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界的困境
龙年对中国体育界来说，实在是一个凶险之年。十几天的奥运会，竟使熠熠生辉的体育界人士一下变得满面蒙垢。进入蛇年，征兆仍然不好，我们的国球在40届世界锦标赛上倒塌了半边天，而且损失惨重。
怪了，中国体育似乎在沿着一个可怕的规律走下去。
落后的项目（如足球、田径）并无起飞的征兆，优势项目却渐渐丢失，而且是一落千丈：
战功赫赫的女排已是“五连冠”，人们应该允许它输，但却不能原谅它输成15：0；
三破世界纪录的朱建华，人们可以理解他不能四破，但怎么也不该以20公分的幅度下降，以至连及格赛也过不去；
体操王子李宁金牌等身，他有理由到此为止，但实在不该使自己跌至50名开外；
开创世界乒坛奇迹的中国乒乓球队固然不可能长盛不衰，但男队不该衰到团体决赛一分不拿。
80年代初兴起的体育热（更确切地讲是“金牌热”）在80年代末陷入了窘困的境地。体育界同样面临着治理整顿，面临着一度淡薄而今天看来绝不能离开的艰苦奋斗，面临着过几年紧日子。而且恐怕目前体育界最大的问题还是人的斗
志减弱和精神状态不振（这当然不仅仅是体育界，最近有关部门对首都172位知名人士进行问卷调查，75％的人认为“国民艰苦奋斗的精神”下降了），还有面对着进退两难境地而无所适从的困惑。
10年来的中国，动摇了单纯计划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统治，使我们面对着更多的选择和希望。80年代初，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穷惯了的中国人只要有物质的鼓励，国家的兴旺和人民的斗志都将迎刃而解。然而，10年时间过去，人们不得不慨叹：我们陷入了新的困境。
体育界近年来与各行各业一样，想使物质鼓励成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这固然比蔑视物质利益的大一统时代是个不小的进步，但这在人类人格的生存、安全、归属、自尊、自我实现的五个层次中，毕竟属于低层次。尽管当今运动员的收入较之十几年前，已经有了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提高，也尽管明星中已有几万、几十万元的存款，音响、摩托、小汽车已经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物，但这一切都无法取代无理想信仰的价值观的危机。从五六十年代过来的运动员都感慨地回忆，连续获三次世界冠军的庄则栋工资还不到百元，出国时不要说没有几大件，连一块手表都是用几个人的外汇凑着买。至于奖金，别说几万、几十万，能有几百元就足以使人感激涕零了。我们今天当然不必再像过去那样拮据，但那一代人为事业献身和勒紧裤腰带艰苦奋斗的精神，
却不应该抛弃掉。老一代运动员是用一种什么精神来对待训练？足球队每天天不亮就悄悄爬起来，训练课开始前，几千米已经跑完了，那时教练根本用不着担忧运动员不好好练，相反怕他们练得过狠而损害了身体。乒乓队很多队员训练之后连上楼梯都感到费力。那时日本乒乓球队对中国运动员的斗志深感畏惧，中国人身上那种不服输不畏惧的精神，不能不令人折服。而这次多特蒙得40届世乒赛时，南朝鲜的刘南奎在赛前对西德记者说：“今天的中国运动员太懒、太软，而且自负。”谁能说他的话是凭空想像呢？再以七八年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她们第一次拿世界冠军时奖金500元，1982年也才1000元，洛杉矶奥运会涨至7000元至15000元。后来不仅国家有奖金，省里有奖金，海外人士也送奖金，国内企业纷纷送礼品，但到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女排的精神状态又是什么样子呢？现实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把目光仅仅盯在经济利益上时，它很可能会丢掉更重要的东西。而这种风气仅靠运动界来纠正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国家近年来要想重新使人们“艰苦奋斗”，不知比当初要花多少倍的力量和代价。有人说，这次奥运会后拿十几万元奖金的运动员不是个别的，但运动员也有理由说，一个歌星唱一个礼拜的歌可以拿6万元，我拿得还算多么？更别说那些不费吹灰之力可使财源滚滚而来的“官倒”及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暴发户了。有些运动员已把钱视为最重要的动力，有的运动员买
一箱乒乓球拍的胶皮，出国访问时以4美元一块出售（国内2元人民币一块），这种集谈判、走后门、搬运、国际长途贩运于一身的经商，不知比普拉蒂尼的经商要累多少。有个极有前途的运动员居然干上溜门撬锁、卖运动衣的勾当，更别说在福建发生的运动员为了钱而开枪杀死数人的事件了。钱在鼓励人“奋斗”的同时，也扭曲和改变着人的品格。
更使这种做法陷入困境的是，运动员尽管过上了他们前辈无法想像的优裕生活，但放在世界范围内仍属微薄得难以启齿。拿最落后的项目足球来说，中国运动员李辉到西德的乙级队，每个月可拿4500马克工资，每次出场费或进球都有200美金。沈祥福、吕洪祥等退役的足球运动员到日本一个公司踢球，公司安排他们每天在日语学校学习3个小时日语，每人免费提供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住所，还可以把妻子带到日本。他们几个月的收入就等于在中国干半辈子。相比之下，中国的物质又有多少吸引力呢？奥运会上获奖牌的运动员在获得足以令国人艳羡不已的待遇时，也已得知南朝鲜、台湾选手的奖金达14万美金，连并不富有的印度、巴基斯坦都分别有一幢房屋和赠首都400平米的一块土地的奖励。在奥运会上外电报道，中国运动员是电子游艺机前和录像机前常客，这个消息其实有着难以言传的背景。我们的运动员来汉城，所有的费用只有30美元到80美元，这些钱几乎什么也不能买。而美国运动员仅每天的零用金就达150美
元，人家不必寒酸得只玩不收钱
的游艺机。中国运动员的费用几乎是所有国家最低的。
