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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问题研究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国家经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全社会都在关注如何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脱离贫苦的时候,城市贫困现象日趋严重。城市贫困问题给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由于我国城市贫困的原因极其复杂,并带有我国特有典型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治理城市贫困问题时,必须从多方面、多角度通盘考虑。本文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解决城市贫困的途径,并以解决能力贫困及权利贫困为重点解决对象。

关键词:转型时期;城市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并在2010年第二季度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均gdp却只有3800美元,在全球仅排在第105位左右。近几年来,虽然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时,做出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但现实是,我国仍有1.5亿人口未达到联合国一天一美元收入的标准。贫困问题依然严重。尤其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镇事业人口不断增加,下岗职工人数不断加大,社会救济及保险制度还不够完善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城镇居民沦为城市贫困阶层,城市贫困问题日趋严重,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极大关注。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中国当前的贫困状况分析 1.1 贫困与中国的贫困群体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给“贫困”下的定义是:“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我国的贫困群体可以归纳为无法合法地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并参与基本的社会活动的人的集合。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对全国6万农村人口的消费支出情况进行的入户调查,确定农村贫困标准2003年为人均年收入637元,按照这一标准统计,目前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2 900万,城市中有2 000~3 000万的贫困人员需要救助。这两部分人口属于绝对贫困人群。 这一贫困群体主要由以下两类人员组成:一是计划体制下的贫困群体。一般是城市中的三无人员, 即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人;农村中的五保户,由集体经济负担的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孤儿保教)的农村无依无靠的老、弱、孤、寡、残疾人员。二是市场体制下的新贫困群体,城市下岗、失业、半失业而造成生活困难的人员;以及在农村中因城市化,而“上班无岗、种田无地、劳保无份”,生活陷于贫困的失地农民,以及流动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部分农民工。除了这一绝对贫困人群外,我国还有近2亿的农村人口的年均收入是在850~950元之间,以及一些因灾返贫和因病返贫的人群。 1.2 中国的贫困现状 1.2.1 计划体制下的贫困问题得到了基本缓解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由农村补贴城市,农业补贴工业的发展道路,因此在计划体制下,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表现为“普遍性的区域贫困与极端贫困”。但是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首先在农村中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农村地区迅速走上了致富的道路。在另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家财力得以能够进行一系列大规模的扶贫运动,使一些贫困地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处境,取得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2004年10月17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中国宣布: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 900万,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 1.2.2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贫困问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城市中除了无依无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三无人员外,基本上不存在贫困群体,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许多国家给予的优惠,比如就业、上学、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通过户籍制度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区分开来,逐渐形成以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为依托的城市经济体制。随着市场化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大部分企业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降,从而使职工的生活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目前,城市中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和集体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在转轨过程中普遍表现出对市场的不适应,造成了自身的经营困难,部分企业破产、倒闭,减发、停发职工工资,造成城市“新贫困群体”的出现。 从收入分配制度上来说,由于规范和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法律、法规、经济杠杆、行政措施等存在许多缺陷,从而导致了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非透明化、非制度化,同时由于对高收入群体的调节不力,对低收入群体又保护不足,使我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造成相对贫困现象。 2 当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2.1 非政府组织的基本含义及基本特征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 由于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因此它具有和政府与企业相区别的特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提出了著名的五特征法,只要是符合这5个特征的社会组织都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经济和城市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我国城市贫困现象随之凸显,因此就现阶段来说,对该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的研究尤为重要。 关键字:城市贫困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 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贫困应当是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以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和资本条件的生活状态,是生存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和发展意义上的相对贫困的综合体。无庸讳言,城市贫困问题已成为我国改革和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治理城市贫困关系到社会稳定大局,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一、我国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 我国城市贫困问题是由许多因素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它既包括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也有微观的贫困人口家庭结构及自身因素,但其中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的变革是导致城市贫困的主要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体制转型及结构调整导致职工下岗和人员流动 1. 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使下岗失业者剧增 经济转制过程中对国企的改革和调整导致部分职工失业、下岗,进而因生活困难进入贫困行列。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是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和调整的目标。为达成这一目标,在我们为盘活国有资产,对国有资产以资产为纽带进行兼并重组时,必然要求改变过去那种人力资源在资本营运中,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与劳动力的结合方式,而转变为以效率为基础,这必然会导致大量冗员的剥离和低素质劳动力的退出。这样一来,以前广泛存在的隐性失业显性

