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讨论三、念斌案（证据与证明标准）
一、案情
念斌，1976年出生，福州平潭人。念斌与平潭县澳前镇南赖村丁云虾曾分别租用澳前17号陈炎娇相邻的两间店面，经营水果、食杂等同类商品。
2006年7月27日晚，陈、丁两家用餐后6人同时中毒，丁云虾一对儿女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警方检验显示，两人系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死亡。
2006年8月1日福州市公安局首先从呕吐物中检验出氟乙酸盐，同时在念斌食杂店外面靠近卫生间的门把上检出“疑似”氟乙酸盐毒物的物质，便出具了门把上“倾向于认定”存在氟乙酸盐的分析意见书该分析意见书令平潭县公安局将视线转移到念斌身上。
8月6日福州市公安局在检验了数十件物品之后，从被洗刷干干净净的炒菜铁锅里检验出氟乙酸盐毒物。据此，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认定具有投毒作案的重大嫌疑。
8月7日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以“留置盘问”的方式留置审讯，8月8日被拘传，据传当天下午做出从水壶内投毒的有罪供述。8月9日被拘留，8月18日被平潭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10月11日平潭县公安局以念斌犯故意杀人罪将案件移送平潭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平潭县检察院以被告人念斌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于2006年11月6日转至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福州市检察院受理后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平潭县检察院于2007年1月8日再次将此案移送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福州市检察院依法延长审查期限15日。
终身。念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在开庭审理该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以“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念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不核准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并撤销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
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念斌第三次提起上诉。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1、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上诉人念斌无罪。3、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
1被害人俞攀俞悦俞涵分别是丁云虾的大儿子、女儿和小儿子。
任。
二、刑事诉讼法视角的思考
此案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大致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一）刑事诉讼法目的、原则和理念
念斌四次被判处死刑、8年羁押背后反映着刑事诉讼理念的不同。结合本案请思考以下问题。
1、刑事诉讼目的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关系？
2、为什么念斌能被羁押8年之久？
3、发回重审制度与福建高院二审判决之间是否存在不和谐因素？
（二）证据方面思考
1、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
2、福州中院三次判处念斌死刑，最后一次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判处念斌死刑，说明了什么？（提示：证明标准）
3、排除合理怀疑与疑罪从无在此案中如何得以体现。（参考福建省高院人民法院判决书中的体现）
4、警方是否伪造的证据？（从所反映的事实方面阐述）
（三）程序合法和正当思考
1、本案中存在着哪些不规范的侦查取证做法？
2、结合本案阐述程序合法与正当的重要性。
（四）案件留下的问题与遗憾
1、念斌案是否反映了正义得到了伸张？
2、谁是赢家？
3、平潭警方若认为念斌确系当年毒案的凶嫌，再次启动侦查程序，是否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
附件一：叶宇婷：《念斌回应再成嫌疑人：作为普通百姓就该死吗？》2
2014年在北京治病的念斌赶回福州，11月14日，前往福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港澳通行证。对方告知电脑上显示念斌为“犯罪嫌疑人”，不符合办证条件。
念斌找到福建省高院，当时案子的审判长答应去跟有关部门反应协调。审判长告诉念斌，他的无罪判决书代表国家，“念斌被判无罪，和所有公民一样，可以享受一切权利”。
念斌离开法院前，审判长跟他讲，“你未来可能会碰到很多事，但你这样的事，我也没碰到过。”
24日下午，念斌姐姐念建兰致电平潭公安局长陈昌明，根据录音内容，对方表示会找时间接待念斌姐弟，但多次被问到念斌涉嫌什么罪名，何时立案，对方均未回答，称应找法制科吴勇大队长。
念建兰随后致电吴勇，对方称立案侦查，再次将念斌定为犯罪嫌疑人，是“依法依规在做，按程序在办”。面对念建兰问念斌涉嫌什么罪名时，吴勇说：“涉嫌什么罪名你们心里难道不清楚吗?”念建兰跟吴勇表示希望委托自己的律师去了解案件，吴勇称：“我们现阶段不接待律师，不接待其他人，你家属念建兰过来就好了。”平潭公安9月初已经再次立案侦查。
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梁雅丽在得知念斌再次被定为犯罪嫌疑人后，还是有点吃惊，“按照道理来讲不应该这样”。作为刑事律师，在梁雅丽过往的案件中从未遇到类似的事情。
梁雅丽认为相比批准逮捕需要相关证据支撑，列为犯罪嫌疑人相对容易，“只要公安机关怀疑就可以，对于身份不明的人，公安机关都可以立案侦查，更何况这样的案件。你还没有办法来规范它，这方面法律毕竟有空白，不一定要达到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
2叶宇婷：《念斌回应再成嫌疑人：作为普通百姓就该死吗？》，凤凰网2014年11月22日。
附件二：烨泉：《警方并没违法，不能以一种司法制度来批判另一种司法制度》
今年8月,轰动一时的“念斌投毒案”,在历经了8年的反复和波折后,终于由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被告人念斌无罪。此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标志着我国在司法理念上的重大突破。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发言人在谈到此案时说,这个案件的处理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疑罪从无”的理念。正因为“罕见”,所以这个案子的意义才被提得很高。
但是如今这个案子又发生了一次不小的反复,被无罪释放3个多月后的念斌,两次去办理护照,均被明确告知无法办理,不得出境。原来,在今年9月,平潭县警方已对“念斌投毒案”重新立案,念斌因此再次成为犯罪嫌疑人,而被限制出境。
警方的这一做法受到了舆论的广泛批评。但必须承认的是这次警方并没违法,根据我国刑诉法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案件出现新事实和新证据,警方可以再次启动侦查程序,而且新的证据因为侦查工作的需要也可以不对外公开。
一些舆论批评警方的依据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即“任何人均不得因同一罪行而被迫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上的危险”。但是“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奉行的司法原则,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八十一条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三项规定宣告被告人无罪后,人民检察院根据新的事实、证据重新起诉的,应当依法受理。也就是说,即使被法院宣判无罪,只要有新的事实和证据,被告人依然可以再次受审。
这种不同的规定是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司法制度的区别,不能简单地判定谁优谁劣,更不能以一种司法制度来批判另一种司法制度。一花一世界,一人一菩提。世界各国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和而不同才是理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其实,本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对于念斌案的反复,很多人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毕竟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深厚而独特的传统文化积淀的国家,对“疑罪”我们经过了一个痛苦而艰难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意识的过程。从疑罪从有到疑罪从轻,再到疑罪从无,每一步的推进都不容易。多年前,对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抱着看笑话和闹剧的心态来对待的,而今天如果再来一次民调,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理解此案中代表的法治精神和法治价值。
