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参战老兵的记忆
作者(泥巴)
第七篇:记忆1976年“一段悲惨故事的结局”;
1、以前放露天坝电影大部分以京剧为主，比如，智取威虎山、红灯记、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艳阳天、青松岭、金光大道、战洪图、龙江颂等等。1975年以后，打仗的电影才逐渐增多，如，侦察兵、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碧海红波、沙漠的春天、杜鹃山、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奇袭、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车轮滚滚等等。那时虽然打仗的电影少，但小画书多。当时小画书有很多类型，比如“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峰火童年”、“哥哥戴上红领巾”、“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学习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包括侦察兵、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作战、闪闪的红星、平原游击队、碧海红波、沙漠的春天、杜鹃山、打击侵略者、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奇袭、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等。
2、为什么1971年之前，社员们每天上坡做活路收工回家，吃完晚饭都要跑到生产队公房里去排舞蹈，跳东方红和白毛女舞蹈，编排话剧沙家浜和红灯记，因为那时的电影特别少，所以，社员们忙里偷闲也要穷欢乐，其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能没有东方红舞蹈。1975年以后电影逐渐增多后，话剧舞蹈才慢慢消声匿迹，打仗的影片开始增多。那时，哪怕在生产队干活再累也要跑去很远的厂矿看露天坝电影，说起看露天坝电影人们跑得命都不要，每天只要听到周边厂矿或甘沟林场乃至区政府门口有电影，再没有吃饭也要跑去看，那时最爱放露天坝电影的是第七砂轮厂、二矿、贵化、甘沟林场。那时现在的站街林场为什么叫甘沟林场？因为他属于安顺地区管，
所以叫安顺地区甘沟林场，1985年初甘沟林场划归清镇，才改为站街林场。就因为看露天坝电影才导致1976年7月2日晚发生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
3、故事的细节是:1975年生产队长周光明卸任后，由黄定奎接任生产队长。黄某在担任生产队长期间，每逢分发返销粮或救济粮时都爱于偏重亲戚，使真正穷的社员得不到返销粮或救济粮享受，特别是擅自把生产队已经定下的耙田公分提高，群众很不满意。他提高耙田公分的目的是因为他不会插秧，只会耙田。社员们对他的那种做法非常不满，但他还是一意孤行，让人无可奈何。当时，民兵排长张某某和大队团支部书记倪某某以及向某某、黄某某等若干社员在会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包括他的堂兄弟(生产队会计)对他的做法都非常反对。1976年6月的一天，生产队会计黄国良叫大队团支部书记倪某和大队民兵排长张某组织社员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落款为“生产队青年小组”，大字报张贴出没多久，不仅被生产队长的家人撕掉，还被经常指桑骂槐。
