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社会资源控制的差异与利益分化，农民内部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也出现了明显差别，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拥有了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而且由于社会流动的加剧，这部分人群逐渐脱离了农村社会大众，形成了所谓的“农村精英阶层”。另一部分与之利益对立的阶层通常被称为农民大众或普通农民阶层。前者主要包括部分乡村干部、先富人群以及农村宗族、宗教精英等群体，后者则是指其他普通农民。本文将对这两类人群的利益角色、政治信任等相关问题进行比较分析。
一、精英与大众：利益的角色冲突
精英与大众的关系是西方民主政治理论的经典主题。古典精英主义理论认为，精英具有天生优越性，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精英主义代表人物莫斯卡在《统治阶级》中认为，在所有的社会中，都会出现两个阶级——
—一个是统治阶级，另一个是被统治阶级，“……不论它是哪一种形式，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都在少数有影响的人们手中，大多数人不论是否情愿，都要服从这种管理”[1]P97。另一代表人物米歇尔斯也认为，大众的影响只不过是一种表象，人类的大多数将永远处于被监护的状态之下，“从一个统治阶级必然要被另一个阶级取代这一原理我们可以演绎出如下规律：至今一切寡头统治都是任何大的社会集合体的必然生活形式……”[2]P340。需要指出的是，米歇尔斯的精英主义理论陷入了犬儒式的悲观主义，它低估了民主的力量。为了弥合精英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分歧，熊彼特提出了精英民主主义理论。他提出，“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3]P（395-396）尽管一些民主理论家极力反对精英民主的理论，但实际上，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社会中，精英治理模式是政治生活的常态，而古希腊雅典式的民主只能在规模很小的城邦国家内才能实现。现代国家的庞大规模以及社会的讯息万变，使得社会精英强化自身权力有了一个很好的“理由”。在中国农村社会，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流动为新的社会精英的不断出现创造了条件，然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开始出现“断裂”，农村社会精英与普通农民之间围绕着资源和利益展开了博弈。由于不少精英本身就是国家在农村社会的代理人，掌握着一定的行政资源，这就决定了其在同普通农民群体进行利益博弈时候占有
资源控制、利益多元与信任分层
——
—乡村权力关系视野下的农民政治信任
邱国良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9）
［摘要］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历史消长，导致了农村社会资源的精英控制及利益多元化，并最终形成农民政治信任的阶层分化。普通农民阶层对政府和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现实利益是否得到应有尊重，而农村精英阶层对政府的信任感则表现得较为复杂：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
［关键词］资源控制；利益多元；信任分层；精英与大众；政治信任
［中图分类号］D6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1）10-0093-04 2011.10“三农”问题研究
［收稿日期］2011-07-02
［基金项目］2010年度教育部社科规划项目“中国农村政治稳定视阈下的农民政治信任研究”（10YJA810020）；江西省“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农民政治信任问题研究”（10SH14）。
［作者简介］邱国良（1974-），男，江西贵溪人，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
政治和社会治理。
天然的优势。当行政权力和资源优势耦合在一起时，自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农村社会阶层——
—乡村权势阶层，由于该阶层的利益主要建立在对大众的剥夺之上，使得农村社会精英和大众的利益冲突愈加彰显。在实践中，这些冲突在税改前主要由农民负担、计划生育等问题而引发，税改后则主要牵扯到征地纠纷问题。
那么，精英阶层对普通农民利益剥夺的动机和条件是什么呢？有学者在分析各级政府之间及基层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时也指出，“中央政府、地方、基层政府和农民利益目标不一定一致，可以看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主体，有时为一种博弈关系。由于政府具有强力，强力能够界定权利，于是，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农民间的博弈过程为典型的强权博弈。”[4]同样，相对于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阶层而言，普通农民通常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是创新的直接动力；他们只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他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得到重视。如果没有其他力量的支持，普通农民从总体上是无力对抗乡村权势阶层的”。[5]由此不难发现，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精英阶层到普通农民阶层，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强权博弈关系，而处于博弈链条最末端的普通农民始终面临着自身合法权益遭受剥夺的风险。
另一方面，制度失范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征地纠纷为例，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一再遭到侵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乡村权势阶层利用了现有农地制度的缺陷。一般来说，征地行为涉及的利益主体有征地方、受益方以及被征地方的村集体和村民。其中，征地方主要是指政府，受益方是指因征地而受益的企事业单位，而被征地方究竟是农民集体还是农民个体？这在法律上是没有争议的。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农村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另外，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里所说的集体主要是指村集体或乡（镇）集体。在实践中，由于对农地补偿金缺乏严格监管，乡村权势阶层便利用其对资源的掌控优势，时常侵犯与土地关系最为密切的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下面是J省S 村的土地侵权案例：
2002年，国务院下达《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以下称《意见》）。2002年11月，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S村的一些村干部突然来到郑家、占家等四个相关村小组要求对沿着GS公路的200多亩耕地实行退耕还林，并且声称“上级有要求，收回一部分土地归村委会统一管理”，“这是党委的意见”。为了使之“合法”，村委会炮制了一份“关于T家畈回归集体，由集体承包给上级栽雷竹（25年）同意的签字名单”。耕地回归村集体后，即被转包给了他人，而对农民的补偿每亩只有5元钱。然而，为鼓励农民退耕还林，国务院《意见》规定，“国家无偿向退耕农户提供粮食、现金补助。粮食和现金补助标准为：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粮食（原粮）150斤；……每亩耕地每年补助现金20元。……还经济林补助按5年补助”，那么，这些钱到哪里去了？一些村民到村委会去要说法，却遭到了村支书ZTF的恐吓。随后，村民们便不断上访，但均不了了之。
尽管高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事实上也大为缓解了农民负担，但由于精英阶层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利益对立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再加上制度失范，最终导致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事实上，即使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并且最终也免除了农业税，然而大多数农民依然无法摆脱遭受侵权的命运。对于这种现象，不少学者往往倾向于将其归责于国家宏观政策，认为基层政府在与中央和上级政府的强权博弈中处于弱势地位，最终迫使基层政府和农村精英阶层“情非得已”地攫取农村社会的各种资源。他们坚持认为，问题虽然出在下面，但根源却在上面。然而，这种观点有为基层政府和乡村权势阶层开脱责任之嫌。事实上，基层政府的吏治腐败及农村精英阶层的普遍蜕化等问题正是诱发和推动农村社会利益冲突的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基层政府与其说是国家代理人，不如说更像是有着特殊利益的“地方财团”。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农村精英阶层开始从普通农民群体中脱离出来，并逐渐成为与普通农民群体相异化的特殊利益阶层。他们为了自身阶层甚至个人私利而采取了“搭便车”行为，不惜损害普通农民的合法权益。因此，只要农村社会精英阶层形成并异化的状况得不到缓解，农民合法权益遭受侵犯势必将成为常态。由此可见，若要缓和农村社会精英和大众之间矛盾，应尽快构建农村社会利益共赢机制。
