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一）中国文化的创始与奠基，是从远古至先秦这一漫长时期的文化经历开始的。
距今约1万年左右，人类开始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此前为旧石器时代。原始农业的出现、陶器的制造、磨光石器的广泛使用以及村落出现、氏族制度的形成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标志。新石器时代延续时间长达五六千年，新石器文化遍布中国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和东南、西南及华北、东北各地。早期为仰韶文化以前时期（公元前8000--前5000年），中期为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年--3000年），晚期为龙山文化时期（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农业、制陶、石器的磨制与钻孔，是新石器时代三大文明成就，陶器的烧制还带出了另一项重大意义的手工业--青铜器制造。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文化的发生绝不限于“三皇五帝”“一脉”相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两大流域之外的广大周边地区，都有古老文化遗址发现，而且相互间存在有明显的影响和交融。“三皇五帝”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三皇”人物极不确定，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文化的发明者，如神农氏发明农业，巢氏发明居室等，“五帝”的谱系是黄帝、颛顼、高辛、尧、舜。黄帝与蚩尤曾发生过重大战争，黄帝获得胜利，便“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可见宗教活动的重要。到帝颛顼则进行更深刻的宗教革命，他“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天神与地祗分开，祭祀行为专业化。尧舜时代著名的故事是“尧舜禅让”，另有一件重要的事便是“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内容是派人到四方测量一年四季的至点，将一年确定为366日，并“以闰月正四时”，以便“敬授民时”。从黄帝时代的“封禅”“鬼神”，到帝颛顼的“绝地天通”，再到尧舜时代的“敬顺昊天”，线索清晰地展示着宗教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与此相伴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收族”（多种族群向黄帝族聚拢）。它所以能将众多人群辐辏在一起，是因为这里的宗教涵盖着先进的文化，因此五帝时代的历史线索，是文化带动中华民族的最初凝聚。
夏、商、西周：族群代兴历史的结束与统一文明起程的开始。从夏代起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夏是我国的第一个王朝，时间约从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历时近500年。夏王朝的活动区域集中在豫西和晋南，后不断向东扩张，一时曾达东海之滨。夏朝
不是真正统一的王朝，由于它的“父传子、家天下”，反而将五帝以来由宗教文化亲和力所促进的人群辐辏的历史暂时中断了。夏朝开始了族群相处的一种新的关系，那便是战争征服，对敌人采取“剿绝其命”的政策。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赤裸裸的战争关系，始于夏，盛于商，终止于西周。夏文化是尚忠文化，从鲧、禹治水的故事，能有所推测。鲧因治水不当被治罪，而禹仍然恪尽职命，劳形天下，这就是忠。
商朝始建于公元前17世纪初至公元前11世纪，共历17世31王。以盘庚迁殷为界，商朝分为前后两期。夏朝始的武力征服做法，在商代强大时期发展至极，出现甲骨文的方国当时近80个，多数与商朝有战争关系。西北一带的鬼方、土方、氐方、羌方等，是商的宿怨和劲敌。“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正是商朝鼎盛时期的事。甲骨文和青铜器，都与殷商宗教生活有关，“殷人尊神，率民以事鬼，先鬼而后礼”。甲骨文显示，殷人生活几乎无事不卜。因此商朝文化有着浓郁的宗教特征。
西周是统一文化历程的开始，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及其主要同盟，联合八百“不期而会”的诸侯，在短时间内就来灭掉残暴的商纣政权。西周建立后，把大批同姓贵族和异姓亲信赐封到各地建立诸侯国家，史称封建，所形成的社会制度，就是分封制。分封制的实施，是让一个广大地域上众多的人群，敉平各自的族姓界限，走向融合。同时这种制度还激发了每个分封出去的国家的创造力，到春秋战国时期，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重新汇聚，相互吸引，激荡出灿烂的“百家文化”。周人极重农业，他们不是把农耕当作简单的生产行为，而是赋予它某种“政道”含义，周人的祖先如太王和文王都是亲自劳动的，因此周人要继承传统，以防止贵族腐化，同时农事活动关乎民人的和睦与道德的俭朴。于是农事就不单是一种生业，它还有了某种光环，变得很神圣，而以抑制商业、手工业为内容的“重农主义”便能在西周的农耕政道中，找到根芽。
春秋战国：文化观念的原创时代。公元前771年，西周的最后一代王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结束。第二年周平王率众迁都雒邑，开始了历时500余年的东周时代。以公元前476年为界，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前后两期，战国结束于秦朝统一。
