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的「赋权」作用：从人际沟通到媒介参与意向[1]](https://img.doczj.com/img29/0199qbyrkpb56kfq5t8b-91.webp)
![媒介素养的「赋权」作用：从人际沟通到媒介参与意向[1]](https://img.doczj.com/img29/0199qbyrkpb56kfq5t8b-e2.webp)
媒介素养的「赋权」作用：从人际沟通到媒介参与意向[1]
作者：陆晔郭中实来源：《新闻学研究》（第九十二期）
关键词：人际沟通媒介知识媒介素养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媒介参与意向┊阅读：799次┊投稿日期：2006 年12 月18 日；通过日期：2007 年5 月24 日。
作者陆晔为上海復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教授，e-mail: yelu##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
郭中实为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副教授，e-mail: guo##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hk。
壹、研究缘起
媒介参与之于媒介素养的重要性，无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还是社会运动的目标都日益突显。在媒介素养运动的实践者眼中，媒介素养教育所提供的分析、评价和创造多元媒介信息的框架，不仅为公众建立起有关媒介社会角色的认知和理解，而且为培育民主社会公民所必备的质疑和自我表达的基本能力创造了条件（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2005）。媒介素养并非仅仅教导公众理解媒介信息如何生产，它与现实有何不同，更强调如何使受众成为具有行动能力的现代社会的「积极贡献者」（李月莲，2002；陆晔，2006；Heins & Cho, 2003）。
与此相同，媒介素养的学术研究理念，亦从源自精英文化脉络、保护公众免遭不良媒介信息侵害的对抗和免疫式的媒介素养观，转变为对媒介的质疑和批判性思考，并进一步拓展到以公众媒介参与为核心的研究范式（Barton & Hamilton, 1998; Buckingham, 2003; Masterman,1998）。这种以赋权（empowerment）为主要特征的参与式社区行动范式主要探讨公众如何介入媒介内容生产以及如何通过自我表达促成健康的媒介社区（陈世敏，2005）。这类研究问题得到媒介素养学者青睐的原因之一是媒介参与可以让受众「利用」媒介特点来维护个人权益、服务社会，从而体现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资源动员能力。
然而媒介参与是什么，决定一个人媒介参与态度和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学者们众说纷纭。如果我们将媒介参与看作是结果，那么各种自变量对这个层面众多的因变量的影响路径是复杂的，很难找到一对没有中介（mediator）的、简单的刺激－反应关系。
媒介素养研究者日趋关注类似的理论问题，并且逐渐开始将无法直接观察到的个体认知概念纳入核心研究位置（Potter, 2004）。人的态度、思想、价值观、知识等的形成是有源头的，一经形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正是因为认知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行为，由此引发出很多研究问题和有趣的研究假设。沿袭这个思路，本研究将重点探讨三组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理论根据。第一组（自变量）反映个性（personality）和固有习惯，主要观察个体某些「先天」及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在人与人交往沟通方面的特点，同时也观察个体长期养成的媒介使用习惯；第二组是中介（mediator）概念，以认知结构中与媒介素养密切相关的媒介知识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为主；最后一组（因变量）是个体的媒介参与行为意向。我们希望研究发现无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确立媒介素养各维度之间的理论关系，还是出于具体考量媒介素养运动效果的目的，都具有一定意义。
贰、概念阐释
「媒介素养」内涵复杂、外延广泛，包含了个体从认识媒介、使用媒介到参与媒介的各
种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动能力（张志安、沈国麟，2004）。但是将媒介素养研究的着眼点放到认知层面还是近几年的事。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儿童在世界观形成过程中对媒介，尤其是电视内容的影响是否有意识以及是否敏感（Greenberg, Rampoldi-Hnilo & Hofschire, 2000 ），另外一些研究探讨媒介内容如何影响认同（identification）、角色追随（role modeling）以及劝服效果（如Slater & Rouner, 2002），研究所涉及的均属认知层面的问题。我们对认知的研究集中在四个维度：人际沟通、媒介知识、媒介功效意识和媒介参与行为意向。最近有关儿童和青少年参与的研究已经建立起其中一些维度的关系，如儿童和青少年参与能力较多取决于通过媒介了解社会政治事务能力的高低，以及有否同伴、家人一同讨论思考（卜卫，2001；突破机构，2004）。本研究视人际沟通能力为对媒介素养产生影响的一个维度，可以通过媒介知识这一中介变量达到媒介参与。近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研究发现，普通公众获取的媒介专业知识越多，其对媒介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认知内涵也越丰富（谢静，2006）。另一个中介变量是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在当今中国，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化媒介越来越体现出连接市民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方面的特殊功效，预示着中国「公民政治参与方式的变化，以及新闻传媒政治功能的演变和强化」（孙玮，2006: 173-179）。媒介参与行为意向是本研究的终极因变量，是代表个体媒介素养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下面我们逐一结合相关文献对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并探讨其间的理论关系。
一、媒介参与行为意向
如前所述，公众主动通过参与媒介表达自我进而参与社会是媒介素养运动的重要目标。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社区政治时注意到参与概念与西方的不同特征，即参与的目的「不在于实现社会平等，而在于解决和改善人们的切身日常问题和生活问题」，且为「在靠近政治的区域进行参与做出了准备」（Heberer∕鲁路译，2005: 17-24）。这一点恰好暗合中国公众进行媒介参与的动机和意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有过媒介参与行为的公众比例是相当低的。最近一项关于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狀况的调查（刘佳，2006）显示，在文化程度高于普通市民、且媒介参与行为总体活跃的大学生群体中，大约只有14.5% 的人打过热线电话；12.1% 的人点过歌；10.2% 投过稿。因此我们的研究不直接涉及行为，而用媒介参与行为意向取而代之。
作为个体认知层面的一个维度，行为意向（behavioral intentions），顾名思义，并非行为本身，无法直接观察，为实证研究增加了难度和挑战性。但是对于社会心理学者来说，行为意向很重要的一个理论价值在于它非常接近行为，对行为的解释力最强（Fishbein & Ajzen, 1975）。过往对行为意向的各种研究尽管出发点不同，却都对个人是否扮演行为自主发起者（initiator）的角色感兴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处在认知末端的行为意向，其变化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到许多认知层面。社会心理学中一个为人熟知的预测个体行为的范式，理性行为理论（Ajzen & Fishbein, 1980）就是把研究的焦点放在行为意向上。在一项研究小学生如何看待酗酒问题的媒介素养实验中，Austin 与Johnson（1997）发现经过媒介素养培训的小学生对于未来行为（delayed behavior），即是否会酗酒的意向，显著小于没有经过培训的同龄人。[2]这个实验结果被后续很多研究引用，作为说明行为意向与实际行为不可分割的依据。
本研究关注的媒介参与意向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化定义：公众是否有意愿利用各种方式自主发起行动对媒介内容施加影响。我们研究的重点不是参与行为在媒介内容上产生的结果，而是剖析媒介参与意向与什么个性相关以及中介条件是什么。即使局限在这样相对狭窄的范
围中，媒介参与概念的内涵依然相当复杂。从行为动因来说，有获取个人利益和服务公众利益之分；从方式来说，有直接（如在热线电话表达意见或短信投票）或间接的介入（如提供新闻线索）；从类别上，有对娱乐性媒介内容的参与（如，投票选秀）和对新闻与社会公共事务性媒介内容的参与（如，投诉社会不公）。我们所要观察的媒介参与是公众出于任何目的自觉的行为，所涉及的是社会性而非娱乐性的领域。因此，参与电台猜奖节目、点播歌曲、给选秀节目选手投票等等，不在我们研究之列。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操作上将媒介参与行为意向定义为个人通过直接求助媒介来实现某种改变自身或社会现狀的意愿，而不是对某热点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或看法。由于普通受众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无缘无故地联系媒介，所以发生这种行为需要一个前提，一件具体的「导火索」事件。比如购买到假冒伪劣产品与商家交涉未果，不得以求助媒介以维护个人利益；或者看到正在施工的道路没有明显的警醒标志，担心路人遭遇不测希望通过媒介提醒有关部门解决，以此服务社会等等。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碰到同样的情况或问题都会采取行动，甚至产生行动意向，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究竟有多大，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与个体性格和媒介使用、媒介认知等变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
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
如果说行为意向是最接近实际行为的内在心理指标，那么对行为是否能够带来预期结果的判断，或者说功效意识，则是最接近行为意向的心理指标。理性行为理论（Ajzen & Fishbein, 1980）认为，行为意向这个内在的认知趋向是由个体对行为的态度和经过内化了的主观性规范两种心理共同决定的。个体行为态度指的就是个人对某个行为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对自己有利与否的看法。放到媒介参与行为意向中来看，个人对于参与媒介最直接的结果「估算」就是要衡量借助或求助媒介是否有效，也就是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估算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拉开了求助无效认知和实际参与行为间的距离。因此功效意识与媒介参与非但顺理成章地呈正相关，而且功效意识作为参与意向的必要条件会与其它导致媒介参与的因素一起分化受众。
媒介功效意识（media efficacy）是从Bandura（1977）自我功效意识（self-efficacy）的经典研究中剥离出来的一种「情景化」心态，特指个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主动采取行动向媒介表达意见和想法并因此成功操纵媒介内容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个体自我的媒介功效意识与参与意向的概念含义差别并不那么明显。根据Converse（1972）的说法，内在功效意识（internal efficacy）通常伴随着外在功效意识（external efficacy），即仅仅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并不足以引致行为，还需要对行为的对象是否会积极响应配合，以及个人是否信任行为对象等进行判断之后，才能形成相对完整的行为基础。具体来说，给媒介打电话表达意见或反映社会不公的人，一方面有做这件事情的内在心理动机，并对自己这样做的能力有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媒介会采纳刊登甚至采取其它配合行动（如，发起捐款活动、通报上级领导等）有信心。由于媒介在中国大陆具有接近和代表权力中心的特殊地位，所以可以说外在媒介功效意识远比内在功效意识更能影响行为意向，甚至决定后者。
我们在研究中赋予媒介功效意识中介作用，这一点需要额外加以说明。从社会心理学理论看，媒介使用或人际沟通虽是直接的信息摄取途径，但获得的信息往往局限于具体时空（Markus & Zajonc, 1985），是储存于短期记忆中的事件记忆（event memory），停留在大脑浅层（见Hastie & Carlston, 1980）；而媒介参与行为意向则是较深层的信息再建构，是大脑经由抽象提炼后脱离了具体时空的深层反应，是一种概念化记忆（conceptual memory）。由
