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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汤玉良
（绵阳市土木建筑学会，绵阳６２１０００）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形成的中华文化在炎黄子孙中代代相传。由于领土辽阔，各地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地域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如“齐文化”、“楚文化”的研究已出了不少成果，先后有《齐文化大观》、《楚文化史》、《楚文化志》等书问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也有成果。巴蜀文化研究正在进行，已有《天下四川人》等专著出版。１９９９年春，宜宾市召开了长江流域地方特色文化研讨会。地域文化的研究，对于当地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显然会起到促进作用。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已将“文”与“化”并联使用，在战国末年编辑的《易传》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也就是“以文教化”的意思。西汉时已将“文化”正式作专用名词，指文治教化的总和，基本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中华民族生存在富饶美丽的中华大地，领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各个地域的文化也有差异。这就是在中华文化的共性中又存在个眭，在文化“大一统”倾向的同时又存在文化多元倾向。
我国地域文化大致分为南北两大体系：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文化，包括秦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等；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文化，包括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西北和青藏高原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等。
巴蜀文化源远流长，辉煌灿烂，完全能与中原文化媲美。巴蜀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长江上游，四面有险峻高山，中间有富饶肥美的平原，盆地气候温和，雨水丰富，自然生态环境很适合人类生存、劳动、繁衍。早在２０４万年前就有原始人居住。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１．２万年前，四川已形成若干区域性文化中心，分布在长江干流、沱江、涪江、岷江、大渡河、雅砻江、嘉陵江等流域。到了新石器时代，四川的文化分布广阔，盆地周边山区及盆中平原、丘陵约有２００余
９８处遗址。大约３０００多年前，四川的先民已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从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群雕像、黄金面罩、神树、金杖以及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器来看，展现了高超工艺水平。巴蜀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和中原文化并驾其驱的有特殊风格的地域文化。古蜀国的杜宇、开明王朝，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特别是鳖灵治水、凿开玉垒山，使“岷江水东别为沱”减轻了成都平原水患，为以后的都江堰打下基础。开明王朝时，国力强盛，其疆域以成都平原为中心，北至汉中，南至僚焚（川南及贵州、云南部分地区），东面征服了巴，势力达到楚之兹方（湖北松滋县），西南征服了青衣羌（雅安芦山一带）。秦灭巴蜀之后，把先进的秦文化带人四川，李冰治蜀时期，建成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旱涝保收，成为农耕文明十分发达的“天府之国”。秦并巴蜀后，巴蜀文化仍然延续了一个时期，至汉代全国出现较为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后，巴蜀文化与中华文化融为一体，但共性并未代替个陛。由于巴蜀具有富庶而险要的地理条件，农业发达，可自给自足；地势险要可凭险拒守，因而多次出现地方割据政权，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在中原大乱之时，总有人割据称雄巴蜀，待到其它地方已平定，巴蜀才臣服。这种政治上的割据性必然导致巴蜀文化鲜明的个性特征（如三国文化）巴蜀文化具有较强的的开拓性，独树一帜不墨守成规，不拘束于礼法，常与中国封建正统权威相悖。早在华夏民族初起的时代，巴蜀地区就张扬自己的个性，“周失纲纪，蜀先称王，七国皆王，蜀又称帝，是以蚕丛自王，杜宇自帝”（《华阳国志》）。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儒家为全国正统思想，但巴蜀的学者，并未将儒家奉为唯一的圭臬，“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讽”（《汉书?地理志》）。在古代至近代的巴蜀，出现了许多敢于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开创新风的文人学者。司马相如是汉赋的开创者、奠基者；杨雄在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领域都有创新；陈子昂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者，开辟了唐诗健康发展的道路；欧阳修、苏舜钦又是宋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横扫流行于