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势，一是诸侯国之间的混战和兼并，又引发了各国在君主主持下的变
法，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大思考、大争论，构成“百家争鸣”；另一方面是民力的大发展，各国间的强权竞争，刺激了本国经济，推动了生产力的进步，为民间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工矿业的发展提供了空隙、机会和条件。也是“百家争鸣”的重要部分。百家争鸣中的思想流派，的所谓的“九流十家”，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刑名家等派别。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儒学的文化背景是鲁国的礼乐文明，思想核心是“仁”。孔子“仁”的观点，由孟子发展为“仁政”。从“修身”开始，到“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人生哲学，是伦理也是宗教，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莫大的影响。
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是老子、庄子。老子“清虚自守，卑弱自持”；在政治上则崇尚“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哲学的宗旨重在个体精神解放，主要表现为“逍遥”，即无矛盾地生存于世界之中，积极的影响还在于对艺术精神的培养。
法家的兴起与春秋战国之际政权交替有关，在各国，西周以来的老贵族被一批新贵取代，建立起了新的政权，势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有所改制，法家思想应运而生，早期法家人物的代表是刘齐国的管仲，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等，他们试图对宗法社会的旧结构及礼法习惯有所革除，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后期法家的集大成人物是韩非子，他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结合在一起，发展了一套专门为君主权力斗争服务的法术之学，后期法家使“下约民”的一面畸形发展，主张对民从严刑峻法。法家理论对后代中国政治影响极大，负面作用极深。
墨家学派产生于春秋时期，创始是人墨翟，墨家的思想核心是“兼爱”、“尚贤”、“尚同”、“节用”、“非乐”等。保护民利是墨子思想的主要倾向，标志着私营劳动阶层已经开始有了思想的代言人。他向上层社会申明自己的利益，捍卫自己的财产，导致这个学派问世不久即遭灭绝。
阴阳家以战国时期的邹衍为代表。邹衍用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五德终始”说，解释朝代的变更，对当时的诸侯有相当在的震骇作用。这种理论对后世中国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均有很深的影响，民间的各种禁忌迷信，也是阴阳五行思维方式下的产物。
名家又称刑名家，创始人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战国时期的代表人物有公孙龙、惠施。邓析当年专门帮人诉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用辩术取胜，到公孙龙、惠施则有“离坚白”、“合同异”之争，涉及事物的概念与实际（即“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有很强的思想色彩。这一学派也随着战国的结束而消失，随着西方哲学的输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它的价值。
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高峰，所创立的各种观念对后世文化有深刻的影响。百家争鸣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二）
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束了族群代兴的历史，而是向统一文明进程方向发展，到了秦汉时期，中国文化在统一王朝政治下开始了一些演变。
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成长期，也是中国王朝政治第一次强盛期限。这个时期共经历秦（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公元25-220年）四个朝代，历时400多年，统一帝制王朝的历史实践，使中国文化发生了许多重大的新变，先秦文化部分被吸收、改造，部分也被中断。秦汉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总结、告别着过去时，也在开始着未来。
秦汉帝国与以前王朝的不同气魄主要表现在对疆土的开辟，和对匈奴旷世持久的边际战争。秦朝将东方六国吞并后，又将东南、华南古老的“百越”和西南地区的“西南夷”进军，在那里建立政权，并引进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技术和文化，为南方的开发作了重要贡献。
到了西汉时期，中原同东南、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但于主动经略南方不同的是，秦汉政府针对北方采取的是守势。在北方，洲游牧民族匈奴业已强大，并且趁中原内乱，进军河南之地（今内蒙伊克昭蒙），秦军北击匈奴，扫清了阴山以南的匈奴势力，并调集大量人力、物力修建长城，先秦时期秦、赵、燕三国都修建过长城，秦朝主要是将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这对秦朝的人力和财力也构成了伤害，有感于此，到了西汉王朝时，便对