于后者通过与个人头脑中的已有知识互动而形成，故事件记忆并不会自动导致概念化记忆，同样的事件亦会在不同人的头脑中产生不同的抽象提炼。如，频繁的媒介使用或积极的人际沟通并不一定促成个体强烈的媒介参与意识，它更需要受众对有关媒介信息进行再建构的意愿和能力。在涵化理论研究中，美国学者Hawkins 与Pingree（1981）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观察受众摄取公共事务信息和建构社会现实看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两阶段社会学习（social learning）模式。他们认为涵化效果不是自含（embedded）在信息里，信息在经过第一阶段的大脑学习后，还必须满足第二阶段的再建构（re-construction）这一必要条件，才能形成知识并产生效果。这里所谓「知识」指的是具体的媒介内容（如，某暴力电视剧）与受众头脑中的已有认知和观念互动，再建构而后形成的抽象的、更广泛和超越具体媒介内容的看法（如，过高估计所居住社区的犯罪率）。而「效果」则是在此知识基础上产生的政策及社会控制效应（如，支持死刑、支持增设警力等）。很明显，两个阶段所需的认知努力（mental effort）不同。这一理论成果对我们的研究框架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果说媒介使用和人际沟通对媒介参与意向发生作用，那么媒介功效意识就是对信息再建构的内在机制，其理论位置属中介变量（有关综述可参见Morrell,2003）。在受众使用媒介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认知建构具有将信息转化成为功效意识的潜力，而功效意识进而引向行为。
三、媒介使用和媒介相关知识
以往政治传播的实证研究表明，阅读报纸和收看电视在受众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认知方面产生的效果是有本质差别的（例如，Iyengar,1991）。媒介素养倡导者们相信不同形态的媒介使用对社会参与行为的影响不同（Mihailidis & Hiebert, 2005）。使用什么样的媒介、程度如何等究竟会对个体的媒介参与发挥什么作用？如果那些多读报的人和多看电视的人在媒介参与意向测量上能够有所区别，那么，这些媒介使用形态是否会通过一些中介变量比如媒介知识发挥作用？
媒介知识是媒介素养概念内涵的核心（Hobbs & Frost, 2003）。多数现有的政治传播研究对知识的探究集中在公众事务或时事知识方面，而在媒介素养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喜欢用「知识结构」（Potter,2004; Wulff, 1997）来整合这个概念的定义。在这些研究中，媒介知识浓缩为三方面：内容，生产过程，效果，其中前两项最重要，而媒介知识结构被赋予了包括认知、情感、审美和道德在内的丰富内涵（详细阐述见Potter, 2004）。其中，除认知层面属于对「硬」事实的了解，可以说具有相对客观的标准答案之外，其余均由个人主观判断主导，因人而异，无所谓正误。半世纪前Hyman 与Sheatsley（1958）发现，那群政治知识的「一无所知者」（know-nothing）往往缺乏政治参与热情，而Delli Carpini 与Keeter（1996）的研究表明，那些政治知识通晓者同时也是积极和理性的政治参与者。我们的研究集中分析有关认知层面的媒介知识，以期通过有关媒介内容和媒介生产这些自带标准答案的问题，寻找与媒介参与关系中类似上述政治知识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联性。
与时事知识类似，媒介知识属于表层的、直接与内容相对应的认知。尽管媒介本身并没有自觉提供有关媒介内容、生产、效果等全面知识的义务，但是仍有相当多的媒介知识是包含在一般性媒介内容当中的。比如，在中国大陆风行一时的电视选秀节目「超级女声」其制作费全部是由某品牌牛奶商赞助的这一事实，可以很容易通过看电视或读报获得。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介知识也是媒介使用的结果，对媒介知识的了解可以从媒介内容接触中来，进而影响行为。最近的一项媒介素养研究发现阅读报纸新闻比收看电视新闻更能够预测媒介知识，而媒介知识同时与政治功效意识具有显著的正相关（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检测媒介使用、媒介知识和媒介参与之间的关系。
此外，媒介素养很多研究专门探究受众媒介知识的维度、来源、差别及效果，但相关文献中极少有视媒介知识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开展的几次被冠以媒介素养调查的研究都停留在媒介使用的表层，以及对所谓媒介批判能力的主观评价（如张开、吴敏苏，2004；鲍海波、杨洁、王喜严，2004），均未涉及媒介知识的维度。而知识问题在美国政治传播研究中却一直是热门话题，从早期Lazarsfeld、Berelson 与Gaudet（1944）对小社区选民的研究到近期Scheufele、Nisbet、Brossard 与Nisbet（2004）的全国样本调查，大都沿袭着这样一个逻辑思维传统，即一个人的时事知识源于媒介，同时作用于行为，前有媒介内容，后有效果行为，知识居中，理论位置非常明确。既然受众在时事知识上的差别可以造成政治行为的断层（gaps），也就是说公众的媒介使用对公众政治参与的直接作用经过时事知识的过滤发生了显著变化（Eveland & Scheufele, 2000），那么将媒介知识作为中介变量来考察媒介参与也同样至关重要。
四、人际沟通
人际沟通是十分庞大的概念，日常生活中人与人沟通的内在规律形式多变，直接或间接地与认知、行为的各个层面发生互动，本研究所关注的媒介知识和参与意向只是与人际沟通关系中的一小部分。不同的研究对人际沟通的理论位置、前因后果提出不同的解释模式。近几年，人际沟通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再度成为新的热点，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美国「威斯康辛学派」在过去五、六年中将人际沟通变量置于民主社会以及公民素养大框架下的研究范式。该范式认为人际沟通网络令个人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与他人谈论公共事务时遇到的不同意见会「迫使」个人重新思考和定义自己在社会问题上的立场，从而间接达到促进社会民主意识和培育公民素养等更宏大的目标（McKuen, 1990; McLeod, Scheufele, & Moy, 1999）。在具体的操作化定义上，这些研究主要观察的是沟通模式中三个指标之间的区别。第一，人际沟通网络的大小（直接测量受访者平时与多少亲朋好友聊天，间接测量个人聊天欲望的强弱）；第二，人际沟通网络的多元性（直接测量谈论公共事务时对方的立场、观点、背景是否与受访者相同，间接测量受访者的心理宽容度）；第三，人际沟通网络的认知后果，即与人聊天，尤其是和那些持不同观点的人交谈，是否令受访者反思（直接测量谈话内容，间接测量理性思辨过程）。上述研究发现，朋友圈子大、背景各异、思辨程度高的人际沟通模式要比其相反情形更有助于社区政治参与。
在探讨人际沟通概念内部结构的同时，包括「威斯康辛学派」在内的很多学者同时也看重这个概念的外部结构，即它的理论位置和作用（Huckfeldt & Sprague, 1995; Leighley, 1990; McLeod, Scheufele, Moy, Horowitz, Holbert, Zhang, Zubric & Zubric, 1999）。这些研究发现当人际沟通关系以最具体的聊天形式表现出来时有利于增加信任、知识，是引导公民素养行为十分重要的先决条件。以往的研究结论确信人际资源有助于增强而非阻碍媒介信息传递（Chaffee, 1982）。Huckfeldt 与Sprague（1995）的研究特别指出人际沟通行为不单是受性格特征驱使，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为所反映出的一个人与周围其它人的思维互动和相互获取知识的关系。不难看出，人际沟通具有一定的先天、或者说个人早期社会化形成的特质，同时对行为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Scheufele, Nisbet, Brossard & Nisbet, 2004）。
就形式而言，研究发现多元化的社会圈子（network heterogeneity）及思辨式人际沟通（reflective integration）对于传统社区参与行为（procivic actions；如：给媒介写信打电话、
捐款、投票等）具有特别强的贡献（Leighley, 1990; Scheufele, Hardy, Brossard, Waismel-Manor, & Nisbet, 2006）。尤其是思辨式沟通，有研究者认为它是促进个人民主参与最有效的前提之一（McKuen, 1990），其理由在于，当与他人对话发生观点冲突时，思辨式沟通实际上是对话一方在自己头脑里进行自我劝服（mental rehearsal）的第二次对话过程，据此接纳、排斥、妥协以至产生新意见（Levine & Russo, 1995; McPhee, Smith, & Ferguson, 1963），其结果是强化了个人的头脑复杂度和参与意识的丰富内涵（Cappella, Price & Nir, 2002; Gastil & Dillard, 1999; Huckfeldt, Mendez, & Osborn, 2004）。如此看来，思辨式的人际沟通会会产生积极、有选择使用媒介的动力，因为获取更多知识，建立更大的「观点库」（argumentative repertoire），无疑是增加自身辨析能力以更有效说服对方甚至说服自己的一个有益途径（Scheufele et al., 2006）。与此相符，一项有关上海青少年媒介素养的个案研究显示，家庭内部沟通模式对于青少年媒介使用和媒介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陆晔、黄东亮、周葆华，2006）。
颇有一些近期的研究专门探讨媒介使用、人际沟通、行为意向的因果排序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想法认为，当概念化定义将人际沟通视其为个体性格的产物时（如，外向健谈型），它就应该在理论模式中摆在媒介使用之前，但当它被定义为受媒介使用刺激而产生的后果时（如，新闻事件引发的对话），就自然应该置于媒介使用之后。其次，人际沟通的动机（如，在辩论中获胜的心态）乃至发生人际沟通的（正式或非正式）场所均独立于媒介使用，所以大多数研究在理论框架中喜欢把媒介使用作为人际沟通与政治参与中间的变量（Nisbet, Moy, & Scheufele, 2003; Scheufele, Nisbet, & Brossard, 2003）。
在以上文献综述与概念及其关系探讨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
首先，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是否决定媒介参与意向？
其次，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与人际沟通形式是否会对媒介知识、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及媒介参与意向产生不同的影响？
再次，在人际沟通及媒介使用分别与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中，媒介知识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是否起到中介作用？
这三个研究问题涉及三组不同的关系，但均带有「因果」指向，也就是说，按时间顺序，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在先，参与行为意向在后；而媒介使用及人际沟通均发生在媒介知识、功效意识和参与意向之前。如此考量有两个主要理由：一方面，主要「原因」变量（即：人际沟通和媒介使用习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形成得比较早，具有某种稳定性；相对而言，主要「结果」变量更容易发生变化，其中有些变化方差是我们理论模式中自变量变化的结果，当然也受到其它因素的影响，需要在设计和分析时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生活角度来看，媒介参与作为行为或行为意向不大可能发生在媒介使用、人际沟通方式甚至媒介知识之前。相反，媒介使用习惯、人际沟通方式、媒介知识以及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作为行为意向的必要前提，为行为做出显著贡献是不难理解的。当然，在理论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互为因果（nonrecursive），比如，媒介使用增强了功效意识，而强化了的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反过来又有可能作用于受众对媒介内容的选择。我们的概念化定义采纳了过往研究的主要理论路径。
叁、研究方法
一、样本
我们的研究选择北京作为样本地点来收取数据，检验理论假设，这样做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有着中央和地方两极媒介机构，有一系列在全国范围内颇有影响的新闻和社会公共事务类专栏和节目；另一个是北京市民总体上的公共事务关注度和社会参与意识比较高。作为一个更大的媒介素养项目的一部分，北京的数据今后还可以用来同社会参与意识相对低的内陆地区（如，我们另一个样本地区西安）进行比较。
整个样本调查于2006 年10 月上旬执行。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样本方法，根据北京市的人口统计资料，我们在北京市区辖下的八个区按照人口比例先随机抽取共四十个街道，再从每个街道随机抽出一个居委会。访员在居委会保存的居民户籍档案中，采用系统随机样本方式，抽出15 户样本家庭，然后按照「最近生日法」从每户家庭选出一个18 岁以上的被访者。经过培训的40 名硕士研究生访员最终成功入户面访了600 个样本，按照AAPOR 公式计算，成功率为85.71%。
样本的人口学描述统计包括被访者的年龄（出生年份测量；M ＝50 岁；18 岁－86 岁）、性别（男女比例为46：54）、教育程度（从「小学以下」到「研究生以上」，按升序排列；M ＝高中毕业）、家庭平均月收入（从人民币1,000 元开始，以3,000 元为组距升序排列直至10,000 元；M ＝1,000-3,000 元）和本地居住年限（M ＝40；最少为一年，最多为83 年）。
二、测量