固然我们可以说念斌案是我国在司法理念上一次重大突破的标志,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存在差异,不可能因为一个节点而发生百分之百的变化。受害人家属想不通,一些办案民警想不通,包括一些完全与此案无关的网友也想不通。就像某个办案民警说的,案子可能有瑕疵,但确信他就是凶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会有,在国外也会有。辛普森案就是如此。
所以,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案件出现反复,甚至是重启调查,也不奇怪。相反,没有反复我们就无法体会到一种先进司法理念确立的不易,而每一次的反复恰好是推动社会心理与我们所期待的“疑罪从无”更贴近的一次契机。
念斌案风云再起,再次成为舆论焦点,如果说仅是不同司法理念之间的拉锯战倒也罢了,因为那毕竟只是一种法律之争,争论越多,法治就会进步得越快。真正具有破坏性的还是那些各种没来由的猜疑和不信任。投毒案受害人的家属说,“如果他(念斌)心里没鬼,为什么要急着出国?”念斌的姐姐念建兰说,“平谭县警方是为了报复我家人才重新调查的”。而一些舆论则说,“8年都没有发现新证据,被告人才被放了几天就有新证据了?”这些猜疑看似合理,但实际上都没有任何依据。而这些猜疑被媒体广泛报道后,都成了“阴谋论”的佐证,而“阴谋论”才是撕裂社会共识与信任的大杀器。
念斌案的反复其实对完善司法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既然我国的法律规定了案件出现新证据后,可以重新起诉,而公安机关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又不能公开新证据,那么,加强对公安工作的监督就应该是确保警方公正办案的关键。对此类案件重启调查不能由当初办案的公安机关一家说了算,是否应该由上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甚至是审判机关对新证据进行审查,
并明确一个可预期的结案时间呢?一个人不能总生活在犯罪嫌疑人的阴影中,这涉及到基本的人权,我们的制度设计需要慎之又慎。司法制度的完善来自于每一个司法案件的公正处理,从这个角度讲,反复的念斌案又何尝不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一次契机呢？
3烨泉：《警方并没违法，不能以一种司法制度来批判另一种司法制度》，法制日报2014年1月27日。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者证明要求,是证据法中的核心和灵魂。是诉讼中担任提供证据责任的诉讼主体对案件待证事实进行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只有达到证明标准，该诉讼主体才能卸去其承担的提供证据责任，法院也必须根据证明标准衡量待证事实已经得到证明还是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因此无论是对法官还是诉讼当事人，证明标准都是一个重要而又现实的问题。简而言之,证明标准就是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所应达到的最低证据要求。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概述 （一）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概念及含义 证明标准的抽象性以及具体案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证明标准在理解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第一种观点：在英美法系国家,证明标准被认为是负有承担证明和提供证据负担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予以证明应达到的水平、程度或量。在其诉讼法上,证明标准是以多元论为基本特征的。不同的诉讼法实行不同的证明标准,甚至在同一个诉讼法内部也可能因为案件所涉及的内容不同而适用相异的证明标准。所以英美法上的证明标准显得比较复杂。 第二种观点：德国科隆大学著名证据学家汉斯·普维庭认为“证明尺度也是一把尺子，衡量什么时候证明成功了；证明尺度也决定对某个具体内容的法官心证，它决定着法官必须凭什么才算得到心证” 第三种观点：墨非认为：“证明标准是指履行举证责任必须达到的范围和程度。是证据必须在事实裁判者头脑中造成的确定性或盖然性的程度，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有权赢得诉讼之前使事实裁判者形成确信的标准。从证明责任的履行来看，证明标准是证据质量和证明力的测试仪。” 第四种观点认为，证明标准是证据份量的对比。如卞建林等认为：“证明标准是承担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举证的份量相对于对方当事人举证的份量来说，应当超过多少。” 证明标准不可能仅仅只是用言语做出精彩明晰的描述，从不同角度可以对证明标准做出不同的理解，总体来看，证明标准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角度来讲，证明标准负有证明责任人的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必须达到的要求，如果证明不能达到证明标准将面临不利的法律后果；二是从法官角度来讲，法官通过自由心证判断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是否达到证明标准，或者说是证明标准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界限；三是从证明标准自身的性质来讲，证明标准是对案件事实进行证明的一种尺度。
遇到财政税收问题？赢了网律师为你免费解惑！访问>> https://www.doczj.com/doc/2d139474.html, 税务稽查工作证据标准(2017年最新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结合税务稽查工作实际，通过对稽查工作的证据标准问题的探讨，提出了建立多元化的证据证明标准的观点。 税务稽查工作中因取证不规范、具有随意性、同类违法事实取证标准不统一，造成证据不充分确凿，导致违法事实不清、稽查结论错误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证据标准问题成为稽查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这种状况也使纳税人在税务执法中受到了不平等待遇，使税务机关在纳税人心目中的形象打了折扣，同时也增加了税务执法的风险和隐患。因此，本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税务稽查工作实际，通过对证据标准问题的探讨，为准确认定税务违法事实，提高税务稽查工作质量建立多元化的税务稽查证据标准。 一、税务稽查证据的概述：
税务稽查证据是税务稽查人员在日常执法检查、专案检查当中依照法定的程序搜集到的事实根据，它是用以认定税案事实的基础和依据。 1、税务稽查证据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1)概念：税务稽查证据是指依据法定的程序搜集，并通过审查核实的用以证明纳税人税务违法事实真实情况的根据。 (2)基本特征：税务稽查案件用以定案的证据应当具有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 ①证据的关联性是指作为证据的材料必须与违法事实具有客观联系，对其具有证明作用。关联性不是一个法律或者政策问题，而是一个逻辑的或者经验的问题，即关联性是按照逻辑或者经验进行判断的。它反映的是证据材料对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实际影响，即如果有某项证据材料，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否则，待证事实的可能性越小，那么该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之间就存在关联性;如果证据材料的存在与否与待证事实是否清楚之间没有关系，那么两者之间就不存在关联性。 ②证据的合法性是指证据的形式和取得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