二、精英与大众：农民政治信任的阶层分化
精英和大众无论在理论上或是现实中，无不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精英有着大众所不具备的优势，而大众在面对精英政治时却显得无奈——
—他们有着天然的社会地位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精英阶层拥有对社会资源控制的绝对权力，而这最终会影响公众的满意度、幸福感乃至政治信任感。那么，精英阶层和普通农民的政治信任究竟存在怎样的差异呢？关于这个问题，厦门大学胡荣教授曾经做过相关研究，他在衡量农民社会地位因素时，侧重考察了两个指标：村干部和党员。[6]笔者以为，村干部和党员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地位，但它并不足以涵括所有农村社会精英。事实上，除了村干部和党员外，一些农村宗族及宗教精英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他们在对村庄日常管理、村庄事务决策乃至
各种资源的分配上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为避免具体指标的局限性，笔者在划分社会地位时，大致区分了五个等级：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并将上等和中上等受访者视为精英阶层，其余划归为普通农民阶层。在399个受访者中，这五个等级的分布情况分别是43人（10.8%）、78人（19.5%）、220人（55.1%）、33人（8.3%）、10人（2.5%），即精英阶层共有43人，占总人数的10.5%，普通农民阶层356人，占总人数的89.5%。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农村精英和大众对生活的满意度及公共事务参与等与政治信任相关的几个指标。为了测算受访者的满意度是否受社会地位影响，本文将满意度量化，设定最高分值为10分（表示最为满意），设定最低分值为1分（表示最不满意），其中，选择6-10分值的受访者，表示受访者满意程度较高，而选择5及以下分值的受访者，说明其满意程度较低。根据数据显示，社会地位处于下等而生活满意度指数超过6的受访者，共有17个人，约占下等社会地位人数的42%，而社会地位处于中下等、中等、中上等和上等且生活满意度指数超过6的受访者分别占各自比例的52.6%、73.6%、84.9%、80%。从上述数据情况看，总体而言，受访者的社会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有一定关联性，即社会地位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另一个指标——
—公共事务参与情况如何呢？为了考察精英和大众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状况，我们对受访者提问：“村里集体讨论事情，您会积极参加吗？”资料统计显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近40%的下等地位受访者回答“会”，中上等和上等地位的受访者这一数据分别是75.8%和60%。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普通农民阶层尤其是处于农村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对村集体活动普遍不甚关心，而社会地位较高的农村精英则表现出参与村集体活动的积极性。通过对村民访谈，笔者也可以明显感觉到社会地位对农民的政治参与心理的影响。下面是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受访者，一个是村小组长和党支部委员，另一个是普通村民：
YHS（男，58岁，刘溪村小组组长，村党支部委员）：“在村委会，像我们这种小姓家族根本没有地位，村民也甭想当村干部。但就我个人来说，对村委会还是比较信任的，有什么事情找村委会一般也会得到解决，对镇政府也比较信任，但相比之下，更信任村委会，一般村委会遇事情也会找我们去商量。”
YRQ（男，46岁，老砥村小组村民）：“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村委会选举很不公平，一些人通过买烟甚至送钱的方式拉票，一般村民根本就不愿意参加投票；第二，村里开会一般都是有面子、有钱的人去参加，普通群众即使参加了也没有发言权，所以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参加。”
上面两个受访者中，前者可以说既是宗族精英，又是村政精英。他在涉及宗族问题时，倾向于维护本家族的利益，认为现行村干部选任机制对小姓家族不利，希望这种状况能够得到改变；而另一方面，他又倾向于维护村级组织的权威，认为自己被纳入村庄权力结构，在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较而言之，另外一个受访者则明显表现出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无奈。对于这些普通农民来说，由于其长期被排斥于村庄权力体系之外，其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因而常常对村集体活动发出“抗议”的声音。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您知道今年全国‘两会’召开的事情吗？”这是为了考察农村精英和大众对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及其政治敏感性。据资料统计，社会地位处于下等的受访者中，约有12%的人回答“知道”，而社会地位处于中上等、上等者该数据分别是48.5%和40%。上述数据表明，处于最底层的普通农民不仅对村集体活动参与意识淡薄，而且对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也不甚关注，政治敏感性显然比农村精英较低。
通过考察农村精英和大众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及对国家事务的关注程度，不难发现：第一，农村精英和大众不仅对村庄公共事务参与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而且在对国家事务关注或政治敏感性方面，大众也表现得更为消极；第二，无论是农村精英还是大众，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关注远比对国家事务的关注更为热切，这说明农民更为关心的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村庄公共事务和活动。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农村精英和大众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村级组织和大多数官员的信任状况。数据显示，社会地位处于下等的受访者表示“一贯相信”或“多数时候相信”中央政府者占其中的83.7%，社会地位处于中下等、中等、中上等和上等者表示“一贯相信”或“多数时候相信”者分别占各自总人数的93.6%、89.6%、97%和90%；对省级政府表现“一贯信任”或“多数时候信任”者的比例社会地位由低到高则依次为67.4%、89.7%、80.2%、93.9%、80%。从农村社会各层次受访者对高层政府的信任状况看，存在着社会地位和政治信任的大致关联性，即社会地位较高的受访者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也较高，反之，则较低。同时，我们还发现，这种社会地位和政治信任的关联性并不十分可靠，有时社会地位较低的受访者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也可能较高，如社会地位处于中下等的受访者中表示对高层政府信任的比例要比中等甚至上等社会地位的受访者要高。此外，农民对县（市）、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的信任也表现出类似的信任状况。这种状况表明，社会地位只是影响农民对政府信任的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对一般官员的信任显示出另外一种情形。农民社会地位由低到高，对一般官员表示“一贯信任”或“多数时候信任”者比例依次为51.2%、43.5%、44.6%、48.5%和30%，其中社会地位处于下等的农民对一般官员的信任度最高，而社会地位处于上等者对一般官员的信任度最低。这种情况颇令人费解。为了解释这种现象，我们除了对问卷进一步分析之外，还对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下面选取了两个典型人员的访谈记录：CMS（男，1961年，村党支部书记）：“Y村8.19事件之前，我担任村主任，与村支书LYQ搭档。出了事情之后，LYQ被调到养老院当副院长去了，我则到广东打了两年工。在这两年内，村里像走马灯似的换干部。2009年下半年，乡里通过我村子里的一个人在广东找到了我，要我回来担任村支书。说实话，在外面打工赚的钱比在村里当村支书要多很多，本不想回来，经不住乡领导一再缠磨，最后就答应了。其实，不想回来还有另一个因素，那就是觉得当村干部没什么意思，纯粹是乡里的工具。乡里叫我们做什么，就得做什么，弄得老百姓有时候对我们村干部很有意见。”
YLH（男，1935年，中共党员、原村干部）：“我是毛泽东时期的干部，那个时候执法如山，搞‘三反五反’时，下面的干部动都不敢动，哪像现在一些干部，大吃大喝、贪污腐化。而且，现在一些基层干部年轻的比较多了，根本瞧不起我们这些老干部，也很少有人像以前干部那样同老百姓打成一片。在我当村干部的时候，有个公社党委书记下雨天穿着蓑衣，在田埂上和我们村一个养鸭子的农民聊天，单看外表，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公社书记。现在一些干部不仅远远做不到这样，而且中央拨下来的修路等各种款项，不少进入了他们的口袋。”
