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制度
摘要：2008年新《律师法》正式生效实施，在辩护律师权利方面进行了令人欣喜的修改。它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方面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使中国法治进程又前进了一大步，这必将推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以及刑事程序法治化的进程。但是新《律师法》的规定仍然存在不足，所以仍需通过一些有效途径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
关键词：辩护律师权利；现状；保障制度
一、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使现状
(一)辩护律师人身权利难以保障
律师执业人身权是律师一切权利的基础。律师执业人身权不能有效的得到保障，律师的代理权、辩护权等一切权利都无从谈起。《律师法》正是从这个角度考虑，针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侵犯律师人身权利的严重问题，在立法中规定了”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但是，立法上对律师执业安全方而没有体现应有的保护，《律师法》只在第32条中原则性地写了一笔，”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无操作性可言。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的义务和法律责任的规定相对于其权利而言要重要得多，而且许多条款是以前未曾有过的，这给律师工作带来了新的压力和难度。
(二)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在实践中难以实现
1996年《刑事诉讼法》最大的进步之一就是”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然而由于法律的不完善，实践当中，律师在
《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2款规定”侦查阶段的会见权利难以实现。
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其中”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概念界定出现争议，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大都以侦查阶段有一定保密性，而任意剥夺律师的这项权利。
(三)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受限过多
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能否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关
键所在，然而随着律师法和现行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被剥夺殆尽。《律师法》第30条规定：”律师参加诉讼活动，依照诉讼法律的规定，可以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律师法》第31条规定”律师承办法律事务，经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而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首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的时间是从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侦查阶段律师没有调查取证权；其次，律师在向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要受到双重限制。也就是说，无论辩护律师向有利害关系还是无利害关系的证人调查时，只要他们不同意，不需谈及任何理由，辩护律师均须无条件服从。三是律师的申请权。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有赖于证人的同意，如果证人不同意，律师可以申请人民检察、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是否同意调查收集证据，决定权在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
(四)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和范围受到极大限制
阅卷权是辩护律师履行辩护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律师了解、知悉案情制造了机会，特别是在会见权、调查权难以切实保障、落实的情况下，阅卷权对于律师辩护职能的实现就尤为重要。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阅卷时间是从审查起诉之日起开始的，侦查阶段律师没有阅卷权。法律赋予辩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和审判阶段的两次阅卷权，但对于辩护律师可供查阅的案卷材料却做了种种限制。首先，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辩护律师的阅卷权并没有予以充分的规定。在这个阶段律师只能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
(五)律师的辩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控辩式庭审方式的精髓应该在于法庭辩论阶段，此阶段也应该突出显示其在庭审中的重要性。而遗憾的是，在审判实践中，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阶段，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能围绕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充分的辩论，往往以双方各自发表公诉词和辩护词而告终，充其量控方在辩方发表完辩护词后加一段简单的评论性的发言，内容大多是对辩护词的部分认同或驳斥，一般不进行多轮辩论。显而易见是律师收集证据少、控辩双方力量失衡，但根本原因在于检察官、法官不注重保障律师的辩论权。在庭审中法官只注意听公诉人的发言，并经常主动制止辩护人的发言或应公诉人的申请制比辩护人的发言，实际上无形中剥夺了辩护人的辩论权。
二、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途径
新律师法虽然有很大改进，但仍有不足之处，所以我们应从以下
几个方面来加强对辩护律师权利的保障。
（一）充分认识司法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增强律师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
司法职业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非常重大的责任。改革开放以来，司法以其审慎性、稳定性和权威性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独特和重要的作用，司法职业共同体也因此在社会发展进步中担当重任。”现代法治绝不是一台自动运行的机器，它需要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不断加油，律师踩住刹车，法学家指挥方向。法律共同体是我们现代法治的保护神。”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法言法语和思维方式是司法职业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律师应增强与其他司法职业者之间的相互认同感，如此才能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感。
（二）认真贯彻落实新《律师法》，营造维护和促进律师职业健康发展的社会氛围
律师是司法职业共同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律师职业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在2007 年新修订的《律师法》中有明确的表述。新《律师法》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律师制度以及律师职业发展和建设的经验，为进一步发挥律师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积极作
用奠定了法律基础。新《律师法》中有关维护执业律师”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辩护权”等的规定有力地保障了律师依法执业的权利，这些规定应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真贯彻落实，舆论部门也应充分重视这些权利。
（三）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提高律师职业的社会认同度