引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程序中极为重要的规则，它贯穿在从侦查到审判的全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在刑事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弹性要求也不一样，对这种弹性的把握直接决定了刑事案件处理的程序的合法性。而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侦查阶段的侦查措施、手段、审查起诉阶段争议证据的认定、以及审判中的法官自有裁量权的规定存在很大的模糊性，特别是非法证据的使用情况，往往使得同一案件在一审和二审中的结果发生巨大差异。只有程序公平才能保证实体公平，在刑事诉讼中，如何规范公检法等机关的行为，如何保护被追诉者的权利以维护公平正义和人权，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必须面对的问题。实现程序正义，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案情回顾 （一）案件基本事实 一度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典型案例的章国锡案，二审出现了大逆转。章国锡，原宁波市东钱湖区建设局担任建设工程项目经办人、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及建设局局长助理。他的案子之所以轰动一时，缘于一审法院援引“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程序优先于实体，排除检察院指控的部分证据。在章国锡案中，鄞州检察院涉嫌非法取证，侦查人员有可能对章国锡采取了刑讯逼供。法庭上，律师出示了2010年7月28日章国锡的体表检查登记表，表上载明：章国锡右上臂小面积的皮下淤血，皮肤划伤2厘米。但是对于章国锡被刑讯逼供，鄞州检察院矢口否认，并递交了一份侦查机关盖章和侦查人员签名的关于依法办案、没有刑讯逼供、诱供等违法情况的说明。庭审中，检方还以“审讯录像涉及机密问题，当庭播放不利于保密”的理由，拒绝了辩方要求当庭播放审讯录像的要求。经过3次公开开庭审理，2011年6月20日，鄞州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相关规定，控方在庭上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侦查机关获取被告人章国锡审判前有罪供述的合法性，因此将检察机关指控的7万元予以排除，只认定了6000元。并据此判决被告人犯受贿罪，免于刑事处罚。 这是2010年7月1日《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出台后，全国首例适用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将侦查机关对被告人的指控证据依法予以合理排除的刑事案件。 （二）本案的争议点 本案的争议之处有三点：
论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 内容提要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基本准则，而证据制度则是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但证明标准的问题，我国理论界有争论。本文对“以事实为根据”作了论述，进而认为证明标准有其客观性，指出我国现行法律的矛盾，建议修改。 文中引言部分解释了什么是证明标准，并由此引出问题，第一部分“以事实为根据”中，就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来定性，证据制度、剖析其客观原因，从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国家与剥削阶级国家的审判制度不同，我国现行诉讼法中的规定，以及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国法学影响等四个方面作出了详尽分析。 第二部分证明标准的理论现状与思考。文中逐点逐条列出了学术界中关于“以事实为根据”的证明标准的各种看法和见解，用马克思主义认识从五个方面解析了客观真实说，即认识过程、现行立法规定、审判权要求、经济诉讼原因、民事举证分配五个方面。 第三部分，从理论结合实践论述了法律真实标准的实质。 第四部分提出了我国《关于民事诉讼法证据的若干规定》在实践中的质疑，提出建议。 关键词：事实；根据；民事案件；证明标准；证据制度；民事诉讼
引言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法定的证明程度、证明度等，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认定一定的事实或者形成一定的诉讼关系对诉讼证明所要求达到的程度或标准。证明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确认在何种证明状态下可以采取某一诉讼行为、启动某一诉讼程序或者实现某一诉讼结果，这种证明状态体现为一定质的和量的证据所能达到的揭示全部或者部分案情的明晰程度。[1] 自从彭真同志提出“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来，我们一直以此作为诉讼中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刑事诉讼法第6条、行政诉讼法第4条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但近年来多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此不应该作为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这其中涉及怎样的争论，我们又该建构怎样的证明标准呢？笔者对此谈点个人看法。 一、关于“以事实为根据” 如何理解“以事实为根据”，学者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如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的处理的依据。”[2] 也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是指要遵循客观真实原则，忠于事实真相。”[3] 还有的学者认为“以事实为根据，就是要忠于事实真相，这种事实必须是客观的、全面的，......务求查明真实情况，还事实的本来面目。”[4] 不难看出，在不同的表述中，都把这个“事实”当作案件客观事实，是纠纷冲突事实的真相，即客观真实。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审查程序的反思与建构 [摘要]我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已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相关程序规定特别是审查程序的缺失或不可操作性导致践行效果欠佳。从审查主体看，我国“一元式结构”的刑事司法体制决定只能由庭审法官审查。从审查形式看，适用独立程序审查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从证明责任与证明标准看，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新《刑事诉讼法》采用的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此标准虽有进步，但要求尚属过高。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审查主体；审查形式；证明责任；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法庭对于那些以非法手段获取的控方证据排除于法庭之外，拒绝在法庭上使用的规则。该规则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源于美国，后来对其他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及联合国公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到了确立和发展。2010年7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生效，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2012年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继承和发展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内容。据此，我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层面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实际成效欠佳。其中自身相关程序规定特别是审查程序的缺失或不可操作性是造成上述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审查主体：预审法官或庭审法官 美国的刑事司法体制采取的是一种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严格分离的“二元式结构”，即法官负责法律适用问题的裁判，陪审团则享有对事实问题的裁断权，而且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是在独立且分离的诉讼阶段完成的。非法证据排除涉及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只有法官有权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听证程序。非法证据排除的核心思想在于保证陪审团的心证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在这种“二元式的结构”下，陪审团能够远离非法证据，事实裁判者的心证在程序上得到保护。 我国的刑事司法体制主要移植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模式，因此，采取的是与“二元式结构”相对应的“一元式结构”，即法官既是法律适用问题的裁判者，又是实体问题的裁断者，实体性裁判与程序性裁判重合。在这种司法体制下，法官的心证很难不受非法证据的污染。因为，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并将案卷材料、证据移送人民法院。”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因此，在庭审前的准备阶段，法官早已查阅过检控方移送的所有证据材料，并据此决定是否开庭审理，其中检控方移送的证据材料中就可能包括已被非法行为污染的证据。
