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贫富差距有必然性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中国国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持续拉大，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不过，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一定时期内出现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现象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以效率为准则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而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导致某些生产要素禀赋差的个体无法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陷入贫困；再加上中国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不同地区改革开放进程不一，不同群体获得的政策支持也有差异，带来的发展机会也就不一样。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变革也必然要经历一个渐进过程，才能从规范到失范再到新的规范、从有序到无序再到新的有序，这个过程中往往很难实现机会的公平。因此，在共同贫穷的前提下，中国出现贫富差距以及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其实是改革与发展中必然出现的现象
贫富差距是走出共同贫穷时代的标志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发展严重不足，供应极度短缺，国民生活状况是普遍性的贫困，是一个虽然平等但普遍贫穷的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获得了很大的改善，绝大多数人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迅速进入小康生活阶段。在国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了富裕阶层。一个基本的逻辑是，没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中国不可能出现富人；没有富人的出现，中国就不可能出现较大的贫富差距。财富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更不可能让全体国民直接从共同贫穷同步迈进共同富裕的时代。可见，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是因为有了富人才出现的，是中国走出共同贫穷时代的客观标志。因此，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不是国家发展衰退或者停滞甚至倒退中的问题，而是国家发展进步中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一个结论。
贫富差距持续拉大损害社会和谐发展
根据贫富差距功能论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是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的社会现象。
贫富差距的存在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就是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和谐社会也承认和接受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的存在。而根据贫富差距效应论的基本观点，贫富差距与其社会条件或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的机制，贫富差距会产生“马太效应”。如果不控制贫富差距，就必然造成贫富两极分化，必然会对社会稳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毫无疑问，中国贫富差距的出现，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社会阶层矛盾，而近10年来贫富差距的持续拉大，则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固化和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部分中、低收入阶层对富裕阶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抗心理，甚至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冲突行为。同时，由于部分高收入者是通过掠夺性、腐败性、欺诈性、垄断性等不合理甚至非法手段获得的，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激化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切实缓解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不同社会阶层能够在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条件下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中国发展进程中刻不容缓的重要目标和任务。
中国能够解决好贫富差距偏大的社会问题
作出这样肯定的判断是有充分依据的。首先，虽然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比较高，但还不能因此认定中国的贫富差距十分严重且无法化解，因为中国继续处于发展上升期的格局没有改变，绝大多数城乡居民在国家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实惠的格局没有改变。其次，维护公平正义和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正在成为中国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基本价值取向，追求社会公平、共同富裕正在成为中国步入健康、文明、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的社会发展目标，中国正在放弃以往仅靠劳动力成本低、弱化国民福利权益来维持高投资、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经济增长格局，代之以既能够保持效率又能够促进公平的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明确提出了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占GDP 分配中的比重的财富分配目标。这种发展理念与分配理念的转变，是切实缓解贫困问题和解决贫富差距偏大的重要的社会基础与政治基础。再其次，中国正在加大对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力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步伐，包括持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快速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严格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管制、实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政策等，以确保初次分配符合法定的、公共伦理的正义底线，再分配符合公平、均衡、共享的原则。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确实已经起到了遏制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势头的作用。此外，中国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与国家财政实力的持续增强，也为强化再分配手段并通过再分配方式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偏大确实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又是一个可以缓解的社会问题。
在缓解贫困问题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中国需要吸取以往发展中偏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偏重财富增长、忽视财富分配，偏重城市发展、忽视乡村发展，偏重东部发展、忽视中西部发展，偏重招商引资、忽视劳工权益以及制度分割、政策分割的教训，在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平等的就业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全体国民提供更为公平的发展机会和合理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途径。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国民合理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进而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雷雨速度2009-07-01 20:22:03
中国贫富差距：理性审视与多维调节
「内容提要」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状况比较严峻，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是未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一项艰巨任务。适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关键是要将其控制在正常的区间（基尼系数为0.3～0.4）内。通过二次分配合理地“抽肥补瘦”，只是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措施之一，要从根本上全面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
「关键词」贫富差距/理性审视/**调节
2003年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贫富差距过大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讨论的热点之一，新一届政府也将控制过大的贫富差距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那么，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究竟有多大？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什么扩大得这么快？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贫富差距？中国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控制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本文试图借助客观的数据进行理性的分析，对上述几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做出回答。
一、严峻现实：贫富差距超过“警戒线”
与改革初期相比，中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增长了20.7倍和16.5倍，然而近10年来，居民收入差距和居民家庭财产差距过大的问题也日益严重。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和加剧的现实状况：（1）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逐年拉大，1991年为0.282，1998年为0.456，2000年为0.458，10年间扩大62.4％。（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0年为2.79∶1，2001年扩大到2.9∶1.（3）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4）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5）不同经济性质的单位职工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国有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平均工资差距为1.25∶1，2001年扩大到1.63∶1，其他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与集体经济性质单位职工工资相比，1985年的差距为1.49∶1，2001年发展到1.77∶1.（6）城镇内部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明显加快，特别是近两年，高收入户的收入增长大大超过了低收入户的收入增长，2002年一季度的统计表明，20％的高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46.2％，20％的低收入者的收入占总收入的6％，高低收入差距为7.66倍（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这份报告还显示，财产的集中度越来越强，居民家庭财产的差距越来越大。据最新的调查统计，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10％的最低收入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值的比例目前约为66.4％，在最低的20％的家庭中，户均拥有的金融资产只有居民金融资产总额的1.3％。当前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51，远远高于城市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0.32（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3）。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一国居民收入差距程度的指标。一般来说，低于0.2表明收入分配过度平均；处于0.2～0.3之间，为相对平均；处于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处于0.4～0.5之间，表明收入分配趋于两极分化，超过0.5则属极度不平等，极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为了防止社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各国通常都努力把基尼系数控制在0.4以下，0.4是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的“警戒线”。