（一）人际沟通能力：（参见表一）这组变量代表的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及沟通习惯。我们的问卷在设计时采用现有研究验证的问题（McLeod Scheufele, Moy, Horowitz, Holbert, Zhang, Zubric & Zubric, 1999），并在措辞上稍加修改，使其更加符合中国大陆的特殊情景。我们主要测试三个人际沟通层面，分别由三个因子构成（总方差Total R2：52.67%），为更接近现实，我们采用主成分斜交转轴因子分析、因子特征值大于1（以下因子分析相同）。每个因子含有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用5 级Likert 量表测量（1 表示对该说法「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一是附和型（我讨厌跟那些与我背景不同的人交谈、我大多数的朋友都跟我背景相似、大多数关于政治的争论令人不愉快；信度系数Cronbachα为0.66），这一类受访者人际沟通网络的多元性比较低，只喜欢与那些附和自己意见的人谈话，由于缺乏足够的心理宽容度，因此互动能力弱，缺乏理性反思，对于不同意见十分抵触；二是健谈型（我很善于和那些与我看法不同的人交朋友、我喜欢跟朋友分享我最私密的感受、我可以和任何人谈论政治；信度系数为0.70），这类受访者喜爱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人际网络圈子很大，宽容性很高，不抵触不同意见，但是却缺乏互动和反思，是最为缺乏理性的人际沟通者；三是思辨型（其它人的观点常常引起我思考、我经常和同事朋友家人谈论社会热门话题、我喜欢在争论社会问题时说服对方；信度系数为0.73），这一类受访者主动关注社会问题，与他人沟通的欲望比较强，其人际沟通网络的认知后果中包含了自我反思的部分，具有较强的互动能力和理性思辨能力。综合来看，我们发现的三种人区别清晰，其分类与上述过往研究高度一致，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数据验证了：(1)人际沟通即使在我们所关注的比较狭窄的范围里亦非单维度（unidimensional）概念；(2)三个理论因子的结构清晰，没有相互负载（cross-loading）。除了思辨型与健谈型显著正相关（Pearson r= .28,
p < .001）外，其余因子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10，且不显著。至于三个理论因子作为自变量是否能对上述研究问题中的因变量产生不同效果有待分析验证。
表一：人际沟通因子分析
（二）媒介使用：在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三个变量：报纸新闻关注度和电视新闻关注度都分别由三个问题构成（本地新闻、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的必读∕必看程度，均用5 级量表测量，1 表示「非常低」，5 表示「非常高」；报纸新闻关注的信度系数为0.74；电视新闻关注的信度系数略高，为0.77）。媒介娱乐关注度由两个问题组成（报纸娱乐版必读程度、电视娱乐节目必看程度，用5 级量表测量，1 表示「必读∕看程度低」，5 表示「必读∕看程度高」；信度系数为0.60）。
（三）媒介知识：这是一组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关涉的是有关媒介知识当中比较客观的认知部分，也是我们研究中很重要的中介变量，编码时 1 表示答案正确；0 表示答案不正确。问题包括：明星常被媒介报道是因为他们对社会贡献大、明星代言广告是因为喜欢该产品、新闻报道能否刊出记者拥有绝对主导权、电台音乐排行榜的歌曲都是听众最喜欢的、所有新闻报道都是经过编辑记者选择的、西方电视剧里面包含了制作人的价值观、超级女声的制作经费完全由赞助商承担以及中国媒介的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国家拨款。从问卷内容上看，这组问题具有明显的内在连续性。为防止出现套路回答（response set），我们刻意在设计中让问题答案指向不一。分析时采用了叠加法（additive scale），将八个问题变成了一个「媒介知识量表」（信度系数为0.74）。
（四）媒介参与：这组变量有两个层次不同的因子（参见表二，总方差：60.08%）。一是媒介参与意向，基于我们将媒介参与意向界定为公众主动求助媒介谋求自身和社会现狀改变的意愿，在这里我们针对三个日常生活中经常可能遇到的「导火索」进行提问，用于概括这一意向（发现身边看不惯的事情会向媒介反映、买到假冒伪劣商品会向媒介投诉、在街上看到交通事故会主动给媒介打电话；信度系数为0.63）。二是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同样是三
个问题，两个与上述因子的「导火索」问题一致，一个代表普遍意义上的媒介参与行为，但是测量的重点不在公众求助媒介或参与媒介的主观意愿，而在公众对求助媒介和参与媒介的结果的估算，也就是说，当这些「导火索」问题被人们向媒介反映后，受访者对其能否得到有效解决的心理预期，以及对一般意义上媒介参与的价值判断（向媒介反映看不惯的事情会得到解决、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向媒介投诉很有效、积极参与报纸征文或电台讨论很有意义；信度系数为0.68）。每个问题都用5 级量表测量（1 表示对该说法「非常不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从表二可以看到，两个因子的负载清晰干净，没有交叉，说明这两个含义紧密相关但理论定义明显不同的概念，其区分程度在操作化层面得到了印证。
表二：媒介参与意向与功效意识因子分析
肆、数据分析结果
一、人际沟通、媒介使用与媒介知识、媒介参与功效意识
在表三预测人际沟通和媒介使用对媒介知识影响的部分我们注意到，人际沟通类别中的附和型和思辨型与媒介知识有显著关系，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显现出这两类沟通模式在获取媒介知识上的明确差异。宽容度比较低、抵触不同意见的附和型人际沟通模式与媒介知识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在人际沟通中能够接受多元意见、具有较强互动和反思能力的思辨型，对媒介知识有显著正向贡献。那些宽容性很高，却最为缺乏理性的健谈型则没有显现出与媒介知识的关系。这一点与政治参与研究中有关人际沟通和政治知识关系上的人群划分类似，个体的媒介知识认知在与人际沟通三种模式的关系中，表现出明显的区分效度。
表三：OLS 回归分析：预测媒介知识和媒介功效意识（N ＝600）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对新闻的关注和媒介知识的关系符合我们的预期。在控制了包括教育水平在内的人口学变量之后，无论关注报纸新闻还是电视新闻都明显有助于获取媒介知识，而且关注报纸新闻较之关注电视新闻，在增加公众媒介知识方面的贡献略大。受众对媒介娱乐的关注则与媒介知识的摄取无关。
在各自变量与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关系上，显然，媒介知识的多寡与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强弱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每一种人际沟通模式也都对这一因变量有正向贡献，尤其人际沟通圈子比较大的两类，无论是缺乏理性的健谈型还是高度理性的思辨型，都与功效意识
显著正相关，也就是说，无论何种人际沟通类别，总的来说人际沟通能力越强的人，对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估算结果就越乐观。而媒介使用变量组中，只有电视新闻关注度正向预测媒介参与功效意识。这个结果与电视媒介在批评报导和关注民生方面强大的影响力有关。
二、媒介知识、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媒介参与意向：直接与中介作用
表四中的终极因变量是媒介参与意向，自变量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外生或外衍变量（exogenous variable），包括人际沟通形式和媒介使用，我们的研究只关心它们的后果而不分析它们的前因；另一类是内衍变量，包括媒介知识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于第二种变量，我们不但分析它们的前因和后果，更加关注它们是否在外生变量对终极变量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我们为中介变量的判断设立了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理论标准，我们在概念化部分阐释了媒介功效意识和媒介知识对于媒介参与意向直接和间接影响的理论根据。在操作层面的两个判断标准，一个是外生变量与终极变量的关系必须显著，另一个是中介变量的介入必须显著减弱或消除外生变量对终极变量的影响。
表四：OLS 回归分析：预测媒介参与意向：媒介知识和媒介功效意识
表四显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之后，两个内衍变量当中，媒介功效意识显著地与媒介参与意向正相关（β = .32, p < .001），也就是说，那些对媒介参与结果的估算越有信心的人，在遇到「导火索」问题时采取实际行动求助媒介的意愿就越强烈，这个结果回答了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媒介知识却对于媒介参与意向没有明显影响。
再看外生变量，人际沟通圈子比较大的两类健谈型和思辨型，在这里与媒介参与意向显示出显著的直接正向关系（见表中β1），只有人际沟通中强调共同背景的附和者对于媒介参与的意愿明显比较边缘化，相反，无论是理性主导、互动能力强的思辨者，还是虽缺乏足够理性反思、但人际网络圈子大且宽容度高的健谈者，参与态度都比较积极。在控制人口学变量的基础上额外控制媒介知识，并没有给人际沟通两个类别对媒介参与意向原本显著的影响带来质的变化（见表中β2），然而额外控制了媒介参与功效意识（表中β3）却显著改变了人
际沟通与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其中，健谈型的回归系数由统计显著变成非显著，思辨型的回归系数由.35（p < .001）变为.11（p < .05）。这个清晰的弱化过程充分显示了媒介功效意识的中介作用，符合我们设立的两个标准，可见人际沟通对媒介参与意向既有直接的影响，也通过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产生间接影响。
在媒介使用变量组，新闻关注度对媒介参与意向有正向贡献，其中关注电视新闻在正向预测媒介参与意向上要远比关注报纸新闻来得更加显著。引入媒介知识作为控制变量没有改变原本的显著关系（β2），但是控制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后，报纸新闻关注度和电视新闻关注度对媒介参与意向的正向显著预测关系都减弱了很多（β3）。作为对媒介参与实际效果的评估，媒介参与功效意识的中介作用再一次得到验证。
综合表三和表四，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基本得到了符合预期的回答，显然，只有媒介使用中与新闻有关的部分，才有助于获取媒介知识，而关注媒介的娱乐内容，并不会对媒介知识产生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关注电视新闻对媒介参与结果的估算比较乐观，参与的意愿也比关注报纸新闻来得更强。不同的人际沟通形式在获取媒介知识方面显现出完全不同的作用。总的来说，朋友圈子大的两类人，在媒介参与方面，无论是对参与结果的估算，还是参与的意愿，都比较强，而包容性较低的附和型在媒介参与方面比较边缘。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得到部分验证。在人际沟通及媒介使用分别与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中，媒介知识并不具有中介作用，而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则是显而易见的。
伍、结论和讨论
可以说，媒介素养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所关心的终极问题是如何使一种认知理念化为公众行动，媒介参与行为只是其中一类，但却是受众通过所谓「赋权」强化其自身社会行动能力的有效途径。对媒介参与的关注是我们最初的研究动力，在这个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的三个研究问题基本都得到回答。首先，公众的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对媒介参与意向产生直接正向的显著影响。由于功效意识几个因子所包含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个体对遇到「导火索」问题求助媒介所带来的预期效果的估算，因此这一点验证了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外在的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也就是公众对自己的媒介参与意愿是否能够得到媒介呼应的预期和信心，直接决定他们是否会采取媒介参与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媒介素养教育所关注的通过参与媒介最终达成参与社会的目标，其重点就不能仅仅锁定在公众一方，上述变量关系告诉我们，公众是否信任媒介、是否相信媒介会对此类参与行为有所配合，才更能诱发通过媒介达成某种个人或社会目标的参与意向。注意到这一点对于当今中国大陆的媒介素养推广和媒介与社会变革尤为重要。以往有关中国媒介改革的研究显示，一方面媒介组织在宣传管理的复杂因素制约下触及社会问题的范围和深度很不稳定；另一方面，当受众将媒介看成类似于政府信访部门那样寻求解决问题时，往往也不适合媒介的报导需要（陆晔，2003）。这两方面都会影响到公众之于媒介参与结果的预期和评估。
其次，人际沟通在我们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原因之一是学者们对它在政治传播和公民素养中扮演的角色颇有争议。正方的意见认为，沟通，特别是在人际沟通中接触到的多元意见，是所有公众参与的基础（McKuen, 1990; Scheufele et al., 2004）。而反方的意见则认为多元化的人际沟通有制约政治参与的作用，因为取向不同的多元意见很容易给交谈者
头脑中留下影响相关议题的不确定因素和模糊地带，导致躲避参与，更何况持不同意见的交谈对象若人数众多，则很有可能对某些意见的少数派产生妨碍其参与的社会心理压力（如，Mutz, 2002）。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不同的人际沟通形式在获取媒介知识方面显现出完全不同的作用，但是总体上人际沟通与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和媒介参与意向均显著正向相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越是人际沟通中积极的谈话者，这个趋势就越明显，无论是互动理性的思辨人群，还是生性喜好交往、朋友圈子大宽容度高的健谈人群，都显著正向预测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和媒介参与意向。研究结果显示，人际间的聊天、交流似乎对于媒介参与起着某种催化作用，它作为媒介参与的前置变量，预示着媒介参与意向的强度和方向，并且这种预示之强，可以不受个体媒介知识的中介影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这一发现与Popkin （1991）提出的「低信息理性」（low information rationality）概念确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反而疏于对信息进行全面地收集整理，诸如人际沟通等信息渠道却顺理成章地成为个人十分有效的信息捷径，并以此作为指导行为的准则。