匈奴采取忍让的“和亲”政策，一直到武帝时期，和匈奴发动了数十年的战争。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族，汉政府不断打击并匈奴，不久，强大的匈奴族或远迁或与其他民族融合。
打击匈奴引发了西域通道的打通，汉武帝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此后汉与西域使臣来往不断。著名的“丝绸之路”不仅交流着物质，也沟通着中外文化。中国文化经西域传到中亚及至欧洲，异域文化如音乐、舞蹈等大量传来，而佛教的东传，是打通西域最明显的结果之一。
秦汉帝国经略四方，是受了西周以来“四海一家”的“大一统”观念的启发，也正是这样的经略，中原王朝以暴力为手段，打破了边地的沉寂。在进行民族大融合的进程中，强大的王朝也在一断的扩张中走向衰落，从而引起内政的变化和内在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秦汉王朝为了维持边界的安定，对异族采取打击的安抚两种手段，前者制造着矛盾，后者锻炼了他们的复仇能力，两者都为中原文化和灾难埋下了祸根，也为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文明同化打下伏笔。
从秦朝建立到汉武帝初期百余年里，王朝政治经历了郡县制与分封制的反复。秦朝实施郡县制这一新政，遭到守旧读书人的反对，因此他们也遭到坑杀，但分封的观念依旧的市场，由于诸侯国只会片面发展自己而不顾朝廷，这样各势力很难找到共存的平衡点，相互制约便只有战争。在汉武帝时以吴国为首的“七国之乱”的爆发和平定，标志着分封制的彻底过时。经过汉武帝切实的削弱政策的实施，郡县制作为王朝的政治制度，最终得到确立。
秦朝为中央集权奠定了规模。最高权力者称皇帝，表示他的地位与上天同尊。皇帝之下是“三公”，即丞相、太尉和御吏大夫。在地方，秦与西汉是郡、县两级制，到东汉增加了一级监察州县政务的刺史。县以下的基层组织是乡、亭、里，里是最小的单位。中国古代逐渐变成一个“大政治、小社会”的家国。
在选官方面，两汉最重要的方式有察举、征辟、考试等方法。察举是由下向上推荐人才的一种制度，通过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三方面进行考核；用人权是中央地方并行，这就是征辟，公府的征辟仕途通达，是士人主要入仕路径，地方州郡一级的官员也有自辟僚属的权力，但所辟僚属不为朝廷任命，易结成官员与僚属的私恩关系。东汉末期的地方割据局
面，与此有很大关系；汉代的考试是与察举相伴而行的，察举出来的人是否任用，还要通过考试，有皇帝策试、公府考试、博士弟子课试等。
重农主义仍是秦汉时期的基本国策，秦末的大起义和楚汉战争，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度破坏，为了恢复国力，便对小农进行大发展。汉文武多次下诏提倡农耕，并有十余年免除农民的地租，大大增加了国库的储备，以至有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之说。“文景之治”便是小农发展的黄金时期。
由于重小农发展，便造成对商人的打击，国家一有徭役、征戍，商贾往往与刑陡一起被征调。在汉武帝时，武帝整治商贾先是行“筭缗”法，强迫他们自报家产，按财产多少抽取金额；继而实施“告缗”法，鼓励告发之风；同时又实行盐铁国营专卖的政策。秦汉厉行的重本抑末政策，由于社会需要工商业，于是工商业只能畸形发展，商人也只有自寻保护，如靠腐蚀官员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由于西汉国力的强盛，一些制度和礼仪需要建置，儒学最符合当时的要求。公元134年，汉武帝宣布罢黜黄老百家之言，独尊儒学。这一统治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年。尊儒术、兴太平首先产生的结果是在文学方面。乐府这一政府机构，在秦代便有，但用这一机构采集民歌，却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表现。乐府采了诗来唱，必须有一批能歌善舞的人。这样便增加了享乐的成分。经过汉末至建安时代的悲歌慷慨，诗歌创作成了文人们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之一。两代儒学独尊的另外一个重要结果是士族阶层的养成，这个阶层是天下的人望，影响力很大，他们风流自赏，特另注重自己的身份和门弟。在这个阶层身上，有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艺术，有中国的政治，还对时代风尚施以重要影响，许多文化现象都与这个阶层的关。魏晋以后的门阀制度也从这里开始。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三）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是在曲折中进行演变的。
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共393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此期的文化大势有三个方面：一是北方民族大举内侵引起中原人群大规模南移，进行民族大融合；二是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新的经济区出现，开发之功在当代也在后世；三是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因素，三教鼎立与玄学共同构成此
期显著的文化景象。
