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告诉我们，只要青年同胞满腔热血，再强大的敌人都能征服，再严峻的挑战都能战胜。
抗战之初，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不论在精神上或物质上都不足以抵御外侮。然而，日军的大炮和刺刀，唤醒了千千万万的热血儿女。鲁迅先生将“五四”初期、中期的青年按照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前进着”几类。抗日战争的一个伟大意义，就在于唤起了中华民族的大觉醒大团结，千千万万的青年不再是“睡着”“玩着”，而是与时代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进入了“醒着”“前进着”的状态。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年，清华大学救国会这样发出告全国民众书。那时的延安，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全面抗战初期的两年，奔赴延安的青年多达4万余人。
周恩来指出：“到军队里去——这是在今天挽救民族危亡的最有效的方法。建立生力军，充实我们的旧队伍，责任都在我们青年朋友的肩上。”在广大城乡，“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当兵打鬼子”成为青年人的时代选择。在大中学校，没有人“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以不同形式投身抗日救国的铁流。山西太原的成成中学，300多名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全部投奔八路军。同济大学报名参军的达600余人，占全校人数三分之一。一位留在同济的德国教授看到如此情形，不禁感慨：“中国不会亡”“中国一定强！”
“日本固有新奇的武器，我当以热血应付；日本固有猛烈的枪炮，我当以头颅拼挡”。青年自有青年的血性与担当。抗战中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烈，多数人的青春之花还没来得及完全绽放就已凋零。他们没有枪炮，就用大刀；没有粮食，就吃草根；没有必胜把握，照样敢于亮剑；没能等到黎明，照样无怨无悔……当一个连的官兵敢于同敌人战斗至最后一人，当几位弱女子也能毫不犹豫地纵身投江，当一个普通的学生都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有这样的精神脊梁，中华民族怎会任人宰割、自甘沉沦？
热血，是青春的精神特质。青年人的血，应该温度更高一些、沸点更低一些。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论是建设时期“愿为祖国献青春”的豪迈宣言，还是改革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强国之声，抑或是新时期一个个青春洋溢的“最美”面孔，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和一腔热血，才激励了多少年轻人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与民族。相反，谁都不会指望一个冷血、冷漠、冷酷的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功利的实用主义者、庸俗的消费主义者，去见义勇为、仗义执言乃至为国担当、为民分忧。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只要青年朋友真正“做个好汉子，热血热肠热”，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实现中国梦定有磅礴的青春力量。
擦亮民族的精神利刃
狂妄的日本侵略者，很少把对手放在眼里，尤其是实力悬殊的侵华战争。但是，面对英勇的中国抗战军民，他们也有肃然起敬，甚至不寒而栗的时候。
1936年春，赵一曼被捕。日本特务大野泰治担心她因伤势过重死掉，决定立即开始审讯。当赵一曼从容地抬起头，与之四目相对时，大野泰治“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米……”
杨靖宇牺牲后，头颅被割下送给司令长官野副昌德邀功。这位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见到杨靖宇的头颅后，闭上眼就做噩梦，赶忙叫人举行灵祭大会。亲自切开杨靖宇的胃进行解剖的岸谷隆一，后来毒死妻儿后自杀，他在遗书中说：“中国有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一定不会亡国。”
这些震人心魄的细节，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他们的英雄事迹，留给后人一个最深刻的启示：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是精神的强大，只要精神利刃永不卷刃，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强敌。