4、自张贴大字报以后，生产队长本来就窝火大字报的事情，然而生产队会计怕连累自己，所以向生产队长告密说，是某某、某某写的，并说，他们想搞垮你当生产队长，这样更是激起生产队长极大的气愤，自那以后，生产队长不仅和自己的人逢人便谈大字报的事，而且怀恨在心，总想找个茬报复一下心里才平衡。1976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六星期五晚上)，笔者和寨上的一群男女青少年到站街区政府门口看电影转回途中，当走到周家寨(周启洪家门口)的一片包谷林时，几个小孩从包谷林里撒沙子疯玩耍，沙子撒落在若干路人的身上，包括笔者、小润狗、何春妹、小任秀等人的身上，但，是否落在生产队长女儿的身上无法考证，待走近周家寨独木桥边时，生产队
长的女儿听见笔者和小润狗等人在后面讲话的声音，便破口大骂，而且骂的话语都是说写大字报的事，并且还说，“日他妈卖批”，写我家爸爸的大字报还没有搞清楚还想要救济粮等等。
5、因为骂人的话里有音，笔者越听越不对劲，所以就质问她骂谁？谁知一问更引起骂得厉害，而且又蹦又跳地说，骂你!就是骂你，你撒沙子打我，笔者说，谁说我撒沙子打你，你骂我干嘛？就问了那一声后更不得了，不但一直骂个不停，而且走进寨子不是往自己家里走，而是往笔者家居住的地方骂着走去。当时一道走在路上的几个年轻伙伴极力劝阻她不要骂了，都没有止住蛮横不讲理的骂人行动。当走到何明祥家柿花树脚下和黄国良家菜园地与笔者家院坝的结合部时，笔者的父母被吵闹声惊醒，便起床问怎么回事？当笔者正在向父亲诉说事情的来龙去脉时，还没等把话讲完，父亲就顺手抓起放在墙边的粮杆朝笔者的身上就是两棍，并连打带骂地说，叫你惹祸！叫你惹祸！此时，不知是谁告知生产队长，生产队长提着铁梭镖气势汹汹地从何明祥家柿花树脚下冲向笔者家院坝。
6、生产队长向笔者家院坝冲去时，被小花二挡在何明祥家柿花树下面，此时，生产队长大声嚷嚷地说，打死这狗日的家。随即便朝笔者家院坝里冲去，站在一旁的小花二抓住生产队长的铁梭镖说，三爷，你是队长，有什么话好好说，此时，生产队长对小花二凶神恶煞地说，让开，今晚老子要让他家死两个。生产队长不但没有听小花二的劝阻，反而叫嚣说，你不让开老子连你一起锤。小花二放开铁梭镖让往一边后，生产队长提起铁梭镖朝笔者和父亲所站位置就一铁梭镖捅过来，正好铁梭镖被小花二接住。当晚上与笔者一起从区政府看电影回家的有:小润狗、小有生、吴润芝、小莲英、小老凤、
小长秀、小任秀、何春妹、小三幺等等很多男女青少年及沿沿不断的小孩，所以那天晚上生产队长不问青红皂白的一举一动被围观的小孩及青少年看得一清二楚。那天晚上，笔者的二哥并没有去看电影，他是听到闹声后才起床，起床走在院坝里看见乌烟瘴气的吵闹声后，他悄悄给笔者讲，赶快跑开躲躲，顿时笔者朝何明祥家柿花树方向跑开。
7、那天晚上天空月亮很明，生产队长提着铁梭镖见人就捅的凶狠杀气让围观人看到情况不妙，就分头散开。此时笔者的二哥也往何明祥家核桃树方向跑去，没想到生产队长从笔者家院坝门口一直追向跑往何明祥家核桃树方向的二哥，并在追赶的同时，捡起石头就朝人群乱砸。在追在何大光家院坝门口时，恰好笔者的二哥躲在院坝围墙角，此时，生产队长用手中的铁梭镖向笔者的二哥猛击过去，幸好铁梭镖被院坝围墙弹开，紧接着，生产队长像疯狗一样扑向笔者的二哥。他把笔者的二哥抱住后，从自己的库兜里掏出一把匕首刺向笔者的二哥，笔者的二哥在与其搏斗时，右手拇指被划伤，右胸肋被刺了一刀。大家听见笔者的二哥喊救命的声音后，就往何大光家院坝方向跑去。当时只有小花二年龄稍大，他特别好打报复平，是一个话不多，心地善良的蒙古汉。他在抢夺生产队长手里的刀子时，他把生产队长的手腕往围墙上一拽，生产队长手里的刀子瞬间掉落在地上。