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向尽头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替，有一个继统的“统绪”问题。刘邦开了平头百姓“打天下”的统绪，也为王朝嬗代了“打天下，坐天下”的规矩。八王之乱争夺皇位，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便是在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造成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走马灯似的政权交替。
八王之乱时，混战中诸王招引匈奴乌桓、鲜卑贵族助战，大河南北从此成为匈奴鲜卑人的世界。晋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的最大结果是北方边民大举内侵和汉人的大规模南迁。内侵的民族一般有“五胡”之说，即多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初期进入内地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互相争伐，先后替代，共有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出现了严
重倒退的现象。
东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势力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高傲的世家大族依据他们是书香门弟的心理，懒于过问政务，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中去。他们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便在
中国人心中树立起羡慕读书的心理。
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现象是玄学。玄学之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清谈”，清谈是士流交际中的风雅。沿玄学玄理，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王羲之及一大群世家子弟在兰亭的诗酒唱合，有为世人树立典范的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士子风流相激的行为，影响很大。连隐居田园的陶渊明都有过同样的游观赋诗活动。清谈、赋诗、书法、佛理，是士子几件“家常”的摆设，没有它们便算不了士子，所以能诗善书的人从东晋以后特
别多。
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经历着社会经济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两晋时，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限于长江流域沿岸，从荆州南下至广州，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湖南、江西、广州、四川等地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经济水平最高的是长江下游地区。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面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南朝政府已把商税列为国家财政来源之一。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由于战乱、灾荒少，还为生产技术及一切人伦日用的物质文明提高提
供条件。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交替时期传入中国。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土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播者为西域胡僧。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个信众，从三国开始，中国便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魏晋之际，佛教更是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广泛流传。到那时，教义以大乘经论为主。魏晋南北朝佛家教义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中国大规模流传时，必然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伦理产生矛盾和冲突。许多争论虽剧烈激荡，但并没有影响佛教在中国的大量传播。魏晋以来的中国文人画，大体有两大渊源：一个是玄学影响下的山水，另一个则是佛教绘像影响下的人物画，而佛教哲学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则是深入而持久的。佛教的传入深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脉络（四）
中国文化发展到隋唐两宋时期时，中国文化进入了鼎盛时代。
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建了统一的帝制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综合汉魏官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于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地地方衽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县下设有乡里组织。