化、公开化,从企业退出的职工因收入锐减直接影响生活质量和水平,部分适应能力差、自身条件差的职工因而进入城市贫困人口行列。[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要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从产业发展规律看,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比例将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第三产业仍不发达,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较低,吸纳劳动力就业的比例也低。从现代产业分工规律来看,产业结构布局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发展服务业、高科技产业,中小城市、乡镇企业主要发展普通制造业,而我国长期受计划体制影响,没有遵循这个“产业分工”规律,加入WTO后,我国产业分工将必然遵循这个普遍规律。因此,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失业是造成城市贫困的直接原因。 2. 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使城市贫困问题复杂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早于城市,在80年代初就开始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农村改革后,生产力空前解放,农民有了较大的自主权,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由于二元经济制度的限制,农民进城在80年代并没有对城市就业产生很大压力。但进入90年代后,由于城市企业有了用工自主权,可以招收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低成本对企业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从而形成了农民工与城市工的竞争。在用工需求量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供给量的增加,无疑增大了就业的难度。这样,一方面是城市企业需要清理大量冗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农民工想挤进企业,因此就导致了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急剧增加,使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可见,我国城市贫困主体表现出多元性,不仅有下岗失业人员还有涌入城市的农 [1]城市贫困人口及反贫困对策——以武汉市为调查个案 [2]转型期我国城市贫困与反贫困的对策探讨

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点

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这个转型过程进入了加速期。我国的社会转型与其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相比,虽然存在着许多共性的东西,比如说都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都是人的生存方式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的转变但由于我国农业文明的源远流长,以及今天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表现出许多独有的特点。 转型过程漫长。中国的农业文明非常发达,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有着强大的影响。因此,现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的过程难以在借鉴,完全是一个独自探索的课题。这样,一方面,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转换;另一方面,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又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课题,需要较长的时间去探索,这两方面的因素决定了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转型过程复杂。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在已实现了现代化的西方社会遭遇深刻危机、出现一系列弊端之后开始的,如何扬其长而避其短是一个复杂的课题。这可以使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少走弯路,但也使这一过程更加复杂。可以说,当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享受到现代化积极成果的时候,西方就已经开始灭。这种时代的落差使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境遇更加复杂化。 转型中矛盾尖锐。西方现而中国的社会转型最初是外源式的,是在外来侵略者的坚船利炮下启动的,它不仅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从殖民扩张中获得原始资本积累,相反自己就是西方殖民扩张的对象。由此形成了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相互交织的状态。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转型所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这就决定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更为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推进的,国际格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转型的难度。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一定要把多变的国际环境考虑进来,认识到由此带来的影响。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巨性还表现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推进的。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的相互影响与制约从未如此强烈,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也相互影响,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地求得生存和发展。这种情况对后发展国家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这也直接形成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贫困问题和治理对策

我国贫困问题及治理对策 摘要:贫困问题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尖锐的社会问题之一。各国政党、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贫困问题一直相当重视消除贫困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政府的奋斗目标。但是中国目前的农村贫困问题与城镇贫困问题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因此,必须要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贫困现状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 关键词:贫困;农村贫困;城镇贫困;治理对策;制度保障 一、中国贫困问题的现状 贫困线的标准因各个国家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绝不能用别国的贫困线标准作为我国的衡量标准。中国国家统计局对贫困线下的定义是:所谓贫困线,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贫困线又叫贫困标准。现阶段我国把把每人每年收入低于2300元的低收入人群定为贫困人群,2017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资料:2016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上年减少1240万人。