学家作为陪审员一起讨论如何判决的问题。 法官说：“妲己摘了比干的心，这个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处理，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必须由我们根据公理和传统以及判例进行判决。现在，请你们二位充分发表意见。” 皮古说：“这个问题很好办，让妲己归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如果她不愿赔偿就强行征税，并把她赶出王宫，叫她回老家。” 科斯说：“且慢！这样解决并不合适，这是一个有待分析的问题。”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一节《有待分析的问题》的内容。）法官接着问：“据你之见，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 科斯答曰：“妲己摘了比干的心固然是对比干的侵害，但是，如果不让妲己吃比干的心，也会使妲己遭受损害，使妲己营养不良。所以，问题具有相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 （这就是《社会成本问题》第二节《问题的相互性》的内容。）法官又问：“到底怎样权衡利害呢？到底要不要判决妲己返还心脏并赔偿损失呢？”
科斯答曰：“要想权衡好利害关系，必须先考虑交易成本，即比干和妲己谈判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随便怎么判决都没有关系，都可以使产值、利润最大化，损害最小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法官大喜，曰：“愿闻其详。” 科斯侃侃道来：“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我们判决妲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和判决妲己…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经济结果都一样。” “如果判决妲己败诉，妲己就会主动找比干谈判，愿意付给比干一百万美元，请求比干到心脏市场另外购买一个心脏而不要讨回原来的心脏。这时，买一个心脏只要花费五十万美元，所以，比干肯定会觉得很合算，肯定会同意妲己的要求。而妲己吃了比干的心脏以后会变得更漂亮，舞蹈更优美，歌唱更动听，纣王会更加喜欢她并肯定会赏给她两百万美元的奖金。花了一百万美元而赚回两百万美元，所以对妲己来说也很合算。” “如果判决妲己胜诉又会怎么样呢？”科斯继续发言：“如果妲己胜诉，比干就会主动找妲己谈判，愿意付给妲己三百万美元，请求她将心脏还给自己。这时，妲己想到：…我吃了他的心脏至多赚二百万美元，而不吃他的心脏却可以赚三百万美元，嗯，还是把心脏还给他合算?。所以妲己肯定会将心脏还给比干。比干虽然花了三百万美元，但属于破财消灾，只要保住了有七个孔的心脏，就能继续为纣王效劳，就能继续干大事，一年赚回五百万美元不成问题。所以对于比干来说，花三百万美元也很合算。”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 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第二，管理的交易，是一种以财富的生产为目的的交易。其一般的原则是效率。 第三，限额的交易，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关系。市财富或购买力的限额配给。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一、有待分析的问题 引出问题：如何处理工厂（甲）对居民（乙）的烟尘污染问题庇古，《福利经济学》：赔偿、征税或责令工厂迁出。科斯认为这些办法并不合适，这类问题有待分析。 二、问题的交互性质 甲对乙的污染或侵扰固然是一种侵害。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会使甲受到侵害。问题具有交互性，处理这个问题要全面权衡利害关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 三、对损害负有责任的定价制度 羊牛者（甲）对农夫（乙）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赔偿费用的支付额取决于农夫与养牛者进行讨价还价的本领。但这笔费用既不会高得使养牛者放弃这个地点，也不会不随牛群规模而变”。“这种协议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但会改变养牛者与农夫之间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简单地说，养牛者支付给农夫m1，而m1大于农夫放弃土地耕种的收益m2，但m1小于养牛者由此新获得的收益m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四、对损害不负责任的定价制度 由农夫承担责任。农夫会付给养牛者l1作为补偿养牛者减少牛群数目的损失，而l1大于养牛者的损失l2，但小于农夫由此而获得的收益l3。 前提：交易成本为0。 *两种方式都导致一种结果：双方都盈利，双方都满意，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五、问题的重新说明 科斯以四个实例论证其观点的本质，并表明其普遍适用性。 甲对乙的侵害对乙来说是损失，但，如果不让甲侵害乙，同样会对甲造成损失。 如果甲胜诉，乙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甲放弃对乙的权利，乙会给甲补偿，而且补偿大于甲不放弃权利的收益。（乙对甲的补偿小于乙因此带来的收益。）这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如果乙胜诉，甲会找甲谈判，表示：如果乙放弃对甲的权利，甲会给乙补偿，而且补偿大于乙不放弃权利的收益。（甲对乙的补偿小于甲因此带来的收益。）同样，甲乙可以达成协议。 因此，无论如何，在交易成本为0的情况下，甲乙都会通过谈判实现产值、利润最大化，资源配置最优化。 六、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第三、四、五部分都隐含了一个前提：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但这不是现实，是个假定。