案例讨论三、念斌案（证据与证明标准） 一、案情 念斌，1976年出生，福州平潭人。念斌与平潭县澳前镇南赖村丁云虾曾分别租用澳前17号陈炎娇相邻的两间店面，经营水果、食杂等同类商品。 2006年7月27日晚，陈、丁两家用餐后6人同时中毒，丁云虾一对儿女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警方检验显示，两人系氟乙酸盐鼠药中毒死亡。 2006年8月1日福州市公安局首先从呕吐物中检验出氟乙酸盐，同时在念斌食杂店外面靠近卫生间的门把上检出“疑似”氟乙酸盐毒物的物质，便出具了门把上“倾向于认定”存在氟乙酸盐的分析意见书该分析意见书令平潭县公安局将视线转移到念斌身上。 8月6日福州市公安局在检验了数十件物品之后，从被洗刷干干净净的炒菜铁锅里检验出氟乙酸盐毒物。据此，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认定具有投毒作案的重大嫌疑。 8月7日念斌被平潭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以“留置盘问”的方式留置审讯，8月8日被拘传，据传当天下午做出从水壶内投毒的有罪供述。8月9日被拘留，8月18日被平潭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10月11日平潭县公安局以念斌犯故意杀人罪将案件移送平潭县检察院审查起诉。平潭县检察院以被告人念斌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于2006年11月6日转至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福州市检察院受理后退回补充侦查一次，平潭县检察院于2007年1月8日再次将此案移送福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福州市检察院依法延长审查期限15日。 终身。念斌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2008年12月18日，福建省高院在开庭审理该案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审。 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念斌不服再次提出上诉。 2010年4月7日，福建省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案件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 2010年10月28日，最高法院以“第一审判决、第二审裁定认定被告人念斌投放危险物质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不核准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并撤销福建省高级法院维持死刑的裁定，将案件发回福建省高院重新审判。 2011年5月5日，福建省高院也撤销了福州市中级法院对念斌的死刑判决，该案件发回福州中院重新审判。 2011年9月7日，该案在福州中院再次开庭审理，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的情况下，福州中院于同年11月24日再次对念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念斌第三次提起上诉。 2014年8月22日，福建高院作出终审判决：1、撤销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榕刑初字第10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2、上诉人念斌无罪。3、上诉人念斌不承担民事赔偿责 1被害人俞攀俞悦俞涵分别是丁云虾的大儿子、女儿和小儿子。
证明标准 一、了解： 1、证明标准的意义；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二、领会： 1、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三、掌握： 1、证明标准的概念； 2、我国证明标准的特点； 3、我国证明标准的适用。 四、本章主要内容： 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 （2）证明标准的意义 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应当举证，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 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事实之真伪，就在于与证明标准是否吻合。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 对于案件事实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应当是什么，国内外在学理上有不同的概括和争论。概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
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 这是因为： 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 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 第三，我同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利的组织保证。 第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总结司法工作正反经验，反映现实需要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已先后颁布，提供了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法律依据。总之，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不少人支持。 主观真实说认为，在诉讼中证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事实。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或者事实认定者发现的事实，并不是诉讼之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客观事"。这是因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从对事实的预先得出的模糊结论出发，然后才寻找有关的证据支持的，如果有关的证据不支持原来的结论，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寻找其他的结论。其次，事实认定者在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时，直觉或者预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每个法官由于学识、经验、信仰等不同，也就是个性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会不同，因此，对干同一个案件事实，即使有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法律真实说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只有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赋予法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确定事实的机关，是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所以，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事实，其中具有一定的构成性。 3．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 （1）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英美法系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