四Ｊｔｌ建筑第２２卷增刊２００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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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靡艳浮华的文风；苏轼独树一帜创立“蜀学”与正统的“洛学”抗衡；近代吴虞对封建道德传统的猛烈批判，深远地影响了新文化运动。“蜀之人不闻则己，闻则杰出”（魏颢：《李翰林集序》）。巴蜀历史上出现了不少敢于开拓创新，独树一帜，独领风骚数百年的杰出人物。
巴蜀文化具有明显的兼容性、开放性，形成一种杂交型、复合型的地域文化。巴蜀据长江上游，临横断山脉东侧，沿长江谷地可进行东西文化交流；沿岷江峡谷可进行南北文化交流，通过滇缅路还可以与南亚、中亚、西亚联系，巴蜀文化正是在这种交汇中得到发展。从三星堆文化可以看出，既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有中原文化的影响，甚至可以找到西亚文化的因子。秦汉以后，发生了多次境外移民人ＪｒＪ，特别是清初，四ＪｌＩ境内因连续近百年战乱，全省人口剩下不足１０万，清政府的“湖广填四川”行动，来了一次“大换血”，将各个地域文化带人四川，因而巴蜀文化形成一种杂交型、复合型、开放型、兼容性文化。从学术思想来说，自来就“杂”，唐代进步思想家赵蕤所写的《长短经》，也是博采众家之长，“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综”。从四川人的群体性格、社会心理来看，也有很大的兼容性，既有南方文化的灵巧轻扬，又有北方文化的厚重质朴，也有西部文化的雄健坚韧。“四川人的形象，往往复杂和矛盾的，有点‘南不南’，‘北不北’的味道”（陈世松：《天下四川人》）。
蜀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第三个特点，是通过移民和文化名人流寓的途径引入而后再生的；唐宋时期众多文化人流寓四Ｊｌｌ。唐初的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后的陈子昂、王维、孟浩然、房珀、杜甫、李白、高适、元稹、自居易、薛涛、李商隐；宋代的“三苏”、陆游、黄庭坚、范成大都曾游历或寓居蜀地，留下大量诗作，中国第一部诗集《花间集》就产生于成都。
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又把宫庭音乐、舞蹈带到绵州、成都。五代时大批文人避中原战乱人蜀，其中有不少画家，曾一度集中了全国画坛精英。后人有评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
以上仅是笔者对四ＪＪＩ的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的拙见。
就绵阳而言，地域文化具有蜀文化的共性，也有地方特色（个ｌ生）。因为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区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形成的反映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的精神形态，是不断积淀下来的社会意识，地域文化也称“本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地区在本地传统文化（或母文化）的影响下，扩展和宏扬其精华不断赋予其新内容的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过程。
由于绵阳城在历史上存在着浓厚的“过路文化”、“名人文化”（如司马相如经绵阳赴中原发展；失意彷徨的杨雄隐居绵阳西山读书；蜀汉诸葛、蒋琬、姜维等人用兵的涪县中继站；初唐“四杰”中，王勃曾“舟断芙蓉之溪”；卢照邻曾在“绵州官池赠别”；大诗人杜甫在绵州洒泪送严武；晚唐诗人李商隐曾在绵州“共剪西窗烛”；“细雨骑驴人剑门”的陆游和当地文化名人李白、欧阳修、文同、苏易简、李调元、孙桐生等）和“移民文化”，“杂居优势”（凝聚五湖四海众人的‘新家园意识’）形成了绵阳的本土文化。
随着历史文化名城、西部科学城、中国科技城的发展和延续、绵阳地域文化的发展和延续又成了名人文化加科工文化。首先是名人文化又增加了内涵：城区的蜀汉文化、绵阳市《三国演义》学会出版了四集《三国文化与绵阳》、泗王庙水文化陈列馆、正在筹建的绵阳市博物馆等；盐亭县嫘祖文化研究会出版了《嫘祖研究》、《嫘祖传》以及嫘祖遗址风景区的建设；北川县大禹文化研究会的《大禹文化探讨》、大禹纪念馆、禹穴沟风景区（对上古文化的研究有很大价值）；江油的李白纪念馆、李白故里风景区；其次是科工文化，长虹人不怕洋人，敢字当头，创造出了超洋人的辉煌业绩；“九院”人敢为天下先，使中国的核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如长虹科技馆、中物院核科学展馆、安县风洞展馆、江油高空试验平台，“第二都江堰”一武引工程……上述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必然要求文化氛围的发展与之相适应，即形成相应的科工文化一绵阳地域文化的延续。已有长篇报告文学《魂系武都》、《西部彩虹》（电视专题）反映了“科技兴绵”战略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随着城市“休闲文化”的泛起，促使“市民文化”抬头。改革开放以来，绵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时问，迪斯科、夜总会、卡拉ＯＫ、ＫＴＶ包间、按摩、洗脚屋、电子游戏等遍及全城，再加上传统麻将遍及大街小巷，各类茶馆、小吃花样繁多，令外地人瞠目结舌。这种“逍遥闲适”的文化格调，容易滋生小富既安、不思进取、盲目自满、缺乏危机意识，滋生腐败等消极因素，败环社会风气的可能性，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问应该加强注意和弥补的地方，是难以界定其性质的文化格调，是地域文化延续中出现的暗流，具有不健康的格调，和先进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四川Ｉ建筑第２２卷增刊２００２．１０
地域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作者：汤玉良
作者单位：绵阳市土木建筑学会(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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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时间：2010年9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