8、紧接着，小润狗大声地说，生产队长杀人，把他捆送公社去，顿时，大家从院坝角角处找得一根牛绳，把生产队长扭来捆起，正在这时，居住在本寨子的区医院院长(生产队长的二哥)赶到何大光家院坝里说，让老子看看，几个年轻人一松手，生产队长瞬间挣脱溜走。大家拿着从生产队长手中夺来的匕首和铁梭镖，与生产队长的二哥朝甘沟公社走去，正走到高家堰王世昌
家门口时，大家准备把大队会计王世昌叫着一块儿去公社，当敲了几声门没有回音后，大家提着铁梭镖和匕首沿着看电影返回家的周家寨小路往甘沟公社方向走去。那天晚上，一块去甘沟公社的有:生产队长的二哥、小润狗、小花二、笔者、及笔者的二哥。当时小润狗提着从生产队长手中缴获的铁梭镖，小花二拿着从队长手中夺得的匕首。在走往公社去的路途中，笔者的二哥被生产队长持刀划伤的右手拇指和右胸肋下不断在流血。
9、大家提着铁梭镖和匕首沿着周家寨小路途经过小坡边时，生产队长的二哥叫把匕首给他看看，他看了匕首后没有吭声。大家把铁梭镖和匕首拿到公社时，当晚值班的公社书记罗永发听取大家把发生的情况一一阐述。罗永发拿着匕首左看右看，还说了一句，他妈的还有这个凶器。当时生产队长的二哥因不清楚细节，所以没有说话。此时，队长的嫂子钟某在公社楼梯上大声说，黄某在医院快死了(指生产队长)，顿时，公社书记和大家立即从公社赶往医院，在赶往医院途中，生产队长的二哥单独往区政府方向走去，那时派出所在区政府里面。大家赶到医院时，看见生产队长坐在木藤椅上，生产队长的二哥从区政府赶到医院后，把罗永发和值班医生以及熊正品和袁西涛叫到医院外面说了一番话后，走进病房里说，生产队长头被打破了、手被打断了、膝盖也被打断了，要住院治疗。医生给笔者的二哥把伤口包扎后，熊正品和袁西涛把他带走并关进区政府楼梯底下，理由是他持刀杀人。
10、后来从刘某医生口里得知，当天晚上生产队长的伤并非罗谋和黄谋等扬言的头被打破、手被打断、膝盖也被打断的说法，是因在抢夺他手中刀子时，把他手往围墙上拽的时候，右手腕关节处的骨头被撞击为骨折。当天晚上，熊正品、袁西涛、罗永发和区医院院长(队长的二哥)勒令笔者在医
院侍候生产队长。那天晚上，忍着被生产队长刺伤右胸肋骨的二哥被熊正品和袁西涛无端关进黑漆漆的区政府楼梯下。本来当天晚上发生的事，笔者的二哥并不知道看电影回家途中发生什么，因为他没有去看电影，他只是在自己的家门口听见吵闹声后，起床叫笔者赶快躲躲，然而却遭若大的冤枉。当晚笔者的三哥没有在家，笔者的大哥与生产队社员何正友骑单车去黔西县协和公社买猪也没有回家。第二天，天刚亮，生产队长的家属叫来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王某是队长的妹夫，他到医院看见笔者后，就破口大骂，他妈的想在生产队立都？小私儿！还不快找钱把人送去省院，老子弄死你。
11、那天在区医院，笔者被大队支部书记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发抖，但还是咬紧牙说了一句，我到哪里去找钱?大队支部书记说，找不着钱就卖房子，你们这些小私儿，用调虎离山杀人，杀了人还敢耍奈。笔者冒着胆子反问大队支部书记，你调查了吗？怎么是我们杀他，分别是他跑上门杀人，大队支部书记说，你再闹，老子把你狗日的捆起来。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的煞气让人确实害怕。在区医院里面，整个不知情的医生听到大队支部书记翻来覆去说杀人的事，大家都扑朔迷离。其实生产队长的伤并不是大队支部书记所说的被人杀伤，但大队支部书记硬要说成是被人杀伤的。他当时的谬论让在医院看病的人、包括医生，都认为笔者杀人，所以没有人插半句。随后，笔者的母亲从家中赶到医院，看到凶神恶煞的大队支部书记在威胁笔者，笔者的母亲对大队支部书记说，姨爹，你有话好好说，不要吓倒娃娃，大队支部书记说，你再叫，老子把你捆起来，你养儿不教，我来帮你教，你的儿子杀人，你还在这里叫姨爹?