通常交易成本很高，使交易根本无法进行。“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 （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 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二讲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2课时） 教学重点与难点：本章主要阐述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理论的交易费用理论与科斯定理，通过学习，要准确理解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涵义，掌握新制度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和分析工具。 第一节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内容 [问题与思考] 一家汽车制造厂自己不生产汽车轮胎，轮胎由另一家厂商专门生产，两个厂发生的交易行为是企业外的市场行为，两家企业会发生订货供货的买卖行为，所遵循的是价格机制或市场供求规律，通过讨价还价最后形成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这种在交易中的成本或费用肯定是存在的。 问题：汽车制造厂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兼并轮胎厂，将其变成自己的一个分厂或车间？
一、交易费用的涵义 交易费用概念是由科斯创立的。他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交易费用范畴的创立和交易费用理论的初步形成。之后，该理论迅速发展，其中，威廉姆森的贡献最大。 1、科斯以前的交易理论 （1）亚里士多德对交易的论述 商业交易；贷钱交易；雇佣交易。从事这三种交易活动都可以带来财富或致富。 他提出了交易的概念，并将交易与生产区被开来，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肯定。 （2）康芒斯对交易的论述 在1934年出版的《制度经济学》一书中，他以法律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经济关系，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整个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 康芒斯的交易是在一定的秩序或集体行动中的规则中发生的、在利益彼此冲突的个人之间的所有权的转移。他将交易的具体类型分为三种：第一，买卖的交易，即法律上平等和自由的人们之间自愿的买卖关系。其一般原则是稀少性。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摘要」 《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然而，“科斯定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常识，科斯对社会成本的论证方法也是极不严肃的。《社会成本问题》的主要价值在于它导致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社会成本问题》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西方产权学说的代表作，所谓“科斯定理”就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然而，笔者以为，《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科斯定理”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一、科斯的沉默及其原因 科斯是以批评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然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甚至连“科斯定理”也不承认。他说： 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 “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 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1]（P157） 这段话可以译成这样的中文：“我没有创造过‘科斯定理’这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究竟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2] 这是为什么呢？是谦虚吗？不像。牛顿也谦虚过，说他的三个定律不过是海滩上的几个贝壳而已，但从没有说“我没有发现牛顿定律”之类的话。 是谨慎吗？也不像。如果是谨慎，他完全可以直接说“科斯定理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完善”，而没有必要保持沉默。做大学问的人都很谨慎，但从未见过对自己的观点不予以澄清而任凭别人争论、误解的学术大师。爱因斯坦也很谨慎，但为了自己的相对论不被误解而到处讲学。马克思也很谨慎，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别人误解了自己的理论时便立即写信或者写论文予以澄清，《哥达纲领批判》和1852年《致约。巍德迈》就是最好的说明。 是年事已高因而神志不清吗？也不像。听一听他对记者的谈话，再读一读他为自己的论文集-《企业、市场与法律》的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科斯的神志非常清楚。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科斯本人对“科斯定理”三缄其口了呢？笔者以为，或许他已经明白，《社会成本问题》的价值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高，皮古理论的价值也不像《社会成本问题》所评价的那么低，“科斯定理”实在难以成立。而要公开否认自己的学术价值，并让自己做出名符其实的学术成就已经力不从心。于是干脆保持沉默，随你们说去吧，反正