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也得到长足发展,基础设施状况明显改善,毋庸置疑,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不仅为13亿中国人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推动全球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还很多,而且这些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特定区域国务院扶贫办表示,在14.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33%;在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和地方病高发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以及42个沿边境的扶贫重点县,这个数字超过40%。在贫困人口总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这些地区需要移民的农户比例明显提高。此外,革命老区发展相对滞后,全国237个革命老区目前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7%。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城市岗位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城镇失业率也处在较高的水平,经济结构改革和转型使部分城镇职工失去了工作岗位。,在农村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 作者:郝亮来源:陕西省资本论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制度的转型和各种经济、社会政策的变化,我国城市人口在收入和实际生活水平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市贫困问题开始显现出来,且规模扩张速度令人吃惊。本文将针对现如今我国城市所呈现出来的贫困问题的现象及特征,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原因分析,在着重考虑国情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反贫困策略。 一、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及特征 城市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产物,城市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以来,单一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虽然促成了城市的一时繁荣,但市场经济的高效率也严重破坏了城市社会的公平和公正。随着城市人口数量的剧增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贫困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城市的贫困问题将成为21世纪“最引人注目、政治上最为敏感的问题”。 城市贫困(Urban Poverty)指的是城市社会的贫困问题。对于贫困来讲,是指在物质资源方面处于匮乏或遭受剥夺的一种状况,其典型特征是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之所需。贫困主要包含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层含义。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是指个人或家庭获取的劳动所得和合法收入不能维持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通过努力,人类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是由于贫困的相对性,消除相对贫困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综合考虑各种因素,我国现阶段城市贫困概念的定位总体上是指人的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即指人的衣、食、住、行、医、教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生活状况。 1 我国城市贫困的现状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另外学术界认为中国城镇贫困人口的规模应在1500万至3100万人之间,占中国城镇人口总数的4%—8%。这些城市贫困人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的“三无”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6%);二是贫困的失业者(占贫困人口总数的17%);三是领取基本生活费、离退休金或养老金后,家庭人均收人仍低于当地贫困线标准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54% );四是其他贫困人员(占贫困人口总数的23%)。其中,第一类是社会长期救助和保障的对象,第二类和第二类是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占总数的70%以上。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九十年代末中国城市贫困的增加及其原因 李 实 一、前 言 贫困一向被看作是中国农村的一种现象。然而自1995年以来由于公有制企业的重组,中国的城市贫困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问题。根据官方统计,1999年失业和下岗的职工人数已达1200万(NSB ,2000)。这一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中央政府对此也日益关注。 城市贫困是九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问题,也被称为“新贫困”(Knight,2000)。人们认为这与城市职工的失业和下岗有关。对此,政府的主要政策是给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一政策在各省市的执行情况并不令人满意。大量的下岗职工并未能从地方政府和企业得到他们应得的资助款项(劳动科学研究所,2000) 这种情况下,研究中国城市的贫困规模以及失业和贫困发生率的关系就是很有意思的题目。为研究这些问题,我们计算了样本城市和分组数据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强度指标,然后用probit模型分析了个人陷入贫困的概率和下岗失业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贫困发生率并不像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地区那么高,但是高于官方发布的数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贫困和失业有着很强的相关性,城市贫困主要的原因就是城市职工下岗失业的人数增加了。 本文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二部分是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有关研究文献。第三部分说明本文所采用的贫困线。第四部分是数据情况。第五部分是贫困发生率的分析结果以及按家庭和个人特征的分组分析。第六部分着重分析了城市家庭贫困增加的原因。第七部分提出了贫困的新概念,即“自愿贫困”,这是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相联系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城市贫困有别于这三种贫困。第八部分以模拟分析为基础,对缓解城市贫困的政府政策进行了评价。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研究结果及其政策含义。 二、文献述评 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决策者和学者均未把城市贫困看作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与农村贫困的大量研究文献相比,在此领域可参考的文献不多。但是尽管各种估算的的结果差别很明显,有些研究仍值得一提,。根据基本生活消费的假设和统计局公布的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世界银行对1978-1990年间中国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World Bank,1992)。他们的估算显示中国城市的贫困问题很小,八十年代的城市贫困人口不到1%。阿齐兹卡恩(1988)利用中国社科院的两次调查数据估算了1988和1995两年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他发现如果采用经调整的标准的贫困线[2],这两年的贫困发生率分别是6.7%和8.0%.更有意思的是,他的估算显示,如果采用极端贫困线,这两年间的贫困发生率将有较大的提高。采用同样的1988年的数据,以及国家的相对贫困线,这一贫困线相当于个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一半,古斯塔夫森和李实(1997)估计中国城市的贫困发生率不到1%,和中国农村的数字相比非常之低。古斯塔夫森和魏众(2000)重新计算了1995年全国的相对贫困线,据他们估算,城市贫困率相当于1988年的46%[3].国家统计局的课题组在九十年代初期提出了中国城市贫困发生率的另一种估算。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亚行专家组 1.背景 直到90年代初期,中国的贫困问题仍然被认为主要发生于农村地区。因此,中国政府在制订有关政策时,主要着眼点依然是如何消除农村贫困。当然,当时在城镇地区也同样存在贫困问题,但其涉及面只是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主要是“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的赡养人、扶养人和抚养人)。