一些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司法活动，而且败坏了社会风气，严重影响了律师职业队伍的社会形象，鉴于此，必须从学习教育、依法管理、严格监督、行业自律等方面入手，扎扎实实、坚持不懈地加强律师职业队伍建设，使律师在执业中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惟有如此，才能使司法职业共同体成员、案件当事人乃至全社会增强对律师职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也才能真正促进律师职业健康有序发展。
（四）进一步深入律师职业伦理研究，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的提出，一方面，司法职业者和法律人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另一方面，有关司法职业共同体和律师职业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尤其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是：面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国情，如何使天理、国法、人情等具体因素同律师职业伦理有机融合。律师职业伦理的特殊性要求我们构建与时俱进的律师职业文化，并使律师职业伦理和职业文化随着
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深入，逐渐为全社会所认知和理解，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成熟、完善的律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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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五部门）2015年9月20日联合下发《关于依法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该规定明确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依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第一条为切实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充分发挥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1] 第二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尊重律师，健全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制度，依照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及律师法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保障律师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和发问、质证、辩论等方面的执业权利，不得阻碍律师依法履行辩护、代理职责，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利。 第三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应当建立健全律师执业权利救济机制。 律师因依法执业受到侮辱、诽谤、威胁、报复、人身伤害的，有关机关应当及时制止并依法处理，必要时对律师采取保护措施。 第四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诉讼服务中心、立案或受案场所、律师会见室、阅卷室，规范工作流程，方便律师办理立案、会见、阅卷、参与庭审、申请执行等事务。探索建立网络信息系统和律师服务平台，提高案件办理效率。 第五条办案机关在办理案件中应当依法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或者诉讼代理人的，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当事人有权申请法律援助，并按照相关规定向法律援助机构转交申请材料。办案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属于依法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第六条辩护律师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后，应当告知办案机关，并可以依法向办案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涉嫌或者被
论辩护制度之-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 内容摘要 本文第二部份着重《我国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面临的困惑及权利保障机制的不周全进行论述，表明现有辩护机制将会导致律师不愿参与刑事诉讼的严重后果，强调该现象的存在和继续将与法制建国的目标背道而驰。 本文第三部份，笔者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的现存权利障碍基础上，简性分析障碍存在的原因，并0彻实提出了几点使律师权利能得到真正保障的意见。 最后，笔者指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在微观上受诉讼价值取向，司法人员素质等因素制约，在宏观上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交流价值观念的影响，但是，加强刑诉中的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则是一种国际化的倾向，与我国法制建国目标一致，从而说明没有律师，没有完善的律师权利保障机制，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目录 引言 一、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现状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二、辩护律师权利行使及保障现状分析 （一）律师诉讼权利行使及其保障现状分析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及现状分析
三、辩护律师权利保障机制的完善 （一）律师诉讼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二）律师人身权利保障方面的完善 四、结束语 参考文献 引言 现代刑事诉讼，是在控审分离和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权的基础上，控、辩、审三种基本职能共存。其中辩护职能尤显重要，其既是诉讼民主、文明的体现，也是人权保障的客观要求，毫不夸张地讲，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程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被告人合法权益的维护状况和我国的法治化进程。正因为如此，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先后不断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配置和保障措施的予以护大和加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律师法对律师参与刑事辩护作了规定，并在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条约上签字，其权利保障相对过去有所增强。但是，由于传统文明和诉讼价值观等因素影响，辩护律师机制仍不够完善，其权利保障现状更令人堪忧，使律师刑事辩护呈萎缩趋势，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有鉴于此，笔者特以《辩护律师权利保障分析》成文，以期对我国律师权利保障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我国著名学者龙宗智教授指：“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实际上是刑事诉讼中关于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①。也就联合国为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司法活动所确立的基本权利保障。在我国，辩护律师