《社会成本问题》读后感 我找了多遍科斯的论文，发现科斯一生并没有出版系统的理论性书籍，他的主要思想均体现在自己的论文、演讲中，以及其跟随者的总结中。这篇《社会成本问题》则比较突出体现了其对于交易成本概念的阐述，值得深入研究。 科斯在这篇文章中谈及了经济外部性、初始产权设置等问题，他认为如果社会交易成本为0，那无论产权界定给谁，其结果都能实现产出最大化，因为交易双方总能制定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价格，从而使产权得以圆满界定。同理，经济外部性的问题也可利用这个理论来解决，甲侵害了乙的利益，并不需要政府的介入，或者对于甲的强制措施，。甲乙双方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况下，可以自行进行磋商，甲可以支付给乙一定的补偿，而乙可以继续忍受甲的行为，前提是甲在支付补偿之后，仍然有利可图，否则他便将推出该市场。科斯在这里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抛开福利和道德的约束，用纯粹经济学的观点思考社会问题，这的确是充满新意的，它避免了传统说教色彩的规劝，转而引入经济人的假设进入到外部性的领域，他给予了这样一种见解，侵害别人的行为是可以被交易的，只要存在这样的市场以及为了达成这个交易的成本为零，那么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没有一方会受损。几个比较经典的例子也说明了以上的观点但是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是很不现实的。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交易对象，有必要交流交易的愿望和条件，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特别是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 相较于传统的福利经济学家，我认为科斯还是主张政府“守夜人”职责的，即政府应该明确其职责是使产权明晰，然后是交由私人市场去取得有效率的结果。而只要提供给私人市场一个可以自由交易外部性的市场，那么那些看似非常复杂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迅速的解决。 但在这里，我却有非常大的质疑，科斯所假设的是存在着这样的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被交易。但现实生活中则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场，由于信息、地域、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根本不存在着这样一种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利益相关的双方不可能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平心静气的谈论问题，而且还要在完全信息的保证之下，这些条件是过于苛刻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断定不存在着这样的市场，它只可能存在于单独个人之间或偶然的简单事件中。那么科斯对于政府职责的定义就存在着问题，我觉得政府恰恰扮演了这样一种角色，即建立了一个虚拟市场，使得外部性可以得到交易，它通过奖惩制度使得外部性得以解决，尽管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但总比人们漫无目的的讨价还价来的有效率一些。 这是我现在的一些感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看懂，希望以后能接受老师的指点。 生活中的案例 生活中许多现象都存在着制度的影子，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制度的观点加以解读。远的不说，可以观察宿舍管理制度。 每周三，寝室管理员都会例行检查卫生，但同学们却缺乏收拾宿舍的动力，以至于恶性循环，宿舍卫生变得很差。从侧面可以看出，学校的宿舍管理工作并没有做到实处，也就是制度的不完善，缺乏必要的奖惩机制，收拾得好的宿舍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奖励，而卫生差的宿舍也没有动力予以改观，因为改变不存在着任何有利的地方。 为解决这个问题，学校的领导们应该更为清楚的认识到激励机制的重要性，充分把学校的目标同学生的目标结合好，才能达到更好的绩效。
读书笔记——如若可以，种一份诗意于心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演出，是人总要经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洗礼，如果我们能够随遇而安，宠辱不惊，一心向善，哪怕人走茶凉，我们依然可以淡看潮来潮往，闲观花落花开;哪怕曲终人散，我们依然可以枕琴而眠，将悠然赠与时光，享受清浅岁月的淡淡欢愉。 行走尘世，步履的轻盈和洒脱，不在鞋履，在于心境。一个人若心中充满灰暗，那么，他所见的只能是萧条败景;一个人若心中充满阳光，那么，他所及的一定是旖旎风景;一个人若心无挂碍，存善念、怀大爱，那么，他就一定能花间一壶酒，盈手握住流云的逍遥，独坐，独醉，独舞，自由自在地弹朗朗清风、奏如歌行板，烟火流年，他一定能轻依光阴，诗意栖居。 人生本无常，它有风和日丽，也有凄风苦雨;它有春暖花开，也有寒雪冰封;它有明媚灿烂，也有坎坷泥泞。红尘旅途，不管你是锦衣裹亮足，还是竹笠芒鞋，只要懂得珍惜和知足，懂得孝顺和感恩，远离尔虞我诈，远离世俗纷争，便能从容一生、惬意一生、快活一生，无论在哪一个流年驿站，在哪一个季节枝头，相信你都能嗅及幸福的味道、听到花开的声音。 其实，生命中的精彩无处不在，我们身边的一桥，一亭，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将大自然装扮得如此立体生动，如此绚烂多彩，它们都浪漫着自己的浪漫，清欢着自己的清欢。当我们仰望雁过长空，聆听静水流深，徜徉在时光的舞步里时，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活着?