12、大队支部书记王某在医院不光大造舆论，还用粗鲁的语言恐吓笔
者的母亲，笔者的母亲被他粗鲁的语言恐吓后，哭着走出医院大门。满脸是泪水的母亲刚从医院走出后，大队支部书记威胁笔者说，小私儿，你还不赶快去找钱？当笔者忍着委屈从医院赶回到家中不久，生产队长的老婆庞开凤叫来在区政府工作的庞开林及在清镇粮油加工厂的庞开舟(庞开凤的舅子)，他们到生产队后，与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的大哥黄敬文等人在生产队长的二哥家吃完中午饭后，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以及大队支部书记的憨包舅子黄老幺，一起闯入笔者家中。当时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黄老幺闯入笔者家中时，笔者家中只有78岁的外婆和十几岁的五妹等正在吃饭。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叫出家门后，把笔者的手反扭起，然后由黄敬文和憨包黄老幺在笔者家中乱翻。
13、当时笔者的五妹和78岁的外婆问他们为什么乱翻我家东西，他们不但不听，反而继续翻箱倒柜。经过一番搜查没有搜出有价值的东西后，黄敬文叫憨包黄老幺把笔者家仅有的30斤面粉和15斤大米扛走。在那青黄不接的时节，笔者的五妹和78岁的外婆只好与他们争抢，在争抢过程中，78岁的外婆被憨包黄老幺摔了一座独。此时，大队支部书记叫憨包黄老幺强行把大米和面粉全部扛走，同时把笔者带到寨子中间(杨成恩家柿花树下)大肆宣扬说，几个小私儿把生产队长杀成重伤，当时很多社员不明真相，都没有吭气。大队支部书记说，光棍打光棍，一顿还一顿。说着，说着，他便从周光明家牛圈旁边找出一根牵牛的绳子准备捆绑笔者时，生产队社员张风明说，哪有这样的做法？大队部书记听到这话不好听，便把绳子砸在张风明的面前，威胁张风明说，难道你支持他们的杀人?很多社员见势不妙都不敢吭声。
14、那天，大队支部书记提着绳子问笔者，你愿意借钱医人，还是愿
意受捆？社员们看到笔者幼小的年轻，受不了大队支部书记的折腾，于是就说，还站着干什么？赶快去借钱。其实寨子里面的父老乡亲当时是把笔者指走，以免遭受大队支部书记的惩罚。笔者在寨子里的钟玉珍老人家和黄高珍姨妈家借得16块钱和三十斤粮票后，把钱和粮票送往区医院。当笔者到区医院时，笔者的母亲已从毛栗坡黄斗秀姨妈家借了一百块钱送到医院。笔者和母亲把钱交给队长家亲属后，一起返回家中。第三天，即1976年7月4日中午，大队支部书记叫起大队会计王世昌来到笔者家，大队支部书记用麻绳把笔者捆绑后，带到周光明家门口，他边打边踢地说，刀子是不是你的?确实刀子不是笔者的，因此没承认，大队支部书记将笔者罚来跪起后，威逼说，是不是小花二的？在场的社员看不下后，有的社员就说，还是注意点，人还年轻，大队支部书记说，我是大队领导，有权捆人，滚你的去。
15、那天在杨成恩家柿花树下，大队支部书记问围观的社员说，笔者家杀了人，你们还敢支持杀人犯?大帽子先就给社员们戴上。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的目的是想杀鸡给猴看，并想显示他实施暴力的厉害。转眼笔者被折腾到晚上七点过钟，大队支部书记准备把笔者吊在杨成恩家柿花树上过夜，此时，大队民兵连长向荣华看不下去，便对大队支部书记说，把他交给我。向荣华叫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交给他的目的，其实是保护笔者当时不再受罪。向荣华就把笔者带回他家后。大队支部书记到生产队长的二哥黄国安家去吃晚饭。第四天，即1976年7月5日上午，大约11点左右，笔者在向荣华家刚端起碗吃饭，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以及在大星坡粮油加工厂的庞开舟等人推开向荣华家的厢房门就把笔者揪出门外连绑带踢，把笔者捆绑带到寨子中间苏传舟家门口开始大闹天宫。
16、在苏传舟家院坝与杨成恩家柿花树脚下，大队支部书记把笔者捆站在柿花树上后，随后又把小润狗、小花二、小有生、小毛幺(赵敬昌)一起捆到杨成恩家柿花树脚下，并威胁大家说，你们这些小私儿，敢用调虎离山杀生产队长。当时不仅所有社员扑朔迷离，就连大队民兵连长向荣华都把握不住刀子问题，那时因为小花二在外面玩社会，他虽然在外面玩社会，但他不干偷鸡摸狗的事，只是喜欢打报复平。当时社员们都怀疑是小花二带的刀子，所以拿不定主意。大队支部书记和黄敬文、庞庞开舟等，把小润狗、小花二、小有生、小毛幺揪来捆起以后，威逼他们说出刀子的事就放人，当时几个年轻人只好说，不晓得。大队支部书记觉得捆打不过瘾，又找来扁担、板凳、粮棍、锄头，包括在地上捡的烂菜刀都拿来捆绑在大家的身上，然后从寨子中间顺着周家寨的小路，一直拳打脚踢到区政府。当时大队支部书记把大家捆来臊皮的目的，是想转移生产队长持刀行凶采取的暴力。