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个专业的律师有专攻的领域。刑事案件领域的律师少之又少，当事人若要找一个靠谱的刑事辩护律师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节省当事人寻找律师的时间和减少当事人的利益损害，下面以成都优秀刑事辩护律师李洪霞为例，小编从专业领域、所办案件、职业操守三个方面来剖析一名优秀刑事辩护律师所具备的展业素养，就当作给需要寻找刑事辩护律师的当事人作个参考： 一、专业领域 李洪霞律师是是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金口才辩论赛”优胜奖得主、四川省律师“刑事辩护营”优秀辩手；直接或参与指导办理各类民刑事案件1000余件，为当事人挽回赔偿累计逾10亿元。 （提示：简短的介绍一般只是律师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片段，若当事人想详细了解一名律师，可以到其所属的律师事务所官网进行查看，比如通过她所办理的案件、获得的荣誉、办案的过程和其在辩护时所提及的代理词来判断一名律师的专业素养。） 二、所办案件 案例：辩护成功，为当事人消除死刑风险 案例简介：王某系某建筑公司职工，8月22因与同伴共同购买并运输毒品350克，之后被检察院指控运输毒品罪，将判处重刑。在面临死刑风险的情况下，王某的家属慕名来到四川霖澳律师事务所找到李洪霞律师咨询，李洪霞律师
了解案件实况后，发现有几处可以为王某减刑，李律师耐心认真地向王某家人分析，随后制定出了一套解决方案，王某家属认可李洪霞律师的专业能力，并及时委托李洪霞律师作为王某一审的辩护人。 判定结果：法院认为，王某犯运输毒品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依法予以支持。王某辩护人李洪霞律师所提被告人系从犯的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并对所提量刑建议予以酌情采纳。被告人王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依法系从犯，考虑三被告人均属从犯，归案后及当庭均能自愿认罪，故对王某予以减轻判处，法院判决王某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 李洪霞律师解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李洪霞律师接受委托后，及时会见王某、查阅案卷材料以及积极的调查取证，证实了诸多可以从轻减轻的犯罪情节。在庭审中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第一，案件存在诸多量刑情节，未能达到适用死刑的证据标准，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第二，被告人王某系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第三，被告人王某认罪态度较好，到案坦白，应当酌情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采纳了辩护人霖澳律师事务所李洪霞律师的意见，辩护获得了成功，同时消除了被告人王某的死刑风险。
刑事律师辩护策略七步谈 林强(律师) 运用有效的辩护策略来保护被告的权利，便成为对一位辩护律师最大的挑战。他不仅要有睿智的头脑和丰富的辩护技巧，更需要真正把握法律所赋予正义的涵义! (一)说服法官 说服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功。辩护业务是一种最基本的诉讼业务，而诉讼的本质就是说服。一位优秀的刑辩律师可以成为一名着名学者、教授。但一位学者、教授或法学专家未必一定能成为一位好的刑辩律师。因为刑辩业务不是讲课和传授知识的，而是一种直接的对抗。刑辩律师出席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审判的法官，而不是公诉人。公诉人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他们坐在法庭时已事先设定你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刑辩律师不要把说服的对象搞错。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达不到辩护目的。 (二)选准角度 选准辩护的角度是刑辩律师从事刑辩业务成功的一个关键。被告人的辩护人选错了辩护角度，在法庭上对被害人生前的行为进行攻击，从而激怒了受害方，更是让审判的法官无法接受其辩护意见，从而导致辩护的失败。 (三)、换位思考 刑辩律师要学会换位思考，换位思考不仅能帮助刑辩律师把握全面、选准辩护的角度和突破口，更有利于消除公诉人的对立情绪，说服审判法官。我曾经担任过一位公安局长受贿案的一审辩护人，庭审中，我采用换位思考的方法对刑事与民事案件认定事实的证据标准和原则进行简要论述。从而推导出“在民事诉讼”中都无法认定的证据，又如何能在
刑事诉讼中认定。最后，法院采纳了我的辩护意见，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判决，公诉机关也认可了一审判决结果，没有提出抗诉。所以，我认为，成功的辩护有时不需要浪费太多的心思和口舌。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可能就是成功全不费功夫。 (四)、教被告人说话 所讲的所谓“教被告人说话”不是要教被告人说谎。是教给被告人说话的方法和技巧。我在担任一位大学生正当防卫一审辩护人时，就是用教会被告人的辩护策略达到了成功辩护的目的。在开庭前，我三次会见被告人，告诫他不要在庭审中攻击受害人(死者)生前的过错，要利用法庭上被告人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的机会，向法庭讲述其与受害人几年同窗的深厚友情、情急之下的自卫、防卫致死挚友的痛苦和懊悔以及甘愿承受一切处罚的“悔罪”态度。从而取得了最佳的庭审效果。当我看到审判台上拭泪的法官，听到受害人亲属失声的痛哭，我就明白，我的辩护成功啦!法院最后以防卫过当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由此可见，教会被告人说话也是辩护成功的策略。 (五)深挖证据 我们都知道，证据是诉讼之王，有其是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刑事案件证据更是成功辩护的关键。我在承办过一起“无期徒刑犯越狱杀人案”。阅卷时发现，全部卷宗材料仅59页。并且杀人现场留有被告人指纹。通过对仅有几十页的卷宗材料深入细致地分析和研究。最后是发案宾馆的总台小姐半张纸的证言救了被告人一条命。多年的刑事辩护实践证明，深挖证据，是许多刑事案件辩护成功的法宝。 (六)、媒体“双刃剑” 媒体一向被司法界称之为“双刃剑”，刑辩律师应慎重使用。
摘要 律师被认为是化解矛盾、调解纠纷的现代社会精英阶层所从事的职业。然而我国的律师行业由于具有先天不足后天畸形的发展现状，致使现实法律实务中律师的执业权利经常性地受到侵害而缺乏相应的救济机制，律师的执业环境相对复杂恶劣。本文将以我国律师执业环境的现状为切入点，着重于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机制，从而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关键词：律师执业环境；执业权利；保障
律师执业环境及其权利的保障 引言 律师是民主的产物，律师制度是衡量现代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尺。自1980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我国的律师行业蓬勃发展，律师业务不断拓展。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的缺失致使律师行业健康发展困难重重，因此改善律师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已经成为律师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律师执业环境的现状分析 律师执业权利，是律师依法正确履行职责的必要条件，更是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的基础。律师执业活动权利，是律师依法或按照当事人的授权进行执业活动，实施相关业务行为的权利。然而律师执业权利的实现往往与权利行使的环境因素息息相关。所谓律师执业环境是指律师依法或依当事人授权进行执业活动实现执业权利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积极因素和不利的状况。现实法律实务中律师执业环境分为两个方面： （一）律师执业环境的积极因素 我国《律师法》对于律师的执业权利在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和言论豁免权方面都有了进一步改善。具体表现为，首先，强调了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护。《律师法》强调了任何组织和个人负有不得侵害律师合法权益的义务。其次，会见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律师法》规定，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法律援助公函，就可以会见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案件情况，而且律师会见不被监听。再次，案件材料查阅权的强化。《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诉讼文书及案卷材料。在案件被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然后，调查取证权的拓展。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的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同时，律师根据案件的需要，可以申请检察院、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法院通知证人出庭。最后，辩护言论豁免权的赋予。《律师法》明文规定，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除外。