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前，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曾做了一份秘密报告，除了渲染“不战而胜”外，也客观谈到了“不可忽视者”：“倘彼时中国的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自鸦片战争以降的近百年里，面对外敌的入侵，中国从来不缺振臂一呼、断头流血的英雄人物，但只有抗日战争，才真正唤醒了全民族的觉醒，第一次如此万众一心、气壮山河地擦亮了民族的精神利刃，向侵略者集体亮剑。
母亲送儿打日寇，妻子送郎上战场，男女老少齐动员。在这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斗争中，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共御外侮，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八国联军攻入紫禁城，百姓漠然视之，因为所谓国家，不过是朝廷而已。甲午战争，在日军占领后的城镇、村落，各种规模的集市很快恢复了往日的热闹景象，一些商贩还很快学会用日语叫卖。在日军驻扎的营地附近，有的赶着骡马大车、拿着扁担等着揽活，没有一点亡国之恨的样子。民众麻木至此，战争焉有不败之理？
小至个人，大至民族，肉体上的富贵病不可怕，可怕的是患了精神上的富贵病。现在，国家的综合实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人也失去了对历史的痛感。有的解构历史、泼污英雄，有的缺少忧患、丧失警惕，有的妄自菲薄、膜拜西方，有的则在“唱衰中国”“做空中国”。前车之鉴，殷鉴不远！
著名作家魏巍在《漫忆黄土岭之战》一文中写道：“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回过头来看，14年的艰苦抗战，不只是时间的刻度；3500万人的巨大伤亡，不只是生命的刻度；1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也不只是物质的刻度，它们共同标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韧度。
历史的横断面，如同树的年轮，时间越是久远，越能看得清晰。70年过去了，硝烟虽已散去，警钟依然长鸣——民族的精神利刃决不能锈蚀，决不能卷刃！
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9·3”胜利日阅兵结束之后，一条写着“这盛世，如你所愿”并配有周恩来总理照片的微博，被转发百万次。1949年开国大典阅兵，仅有的飞机凑不够空中梯队，周恩来提议让飞机循环飞行、两次接受检阅。昔日国力薄弱家底不足，而今阅兵展现出蒸蒸日上的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足以告慰先人、激励今人、启迪后人。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次次遭到列强凌辱欺侮，家国破碎、山河凋零。抚今追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伟力来自哪里？中国这个昔日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泥足巨人”，一跃成为矢志富强、捍卫和平的“东方醒狮”，其间有着怎样的“复兴密码”？14年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特别是8年的全面抗战，为我们揭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在日本全面侵华这个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国家危亡唤起空前的民族觉醒和团结，中华民族汇聚起挽狂澜于既倒的强大力量。无论是万千民众毁家纾难、支援前线，还是仁人志士发起成立各种救亡组织，英勇的中华儿女到处彰显着对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的担当。他们可能大字不识几个，却深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他们可能连钢盔和步枪都没有，拿起铁片磨成的大刀就上了战场，却天然有一股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他们可能没有尝到胜利的滋味就被敌人的炮火撕碎，但他们信念如炬、九死未悔。正是因为这些猛士的存在，中国不但没有灭亡，反更挺直了脊梁。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一首《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激荡着国人的心胸，激发着迈向战场的热情。