有些学者认为，按官方公布的居民收入数据所计算的基尼系数，有可能低估实际的收入差距水平。因为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往往被高估，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则通常会被低估。例如，前面我们讲到的农民家庭有相当一部分收入必须用于来年的生产性投入，真正用于消费的现金收入比统计数字低得多，而目前城市高收入群体的非货币性福利收入所占比重较大，且没有被统计到个人收入中去。再如，一些高收入群体的灰色收入和逃税的数据很难统计，同时，某些边远地区和农村的超生人口可能漏计。正因如此，有关专家对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之估计，比按官方统计数据测算的数据更大一些。如2001年，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366元，按此数据计算，远远不能反映农民的真实收入状况。因为，在上述人均年收入中，包括了牲畜和蔬菜等实物所得（约占总收入的40％左右），实际现金收入只有1800元左右。进一步分析，在这1800元当中，还有20％左右的现金要备来年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所需。如此扣除之后，农民手中真正可支配的现金仅剩1500元左右。而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6860元，是农民当年可实际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再考虑城市居民在买房折扣、看病报销、教育补助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因素，城乡居民之间的真实收入差距大约为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
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基本上是在绝大多数居民收入水平或多或少普遍提高基础上的差距扩大，但90年代中期以来的很多情况显示，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步呈现两极分化的特点，即富人越来越富、贫困者越来越贫困。国家统计局对部分城市调查的结果显示，1999年，20％低收入户中，实际收入较上年降低的比例均超过70％，一些城市则超过90％。一些农村调查也显示出类似特点（丁宁宁、葛延风，2001）。
二、症结探析：近10年来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的产生有其客观必然性，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自身条件（先天禀赋与后天素
质）不同必然导致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而人们获取社会资源能力的不同又必然导致人们在获取收入和积累资产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人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不同，也必然导致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同（如中国西北一些地区因土地质量差，粮食或经济作物的收成非常低，在付出同等劳动量的条件下，这些地区农民的人均收入远低于长江流域平原地区）。如果说前一方面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主观原因，是可以通过个人努力得到改变的；那么，后一方面则是导致居民之间贫富差距的客观原因，是难以甚至不可能通过个人努力而改变的。
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之所以扩大得这么快，既有分配方式的市场化和改革发展的时空差带来的影响，也有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机制中非市场化的不合理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市场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负面效应。按照著名的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假说，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早期阶段，必然产生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库兹涅茨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贫富差距的变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市场转型的初期，贫富差距会急剧上升，而当市场转型完成后，贫富差距则会反转下降。市场奉行的是优胜劣汰的竞争原则，竞争必然导致社会阶层的分化，贫富差距的扩大正是市场转型的一种副产品。（2）中国市场化改革起步较晚，市场规则还不甚健全。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渡阶段，由于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由于新旧体制的摩擦，难免出现管理真空。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钻法律法规的空子或非法操作（如走私贩私、偷税漏税、倒卖批文、股市操纵、制假贩假、贪污受贿、权钱交易、骗取贷款或外汇等非法牟利行为），完成了不甚干净或肮脏的财富积累。这些不合理、不合法的暴富现象，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据公安部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因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几十亿元，其中相当部分“黑钱”都进了那些坑蒙拐骗和赖账者的腰包（冯必扬，2003）。（3）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未随经济改革的深化而打破。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农村农业人口与城市人口实行两种差别很大的户籍管理制度，以致农民生来就低人一等，其上升和发展的机会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尽管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但由于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不易通过自由迁移来改变身份和分享整个经济增长的成果，即使少部分流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在付出同等劳动的前提下，薪金和福利一般也低于城市工人。因此，占总人口多数的农村居民和短期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其收入水平长期难以提高。（4）政府的再分配手段不力和宏观调节政策不配套。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总的效果很不理想。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有两点：一是对富人的收入调节政策不得力，如税收手段单一（主要倚赖个人所得税，且起征点不合理），税法的执行力很低，偷税漏税现象十分严重等。二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如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体系因资金严重不足而难以实施到位、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小（绝大多数农民目前都未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5）体制转轨过程中某些行业和权力的垄断尚未打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引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同时，国家计划仍然在相当大的程度和范围进行资源配置。在计划配置资源的领域或行业，平等的竞争必然受到限制。行业垄断不仅使所在行业的从业人员在同等条件下获得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如1997年，全国行业工资最高的金融、保险业，人均年工资为9649元，而同年批发零售业和餐饮业的人均年工资只有4845元，前者高出后者几乎1倍），而且还为某些个人和小集团利用垄断谋取灰色收入提供了机会。另外，由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不同步或不配套，各级政府仍然掌握某些资源并可以行政权力配置这些资源，如果对掌控权力的官员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基本上就是凭长官意志办事，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于是某些腐败的官员便可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收取贿赂。与此相对应，一些“寻租者”用较低的贿赂成本，廉价甚至免费获取某些有形资源（如土地、矿产等）或无形资源（如各种批文），不管是自己经营这些资源，还是转让（如炒地皮等）倒卖，都可使“寻租者”暴富。（6）某些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损公肥私。由于许多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所有者缺位，实际上是“内部人控制”，这为一些贪赃枉法的厂长、经理们侵吞国有资产、贪污挪用公款大开方便之门。有的国有企业领导自己私下或委托亲友经营与本企业相关联的企业，“公家的厂少赚，私人厂多赚”；有的国有企业领导挪用公款为自己或亲友牟利，或慷国家之慨让利于人收取回扣或贿赂；更有一些掌管经营状况较差企业的领导，利用破产倒闭和产权转让之机暗箱操作，贱买（自己买下）贱卖（卖给亲友或行贿者）国有资产，在损害国家和职工利益的基础上大发横财。
三、理性审视：如何正确看待贫富差距
作为一个经济正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也正在印证库兹涅茨“倒U 型曲线”假说。问题在于，中国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力本来就较小，而我们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各项改革措施又不甚配套，以至于近10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且可能呈现继续加大的趋势。过大的贫富差距，目前已引起一部分人的“仇富”心理。
人们对富人的不满情绪在逐渐滋长，也容易使人们在评判贫富差距问题时有失偏颇。
其实，在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形成之前，贫富差距的存在是一种社会常态，甚至是保证社会前进的动力。从理论上说，平等（不平等）可分为机会的平等（不平等）和结果的平等（不平等）两大类。从结果的平等而言，存在着“效率与平等替换”规律（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所提出的原理）。至于机会上的平等，则大体是同效率相互促进的。贫富差距的扩大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是市场经济富有效率的表现。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贫富差距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从正面效应来看，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因此，合理的贫富差距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从负面效应来看，由于机会的不平等，贫富差距有时并不完全是人们的主观努力和贡献大小所致，在导致这种差距的众多因素中，如果客观的自然或社会因素所占比重较大或过大，那么由此而产生的贫富差距，不仅不能激发人们去自我提高和自我奉献，反而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贫富差距的正面效应表明了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而我们只能对其进行调控而不是将其完全消除；贫富差距的负面效应表明它的存在有时也有其不合理性，因而我们要积极创造让大部分人都能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平等机会。