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反思 汪建成杨雄* 一、问题的提出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关系无疑是理解辩护律师诉讼地位和角色的关键之所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带来了对律师（包括辩护律师在内）诉讼地位的认识上质的飞跃，即由“为人民伸张正义、维护国家利益与公共秩序”的“国家的法律工作者”（《律师暂行条例》[1980]第一条）转变为“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法》[1996]第二条）。这种认识的转变无疑对律师职业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人们对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停留在较为传统的思维定势中。有学者指出，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律师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受被追诉者聘请以后，二者的关系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代言人，其言行以被追诉者的意志为转移。与资产阶级国家的律师相比，根据中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律师法》的规定，中国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接受被追诉者的聘请(接受委托) 之后，二者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受聘律师是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者而不是代言人，其行为不受当事人的意志左右。在提供法律帮助的过程中，既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要维护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1还有多数学者坚持主张，辩护人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突出表现就是，辩护人独立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意志以外，以自己的意志开展辩护活动。2这种主流认识无疑对强化律师在诉讼中的地位，改变目前律师参与诉讼程度低的现状有促进作用。这些认识的共同特点是，过分强调了辩护律师地位的独立性，淡化甚至抹煞了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使得立法、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与现代法治国家辩护制度作用发挥不和谐的音符。笔者认为，包括律师秘密会见权、讯问时律师在场权的缺失、法庭结构设置的断裂、辩护手段的受限、对辩护律师的极度偏见认识（例如，律师是“为坏人开脱罪名的人”）等等现象无不与这种有意或者无意切断（割裂）辩护律师与当事人关系的认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欲在中国构建发达的刑事辩护制度，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刻检讨。 *[作者简介] 汪建成（1962——），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杨雄（1979——），北京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1周国均：“正确认识律师与被追诉者的关系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政法论坛》1997 年第5 期。 2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1999年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律师进行刑事案件辩护的技巧 我们认为律师办案尽力扩展自己的知识范围，在法庭辩论中，针对案件具体客观事实，有的放矢的运用与掌握辩护技巧，力求达到能辩善辩与量刑结果辩证统一的好效果。接下来学习啦小编为你整理了律师进行刑事案件辩护的技巧，希望对你有帮助。 律师进行刑事案件辩护的技巧一要善于准确归纳并找出辩护的法定理由。 律师凭什么为被告辩护?我国《律师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律师担任刑事案件辩护人的，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规定，只不过是该规定不仅对律师适用，对非律师的其他辩护人也同样适用。 对于律师辩护的法定理由，我归纳出以下四类。 1、无罪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法定理由。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可作无罪辩护或不负刑事责任辩护的情形大致有三种：一是刑法不认为犯罪的，如
《刑法》第三条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为罪，《刑法》第十六条不可抗力或不能预见原因造成的危害行为不为罪;《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证据不足的无罪推定;二是刑 法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如《刑法》第十六条年龄方面未满十四周岁的人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六 周岁的除犯故意杀人、故意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等八项罪名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十八条精神方面完全性精神病人犯罪或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不正常时犯罪的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条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刑法》第二十一条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三是刑法不予追究的，如《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不再追究，《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四)项规定自诉案件受 害人不起诉或撤回起诉的，不予追究。 2、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辩护的法定理由。在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方面的有：年龄方面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岁的，精神方面间歇性精神病人，生理方面又聋又哑的人、盲人等;在主观方面恶性程度较小的有：防
浅谈律师执业环境现状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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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环境及执业权利的保护 近年来，律师执业环境虽然逐渐在加以改善，但总体上来说，律师执业环境恶化，执业环境保护不力。主要表现为： 一、律师的社会地位低。律师能够参政、议政的机会、人数很少。律师法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多于保障，律师法对律师执业授权性的规范只有寥寥数条，而涉及律师权利限制、律师义务以及律师法律责任的义务性、禁止性条款却占了一半以上，权利与义务明显失衡。另外，从社会和民众反映来看，认为律师“是在为坏人说话”、“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不在少数。这种看法严重降低了律师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二、律师的司法地位弱。从律师从事代理司法实践来看，在庭审中代理律师常常会受到一些法官不正常不合法的压制。从刑事辩护来看，当律师们以“犯罪分子”代言人的身份介入刑事诉讼而与法官和检查官分庭抗礼的时候，他们便将对犯罪分子的态度也部分地转移到了律师的身上，认为律师的辩护不是在追求和实现法律的正义，而是对法院的审理和裁判制造麻烦，对裁判案件制造障碍，使得法官与检察官沆瀣一气，对律师的正常辩护行为予以压制。此外，一些案件承办人员没有职业道德，对律师参与活动具有抵触情绪，有的甚至当着当事人的面诋毁律师。比如：“你请的律师就