媒介使用与媒介知识的关系在新闻关注度上有直接正向的体现，而且读报比看电视对媒介知识的贡献要大，这一点，与通常认为更多关注报纸新闻的受众更具理性，因此读报会比看电视更有助于增加知识的预期相符。收看电视对参与意识以及行为意向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尽管控制前者减弱了其对后者的作用。这一发现与政治传播研究中影响颇深的「电视批判」之说（如Postman, 1985; Robinson, 1976）背道而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类理论视角有其独特的概念支撑点与测量标准，但在研究者当中并未完全形成共识。我们发现看电视对功效意识有直接贡献，至少说明：第一，受众在收看电视时，有可能「不经意」地得到有关媒介参与的信息（incidental learning）；第二，电视有可能强化受众头脑中已有的参与意识；第三，相对于平面媒介而言，影像之于受众可信度会比较高。
在有关政治参与的理论研究中，知识的理论地位如前所述是比较高的，但在本研究中媒介知识的贡献并不大，仅对媒介参与结果的评估起积极作用，并不对媒介素养最为关注的以「赋权」为特征的媒介参与意向的形成构成任何影响。鉴于此，媒介素养教育通过专门渠道——比如在中小学校通识教育的教材中增加有关媒介知识的部分，开设社区性的媒介知识讲座或工作坊等，以此来培育公众媒介知识的认知，意义自不待言。但是，对于个体行动者来说，媒介知识只是构成其媒介参与行为动因的要素之一而非全部，单单掌握丰富的媒介知识，并不一定直接催生相关的社会行动意向，对于其他社会行动影响因素的考量因此十分必要。
在本研究对两组中介变量的测量中，只有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具有十分明显的中介作用。这个因子在以往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少有涉及，本研究却发现它在人际沟通和媒介使用对于媒介参与意向的影响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总体上看，控制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后，各个变量组原本与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均或多或少有所减弱，这说明作为自变量的无论是媒介使用还是人际沟通，原本通向因变量媒介参与意向的直接关系，都是不纯净、不独立的，将媒介功效意识剔除后，原有的变量关系或者消失，或者从显著变为不显著，或者显著程度有所降低。在心理学的新行为主义理论中，刺激－反应之间存在的一系列难以直接观察的中介变量，作为将自变量和最终反应联结起来的内部过程被认为是行为的实际决定因素（Schultz, 1975∕杨立能、陈大柔译，1979）。由此可见，尽管人际沟通能力和媒介使用预示着公众媒介参与意向的强度和方向，但是要最终决定采取行动，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也就是公众对媒介参与结果的信心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同时，与媒介－时事知识－政治参与行为理论关系模型中，公众时事知识差别在导致政
治行为断层上的理论位置不同，在人际沟通、媒介使用与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和媒介参与意向的关系中，媒介知识并不具备中介作用。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比照有关公众对候选人立场的知识与投票倾向之间缺乏有效关联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反思媒介参与意向和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此外，媒介知识缺乏中介性，也提醒我们关注媒介素养养成的复杂动态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媒介生产背后的相关知识的认知，对媒介内容的批判性解读和反思，积极自主地选择使用媒介，通过参与媒介来参与社会，这些维度对于媒介素养都非常重要，但是指向上却暗含着从个人自省向社会行动的由小极大、自内向外的扩散过程，当每一个维度的边界变大的时候，相关的影响因素必然增加，一些更多指向个体的维度，在那些关乎社会的行为动因上，或许非但不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反而产生意想不到的抵触。比如也许那些充分了解媒介生产内幕、对媒介内容能够积极反思的个体，因对媒介的社会功能和影响持相对悲观的态度，因此并不会产生媒介参与意向。这些问题均需要更多的检验。
实际上，我们探究的很多概念，比如人际沟通或是媒介参与功效意识，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媒介素养本身。本研究确立了媒介素养概念维度中人际沟通－媒介参与功效意识－媒介参与意向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目的不在于寻找和发现公众主动参与媒介的动因和结果，而是试图通过这些变量关系的研究，加深我们对于各种相关因素在定义、分析、解释与媒介素养能力密切相关的行为意向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认识。这对于媒介素养如何促进以「赋权」为特征的公众参与达成健康媒介社区的理念和目标同样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无论媒介参与中的非理性因素在这些理论概念关系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还是媒介组织本身和社会环境对于公众媒介参与功效意识评估的制约或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探讨。
[注释]
[1] 本文作者衷心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人提出的宝贵意见；同时感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部分研究生协助参与在北京的问卷调查。本研究为中国大陆教育部「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的一部分，项目批准号：04JZD00038。
[2] 有关媒介素养教育和行为意向的实证研究比较集中在健康传播方面的期刊上，原因之一是这些研究所借用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很多源自解释个人对健康风险的评估。
[参考文献]
Heberer, T.∕鲁路译（2005）。〈中国的社会政治参与：以社区为例〉，《马克思主义与现实》，3: 17-24。
卜卫（2001）。〈儿童参与的理念和经验〉，上网日期：2007 年3 月20 日，取自「儿童参与论坛」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jdgz/canyuluntan/second/ buwei.htm
李月莲（2002）。〈香港传媒教育运动：「网络模式」的新社会运动〉，《新闻学研究》，71: 107-131。
突破机构（2004）。〈青少年社会政治参与行为研究〉，上网日期：2007 年4 月15 日，取自「突破青少年研究资料库」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hk/ir/Research/27_soc_pol/soc_pol.htm
孙玮（2006）。《现代中国的大众书写——都市报的生成、发展与转折》。上海：復旦大学出版社。
郭中实、周葆华、陆晔（2006）。〈媒介素养、政治认知、媒介功能与媒介使用：理论关系初探〉，《传播与社会学刊》，1: 121-145。
陈世敏（2005）。〈媒介素养的基本概念〉，毛荣富、李明轩、何日生、林福岳、周典芳、徐祥明、陈世敏、陈国明、彭之修，《媒介素养概论》，页3-22。台北：五南。
张志安、沈国麟（2004）。〈一个亟待重视的全民教育课题——对中国大陆媒介素养研究的回顾和简评〉，《新闻记者》，5: 12-14。
张开、吴敏苏（2004）。〈中国城市居民媒介素养现狀调查——以北京、上海调查数据分析为依据〉，取自「传播研究网」，上网日期：2007 年 3 月20 日，取自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user/erjiview.php?list=7&&TxtID=1236
陆晔（2006）。〈媒介素养教育中的社会控制机制--香港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特征〉，《新闻大学》，1: 62-65, 79。
陆晔（2003）。〈权力与新闻生产〉，《二十一世纪》，6: 18-26。
陆晔、黄东亮、周葆华（2006），〈媒介使用与青少年闲暇生活——「离网离视」活动个案分析〉，《新闻记者》，4: 5-9。
杨立能、陈大柔译（1979）。《现代心理学史》（第二版）。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原书Schultz, D. [1975]. A history of modern
psycholog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刘佳（2006）。〈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狀调查报告〉，《新闻记者》，5: 63-65。
鲍海波、杨洁、王喜严（2004）。〈象牙塔里看媒介——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狀调查〉，《新闻记者》，3: 17-20。
谢静（2006 年8 月）。〈媒介受众的批判意识建构——以大学生对于客观性原则的反思性征用为例〉，「2006 中国传播学论坛」，深圳。
Ajzen, I., & Fishbein, M. (1980). Understanding attitudes and predicting social behavior.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Austin, E., & Johnson, K. (1997). Immediate and delayed effects of media literacy training on third grader’s decision making for alcohol. Health Communication, 9(4), 323-349.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37(2), 122-147.
Barton, D., & Hamilton, M. (1998). Local literacies: Reading and writing in one community. London: Routledge.
Buckingham, D. (2003). Media education: Literacy, 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Cappella, J. N., Price, V., & Nir, L. (2002). Argument repertoire a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of opinion quality: Electronic dialogue during campaign 2000.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 73-93
Center for Media Literacy (2005). Lite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An overview and orientation guide to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Retrieved March 15, 2007 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reading_room/ article540 Chaffee, S. (1982).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channels: Competitive, convergent, or complimentary? In G. Gumpert & R. Cathcart (Eds.), Inter/media: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in a media world (pp. 57-7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nverse, P. E. (1972). Change in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In A. Campbell & P. E. Converse (Eds.), The human meaning of social change (pp.263-337). New York: Sage.
Delli Carpini, M. X., & Keeter, S.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Eveland, W. P., & Scheufele, D. A. (2000). Connecting news media use with gaps in knowledge and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3, 215-237.
Fishbein, M., & Ajzen, I. (1975).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Gastil, J., & Dillard, J. (1999). Increasing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through public deliber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3-23.