还有什么理由将生命虚度?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生活是个大舞台，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一声懂得，便是轻装出发，随遇而安;一声懂得，便是褪去浮华，还原本真;一声懂得，便是植爱成林，满眼丰盈。漫步红尘，我们要学会缘来相迎、缘去相送。一路来去，我们要懂得怜蹒跚幼子，敬耄耋老人，爱生命中所有的人来人往。 无论何时，我们都应携一份素衣的恬淡，穿越繁华与喧嚣;无论何地，我们都要怀一份佛家的仁慈，行走春夏和秋冬。生活百态，它不会总圆满，再苦再痛我们都要笑一笑。纵然红尘纷扰，只要有一份煮诗烹茶，参禅悟日的心境，不管在雨季、还是在艳阳天，烦恼和忧伤自会随风云的脚步渐行渐远。 身处无争，梦自安闲。把心放平，所有的过客都愿与你为邻;让心纯净，所有的日子都会为你灿烂。别让自己跌入忧伤的深渊，别让自己纠缠于痛苦的魔掌。切莫让灵魂肮脏、让心灵污浊，切莫在时间的嘀嗒声中糟蹋自己、贬低自己、看轻自己。心无尘，自潇洒。超然世外，便是极乐。在水一方的你，只要心有宁静和纯净，无需任何诱饵，便能钓得一季又一季的温馨和安逸。 风雨人生，总有一个秘密等你开启，总有一缕光影为你舞动，总有一缕阳光为你灿烂，总有一颗星星为你闪亮，总有一处鲜花为你盛开。阡陌红尘，总有一座城堡等你建造，总有一条道路等你陈铺，总有一段画布等你描绘，总有一位知己等你相邀，总有一隅风景等你欣赏，总有一方桃源等你入住。茫茫荒漠，云水深处，假如你能守得住孤
物流0741班曾明金 070700404621 论文题目：交易成本理论在企业供应链方面地应用 论文目录： 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看交易成本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与其意义介绍 1、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2、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地现实意义 <二）交易成本地分类及其相关内容 1搜寻和信息成本 2监督和执行成本 3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 <三）产生交易成本地原因及其相关内容 二、从交易成本理论看供应链地产生、发展与其管理控制 <一）供应链地概述及供应链地产生与发展 1 供应链地概述 2 供应链地产生与发展 <二）影响供应链节点企业间交易成本地因素 1 交易地频率 2 交易地不确定性 3 资产地专用性 <三）供应链管理减少节点企业间交易成本地过程分析. 三、香港利丰集团地实践与应用 <一）香港利丰集团地简介 <二）利丰集团地供应链管理与交易成本控制 四、结语 五、参考文献 概述：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随之垄断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上百年历史地通用宣告破产重组,再到丰田<通用之后地世界第一汽车制造商）地严重全球召回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供应链上地企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由此可见如何提高整条供应链地整体质量与整体竞争力是现代企业急需解决地问题.供应链上地各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外,还应不断减少各环节地交易成本包括企业内部交易成本和企业外部交易成本一同去追求供应链整体长期地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关键词：交易成本供应链管理交易成本控制利丰集团
一从交易成本经济学看交易成本 <一）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与其意义介绍 1、交易成本经济学概述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惟一在实证检验方面成功地领域.交易成本经济学是融法学、经济学和组织学为一体地、新颖地边缘学科. 以威廉姆森为代表地交易成本经济学.他们认为,市场运行及资源配置有效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交易地自由度大小,二是交易成本地高低. 在一定地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地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地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交易成本指达成一笔交 易所要花费地成本,也指买卖过程中所花费地全部时间和货币成本.包括传播信息、广告、与市场有关地运输以及谈判、协商、签约、合约执行地监督等活动所费地成本.交 易成本理论是由科斯(Coase, R.H., 1937>所提出.他在《企业地性质》一文中认为交 易成本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地,最明显地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地成本”、“市场上发生地每一笔交易地谈判和签约地费用”及利用价格机制存在地其他方面地成本. 2、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地现实意义 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地组成部分.社会交易成本越小则社会交易活动就越是活跃,社会商业活动才会越发达.因为人们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总是面临着有限理性和信息不完全,这就使人们不可能在无交易成本地情况下进行决策.为此人们为实现商业交易地扩大而不断寻求交易成本地降低.企业供应链管理就是其中最有效地策略之一.企业在管理上要求紧密合作,共担风险,更要共享利益才能够打造一条强有竞争力地供应链；供应链上地各企业除了追求自身利益外,还应不断减少各环节地交易成本一同去追求供应链整体长期地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从技术上要求企业不断地运用新技术成果包括新地通讯工具,发展电子商务以更快更好地发 现交易对象促成交易,要求我国要加快三网合一战略不断完善信息流通平台 <二）交易成本地分类及其相关内容 本处主要分析市场交易成本,其主要可分为以下四类： 1搜寻和信息成本：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地搜集及取得交易对象信息与和交易对象进行信息交换所需地成本 2监督和执行成本：监督交易对象是否依照契约内容进行交易地成本,例如追踪产品、监督、验货等. 3讨价还价和决策成本：针对契约、价格、品质讨价还价地成本.进行相关决策与签订契约所需地内部成本. 4违约成本：违约时所需付出地事后成本.