毕业论文 一、国外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立法模式及借鉴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进步，刑事诉讼的目的不再是单纯地追求事实真实情况，而更多是基于对某种主导价值的考虑，从而对证据加以取舍。从世界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来看，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为强制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美国；一为裁量排除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典型国家如英国。以下将以采取这两种模式典型国家分别予以介绍。 （一）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1．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模式 美国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它对该规则的贯彻执行在世界各国也是最坚决、最彻底的。在美国，它通常以积极的态度肯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多实行强制排除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法律明确规定通过非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作为一般性原则应当予以排除，同时又以例外的形式对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加以严格限定，法官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基本上要依据法律的规定。 2．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价值理念 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对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将自动被排除或导致证据
不可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的范围涵盖四种法律实施官员进行的非法行为：（1）非法搜查和扣押；（2）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的供述法律专业毕业论文范文；（3）违反第五条或六条获得人身识别的证言；（4）“震撼良心”的警察取证方法。[2]这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种价值理念： 1.威慑警察的非法行为和保护人权 警察与当事人，前者是国家公务人员，享有国家赋予其专享的权力，这种权力相对当事人具有强制性，而当时人除了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没有其他对抗警察这种强制性的权力的方法。因此，当事人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利易受到侵犯。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警察或检察官用非法手段，特别是违反美国宪法的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就很好的平衡了因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所产生的矛盾。如果法院排除了非法所得的证据，警察就会因为他们的违法而受到惩罚，并使他们将来不敢在进行非法搜查。美国最高法院在沃尔夫案证实了“排除证据可能是威慑不合理搜查的有效方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坎尔金斯案“其目的是通过切断忽略宪法要求的诱因来防止以唯一可用的有效方式强制尊重宪法性保障”，而这些都无一例外的体现出该价值理念。[1] 同时，美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护人权的国家。它所设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取舍标准也体现了这一原则。比如保护公民隐私权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保护公民隐私权是从保护财产权益所派生出来的，它强调一切与公民隐私权相冲突的非法证据
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适用的五则典型判例要旨 2016年03月30日14:26新浪司法 阅读提示：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证明标准确定以后，一旦证据的证明力已达到这一标准，待证事实就算得到证明，法官就应当认定该事实，以该事实的存在作为裁判的依据。反之，法官就应当认为待证事实未被证明为真或者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一款规定，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此条规定正式确定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上的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与民事诉讼法不同，新刑诉法第53条明确规定，认定证据需要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我国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一证明标准显然要高于民事诉讼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但是证明标准具有模糊性的特征，精确界定证明标准是非常困难的。“无论对证明度的内容表达描述，任何表达其实都可以说只是一种形容或比喻。这是因为作为衡量认识程度或状态，证明度看不见摸不着，只是人们心中一种共通的理解或认识。”因此，证据是否达到了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需要综合法官所有证据，运用经验法则，比较相反证据，结合法官的价值判断，最终做出自己内心的确认。
1.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对方反驳负有举证证明责任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同样也应达到高度可能性的标准。 ——洪秀凤与昆明安钡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6年第1期) 最高法院认为：证明标准是负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证明其所主张法律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本案中，洪秀凤已经完成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法律关系的举证证明责任，安钡佳公司主张其与洪秀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规定，安钡佳公司之举证应当在证明力上足以使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安钡佳公司为反驳洪秀凤所主张事实所作举证，没有达到高度可能性之证明标准。 较之高度可能性这一一般证明标准而言，合理怀疑排除属于特殊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对排除合理怀疑原则适用的特殊类型民事案件范围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认定双方当事人一系列行为明显不符合房屋买卖的“交易习惯”，进而基于合理怀疑得出其间系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民事法律关系的认定结论，没有充分的事实及法律依据，也不符合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本院予以纠正。 2.刑事判决认定的赃款数额并非等同于作案造成损失的范围，不能简单依据刑事判决认定赃款的数额确定损失范围。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 ——孙卫与南通百川面粉有限公司不当得利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7期)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认为：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不同，不应以刑事案件的高标准取代民事证明标准。处理法律问题，应以现代法律思维和方式