然而,到了上个世纪的最后10年,城市贫困问题日益凸显,相当多的城镇人口陷入其中。 中国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相比,有三点明显的差别: ⑴.城镇中“新”贫困人口在数量上远比“老”贫困人口要多。 ⑵.新城镇贫困的出现同时伴随着城镇地区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贫富差距是前所未有的。 ⑶.城镇中的“新”贫困人口与“老”贫困人口不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但是他们没有工作机会。 在上述三点中,前两点是相互关联的。提出城镇贫困问题,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对贫困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许多人从前不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士,而按现在的标准则会被认为是贫困人口。在此之前,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工作,而政府有责任为他们安排工作岗位,虽然有时报酬很低而且不能及时发到他们手中。 从1994年以来,中国城镇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企业的工作岗位在过去几年中以极快的速度锐减。从1996年以来的三年中,国有单位已精减了2700万名职工,相当于1996年国有单位总人数的25%。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削减人员的趋势预计将会继续下去。非国有部门虽然也创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岗位,但是在数量上远远不足以抵消国有部门缩减的工作岗位。缩减工作岗位与创造就业机会之间的“时间差”导致了下岗、失业问题,而下岗、失业问题便是近期出现的城镇贫困的主要原因。 2000年,城镇失业人口为595万,这意味着中国的城镇失业率相当低,只有 3.1%。然而,这一数字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员”,而为数甚多的本应列为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河南省郸城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王芳敏经济学院2009级农村区域发展专业 引言 目前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但属于生存型、数量型消费低水平小康,还未进入到发展型、质量型消费的阶段;地区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处于贫困状态。中国1339724852人口中农村人口为67415万人,占50.32%。(国际统计局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因此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显的尤为重要,而深入了解农村贫困的现状及原因是对症下药、帮助提高农村扶贫效果的重要前提。 一、郸城县发展现状 (一)郸城县背景简介 郸城县位于河南省东部,茨河上游,北依鹿邑县,西连淮阳县,南接沈丘县,东南和东部与安徽省界首市、太和县,亳州市为邻。县境总面积1471平方公里,辖8镇11乡3个办事处和1个工业区,共518个行政村,总人口131万人(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耕地面积1637235亩。 县境属黄淮平原,地处黄河冲积扇南缘,属暖温带半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地势平坦,土质粘重,降水丰富,适宜多种农作物及林木生长。 郸城县既非名胜古迹、又非伟人故乡,经济发展仅靠田地耕种、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等,人均GDP在同级县中排名较为落后。近年来,郸城县为发展经济,大力开发以亚洲最大的金丹乳酸厂为代表的经济效益较为明显的企业,导致郸城县生态环境恶化,居民的幸福指数大幅下降。郸城县外来开发商较多,但大都为房地产开发商,他们在政府的庇护下由租用到强制购买农民土地,得到利润后又

大都撤资,是名副其实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并未为郸城县的经济发展做出多少真正的贡献。 (二)郸城县农村贫困状况及特征总结 郸城县各乡镇贫富程度各异,村庄中的富裕人和贫困人并存。富裕农民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越来越富裕,而贫困人口则进入了恶性循环,越来越贫困。从中国宏观形势来看,1987年中国农村改革初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22,2002年已经是0.37,在25年的经济转轨和发展过程中,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扩大了2/3以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5)郸城县的农村贫困也呈现出这样的变化趋势: 1.收入水平低、入不敷出、难以维持日常基本生活需要 郸城县农村居民人均耕地水平较少,加之近年来郸城县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耕地保护不当,农民尤其是城市边缘地带农民可耕种土地大量减少。造成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不到保障。受传统思想影响,每户居民家中大都有2~4个孩子,甚至更多!即使外出务工也很难维持家用,长期以来持续存在的收支倒挂导致贫困居民的生活处境越来越困难,恩尔格系数大,食物消费量少质差、营养供给不足,消费结构明显不合理。 2.人口增长过快,教育、卫生等基本社会服务水平低,生活质量不高 与经济水平落后成为对比的是,贫困地区往往又是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贫穷落后的地区人们想通过多生育子女作为生产活动及养老的保障,陷入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境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现象严重,城镇占有教育资源多,农村占有资源少,资源分配不公平影响教育不平等,从而导致收入的不平等。村镇教育设施落后、办学条件差、适龄儿童失学和辍学率较高,且农民的素质、劳动技能低下导致难以获得有较高收入的工作机会。农村卫生资源薄弱,新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困难,医生职业道德素质下降,巨额医疗费用使很多家庭陷入贫困,目前疾病已经成为郸城县农村贫困产生的第二位重要原因。 3.贫困家庭应付意外(如疾病、经济冲击、自然灾害、伤害)的能力低,因而更容易反复陷入贫困,不能自拔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2005年4月3日称:2003年脱贫人口有1460万,返贫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

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代价及其度量 近20年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与加速发展的时期,社会转型呈现多向度的特征,各个时期、各个地区分别处于不完全相同的转型度之中。中国社会多向度的转型,主要表现为四大社会变迁与发展趋势。本文旨在研究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基本趋势、社会效果、社会代价及其度量方法。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界定 在中国,“转型”概念是1992年以后开始流行的。它最早也是最典型的含义是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与西方国家的主流理解是一致的。世界银行办了一个杂志,叫"Transition",有人译为“转轨”。从发表的文章来看,这份杂志探讨的主要是经济体制转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办了一份“转轨通讯”,为"Trans ition"的中文版。也有人将"Transition"译为“转型”(注:参见〔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译序)》,〔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社会转型管理(MOST)”规划联络委员会,并出版业务通讯。社会学者往往将"Transformation"译为社会的“转型”。在中国社会学者的论著中,“社会转型”有三种主要的含义: (1)社会体制在较短时间内急剧的转变。 “转型”与“转轨”在体制转变这一点上可以取得相同的意义。自1992年中国宣布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就建立在明确的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之上。但社会转型本身则是社会体制的转变,是社会制度的创新。改革是从制度转变开始的,因此制度解释是根本性的解释。 我曾指出:“60年代至70年代,个人身份的变换特别困难,代内流动与代际流动率均很低,也就是说,社会结构‘超稳定’,比较封闭。究竟是什么东西限制人们身份的变化?有三种固定与冻结人们身份的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劳动制度;三是干部制度。这些制度造成了城乡隔绝,农民、工人、干部等基本社会角色身份固定化。”(注:宋林飞:《观念、角色、社会结构的三重转换》,〔南京〕《江海学刊》1994年第2期。)这是对结构问题的制度解释。“转轨”概念中的“轨”是指体制。新旧体制衔接、新旧制度更替,就是“转轨”。 (2)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变。 