《社会成本问题》读书笔记 在老师的介绍下，我有幸拜读了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由于英文水平的限制，我阅读的中文版，感觉翻译的言语有些地方说得比较绕，加上本来专业知识也不足，所以读完之后感觉有许多地方并不非常明白，于是只能以我自己浅显的理解写下这篇读书笔记，若有错误还请见谅。 一开篇科斯提出的“问题的相互性”就颠覆了我的传统看法，一般我们都认为，造成了损害那方就要退出，例如工厂污染了居民区，就停止生产或者搬离，这是对居民和社会最好的做法——但事实上似乎是可以“谈条件”的。科斯指出，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这就变成了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这个提法非常经济学，但我在阅读完全文之后，不自觉的就认可了他的观点。 科斯举了失散牛群毁坏邻近土地作物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在牛群破坏了农作物之后，农夫与养牛者按照自己的成本与收益情况不断地进行协商，赔偿或者让步，使最终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状态。这个例子说明了如果假定市场定价机制的运行毫无成本，最终都能实现产值最大化的结果，并且不受法律状况的影响。 之后，科斯又连举四个案例，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空洞的说理。生动形象的说明了法院在这里的作用，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 科斯指出，在没有了“市场交易中不存在成本”这个假定之后，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力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就此他在文章中讨论了我们在研究实际问题时如何选择三种交易制度——市场，企业和政府。他认为选择的标准是比较它们之间在组织某些活动或交易时的成本，因此市场，企业和政府三者任何一个都没有天然的优越性，我们无法知道事先它们的分界线定在哪里。 科斯相信，经济学家未能对解决有害问题得出正确结论，这并不简单地是由于分析方法上的欠缺，而是根源于目前福利经济学的方法中存在的基本缺陷。所需要的是改变方法。所以科斯提出了一种新视角和新方法：即在分析问题时，需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操作成本及其总的效应，而且应该将“分析的出发点定在实际存在的情形中来审视政策变化的效果”，应该从理想世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Ronald H. Coase Ronald H. Coase is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his paper is from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October 1960). I. The Problem to Be Examined1 This paper is concerned with those actions of business firms which have harmful effects on others. The standard example is that of a factory the smoke from which has harmful effects on those occupying neighboring properties.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such a situation has usually proceeded in terms of a divergence between the private and social product of the factory, in which economists have largely followed the treatment of Pigou in 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The conclusions to which this kind of analysis seems to have led most economists is tha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make the owner of the factory liable for the damage caused to those injured by the smoke, or alternatively, to place a tax on the factory owner varying with the amount of smoke produced and equivalent in money terms to the damage it would cause, or finally, to exclude the factory from residential districts (and presumably from other areas in which the emission of smoke would have harmful effects on others). It is my contention that the suggested courses of action are inappropriate, in that they lead to results which are not necessarily, or even usually, desirable. II. The Reciprocal Nature of the Problem The traditional approach has tended to obscure the nature of the choice that has to be made. The question is commonly thought of as one in which A inflicts harm on B and w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how should we restrain A? But this is wrong. We are dealing with a problem of a reciprocal nature. To avoid the harm to B would inflict harm on A. The real question that has to be decided is: should A be allowed to harm B or should B be allowed to harm A? The problem is to avoid the more serious harm. I instanced in my previous article2the case of a confectioner the noise and vibrations from whose machinery disturbed a doctor in his work. To avoid harming the doctor would inflict harm on the confectioner. The problem posed by this case was essentially whether it was worth while, as a result of restricting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which could be used by the confectioner, to secure more doctoring at the cost of a reduced supply of confectionery products. Another example is afforded by the problem of straying cattle which destroy crops on neighboring land. If it is inevitable that some cattle will stray, an 1 This article, although concerned with a technical problem of economic analysis, arose out of the. study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roadcasting which I am now conducting. The argument of the present article was implicit in a previous article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 of allocating radio and television frequencies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 Law and Econ., II (19591) but comments which I have received seemed to suggest that it would be desirable to deal with the question in a more explicit way and without reference to the original problem for the solution of which the analysis was developed. 2 'Coase, "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 J. Law and Econ., II (1959), 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