17、大队支部书记和庞开舟找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绑在所有被他们捆绑的人身上游街，是他们杀鸡给猴看所采取的卑鄙。大家被他们拳打脚踢，折磨到区政府后，把每个人身上的一切物品收光后，关进站区政府楼梯底下，当时区政府楼梯底下又矮又窄，而且又是堆煤炭的地方。在区政府楼梯底下关押过程中，大队支部书记不断到区政府提审每个人。他每次单独提审时都会说，只要说出刀子是其中一个人的我就放人。提问小润狗、小花二、小有生、小毛幺时，他叫他们说出刀子是笔者家的就放了他们，提问笔者时，他叫笔者说出刀子是小花二的就放了笔者。在区政府楼梯底下关押期间，小花二被提问三次，笔者的二哥也被提问三次，除此都是二次，有一次大队支部书记提问笔者时，安金华在现场，但安金华一句话没说。
18、1976年7月5日中午，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社员黄敬文及粮油加工厂的庞开舟、以及王昌友的憨包舅子黄老幺，他们把笔者和几个年轻人从寨子中间捆打到区政府关起以后。大约于1976年7月10日晚上，大队支部书记喊起生产队会计黄国良(大队支部书记的郎舅姊妹)找到族中的长辈黄德金、钟玉珍、许定珍等老人商量说，希望黄家族中的长辈们都出来提供有利证据，把几个年轻人弄两个去坐牢，否则今后不好当领导，当时，黄德金老人、钟玉珍老人、许定珍老人说，我们虽然是黄家族中，但我们知道生产队长的脾气，他离来都是得理不饶人，如果当天晚上他不提起刀子追上门去，就不会出乱子，你们作为大队领导和生产队干部，你们要多行点善。大队支部书记和黄国良从族中长辈口中没得到好语后，恢溜溜走出黄氏族中的门。
19、大队支部书记有一次单独提问笔者时说，只要你说出刀子是小花二的就把你放了，笔者回答说，既然你们都说我们几个杀人，有医生检查出生产队长是刀伤吗？相反我二哥被生产队长持刀杀伤右胸肋，你们不追究？大队支部书记王谋说，你二哥是自己杀倒的。大队支部书记王谋黑白颠倒的胡言让人非常气愤，明明笔者的二哥是被生产队长提刀上门杀伤，不但没有得到医治，反而还被关进区政府楼梯底下，生产队长提刀上门杀人反而呆在医院骗吃骗喝。上述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期间，之所以迫害和打死若干无辜的老干部、老革命、老忠诚、以及爱国守法、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就是因为有若干像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那样缺乏人性的人，打砸抢的人，所以才导致“文化大革命”那段期间的政治生态相当糟糕，特别是那些用打砸抢换取升官发财的人，他们诬陷人简直不择手段。
20、1976年7月9日，小毛幺(赵敬昌)被释放。因为小毛幺的爱人是生
产队长家二嫂(钟青秀)的亲戚，7月12日小友生被释放。要阐明的是，1976年7月2日晚上所发生的不幸，小毛幺和小友生并没有在现场，然而，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既将他们两个都绑来和大家关进黑漆漆的区政府楼梯底下，原因是他们两个都喜欢和笔者在一起玩的青年。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为显示自己的威风，居然把没有在现场的人都捆绑来臊皮、凑热闹，可想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当时迫害了多少平民百姓?大队支部书记不但喜欢夸大其词，迫害他人，还喜欢株连九族。比如像周家寨子里的王胜亚和二队的何大本家，当时就是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随时想揪斗的对象，又如1973年秋，他把甘沟的道士李恩生抓来戴上尖尖帽到处游街，冬季又把二队的吴昌抓来批斗，导致吴昌老人自寻短见，他当时的猖狂劲，令人难以忘怀。