1992年,李培林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注: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一文中较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罗遐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 贫困问题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管理学等学科的视域,而且不同学科有其独特的视角和贡献。概括来看,经济学多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发展等方面来研究;人类学多从民族、生态环境等方面来研究;管理学则倾向于政策取向,研究反贫困的实践问题,主要有最低生活保障政策、医疗救助政策等,这类文献占现有研究成果的绝大多数;社会学多从理论层面研究该问题。本文以社会学为主要视角,结合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对80年代中期以来的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文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一、关于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内涵的概念,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其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得到普遍接受的界定,但不容置疑的是贫困概念的界定是一个逐渐由狭义的经济视角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正如康晓光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贫困的内涵和标准也反映特定民族对于社会福利的基本人权的规范性认识。 国外贫困概念是经由布思、朗特里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到20世纪50年代由蒂特马斯(R.M.T itmuss)、斯密斯(A.Sm ith),汤森(P.T ownsend)等学者对贫困的理解进行了扩展,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即相对贫困。世界银行在1981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者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处于贫困状态。在1990年又加入了能力因素,缺乏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例如健康、教育和营养等。1991年又增加了风险、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人文贫困的概念。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也体现了与国际贫困研究学者观念的趋同性,现举以下几例: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的贫困是:个人或者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贫困是因种种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一定层面的贫困是一种社会状态,这种状态不被改善将是恶性循环的。贫困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低于社会常规生活水准。由以上几个概念我们不难看出,我们在学术上基本与国际的多元贫困观相同,既包括经济上的,也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意义上的意含,但是在实践领域加入了中国的现实基础,主要使用的是绝对的、核心的、客观的贫困概念。 (二)新贫困的概念 西方学者把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率增加的原因导致的贫困叫新贫困。而我国学者近几年也倾向于把因城市化、社会经济的变迁而导致的贫困称为新贫困。尹志刚认为源于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调整、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改革,而同时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相对滞后等因素诱发了新贫困人口的出现。刘家强等在此基础上将新贫困人口定义为在市场经济中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获取社会资源较差,因而缺少竞争能力和就业机会,需要借助外在力量的支持摆脱困境的群体。显而易见,我国新贫困概念的提出是在城市化、工业化以及现代化的背景下,它虽然没有包括传统的贫困,但是它并不排斥传统贫困的存在。 从国内学者对于贫困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既受西方的影响,同时又具有与我国社会经济

中国弱势群体贫困问题分析

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问题分析 摘要: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基本权利、生活质量等方面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差距,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社会分层日益突出。于是在众多方面处于劣势地位的农村弱势群体也开始形成。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关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者及贫困群体,也无疑得更多的关注那些生活在农村的弱势群体。 关键词:中国农村弱势群体贫困 正文:低收入人群和贫困群体主要是指一批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社会资源短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并缺乏相应发展潜能的人群。这一群体在农村弱势群体中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众所周知,贫困的核心是能力的欠缺。就我国农村的贫困而言,主要是绝对贫困问题,即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生活限度的生活水平。然而由于近年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大大降低,因此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又是一种不断缩小的局部性贫困。 一、中国农村贫困的原因 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造成贫困的因素也很多。(1)政策和制度的障碍是造成改革前农村存在的普遍贫困的主要原因。例如,首先长期以来实行的统购统销和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其次二元户籍制度从根本上限制了农民通过进城务工改善生活状况和处

于恶劣生存环境下的贫困人口通过迁移来解决贫困的机会。人民公社制度从根本上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 (2)不合理的生产开发方式是构成贫困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转化为生产资源并成为经济资源,需要一个适当的转换过程,而选择什么样的生产开发方式,则在资源开发利用中起到关键的作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生产开发方式始终是围绕粮食生产中心的初级开发方式,而不是对农业进行全方位的深度开发。 (3)人口素质低。中国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差,从根本上制约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并成为贫困延续的基本原因之一。人口素质差也是构成缓解贫困的一大障碍,这是中国反贫困工作至少在中短期内所无法回避和逾越的难题。 二、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 中国一直面临较为严重的农村贫困问题。虽然经过长期的扶贫开发工作,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大为减少,但是农村的贫困问题依然严峻。中国农村贫困的现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由于农民间收入差距和农村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逐渐扩大,农村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显现,逐渐也呈现出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移,相对贫困问题逐渐扩大。大部分的农村贫困人口集中于西部是新时期农村贫困的一大特点,西部地区的农村贫困主要属于生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政策 [ 吴波(1982—)男,四川遂宁人,博士研究生,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信息中心信息工程师。电邮:bobby0506_cn@https://www.doczj.com/doc/3712136365.html,] 摘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城市贫困的问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发生的原因、现象、当前政策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反贫困的政策应分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对贫困人口的救济;二是避免贫困人群陷入贫困陷阱;三是要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进行政策制订。 