另一项事关文化发展的新制，是科举制的确立。科举制分制科和常科两项，制科由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该制度始于隋而大兴于唐，由于这项制度的公平性，所有读书人都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因
此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
对待少数民族，在唐代时采用的是开放的民族政策。无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从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边地民族的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由于这一宽松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和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朝皇帝被推举为众多民族的“大可汗”，各部落族长还得到唐王的策封。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使得这种文化产生了持久
的影响。
唐代还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唐人对宗教抱的一是南朝时代的“偏于理”，而是北朝的“偏于教”。这种宗教信仰地唐代达到了极盛的局面。佛家和高僧们受着中国宗法的启发，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建立了各种宗派。诸多宗派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
宗独占天下的局面。
北朝贵族对南朝文化的羡慕心态，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强劲的势头沿袭着，诗歌、文章在唐代的大兴，亦是北朝的心态在起作用。连国家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试都加上考试诗赋内容，南朝文人留下的诗文传统，被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代读书人的大事，并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诗文、绘画、佛理等一切南朝士子的擅长之物，无一不被唐朝接续并赋予
自己时代的精神。
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一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由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以变法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在北宋便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就王朝政治问题产生分歧。而唐代的边疆民族问题带来的历史后果，也让北宋立国艰难，宋代不得不总结唐朝的经验和吸取教训，唐代的科举制
度和对民族政策等让宋朝进一步改进，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唐代的开放和浪漫，在北宋时则显得内在而含蓄。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三）
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是在曲折中进行演变的。
从东汉献帝建安元年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共393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的时代。此期的文化大势有三个方面：一是北方民族大举内侵引起中原人群大规模南移，进行民族大融合；二是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新的经济区出现，开发之功在当代也在后世；三是佛教的广泛传播，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精神因素，三教鼎立与玄学共同构成此
期显著的文化景象。
统一西晋王朝的旋生旋灭，是大一统帝制文化阶段性走向尽头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兴替，有一个继统的“统绪”问题。刘邦开了平头百姓“打天下”的统绪，也为王朝嬗代了“打天下，坐天下”的规矩。八王之乱争夺皇位，弄到家族内部骨肉相残的地步，便是在政权的“继统”一事上失去了道德的表现，造成以后南北朝时期南朝走马灯似的政权交替。
八王之乱时，混战中诸王招引匈奴乌桓、鲜卑贵族助战，大河南北从此成为匈奴鲜卑人的世界。晋永嘉二年（308年），匈奴贵族刘渊在山西平阳称帝，国号汉。永嘉五年（311年），刘渊的军队攻陷洛阳，俘虏晋朝皇帝，史称“永嘉之乱”。永嘉之乱的最大结果是北方边民大举内侵和汉人的大规模南迁。内侵的民族一般有“五胡”之说，即多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初期进入内地的民族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并互相争伐，先后替代，共有十六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社会文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出现了严
重倒退的现象。
东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势力大发展的时期，高门大族完全掌握了政权。高傲的世家大族依据他们是书香门弟的心理，懒于过问政务，而是把大量精力投入到文人的雅事中去。他们把政务实权避让出去的同时，更牢固、更出色地把文化大权操纵在自己手中，这种权力，便在