21、当时的大队支部书记，不搞“阶级斗争”、不迫害人他就会失灵魂。就因为那时的大队支部书记不抓生产，只抓斗争，所以才使生产没有进展。就拿当时的生产大队来说，如果大队支部书记不整天抓阶级斗争，不称王称霸，不欺压百姓，稍有一点点做人的底线，就不会出现粮食不够吃，更不会有若干平民百姓惨遭施暴。如果说“文革时期”大队支部书记就可以为所欲的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的毛栗坡的许玉贵同志，当时许玉贵也是毛栗坡大队的支部书记，他在群众当中的口碑为什么那么好，就是因为许玉贵同志历来不整人，更不会对社员施暴。他在担任毛栗坡大队支部书记期间，为群众做了很多让社员恭维的事，比如他家居住的门前有座集体炸油房，他不是因为自已是大队支部书记就妄自尊大，横行霸道，而是平易敬人，如，有个赶马车的在他院坝里掉头，马车憧坏他家门口的水缸，当时他不是怪罪赶马车的人，而是向马车的人说没有关关。
22、1976年7月16日，红枫湖举行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当时虽然没有被关在楼梯底下，但活动范围不能离开区政府大院。小花二和笔者的二哥，他们两个悄悄乘车到清镇准备从清镇去红枫湖看纪念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活动，在三角花园被熊正品看见，熊正品问他们是不是到县里告状，小花二和笔者的二哥说，我们是来红枫湖看热闹的，熊正品说，回去！两个从清镇返回到区政府大院。第二天，熊正品问大家是愿意写检查，还是想再关几天?熊正品问大家愿意写检查，还是愿意再关几天的话，其实就是找个台阶把大家放回家。后来笔者的大哥从县公安局某亲戚处得知，熊正品是因为被大队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的某个亲戚拉拢后，想以持刀杀人的理由到县公安局报捕还在被控制的笔者、小花二、小润狗，以及笔者的二哥，其中两个，没想到县公安局当时有笔者家的亲戚在里面，所以才幸免于坐牢悲剧。
23、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即1976年7月5日，笔者的三哥被队支部书记王昌友逼去医院侍候生产队长，在医院，笔者的三哥遭受生产队长家无端折磨和虐待。比如，笔者的三哥被逼租救护车拉起生产队长到省人民医院检查，然后又拖回县人民医院住院，当时县人民医院有生产队长的亲戚。一路拉去拉来不但钱财被折腾，而且受到的辱骂非常低级，比如，他家的亲朋好友来回的车费和每天大吃大喝的经费，都由笔者的三哥支付，甚至还放话说，这不是遭死人命，是遭活人命。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季节，生产队长的亲朋好友一会儿要吃馄饨，一会儿要吃鱼，折磨笔者的三哥花光借来的钱后，大队支部书记又叫生产队长的大哥黄敬文等人跑到笔者家逼着笔者的父母把两头猪便宜卖掉。当时在医院不到10天，就用去300多元现金，60多斤粮票，6斤香油，50多斤灰面，30多斤大米，100多个鸡蛋，十佘把面条。
24、笔者的三哥被逼得受不了后，悄悄逃到平坝一堂叔家躲避。然后大队支部书记又把生产队的吴云学叫去医院招呼生产队长，还在保管员何大才处借了50元钱强记在笔者家户头上。前后疗养不到半个月，就用去笔者家钱财一大笔，而且不是治病，是他家“七大姑，八大姨”像遭人命那样摆酒席。一个多月过去后，大队支部书记见折磨笔者家粮钱已尽才松了口气。悲剧发生后的第五天，即1976年7月7日，笔者的大哥从外地买猪返回到生产队，他听说全家人被欺侮后很不服气，于是就去找大队支部书记过问，大队支部书记说，我捆人有权力。当时大队支部书记权力很大，说捆谁就捆谁，这是当时的社会行情。那时社员对大队支部书记只要说声不对，就会遭罪，在喊冤无望的情况下，笔者的大哥到六枝四角田煤矿找曾孝兹亲戚书写了一份材料，材料把来龙去脉写清后，交到当时的安顺地区，没多久便得到回应。
25、1976年刚入秋，清镇县就派出清镇一中老师唐忠义、清镇师范老师王守信、卫城中学老师罗孟修、清镇防疫站朱德荣、清镇人民医院龙术林等到甘沟公社，然后与甘沟公社郑登明等组成工作队到生产队，在工作队到达生产队的期间，大队支部书记和区医院院长不断往工作队住的地方跑，要求工作队把行李搬到他们家住，但工作队没有领情。工作队当时住在弯子头的公房里，经过工作队两个多月的时间，终于把事情的真相查得清清楚楚。工作队掌握了来龙去脉后，于1976年10月5日在弯子头公房院坝里召开群众大会，在会上，工作队队长唐忠义向群众宣布说，经调查核实，撒沙子并非笔者所为，队长家说笔者调戏他家的人没有事实根据。
26、那天，工作队在大会上说，冤案的罪魁祸是刀子惹的祸，便从跨包里拿出刀子说，这把刀子已经查明，如果自觉承认可以减轻责任，否则后果