当然，如果贫富差距过大而出现两极分化，在道义上，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有悖于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上，容易使社会不稳定因素滋生蔓延，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经济上，财富的过分集中可能妨碍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经济均衡而高效地成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消除贫富差距，但必须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区间内，以保证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在2003年2月25日举办的“中国金融：走向理性繁荣”论坛上，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阐述了一个相同的观点：国家最大的风险来自于贫富分化，政府应当想方设法通过调节收入和加强社会保障来化解风险（李卫玲，2003）。
当前中国出现的不同阶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悬殊的现象，主要不是由结果的不平等造成，而是由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如一些掌有权力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搞权钱交易而暴富、一些垄断部门职工的收入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收入、城市居民的生存条件天生就比农村居民优越等）。对于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贫富悬殊，需要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以及加强各项改革措施的配套来解决，即用更为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去创造机会平等，并以此进一步提高经济运行效率。
缩小过大的贫富差距也绝不是重蹈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缩小贫富差距而搞体制复归，不能用行政手段直接或变相地“杀富济贫”，不能把合法致富的富人拉入穷人的行列，反而应该继续鼓励他们创造更多的财富，并通过经济手段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利用富人勤劳致富的示范效应激励低收入群体为自己“造饭碗”和积累财富，另一方面保护富人们扩大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这意味着两层含义：其一，中共高层已充分认识到贫富差距过大给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负面影响，力图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消除过大的贫富悬殊；其二，将改革开放初期推行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调整为通过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全民族的普遍富裕，以促进经济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
四、**调节：关于控制贫富差距过大的八项对策
面对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中国究竟何去何从？有些学者过分倚重政府在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往往抓出一两剂“灵丹妙药”来应对。此种作法对于缓解矛盾也许能一时奏效，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要消除贫富差距过大的积弊，必须辨证施治，在坚持市场改革取向，保证经济运行效率的同时，采取系统化的治理方案进行**调节。从目前和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应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整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效
率与公平并重”。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八项具体对策：
（一）扩大就业与鼓励创业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披露，截至2003年3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77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7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预计今年下岗职工会有所减少，但失业人员数量将会增加，全年失业率将呈上升趋势（白天亮，2003）。如果考虑隐性失业人数，中国的失业率是比较高的，为此政府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
鉴于“国退民进”的改革将持续进行，估计未来10年国有和集体企业还要“挤出”4500万下岗职工（周天勇、张弥，2003），故大力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显得十分重要。另外，当前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也应尽可能向能够兼顾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倾斜，以便为失业和再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在现有企业和组织还一时难以提供充足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政府应在税收、金融等方面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包括失业人员、各类中高等院校毕业生、政府和事业机构分流人员等自主创业。笔者认为，在“国退民进”的市场化改革大潮中，政府利用税收、金融等经济杠杆来调节居民收入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外生变量，而人们勤劳致富和自主创业则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内生变量。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培育适龄劳动者的创业理念和创富素质，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难的关键。
（二）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相应的法规，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规范的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如果法制建设缺位或滞后，经济生活中就会出现大量的不道德现象。而建立法制经济，改制、立制和依制这“三驾马车”必须并驾齐驱。所谓改制，就是要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如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原则，必须改革保护垄断、限制合理竞争的法律法规；所谓立制，就是要按市场经济规范运行的要求弥补法律空白，如制定财产登记制度、财产转移监督制度、遗产税法、赠与税法等新的规制；所谓依制，就是要加强执法力度，捍卫法律的尊严，切实维护每个市场主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针对当前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度的现实状况，近期应加紧清理各种乱收费、乱摊派，堵住权力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灰色通道”，重点清理社会反映强烈、导致垄断等不公平竞争的政策，积极营造公平、规范的竞争环境，最大限度地体现收入与贡献的对等；要以更加有效的手段整治非法收入，对滥用职权谋取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惩不怠；同时，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决策民主化与公开化，强化对公务人员和各级行政机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形成对权力行使过程全面约束的合理机制。
（三）用各种经济手段适度调节富裕阶层的收入
鉴于目前收入方式、收入管理过于混乱，税收调节缺乏基础的现实，政府应着重规范收入方式，全面将各种非货币收入货币化。同时，积极建设规范完整的簿记体系，使各种经济活动及居民收入能够纳入有效的政府管理体系范围。此外，还应积极探索税制改革，尽快消除“逆向调节问题”，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在完善税收调节功能方面，一是要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起征额和扣除额，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收入分配情况的监控。二是改革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于一些高收入群体的奢侈消费项目，如高尔夫球、桑拿、健身、保龄球等，可考虑尽快开征“奢侈消费税”，并适时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从治本的角度来说，国家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初次分配制度；推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从治标的角度来说，要加强征管措施，建立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等重点纳税人档案和税收监管体系，严格代扣代缴制度。
在任何国度，贫富差距扩大都可能导致经济和社会风险，近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快速扩大，也引起美国一些经济学家的高度关注。耶鲁大学研究员罗伯特·希勒在其新著《金融新秩序：管理21世纪的经济风险》中开出了新的“药方”：通过一系列金
融创新来控制和防范风险，如推出“不平等保险”和“生计保险”等金融工具，以弥补税收制度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的不足（李卫玲，2003）。笔者认为，希勒的观点对中国不无启示。连美国这样一个税制比较完善的国家尚且需要借助金融创新对过大的贫富差距进行调节，那么对于目前税制还不甚完善的中国来说，就更需要探索通过多种经济手段来实现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优先”。
（四）始终把“三农”问题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
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全面完成的农业大国，城乡差距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农业和农村为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提供积累，这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做法。但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当一国工业和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应回过头来反哺农业和农村，以保持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对均衡。目前中国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工业和城市理应较多地反哺农业和农村，然而现实状况却是背道而驰：不仅工业和城市对农业和农村的“反哺”严重不足，而且农业和农村反而继续向工业和城市大量“输血”，前者对后者的资金净流出每年高达几千亿元，这就不难理解农民收入为何增长迟缓，城乡差距为何继续扩大了。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使农村居民成为中国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不仅直接影响国内需求的增长，而且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为此，从中长期看，应彻底改革现有的户籍政策，废除农村居民生来就比城市居民低人一等的不平等制度，进一步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加快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步伐，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规定的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从短期看，应继续清理农村“三乱”，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
（五）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差距