上面两个访谈对象，一个是现任村干部，一个是原村干部，他们不仅熟悉现在的基层官员，对过去的基层官员也比较了解，其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大多数农村精英对一般政府官员的看法。也正因为他们熟悉基层官员的情况，却又无力改变这种现状，在他们内心充满着苦闷和矛盾：一方面颇看不惯一些基层政府官员的所作所为，另一方面却又无法摆脱对体制性权力的依赖和眷恋。他们有时也同普通农民一样有着强烈的“青天”意识，在遭遇困境时甚至寄望中央“微服私访”，惩治贪官污吏。而对于普通农民群体来说，这种苦闷则要淡得多，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属于“两耳不闻田外事，一心种好责任田”型的农民，对政事不甚关心，对一般官员的了解也不如村庄精英那么深刻而细致。
三、结语：利益多元与信任分层
综上所述，在国家与乡村精英阶层、乡村精英阶层与普通农民大众之间显然存在着利益的多元与冲突，而这种利益多元与冲突又必然影响着农民政治信任的阶层差异。
不难想象，一旦社会出现了多元利益的失范，社区的和谐与信任将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社区自治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此时，公众的政治要求很难通过社会精英阶层上达至国家，同时，政府的政策信息又常遭到精英阶层的截流，精英阶层无疑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梗阻”。在这种体制环境下，作为普通农民大众，他们判断自身的政治要求是否被纳入政策决策范畴的依据，往往是自身利益是否得到尊重，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农村精英阶层的政策执行有关。因此，如果在政策执行环节出现了问题，则很可能影响农民对政府及政治系统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在笔者访谈过程中，不少农民均有着这样的彷徨：“不知道是否应当相信政府，表面上说要为农民谋利益，但实际上又总得不到那种实惠。”
对于农村精英阶层来讲，尽管在目前体制环境中，它们属于既得利益阶层，但其同样也有彷徨和不安。随着农村社区自治的推动，这些精英通往国家权力体系的途径基本被切断，因而为自己的出路感到苦闷。虽然他们利用自己在农村社会的优势地位，控制了绝大部分资源和权力，但他们通常也面临着两个相反方向的压力：一是农民大众的反抗和抵制，另一个则是来自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治理压力。因此，他们同农民大众对政府的价值判断显然是不同的，作为利用体制性权力获得利益的农村精英阶层，他们通常比农民大众更为信任政府；同时，这些精英阶层基于自身的“梗阻”角色，他们与国家又存在一定范围内的利益冲突，而这又必然降低农村精英的政治信任感。农村精英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信任是极为复杂的，可以说是“爱恨交织”：一方面由于受益于体制性权力，而对国家和政府产生信任和依赖；另一方面却因为利益冲突，而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产生质疑和不安。
参考文献：
[1][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M].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德]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统治铁律[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3][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管清友.由财政压力引发的农民超负担：一个解释[Z].学说连线网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2003.
[5]党国英.我国乡村权势阶层的崛起及其社会经济影响[Z].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ArticleShow.asp?ArticleID=19808
[6]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
责任编辑王飞
有关信任最珍贵的高中作文1000字5篇 '信任就像一个魔术师，他能让人们的感情、关系更好，但有时也会让人们关系变得很糟。这下你们知道人们相互信任有多重要了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有关信任最珍贵的高中作文1000字5篇，希望大家喜欢。 我们可以轻松而温馨地品味母亲冲调的一杯热茶，而往往谢绝列车上坐在身边的朋友的一焙香茗;我们可以轻松易地相信朋友不经意间的一句调侃，却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的忠告感到满腹狐疑。 这真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屡见不鲜的骗局，肆意在生活的舞台上上演;流言和谣传，让每一张陌生人的容颜显得居心叵测。我们生活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间，不敢伸手去触及外面的世界。甚至害怕从外界来的所有…… 有一个静静的夜晚，你在小路上寂寞地走着，突然你看到前方的一个陌生的影子，而且他向你走来，看了看你的眼睛——他要干什么?抢劫、殴打、甚至……他是不是盯上我很久了，是一场有预谋的行动?你惶惶地想，甚至不自觉地把手捏成拳头，以防突如其来的袭击——可是他一言不发地走过，溶入了夜色。你开始平静下来，却仍然在想，这件事情，是不是还有下文?…… 累了，我们都累了，我们忘了曾经呼唤过的信任。隔膜和顾忌，出国留学网让信任变得像是遥远的星辰，可望而可不即。你为一道难题搔首踟蹰的时候，一位与你只是点头之交的同学轻轻地告诉你答案。你怀疑，你看着他的眼睛，那里闪烁着和善和友爱，于是你释然地微笑。 你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一位好心的路人问起，并帮你解决了疑惑。你怀疑，可是你从他的话语和行动中感到了关怀和诚挚，于是你衷心地道谢。
其实有很多时候，别人没有给我们疑惑，而是我们自己的心灵因为戒备而多疑;我们不应该因为感情的生疏，造成认知的误区。 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让自己变得简单，把别人看得简单，这就是一种深层的信任。一杯香茗，你可以品味出信任的醇香;一句忠告，你可以领略信任的意味。 信任亲友是人的天性，而信任他人则是一种美德，在信任的过程中，快乐而全面地，认识这个看似复杂的世界。 昨天，我们学习了一篇课文《诚实与信任》。文章中，“我”把小主人的反光镜给撞碎了。“我”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主动给小红车车主留下字条。车主反而很尊敬“我”，他认为诚实和信任比金钱更重要。这让我想到了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事。 那天，我和 去菜市场买菜。我最爱吃鱼了。我门来到鱼摊前，这家生意很火爆，摊前挤满了买鱼的人。突然，一条鱼跳出了水池，一个小男孩儿正往里挤，他刚好一脚踩在鱼身上，把鱼给踩死了。这时候，周围有很多的人，店主也正忙着，如果他不说出来，这件事完全可以掩盖过去。可是，他却没这么做，而是对店主说：“叔叔，对不起，我把您的鱼踩死了，我赔。”店主很吃惊的看着小男孩儿，然后对小男孩儿说：“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这条鱼不要你赔了。”小男孩儿焦急地说：“这怎么行呢?”说着，他把钱往店主手里一塞就跑了。 望着小男孩儿远去的身影，我明白了，做人一定要诚实。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诚信的心吧! 生活是美丽的，生活中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在这五彩缤纷的花朵中，有一朵花分外鲜艳，分外美丽，而且分外重要，它便是信任。
中外政治文明十五讲 期末论文 公民舆论表达利益需求下，政府如何对待政治信任 ——以“雷洋事件”为例进行分析 2016-06-10 中外政治文明十五讲 期末论文 公民舆论表达利益需求下，政府如何对待政治信任 ——以“雷洋事件”为例进行分析 姓名：王国光 年级：2015级 学院：社会学院 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 学号：1503404022
公民舆论表达利益需求下，政府如何对待政治信任— —以“雷洋事件”为例进行分析 摘要： 本文通过用牛文元1教授的社会的燃烧理论对整个雷洋事件自发生以来截止五月二十 五日进行一个详细的分析，结合中外政府处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不同手法的分析，以探究出在当人民以舆论的手法向政府施压以求表达自己的合乎情法的要求时，政府面对如此危机时，政治信任究竟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到底社会事件会大众对政府信任较高，因此社会事件变得可控，社会更加平稳，相反还是会由于政治信任较低，社会事件会造成社会的停滞，甚至脱轨燃烧。那么政府出于一个社会管理者和社会事件发生后责任地分配者有时甚至是承担者，应当积极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满足大众的合乎情法的利益需求。以增加社会对其自身的政治信任，提高社会燃烧的燃点， 关键词： 政治信任政治危机雷洋事件社会燃烧理论民主 一，审视当前雷洋事件，问题缘起 2016年5月7日20时许，昌平警方针对霍营街道某小区足疗店存在卖淫嫖娼问题的 线索，组织便衣警力前往开展侦查。21时14分，民警发现雷某从该足疗店离开，立即跟进，亮明身份对其盘查。雷某试图逃跑，在激烈反抗中咬伤民警。并将民警所持视频拍摄设备打落摔坏，后被控制带上车。行驶中，雷某突然挣脱看管，从车后座窜至前排副驾驶位置，踢踹驾驶员迫使停车，打开车门逃跑，被再次控制。雷某激烈反抗，为防止其再次逃脱，民警依法给其戴上手铐，并于21时34分带上车。在将雷某带回审查途中，发现其身体不适，情况异常，民警立即将其就近送往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22时5分进入急诊救治，雷某经 抢救无效于22时55分死亡[1] 。8日凌晨1时，家人接昌平东小口派出所消息，要求亲属 赶赴派出所。他们于1时30分左右赶到后，被告知雷某因涉嫌嫖娼，在被警车带往派出所的途中因心脏病突发死亡。雷某被送到医院的时间为5月7日晚22点09分，到达时已经死亡[2] 。8日凌晨4点30分，亲属见到了雷某的尸体，发现其手臂和头部都有明显淤血。警察表示，途中雷某曾强烈反抗，跳车时头部着地，因此受伤。雷洋家人对于此事的官方解释表示不满，已经请律师介入调查。 雷洋意外地死在一起嫖娼事件当中，揪住全社会的心。舆论发酵给家人学校带来巨大 的伤害。但雷洋之死缺乏真相，才是对雷洋家人最大的伤害。因为，人们担心，每个人都可能是下一个雷洋。舆论的发酵大量的交通大学，人民大学的校友学生77.78.88级校友集体发声2。各种大V小伽上窜下跳好不热闹。雷洋的家人也是第一时间找了律师力图找出该事件 的真相。昌平警方一时间面临很大的压力。 1牛文元，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代表作品有《自然资源开发原理》、《持续 发展导论》 2关于对雷洋事件的一份声明，目的在于向警方施加压力，获得真相。该声明直接将整个人大提升到当时舆