这种水平，还想打赢官司？”等等，损害了律师的威信。 三、律师的执业风险大。律师因受人之托介入诉讼，争辩曲直，横议是非，自然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其中包括来自当事人的人身威胁和来自官方的指责。在刑事诉讼中，辩护律师遇到的执业危险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司法机关。刑法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留；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于是，在办理千差万别的刑事案件中，稍有不慎（尤其是在惹恼司法人员的情况下），就会陷入涉嫌犯罪的万丈深渊。再加上个别机关“老大”思想作怪，一旦律师辩护对其不利，特别是在律师会见后，证人、嫌疑人、被告人翻供的，他们便怀疑是律师指使的，立即中止原案的审理，不论证据真实如何，事实清楚没有，先关起来再说，定不了伪证罪，再定其它罪。律师执业中涉及的罪名也不断增多。新刑法实施以来，306条对律师依法执业行为威胁仍然很大，在维权案件中所占比例最高。而一些律师执业中从未涉及的罪名不断增多，如：“泄露国家秘密罪”、“偷税罪”都有发生，律师界对此反响很大。律师执业的大环境亦日趋复杂，律师的工作在社会上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律师在执行职务过程中被当事人或一些机构非法拘禁、绑架的案件较多，有的手段十分恶劣。
工作心得：“五个注重”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最新） X县检察院案件管理部门积极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不断强化“五个注重”，更好服务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取得良好效果。 注重制度与基础建设，规范律师接待工作。不断探索和完善律师接待工作，先后制定了《律师接待暂行办法》、《律师阅卷暂行规定》、《律师阅卷流程规范》等工作制度，对统一接待律师工作的具体职责进行细化分解。选派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负责律师接待，并根据工作要求从语言、行为等方面进行规范，不断提升工作质效。建立了现场预约、电话预约及微信群的预约阅卷制度，对首次前来办理业务的律师的基本信息予以登记，形成律师信息库。设置专门的律师接待室和律师阅卷室，配备了电脑、高速复印机、扫描仪、空调、桌椅等办公设施，书柜装有法律书籍，墙上挂有法律字画，墙角摆放绿色植物，为律师执业提供了良好环境。
注重接待流程，实行规范化操作。严格执行操作流程，实行材料提交、材料审核、案件查询、阅卷、光盘刻录等工作“一站式”服务。接待员要认真填写《律师阅卷预约登记表》和《律师阅卷刻录光盘登记表》，对领用阅卷光盘的律师，要求律师在《刑事案件使用光盘保密承诺书》签字承诺，并在案件办结后1个月内归还案件光盘，确保律师接待工作原始材料全面留底，定期归档保存。强化保密意识，在复印的案卷材料上载明页数、来源和用途，加盖复印材料专用章和涉密章；对刻录的光盘设定不同的密码，并进行登记，做到有密必保，失密必究，确保案卷材料的保密性，杜绝律师阅卷环节失泄密现象的发生。 注重服务创新，提升服务质量。构建预约先行机制，对于律师申请承办人听取意见，申请检察机关收集、调取证据的，律师可先通过电话或手机微信进行预约，并将有关证明文件和申请书提供案管中心。案管中心审查后将及时把申请材料送办案部门处理，并在当天内将办案部门的处理结果和理由答复律师，做到有预约必回复，有问题必反馈。同时，为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征求其对案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便于及时发现问题和改进工作。今年元至10月，该院接待律师来访、阅卷60多人次，征求意见和建议20余条，得到律师一致好评。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程序价值(一) 关键词:参与性/辩护/程序公正/调查取证权 内容提要: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是程序公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柱。没有调查取证权的律师辩护，根本无法支撑起以程序公正为理念的诉讼活动。我国刑事诉讼出于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对案件结果的负价值的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这不仅破坏了我国刑事诉讼的民主品格，也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危机之中。全面、正确地理解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价值，便成为完善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前提。 西方哲人把辩护视为上帝对人类的最大的恩惠，不仅在于通过辩护，能够使真理越辩越明，而且辩护也提供了一种参与和表达意见的机会。充分地参与和表达既体现了尊重参与者的理念，又能够使参与者从中获得一种公正的满足感。辩护之于程序公正的意义正在此。缺乏充分辩护的诉讼程序，容易引发更多的上诉、申诉。我国被告人上诉和申诉的比率居高不下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被告人没有充分地参与到诉讼裁判决定的过程中来，从而对裁判的结果无法得到认同。 我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辩护权相对较少，仅有的辩护权对于我国的被告人来说，显得弥足珍贵。可是辩护权中的核心权利——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却又受到了较多的限制。不仅如此，甚至是辩护律师也不断地陷入被指控违法取证的诉讼中。犯罪率的不断上升，刑事案件增多，程序公正的改革，对抗制审判方式的确立，在理论上为辩护律师充分参与辩护提供了契机。但事实上，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力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有所下降，从而使我国的辩护制度陷入一种危机之中。 笔者以为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对辩护律师调查权的价值认识存在着偏差。一方面认为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存在着妨碍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枉不纵，事实胜于雄辩，辨与不辨，并无太大的意义。可是，我们却忽视这样一条谚语：事实胜于雄辩，但事实也需要雄辩。一场缺乏被告人参与和表达的诉讼，不会产生程序正义的结果。 本文试图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的价值进行解析，以便能够对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有一个更为合理、科学的认识。 一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苏格拉底的“人啊，认识你自己”，到18世纪康德的“人是目的”，到20世纪70年代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对人的认识一步比一步更深入、更本质。反映到法律中来，黑格尔一语中的地道出，“法的命令是：”成为一个人，并尊重他人为人’“1]（P46）。纵观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也是经历了不断认识的过程。从毫无诉讼权利的客体和对象，到享有一系列诉讼权利的诉讼主体。不正是体现了人类认识到了人是目的，应该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权利吗？人是目的是通过权利来体现的，也就是说，权利规定了被告人的主体性，不存在没有权利的主体。因此，任何一项权利的设定，都是为了满足主体的一定需要。享有充分的辩护权，表明了被告人作为诉讼主体被尊重的情况之下，对刑事诉讼的认识重心，从诉讼的结果转移到了诉讼的过程。因而刑事诉讼的进化历史也可以说是辩护权发展的历史2]（P432）。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产生，表明了刑事诉讼进化到了一个诉讼文明的时代。 对诉讼过程正义的要求，此乃程序正义产生的思想根源。古罗马共和国时期“自然正义”，又被称为“诉讼程序中的公正”，最早体现了这种过程正义的思想3]（P126）。根据《牛津法律大辞典》，自然正义的内容包括：（1）任何人不能成为自己审理自己或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2）任何一方的诉词都要被听取。“自然正义”的思想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其内容也随之丰富和深化，形成了“正当程序”的诉讼理念。其主旨就是使被告人在诉讼中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及公平的审判。尽管世界各国的国情不同，但追求文明和民主的精神是共