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极为不平衡，与此相应，两类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十分显著（前文提及的财政部科研所的有关报告显示：2000年东部地区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西部地区居民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要以基础设施建设、文化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等为重点，尽可能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基础条件的差距，特别是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变落后的观念，培育中西部地区的自我“造血”功能和持续的竞争力。国家在必要时可以强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其他经济援助手段，缓解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缓解因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而加剧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
（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回顾前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探索的历程，我们发现存在以下4点不足：一是片面强调社会保障改革要为国有企业改革配套，而忽视非国有经济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长期轻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使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大大滞后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三是决策与管理权限分散，政出多门，各行其是，导致资源浪费或流失；四是制度建设缺乏配套性和系统性，如统分结合模式、国有股减持等重大举措是否适应本国国情及是否与其他相关制度配套，均缺乏充分的理性论证。
在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应将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统筹安排，充分考虑非国有经济主体的劳动者和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分清轻重缓急渐次推进；应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保证社保基金运用的效率；应特别关注并切实保护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水平，避免出现极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就目前来看，急需抓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加强对贫困群体的直接救助与扶持力度。在城镇，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基本医疗及教育援助；在农村，应继续强化扶贫工作，并逐步使扶贫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外，鉴于各种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较大，应积极探索更为有效的灾民救助制度和救助方式。二是在当前经济增长难以提供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应通过加大政府投入，结合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积极实施以工代赈。三是注意协调新旧体制之间的关系，注意改善某些特殊群体（如下岗职工、企业离退休职工以及部分特困企业的在职职工等）的基本生活状况，避免贫困或利益受损问题过分集中于这些社会群体而激化社会矛盾。
（七）大力培育中产阶级
当中产阶级成为一个国家的主流群体时，就会结成一张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安全网”。如果说“社会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的话，那么，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就是实现稳定的社会基础。如何促进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发展？笔者认为当前应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1）加强法律保护的力度。实践证明，只有依法保护私人产权和维护社会公正，才能促使人们凭借勤劳和智慧去创造财富，才能抑制少数人依仗权势“寻租”和通过贪污腐败手段暴富，才能防止百姓的私有财产不被权贵势力非法侵吞。这样，所有的人将可平等地获得上升的机会，私人资本和职业阶层也会有更大的成长空间。（2）大力发展公共教育事业。知识能够帮助人们改变命运，只有大力发展公共教育，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平等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机会，这是知识经济时代培育中产阶级的“树人工程”。我们要尽快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大力开展终身教育，打造更多的学习型组织，营造学习型社会的氛围，从而使更多的人通过攀登知识阶梯而升入中产阶级。（3）加快金融创新。中国居民目前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比重平均为70％左右，大大高于发达国家50％的水平。工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过大，自然会减缓大多数人进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步伐。我们认为，要提高居民收入中非工资收入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就要培育居民的投资意识，并通过金融创新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投资工具（如形式多样的共同基金等）。（4）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经营管理者、教师、研究人员、公务员等智力劳动者的收入，鼓励智力劳动者进行智力投资，并保护相应的合法权益。（5）建立职业经理人激励机制（包括年薪、奖金、红股、期权等方式），形成职业经理人致富与企业发展互动的财富积累机制。
（八）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兴起“穷勤”和“富助”互动的良好社会风气提倡“穷勤”，就是要转变贫困阶层的观念，鼓励他们勤劳脱贫和创业致富；提倡“富助”，就是引导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富当仁”，在自己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为贫困阶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合理的报酬及福利。中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既需要“生产”富人及保护其合法财产的体制，也需要激励穷人脱贫创富的体制。兴起一股“穷勤”与“富助”互动的风气，有利于充分调动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两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化解弥漫于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也可为中产阶级的快速成长创造良好的氛围。
农民问题何以成为重中之重，挂在了总书记和总理的心头，摆到了党和国家最高层决策层的案头，排上了中央“红头文件”的最前头，刻在了包括九亿农民在内的全社会的眉头。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也是各显其能，但就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言，其基本的路径就是“农转非”。不过“农转非”的途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吃商品粮，而是给已经在城市的1.2亿农民工以市民待遇，给现在农村仍需要转移的1.2-1.5亿富余劳动力和每年新增的1200万劳动力以及以后新增需要
作者简介：杨以谦（1957-），男，安徽砀山人，淮北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研究方向：政治文化、三农问题。
转移的农民以平等的就业权。这就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城市如何以更多的空间和宽容的心态接纳农民；二是农民如何以自身的能力、素质、文化和心理适应城市；三是政府如何为这种城乡之间的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服务安排。
3、农民怎样自立
自思自醒农民的自立首先取决于农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能否实现由自在到自为的飞跃。回首中国农民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创举，农民在自身全面解放的道路上已经并正在实现着新的跨越，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新农民，应给中国农民一个新理念：当代中国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力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拓荒者；新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开拓者；农村城镇化的创造者；民主政治的直接实践者；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农民有了这样的自我觉醒，农民不但要走向富裕，更要走向文明，走向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实际上，农村中比较富裕的家庭，无论是有人做公事的，还是从事非农产业的，以及培养出大中专学生的，一个共同或者相似的特点是：都把目光投向了外面的世界，走向文明与开化。相对于其他农民，这些人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或者都有一技之长，头脑比较灵活，眼界比较开阔，观念比较新颖，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在贫穷和富裕的鲜明对比中，农民深深地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文化书写历史；自思才能自醒，自为才能自主。
自主自愿农民缺少的不完全是进行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而是缺少必要的权利和自由。就农民的创造力而言，农民在现代化进程
中所做的贡献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没有任何一个农民不想走向富裕，不想走向文明。问题是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要建立在农民自觉的基础上。实际上农民“要求发展的意识”在转型期间体现的是相当清晰的。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农民的富裕和发展，是农民自己不想富裕、不想发展吗，决不是；是农民自己不会富裕、不会发展吗，不全是。那么，农民怎么就富不起来，发展不上去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之外的各类人员，农业之外的各行各业，村干部之上的各位领导，发誓不让农民富，发恨阻止农民富，发疯干扰农民富。农民最不能接受的是那些不懂装懂的瞎指挥者，最厌恶的是那些装出一副很内行的面孔，对农民指手画脚的老爷式公仆。既然我们要关心农民，那么就必须注意到农民自我发展的这种意识，要从“我是农民”的角度来说，“我关心我的发展，我要发展，我应该得到发展”是合乎理性的和正当的权利要求。而不要对农民的发展要求一味涉障，剥夺他们的发展权。
自立自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全靠农民自己。与城里人的自傲心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不论在城里还是在乡下，都有一种农民身份的自卑感。这也强化了农民的城乡分类意识和城乡差异观念。随着观念、心理、制度、政策、环境、文化、技术差异的缩短或弥合。城市与乡村的共荣与融合,农民自己也应该逐步摆脱以至消除自身的自卑感,而应树立“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城里人”的观念。不仅意识到,我为我是来自农村人而自豪。我为我能从农村来到城市并扎根城市,要比生在城市,但却艰难地生存在城市更骄傲。农民要真正自立于城市，自主于社会，实现自我价值，必须屏弃乡下人自卑感，树立社会主人翁的责任感和自豪感，自立自强，自我解放，自我发展。当今，年轻的一代农民是不甘于一辈子呆在农村的，总要出来闯荡，由此他们的视野得以开阔，提高自身素质，谋求自身发展成为其自觉的要求。而要到城里发展，可以白手起家，但不能凭空想象。这就要有一定的实力和能力，至少是要有通过学习和培养能够具备的潜力。这些能力包括：资本积累能力，知识获取能力，政治资源获取能力，相互合作的能力等。有了这些能力，加之政府的合理化制度安排，城市提供的广阔平台，农民的解放和发展才能融入人类解放和发展的大道。