关键词:城市贫困;反贫困 urban poverty and policy in china wu bo abstract:urban poverty is a new emergenc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rapid economy growth after opening and reform.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factors involved in urban poverty incidence, phenomena of it and problems remaining in current policies. then suggestions proposed when making anti-poverty policy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a well-defined safety-net should be constructed; second, poverty trap ought to be avoid, and the last, rural-urban co-ordination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keywords: urban poverty; anti-poverty 城市贫困在传统意义上指城市里的三无人员,即无生活来源、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中国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in a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chinese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reforms have ended the “iron rice bowl”system of cradle-to-grave soci al welfare. chinese have to earn money for housing, medical insurance, re tirement pension and educationg now people work harder than before to k eep thei5 competitive edge and grasp opportunities. chinese put priority on the quality of life, instead of quantity, pa rticularly in terms of mentalities.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care more about their own feelings. the words “pressure”, “competition”exist in daily vocabulary. chinese possess not only sophist icated lifestyles, but also very positive views of life. chinese in the so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are full of confidence in their future. in spite of setbacks and difficulties, people believe that “ref orms”means countless opportunities and more benefits to them. they thin k tomorrow will be better than today.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近代中国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 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阶段,近代中国从1840年起被英国用大炮打开大门以后,便从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不得不一步步进入了世界范围之内,于是第一次面临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这是由其长期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文化制度等各方面深层次的矛盾所引发和决定的。而这样复杂的矛盾,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理解的。事实上,中国完全是被迫卷入世界大潮之中,因此,近代中国不自觉地进入了这个转型的艰难时期。 简单的说,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是古老中国必须要进行的社会变革,从一个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转变为一个先进的近代工业国家,从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制的国家,从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大国转变为一个有着现代民主平等意识的新型国家。 在我看来,步入近代以后,传统社会无论从它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制度、文化结构上均已不能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了,因此各方面都需要进行深刻变革,其所包含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深刻的变革,我认为是在这两个方面:社会性质和思想的转型。 社会性质的转型始于鸦片战争,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厦、福、宁、上五口,中国门户自此被打开。随后,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中国

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一步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深渊。。。。。。在此期间,社会性质自然开始转型。由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开始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民族工业开始曲折发展等等。这一系列的变化,都表明了中国在侵略中曲折进步,在战争中曲折成长。 而思想上的变革,则更加的曲折深刻以及漫长。首先,在鸦片战争前期,魏源,林则徐等人便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虽然未引起当时人们的深思,但却是近代中国变革的先声。19世纪60年代后,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朝一些封疆大吏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由此展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流行。民族工业在这三十年间也开始崭露头角。然而,由于朝廷内部矛盾以及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这场运动依然失败了。甲午战败后,一群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戊戌变法油然而生。虽然仅仅只有100天,但还是留下了光辉色彩。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问题上,我们不得不把许多眼光投置在中外关系这个大背景下,是因为我们要进行的社会转型并不是由于中国社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自觉要求,而是由于外界力量强加给我们,使我们被迫接受和进行改变的,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相比于经济转型,中国的政治转型要显得更为困难。随着晚清面临新的复杂环境,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显得日益不相适应。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的侵略既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但客观上也为我们提供了摆脱旧有循环老路的新途径,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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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及特征 1.1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界定 从传统意义上讲,城镇的贫困人口是指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救助对象, 即“三无人员”(无劳动能力、无法定赡养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人员)。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国有企业的体制改革,导致城市中涌现出大批新的贫困人口。 城市新贫困人口可以界定为,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既有的经济秩序受到冲击,经济增长的安全性和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受到 影响,导致城市中一部分适应能力较弱的人群陷入贫困,城市中部分居 民的失业、不充分就业以及城市综合生活费用指数的上扬,造成他们的 生活相对或者绝对贫困,成为新的贫困群体。当前我国城市新贫困人 口主要可划分为以下三类: (1)城镇贫困职工。因体制性因素下岗的职工、企业破产的失业职工、企业停产或半停产的在职职工,这三种人员中的贫困人口以及他们的 赡养人口,统称为“城镇贫困职工”。这部分群体由于失业,丧失了获 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资生产条件,没有自我支配的任何生产要 素,也就无法独自摆脱贫困的处境。 (2)失地农民。这是近几年中国城市中新出现的一个群体。在城市化 的早期,失地农民的问题并不严重,因为国家的安置方式包括了就业 安置,这在计划经济年代非常有效,农民能够很快在国营企业内转为 工人身份。然而,随着企业用工方式的市场化,政府再也无法采取就业 安置的办法把农民塞进企业,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偏低,而且又没