从而，在奥运会上就考虑赛完尽快出走的中国运动员比比皆是，出国潮的势头日甚一日。许绍发在汉城乒乓球台前忧虑重重，半年后在多特蒙德，这忧虑变成了一种使自己惨败的苦果。中国出国的乒乓球运动员，把中国积多年心血形成的打法，毫无保留地输送到各个国家。在欧洲、日本和美国，有中国各个时期、各种打法的优秀人才。郭跃华不惜辞去了福建省体委副主任职务，去西德一家俱乐部拿5万马克的年薪。还有不少乒乓精英在积极与外面联系，中国教练劝不住、也留不住。在中国抱回一个大奖杯，所得奖金不如给外国老板打几天球，拿什么稳住他们呢？如果我们的运动队伍是一支军心不稳的队伍，也便无法期望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多么奇怪而又令人难以解释：把“为国争光”喊得最响亮的国家，却拥有着最多愿意出走的人。困惑，使人无所适从的困惑啊！
同是社会主义国家、同处在改革中的苏联，却在奥运会上别具一番风采。我们时时钦佩苏联运动员在奥运会上威风凛凛的表现，他们高大的身躯，宽阔的肩膀，一往无前的气概，展现了空前的实力。他们在奥运村纪律严明，到运动场上士气如虹，他们的体委主任说：“每个参加奥运会的苏联人都明白，他们代表着千百万同胞，是国家派来的，世界上
每个角落，都有人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他们。”这绝非豪言壮语。他们高昂的情绪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精神。当然，他们每获一枚金牌都在队内隆重授勋。他们也向每个运动员颁发约2万美元的奖金，但以中苏两国人均产值1：23的差距相比，他们并不比中国运动员奖金
优厚。人们同样不应淡忘的事实是：苏联虽然在改革中遇到了困难，但他们从十月革命、卫国战争到改革年代，硬是在重重的困难中始终保持“以天下为己任”、“舍我其谁”的志向，并以能与美国抗衡而自豪。他们的理想并没有消灭，不少新婚夫妇都庄重诚挚地向列宁像和无名英雄纪念碑献花。苏联参加奥林匹克的运动员在肃穆虔诚的气氛中到红场和烈士墓地宣誓出征，这种强烈的爱国意识是许多运动员的精神支柱。
我们呢？我们无法以参观毛主席纪念堂来唤起年轻人
的信念，如今也不时兴去烈士墓，今天似乎没有了信仰。而时有发生的腐败现象使青年人愈益失去心目中的楷模和榜样，理想已远没有金钱更有说服力，苦干也没有享乐更诱惑人，很多青年人成了找不到精神家园的漂泊群体。在当今的运动精英中，信奉天主、期望菩萨保佑的有之，迷信特异功能乃至对原始图腾崇拜者有之，他们的不少怪诞的想法使人感到莫名其妙。我国有位奥运会获银牌的姑娘平日便熟读《圣经》，到汉城也去寻找天主教堂，献上了对上帝的诚心。
生活中没有了信仰，这倒不失是慰藉心灵的办法。
不要责备这些孩子，他们也与社会上的20几岁的年轻人一样，无法摆脱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他们生长在文革年代，自小生就了对传统理想教育的反叛和信仰上的危机。在改革开放的年月，他们有了优于前几代人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但环境未能造就他们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虽然常把“为国争光”挂在嘴边，可一旦走进社会遇到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便难免产生困惑。他们常常将自己的处境与优于自己的国外运动员相比，与那些畸形地以金钱刺激运动员夺标的国家相比，甚至在国内，他们也总与个体户、暴发户相比，越比越觉自己吃亏，越比越没有斗志。但他们却忘了，全国人民是在怎样困难的条件下，花大钱去培养他们；他们忘了运动员所处的特殊生活，是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中华民族去拼搏去进取，却树立奋斗不息的精神意志，而不是让他们去和外国运动员进行物质享受攀比，让他们提前进入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他们或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又与他们自身素质有关。
我们长期以来把运动员做为运动场上的强者和杰出者，而没有把他们变成体育文化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体育的重要内涵是向文明学习，是塑造优美健康的人格。中国的文化本身就缺乏体育，与此相应的是体育界缺乏文化。我们的体育
战略，塑造出一批批并不完整的体育人。我们急功近利以忽略文化教育为代价去培养运动人，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与倒退。我们的优秀运动员都是大浪淘沙出来的，而众多的普通运动员因“一切为训练让路”的战略而在退役后成为体育界乃至社会的负担。个别优秀运动员虽然沾了我国对金牌“无限保障型”的光，但能有这样美妙归宿的人毕竟少之又少。况且，因为金牌而给大学上，并不能解决整个运动队伍的文化问题。美国运动员并不需要照顾进大学，而且运动员也没有这种特权，连里根因没有获名牌大学荣誉学位，即使曾多次向哈佛大学暗送秋波，但哈佛也无动于衷。我们的不少做法，是在宠运动员，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在急切奔向四个现代化时却忽略了人的现代化。我们常常没有正视这样一个历史：任何社会的经济飞跃，都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进取精神与素质。我们忽视教育所造成的各行各业人的总体素质的不佳，终于在80年代末全面地暴露出来。
体育界的困惑，不过是我们国家大环境困惑中的一个缩影。我们应如何走出这一“困惑”，如何面对这一困惑的挑战，这才是我们应该沉思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设计：雪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