村民与市民的文化与心理差异不因农民工的进城甚或进城农民工拿到了城里的户口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也不因“农民工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把农民装扮成市民而使农民的地位有根本性的改变。农民进城的初衷是为了生存，至少是为了改变生存条件，农民改善生存状态的路径也不惟进城一条路。但要生存得好一些，除了消除制度性障碍，就农民自身而言，最迫切的就是要提高自身素质。当然，已经进城的农民，就其基本素质而言，要比不愿或无力进城的农民，无论文化技术素质或心理适应性都更强一些。而要能够继续在城里混下去，进而混出个市民样来，仅靠原来的那点本事就远远不够了。这样，不论在城里，还是在农村，要从根本上改变自身生存状态，政府的制度安排，城市的政策与心态调整，农民的文化技术素质提高和心理素质的适应也成为当务之急了。
用辩证的观点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扩大贫富差距
——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指导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了“部分人先富”的政策，我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实践证明该项政策是有效的。然而问题是，20多年来，我国的贫富差距已经拉得过大。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看改革开放政策对拉大我国贫富差距，改革开放让我国经济腾飞，也让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但有观点认为贫富差距的出现以及扩大是国家经济发展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关键词：贫富差距改革开放邓小平理论
正文：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经济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和实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让中国的经济走过了长达20多年的黄金发展期。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国际经济地位日益提升。但与世界瞩目的高速增长极不协调的另一现象——贫富差距，也在我国不断加剧。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
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中，发展生产力是手段，其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整个贯穿联系起来的话，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邓小平是反对产生两极分化、脱离共同富裕目标的那种经济发展和改革的。按照邓小平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必然的，甚至出现一定的“剥削”，也是必然的，但是这部分人富起来是为了能够发挥示范作用，以及经济带动作用，帮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邓小平认为需要对这群人缴税，同时鼓励他们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仍然处在贫困落后中的人。理论上说，邓小平确实能比较理性的看待“剥削”
和“贫富差距”的产生，但是认为它们应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比方说他认为雇工涉及的面是相对很小的，改变不了整个经济体的性质，也制造不出一个可以称之为阶级的“资产阶级”群体。他在八十年代也明确指出，改革不能制造资产阶级，否则我们就是“走了邪路了”。另外，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共同富裕，发展的趋势应当不是让富的更富，贫的更贫，而是逐渐的集体发展：先出现一定的贫富差距，然后慢慢缩小。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确实出现了邓小平所反对的富的更富，贫的更贫的现象。我国的基尼系数这一指标从1978年的0.16，迅速上升至2000年的0.458，大大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向更高阶段发展的深层隐患。
二，改革开放政策扩大我国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贫富差距水平。
（一）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最典型的例子是为了推行所谓的走出去战略而让私人以私营公司名义用国家资金在国外注册企业，这极大地方便了许多见利忘义之徒侵吞国有财产——在国外注册私营企业的老板可以翻脸不认帐，不承认国家在自己注册企业中所拥有的财产，而中国政府甚至连向外国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
（二）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
（三）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
（四）“鲶鱼效应”的观念
这种观念认为，进口的压力会使面向国内市场的企业活得更好，就象在长途贩运的活鱼中放入吃鱼的鲶鱼会激活贩运的鱼那样。而近几年的许多政策都是按照这种思路设计的。实际上即便是那些在开放进口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企业和个人，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福利也往往会大幅度下降，这会使贫者进一步贫穷，从而加大社会中的贫富分化。
（五）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比如，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期阶段，许多人靠投资外汇、债券、原始股票而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
（六）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当今中国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是在外资企业工作的高薪阶层。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三，用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辩证的看改革开放政策扩大中国贫富差距
从改革者方面来讲，是不是邓小平的理论就必然对现状构成否定呢？似乎也未尽然。让一部人先富起来，似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必然手段；中国的改革也不是要在现阶段去消灭什么剥削，而是允许一定的剥削，只要对发展生产力
有益即可；而”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看做是未来的最终目标，并非要在短期内就实现的。
邓小平的思想也可以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思想的理论来解释。他认为要带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使一批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经济学中有“Kuznet Curve”，认为一国的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必然会出现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发展中国家是一普遍现象，待经济发展至一定水平，贫富差距又开始减小，这又是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放眼世界，只有经济落后和经济特别发达的国家，它们的贫富差距水平都很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因此贫富差距出现并扩大是正常的，只有当经济继续发展，经济水平达到一个顶点后，我国的贫富差距就会随着经济的发展慢慢缩小。所以说，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导致我国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同时需要我国的经济继续发展才能缩小最后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我国现阶段贫富差距的存在和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必定会经历的一个阶段。
邓小平理论并没有把问题讲得很清楚，即共同富裕这个目标应该放多远；贫富差距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容忍；发展过程中的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矛盾如何处理。当然，这些问题是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邓小平所能回答得了的。改革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争论中前进。
从先富到共富，这是邓小平未及完成的事业，尚待后人努力。
参考文献：1. 专家析中国贫富差距现象指已超合理限度应警惕来源：《了望》文／吴忠民；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
2. 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来源：《财经》杂志作者：哈继铭
3.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居民收入的差距》，黄继东，《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3-10。
4. 改革?邓小平?两极分化
辩证的观点看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扩大贫富差距
——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指导
在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不在搞平均主义，不再吃大锅饭，是多劳夺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样的分配制度使大家有了动力去努力的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但由此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东西，象题中所言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但我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要正视它，这是分配制度带来的必然的产物！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向纵深推进，我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明显分化。与此相适应，关于社会分层的研究成为我国社会学研究的主流领域。而在我国现有的社会分层研究中，理论研究又相对滞后，因此，加强社会分层的理论研究是深化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需要。为此，本文将本人的上篇文章[1]的基础上就社会分层的依据、原因和功能等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以此就教于学术界。
一、关于社会分层依据的理论探讨
依据上述社会分层定义，社会分层的依据就是社会资源，即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不同而形成不同阶层。然而，社会资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众多社会资源中，哪些社会资源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更为重要的影响呢？换一句话说，哪些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直接影响人们阶层地位的高低呢？对此，不同学者因其研究目的、重点、视角或方法不同而有不同的看法并形成不同的理论。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首推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分层理论和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其重要性具体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是否占有及占有多少直接决定人们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即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是领导者、决策者，还是服从者、操作者）的不同、决定人们分配方式和多少（是通过利润获得报酬且数量巨大，还是通过工资获取报酬且数额极小）的不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是否占有及占有多少直接决定人们的生存或生活方式的不同，即占有大量生产资料的人是凭借生产资料剥削别人来养活自己，占有少量生产资料的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毫无生产资料的人是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养活自己。由此可见，生产资料的是否占有及占有多少不仅决定人们经济收入的多少，而且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高低。