Greenberg, B., Rampoldi-Hnilo, L., & Hofschire, L. (2000). Young people’s responses to the age-based ratings. In B. Greenberg, L. Rampoldi-Hnilo & D. Mastro (Eds.), The alphabet soup of television program ratings.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Hastie, R., & Carlston, D. E. (1980). Theoretical issues in person memory. In R. Hastie, T. M. Ostrom, E. B. Ebbesen, R. S. Wyer, Jr., D. L. Hamilton & D. E. Carlston (Eds.), Person memory: The cognitive basis of social percep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Hawkins, R. P., & Pingree, S. (1981). Using television to construct social realit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25(4), 347-364.
Heins, M., & Cho, C. (2003). Media literacy: An alternative to censorship, free expression
policy project. Retrieved April 2, 2007 from https://www.doczj.com/doc/2e11976534.html,/ policyreports/medialiteracy.pdf
Hobbs, R., & Frost, R. (2003). Measuring the acquisition of media-literacy skills.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38(3), 330-355.
Huckfeldt, R., Mendez, J. M., & Osborn, T. (2004). Disagreement, ambivalence, and engagement: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heterogeneous networks. Political Psychology, 25(1), 65-95.
Huckfeldt, R., & Sprague, J. (1995). Citizens, politics,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influence in an election campaig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yman, H., & Sheatsley, P. (1958). Some reasons why information campaigns fail. In E. Maccoby, T. Newcomb & E. Hartley (Eds.),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pp. 85-94). New York: Henry Holt.
Iyengar, S. (1991). Is anyone responsible? How television frames political issue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zarsfeld, P. F., Berelson, B., & Gaudet, H. (1944). The people’s choice: How the voter makes up his mind in a presidential campaig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eighley, J. E. (1990).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18, 459-475.
Levine, J. M., & Russo, E. (1995). Impact of anticipated interaction on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Social Cognition, 13, 293-317.
Markus, H, & Zajonc, R. B. (1985).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in social psychology. 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3rd ed., pp. 137-230). New York: Random House.
Masterman, L. (1998). Foreword: The media education revolution. In A. Hart (Ed.), Teaching the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vii-xi).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McKuen, M. (1990). Speaking of politics: Individual conversational choice,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 In J. Ferejhon & J. Kuklinski (Eds.), Information and democratic process (pp. 59-99).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McLeod, J., Scheufele, D., & Moy, P. (1999).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315-336.
McLeod, J., Scheufele, D., Moy, P., Horowitz, E., Holbert, L., Zhang, W., Zubric, S., &
Zubric, J. (1999). Understanding deliberation: The effects of discussion networks on participation in a public forum.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6(6), 743-774.
McPhee, W. N., Smith, R. B., & Ferguson, J. (1963). A theory of informal social influence. In W. N. McPhee (Ed.), Formal theories of mass behavior (pp. 74-103). New York: Free Press.
Mihailidis, P., & Hiebert, R. (2005). Media literacy in journalism education curriculum. Academic Exchange Quarterly, 9(3), 162-166.
Morrell, M. (2003). Survey and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of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7, 589-602.
Mutz, D. C. (2002). The consequences of cross-cutting networks fo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 838-855.
Nisbet, M. C., Moy, P., & Scheufele, D. A. (2003, May). Relig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capital.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Divi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Popkin, S. L.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stman, N. (1985). 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 Public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show business. New York: Penguin.
Potter, J. (2004). Theory of media literacy: A cognitive approach. Thousand Oaks, CA: Sage.
Robinson, M. J. (1976). Public affairs television and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malaise: The case of “the Selling of the Presid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0(3), 409-32.
Scheufele, D., Hardy. B., Brossard, D., Waismel-Manor, I., & Nisbet, E. (2006). Democracy based on difference: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structural heterogeneity, heterogeneity of discussion networks,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6(4), 728-753.
Scheufele, D. A., Nisbet, M. C., & Brossard, D. (2003). Pathways to participation? Religion, communication contexts, and mass med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5, 300-324.
Scheufele, D., Nisbet, M., Brossard, D., & Nisbet, E. (2004). Social structure and citizenship: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social setting, network heterogeneity, and informational variables o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1, 315-338.
Slater, M., & Rouner, D. (2002). Entertainment-education and elaboration likelihood: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ing of narrative persuasion. Communication Theory, 12, 173-191.
Wulff, S. (1997). Media literacy. In W. G. Christ (Ed.), Media education assessment handbook (pp. 123-142).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nd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如何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媒介素养 怎样提高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是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注意的问题。下面是给大家搜集的如何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文章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学校：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提供媒介素养学习环境 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形成规模。我国的一些高校近些年也开始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如上海交通大学，他们的课程着重从媒介的特征、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质疑评估能力、创造制作能力等方面进行系统讲授。该课程除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外，还作为选修课向全校学生开放。其他高校也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传授这些内容。讲座、讨论、学术报告都可以，师资可以是专业的教学人才，也可以是从社会媒介或者校园媒介聘请的从业人员。 要培养、提高学生的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媒介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报道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差异点的发现与分析，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不同的取舍彰显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这样的分析，能够使
学生对大众媒介的生产传播过程有一个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提高辨别信息的能力，看到信息背后的信息，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 高校还应面向所有学生设置与计算机、网络有关的一系列课程。使大学生完全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具备创造传播信息的基本素质、提高创造传播信息的质量。 高校媒介可以让一部分学生参与报纸出版和电视新闻制作。目前，很多高校都有大学生记者团、大学生通讯社，这些学生可以参加高校报社和电视台组织的采访活动，在报社和电视台人员的指导下撰写新闻稿件，拍摄电视素材，熟悉等工作程序。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了解到媒介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特意选取、组合、安排的，体现的意图，传达某种声音，而非纯客观的，不一定是事件的真实呈现。 记者团把这种意识和能力进一步辐射，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 践活动，比如制作班级小报、DV比赛、校园新闻博客等形式，让广 大同学参与到整个制作流程中，从而提高大学生整体的实践能力。 大学生：主动提高自己的媒介知识，媒介道德和媒介能力