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风险 作者：崔岩 内容提要 提要：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权利太少，而限制又太多。使辩护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冒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风险，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地从事着刑事诉讼辩护工作，长此下去，损害的不仅是律师的刑事辩护业务活动，它损害的更是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并将使国家、社会希望通过改革立法、司法，从而保护人权，树立国际形象的努力化为泡影。笔者着重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定位、执业风险、形成原因、解决对策以及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以便更好地促进律师刑事辩护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法律赋予了辩护律师独立的诉讼地位和广泛的诉讼权利。辩护律师的作用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但在近几年，新的《刑事诉讼法》、《刑法》、《律师法》相继通过并实施，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责与以前法律规定有一定的变化，但法律中新增的一些规定，又将律师的地位推入了一个相当尴尬的境界，律师在刑事辩护业务量的减少，众多律师因刑事辩护业务而无辜入狱，充分说明了法律对律师在刑事诉讼的职责定位不够准确，法律赋予权利太少，限制太多，而刑法的306条款，更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根大棒，让律师在履行刑事诉讼职责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律师权利不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地位就更难以保障，而由此造成控、辩、审三角的失衡，影响的是司法程序的公正。这与我国法制化建设和发展极不适应。 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关于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规定存在缺陷以及这些存有缺陷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因公安司法机关的限制干预而难以落到实处。同时，也和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责任不明确有关，笔者仅对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及风险以及立法应赋予律师相对的豁免权等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以更好地促进律师刑辩业务的发展和维护法律的公平、公正。 一、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责任定位 辩护律师最基本的责任，是通过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来实现司法公正和体现司法公正。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和《律师法》第28条对辩护人的责任作了具体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据此，辩护律师的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辩护律师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为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进行辩护，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 第二、辩护律师在辩护过程中应当依据事实和法律进行，不得歪曲和捏造事实，
当前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规定》，分别就保障律师的知情权、申请权、申诉权以及会见、阅卷、收集证据等方面的权利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针对新《规定》的出台，受传统办案习惯的影响，检察机关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仍不同程度存在着观念滞后、措施缺失等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 一、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保障律师知情权不够及时主动 《规定》第5条、第6条、第14条对保障律师知情权提出了明确要求，但目前实践中，检察机关在落实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变更、解除强制措施，延长侦查羁押期限，在作出移送审查起诉、退回补充侦查、提起公诉等重大程序性决定，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等情况，应当依法及时通知辩护律师”等环节，或是不够及时，或是不够主动。 （二）保障律师会见权不能放开手脚 虽然，《规定》要求“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被监听，办案机关不得派员在场”，“侦查机关不得随意解释和扩大前款所述三类案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范围，限制律师会见”，但办案机关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总是担心会发生串供、翻供、毁灭证据等情形。
（三）保障律师阅卷权不够便捷高效 检察机关在辩护律师提出阅卷要求时，一般都能及时安排阅卷，很少设置障碍。但在“案件提起公诉后，人民检察院对案卷所附证据材料有调整或者补充的，辩护律师对调整或者补充的证据材料，有权查阅、摘抄、复制”还有欠缺；在保障阅卷场所、电子化阅卷、阅卷预约平台等配套设施建设上仍需加强。 （四）保障律师申请权难以见到实效 辩护律师在申请收集、调取证据，申请变更或者解除强制措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申请检察人员回避，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检查等问题上，往往效果不尽人意，能够得到正面回应的很少。 （五）听取律师意见不够充分全面 《规定》第21条要求“侦查机关在案件侦查终结前，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决定逮捕期间，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办案机关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应当充分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反映意见或者提交证据材料的，办案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并制作笔录附卷。辩护律师提出的书面意见和证据材料，应当附卷”。但在实际工作中，辩护律师的意见能够得到真正采纳的确实不多。 （六）保障律师申诉权机制不够完善 《规定》第41-43条，对保障律师申诉权作出了明确规定，如“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严格履行保障律师依法执业的法律监督职责，处理律师申诉控告。在办案过程中发现有阻碍律师依法行使诉讼权利
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指引（试行） 一、总则 1、为了完善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程序，保障律师办案质量，规范律师办理刑事案件行为,规避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风险，根据《中华人民并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结合当前的司法环境，制定本指引。 2、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要实事求是、兢兢业业，努力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要讲政治、顾大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3、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要积极配合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工作，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4、律师办理重大刑事案件，要书面报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市律师协会批准或备案。 5、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要全程记写工作日志。对律师办案过程详细记录。 6、律师事务所为承办刑事辩护案件的律师统一办理执业风险保险。 二、受理