与马克思不同，韦伯则认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源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即物质财富（含金钱）、社会声望和政治权力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这三种社会资源的中国化表述就是利、名、权。韦伯的这一观点之所以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笔者以为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财富、声望和权力是人们最常用、最显著、最基本的社会地位标志。如我们的文学作品或新闻媒体
常常将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称之为“富贵之人”、“权贵之人”或“达官贵人”等。这里的“富人”，就是指拥有较多财富即经济地位较高的人，这里的“贵人”，就是指拥有较好声誉或重要身份即声望地位较高的人，这里的“官人”，就是指拥有较大或重要权力即政治地位较高的人。二是因为财富、声望和权力之间存在着互为条件或互为因果的社会联系机制。一般来说，人们不可能同时获得财富、声望和权力，即首先只有其一，然后才有其二和其三。而这三者又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即一旦有其一，就可能有其二和其三。如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最有可能拥有权力和声望，而声望有助于人们致富和达官，财富和声望则常常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囊中之物。
马克思与韦伯在社会分层依据方面的分歧，从表面上看是一种依据还是多种依据的区别，有人因此将马克思的分层理论称之为一元分层论，而将韦伯的分层理论称之为多元分层论。十几年前，笔者曾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两种理论的区别，[2]现在看来，这些看法过于肤浅。当笔者再次深入思考这一问题时发现，马克思的分层理论与韦伯的分层理论也有联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与财富、声望和权力是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说，生产资料占有数量的大小与其财富、声望和权力拥有数量的大小即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高低是成正比的，而且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原因。笔者因此认为，马克思与韦伯在分层问题上的区别或不同还表现在：马克思主要是从因变量即原因变量的角度揭示社会分层的依据，而韦伯则是从应变量即结果变量的角度寻找社会分层的依据，这是其一。其二，马克思的分层理论只适用于阶级对立的社会，而韦伯的分层理论适用于存在分层现象的所有社会。行文至此，笔者再次感觉到完整、系统和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因为我们过去在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上往往出现极端且武断的作法，即要么为我所用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组成部分割裂开来，要么为我所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同时代的其他人的理论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这些作法既不利于我们完整、系统、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又不利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相关理论区别和联系。
在社会分层依据研究方面，除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以外，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或做法，但这些多般停留在应用或操作层面，即便是少数从理论或抽象层面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或观点，也难以与马克思和韦伯相提并论。
三、关于社会分层原因的理论探讨
社会分层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这里仅从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两个层面而重点是社会个体层面进行探讨。从社会整体面看，社会分层即社会分裂为不同的阶层或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分化的结果或表现。社会分化表现为纵横两个方面，横向分化为社会分工，纵向分化为社会分层。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揭示了社会分层的原因，他认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
[3]恩格斯还详细地分析了阶级产生的过程，他认为，阶级产生于氏族内部，经历了一部人从不占有财富、占有少量财富、占有大量财富，到占有别人的劳动力的过程，而另一部分人则刚好相反。恩格斯这里所说的阶级虽然有其特定的涵义，即是指阶级之间的利益根本对立的阶级，但他的论断及分析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分层的一般原因，即社会分层的出现是因经济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分工所致。
从社会个体层面看，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不同而形成不同等级或层次的过程，既然如此，能力和机会就是社会分层的原因，也就是说，社会分层既有能力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又有机会等客观方面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能力是指人们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它有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之分。一般能力，也叫基本能力，此种能力与人的自然禀赋及人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等基本素质密切相关。一般能力是人们从事各项工作并争取各种资源的能力基础。特殊能力，也叫专门或专项能力，此种能力的形成和具备既以人的自然禀赋、基本素质或基本能力为前提，又以专业知识的系统学习、专业技能的系统训练为基础。特殊或专门能力是获取社会资源的关键。根据我们1996年在武汉市进行的千户问卷调查结果分析，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的强弱组合与获取资源的可能性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一般能力特殊能力获取资源的可能性
强强大
强弱较小
弱强较大
弱弱小
上述关系表明，其一，能力的强弱与获取资源可能性的大小成正比。如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都强，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大。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都弱，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小；其二，在资源获取中，特殊能力比一般能力显得更为重要。如一般
能力强、特殊能力弱，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较小，而一般能力弱、特殊能力强，其获取资源的可能性较大。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资源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源是理论层面上的抽象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资源是特定的具体的，它或者为金钱、或者为权力……等等。要获取其特定的资源，当然需要其特定的知识和技能。反过来说，具有特定知识和技能的人，更容易获得其特定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一些人尽管其基本素质或一般能力较差，则能在商场上屡屡成功、在官场上春风得意的原因。
社会成员分化为不同阶层，不仅因其获取资源的能力不同，而且因其获取资源的机会不同。在一定意义上讲，哲学社会学更注重对机会的研究，因为能力不同只是导致社会分层的主观或个体因素，而机会不同则是导致社会分层的客观或社会原因。笔者以为，机会不同或机会差异之所以是导致社会分层的社会原因，是因为社会差异既与社会整体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又与社会个体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其相关状况及程度具体表现为如下两个定理。
定理 1 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差异程度的高低与社会整体发展程度的高低成反比。即社会发展程度愈高，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机会的差异程度愈低、共享程度愈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愈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及科学技术水平愈高，社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也愈高，与此同时，社会资源的稀缺性程度逐步降低，此时，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资源的可能性程度随之提高；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程度愈高，就意味着社会整体结构的封闭性程度（以自然经济为基础）降低、开放性程度（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提高，社会个体地位的凝固性程度降低、流动性程度提高。与此相适应，社会资源的配置就会从“皇帝的位置只许皇帝的儿子来继承”的制度性配置向“…皇帝?的职位允许所有合适社会成员来担任”的市场性配置转化。此时，社会成员共享社会资源不仅在其可能性程度上而且在其现实性程度上都大大提高。
定理 2 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差异程度高低与社会个体社会地位差异程度高低成正比。即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差别愈大，他们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就愈不同。具体来说，这有两层涵义：一层涵义是由于地位的差别，与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相比，地位较高的社会成员一般会拥有更多的获取社会资源的制度性机会。所谓制度性机会，就是通过制度明文规定并保证实施的、只提供给部分社会成员（一般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社会成员）的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如在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只有干部和工人才有可能享受国家或单位提供的退休养老保障的机会。又如在近几年我国所试行的副厅级干部公开考聘中，只有大专以上学历、副处级以上职务的社会成员才有参与考试并被聘用的机会。另一层涵义是由于地位差别，与地位较低的社会成员相比，地位较高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把握并实现其获取社会资源的市场性机会。所谓市场性机会，就是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共享机会，这种机会虽然为每一社会成员所拥有或享用，但不一定为每一社会成员所把握并实现。一般来说，社会地位较高且已经拥有较多社会资源的社会成员比起社会地位较低且原本拥有较少甚至不拥有社会资源的社会成员，更有可能把握并实现其共享机会。也就是说，对于地位较高且资源富有者来说，其共享机会看上去是机会，实际上也是机会；对于地位较低且资源贫乏来说，其共享机会看上去是机会，实际上则不是机会。这一现象还表明，在社会分层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存在一种马太效应，即资源富有者因易于获得新的资源将会更加富有，而资源贫乏者因难于获得新的资源将会更加贫乏。
当然，上述两个定理只是就一般社会现象而言，这不排斥特殊社会现象的存在。此外，上述两个定理也告诉我们，“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的不同”这一命题或判断有着丰富的社会内涵。
以上我们以能力和机会为题分别考察了社会分层的主客观原因。其实，在社会分层过程中，即在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实际过程中，能力和机会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这里所谓的能力就是指把握机会、获取资源的能力，另一方面，机会是否为机会或是否由可能变为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又取决于能力。总之，能力和机会是人们获取社会资源不可或缺的两大要素或两大方面。换句话说，能力和机会的不同是社会成员分化为不同阶层的两大基本原因。
四、关于社会分层功能的理论探讨