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 新闻媒体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方面，它可以被民众启动，形成对政府和政治过程的有效制约，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另一方面，它可以为统治集团所利用，成为政府控制社会的利器。总的来说，新闻媒体的政治功能主要包括传播信息、影响舆论、设置议程、政治社会化和监督政府等五个方面。 1．传播信息 报道新闻和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它以源源不断的报道反映社会各方面的变动，延伸了人类的耳目，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加强了应付环境的能力。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把信息传播给全社会，不仅有助于消除隔阂，建立共识，而且有助于公民获取关于当前政治事态的信息，成为“有所知的公民”，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信息基础。 我们知道，媒体是进行政治沟通的有效工具，因为它比面对面的直接沟通更具优势。然而，政治沟通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传播过程。根据拉扎菲尔德(Lazarsfeld)和卡茨(Katz)的研究，信息传播分为两个过程：每个群体的意见领袖(如教师、牧师和专业人士)谨慎地从新闻媒体获取政治暗示，然后他们在日常接触中把这些暗示和观点传给那些不怎么关心政治的朋友们，由此，政治信息就传播给了每个人。从这种意义上讲，媒体所传播的信息能否深入地影响公众往往依赖于这些意见领袖，他们是政府所必须触及、影响和说服的对象。当然，电视和网络在一宗程序上侵蚀了意见领袖的作用，它们把政治消息直接带进千家万户。 2．影响舆论 舆论是社会上相当数量的公众对他们共同关心的某个问题所表示的个人意见、态度的汇集，它反映了一个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可以为执政者及其决策提供信息和支持。作为公共权力代理人的现代政府，必须及时对公众舆论作出回应，否则很可能削弱或丧失合法性。 新闻媒体不仅是舆论的表现渠道，而且可以通过对特定事件作广泛而深人的报道以及有倾向性的评论，引起公众对该事件的注意，并动员社会上尽可能多的人就当前话题发表意见，大多数人的意见自然就形成了舆论。媒体，特别是电视、网络等现代媒体，通过信息轰炸和影像刺激，很容易制造出即刻的公众情绪和公众压力。当美国公众看到科索沃阿族难民的图片、洛杉矶四名白人警察对黑人罗德尼·金拳脚相加的镜头、美军机组人员家属哭泣的画面时，他们无需任何文字翻译和理性解释，便会产生情绪的冲动。这种冲动带来的是美国政府应当采取相应政治行动的诉求。 在这种媒体制造的即刻公众舆论面前，决策者往往缺少思考的时间和空间，极易作出错误的决策。1992年，在加州地方法院宣判白人警察无罪后，当地发生严重种族骚乱，布什总统大发雷霆，要求联邦司法部严惩四名白人警察；事实上，当时有多少美国公众(包括总统本人)知道新闻媒体对罗德尼·金被殴事件的扭曲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对美国政府和军方的正面报道，对机组人员家属的同情，使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高昂；在这种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体情绪的激发下，美国政府在中国释放其机组人员后，立即翻脸不认人，而且威胁要向中国派航空母舰，以保护美国飞机在中国境内的侦察活动。 新闻媒体这种影响舆论的功能往往被各国政府用来进行政治宣传，力图引导舆论，使其决策获得公众的支持，或者改变不利于其决策的舆论。正是因为此，“媒体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观察者和信使了，它们更是政府里面的主要演员。它们制造、塑造并常常歪曲决策的信息基础”。 3．设置议程 议程设置理论(agenda—setting theory)认为，新闻媒体通过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能够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由此可以设定社会的议事日程，并从而形成一种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把这些问题纳入自己的议事日程。虽然政策问题不是媒体制造出来的，但媒体的新闻报道会使政府重新考虑问题的优先次序。就如美国前总统卡特的律师劳埃德·卡特勒在《外交》杂志上所说的：“一个问题无论多么紧要，只要没有什
八年级政治试卷及答案 【篇一：八年级思想品德试题及答案】 p> 八年级政治 一、单项选择（每小题2分，共30分） 1．毛毛是个“冒失鬼”，常常弄坏东西、丢三落四，惹得父母批评。 可毛毛并没有因为这些与父母疏远，毛毛的诀窍是，有错会认，挨 批评会听，会帮父母做事，还会夸奖父母。毛毛的做法告诉了我们（） a、在与父母交往中要讲艺术b、在家庭交往中什么也不要计较①、语言文明②、态度亲和③、态度强硬④、举止端庄 a、①② b、 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④ 9、“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风平浪静”。这说明在交往中要 （） a、学会自我保护 b、学会尊重他人 c、学会宽容他人 d、学会 平等待人 10、尊重自然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息息相关。尊重自然的核心是（）。 a、尊重他人 b、爱护地球上的生灵 c、保护环境 d、防止 污染 ____密_封_线_内_不_要班答题级_____________姓名______ c、父母就是家庭的权威 d、父母和子女之间总是有代沟的 11、南京冠生园食品厂用陈馅经翻炒后制成月饼出售的事件，被中 央电视台曝光后，2、孝敬父母，就是子女对父母的尊敬、侍奉和赡养，其中最重要的是（）。南京冠生园月饼顿时无人问津，很快被 各地商家撤下柜台。曝光仅半年，冠生园向法院a、父母说什么就是 什么 b、敬重和爱戴父母提出了破产申请。这一事情给我们的启示 是（） c、早早打工挣钱赡养父母 d、其余的事等长大再说 ①对人守信，对事负责是诚信的基本要求②弄虚作假，只能骗人一时，无法欺人一 3、在现代教学中，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的基础是 （）。世③实实在在做事是事业得以成功的保证④不讲诚信，一 旦被识破就难以在社会上 a、学生大胆 b、教师威严立足 c、规章制度 d、民主平等 a 、①②③b 、②③④ c 、①②④ d
NO._________ 政治信任调查问卷 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参与我们的调查。我们是浙江警察学院的高校学生，正在 做一个有关政治信任的调研。我们希望能够通过此次调查，来研究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和 社会稳定的关系。本问卷不记姓名，并对您的回答保密，请您不必有任何顾虑。希望得到您 的配合。谢谢！ 1.您的性别： A 男 B 女 2.您的文化程度： A 大专及以上 B 高中或中专 C 初中 D 小学及以下 3.您是否是党员： A 是 B 否 4.您的年龄： A 30岁以下 B 31 - 40岁 C 41- 50岁 D 51- 60岁 E 61岁以上 5.您家经济状况与5年前比有什么变化： A 好多了 B 好一些 C 基本没变化 D 差一些 E 差很多 6.请您对以下各级党委政府作出评价： 党中央国务院 A 非常信任 B 信任 C 一般 D 不信任 E 非常不信任 省委省政府 A 非常信任 B 信任 C 一般 D 不信任 E 非常不信任 市委市政府 A 非常信任 B 信任 C 一般 D 不信任 E 非常不信任 县委县政府（区委区政府）A 非常信任 B 信任 C 一般 D 不信任 E 非常不信任乡党委乡政府（镇委镇政府）A 非常信任 B 信任 C 一般 D 不信任 E 非常不信任 7.下列原因最可能导致您不信任政府的是： A 贪污腐败 B 办事效率低 C 决策信息不公开 D 政府机构设置不合理 E 缺少合理监督 F 其他 8.如果您听了乡镇长的工作报告，能不能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A 能 B 不能 9.如果您听了县长的工作报告，能不能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A 能 B 不能 10.如果您听了市长的工作报告，能不能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A 能 B 不能 11.如果您听了省长的工作报告，能不能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A 能 B 不能 12.如果您听了国家主席的工作报告，能不能判断他干得好不好？ A 能 B 不能 13.您是否上访过： A 是 B 否（如果选是请接着做14题）