14年的抗战史，是一部军队抗战、国家抗争史，更是一部民族觉醒、民众奋进史。正是因为从国家镜像之中看到了自我的位置，在民族中激活了共同体的意识，亿万民众义无反顾投身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洪流。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一扫“中国虽四万万之众，实等于一盘散沙”的阴霾，使中国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当此民族复兴梦想更加切近之际，从历史轨迹中读懂兴衰之道，才能更好激发深藏于民众之中的“复兴伟力”。把人民举过头顶，以百姓之心为心，始终同群众一块过、一块苦、一块干，人民才会坚定不移跟党走。国力孱弱，国防废弛，个人命运便如惊涛中的扁舟，随时可能遭遇灭顶之祸；国家强盛，国防牢固，个体才会有荣光，安危才会有保障。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每一个体都增进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传承家国天下命运一体的爱国情怀、凝聚休戚与共的民族认同，就定能汇聚起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个体有担当，国家有力量。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07日 04 版）
铁律三思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三个必胜——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掷地有声。这发自天安门城楼的宣示，这历史昭示的铁的规律，全世界都听见了。
正义必胜。世界反法西斯的东方主战场，显示的最终结论是：邪恶来势汹汹不能持久，邪恶貌似强大色厉内荏，邪恶猖獗一时终将式微。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要报。正义必将战胜邪恶，光明必将战胜黑暗，进步必将战胜反动。正义必胜，必须力保。我们重申铭记历史，并非宣扬仇恨，而是不容历史被否认、歪曲、篡改，防止军国主义复活，维护来之不易的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公平正义。
和平必胜。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野蛮和侵略、霸权和暴力，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凡挑战和平、破坏和平者，无论有多少借口包装，多大本事张扬、多少舞台表演，临到头来且看他，无非是自作自受、自取灭亡。中国的古训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个道理，今天仍管用，世界亦相通。和平必胜，必须力争。共建美好家园，开创和平未来，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致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人间正道。
人民必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起来奋斗，才是开创历史的真谛。毛泽东同志说，在“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中国人民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正义立场，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鼓舞了全体人民，也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强烈共鸣。
三条铁律，顺则昌逆则亡。逆者，虽也有可能一时得计一时猖獗，但无一例外都走向一条必死之路。
三条铁律，须力保力争力促。中国坚信坚守，中国不可战胜。世界皆信皆然，放之四海皆准。
三条铁律，当然也适用于日本。日本的人民，日本的一切有识之士，都听得清楚，想得明白，都同样要坚信坚守皆然，同样要同心同向同行。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日本是否认和淡化侵略历史、继续将那笔负资产背下去，还是真诚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轻装前行？是深刻记取历史教训，尊重铁律，信守铁律，还是再开历史倒车，重新穷兵黩武，藐视铁律，挑战铁律？
日本的不同群体，不妨三思。
一者，作为政治精英、知识分子，要摈弃以自己的价值、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的僵硬思维，超越“一山不容二虎”的狭隘心态。
二者，作为普通民众，要多一点文化沟通、民间交流，这有助于政治精英们把心态放平和，多一些登高望远、从长计议的理性权衡和政治互信，少一些浮躁浅薄的感情冲动和形势误判。