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客观过程或现象，社会分层对社会运行和发展有何作用或功能呢？对此，社会学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或争论，并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功能论和冲突论。
功能论以戴维斯（Kingsley Davis）和莫尔（Wilbert Moore）为代表，他们的基本观点是：
第一，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第二，社会分层因社会整合、社会协调和社会团结而产生，因此，社会分层既能满足社会整体和社会个体的需要，又能提高社会和个人的功能；
第三，社会分层是工作与酬赏合理分配的结果，即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他所从事的工作或职位的重要性程度。工作愈重要，报酬愈高，社会地位亦愈高；二是他所从事的工作或职业的技术性程度。工作的技术性愈强，报酬愈高，社会地位亦愈高。总之，工作或职业是否重要和是否难做是决定他们的经济报酬乃至社会地位高低的两个基本
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分层是个人发展的动力。
第四，社会分层的依据是多种社会资源，社会结构影响社会分层。
第五，社会分层因社会进化而产生，因此，社会分层经由社会进化而改变。
冲突论则以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米尔斯（C. Wright Mills）和图明（Melvin M. Tumin）为代表，他们提出了与功能论完全相反的基本观点：
第一，社会分层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
第二，社会分层因人们的相互竞争、相互冲突和相互征服而产生，因此，社会分层只能满足社会上强势或权势群体和个人的需要，同时会影响和阻碍社会和个人的功能；
第三，社会分层是工作与酬赏不合理分配的结果。因为工作和酬赏的分配规则是一种强势规则，即是强势群体和个人制定的，并体现其利益和服从其需要的规则。他们认为，有些工作或职位之所以重要和难做，一方面是因为它对于强势群体很重要，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为强势群体所需要。他们还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强势群体和个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门槛和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分层是多数社会成员个人发展的阻力。
第四，社会分层的主要依据是经济资源，社会分层影响社会结构；
第五，社会分层是靠强力或武力来维持的，因此，社会分层须由社会革命来改变。
由此可见，功能论和冲突论对社会分层功能的看法是各持一端，大相径庭，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现象呢？笔者以为，两者观点大相径庭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两者的理论前提不同，即功能论和冲突论对社会分层的“层”的理解不一样。功能论所指的“层”是广义的层，他们有时用class表达，有时用stratum表述。而冲突论所说的“层”是狭义的层，它不仅只能用class表达，而且特指其阶层间利益根本对立的、有剥削与被剥削甚至压迫被压迫关系的阶级。简言之，功能论的“层”以社会分工和职业分化为基础，冲突论的“层”则以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为基础。前提的不同必然导致结论的不同。正因为功能论的“层”具有非对抗性，因而它的产生和存在对社会和个人都具有积极作用或正功能，它经由社会进化或社会发展而变化；也正因为冲突论的“层”具有对抗性，因而它的产生和存在对社会和个人都具有消极作用或负功能，它须由社会革命来改变。由此可见，功能论和冲突论的观点看似非常冲突，实际上分歧不大，二者完全可以通过沟通而实现或达到整合。
功能论和冲突论关于社会分层功能的争论给予了我们许多启示，其中一个重要启示是对社会分层的功能要进行辨证分析，即既要看到社会分层的正功能或积极作用，又要看到社会分层的负功能或消极作用。
社会分层的正功能或积极作用至少表现为如下方面：第一，由于社会分层是因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不同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有其合理性，社会分层既是对社会成员的不同能力特别是社会精英的非凡能力的认可，同时又会激励人们为增强自己的能力而努力；第二，由于社会分层具体表现为人们拥有财富、权力或声望的不同，即人们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声望地位的差别，因此，社会分层会形成一种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社会竞争机制，从而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力争上游、争取更高的社会地位。
社会分层不仅有其正功能，而且有其负功能，其负功能或消极作用至少表现为如下方面：第一，由于社会分层还是因其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同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人们在社会地位方面的差别也有其不合理性，也就是说，社会地位较高者并不一定是能力较强者和贡献较大者，因此，社会分层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人们的能力和贡献，从而对个人和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第二，由于社会分层所依据的社会成员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人们原有社会地位的不同，即原有地位较高者，获取资源的机会较多，原有地位较低者，获取资源的机会较少。这样，富有者将会更富，贫穷者将会更穷，其结果是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当贫穷者在合法脱贫致富的道路上感觉到无望甚至绝望时，他们在行为选择方面可能采取越轨甚至犯罪的行为方式，从而影响社会运行和发展，并可能使社会处于危机状态。
总之，社会分层既有正功能或积极作用，又有负功能或消极作用，我们只有在理论上充分地认识到其正负功能，才能在实践上有效地发挥和利用其正功能，抑制和克服其负功能。在这方面，我国社会发展曾给我们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我们过份看重社会分层和和社会差别的负功能，为了缩小人们之间的差别而采取了许多均贫富的作法，这些作法虽然确实缩小了人们之间的差别，但其差别缩小不是建立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贫穷的基础之上。与此同时还引发了一些始料未及的社会问题：一是“大锅饭”作法使人们失去劳动积极性，个人和社会发展都缺乏动力；二是“大锅饭”体制造成了人人向国家伸手，从而使国家背上沉重包袱，社会发展步履艰难；三是国家内部的差别缩小了，但我国与外国的差距却拉大了。如我国大陆人均GNP与发达国家的绝对差距从1950年的落后2265美元拉到1975年的落后4918美元。改革开放以来，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我们开始注意到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别的正功能，并出台了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的政
策。这一政策不仅给个人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给社会发展注入了活力并带来生机，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从此步入快车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的经济发展速度，无论是纵向比即与我国的过去比，还是横向比即与同一时期其他国家甚至发达国家比，其发展速度都是较快的。与此同时，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提高。然而，在充分认识并发挥社会分层和社会差别的正功能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忽视或忘记其负功能。在社会分层正负功能的认识和处理上，重此轻彼不对，重彼轻此也不对，更何况我们在执行让一部分人或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或问题。
此外，社会分层的功能与社会分层结构的性质和状况密切相关。一方面，社会分层结构性质直接影响社会分层的功能。如果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封闭性或刚性，即阶层间缺乏流动机制，那么，这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负功能。与此相反，如果社会分层结构具有开放性并富有弹性，即阶层间流动渠道畅通，那么这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正功能。另一方面，社会分层结构状况也会直接影响社会分层的功能。如果社会分层中的层际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那么，这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负功能。与此相反，如果社会分层中的层际差距较小并主要表现为量的差别，那么，这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正功能
仁是什么？“仁者爱人也”，仁说到底是一种人道、人本精神。不仁就是这种人道人本精神的缺失。不仁不止是对别人的残忍，也包括对自己的否定。
一个社会里，富人毕竟是少数，相对贫困的人构成了社会的大部分。为富不仁固然可恨，为贫不仁固然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可怕”。抛离感情因素后我们看到，为贫者的不仁对于社会对于个人的影响是致命性的。
其一，对于个人。为贫者的不仁不止是不把别人当人看，而且也不把自己当人看，否定了自己的价值。这对于个人的成长和生活是毁灭性的。（以下论证省略）
其二，对于为富者，为贫者是社会的多数。当多数人沉沦的时候，少数为富者就会缺失牵制的力量，由此带来的残暴就会愈发无可收拾。（以下论证省略）
其三，对于社会，社会的进步是要靠社会大多数人推动的。因此，社会的良性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多数社会成员的觉醒之基础上的。当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为贫者缺失了人道精神时，社会的精神也必将遭到扭曲。社会的发展往往不是误入歧途，就是停滞不前。（以下论证省略）
我们今天讨论为富者和为贫者谁的不仁更可怕，显然不会是简简单单为了比较而比较。我们是要唤醒整个社会的觉醒。为富者不仁固然可憎，但是为贫者的不仁是毁灭性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要唤醒为富者的人道精神，更要唤醒占社会成员大多数的为贫者的人道精神。所以我们说为富不仁可怕，我们还要高声疾呼：为贫不仁更可怕！
传统文化中,"仁"即爱人,要求人们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现代社会中,"仁"表现为不同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相互尊重、包容与理解,是个体与社会联结的中介和它的最理想形式在道德领域中的体现。"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人际关系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它有助于个人修身和群体和谐。我们需创造良好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以充分发挥"仁"的积极作用。
构建和谐社会富人官人是关键(2007-03-18 11:36:52)转载
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李昌桂
科学发展观，就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均衡稳定持续发展、又快又好地发展、按照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发展的历史进步观。正如专家所言，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彻科学发展观，其核心是以民为本，其目的应该是构建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需要多方统筹全面兼顾的复杂的社会活动，但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是人与人的协调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在当前形势下显得很迫切，在将来的年代里，也显得非常的重要。
一、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友善和谐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万分的微妙，千丝万缕，错综复杂。但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恕笔者武断直言，主要是富人与穷人、官人与庶人的和谐。当前的一些不和谐因素，存在的一些差距，某些对立，某些矛盾，主要表现在富人与穷人和官人与庶人之间。要解决这两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平等和团结友善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须贯彻以民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尊重群众的意愿，依靠群众的力量发展经济社会，以群众的利益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由全体人民群众共享。