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摘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的十七大报告也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在反复强调民主政治建设的今天，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和监督阵地，起到了怎样的作用，新闻媒介与民主政治之间有何关系呢？文章将作简单论述。 【关键词】：新闻媒介；新闻舆论监督；民主政治 新闻媒介的重要功能之一便是舆论监督，它是指公民通过新闻媒介表达和传导有一定倾向的议论、意见及看法，是对社会权力（包括权力机构和个人）、公共政策进行评价与监督。它既是监督公共权利、遏制权力腐败的“利剑”，又是保障公民权利免受侵犯的“盾牌”。运用舆论监督权力是现代社会弘扬的一种民主政治理念，同时也是现代法制国家推崇的一种宪政信条。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之一，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最重要的政治保证和制度保证。继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后，党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十七大报告在第六部分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不仅重申“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而且直接将该部分的标题定为“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有这些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的重视和推进民主政治的决心，而且表明了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认识。民主不仅是党的生命，也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也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过程中新闻舆论监督发挥着重要作用。 新闻媒介宣传对增强人民的民主意识起到了宣传促进作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和地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极不平衡。新闻媒介是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舆论工具，是国家信息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05年底，我国广播、电视的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了94.48%和95.81%，今年，这个数字显然继续增加。作为党和政府的舆论宣传阵地，在民主政治理论的宣传上，新闻媒介当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说道：“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一切所指向的，还是人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行使民主权利，人民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所以，民主政治得以良好实施的前提，便是广大人民能够树立民主的理念，正确、积极的行使自己的权利，那么，作为宣传舆论阵地的新闻媒介，将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可以说，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新闻媒介对民主政治有舆论监督功能。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
大众传媒与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关系 一、大众传媒与文化 1.现在新闻学界公认的关于大众传媒四大职能(监测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无一不以其表征时代精神作为前提。其中传媒“使社会遗产代代相传”这个职能，往往被当事的传媒和受众所忽略，但是它们实实在在、每日每时在有意无意中传承着文化，影响社会的力度日复一日地累增。本民族的文化，以及全球文化交流的新成果、新形态，通过传媒不间断地出版和播出，不间断地被继承、扬弃、融合。而且，与其他渠道的教育功能相比，报纸、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以及互联网中知识与文化的传播，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和普及性。人们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之前，以及学校教育结束之后，通过这种方式融入更大的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社会文化的接受者。因为传媒是文化的变动着、延续着的载体。从一定意义上说，传媒就是活动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众传媒天然地与文化的传承、批评、扩散和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战以后的世界，尽管局部冲突不断，但世界整体上处于和平时期，在观察社会变动的同时，人们需要精神的放松和享受。战后的传媒越来越意识到这种社会需求，提供了更多的文化类、消闲类的产品，于是传媒逐渐成为人们精神娱乐的一个重要领域，提供娱乐越来越成为传媒的一种独立职能。特别是在电视成为第一传媒的时代，传媒娱乐成为一种巨大的产业。 2.我们的传媒在弘扬先进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例如一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通过传媒而成为社会的楷模；社会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也与传媒日复一日地报道各种类型的法治案例、组织法律专家讨论问题直接相关；环境保护观念的普及，显然与传媒多年来持续报道世界和我国的环保问题、组织环保与人类生存的讨论有关。 但是，我国的传媒在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传播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不仅谈不上代表先进文化，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落后文化的主要传播者和吹捧者。传媒所具有的强大而无形的传承文化的作用，使得这类传播内容迅速扩散，在观念上严重妨碍了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因而长远的危害性不可忽视。 先是图书界《厚黑学》、《中华权谋》、《权谋大全》、《历史上的智谋》等等一版再版，大谈中国古代帝王统治权术；接着便是各种以清宫戏为主的权谋电视剧，宣扬帝王的“清明”、“德政”(实际上是人治)。《康熙王朝》的主题歌词是“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企望皇帝万寿无疆；《雍正王朝》的主旋律是“有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又何惧身后骂名滚滚来”，将一个历史上最为残暴、专制的皇帝写成社会的大救星。所谓康雍乾“盛世”的年代，只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的回光返照。正当欧洲的市场经济向全球扩
Advances in Psychology心理学进展, 2012, 2, 214-218 doi:10.4236/ap.2012.24033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12 (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journal/ap.html) Political Trust Scale Revision* ——Guizho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Shuli Yuan, Shouying Zhao#, Zhuang He, Xue Han Educational Science Academy,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Email: #zhaoshouying@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 Received: Jul. 29th, 2012; revised: Aug. 14th, 2012; accepted: Sep. 1st, 2012 Abstract: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uses Mokken model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al trust, proposes the assumption and revises a foreign scale. Use SPSS 16.0 to analysis single dimension, and then use MSP 5.0 to analysis 200 questionnaires of Guizhou minorities’ areas. Use AMOS 7.0 to structural validity verific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revision scale has very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Keywords: Minorities Areas; Political Trust; Scale Revised; Mokken Model 政治信任量表修订* ——以贵州地区为例 袁淑莉，赵守盈#，何壮，韩雪 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贵阳 Email: #zhaoshouying@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 收稿日期：2012年7月29日；修回日期：2012年8月14日；录用日期：2012年9月1日 摘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Mokken模型探索政治信任的因子，提出本研究的假设，并对国外问卷进行拓展和修订。