三者，那些右翼极端分子，固执己见，蛮不讲理，挑起事端，制造麻烦，把误解夸大、把隔阂加深、把仇恨煽起、把怒火点燃、把事情搞砸。所以当务之急，是要警惕和防范右翼极端主义思潮的泛起和危害。
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三个必胜是铁律，三思而行当警醒。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08日 04 版）
学会管理自己的欲望
“朋友圈”竟成了“腐败圈”，贵州省委原常委、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被朋友“拉下马”，这样的堕落轨迹令人警醒。
不禁再一次想起当年毛泽东同志那句警告：“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糖弹”有着极大的诱惑性和迷惑性，能够吊足人的胃口，刺激人的“食欲”，麻醉人的意志。联系当下一些屡屡被“糖弹”击倒的领导干部，令人扼腕叹息，更令人痛定思痛。
古人云：“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诱惑常常令人欲罢不能，“围猎”者正是看中了这一人性弱点，利用“糖弹”的引诱和迷惑作用，大搞利益输送。或先搞感情投资，认“干爹”、做“干儿”，进圈子、结圈子，结成一条绳上的蚂蚱；或以各种名目的所谓“代持”结为利益共同体，暗度陈仓、投桃报李；或放长线钓大鱼，今天你给我好处，日后等你退了或者转岗了再“连本带息”还给你；还有的，以安插老婆孩子“吃空饷”为饵，让你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被乖乖地牵着鼻子走。还有一种思想上的“糖弹”。有的用各种甜言蜜语进行“思想按摩”“精神催眠”和“言语贿赂”，或在干部的兴趣爱好上投其所好，最后拉你下水，直至“捧杀”。对“围猎”者而言，“围猎”的成本虽然很高，但最终都会转嫁到公共利益上，由公权力来买单。
“糖弹”是一种毒性很强的腐蚀剂，极具杀伤力和致命性，一旦被侵袭则万劫不复。不少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年轻时也曾吃过苦、受过累、流过汗，也曾战胜过各种工作困难、挫折和压力，有的还曾做出了一些成绩，甚至不愧功臣的称号。却在那些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者释放的“糖弹”面前栽了跟头、吃了败仗，不仅令个人和家庭陷入悲剧，也给党的事业和形象造成重大损失。惨痛代价面前更应明白，当官发财必须两道，为公为私必须两清，廉洁自律必须成为每个为官从政者的第一要义。
“围猎”可恶、可怕，其手段虽然高明，但只要有颗提防之心、戒惧之心，就不难识破“围猎者”的诡计。要做明白人、明眼人，善于从“香风蜜语”中分清好坏对错是非，不为“七情六欲”所惑，不为鲜花掌声所醉，不为身外之物所迷。打退“糖弹”的进攻，最根本的防线在于炼就金刚不坏之身，养就一身正气、骨气和硬气。人得有一种气概、一种精神和一种格局，内心始终有大目
标、大方向和大原则，始终知足、知耻、知畏，有信念、定力和静气。人可以没架子，但得有样子，骨头硬、腰板直。不被牵着鼻子走，才不会在“糖弹”面前束手就擒。
“树欲静而风不止”。抵御“糖弹”，并不是要闭门谢客、断绝同外界的联络，而是要由外及内，修好内心私欲的防护堤。须明白，欲壑难填，趁早回头上岸；贪欲无艺，最好悬崖勒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强大的欲望管理能力，不仅是一项极其重要的个人品质，更是为官从政所必须涵养的领导力。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09日 04 版）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写在第三十一个教师节
教师节前后，老师的故事频见报端。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媒体选择了同一个关键词——坚守。
安徽蒙城“弯腰老师”朱景科坚守讲台27年、河北邯郸好老师段春芳坚守基层17年、云南昭通无臂教师江声发坚守山村12年……在那广袤的乡土，在无数学子渴盼知识的地方，他们从成为老师的那一刻起，就不曾离开过。他们坚守的理由也质朴得几近相似：“如果我要是再调走的话，就没有人教他们了。”“我走了，娃娃们怎么办？”
在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许多人纷纷作出了新的选择，他们却依旧在坚守。当有人选择大城市，他们坚持留在乡村；当有人选择高收入职业，他们坚守淡泊清贫；当有人选择博取名誉地位，他们始终默默无闻。不能说别人的选择就不高尚、不应该，但他们的坚守里必定有一种执着的信念，使他们不为波流所动，不为浮华所惑，不为物欲所扰。无疑，这样的坚守让人既感且佩，亦是这个时代应当张扬的价值。
对于不少老师来说，坚守诚然能获得职业荣誉感与心灵幸福感，譬如一位老师心语：“我舍不得离开学生，我看到他们就高兴。遇到再烦心的事，他们拉着我的手到处跑，一下子我也开心了。”但相对而言，老师毕竟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裳”，所有的付出，都只是为了照亮别人而不是自己。尤其是在那些贫瘠的山乡，明月未必装饰了老师的窗子，但老师却在不断装饰学生的梦。这正是老师们的坚守更值得推崇的地方。