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是用于证明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证据法事实。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适用严格证明，与犯罪构成事实的调查相独立，确立“先行当庭调查为原则，法庭调查结束前进行调查为例外”的调查程序。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明责任，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 一、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与犯罪构成事实的关系 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与证明对象和证明责任紧密相关。针对不同的证明对象，需要由不同的证明主体承担证明责任，并且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2012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承担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在此基础上，为合理界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方式和证明标准，关键在于确定“证据收集合法性的事实”这一证明对象的法律属性。 有观点认为，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不是犯罪构成事实，仅是证明特定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的事实，因此，对证据收集合法性事实的证明，不适用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标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将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割裂开来，值得商榷。认定案件事实，必须以证据为根据。这是证据裁判原则最基本的要求。证据与犯罪构成事实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无论是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还是审判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都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证据，犯罪事实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正是有鉴于此，实践中对犯罪构成事实存在的争议，通常体现于对特定证据的争议。 围绕证据存在的争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证据资格，二是证明力。在诉讼过程中，特定的证据要想成为定案的根据，需要经过两个环节的审查：第一个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即，能否被法庭采纳为诉讼证据。如果特定的证据材料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或者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就不具有证据资格，不能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第二个环节是审查认定特定的诉讼证据对犯罪构成事实的证明具有多大的证明价值，即，能否被法庭采信为定案的根据。如果特定的证据材料欠缺可靠性，无法查证属实，就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据此，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介 “比较法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并改进本国法”[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起源并发展于国外的证据规则，在对其进行分析以前，对相关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简要介绍，进而比较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起源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轫于美国。从法制史观察，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上是颇为近代之产物。虽然早在188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之判决中曾约略提及违反宪法规定为搜索所得证据之排除规则，然美国依然承继英国习惯法之见解，即，凡与系争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与重要性之证据，均认为有证据能力，纵使该证据之取得系出于不正之方法，或有违宪法之规范者，仍无碍其证据能力。[2]直至1914年，联邦最高法院在Weeks v. U.S一案中，将违反宪法第四修正案规定之搜索、扣押所取得之证据予以排除，扬弃了上述的英国传统证据法则，正式宣示采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然各州之间、州与联邦之间，此规则并未推行，很多州议员根据银盘原理，逃避此规则的使用。直至1961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对Mapp v.Ohio 一案的裁定中，才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适用于各州法院。而随着1966年，联邦最高法院对米兰达一案之判决，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完全确立。 综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及其他各级法院多年来有关证据排除之判决加以归纳分析，证据排除法则之适用，最主要乃在排除因违反宪法第四、第五、第六、第十四修正案及其相关规定所取得之证据。质言之，该法则概以适用于非法搜查、扣押(Search-and-Seizure Exclusions)、违法通讯监察(Exclusion of Evidence Obtained by Illegal Wiretapping or Eavesdropping)、非法取得自白(Exclusion of Confessions Obtained in Violation of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强制自证己罪(Self-incrimination and Related Protections)、违反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Exclusions)及侵害辩护权(Rights to Counsel as it Relates to the Exclusion of Evidence)等情形而取得之证据排除。[3] (二)两大法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比较 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法系，由于各自的法律文化土壤不同，正所谓“法治的成长必须扎根于相应的法律文化土壤”[4]，两者在对该规则的制定上存在很多区别。而两大法系这方面的代表，分别为德国与美国。下面以两国为例，观察两者的区别。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体例不同。英美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法律预先设立排除证据材料的一般规则，然后再列举若干例外;而大陆法上的证据排除，则是在承认证据资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从证据法规则的形式上看，尽管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是通过判例法逐步确立起来的，比较而言，大陆法系国家缺乏英美法上具有普遍意义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采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制度立法上表现出的成文化倾向令学者们相当惊奇。[5] 2、非法证据排除发生的阶段不同。美国事实审理与法律审理者的区分以及高度发达的审前准备程序，为避免非专业的陪审团成员接触到那些非法取得的证据，而形成不恰当的事实判断，就要在事实审理之前确定哪些证据不能进入庭审。因此，其证据排除是发生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 规定 为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等规定,结合司法实际,制定如下规定。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第二条采取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三条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损害本人及其近亲属合法权益等进行威胁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作出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四条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第五条采用刑讯逼供方法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供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受该刑讯逼供行为影响而作出的与该供述相同的重复性供述,应当一并排除,但下列情形除外: (一)侦查期间,根据控告、举报或者自己发现等,侦查机关确认或者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而更换侦查人员,其他侦查人员再次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自愿供述的; (二)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期间,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讯问时告知诉讼权利和认罪的法律后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供述的。