利用SPSS 16.0进行单维度分析，然后用MSP 5.0对贵州地区中小学200名教师的数据进行分析。用AMOS 7.0进行结构效度验证，研究结果表明此次修订的量表有很好的信效度。 关键词：贵州地区；政治信任；量表修订；Mokken模型 1. 引言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期待相一致结果的信念或信心。依据Easton的系统功能理论，政治支持分为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很难将两者做清晰区分，就普遍性支持而言，信任与合法性是两个必要概念(熊美娟，2010a)。 人民政治信任感越高，政治系统所承担的压力越小，政治权威的基础越牢固；相反，人民对政治普遍持不信任态度时，会造成政治疏离与政治冷漠，向政府表达不满，甚至要求政策变更。国内外已有许多学者研究政治信任，由于每个国家的国情政体等的不同，所以政治信任的结构和影响因素也不一样。本文对中西方政治信任进行对比，查看已有的文献，依据中国的国情总结出了本文的政治信任结构图，探索政 *基金项目：贵州师范大学人文社科处学生重点课题项目；贵州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贵州贵州地区中小学教师政治信任特征与政治信任心理地图建构”(编号：09SSD016)；贵州省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基于PBL理论改进心理教育测量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批准号：黔高教发[2011]28-1)。#通讯作者。
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一、在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一直处在一种相互纠葛和冲突之中。我们应当从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冲突性分析出发，正确平衡新闻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关系。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一致性：媒体对司法的监督是法治国家必备的条件 当今世界，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正在呈不断扩大趋势，新闻媒体在传播信息的同时，还扮演着与国家机构相抗衡的角色。媒体与司法是一种监赞与被监替的关系，是公民知情权的诉求，是新闻自由的客观需要。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纠正法庭的程序问题，还能使人民参与到案件中，达到提高人民法律素质的效果。 首先，表现在基本价值追求的一致上。媒体通过激发公众内心的道德来判断是非公正, 为了追求道德上的正义；司法则通过依靠公众认可的法律来认定事实, 给社会以公道，为的是追求法律上的正义。两者异曲同工, 都以正义为最高目标,以审判公开，遏制腐败为重要任务，所以说二者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一致的。舆论监督因根植于公众的权利和利益之中，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成为诸多监督机制中十分重要的，作用独特的公共权力监督机制。舆论监督通过新闻媒体的作用表达民意，反映民情，彰显良知。 其次，权利与权力互相制约的要求一致性。权利与权力是一对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的概念。只有二者平衡制约的发展，社会的大齿轮才能顺畅运行。司法与媒体正是权力与权利对立又融合的社会实例。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运用舆论的特殊力量，帮助公众了解政府事务，社会事务和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物并促使其沿着法制和社会生活共同准则的方向运作的一种社会行为。所以，舆论监督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之一。传媒监督司法的这一主导任务和功能与整个社会抑制、惩治腐败的理念和机制相吻合, 通过传媒监督获知司法的相关信息, 加强执政者对权力腐败和司法腐败行为的监控。 三、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性：媒体对司法的干扰是法治国家需要解决的任务 传媒监督的道德化倾向, 往往使媒体更容易用情感判断, 从而忽视了司法过程中技术化、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下，道德意识主宰着我们的行为规范，要做到真正的法治，道德与法治的博弈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媒体对司法具有天然的干扰性。新闻舆论由于其高度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决定了它具有强大的导向功能，成为历代当权者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宣传工具。司法权是独立性权利。司法权除法律以外无其他权源，因而司法权只服从法律。由于司法权是判断性权利，其思维活动最容易受外界干扰，特别是那些能够决定它利益得失的力量。因此，要确保实现司法这种思维判断活动的纯洁和公正，就应该排除非法律性力量的干涉，也就是要实现司法判断的公正和准确，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独立的体制来保障相对较弱的司法权，使其不受干涉的影响。否则，没有独立地位的司法权从根本上就无法向社会民众提供"正义"。 其次，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扮演"媒体审判"破坏司法独立。在我国，媒体一旦对某个问题提前下了定论，司法审判就有可能陷入被媒体牵着走的窘境，法院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的制度就很容易被打破，从而不利于实体正义的实
不同国家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黄文龙罗安平：《试论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关系——对苏联新闻体制再思 考》.作家杂志.2007 No.11. 摘要：虽然苏联已在历史中定格，但它在新闻领域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来剖析苏联新闻体制，解读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为探讨我国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提供思路。 文章从传播学角度进行再思考，认为苏联的新闻体制构成的拟态环境主要呈现两种关系模式，媒介议程等同于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博弈。获得的启示是，政府议程要把握方向，起主导作用，媒介议程还应兼顾公众议程，提供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发挥监督效能。 ◆吕林：《中西媒介管理体制浅析》.研究生学苑. 摘要：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父母的差异，传媒管理体制自然不同。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媒介活动的制约机制。通过参照西方国家媒介管理体制和媒介管理自身的特性，启示我国媒介管理体制。 文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管理体制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因而更多的强调依靠社会力量调节媒介活动，即通过较为完备的立法、经济政策和社会中介组织来间接管理新闻媒介。我国媒介至今在管理上依然带有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导致的管理的尴尬和实践领域的某些混乱，以及当今社会对媒介抱有的太多期待都给媒介管理主体提出了种种挑战。再加上媒介管理自身带有的务虚性和业务性，启示我国媒介管理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方面参与的管理主体体系。 ◆杨泽娟：《论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 报.Sep2006.V ol.7 No.5. 摘要：西方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的“第四等级”，尤其是新闻媒介，越来越多的渗透和介入到政治领域，被比喻为政府的“第四权力”。思考和探究它们的互动关系，以及出现的正负效应，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西方国家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两方面探究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体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左右舆论，设定议程，影响政府决策。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体现在：运用政治约束力控制媒体；媒体沦落为政党竞选的工具。思考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发展借鉴是，建立健全现代舆论监督制度。 ◆郭敢峰杨涛《如何打造传媒与政治和谐关系下的新闻媒介环境》.中共石家 庄市委党校学报.文化视点.Mar2010.V ol.12 No.3 摘要：用传播生态学的观点来观照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二者的相互关系始终是日趋交融而共生共存的作为新闻媒体发展的管理决策者和市场经营的实施者，政府与媒体都应该充分认识传媒与政治的生态关系，全面理解政治在传媒时代的基本性质和存在形态的变化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把握“政治传媒化”的管理策略，尊重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同时打造传媒生态视域下的政治文明，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新闻媒介生态环境。 ◆潘祥辉《从博弈论视角看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昌吉学院学报.2011 年第1期.