7、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接待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要在律师办公室进行，应有两名或两名以上律师或律师助理在场。 8、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接待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要认真书写接待笔录，并由被接待人签字认可。 9、律师办理重大刑事辩护案件，接待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时，应全程录音录像。 10、律师办理普通刑事案件接待被告人或被告人近亲属，认为来访者有诬告、陷害等危险时，也应全程录音录像，或立即终止接待。 11、律师办理刑事辩护案件，应当经律师事务所主任批准。 律师事务所主任认为系重大案件的，按照本《指引》第4条规定，应书面报市司法局律师管理科、市律师协会批准或备案。 12、律师办理重大刑事案件的书面报告，要载明案件基本情况、办案风险评估，以及规避风险的措施和效果预测。 13、律师办理普通刑事案件，应当指派两名律师、或一名律师和一名实习律师办理。 14、律师办理重大刑事案件，律师事务所应当指派两名有刑事辩护经验的律师办理。 三、阅卷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论文提要：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介入侦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但由于律师介入侦查的权利极其有限，特别是没有确立律师在场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无法及时有效地介入侦查，也无法充分地为犯罪嫌疑人进行辩护。刑事案件辩护难尤其是在侦查阶段辩护难成为我国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对我国有关侦查的现行立法进行了分析，从律师在场权缺失的原因和设立律师在场权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律师在场权的确立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价值、意义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确立律师在场权的可行性，提出了构建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初步意见。全文共6485字。 以下正文： 律师在场权, 有广义与狭义二解。从广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是指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 在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追诉、审判时, 辩护律师为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而有权在场履行其法律援助职责。从狭义上说, 律师在场权特指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 自犯罪嫌疑人第一次接受侦查机关的讯问开始直到侦查终结, 在侦
查机关每次讯问时辩护律师均有权在场, 犯罪嫌疑人也有权要求辩护律师在场。本文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辩护律师的在场权。 一、我国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立法缺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完善了律师辩护制度，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这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保障人权有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民主化、合理化的发展方向。 我国法律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刑事诉讼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和不足以及在实践中的操作问题，导致律师在实践中很难介入侦查阶段，即使能够介入也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浅谈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存在的必要性 姓名：张志新学号：128012014154 刑事辩护律师，顾名思义，就是指在刑事案件中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等法律服务的律师。刑事辩护律师的责任，是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其家属委托，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可以说，刑事辩护律师扮演的是一个与国家公权力机关在刑事审判中相抗衡的角色，其存在的必要性，对于公正审判来说不容忽视。 首先，我们得正视刑事辩护律师。在我国许多人往往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刑事辩护律师，认为他们总在帮坏人说话，是打击犯罪的阻力，甚至是视为司法力量的异己，①简单说，刑事辩护律师往往背负着“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恶名。这可能是广大民众出于一种嫉恶如仇的正义感，这初衷没有错，但逻辑却漏洞百出。也许是我国的普法教育还不够，但我们必须为刑事辩护律师正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显然，在法院宣判之前，谁都不能很肯定的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是“坏人”，既然如此，律师帮“坏人”说话的说法当然是说不通的。有人认为既然我国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那么有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律师②，律师的存在反而是惩罚犯罪的阻力。我们都知道在刑事审判中，公诉机关和刑事辩护律师扮演的是互相对抗的角色，法官扮演的是裁判的角色。在篮球比赛中，必须要同时存在两支球队，只有一支球队比赛是打不成的，那么另外一支球队也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样就没有比赛了，那么连裁判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同理，律师不存在，那么公诉机关没有对手可以对抗，也就自然不需要存在，再推一步，法院作为裁判者也是多余的了。如此看来，“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重任只能公安机关来承担了。试问，一个完全只由一个人来操控的天平不会倾斜吗？显而易见，这是绝对行不通的，所以，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刑事辩护律师，从心底里认同刑事辩护律师存在的必要性。 其次，刑事辩护律师是对抗国家公权力的一股重要力量。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来说，在国家公权力面前，他们是弱者，他们显得如此渺小，无法与国家公权力相抗衡，更别谈依靠自已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国家公权力的监控之下，抛开他们主观上的法律专业技能有限不说，即使是种种客观条件对他们都是不利的，他们就像是被关在牢笼的牛羊，只能任人摆布。倘若国家公权力能保证执法公平公正且准确无误，那倒没问题。但事实并如此，国家公权力机关也是由人组成的，不是神。如此一来，强者与弱者的对抗显然是不公平的，所以就需要律师的力量来填补弱者的力量空缺，这样才是相对公平的对抗。这也是律师存在的必要性之一。 最后，我们要比较刑事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2条第1款规定下列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律师、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的单位推荐的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护人、亲友。除此之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可以自行辩护。在司法实践当中，律师是最常见的辩护人，因为相比其他辩护人，律师最有能力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①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3，第225页。 ②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法律出版社，2012.3，第229页。