第六条采用暴力、威胁以及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第七条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二、侦查 第八条侦查机关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开展侦查,收集、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 第九条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后,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送看守所羁押。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后,讯问应当在看守所讯问室进行。因客观原因侦查机关在看守所讯问室以外的场所进行讯问的,应当作出合理解释。 第十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录像。 侦查人员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并在讯问笔录中写明。第十一条对讯问过程录音录像,应当不间断进行,保持完整性,不得选择性地录制,不得剪接、删改。 第十二条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制作讯问笔录。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对讯问笔录中有遗漏或者差错等情形,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第十三条看守所应当对提讯进行登记,写明提讯单位、人员、事由、起止时间以及犯罪嫌疑人姓名等情况。 看守所收押犯罪嫌疑人,应当进行身体检查。检查时,人民检察院驻看守所检察人员可以在场。检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有伤或者身体异常的,看守所应当拍照或者录像,分别由送押人员、犯罪嫌疑人说明原因,并在体检记录中写明,由送押人员、收押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个人单位工作证明标准模板 工作证明也称为在职证明，格式由所需证明单位的出据，出据证明的个人只需在证明中填入个人信息，并加盖单位公章即可。本文是整理分享给大家的个人单位工作证明标准模板，欢迎阅读. 工作证明 兹证明______同仁是我司员工，在______部门任______职务。 特此证明。 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势的担保文件。 盖章： 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 工作证明 备注：出具证明的机构必须严格执行教师资格认定的有关政策，凡出具虚假证明的要严肃追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 兹证明 ______是我公司在职人员，身份证号码__________________，已在我公司工作______年，现任职______部门______职务。 兹证明_________为我公司员工，任职__________部门，职务为___________，现工作年数为________年，年薪为人民币________元。特此证明。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 兹证明________是我公司员工，在________部门任________职务。至今为止，一年以来总收入约为__________元。特此证明。本证明仅用于证明我公司员工的工作及在我公司的工资收入，不作为我公司对该员工任何形势的担保文件。盖章：日期：______年___月___日收入证明兹证明我公司(XXXX公司)员工XXX在我司工作XX年，任职XX部门XX 经理(职位)，每月总收入XXXXX.00元，为税后(或税前)薪金。 XXXX公司 ... 兹证明________是我公司员工，在________部门任________职务。至今为止，一年以来总收入约为__________元。特此证明。
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法》一直未对证明标准作出一般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司法解释制定者认为该条文设定了“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①并得到不少学者的确认。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108条第1款进一步“明示’:‘对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经审查并结合相关事实，确信待证事实的存在具有高度可能性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为“响应”第108条第3款“法律对于待证事实所应达到的证明标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第109条紧随其后规定:“当事人对欺诈、胁迫、恶意串通事实的证明，以及对口头遗嘱或者赠与事实的证明，人民法院确信该待证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能够排除合理怀疑的，应当认定该事实存在。” (一)起点: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 高度盖然性标准的界定不仅事关对讨论“自说自话”的预防，也事关对本文逻辑论证的理解，是“头等大事”。随着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刑证明标准二元化”和“反思客观真实”的大讨论以及《民事证据规定》第73条第1款的出现，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以高度盖然性作为一般证明标准的基本共识。何谓高度盖然性，本文采用近年不少学者的定义方式:法官从证据中虽未形成事实必定如此的确信，但内心形成事实极有可能或非常可能如此的判断，③如果用心证百分比衡量，至少应为85 %。采取这种界定的理由有三:(1)该定义遵从大陆法系的自由心证传统，正面承认证明标准依赖于法官主观心证(这并不否认其
强制医疗程序若干问题研究 以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诉讼程序比较法为视角刑事诉讼中的强制医疗程序特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维护社会的稳定。据此外国刑事诉讼创建了较为完善的体系。我国移植国外良好的法律制度，并结合了本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和司法实践，立法者在新《刑事诉讼法》专门增设了强制医疗程序，并对其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救济程序、解除程序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具体的规定。但是，仍有一些法律规定不甚明确的问题，这些问题有赖于不断地探索和实践并且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解决，使其日趋完善，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以利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正确实施。而本文简要叙述刑事诉讼中有关强制医疗程序的有关问题。 一、强制医疗的概述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之前，我国立法上并没有关于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明确规定，而对其进行理解也主要是通过刑法层面。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刑法》仅仅从原则规定了对于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处
理方式，而并未明确确立强制医疗制度及其程序，特别是作为刑事法律实施保障的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医疗制度的长期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极大的困窘。新《刑事诉讼法》新增6个条文规定了强制医疗的适用范围、决定主体、启动程序、审理程序、解除与救济机制。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与其之后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构建了我国强制医疗的制度，明确了强制医疗的概念。（一）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概念和性质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之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了刑事诉讼强制医疗程序的内涵，其特指国家司法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对鉴定为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治疗的措施，其目的在于消除精神病患者的人身危险，发挥其防卫社会、抚慰弱者和保障人权的功能。因此我国的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对于精神病人的措施，具有保护性、强制性、治疗性的特点。 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典中与我国强制医疗性质类似的制度系保安处分。由于我国刑法对强制医疗的性质缺乏具体明确的界定，导致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对强制医疗的性质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是保安处分，“强制医疗是我国现行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刑法上的保安处分，也是世界各国保安处分适用范围较广的一种保安处分。”也有人认为是行政强制措施，还有人认为是刑事强制措施。认识的不