想起一位初中老师，在我因迷茫而辍学后，为我排除阻力，坚定敞开学校的大门。想起前些年浙江衢州两位小学女教师，看到学生缺课而细心追查到户，及时发现学生一家煤气中毒而挽救三命。想起大别山一位老师，家境清贫却坚持资助学生，只因“不忍看他们因贫困而失学”。在无数老师身上，坚守是爱，是良心，是责任，是育人的春雨，是传道的执着。正是有他们的坚守，懵懂学子开始有梦；正是有他们甘当“筑梦人”，无数学子才敢追梦，才能在梦想的天空驰骋。
不能不看到，也有一些老师对学生不再那么上心，那种不遗余力倾注心血与发自灵魂深处的热爱淡化了。有的老师只教书不育人，只上课不交心。这样的情形，不由得令人怅惘乃至忧心。很多
人在回望自己的来路时，常常感慨：“遇到某位好老师，是这辈子的幸运。”然而对于国家而言，我们不能让每一个体的命运，寄托于这种偶遇的幸运。培育出无数这样的“好老师”，才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
著名作家魏巍在《我的老师》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一个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师是多么慈爱，多么公平，多么伟大的人呵。”对于学生来说，好老师就是他的世界。对于好老师来说，学生则是他的事业，甚至生命。----《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1日 04 版）
接过老兵手中的枪
“我们不怕死亡，就怕被遗忘。”这句抗战老兵的心声，曾让无数国人心里五味杂陈。
当他们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总书记颁发的抗战胜利纪念章，当他们行进于受阅方队最前面举起颤抖的右手敬礼，当他们步入抗战胜利日专题文艺晚会现场时全场自动起立鼓掌，“怕被遗忘”的担忧或许不复存在——那些为民族独立和解放浴血奋战的英雄，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忘记，始终视他们为民族的精神脊梁。
如果把“怕被遗忘”简单地理解为老兵对自身作用贡献的考量，那就没有真正理解这四个字的内涵。经历过无数次生死考验的抗战英雄，早已将功名利禄看淡。正如一位老兵所言：“想一想那些牺牲的战友，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他们真正怕的是这些——
怕民族曾经的深重苦难被遗忘。圆明园的大火早已熄灭，但“大水法”的残垣断壁还在；宛平城外的枪声早已停止，但城墙上的深深弹孔还在；南京大屠杀的哀号早已湮灭，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还在！如果把历史比作最好的清醒剂，那么遗忘则是慢性毒药。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公祭日”“烈士纪念日”，为什么要隆重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就是要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屈辱悲怆，不要忘记“一寸山河一寸血”“山川不改仗英雄”的顽强不屈。
怕精神上的“软骨病”滋长蔓延。那些从枪林弹雨中闯过来、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抗战老兵，没有一个不是硬骨头。当年，面对实力悬殊的侵略者，他们宁肯站着生，不愿跪着死，“老红军精神”丝毫不惧于“武士道精神”。他们端的不是钢枪，而是民族气节；他们拼的不是刺刀，而是民族精神。那些他们身体里没有取出的弹片，于今而言何尝不是一种“精神钙片”。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国由大到强，精神的强大尤为重要。有了这一点，才能排除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风险挑战。
怕走得太远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丰都一役中失去右眼的刘伯承曾言：“只要你是为人民大众的切身利益而战，战争夺去你一只眼睛，群众会给你千万只眼睛；夺去你一只手，群众会还给你千万只手！”抗战岁月，群众就是党和军队的眼睛和手，打断骨头连着筋，是真正的命运共同体。今天，
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化，与群众渐行渐远，使“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永远以百姓之心为心，和人民同甘苦、共命运，我们党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老兵终会老去，但他们的精神长青。因为他们的身上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彰显着一支军队的血性荣光。历史记忆不能尘封，血性荣光自当传承。当我们被老兵的“最帅敬礼”深深打动时，有没有想过拿什么来回礼？当我们为老兵的一个个离去莫名感伤时，有没有想过毅然接过他们的枪？