各种广告媒体的优缺点分析 一、报纸 在传统四大媒体中，报纸无疑是最多、普及性最广和影响力最大的媒体。报纸广告几乎是伴随着报纸的创刊而诞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报纸的品种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版式更灵活，印刷更精美，报纸广告的内容与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所以报纸与读者的距离也更接近了。报纸成为人们了解时事、接受信息的主要媒体。报纸的主要特点有： 1、传播速度较快，信息传递及时 对于大多数综合性日报或晚报来说，出版周期短，信息传递较为及时。有些报纸甚至一天要出早、中、晚等好几个版，报道新闻就更快了。一些时效性强的产品广告，如新产品和有新闻性的产品，就可利用报纸，及时地将信息传播给消费者。 2、信息量大，说明性强 报纸作为综合性内容的媒介，以文字符号为主，图片为辅来传递信息，其容量较大。由于以文字为主，因此说明性很强，可以详尽地描述，对于一些关心度较高的产品来说，利用报纸的说明性可详细告知消费者有关产品的特点。 3、易保存、可重复 由于报纸的特殊的材质及规格，相对于电视、广播等其他媒体，报纸具有较好的保存性，而且易折易放，携带十分方便。一些人在阅读报纸过程中还养成了剪报的习惯，根据各自所需分门别类地收集、剪裁信息。这样，无形中又强化了报纸信息的保存性及重复阅读率。 4、阅读主动性 报纸把许多信息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增加了读者的认知主动性。读者可以自由地选择阅读或放弃哪些部分；哪些地方先读，哪些地方后读；阅读一遍，还是阅读多遍；采用浏览、快速阅读或详细阅读。读者也可以决定自己的认知程度，如仅有一点印象即可，还是将信息记住、记牢；记住某些内容，还是记住全部内容。此外，读者还可以在必要时将所需要的内容记录下来。 5、权威性 消息准确可靠，是报纸获得信誉的重要条件。大多数报纸历史长久，且由党政机关部门主办，在群众中素有影响和威信。因此，在报纸上刊登的广告往往使消费者产生信任感。 6、高认知卷入 报纸广告多数以文字符号为主，要了解广告内容，要求读者在阅读时集中精力，排除其它干扰。一般而言，除非广告信息与读者有密切的关系，否则读者在主观上是不会为阅读广告花费很多精力的。读者的这种惰性心理往往会减少他们详细阅读广告文案内容的可能性。换句话说，报纸读者的广告阅读程度一般是比较低的。不过当读者愿意阅读时，他们对广告内容的了解就会比较全面、彻底。 7、注意度不高 在一份报纸中，有很多栏目，也有很多广告，它们竞相吸引读者的注意。这样，只有当你的广告格外醒目时，才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否则，读者可能视而不见。 8、印刷难以完美，表现形式单一 报纸的印刷技术最近几年在高新科技的支持下，不断得到突破与完善。但到目前为止，报纸仍是印刷成本最低的媒体。受材质与技术的影响，报纸的印刷品质不如专业杂志、直邮广告、招贴海报等媒体的效果。报纸仍需以文字为主要传达元素，表现形式相对于电视的立体、其他印刷媒体的斑斓丰富，显然要单调得多。 二、杂志 杂志也是一种印刷平面广告媒体，尽管与报纸广告相比，它明显地缺乏时效性，而且覆盖面有限，但由于它精美的印刷，具有光彩夺目的视觉效果，故深受特定受众的喜爱。由于杂志种类繁多，雅俗均有，而且出刊周期短的杂志种类最多，影响颇大，因此，它成为现代广告四大媒体之一。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和人类思维的进步，以往的单纯平面设计模式不断被打破，新的设计形式不断出现，这都体现着杂志广告的广阔前景。杂志的主要特点有： 1、读者阶层和对象明确 杂志的读者不象报纸广大，但分类较细，专业性较强，这便于选择特定阶层的广告非常方便，更能做到有的放矢。同类杂志的读者，在质的方面大体相同，因此，广告文案的制作也容易得多，反过来说，每一类杂志都拥有其基本的读者群，那么就可以针对不同的消费者选择不同的杂志。所以，为了更好地利用杂志媒体，应该根据广告目标对象的。要求对能利用
传播学专业（050302） 1．理论传播与传播史方向 在经济、社会日益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研究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及其规律的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本研究方向在传播学学术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该学术体系的基础理论。 本研究方向的特点是在从传播历史发展入手研究传播活动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侧重于研究代表传播发展方向的，以广播电视、互联网为主体的传播活动及其规律。传播学所具有的跨学科特征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综合与多元。宏观上，本方向研究有助于我国经济、社会信息化过程中把握传播活动的过程、机理和效果等的基本规律，从新的学术角度，用新的研究方法探讨、开拓传统学术领域；微观上，本研究方向结合我国传播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业、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实践，研究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体传播的手段、受众、改革等重大问题。 本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各级各类传播媒体、政府相关机构、企事业宣传或公关部门等培养高素质的专门人才，同时兼顾学生理论、科研及教学能力的培养。通过学习，学生将形成宽厚的人文及社会科学基础，全面掌握传播学原理、理论框架和实践技能，具备对传播现象、媒介实践的批判及反思能力，成为具有现代传播理论素养、适应当前信息传播业以及媒介研究、教育领域实际需要的专业化的应用人才。 本方向的专业复合性要求具有相对宽泛的知识基础，为学生开设了传播全球化研究、基础统计学、传播学理论研究文化与传播研究、传播研究方法等重要的传播学基础课程，同时也为学生世界政治与中国外交、文化外交研究、新媒体传播形态与传播规律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等选修课程。这些课程不但加强了传播理论课程的比重，也更加有效提高了课程之间的延续性和连贯性。 2．应用传播学方向 本研究方向为应用研究，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宏观层面的媒介产业政策和产业规制的研究、媒介发展战略研究，中微观层面的媒介策划、媒介品牌、媒介营销等研究。本方向研究依托传媒大学的综合学科交叉平台，如与传媒经济研究、受众研究、媒介市场调查研究、广告学研究等的有机结合，依托长期以来形成的与各种强势媒介的有效关联，使媒介经营管理研究具有学科延展性、专业贴近性和内容实用性的优势。
如何加强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 学校：开设媒介素养课程，提供媒介素养学习环境 媒介素养教育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形成规模。我国的一些高校近些年也开始开设“媒介素养”课程。如上海交通大学，他们的课程着重从媒介的特征、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能力、质疑评估能力、创造制作能力等方而进行系统讲授。该课程除了作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之外，还作为选修课向全校学生开放。其他高校也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向学生传授这些内容。讲座、讨论、学术报告都可以，师资可以是专业的教学人才，也可以是从社会媒介或者校园媒介聘请的从业人员。 要培养、提高学生的分析、解读信息的能力，可以通过案例教学法。可以通过对国内外不同媒介对同一新闻事件的不同报道进行综合分析，通过对差异点的发现与分析，让学生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不同的取舍彰显了什么，又隐藏了什么。这样的分析，能够使学生对大众媒介的生产传播过程有一个更为直观和感性的认识, 提高辨别信息的能力，看到信息背后的信息，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 高校还应而向所有学生设置与计算机、网络有关的一系列课程。使大学生完全掌握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具备创造传播信息的基本素质、提高创造传播信息的质量。 高校媒介可以让一部分学生参与报纸出版和电视新闻制作。目前, 很多高校都有大学生记者团、大学生通讯社，这些学生可以参加高校报社和电视台组织的采访活动，在报社和电视台人员的指导下撰写新闻稿件，拍摄电视素材，熟悉编辑等工作程序。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了解到媒介上的信息都是经过特意选取、组合、安排的，体现编辑的意图，传达某种声音，而非纯客观的，不一定是事件的真实呈现。 记者团把这种意识和能力进一步辐射，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比如制作班级小报、DV比赛、校园新闻博客等形式，让广大同学参与到整个制作流程中，从而提高大学生整体的实践能力。
单选题（共20题，每题5分） 1 ．哪份报纸被视为我国近代第一份近代华文报刊？ ?A． 《光华日报》 ?B． 《南洋商报》 ?C．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D． 《西贡解放报》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暂无 2 ．哪个国家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台彩色电视，其拥有电视的人口普及率达到人口的65％？?A． 英国 ?B． 美国 ?C． 法国 ?D． 意大利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暂无 3 ．在校大学生接受媒介素养教育，下列说法哪一项是错误的？ ?A． 有利于和谐校园文化的构建 ?B． 有利于提高高校德育实效 ?C． 有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提高 ?D． 有利于学习成绩提高 参考答案：D 答案解析：暂无 4 ．1920年10月27日，美国匹兹堡KDKA电台正式成立，它的成立意味着什么？ ?A． 广播事业的正式诞生。 ?B．
美国最早广播新闻内容的电台 ?C． 广播在美国已经普及 ?D． 广播世界化进程开始 参考答案：A 答案解析：暂无 5 ．世界上第一个提出“电视”这一名称的人是谁？ ?A． 艾宾浩斯 ?B． 赛列克 ?C． 马可尼 ?D． 贝尔 参考答案：B 答案解析：暂无 6 ．下列关于媒介素养的相关叙述，哪一项是错的？ ?A． 一般是指公众对媒介职能的认识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媒介的知识。 ?B． 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辩的反应能力。 ?C． 媒介素养教育大致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 ?D． 我国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始于1997年。 我的答案：C 参考答案：C 答案解析：暂无 7 ．下列哪个是网络广播的特点？ ?A． 稍纵即逝 ?B． 不能够检索 ?C． 不能保存 ?D．
报纸媒体的优势与劣势 优势：版面大，篇幅多，可供广告主充分地进行选择和利用。 传播面广，传播迅速。 报纸具有特殊的新闻性，从而使广告在无形之中增加可信度。 广告的改稿、换稿和投稿都比较方便。劣势：时效性短。受版面限制，经常造成同一版面广告拥挤。无法对文盲产生广告效果。缺乏动态感、立体感和色泽感。 电视媒体 优点形声兼备，逼真的具体感，强烈的现场感，沉重的气氛感 诉求面广，能表现各类题材 受众广泛 缺点：时效短，信息量深度有限，快速兴奋反应多集中在大脑表层 费用高昂，联想天地相对局限 网络媒体 优点 1. 真正的互动媒体，消费者可与广告主直接互动且可立即反应。 2. 受众数量庞大，32%的人口总数已是个相当值得重视的数量。 3. 目标对象选择 性高。4. 属于富裕 市场，购买力强。 5. 可提供深度信 息，将潜在顾客转 化为实际购买者。 6. 成长迅速，发展 潜力大。 7. 信息可信度高， 但随着信息之泛滥， 已有下降的趋势。 8. 可展示产品，具 有店面与推销人员 的优点。 缺点 1. 效果依然 难以测试。 2. 选择目标对象 费用依然相当的高。 3. 尚非主流媒体， 实际效果仍有待观 察。 4. 广告位置安排， 仍有很大改进的空 间。 5. 安全与隐私保 障仍嫌不足。 手机媒体 优点 1大众性：中 国有5亿多的手机 用户，意味着传播 面广，覆盖率高，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 产品能够利用这个 媒体进行营销。 2 互动性：手机广告 具有非常好的互动 性。面对广告，消 费者能够马上回复， 延长了广告与目标 受众的接触时间， 增强广告的“黏 度”。 3便携性： 手机具有强烈的个 人属性和便携性， 手机媒介对受众的 影响是全天候的。4 抗干扰性：手机广 告直接把内容送到 目标受众的眼前， 排除了一般广告过 程中存在的干扰和 噪音，保证了内容 的及时、完整和高 效送达。 5针对性： 手机能够进行一对 一沟通，针对顾客 信息开展个性化服 务，根据目标客户 的潜在需求针对性 传播，有利于广告 价值的发挥。 缺点 1产业链及商 业模式不成熟。 2 现有的手机广告表 现手段单一。3手机 广告收入细分市场 中，以短信为主， 赢利渠道单一。 4WAP流量收费，制 约手机广告发展。 4缺乏第三方监控， 手机广告市场未规 范。 恶俗广告的影响 1对儿童的负面影 响很大 儿童身心都处 在快速成长阶段， 是非观、价值观尚 在培育中，但是模 仿和学习能力又特 别强。在接触电视 等大众等传媒的过 程中，他们很容易 接受和模仿广告传 播的观念和行为， 经常接触恶俗广告 对儿童的影响是十 分有害的。 2给社会文化、精神 文明带来不良影响 广告是社会文 化的一部分，它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人 们的消费观念和文 化。广告中的一些 庸俗低级趣味的言 语、观点、行为会 对社会文化产生不 良影响，尤其是宣 扬奢侈享受、拜金 主义等享乐主义思 想，不利于社会精 神文明建设，也不 利于社会和谐。 3给媒体带来较大 的负面影响 刊、播、登恶 俗广告无疑会影响 媒体的品牌形象、 权威性、声誉，一 旦这种情况严重， 媒体将失去受众， 也将减少广告商的 投入。 4不利于广告行业 的发展 广告行业的良 性发展离不开对广 告专业主义价值观 和创意、理念追求， 而恶俗广告的制作 和传播，不再奉守 社会普遍认可的价 值观，而是用低级 庸俗的内容和表现 方式来刺激受众的 感官，这势必败坏 广告行业的风气， 不利于广告行业的 健康发展。 恶俗广告出现的原 因 1、广告主方面 现在媒体的主 要经济收入源于广 告，在争夺广告的 激烈竞争中，广告 主在整个传播中处 于优势地位，广告 主的一些认识直接 影响广告的传播。 如广告主过分追求 低成本，不重视创 意，不注重品牌形 象，急功近利等。 这些都直接妨碍了 广告质量的提高， 甚至导致了恶俗广 告的泛滥。 2、从业人员水平低 在行业内，有 一种对恶俗广告的 错误认识，认为只 要不违法越恶俗越 好。从业人员的人 身观、价值观扭曲， 创意匮乏，职业素 养不高。 3、媒介唯利是图 在竞争和利益 面前，一些媒体忽 视自身应承担的社 会责任，为了增收， 媒体放弃了对恶俗 广告的把关责任。 4、受众者中许多人 的审美能力比较低 5、网络亚文化盛行。 恶搞有理。网络文 化变成人们负面兴 趣释放的途径。部 分人通过网络恶搞 视频的制作、观看 和转发来发泄自己 的情绪。 国人的维权意 识还很谈薄，很少 有人对恶俗广告诉
关于大众传播互联网论当代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关于大众传播互联网论当代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性 摘要： 媒介素养教育是在大众传媒时代，针对多种媒介对人的影响而提出的一项教育内容。本文从多角度着重阐述了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的缺失以及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 论文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大学生大众传播互联网 随着现代社会逐步趋向科技化电子化发展，互联网的在当代社会中的全方位应用，标志着信息时代已经全面来临。大众传媒作为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中一个十分关键的社会公共部门，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系统传播途径，给人们营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昔日的人际互动关系变为人与信息环境的互动关系。传媒环境已经成为继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后，又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环境因素，传媒对社会的覆盖面越来越大，对大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开放的媒体环境为当代
大学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向他们展现了一幅多样化的生活图景，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多样化的生活使中学生的审美呈现明显的广泛性和多种选择性。因此，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已经成为信息时代摆在广大德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媒介素养教育的涵义 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制作能力以及思辨性回应能力。所谓媒介素养教育是指教育人们有效利用媒介以及培养基本的媒介素养传播资源的内容，理解大众传媒的本质，掌握运用传媒的基本技能，学会管理自己的传媒事务和传媒生活，建立与传媒合理互动的关系。简言之，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公众媒介素养的教育。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就是指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参与和建设性地享用大众媒体资源的教育。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在于让学生在媒介环境中学会甄别、选择和反思媒介内容，促进他们塑造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主动获取信息的能力、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有效的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