政治信任研究的理论综述 【摘要】政治信任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治理实践和国家与社会间关系的洞察力,它日益成为政治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话题。论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政治信任政府绩效社会资本 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政治信任的研究以来,政治信任逐渐引起了很多学者的研究兴趣。利维和斯托克(Levi& Stoker,2000)概括了推动政治信任研究在美国兴起的三重因：一是1965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和1968年盖森《权力与不满》的公开出版;二是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早期的社会和政治动荡,包括种族关系和公民权利运动,也包括越南战争;三是关于美国全国选举调查(National ElectionSurvey)政府信任问题的调查中,美国公民的信任百分比长期急剧下滑,尤其是1964-1972年间。这些因素都使得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对政治信任的大量研究。政治信任的研究因此在西方政治学界发展起来,并逐步成为政治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领域。 本文从政治信任的涵义出发,分别探讨了以政治信任为因变量，现有研究中的三种解释路径,及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其产生的影响与后果,最后评述了当前中国政治信任研究的现状，及西方政治信任理论的可借鉴之处。 一、何为政治信任? 当代社会政治信任的学术研究呈不断增长趋势,然而我们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是,政治信任的涵义到底是怎样的?应该如何看待公民对政府的这种政治信任? (一)政治信任的涵义 对政治信任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政治信任的概念。政治信任首先是信任的一种。政治信任只是信任的一种,它和所谓的信任文化(福山, 2001;尤斯拉纳, 2006;佩雷菲特, 2005)及其引起的信任社会(佩雷菲特, 2005)、社会资本(帕特南, 2001)等概念的涵义截然不同。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包括公民间的人际信任,即社会信任(宋少鹏、麻宝斌, 2008)。但是奥弗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对信任政府与信任他人进行类比(沃伦, 2006)。奥弗将大众/精英和水平/垂直的二分法结合在一起,得到信任四个维度的内涵: (1)公民彼此间的信任,这在社会资本研究的相关著作中有丰富的阐述; (2)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这是政府信任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主题; (3)政治精英对其他社会精英的信任;(4)政治精英对公民的信任(Yang, 2005)。其中,第二个维度的信任即本文所提到的政治信任的涵义,即公民对政治精英的信任。但是政治精英只是政治系统中的一种。 卢曼(2005: 73)所言,政治信任是在两个不同的普泛化层面上被要求和给出的。一方面,公民珍爱他们对将要决定下来的事的期待;另一方面,公民留在该国家,指望能过上一种合理的生活,这就已经表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文献肯定了政治信任或是不信任这种态度的存在,并据此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设。“信任被看成是和不信任相反的,就像是一盏灯,或者是亮的,或者是不亮的一样。”(Tucker, 2004: 53)由此导致了公民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被纳入到一种二元的分析框架中。但有趣的是,哈丁直接指出了这个议题的荒谬性:“有关当代社会公民应该信任政府(如果公民不信任政府的话,那么要么公民要么政府中的一方就是有问题的)的看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它同传统自由主义截然相反”(沃伦, 2004:
班级姓名座号 一1、为什么说青春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P4） （1）青春期是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 （2）青春期也是智力迅速发展的时期。 （3）青春期还是心理走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4）青春期的情感、情绪十分丰富。 （5）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 2、为什么说青春是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P6） ①生命开始了全新的阶段，使它美好；生命正年轻，使它美好。②青春期的人充满理想与信心，最具潜在力量和创造性。③自我意识逐渐觉醒，激情更加澎湃，开始思考着远大的抱负，对未来充满憧憬。 3、青春期有哪些心理特征？（P8） （1）困惑是青春期的正常反应。 （2）独立意识不断增强是青春期的重要心理特征。 （3）尝试接触社会、理解社会是青春期的行为特点。 4、困惑产生的原因是什么？（P8） ①身体迅速发育，心理不够成熟；②由于年龄的限制，对事物的认识还不够成熟，独立自主的能力还不够强；③尝试了解社会并形成自己的想法，但对社会和人生缺乏足够的体验和了解，对问题的认识和见解还很片面、肤浅。 5、青春期的三个主要心理矛盾是什么？（P9） （1）渴望独立与现实依赖的矛盾。 （2）心里闭锁与求得理解的矛盾。 （3）性发育迅速成熟与性心理相对幼稚的矛盾。 6、怎样度过我们的青春期？（P11）我们怎样应对青春期的烦恼与困惑。 （1）我们要主动适应生活中的变化。 （2）我们要积极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3）我们要学会设计自己的青春之路。 二7、为什么说异性同学之间的交往是必要的？（P18） （1）与异性同学的正常交往，不仅能够扩大我们的生活交往范围，增强我们与人沟通的能力 （2）能使不同的个体相互影响，彼此在性格上相互渗透，促进我们的身心发展。（3）能使我们的性格更为豁达，情感更为丰富，意志更加坚强，在学习与生活中共同成长。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217589166.html, 中美媒体与政府关系比较分析 作者：李娜祝梦林赵静 来源：《新闻爱好者》2009年第09期 摘要：本文从媒体对政府的支持和监督、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及影响二者关系的核心因素等方面，对中美媒体与政府关系的共性和差异性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媒体与政府关系模式图，揭示了媒体和政府关系的多变性、相对性及辩证性。 关键词：中美媒体政府比较 中美媒体与政府关系共性 媒体是政府实现统治功能的重要手段。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概念、政治范畴，是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中，国家政权是核心，政府就是国家政权的控制中心，代表国家承担着对内对外两个方面的基本职能，而媒体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机器。 在对内管理上，媒体承担着基本的信息传递任务，保障社会的基本运行，同时教化民众接受主流思想和文化，融入当前社会，巩固国家统治。对外维护本国根本利益，向外传递本国思想，抵制他国感化，必要的时候，不惜偏离新闻基本规律，实行带有私利色彩的特殊规律。这是由国家、政府的本质决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除依靠法律、监狱、军队等强制手段来维护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外，还要运用舆论工具来传播和宣传有利于巩固其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思想观念，确立与之相适应的审美观念，揭露、批评和抨击与之乖悖的各种观念和意识，从而起到维护其社会制度的作用。”① 政府对媒体在基本层次上的控制是一致的。政府对媒体的控制是分层次的，在维护国家和民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控制和技术性控制，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致的。美国有“联邦通讯委员会”、《反分裂法》、《间谍法》、《传媒法案》、《美国刑法》等，中国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报纸管理暂行规定》、《卫星电视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等。这些基本层次上的调控目的有两个，一者保证国家的安全稳定，维护公众利益，二者有序管理媒体资源，避免造成混乱，从效果上看，也是非常必要的。