老兵不是用来供养的，而是用来敬仰的。他们身上所体现的英雄精神，蕴含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无穷力量。阅兵虽已结束，但民族精神需要时常检阅；老兵已成传奇，而强国兴军的新传奇正等待我们去书写！----《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4日 04 版）
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
有这样一幅漫画：一个女孩蜷缩在透明玻璃瓶中，虽然空间很小，却能够安静地阅读。惬意如斯，幸福感自不必说，但玻璃瓶挡住外界干扰的同时，却也束缚住了女孩的活动空间。
舒适并不必然是好事，一个人长时间处在“舒适地带”，会形成惯性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定势，即便得到了安静、稳定、闲适，失去的东西却多得多。心理学将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分为舒适区、学习区和恐惧区，每个人都乐于在自己有限的最适区里展开常规活动，把压力降至最低，把焦虑拒之门外。离开心理上的“安乐窝”，总会有接纳新事物的不适感。可如果不去打破舒适区的枷锁，怎能知道外面世界的精彩？
“舒适地带”于为官从政者也不例外。从前，一些干部“一杯茶、一张报、一天会、一台车、一席宴”的标配，如同温室一般将自己笼罩在安逸中，当官甚至被人视作“天底下最容易的事”。但凡需要加班熬夜或者下基层蹲点，一些“娇气”官员在心态上和身体上都难以适应。不仅工作环境，做事方式上同样存在“舒适倾向”：习惯被周围人捧着、惯着、宠着，却不愿在群众的监督下做事；习惯在鲜花和掌声中争取功名，却不愿到默默无闻的岗位上奉献付出；习惯在顺风顺水中打“顺风球”，却不愿在山重水复时开山辟路……
过于讲求“舒适地带”，创业劲头可能会被磨平，改革动力可能会被耗光。群众中有声音说，“日子过得舒服，是官员缺少改革动力的重要原因”，可谓切中要害。更关键的是，由舒适安逸走向奢靡享乐，可能只有一杯酒、一根烟的距离。包下酒店常住，出入高档会所宴饮游乐，不遵守工作时间外出打高尔夫，这些做法固然让身心舒服，可作风之患、腐败之忧也因之而起。古人云，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安于“舒适地带”，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贫困。把自己关在“城堡”里太久，精神上必然缺乏追求和闯劲，陷入一种简单层次上的自我重复，很难有进步和改观，这就是“内卷化效应”。克服
“内卷化”，避免自我懈怠、自我消耗，需要靠外界的纪律规矩约束，也要靠自我严格要求。就像组织“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一样，干部自身也要有走出温室、打破安逸的自觉，才能走出精神和追求上的洼地。多一些本领恐慌，不畏难不避险，越是硬骨头越要啃，党员才有党员的样子，公仆才有公仆的本色。
人毕竟不是仅仅为自我舒适而生，党员干部更应在个体冷暖安危之外，有更高的理想追求、更大的自我期许。“牧民省长”尕布龙，哪里工作最苦最累就会出现在哪里，从副部级岗位卸任后投身山林绿化。独龙族干部高德荣“用身影指挥人，而不是用声音指挥人”，风餐露宿，倾尽全力带领老乡致富。放弃了优渥待遇，他们却都收获了不平凡的人生，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
民之所望，施政之所向。群众的满意度和舒适度，远比干部自身的舒适度更值得付出心血。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对我们的感觉就好一点”。懂得了这个辩证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地带”还有什么好为难的？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5日 04 版）
“戏路不同，努力相当”
有位演员在拍戏时抱怨：为何总要我扮演迟钝猥琐类形象？导演让他和主角换换演个警官，剧组人员看了他的扮相，笑得前仰后合。因为，“铁血硬汉”变得“猥猥琐琐”了。他自叹不行时导演却说：“你们戏路不同，但努力相当。”他从此沉下心专攻适合自己形象的角色，终于在自己的戏路上广受认可。
一部戏，有主角，也要有配角。主角固然吸引目光，但配角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而在演艺生涯中，能被观众记住，能在影史留名，才是真正的“主角”。人生如戏，工作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戏路，也都有需要担当的角色。沉潜下去，拼尽全部的心力，我们才能演好自己人生中的“主角”，也才能让社会这个大舞台活力迸发、魅力四射。