有社会保障措施配套,又由于其自身素质低、收入不高且不稳定、家庭负担较重,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仍较困难,失地农民的出路问题于是凸 显出来,逐渐演变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它是一个庞大的特殊 人群,与城市生产、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新贫困人口组成部分。(3)由农村流入城镇的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人处于失业 或半失业状态,贫困农民工除农村户口外,具备了城市贫困居民的一切特征,是最地道的城市贫民。伴随农村土地集约经营的发展,民工潮由过去单身外出向接家眷定居发展,由离土不离乡向离乡弃土、 离家带口发展,各城市出现“富人区”的同时,城郊接合部“贫民区”即“棚户区”大量出现。 1.2 我国城市新贫困人口的特征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城市新贫困群体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地区性差异显著。1997 年的城市贫困入口中,有 85.5%约 997 万人分布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二是贫富收入差距过大。1997 年城市居民10%的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10%的最低收入户的4.2 倍,中国的贫富差距目前仍呈扩大的趋势;三是行业性特点明显。纺织、煤炭、机械等传统行业中的职工贫困人口比重较大。 2城市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 (1)分配不公平。收入分配的高度不均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贫困,主 要是资产分配不均等和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结果,目前我国城市贫困问 题所表现出来明显的行业性就与此有关。这里所说的行业性贫困,主要指一些传统的行业,如纺织、煤炭等受需求结构影响走向滑坡,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综述 温晓琼 周亚雄 (西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摘要:贫困问题是现阶段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十分突出的问题,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始终是学术界、改革者和广大人民所关心的重要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贫困研究的几个前沿问题进行了综述,如贫困含义的演进、贫困研究的层次论、贫困成因的分析、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贫困;前沿问题;综述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贫困是一个动态的、多层次的问题。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所要解决的贫困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反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所解决的贫困问题,依然停留在多维贫困层面的较低层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总体提高,今后所要解决的贫困问题的层次也会进一步提高。当前有关我国贫困研究的前沿问题,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贫困含义的演进 对于贫困的含义我国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贫困的含义经过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不断扩散的过程。早期对贫困含义的研究将视野局限于物质生活,强调物质和收入的绝对数量;而新近贫困含义的研究则把个人能力和社会公平也纳入其中,更倾向于运用相对指标来度量贫困。1989年,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定义,贫困是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1994年,林闽钢指出,贫困是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1997年,曹洪民认为,贫困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两种状态,所谓绝对贫困就是指物质供给不能维持生存,或因生活状况处在生存临界点以下而被称为生存贫困,而相对贫困是指生存临界点以上的生活状况,是绝对贫困基本解决之后出现的一种贫困,同时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2000年,陆小华指出,贫困是对人类一种生存状态的描述,是指满足特定人群生存所需的物质供给、技能保障、意识引导、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处在匮乏状态,甚至不足以维持基本生存,一般意义上,前者称为相对贫困,后者即指绝对贫困(丁谦, 2003)。2002年,刘尧认为,阿玛蒂亚·森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阐述了他的能力贫困的概念:贫困是指对人类基本能力和权利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缺乏;在他看来,贫困的真正含义是指贫困人口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的贫困。由此可见,关于贫困的含义的研究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而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 二、贫困研究的层次论 学术界一般将贫困研究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个层次,但是随着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深入,有很多问题难以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来简单的解释。因此,有的学者提出了新的贫困层次论,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目前中国城乡贫困问题难以用“绝对”概念或“相对”概念加以笼统概括的,因为它处在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其动态特征的明显表现是贫困群体在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间上下浮沉。而借助于汤森和莫泰基的“三分法”,则可以比较客观、准确地分析目前我国贫困问题的实际状况。因为转型期我国城乡存在的贫困人口,正处于满足或维持汤森所说的“基本需求”阶段,用莫泰基所谓的“基本性的贫困”对这种贫困进行描述则更显得贴切。存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这一特殊的贫困群体,有一定的存在空间和数量规模,有鲜明的动态特征表现,他们才是现阶段中国贫困人口的主体,也当然地应当成为中国反贫困政策制定与实施的主要针对对象(王大超、张远军, 2002)。 另一种观点是,贫困研究因分为三个层次(即国家宏观层次、地区中观层次、家庭或个人微观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造成贫困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一般来说,国家层次上的贫困应该主要从制度层面来研究和解释成因,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贫困、实现赶超,归根结底要落实到制度变革上。地区层次上的贫困则应该主要从资源和经济结构层面来解释成因,扩大资源开发力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增强对外来资源的吸引力以及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实现结构优化将是贫困地区进行贫困治理的主要战略选择。微观层次上的贫困主要应归于个人能力不足,这种能力包含甚广,主要有:机会的识别能力、风险承受能力、科技运用能力、资源(包括信息)获取能力、获得公平待遇能力等。“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可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应成为微观层次贫困治理的首要选择(刘纯阳、蔡铨,2004)。 