律师执业权利保障与惩戒问题研究 岳海军宁夏浩晟律师事务所 内容摘要：律师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晚上律师执业权利保障机制和违法违规执业惩戒制度，加强执业道德建设，发挥律师在依法维护公民和法人合法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对律师权利保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惩戒方面也给予规范。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律师权利保障与惩戒问题依然面临困境。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改善律师权利和惩戒问题，对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依法治国执业权利惩戒自律 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三十余年来，律师行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今年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依法治国的会议主题，更是让律师行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春天。律师作为民主与法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标志，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与生俱来就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宣传法治的社会责任。为此，董必武先生曾称“律师应仗人间义”，胡乔木先生亦题有“你（律师）戴着荆棘的王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则分别从律师社会定位、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律师行业自律等方面对律师行业的发展给予了制度支持。然而根据现实中的执行情况，以及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公信度以及在法律共同体中的位置来看，律师在执业权利保障与惩戒问题等方面仍有不足之处，特别是刑事领域的冤假错案更是折射了辩护律师的权利现状与惩戒问题。本文拟从辩护律师在刑事领域中的权利保障和惩戒进行研究，提出意见和措施。 一、律师执业权利发展进步之处
1.律师辩护职责的放宽与会见权的提升。较之原律师法，新律师法删去了“律师应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中的“证明”二字，改动虽小，意义重大，“证明”二字的删除表明即使律师提供的材料无法令辩护人达到减轻或者无罪的目的，司法机关也不能因此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最重；会见权是指律师在受犯罪嫌疑人委托，通过侦查、司法机关的约束，与辩护人进行沟通的一种权利。新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对赋予律师的这种权利进行了修缮，而且，从很大程度上与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相关条款的规定，在精神上达到了基本一致。 2.律师查阅权的强化和辩护言论司法豁免的赋予。相比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律师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新律师法进行了查阅权的补充，并对律师可以查阅材料的范围进行了扩充，涉及到了案件的各个阶段，也包括控方机关的材料；另外，新律师法赋予了律师相关辩护言论（诽谤他人、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除外）不受追究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够有效保证律师为委托人辩护的时候，充分行使自己合法权益。该项权利对于维护我国法制建设的公平正义、鼓励律师敢于发表维护言论等都有重要意义。 二、律师权利保障和惩戒问题的困境 1.观念上的困境。由于受到我国传统法律的深远影响，致使在执法过程中公权力与私权不断碰撞，同时这也给律师执业造成一定困扰。对这两种权能的关系缺乏一定的认识，不断对律师的执业过程中的合法权益造成侵犯。同时，我国的律师制度相比于发达国家，仍需要加大完善的力度。律师从业者缺乏形成共同体的意识，而且，有产业化的水平较低。此外，相关法律法规中对律师权利的限制等，对律师的执业权利发展造成制约。
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发展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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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诉讼 理由 是什么? 论辩护权对侦查权的制约 叶青万世界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保障人权的客观需要，是一国诉讼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体现。赋予辩护律师充分的辩护权无疑可以从外部制约、监督侦查权,促使侦查权法治化、规范化运行，从而有效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彰显刑事司法的民主与公正性。 一、辩护权对侦查权制约的理论基础 (一)权力监督理论 侦查权作为一种公权力，同样遵循权力运行的规律。侦查权作为公权力的一种，具有权力的各种特征，最突出的就是强制性、扩张性、侵犯性以及腐蚀性。侦查权在行使的过程中具有无限扩张的趋势，当其扩张到突破其原有的界限和范围时，就会发生异化,使权力的行使结果与权力设计初衷相违背,最后不但没有达到追究犯罪的目的,而且极有可能不法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赋予犯罪嫌疑人以充分的律师帮助权并在侦查阶段保障律师的辩护权，可以对侦查权予以有效的监督,促使侦查权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二）人权保障理论 人权保障是国家诉讼民主、法治进步的重要体现。人权保障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每个人在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判之前都被推定为无罪,都依法享有法律规定的各项权利。在侦查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侦
查机关容易滥用自己手中的侦查权，任意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对财产进行强制性处分。辩护权是对抗侦查权的有力武器。 (三)控、辩平等理论 刑事诉讼中,控方和辩方只有平等,才能全面收集证据，更利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律师的参与,是强化犯罪嫌疑人防御权的根本制度。只有律师的帮助，才使得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平衡关系得以很大程度的实现。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可以有效限制侦查权的扩张,增强辩方的力量,实现控、辩平等。 （四）程序正义理论 程序正义是指“要在法律程序本身或者法律实施活动过程本身得到实现的法律价值,它与程序所要形 成的结果无关”。正义不仅要实现，更要以人们看得见的形式实现。犯罪嫌疑人及其委托的律师参与到侦查程序中,通过行使辩护权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诉讼活动的主体性和诉讼程序的正当性。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运行现状 当前司法实践中，因新《律师法》与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很好地衔接,在关于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三个方面存在冲突,导致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的法律帮助仍十分有限，律师辩护权仍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刑事诉讼法》第３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8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是指当事人、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辩护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由此可见，自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委托辩护人，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具有辩护人的法律地位，也不属于诉讼参与人的范围。 (二)会见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