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逍遥游》解读庄子关于人生的三重境界热20已有928 次阅读2010-06-09 09:25
内容提要：人应有怎样的追求，人生至高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庄子的《逍遥游》给我们阐释了人生的三重境界。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超越自我，追求卓越——这是人生的第一重境界。“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这是人生的第二重境界。“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人生的第三重境界，这也是庄子描绘的人生最高境界。
境界，从其基本的意义上来看，就是指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从人生的角度来诠释，就是指人的理智所面对的那个客观世界里，超越现实人生、追求人格自由所达到的层次，或者说人的主观理智超越客观存在的能力。
超越现实人生，追求人格自由，在庄子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人应有怎样的追求，人生至高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庄子的《逍遥游》给我们阐释了人生的三重境界。
《逍遥游》是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庄子的代表之作。庄子的文章，想象奇幻，构思巧妙，善用寓言和比喻，文笔汪洋恣肆，具有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鲁迅先生说：“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逍遥游》的文风最能体现庄子的这种风格。当然，文以载道，《逍遥游》最精华的还在于文章的哲理性。全文的主旨是论证绝对自由。庄子认为，一个人应当突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使精神活动达到优游自在，无牵挂、无阻碍的境地。全篇以奇特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用寓言和比喻的方法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要使人的精神活动入乎优游自在、无拘无束的境地，必须顺其自然，超脱现实，明“无用之用”，臻于“无己”、“无功”、“无名”之境，将自己与万物混为一体，而切不可为外物所役，为功名利禄、权势尊位所束缚。
庄子在《逍遥游》中是这样来阐述他的逍遥境界的。“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文章开头作者大笔挥洒，以描写神奇莫测的巨鲲大鹏开端，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雄奇壮丽的画卷：在那无风洪波百丈，溟溟无端崖的海中，有一条“不知其几千里”长的巨鲲，它竟又变化为一只大鹏，当它腾空而飞之时，断绝云气，背负青天，垂阴布影，若天边弥漫之云。这只鸟并不甘心在荒凉的北冥蛰居，它向往“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自由翱翔，它向往南冥的生活，于是，它振翅奋飞，击水三千，然后盘旋而上，高飞九万，飞至半年，到达天池，才满志而息。在文中，他先是以大鹏形体之大、飞翔之高、凭借风力之厚和蜩与学鸠形体之小、飞行之低、凭借风力之薄作对比，描绘了不畏艰难险阻、执著于自己的追求、展翅翱翔的大鹏形象，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安于现状、不知进取、没有追求的蜩与学鸠。“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九万里而南为？?”对于学鸠的嘲讽，庄子斥责曰：“之二虫又何知！”。接着，庄子转而从生命的长度上来论述见识的差异。他展开想象，虚构出了以“五百岁为春，以五百岁为秋”的冥灵甚至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大椿，并提出了“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观点，并由此得出结论：此小大之辩也。他善于运用这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来阐释自己的哲学，毫不吝惜，却又真诚无比。读庄子的文章不能在这些事情上较真。庄子真正要解决的不是鸟的问题，也不是树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这些东西只是铺垫和过渡罢了，真实与否并不重要。当铺垫得足够时，他就把自己神游的思想收拢到了现实中。在《庄子》中，在《逍遥游》中，庄子行走在现实大地上的时间不多。但这不
多的现实正是庄子哲学的点睛之处。这则寓言，从庄子对鲲鹏生活态度的肯定和对蜩与学鸠生活态度的否定，可见庄子积极的人生态度。
在此，需要辩明一个长期以来的传统观点。郭象与成玄英是研究庄子的大家，他们研究的角度和观点虽颇多不同，但在解释《逍遥游》中的鲲鹏与蜩、学鸠的对比上，二人的理解大致相同，都主张物各异其性，性各异其情，不应按照一个统一的要求来衡量是否逍遥自由。大鹏抟风九万，小鸟决起榆枋，虽然远近相差很大，在适性方面来说是一样的，各自都能尽己之能，取得自由。故而，“虽复升沉性殊，逍遥一也。亦犹死生聚散，所遇斯适，千变万化，未始非吾。”应当说，这样的解释是违背了庄子《逍遥游》本旨的。后人多承袭两人的观点，是没有理解透庄子的思想在达观中蕴涵着进取。毛泽东念奴娇词中的“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往下看”中的豪情满怀，就是汲取了庄文中的乐观进取精神。