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 一证明标准具有阶段性，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二关联性高，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人民法院和诉讼参与人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三符合客观事实。 在民事诉讼中，如果一个依据想要被法官认定为事实，成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就需要有一定的证明力，达到法律既定的标准。那么，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特征是什么？相信这是大家想要了解的问题。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小编整理了相关的内容。 一、证明标准的概念 证明标准是指司法工作人员查明案件事实、当事人证明案件事实需要达到的程度。对司法工作人员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而认定的，属于违法;对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来说，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没有达到证明标准的，应当承担败诉的责任。诉讼中，如果待证事实没有达到证明标准时，该待证事
实就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已达到证明标准时，法院就应当以该事实为裁判的依据。 二、证明标准的特征 1、证明标准是主观的 这是因为任何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并为人所用，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必须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例如，堕胎在一些国家是犯罪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是一项可以自由行使的权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就是因为人们的价值观不同从而导致了评价同一事物或行为标准上的差异。同时标准的适用也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因为标准本身不能去主动评价客体，评价只能是人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离开了主体标准就无法与被评价物发生联系。 2、标准应当是确定的 标准的确定性意味着他不是朝令夕改、变化无常的，我们可以认识它、把握它，这也是使用标准去衡量事物的前提。人们之所以需要标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有了它，我们就可以用同一尺度去评价事物。 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证明标准的确定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证明标准作为法律对人们行为以诉讼方式进行评价的尺度，决定了哪些行为或法律关系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也保证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中国模式（上）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刑事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规范的不是证据的证明力问题，而是证据能力问题；该规则也不对一般意义上的证据适用问题加以限制，而主要涉及公诉方证据的法庭准入资格问题。具体而言，对于侦查人员以违反法律程序的方式收集的证据，检察官一旦将其提交给法庭，法庭即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使其不得为法官、陪审员所接触，更不得转化为定罪的根据。可以说，将侦查人员通过违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视为“非法证据”，并使其失去作为定罪根据的资格，这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它区别于其他 “证据排除规则”的关键之所在。[1] 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在一份司法解释中规定了排除非法证据的原则。根据这一司法解释，对于侦查人员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所获取的言词证据，法院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十余年来的司法实践表明，这一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 [2]2010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对排除非法证据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主要涉及在死刑案件中审判判断证据的规则，但也包含着不少排除非法证据的内容。这两部具有司法解释效力的法律文件的颁行，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框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通常说来，一项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包含着“实体构成性规则”与“程序实施性规则”两大部分。前者规定非法证据的种类和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后果、法官在排除非法证据中的裁量权、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例外等规则，后者则对排除非法证据的启动方式、立案标准、司法裁判方式、证明责任的分配以及相关救济机制等问题确立可操作的程序机制。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通常较为重视实体构成性规则，对于非法证据的范围、排除后果、是否可以补正、派生证据是否排除等实体性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于程序的启动、法院对诉讼申请的受理、裁判方式等程序问题则不予重视，结果，法律和司法解释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往往不具有可操作性。 在上述两个证据规定制定过程中，改革者不仅重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实体性部分，而且对带有程序保障性的实施性规则做出了系统的规定。在实体构成性规则方面，两部证据规定针对不同的非法证据确立了“强制性排除”与“自由裁量的排除”两种规则，并对那些违法情节不严重的“程序瑕疵”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但对于那些从非法证据中派生出来的证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毒树之果”，两个证据规定都没有确立排除性的法律后果。 在程序实施性规则方面，上述两项司法解释确立了职权启动与诉权启动相结合的启动方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可依据职权将非法言词证据予以排除，而在审判阶段，辩护方的诉讼申请是法院启动排除非法证据的裁判程序的前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确立了“程序审查优先”的原则，也就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一旦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法庭即应中止对被告人刑事责任问题的实体审理，而优先审查侦查程序的合法性问题。在被告方提供有关非法取证的证据或线索后，法庭经过初步审查，对于侦查人员取证的合法性有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