媒介融合对媒介内容生产的影响[媒介融合、媒介社会与媒 介素养教育]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I?浦尔教授提出，其本意是指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最初人们关于媒介融合的想象更多地集中于将电视、报刊等传统媒介融合在一起，但此后，先是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媒介形式开始向数字媒介转变，所有的传播技术都快速地融合成了数字形式，互联网逐渐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融合。此后，网络技术的推动，又使得媒介融合得以脱胎换骨，形成了网络报纸、电子杂志、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并最终使得媒介融合成为建构媒介化社会的核心力量之一。 探讨媒介融合的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媒介自出现之日起，就不断交融、聚合，相互激励、竞争，共同发展、进步。媒介从上古时期的非语言媒介发展到语言媒介，从实物媒介发展到符号媒介，从纸质媒介发展到电子媒介再到数字媒介，后者超越前者，但又包容前者；前者孕育出后者，但又独立于后者。两者一直构成发展又并存的关系。媒介教育也在其中担任和谐共荣的角色。 “融合”一词与大众传播真正意义上的联姻，源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计算机和网络的发展。“媒体间的整合”正是这一时期媒介融合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整合的动因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传统媒体在面对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时的竞争压力。 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的信息平台和资源优势的前提下，传统媒体介入、整合新兴媒体是其必然的选择。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进入大众视野的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
的媒体特质开始得以不断彰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敏锐的大众传媒的弄潮者就已经感觉到了互联网技术对于媒介的潜在价值，越来越多的传媒公司开始进人互联网行业，实行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许多报纸都开始开设网络版，或者干脆直接建立自己的网站，电视台也开始把部分视频节目上网，广播的在线节目也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传统媒介丰富的信息资源和庞大的受众市场也激发了与媒介相关的企业强烈的赢利欲望。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媒体整合浪潮的形成。“媒介融合”这一全新的词汇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被大众传媒的从业者频频提及。 作为媒介融合的早期形态，不同媒体的整合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即便如此，我们同样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仅仅依靠媒体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产生的压力所引致的融合并非媒介融合的本质，归根结底，媒介融合的根本动力来源于技术的力量。新的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的出现，不仅使得媒介的传播范围更广、速度更快，更重要的是，数字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和媒介形态的革命，使得传统的媒介边界走向消解，为媒介内容的共享提供了可能，并最终引发了新一轮的媒介融合浪潮。 要对“数字技术”作出清晰的概念界定是很困难的，但是数字技术的本质特征却可以用6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兼容、共享、开放”，具体而言，不论是文字、图片、音频还是视频等内容，都可以通过计算机以“0”和“1”的数字形式进行处理，并通过不同的传输平台传播，而受众亦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不同的终端来接收。终端可以是收音机、电视机，也可以是计算机、手机、PDA等。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媒介内容的存储和共享提供了可能，并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上泾渭分明的媒体之间的界限。在数字技术时代，从严格意义上讲，所有的传媒内容都将以同样一种数字格式来存储，从而最终都成为数字传媒。它表现为，传统的单一属性(如平面媒体、音频媒体、视频媒体等)的媒介终端向视听多媒体终端进化；以往只有单一服务的网络(如电
《媒介素养》教学大纲 一、课程名称；媒介素养 二、课程性质；通识课 三、课程教学目的 在读图时代和媒介发达社会，当代大学生除了需要具备传统的文字读写能力，还必须具备视觉素养和媒介素养，方能适应当今视觉传播发达的媒介环境。本课程的目的旨在培养在校大学生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能力；形成对媒介所传递信息能理解其意义以及独立判断其价值的认知结构；力图使未来信息社会的人具备有效地创造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四、课程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1.理论联系原则 课程鼓励和引导学生把课堂学到的知识理论举一反三，撰写论文和设计多媒体演示作品，并在课堂上分析、交流；观摩体验视觉艺术作品，解析其创作过程，切身感受视觉文化的魅力。在教学方法上，要以传授大学生灵活使用媒介分析方法和工具为主。另外，教师应加强与学生的沟通与讨论，让学生在实践或观察中建立对媒介批的准则。 2.重视乡土教材的补充 各类网站能够提供内容新颖、形式多样的丰富资源的同时，教师也要为学生提供本地区的案例，让学生通过理论阐释、案例剖析、感悟体验等综合性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用历史的眼光，比较的方法来对照中外视觉艺术，通过解析外在表征样式与风格的不同，加深对中外文化内在差异的认识，既达到从能指理解所指的学习目标，又能够以开放理性的态度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对学习生活的影响，做到“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支持他们开展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和合作学习。 五、课程总学时；共20学时。 2 表 1《媒介素养》课程教学内容要点及学时安排章知识内容学时安排 第一章；理解媒介 2 第二章媒介革命 4 第三章；媒介与信息 2 第四章；媒介与政治 2 第五章；媒介与文化 2 第六章；媒介与经济 2 第七章；广告素养 2 第八章；媒介娱乐素养 4 合计20 六、课程内容要点及建议学时分配 第一章理解媒介（2学时） 第一节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 第二节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 第三节大学生与媒介素养 第四节学习本课程的方法与要求 第二章媒介革命（4学时） 第一节传统媒体 第二节新媒体 第三节媒介革命
四中传播媒介的优点和不足 一、印刷媒介： 1、定义：印刷媒介，就是指将文字和图画等做成版、涂上油墨、印在薄页上形成的报纸、杂志、书籍等物质实体。 2、优点： （1）读者拥有主动权。读者在接触印刷媒介时，可以自由选择阅读的时间和地点，这一点上它优于电子媒介。电子媒介的受众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受众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或地点才能接触到其内容。由于电子媒介的传播方式是线性的，所以受众如果想回头再看，必须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将电视节目录下来。可以说，印刷媒介较为充分地照顾到了受众的选择性。 （2）媒介可以有效的保存，信息不易丢失，印刷媒介具有便携性和易存性。电子媒介如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是稍纵即逝的，若不经过专门录制，就会很快消失。而印刷媒介如报纸、书籍等却能将信息有效地保存下来。正因为这样，印刷媒介更能达到使受众获得反复接触的积累效果。 （3）印刷媒介更能适应分众化的趋势，不同的印刷媒介往往具有针对性而拥有特定的读者群，适应专业化和专门化受众的特殊需要，印刷媒介更能适应分众化的趋势。除了一些综合性的报纸以外，印刷媒介不像其他媒介那样强调以标准化的内容来适应大部分受众的共同兴趣。电子媒介为了这争取最大数量受众，都力求能适应大众的口味，强调老幼皆宜，雅俗共赏，这就导致了内容上的同一化趋势。而专业化、专门化的报纸、杂志、书籍等印刷媒介往往以其具有针对性的内容而拥有特定的读者群并对他们在某一方面施加特殊影响，这就适应了专业化、专门化受众的特殊需要。在知识界与教育界，印刷媒介更是拥有广泛的类型化受众。 3、不足: （1）时效性不强，制作周期长。 （2）使用印刷媒介需要识字能力，因而受文化程度的制约，文盲和文化程度低的人无法或不能充分使用。
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综艺节目对比研究 文献综述 （专业姓名学号） 摘要：文章主要以国内媒介素养研究状况为本体对象，试图厘清媒介素养由欧洲引入中国的历史脉络，媒介素养概念本土化的过程与成果，媒介素养研究内容的发展过程，媒介素养研究意义的探讨源流，国内媒介素养的五大研究主体的状况以及媒介素养研究的个案新趋向。通过文章初步认清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所处的地位与方位，以期为进一步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性综述。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大众传媒大学生传媒人农民公民 引言 媒介环境的不断解构与重组，使得21世纪的新媒体环境所成为了一个引导并决定着人们生活与思想观念的拟态环境。面对媒介声势浩大的舆论进攻，作为一个现代人，以何种方式、何种心态与何种角色接触、面对与探讨媒介所传达的信息并理性地厘清媒介现实与客观现实的区别，已经成为了一种适应现代社会的全新素质，即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它与科学素养、人文素养一样式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一种基本人文素质。当代中国媒介素养的研究主体可以大体分为五类，即媒介从业人员、大学生、青少年、公民以及农民。不同的研究主体体现出不同的媒介素养要求，在学术研究领域也呈现出不同的话语构建型态。另外，一些针对事件本体的媒介素养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成为审视媒介素养的一类新的视角。 1．媒介素养概念与内涵 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是一个舶来词。而从中国语境来看，素质一词最早出现于古代汉语《尔雅·释鸟》一文：“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曰翠。”现代汉语所用素质一词，实际上来自于日语的“素质”（soshitsu），而日语的“素质”，则是意译了德语的Aulage 一词，原意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特点。素质，注重人的本性，素养是素质的同义词，不过素养一词更强调养成和培育，强调通过学习以后达到的知识积累、认识水平以及实践活动。[1]
1．媒介素养 答案：媒介素养是指导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媒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公民辨别媒介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察和改善传媒,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 2．沉默的螺旋 答案：大众传播媒介在影响公众意见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效果，即认为一切公众都难以逃脱媒介意见的诱导，媒介意见一旦形成，便会处于优势地位，它往往代表着多数派的意见，而反对意见则渐渐沉默地消失了。 3．涵化理论 答案：涵化理论认为：电视观众有关社会现实的观念更接近于电视所表述的符号现实,而并非客观现实。电视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这种倾向在收看电视时间多的人中间要比在收看电视时间较少的人中间更为明显。 4．议程设置 答案：议程设置理论由美国传播学者麦克姆斯和肖提出，认为大众媒介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一问题，可能使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社会大众心目中提升。这种“可能性”成为议程设定的假设。 二、简答题（每小题10分，共50分） 1．简介施拉姆对大众传播功能的分类方法并简评之。 答案：施拉姆对大众传播功能分为：政治功能即监视（收集情报) 协调（解释情报；制定、传播和执行政策），社会遗产、法律和习俗的传递；经济功能即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和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
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一般社会功能即关于社会规范、作用等的信息；接受或拒绝它们协调公众的了解和意愿；行使社会控制向社会的新成员传递社会规范和作用的规定，娱乐（消遣活动，摆脱工作和现实问题，附带地学习和社会化）。2．简述李普曼对传播学的贡献。 答案：李普曼对传播学的一大贡献，是他的“两个环境”理论。即：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二是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 。前者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后者则是人类意识或体验到的主观世界。大众传播形成的媒介环境，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3．简述知识沟理论。 答案：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流通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沟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势。也就是说，大众传播实际上可能会扩大不同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知识差距（gap in knowledge），也成为知识沟，这一现象就被称作知识沟假说（knowledge-gap hypothesis）。 4．举例说明女性信息化的特征。 答案要点：女性信息化的三个特征是：为女人的（for women) 、关于女人的（about women）、被女人所创造的（by women）。
网络时代的媒介素养教育 2013年3月，香港连续发生两起子女残杀父母的极端个案。多家香港媒体在报道中援引犯罪学专家的分析，认为是因为青少年沉迷于网络，加之香港生活节奏快使得亲子关系疏离，才导致了这样的人伦惨剧。 人们习惯于将暴力行为归咎于媒体过度表现或虚构暴力内容，尽管许多研究显示，社会环境和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与暴力行为有更稳定的相关关系。在上述个案中，沉迷网络与亲子关系疏离或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简单断言为网络造成犯罪显然过于武断。 理性看待传媒的影响力是现代人媒介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 基于对受众、传媒本质属性、传媒生产过程等方面的深入了解，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对传媒效果的正确认识，并以之为预设前提对媒介内容进行分析、阐释和批评。也只有如此，媒介素养教育方能更上层楼，从“识读”阶段进入“赋权”阶段，帮助人们近用、善用传媒，成为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公民。 依然以上述个案为例。在“识读”层面，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在媒体究竟能否造成暴力倾向或暴力行为方面，至今并没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答案。莱切斯特大学传媒学者巴里〃甘特总结了各种关于媒体暴力的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呈现了宣泄、唤起、反抑制、模仿、脱敏、培植和恐惧等七种主要影响。这其中，“宣泄”与“反抑制”的观点倾向于认为媒体暴力有助于减少社会暴力行为，而“模仿”和“培植”则倾向于认为媒体暴力助长了现实暴力行为。各种观点皆有实证研究佐证，恰恰说明了传媒效果评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事实上，犯罪行为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复杂行为，正如威斯敏斯特大学传媒学者大卫〃贡特莱特所指出的，“实际上暴力和犯罪的成因并不是存在于电视节目当中的，而是源于贫穷、失业、虐待、沮丧、人格品性和心理状态。”因此，如果我们将传媒看做是犯罪行为的唯一或最主要原因，这难免会模糊全社会的视觉焦点，形成社会对犯罪原因的错误认识，误导规范性决策的形成。但是，传媒自身却常常在许多犯罪个案报道中扮演自证其罪的角色，轻易假定媒介内容引发暴力或犯罪行为。这样的片面化报道或许符合受众的心理预期，却未必能正确体现传媒的社会影响力。 高估传媒的影响力易于使我们将问题简单化，忽视传媒影响力的发挥受制于社会环境、传媒自身的特质以及受众的多样性等多种因素。传媒影响力的发挥是各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传媒研究认为，传媒作为社会和文化语境的一部分，其不当内容确会对受众产生消极影响。这种消极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媒体在呈现包括暴力犯罪在内的诸种社会现象时有可能出现偏差，而这种偏差许多时候也是社会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经济利益是最大的驱动力。 传媒对煽动色腥内容有过度呈现的倾向，这与传媒逐利的动机密不可分，因为“拳头加枕头”往往是吸引受众眼球的不二法门。大众传媒从事的是二次售卖活动：先将其内容销售给受众，再将被内容吸引到的受众销售给广告主。为了吸引更多的受众进而获取更多的广告投入，传媒中的三俗内容屡禁不止，而“客观”和“公正”这样的新闻报道圭臬也一再面临挑战。