庄子不仅是一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高举着理想主义大旗，引导人们在人生的道路上积极拼搏、努力探索、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同时他还告诫我们要重视积累，为实现人生的跨越打下基础。他说：“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庄子以风为喻，强调了积累对成功的重要性。
进一步延伸来讲，作为现代社会中的一分子，如何去看清自我，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呢？关键是从自身的条件、所处的环境、积蓄的能量来认识。也就是《逍遥游》中所讲的明乎“小大之辩”。人不论能力大小，只要善于积累，立志高远，那么即使如蜩、学鸠般决起榆枋，如芥为之舟般游于坳堂，也是以积极态度的态度入世。“天生我才必有用，直挂云帆济沧海”。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终有展翅高飞的时候。
鲲鹏与蜩、学鸠的寓言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有的人安于现状，不愿为理想付出艰苦的努力；有的人却把自己的生命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彩虹。“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司马光）“生命如流水，只有在他的激流与奔向前去的时候，才美丽，才有意义。”（张闻天）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人生不能没有追求，没有追求的人生是可悲的。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超越自我，追求卓越——这就是人生的第一重境界。如果人生能像大鹏一样遨游于九万里的高空、傲视万物，超越自我，追求卓越是不是就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呢？是不是就应该自我满足了呢？作为洞悉万物、洞察内心的庄子给我们提供了人生正确的答案，提出了人生应当有更高的追求。对于那些才智足以胜任一个官职，品行合乎一乡人心愿，道德能使国君感到满意，能力足以取信一国之人的人，他们看待自己的成就有些沾沾自喜，而宋荣子却讥笑他们。显然，宋荣子的人生境界要高出他们，他能做到“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宋荣子能不被荣誉所累，不被世人的诋詈所毁，坚持真理，在人生的道路上继续探索，这实是难能可贵的。庄子以宋荣子为例，阐释了人生的第二重境界：战胜自我，继续追求。
联系现实，庄子指出：一个人即使是能力胜任一个职位，德行堪为一方楷模，品质优异使国君信任，智慧足够治理一个国家，这些人也不应该洋洋得意。他们的见识和蜩与学鸠差不多：不过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实现了逍遥罢了。这些人跳不出三种情况：要么是为贪欲私心所累，要么是为功业之心所累，要么是为名誉声望所累。所以，超脱了名利之心的宋荣子要笑话他们。
任何理想人格的构想，都离不开社会、时代的土壤，都要以一定的现实为基础。庄子所构想、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庄子对其所生活现实的回应、超越。庄子生活于战国，这是一个社会转型、急剧动荡的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转型时期，伴随着剧烈的阵痛。其表现为战乱频仍，群雄割据，社会动荡不安。根据史载统计，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的战争达480多次，弑君36起，灭国52个。面对社会动荡不
安，人民生灵涂炭，敏感的知识分子能无动于衷吗？在庄子看来，“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
庄子认为，追求名义、仁义、道德，这不但不能使社会达到太平，反而是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庄子假孔子之口说：“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人间世》）名誉、仁义不仅是祸乱的根源，而且还会造成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天运》）庄子对理想人生的蓝图是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人只有在反璞归真的自然生活中才会得到幸福。庄子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自有上下等级分别以来，群己关系本已极不自然，一般统治者往往以圣贤自居，或自认为天命在身，因而日事忧劳，以利众人，他们的本心固然是好，但所提倡的仁义，礼乐和赏罚等分级，使社会纷扰不已，对此，庄子主张统治者的任务是要本乎群众的常性，维持一个素朴社会的存在，这才是君民正常相处的群己之道。在这素朴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一切相对价值观念，如尊卑、贵贱、高下、大小、美丑、善恶、得失、是非……所引生的惶恐和争斗。耳目的错觉和欲望的纷驰都会被净化，因之，一切人为加诸于人类身心的羁绊也都解除，人生便能获得自在逍遥的境界了。