三、贫困成因的分析 对中国贫困的特征与成因以及减贫问题,已经有很多学者从理论和实证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但是以前学者们的研究以及通常人们的看法,多将贫困问题简单地视为收入问题。人类在向贫困宣战、努力减少和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关注的也主要是收入缺乏问题。实际上收入方面的问题只是贫困问题的一个表面特征,贫困深层的原因在于人的基本能力的缺乏。目前中国尚未消除收入贫困问题,也面临着许多人类贫困的重大问题,同时还将出现越来越严峻的知识贫困问题。在新的世纪,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贫困,而是相互关联的多重贫困问题。无论是哪一种贫困,都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剥夺,而消除贫困就是对人类基本权利的保障。贫困根本的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而知识能力则是发展能力中至关重要的能力。知识能力的提高是减少和脱离贫困最重要的手段,而知识能力的低下既是导致收入贫困和人类贫困的深层原因,其本身也是一类非常重要的贫困。对贫困的分析从表面特征转向深层原因,就不能不关注知识贫困问题(胡鞍钢,2001)。 伴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对贫困成因的分析也日见成熟和完善,人们逐步认识到,虽然贫困的表现基本相同,但造成贫困的原因却各有不同。资源短缺固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惟一原因。个人能力、人口数量、区位特点、经济结构、文化乃至制度等因素都已进入了贫困研究者的视野。综合起来看,对贫困成因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从资源要素贫困观(沈红,2000;李伟,2001;李秉龙等,2004)向贫困文化观(周怡,2002)再向能力贫困观(黄文平等,2002;刘尧,2002)的转变。提倡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注重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当代反贫困研究的又一亮点,也成为我国广大贫困地区制定卓有成效的、新的反贫困战略提供了新思路。 四、新的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了社会结构和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导向的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格局,在给城市注入生动活力的同时也导致城市社会不断分化,新城市贫困问题迅速出现和扩大。转型期出现的新城市贫困人口规模庞大,来源广泛,构成复杂,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贫困人口占绝大比重,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其中,下岗、失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企业离退休人员已经成为新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这与传统的城市“三无”贫困人口有本质的区别。新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凸现不仅深刻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且也深刻影响着城市的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进而对城市的内在发展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组织、城市管理和社区建设等诸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苏勤,2003)。新城市贫困问题以其丰富的地理和社会意义,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地理学和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五、贫困人口首次反弹现象的研究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表示,2003年中国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中国贫困人口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反弹。贫困人口反弹问题一出现,便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其原因的分析成为学术界又一关注的热点,大多数学者认为应该对现有扶贫机制和政策进行反思。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2004)。除了自然灾害和非典疫情以外,贫困人口的反弹恐怕还有其他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性扶贫的正面效应开始减弱,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的开发性扶贫开始显露出制度困境,由于缺乏刚性制度的制约,中央下拨的扶贫专用款项在许多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劫持”(蔡方华,2004)。由此可见,对扶贫制度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贫困研究的又一焦点问题。 综上所述,在我国随着绝对贫困问题的基本解决,贫困问题也将由以绝对贫困为主过渡到以相对贫困为主。研究贫困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分析或比较分析的层面,而应该逐步把动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引入其中。与此相适应,对我国贫困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将相映转化,即顺应贫困演变趋势,从研究绝对贫困向研究相对贫困转化;改变政策取向,从关注集体贫困向关注个体贫困转化;拓宽研究范围,从研究物质贫困向研究人文贫困转化;转变研究方法,从一般经济分析拓宽到制度经济学分析。 参考文献: ①林闽钢.中国农村贫困标准的调适研究.中国农村经济,1994,(2).. ②曹洪民.关于贫困的标准.中国贫困地区,1997,(5). ③丁谦.关于贫困的界定.开发研究,2003,(6). ④刘尧.农村知识贫困与农村高等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5). ⑤王大超,张远军.转型期中国社会贫困问题的类型判断.经济纵横,2002,(5). ⑥(美)西奥多·W·舒尔茨(吴珠华等译).人力资本投资.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⑦刘纯阳、蔡铨.贫困含义的演进及贫困研究的层次论.经济问题,2004,(10). ⑧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3). ⑨沈红.中国贫困研究的社会学评述.社会学研究,2002,(2). ⑽李伟.教育与健康水平对农户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对中国农村贫困地区的一项研究.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5). ⑾李秉龙等.中国农村贫困、公共财政与公共物品.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 ⑿周怡.贫困研究: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的对垒.社会学研究,2002,(3). ⒀黄文平,卢新波.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上海经济研究,2002,(8). ⒁苏勤,林炳耀.我国新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进展.中国软科学,2003,(7). ⒂苏勤,林炳耀.面临新城市贫困我国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对策研究.人文地理,2003,(5). ⒃我国贫困人口出现反弹反思:新贫困人口从何而来.南方周末,2004,7,29. ⒄蔡方华.反弹彰显扶贫难局.中国乡镇企业,2004,(8). ⒅叶普万.浅谈中国贫困问题研究视角的几个转化.人文杂志,2003,(2). ⒆吴理财.贫困的经济学分析及其分析的贫困.经济评论,2001,(4). ⒇应宏锋,白丽娜.西部经济增长的贫困陷阱与人力资本积累.人文杂志,2004,(6). (21)徐万坪,杨能良.贫困度量指标.经济师,2004,(11). (22)刘俊文.超越贫困陷阱———国际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农业经济问题,2004,(10). (23)杨宏.贫困致因及反贫困立法选择研究.理论学刊,2004,(10). (24)曹芳等.中国农村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4). (25)尹海洁、关士续.城市贫困人口贫困状况的代际比较研究.统计研究,2004,(8). (26)毛学峰、辛贤.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农业经济问题,2004,(2). (27)林伯强.中国的经济增长、贫困减少与政策选择.经济研究,2003,(12). (28)贺巧知、慈勤英.城镇贫困:结构成因与文化发展.城市问题,2003,(3). — 57 —  甘肃农业 2005年第11期(总第2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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