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成功原无分行业领域，亦无论职业身份，智慧与汗水才是最关键的变量。物理学家薛其坤，带领团队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震动世界基础研究领域。他说，实验物理学家是扎扎实实做出来的。20年，他都是“早上7点进实验室，晚上11点离开”；劳模孙景南是名女焊工，因焊接技术精湛被法国同行称为“女焊神”，业绩背后是“白天干活，晚上练习”，干完活后连裤脚都能滴下汗水。在任何一个领域，我们既需要“爱因斯坦”，也需要“鲁班”；既盼望更多“薛其坤”，又呼唤更多“孙景南”。社会分工不同，专业要求有别，但只要有艰辛的付出就都能有丰硕的收获，把平凡的事情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
事实上，即便是同一个工作，也可能既有“高大上”，又有“脏累苦”；此时要坐空调房里，彼时要在烈日炎炎下。不分高低、优劣、肥瘦皆倾力当之，方能有所成就。比如在科技领域，有人视发论文或搞研发为“绣花”，视科技推广为“织麻袋”，重前者而轻后者。中国高温合金开拓者
师昌绪却不这么看，他生前曾跑遍国内航空发动机生产厂家，解决了诸多应用难题，被誉为“材料医生”。在他眼里，作为一个实用材料的研究与开发者，如果不能把研发出来的新材料、新工艺或新技术用于生产实践，就等于前功尽弃。“绣花”与“织麻袋”仿佛一个隐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既要能“绣花”又要能“织麻袋”，才能收获成功人生。
然而，总有人参不透这个朴素道理。有的人抱着“劳心者治人”的老皇历不放，无论能力禀赋如何，都不愿凭才智和汗水争取做个“大国工匠”；有的人耽于幻想，却不愿上一线洒汗水，不屑于从小事和底层干起。没有艰辛的付出，到头来在哪一行也干不了，更干不好，最终只会浪费了机会，荒掷了青春。“北大毕业生”下海养猪，有人就觉得书白读了；“34岁副县长”辞官回乡带领乡亲创业，有人则觉得不走仕途可惜。然而，只要找到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肯付出心血与汗水，又焉知不能开掘出一片新天地？
水行莫如用舟，陆行莫如用车。各尽所能，各展其长，努力到极致，人人都能“灼灼其华”。自己的责任没有替代品，努力“做一个最好的自己”，倾力于自己的事业，每一个生命就必能创造新的可能。----《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6日 04 版）
“桃李故事”潜藏的密码
时人多以桃李喻学子，吟哦“盈门桃李笑春风”。但在传统文化里，桃李还有同气连枝之意，隐喻兄弟情深互爱互助，正所谓“桃李不分家”。
今年春上，在汉族姐姐尤良英家门前的菜地里，维吾尔族弟弟麦麦提种下数棵桃树和李树，感念的是10年来姐姐爱他助他的一片真情，却在不经意间形象地写照了“桃李不分家，维汉一家人”的“桃李故事”（相关报道见今日六版通讯《桃李东风渐次开》）。
认识不过半年，尤良英为什么就敢拿出年收入的1/3借给麦麦提？自己发明的枣树修剪“四胞胎独门绝技”，为何轻易就把“金针度与人”？是什么让尤良英一家打破诸多障碍，牵起素昧平生的维吾尔族小伙一家的手脱贫致富？又是什么让他们的“桃李故事”启人心扉，动人心魄？
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很传奇，于平常的交往中见奇崛，富有超越庸常的温润。一位商人在听说尤良英的故事后，感慨地说，尤良英家菜园的桃树李树，藏着开启民族大家庭幸福的密码。尤良英与麦麦提的故事之所以平凡而动人，正在于那质朴的爱富有感染力和穿透力，能够不分贫富、超越民族、穿过血脉。
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人之有爱，源于这样的人心。面对麦麦提为给妻治病而开口便借1万元，尤良英想起的是当年军垦老阿姨将3万元养老的钱借给自己，帮助渡过了生意难关。面对麦麦提家的“篱笆房”、孩子饥饿的哭喊声，尤良英唤起的是曾经贫穷苦难的记忆，立誓要帮他富起来。可以说，正是这样的良善之心，燃亮了尤良英胸中的心灯，去超越世俗的小我，义无反顾地帮助麦麦提。
鲁迅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这样的大爱，在尤良英如是，在麦麦提如是，在更多的人那里亦如是。脱贫致富，尤良英帮了麦麦提一家，麦麦提帮了更多的乡亲；枣树修剪、棉花打顶等技术，尤良英教会了麦麦提一人，麦麦提教会了一村。尤良英带动了所在的新疆兵团农一师十三团用工，麦麦提介绍了更多的维吾尔族同胞来务工，到如今整个皮山县的富余劳动力都跟十三团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正是爱的力量，富于感染力和传播性，像蒲公英那样不断播撒生命，以向远方。
“东风渐次开桃李”。吴登云扎根戈壁高原，几十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地为当地群众行医。阿不力孜一次次冲入险境救了60多人，在他眼里不分民族都是兄弟姐妹。当有人问收养多个民族10名孤儿的阿尼帕·阿力马洪：为什么要收养汉族孩子？阿尼帕反问：收养弃婴，人之常情，还要分民族吗？若把桃李比喻汉族与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根连着根、叶连着叶，彼此不分家，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质朴的爱，便是这东风，吹得桃李春华更秋实。