现在全社会对富人和穷人的话题比较多，笔者认为，一是应该正视当前富人与穷人之间以至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回避矛盾，并且抓住这两条主线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从改善关系入手，通过法律政策平衡各种差距，通过理论舆论首先在意识形态方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向平等。不仅倡导富人能够真心地尊重穷人，能够信奉发达国家的“不是穷人需要富人，而是富人需要穷人”的穷富观，从而同情、体谅、帮助穷人，使穷人增强自信，不会产生“仇富”情绪。同时，要理直气壮地用群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提倡穷人也要尊重通过智慧和勤劳致富的富人，学习富人的致富的技能和经验，冷静地分析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消除隔阂和心理障碍，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富人与穷人是同类，只要在人格上相互尊重，在权利上保证平等，就能够和谐相处。三是富人和官人需要做出姿态。在富与穷、官与庶两组矛盾中，富人与官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社会的和谐起着决定性作用。如果大大小小的“老板”能够充分尊重工人的人权、人格和他们的劳动，不算计和拖欠工人的工资，就不会出现工人拿菜刀砍工头的事件了。如果老板们依法经营，把工人的生命安全装在心里，视工人与老板为同类，就不会屡屡出现触目惊心的“以同胞的生命换取个人财富”的煤矿生产事故了。如果领导和群众能够互相尊重，领导干部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搞权钱交易，不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不搞五花八门的以权谋私，而是联系和服务群众，同情弱势群体，关心群众疾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充分认识到“群众利益无小事”，用实际行动为民办实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是为个别人，不是为少数人，也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益，而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如修一条路架一座桥，花了纳税人的钱，就要让多数人受益。制定一部法律一项政策，就要让多数人得到好处。讲一次话，作一个指示，就要调动和保护多数人的积极性。如果领导处处关心群众，富人事事体谅穷人，方方面面能够协调动作，上上下下能够心平气顺，男女老幼能够各得其所，社会就会安定，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四是政府能够有所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除了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自身相互尊重，保持和谐以外，还需要外力的作用，这就是政府能够运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道德舆论的手段发挥调节作用。当前人民群众有各种怨气，最主要的怨气还是集中在收入分配的政策性、制度性和规则性的差距方面。比如同工不能同酬的问题。比如电力行业10万元年薪的抄表工，高速公路7000元月薪的收费员和军工企业700元月薪的武器修理工之间的差距就显得太大。如果是人的智力体力的差别造成的差距，尽管社会仍然有责任进行调节，但是人民群众不会有那样大的怨气，如果是政策、法律、资源或行业垄断和作用等人为因素造成的差距就会
让人生怨甚至生仇生恨，“仇恨入心发了芽”就可能引起动乱。其实通常说的“仇富”，仇的并不是“富”而是“腐”，恨的只是非法致富的方法、手段、途径。恨的是不明不白的富和不劳而获的富。对于投机致富的，非法致富的，国家法律不应该沉默，社会舆论不应该肯定而应该谴责。要规定富人的社会责任，要保证税收到位。总之，政府要在立法、司法、行政的过程中，保证公民权利的平等，克服什么“改革的阵痛和差距难免”的谬论，做到常说的起点、过程和结果的平等。保障社会竞争的公平，抑制收入分配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样，人与人的和谐就有了人自身的内因和社会外因的共同作用，社会和谐安定就有了保障。
二、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相对人而言，大自然是被动的，与人不同，人与人之间如果出现了不公平，有理解、有愤怒、有仇恨、有反抗。对于大自然受到伤害以后的哀鸣包括野生动物的怒吼，伤害大自然和对大自然无情义的人是听不见的。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唯一的就是人必须尊重自然。认识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和共生关系。人，不管是神创造的还是进化产生的，都是依赖于自然，生存于自然，发展于自然的。水土、阳光、空气、动植物矿物都是人的生存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切资源都取之自然。资源的产生和再生都是有规律和周期的，不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保护自然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做到科学发展。中国，不仅缺煤电油，还缺水缺粮食。为了子孙后代的基本生存条件着想，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着想，现在需要节约资源，需要忍耐和节制消费，应该为后人多留几分能够耕种能够收获能够长粮食长蔬菜的地，多留几棵能够挡风保水的树，多留一条干净的河。有的人有足够的金钱，即使是合法收入，有处置自己财富的权利，但是自然资源是人类共有的，人，有随意消费自己金钱的权利，但是没有随意消费物质或资源的权利。节约——不仅是“节约消费”，更主要的是必须“节约资源”。人类任何一分子都有保护自然的义务。穷人富人，中国人外国人，古人今人，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平等的享受权利平等地担当义务。对于那些不能“敬天爱人”、败坏“天理人伦”、为了暴富快富透支自然资源和破坏自然环境的人，除了天理不容受到大自然的必然惩罚以外，还应该受到社会的谴责和国家法律的制裁，依靠人的自觉性和法律的强制性来保护大自然。
三、科学发展是硬道理
社会的非和谐因素，源自发展，也将解自发展。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困难，源自改革，也将解自改革。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能够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或者只能通过改革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一是发展，二是和谐。公平和谐与高效率发展是对立的统一。不能只讲改革、发展与效率，不讲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否则，发展不能长久，发展的成果也不能巩固，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停止甚至倒退。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物质丰富了，但贫富差距拉大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剧再演了，人与人之间不能沟通，出现对立甚至由怨而恨，出现“为富不仁”、“为官不义”和“贫者多盗”，社会就不能稳定，就不是人们希望的国泰民安的改革发展盛世，这样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人与人是这样，人与自然也是这样。如果在发展中和大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当，不顾地球和太空的承受能力，只讲发展，不讲和谐平衡，只管利用不管保护，过度开发，造成土壤污染了，水污染了，大气污染了，没有洁净的水和空气，没有安全的食品，沙尘暴、海啸、酸雨不时光顾，这样的发展，即使人民都“富”了，但却无处安身了。这样的富和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人民不能接受的、不需要的也是不容许的。同时，也不能只讲和谐不讲发展，只讲平衡不讲差别，只讲公平不讲效率。否则，发展就没有必要的速度和动力，创建和谐社会就没有物质基础或物质保证。没有又快又好地发展就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一个物质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困萧条的社会，人们居无定所，终日为温饱犯愁，人心就不能基本安定，社会就不能基本稳定，和谐社会更谈不上了。因此，公平和效率应当并重，和谐与发展应当并重。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发展的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只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惠及十三亿人口的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就能顺利实现。
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
一种现象。名字来自于《圣经·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在《圣经·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中有这么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社会学家从中引申出了“马太效应”这一概念，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1]。
1968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罗伯特·莫顿（Robert K. Merton）提出这个术语用以概括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相对于那些不知名的研究者，声名显赫的科学家通常得到更多的声望即使他们的成就是相似的，同样地，在同一个项目上，声誉通常给予那些已经出名的研究者，例如，一个奖项几乎总是授予最资深的研究者，即使所有工作都是一个研究生完成的。”
罗伯特·莫顿归纳“马太效应”为：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此术语后为经济学界所借用，反映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家通吃的经济学中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社会心理学上也经常借用这一名词。
马太效应，所谓强者越强，弱者愈弱，一个人如果获得了成功，什么好事都会找到他头上。大丈夫立世，不应怨天尤人，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态度积极主动执着，那么你就赢得了物质或者精神财富，获得财富后，你的态度更加强化了你的积极主动性，如此循环，你才能把马太效应的正效果发挥到最大极致。
太效应”在社会中广泛存在，以〖经济领域〗为例，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趋同假说”。该假说认为，由于资本的报酬递减规律，当发达地区出现资本报酬递减时，资本就会流向还未出现报酬递减的欠发达地区[2]，其结果是发达地区的增长速度减慢，而欠发达地区的增速加快，最终导致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另一种观点是，当同时考虑到制度、人力资源等因素时，往往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即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呈现“发展趋异”的“马太效应”。又如，人才危机将是一个世界现象，人才占有上的“马太效应”将更加显现：占有人才越多的地方，对人才越有吸引力；反过来，被认可的人才越稀缺。此外，在〖科学、学术〗研究中也存在“马太效应”，研究成果越多的人往往越有名，越有名的人成果越多，最后就产生了学术权威。
编辑本段
实际应用
马太效应可以归纳于：“任何个体、群体或地区，一旦在某一个方面（如金钱、名誉、地位等）获得成功和进步，就会产生一种积累优势，就会有更多的机会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步。”
马太效应对于领先者来说就是一种优势的累计，当你已经取得一定成功后，那就更容易取得更大的成功。强马太效应
者总会更强，弱者反而更弱。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强者随着积累优势，将有更多的机会
马太效应取得更大的成功和进
步。所以你不想在任何所在的领域的被打败的话，你就要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羊，并且不断地扩大。当你成为领头羊后，即便你的投资回报率相同，你也能更轻易地获得比弱小的同行更大的收益。
马太效应除了解释现象外，同样还有消极和积极影响。名人更出名，就会导致某些名人丧失理智，居功自傲，在人生道路上跌跟头，这是消极影响。而积极影响是，马太效应也不断鞭策无名者奋发，去追求和超越已有成果。刘翔奥运夺冠，一举成名，打破了原本亚洲田径弱者的地位；可随着成名影响，更多的期待就压在刘翔身上，又导致了刘翔在田径场上时好时坏的发挥。
马太效应告诉我们：想在某一个领域保持优势，就必须在此领域迅速做大。再者，当目标领域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就要另辟蹊径，找准对手的弱项和自己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