庄子对人生的探索不止于此，他指出宋荣子他还是未能达到最高的境界。为什么呢？作者以列御寇御风而行却犹有所待为例，说明他们未能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跨越。那么，人生的最高境界，也就是第三重境界是什么呢？庄子最后把逍遥的境界定为“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而游无穷”。在这几句话中，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逍遥也不是虚无的，实现逍遥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掌握并驾驭自然规律”。准确地讲是使自己的行为和自然规律完全吻合，从而达到“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即把自然规律完全内化成精神意识，把自己对客观规律的遵从转化为自觉和自然。不但如此，庄子还把人生的最高境界描绘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那是一种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没有功利目的、心中无我的崇高境界。只有如此，才能潜心学习，为人生的腾飞打下厚实的基础，才能不畏险阻，翱翔于九万里的蓝天，才能战胜自我，不被荣誉所累，才能不去追求名誉和地位，以热爱作为奋斗的动力。
其实，在几千年后，有一个官员倒是对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无欲则刚。这个官员是林则徐。但林则徐是有事业之心的，他写的两句诗证明他有功名事业之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把国家看得重过了自己，所以他无怨无悔地死在流放地新疆。以庄子的标准，虽然林则徐写出“无欲则刚”这样的话，他充其量只能是“至人”而已，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雷锋差不多在一个层次上。当然，庄子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目的，他讲的“无欲”是无一切欲，是在做人上刚；林则徐以“挽狂澜于既倒”为己任，他讲的无欲是“无私欲”，是在做官上刚；雷锋讲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阶级斗争上刚。虽然由于知识局限，庄子没有将他的意思更科学准确地表达出来，甚至由于当时文章体制的不成熟，他也没有明确地把自己所讲述的逍遥境界分出层次来。然而，庄子所提出的达成逍遥境界的核心——无欲则刚——却一直对后人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禅宗的顿悟以及王阳明的“致良知”上看到它的影响。禅宗之所谓顿悟，其实就是理解了人本来就是人，按照“人”的标准来生活就行了。然而，一个具体的人要做个纯粹的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人在出生以后，他的性情就无时无刻不被置身其中的社会改变着。这种改变必然会使他失去本性、自性、天性、人性，所以禅宗强调要悟，所谓的悟也就是返本还原。而王阳明的讲解则更明确，他称之为“致良知”。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够“致良知”，就可以称为圣人，而良知是人人自有的，他在给他的学生魏师孟题写扇面时概括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联系这些，可能还有利于纠正我们对庄子的另一层误解，即庄子的哲学是消极的。其实，怎样理解这种消极有一个角度的问题。庄子自己也已经说过，“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无为而无不为”——看似无用的东西其实却有大用，“无为”可能正是“无不为”。从《庄子》一书所反应的内容来看，庄子正是按照他的哲学思路生存并生活的。所以，庄子的“无为”、“任性”、“逍遥”都是庄子解决自己人生困境的一种努力和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的哲学何尝不是“有为”的，积极的。
记得有个文人与两位高僧同观闹市，文人看到闹市中车轮穿梭、游人潮涌的情景，不仅感慨：“天下苍生，何期扰扰？”一高僧曰：“众生只为二字争，一为名，一为利。”另一高僧则曰：“余未见名，未见利，也不知己处何乡。”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古今真正看透世情，将名利心完全放下者，不见有几多人。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逍遥游》，不是要陷入到虚无主义的境地，而是要参悟庄子所讲的逍遥境界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这一句要用白话来讲就是“掌握自然规律并驾驭它，从而达到任性自由的境界”。其核心内容是掌握自然规律并顺应之。以此为标准，则鹰击长空、鱼游浅底，都是逍遥。
综上所述，追求——不断追求——没有追求，是庄子人生探求的三个阶段，也是探求积极人生的三重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