第六课《人之根本》。人之根本，就是诚信。 人际交往最根本的就是要讲诚信，不讲诚信，人无法安身，没有诚信，社会无法正常运转。诚信是和谐发展、文明进步的阶梯。 诚信是一个人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如果失去诚信，那么个人的行为将会受到阻碍、抵制，也得不到别人的充分信任。这些内容不难说明。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要解决学生在现实中遇到的诚信困境： 是不是什么时候都要说真话？说谎是否就不诚信？别人都不诚信时，自己坚守诚信是不是吃亏了？这些问题，有些是学生亲身经历的，有些是家长灌输给他们的，还有的是自己观察社会而产生的。很多时候，困扰学生最大的，不是要不要诚信，而是怎样诚信才能不伤害自己和别人。所以本课告诉学生，“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要辩证地看待诚信问题，诚信更需要智慧和勇气长伴左右。 理解“诚信对于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是本课的学习重点。为了准确把握这个重点，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方面去理解。首先，我们要看到“诚信是做人之本”。理解这一点时，可以联系生活实际，从正、反两方面去对比，从而认识到诚信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我们要看到“诚信是社会发展之基”。 理解这一点时，可以联系实际，通过正反对比、辩沦等方式去认识诚信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诚信需要智慧”是本课的学习难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方面要讲诚信，说实话，这是人之根本；另一方面又要做到“讲实话”区分场合，做到在特定场合下学会“掩盖事实真相”。学习这一难点时，我们可以采用现场情景模拟的方式进行反复训练，从而达到明白道理，把握分寸，学会正确表达诚信的目的。 建议用四课时完成对本课的学习任务。《诚信是做人之本》、《诚信是社会发展之基》、《事情没那么简单》各一课时，另外，安排一课时进行综合拓展洲练。
中国的媒体与政治的共振和共进 作者：马晨阳 工作单位：临沂大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政治在媒体面前怀有谦卑之心，媒体在政治面前渐显尊严，政治已经不再具有神秘特色，媒体眼中的政治变得丰富多彩。 媒体是社会的神经，它能极为敏感地感受社会环境的变化。政治事关人的公共生活质量。当代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深刻变革举世瞩目。媒体与政治，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特殊领域，在这场空前的改革中，所发生的变化同样是惊人的。在此，我们考察媒体与政治的变化，主要观察角度是二者关系的变化，把二者作为一对特殊的相关变量进行考察。 政治手中的媒体 政治具有先天性的控制本能，媒体也具有接近政治的天性，二者紧密地纠缠在一起，彼此需要，但时有冲突。在不同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下，二者关系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就从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语境来看，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知道，三十多年前，中国是一个高度封闭的社会。有人称之为“总体性社会”，①也有人称之为“全能主义国家”。②这种命名虽然关注的角度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都认为这是一个政治权力高度膨胀的极端社会形态。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国家、社会、政府、媒体，甚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政治严格控制起来。政治垄断了一切资源，控制了整个社会系统，包括媒体系统。但这种高度集权的社会形态存在巨大的风险：一是政治权力高度膨胀，窒息了社会活力。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大面积流失。及至“文革”，极端政治加速度的癫狂把整个中国推向了灾难的深渊。二是这种社会是以信息封锁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里，信息资源十分稀缺，而且被高度意识形态化。仅有的信息资源只能用来供给少数政治精英，成为少数人控制的特供资源。媒体作为生产与传播信息的机构，被高度政治化。媒体的一举一动都被死死地控制在政治垄断者手中。 改革开放打破了这种僵化、板结的封闭社会。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革命，这就意味着，改革必须从政治本身起步。改革与开放，首先
政治信任研究 ——北京初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信任的衰落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治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对4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全球41亿民众对诚信问题存在忧虑,对各类机构的信任程度下降,对政府机构表示不信任的人占到47%。政府信任缺失问题已经对各国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2011年初北非各国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在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但在经济体制转轨，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有些制度不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加上政府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民众质疑精神开始浮出水面，质疑的声音愈发增多，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权威性日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府信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从孙志刚案、SARS爆发初期政府公布疫情不实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巴东邓玉娇案到听信谣言抢购食盐事件等此起彼伏，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其发展态势基
本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而这均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质疑感和不信任感的增强，积极的一面是它彰显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是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为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消极的一面是它对政府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使得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显著下降，于2011年3月发生的抢购食盐事件便是例证。 基于上述考虑，对政治信任流失这一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归纳其形态和特点，分析其内在机制和演变趋势，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 一、概念界定 政治信任这个概念由于使用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不少西方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其研究的范式是参照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因此首先梳理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学者的观点，对研究问题和维度作了基本界分，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参考了我国学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综合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政治信任更多地被定义为公民对于政府或者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或信念(Easton,1965;Miller,1974;Hetherington,1998;Citrin,1974)。政治信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它指公民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公民所属国家），此可以由对国家政治理念的信任体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