严重。一时过去了，没有哪家承认刀子的问题，在会的群众说，如果每家都不承认，就请工作队的同志把刀子的真相公布于群，随后工作队长唐忠义说，既然都不肯承认，就请甘沟公社郑登明同志向大家阐述刀子的来龙去脉，郑登明说，经我们调查取证，并多次核对，刀子是生产队长和他的姨老何大忠帮老王冲的舅子庞开林家改木料时弄到手的，在庞某家，生产队长看见庞某的枕头下面有把很锋利的匕首，就随手捡来装在自己的兜里，当时庞某的儿子和他的姨老何大忠都看见，庞某的儿子还说，是我家爸爸的护身刀，姑爹你不能拿走，生产队长说，到手就是财。在人证、物证面前，生产队长不敢多言了。
27、那天在会上，工作队还说，有的人利用职权破坏政策，是非不分，捆人、打人都是错误的，往后另作处理，并宣布，凡是笔者家有发票支出的费用年终从生产队长家公分里扣除，同时甘沟公社郑登明宣布，撤销黄某生产队长职务，由民兵排长张凤明接替队长职务，大家立即响起掌声。当天在弯子头公房院坝里召开的群众大会，虽然每个社员是自带板凳，但座无虚席。当时对大队支部书记横行霸道的威风立即被震慑，于1977年，王某的大队支部书记被黄国良接替。那天工作队长唐忠义同志宣布散会时，社员们都快要走完了，生产队长突然说不同意工作队的处理，工作队队长说，不同意可以申诉，哪有持刀上门行凶还没有王法的道理。那天生产队的社员非常兴奋，他们兴奋的是，县委派来的工作队不仅大公无私，而且敢于纠正错案。
28、自1976年10月6日，工作队在生产队公房院坝里召开那次群众大会以后，生产队、包括整个全大队的正义得到恢复，特别是工作队按照事物的实际情况来处理群众内部矛盾，并公布是非功过，确实是匡扶正义的具体
行动。后来得知，1976年10月6日那天，恰巧是中国发生举世震惊的事变，(粉碎“四人帮”)，“四人帮”指的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自从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亿万军民随即举行盛大的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若干年后，很多人从不同角度写出了不同角度的回忆文章，描述了中国举世震惊的那场事变，那场事变，究竟如何?今天“日新月异”的中国就是最好的回答。
29、1976年7月2日，发生在生产队的那场悲剧的关键，主要是生产队长擅自把耙田公分提高导致出现大字报，然而大字报出现以后，生产队会计告密写大字报的人，才使本来就窝一肚子气的生产队长把握不住自己的理性，所以生产队长不但没有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反而把群众的意见视为是和自己过意不去，因此把写大字报的人当成自己找茬报复的机会，因而导致那场悲剧。当时看电影回家途中，小孩从包谷林里疯玩耍撒泥巴沙子，即便落在自己的身上，也应该弄清真相，然而，生产队长不理性，就持刀上门追杀他人，这时，作为大队支部书记，更应该理性。如果当时大队支部书记不是凭借权势横行一方、狂妄称霸，就不会出现名扬全大队的悲剧。一个不理智的行动、正确与否，群众最有发言权，凡是经不起历史检验，都站不住脚。
30、当时如果不是大队支部书记臭味相投，就不会出现那场悲剧。从历史背景讲，大队支部书记允许受当初“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影响，所以才把握不住自己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属性而产生的悲剧。其实，人和动物成在的本质区别就是字语言方面的问题，人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通过语言或文字来进行沟通，但动物就不能，这就是人性与其它动物相区别的最大属
性。1976年7月2日发生的那场悲剧，让笔者永远想不通的是，小毛幺(赵敬昌)和小友生(何正祥)并没有在现场，但大队支部书记把他们捆来和大家关进区政府楼梯下，他们被关押放回家后，居然没有上告反映，是不敢惹大队支部书记，还是不敢坚持正义?其次是小润狗(周光发)被关押，他的哥周光明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上任生产队长，也不敢站出来坚持正义，不敢团结社员干涉大队支部书记的暴力。
31、那场悲剧，如果按照现行《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当时大队支部书记采取的那种暴力属于“非法拘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的，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公民的身体自由，是公民正常生产、生活和学习的保证，失去身体自由，就失去了从事一切正常活动的可能，因此，非法拘禁是一种严重剥夺公民身体自由的行为。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的人身自由的应当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殴打和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当时大队支部书记的那种暴力，如果遇到现行法律，他牢底都要坐穿。