中国人心中树立起羡慕读书的心理。
魏晋最重要的学术现象是玄学。玄学之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清谈”，清谈是士流交际中的风雅。沿玄学玄理，在文化方面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山水诗、山水画的兴起。王羲之及一大群世家子弟在兰亭的诗酒唱合，有为世人树立典范的意义，但在当时却是士子风流相激的行为，影响很大。连隐居田园的陶渊明都有过同样的游观赋诗活动。清谈、赋诗、书法、佛理，是士子几件“家常”的摆设，没有它们便算不了士子，所以能诗善书的人从东晋以后特
别多。
永嘉之乱后上百万的北方农民迁移江南，为江南的开发带来了生力军。北方经历着社会经济倒退时，南方却获得了大开发的机会。两晋时，汉族和汉文化在南方的发展，还只限于长江流域沿岸，从荆州南下至广州，东晋时北方人大量南移，再经过宋、齐、梁、陈四代，
南方的开发逐渐扩展，湖南、江西、广州、四川等地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发。经济水平最高的是长江下游地区。随着农业经济的开发，商业经济也得到较大发展。南朝的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及军事重镇荆州都是当时的重要城市。四通八达的长江水运面为南朝经济交流的纽带，南朝政府已把商税列为国家财政来源之一。南方的开发，为后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固的经济后方，由于战乱、灾荒少，还为生产技术及一切人伦日用的物质文明提高提
供条件。
佛教产生于印度，约在两汉交替时期传入中国。较早时期，中国人把佛教作为一种可以延年益寿的方术，与黄帝、老子及其他本土神灵一起崇奉。最早传入的教义是小乘教派的《四十二章经》，而早期的传播者为西域胡僧。到三国时，据载在今徐州一带就有成千上万个信众，从三国开始，中国便有了正式的出家人，以后人数迅速增多。魏晋之际，佛教更是在玄风大畅的背景下，在社会上层广泛流传。到那时，教义以大乘经论为主。魏晋南北朝佛家教义分为两大阶段：前期以般若学为主，后期以涅槃学为主。
佛教在中国大规模流传时，必然与中国固有的社会秩序、文化伦理产生矛盾和冲突。许多争论虽剧烈激荡，但并没有影响佛教在中国的大量传播。魏晋以来的中国文人画，大体有两大渊源：一个是玄学影响下的山水，另一个则是佛教绘像影响下的人物画，而佛教哲学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则是深入而持久的。佛教的传入深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
中国文化历史发展脉络（四）
中国文化发展到隋唐两宋时期时，中国文化进入了鼎盛时代。
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的南北分裂，重建了统一的帝制国家，在政治制度方面，综合汉魏官制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书，是决策机构；门下省职掌封驳，为审议机构；尚书省负责政策执行，属于行政机构。尚书省下设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各部长官称尚书。地地方衽州、县两级制，州设刺史，县设县令。县下设有乡里组织。
另一项事关文化发展的新制，是科举制的确立。科举制分制科和常科两项，制科由皇帝临时安排，以待非常之才；常科基本每年一次，科目主要有进士、明经等六科。该制度始于隋而大兴于唐，由于这项制度的公平性，所有读书人都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阶层，因
此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晚清。
对待少数民族，在唐代时采用的是开放的民族政策。无论是对边地民族还是对异国之人，唐朝基本能以开放、包容的精神一视同仁。唐对异族心态的开放，可以从文成公主出嫁西藏一事看出。心态的开放决定着唐王朝在处理边地民族的关系上，采取宽松的方式。由于这一宽松的民族政策，导致了一种波澜壮阔的历史文化景观：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以强大的唐朝为中心的部落民族大联合，和学习唐文化的运动。唐朝皇帝被推举为众多民族的“大可汗”，各部落族长还得到唐王的策封。他们相互学习，相互吸收，使得这种文化产生了持久
的影响。
唐代还是一个宗教文化的时代，唐人对宗教抱的一是南朝时代的“偏于理”，而是北
朝的“偏于教”。这种宗教信仰地唐代达到了极盛的局面。佛家和高僧们受着中国宗法的启发，通过对佛教经典的诠释，建立了各种宗派。诸多宗派各呈异彩，分流并进，最终形成禅
宗独占天下的局面。
北朝贵族对南朝文化的羡慕心态，在唐代初期仍然以强劲的势头沿袭着，诗歌、文章在唐代的大兴，亦是北朝的心态在起作用。连国家选拔政治人才的科举考试都加上考试诗赋内容，南朝文人留下的诗文传统，被重新振作起来，成为一代读书人的大事，并繁荣成一个伟大的诗文时代。诗文、绘画、佛理等一切南朝士子的擅长之物，无一不被唐朝接续并赋予
自己时代的精神。
安史之乱引起唐王朝的衰落，这个巨大的变局激起了一种华夏种族意识的觉醒运动。由科举而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以变法为中心的改革运动。在北宋便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和以司马光等为首的“旧党”就王朝政治问题产生分歧。而唐代的边疆民族问题带来的历史后果，也让北宋立国艰难，宋代不得不总结唐朝的经验和吸取教训，唐代的科举制度和对民族政策等让宋朝进一步改进，这又引发了改革的浪潮并激起士阶层剧烈的党派之争。唐代的开放和浪漫，在北宋时则显得内在而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