互联网传播媒介 特征： 一．无可比拟的时效性和全时性 二．传播内容的海量性和开放性 三．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和交互性 四．传播方式的虚拟性 五．传播形态的多媒体 六．传播环境的个性化 优点： 1.匿名性。减少产生信息传递和反馈的顾虑，一定程度上保证公众的话语权，使得调研能够进行； 2.大众传播的宠儿。最广泛的影响，最低成本的投入，最丰富的媒介应用，最宽阔的信息平台，最受关注的经济成长方式，最广大的发布载体； 3.互动性。实时互动，无边界交流和反馈，已经成为重要的公关利器，尤其是在公关危机处理方面； 4.公共会议。表现在公共关系有线和可视会议方面。 缺点： 1.信息的选择困难； 2.对虚假信息和不利信息的处理非常棘手； 3.3.垃圾信息导致相关公共关系调研的效果大打折扣； 4.安全危机时刻出现。网络病毒和黑客已经成为威胁企业信息的重要对象。 分析原因： 1.信息量巨大，甄别困难，不确定信息多； 2.由于信息发布者可以采用假名，并且网络信息发布商和论坛非常多，对这些信息的阻截不会有太大成效，对流言和恶语无法有效地直接制止； 3.政府对小程度上的信息欺瞒采取放之任之的模糊态度； 4.部分网民涵养不够，对于发布信息的态度不严谨，导致信息良莠不齐。 解决方案： 1.完善政府管理和监督机制，加强政府互联网的掌握力度，有效杜绝不确定或不良信息的发布及传播； 2.进一步发展教育，提高网民的自我修养和素质，净化消息来源，传播正面消息； 3.对网络环境的改善：完善网络自我监管，对不确定或不良消息进行屏蔽和删除； 4.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对传播不良信息者进行适当的惩罚，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严厉打击违法者。
从传播学角度看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教育 赖大彬1，徐叶巧2 （1.龙岩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福建龙岩364012；2.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当前，大众传媒尤其是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主要来源，媒介对社会发展也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提高公众的媒介素养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文章从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众三方来分析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继而提出在新媒体环境下，作为传播者的新闻工作者、学校、家长以及作为接受者的受众、学生等应如何提高媒介素养。 关键词：新媒体；媒介；素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629(2010)06－0085－03收稿日期：2010-06-20作者简介：赖大彬,男，福建上杭人，助教，主要研究方向：新闻理论及媒介经营管理。 龙岩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ONGYAN UNIVERSITY 2010年12月 第28卷第6期December 2010 Vol．28No．6相较于国外上个世纪30年代就已兴起的媒介素养教育，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自1997年发端以来，距今才跨越13个年头。从第一篇研究媒介素养的论文、专著，到媒介素养教育硕士点的建立，再到“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课题的开展，以及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网站的开通，这些年来，我国媒介素 养教育研究正一步步壮大，发展。 [1] 那到底什么是媒介素养？当前，媒介素养教育是怎样的发展现状？在新媒体的环境下，应怎样加强媒介素养教育？ 一、媒介素养与媒介素养教育 正如麦克卢汉描述的那样，在“地球村”的今天，信息高速公路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而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对人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人们在媒介消费时间上的增加，媒介素养教育在各国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发达国家甚至已形成系统而完善的教育体系。在了解媒介素养及素养教育之前，首先要区分“ 媒介”和“媒体”的关系。“媒介”是“使双方（人或物）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2]771 。在 此意义上，它是指传播通道中的中介物，如各类手书媒介、 印刷媒介、广播媒介、影视媒介和网络媒介等。而媒体则是信息传播过程中从传播者到接受者之间携带和传递信息的一切形式的物质工具。[3]今天媒体更多的被理解为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由此可见，相较于媒体，媒介辐射范围更大，涉及面更广。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媒介素养”理解为“媒体素养”。但既然媒介作为传递信息的中介物，它自然成为意识的载体，就不可避免地带有 阶级和阶层的烙印，它还是有代表着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或者渗透着某种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素养教育就显得意义重大。 目前，媒介素养还尚未有统一权威的定义，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作出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 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3]1 尽管我国关于 媒介素养的定义，学者归于研究需要，依然处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态。但由于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比较短，本身还不完善以及人们对媒介素养认识的角度不同，依然没能跳出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提出的定义范围。而媒介素养教育就是针对普通公众，其内容包括教授他们如何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和理解大众传媒的角色、性质和功能，建立起对媒介信息系统的批判性意识；提高对不良媒介信息的免疫力和对不同价值信息的选择性，最终学会有效利用媒介为个人成长和整个社会向着民主法制方向发展服务。 当前，生活节奏的加快及流行快餐文化的盛行，使人们疲于接受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海量信息，成为信息的奴隶，惰化了对信息的思考和梳理的能力。加之，媒介在承担着监测环境、传递信息、反映社会、提供娱乐的同时，其各种负面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暴力色情信息充斥媒体，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传递，传播形式的通俗化、游戏化极大地削弱了一些原本庄严、崇高的人文精
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内涵和重要性媒介素养的 重要性 浅析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和重要性摘要：当今社会，大众传媒对正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产生了极大影响，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待解决的时代问题。本文就媒介素养所要求中学生的认知、判断、选择和利用媒体信息的能力，媒介方式和媒介信息对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以及在国内普及媒介素养教育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等实际问题，提出了发展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意见和方法，即完善媒介素养教育工作机制、让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真正走进课堂、在生活的潜移默化中提高作为媒介素养基础的道德素质和能力水平。关键词：中学生；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能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媒介素养”，这个舶来词越来越受到广大专家学者的青睐。自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卜卫在《现代传播》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大陆第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关于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从未中断。然而，尽管关于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有所收获，但实际上受众者的媒介素养培养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中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更是一个极待解决的难
题。下面笔者通过分析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重要性和国内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问题，探索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具体方法与途径。 一、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什么是媒介素养呢？比较经典的定义是：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媒介素养下的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能力。” 简单地说，就是作为媒介受众的每个公民，在面对信息的海洋时需要具备主动获得信息、正确理解信息、批判思考信息、让信息为我所用的能力，进而能够正确读懂与使用媒体信息，避免成为信息的奴隶。所谓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可以概括为“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培养学生具有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够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具体地说，一是要学生正确地认识各种媒介形式的特点和以媒介为载体的信息的制作过程，从而提高中学生对媒介信息的辨别能力；二是培养中学生批判地选择媒介信息的能力，能够在全面地审视流行媒介信息中所包含、渗透的价值观因素、知识性信息以及商业性价值的基础上，选择对自己成长和发展有正面影响的媒介因素；三是能够有效地利用媒介发展自己，掌握一定的媒介制作技术、经营技巧的基础上，重视信息制作和传播的道德约束，充分利用媒介完善自己。二、中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据调查，当今时代人们接触和享用
摘要：积极向上的媒介素养和新闻观对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新生力量的象征的90后，正处于信息爆炸、新兴媒介广泛运用时代，人们的媒介接触行为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本文通过量化研究的方法，对广州地区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进行调查，了解90后的新闻观以及媒介素养，研究分析90后的大学生在媒介接触与消费能力、媒介批判与质疑能力、媒介的道德规范与认知能力、媒介制作应用能力、新闻观等媒介素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媒体时代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为整体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提供第一手资料，从而对90后形成正确的新闻观以及媒介素养起到一定程度上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新闻观;媒介素养;媒介素养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99-03 一、媒介素养及其内涵 1.媒介素养 1992 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表明， “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本文侧重于研究90后大学生的媒介素养中的接触与消费能力、媒介批判与质疑能力、媒介的道德规范与认知能力、媒介制作能力、新闻观等。 2.媒介素养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源于20 世纪 30 年代的英国，随后逐渐成为一种公民通识教育，目前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建立比较成熟媒介素养教育体系。媒介素养教育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了解基础的媒介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介;（2）学习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3）学习创造和传播信息的知识和技巧;（4）了解如何有效利用大众传媒发展自己[1]。 二、媒介素养状况与分析 为了能够获取更加真实、可靠的信息，笔者在广州大学城校区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大学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本调查采取了随机匿名一对一的投放形式，共发放了300份纸质版的调查问卷，回收了290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96.7%。 1.媒介接触与消费能力 （1）媒介使用时长。调查显示大学生各种媒介的使用情况极其不均衡。首先，在使用频率上，手机、电脑这两种新媒体使用频率高，而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使用频率低。这说明手机、电脑是大学生接触的主要媒介，获取信息主要的来源。 图1 平时使用最多的媒介与使用时长 90后学生能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不同种类的媒介。媒介类型种类繁多，但是大学生更青睐于新媒介。新媒介以及时、方便、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深受大学生的喜爱，智能手机更是成为大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