32、1976年，中国是很不平静的一年。那年中国大地，从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4月5日发生在天安门的“四五运动”，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束了不平常的一年，也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十年混乱。“四人帮”既是祸国殃民的罪犯，也是具有“文革”象征意义的政治
符号。粉碎“四人帮”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33、1976年12月10日，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次会议把学大寨运动与揭批“四人帮”结合起来。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的华国锋指出:“农业学大寨要继续发展”，借此，全国各地的主要精力又放在学大寨和批判“四人帮”的工作上。县委派来的工作队到县里去开会后就再没有回到生产队，但工作队临走时把没有落实完的案子交给甘沟公社，由于甘沟公社书记罗永发和大队支部书记王昌友是儿女亲家关系。大队支部书记与生产队长又是郎舅姊妹关系，生产队长与区政府的庞某某是郎舅关系，生产队会计与生产队长以及区医院院长又是兄弟关系，所以案件性质虽然被工作队彻底澄清，但赔偿问题被甘沟公社书记罗永发压抑，所以赔偿问题没有全部督促到位。
34、1976年7月，笔者和生产队几个年轻人遭受的那段不幸，从历史背景说，是社会形成，从道义上讲，是个人行为。回忆那段不幸的历史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不忘过去。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和谐社会，就会不在意那段历史给自己带来的悲剧。不计较施暴者的得失，是振作精神谋求发展的选择。在那段由社会历史形成的背景中，全中国不仅是本故事中的几个青少年惨遭不幸，被残暴致死的人数以万计。但悲剧不可抹去，才是不忘初心。把悲剧转化为助推器，才能牢记“文化大革命”给人们带来的无情，因此，就会感恩工作队的唐忠义、王守信、罗孟修、朱德荣、龙术林他们的正义。是他们的正义才使持刀上门行凶引发的那场乌云得以澄清。不把曾经遭遇过的不幸强加给施暴者，是对正义的敬畏，也是对当初敢于坚持真理的铭记。1976年
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回过头看，是一场噩梦的尾声，是中国人从此改变命运的一年，也是结束“文化大革命”天翻地覆的变迁。那年发生的大事是是罕见的巧合，当时若干社员非常恐惧，总觉得天要崩塌下来的感觉。
35、1976年12月12日，征兵开始报名，被澄清身份的笔者和小润狗(周光发)得以参加报名，当时所有被大队支部书记捆绑的人都很高兴，12月15日，两个惨遭冤枉的年轻人参加了体检，并同时被体检上，在接到入伍通知书时，两个被县委工作队澄清身份的年轻人非常兴奋，于1976年12月24日，两个被体检上的年轻人从生产队走进部队。从此，那段惨遭大队支部书记迫害的悲剧被传为佳话。回忆历史，不忘初心。牢记历史，才能捍卫正义，构建和谐必须践行公正，这是每个公民应该履行的社会公德，也是党的基层干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原则。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营造平安和谐。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的教诲，才能奏响和谐之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唤醒他人改邪归正积极参与构建社会和谐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