在天山南北，无数人已经用质朴的爱，书写了新时代的“桃李故事”。让这真挚的爱生长下去、播撒开来，中华民族这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家庭，就有了同气连枝的纽带，就有了幸福花开的土壤。----《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7日 04 版）
筑牢捍卫和平的“思想屏障”
70年前的9月2日，《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在日本东京湾内的美国主力军舰密苏里号上，见证了日本签字投降的一幕。他告诉读者：“全体签字毕，麦克阿瑟和各国首席代表离场，退入将领指挥所，看表是九点十八分。我猛然一震，‘九一八’！”
“九一八”，一个令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国耻日。从“九月十八日”到“九时十八分”，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挣扎抗争了14年，最终让和平的阳光再次普照大地。
战争是一面镜子，能够让人更好地认识和平的珍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的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是当年德意日为害世界的思想根源，也是人类文明的公敌。防止战争，就不能不彻底清除发动战争的“思想祸胎”。
自古知兵非好战，多行不义必自毙。1937年，巴金在抗战的烽火中写下《给山川均先生》一文。他义正词严地说：“战争是违背了人类繁荣的法则的。所以鼓动战争、想用武力获得一切的国民绝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许多国民繁荣过，但又消灭了。连强盛的罗马帝国也有崩溃的一天。”然而，和平不会凭空而来，和平必须捍卫。归根到底，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心中生根发芽，才能筑牢捍卫和平的“思想屏障”，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强大力量。这里的“人人”，当然不只是中国人民。
最伟大的力量是同心合力。二战前夕，一些国家弥漫着一种绥靖主义情绪，一味地乞求和平，天真地认为“如果他能给鳄鱼以足够的食物，鳄鱼就会到最后才来吃他”，甚至为了自保不惜牺牲他国的利益。结果，割肉饲虎式的绥靖政策，非但不能满足法西斯永不餍足的胃口，反而助长了他们膨胀的野心。残酷的事实和战争的硝烟，唤醒了自由、正义、和平的力量，大家携手跨进同一条战壕，最终战胜了邪恶，取得胜利。
捍卫和平需要远见，捍卫正义需要担当，捍卫尊严需要良知。“一百种理论不如一份良心”。珍珠港上空“虎！虎！虎！”的偷袭信号，至今仍在提醒人们，纵容和绥靖只会养虎为患、自食其果。如果抱着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等旧观念不放，如果囿于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不讲道义，战争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落在人类的头上。
“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我们牢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捍卫和平、警示未来。日军的残暴，给中国人民留下太多的仇恨和血泪，但我们没有陷入失去理性的仇杀，没有冤冤相报，以牙还牙。那些日军俘虏可以证明，八路军在野菜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让他们吃上难得的白米饭。而在抗战胜利后，有200多万日军家眷和“开拓团”成员滞留中国，全部受到优待安置和遣返，有3000多名日本遗孤被中国人收养，这也是历史事实。这说明中国人民既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决心，也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宽广胸怀。
“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今天，作为地球村的公民，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责任壮大和凝聚和平正义的力量，奋力驱走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恐怖主义等思想雾霾，让和平的阳光洒满家园。----《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18日 04 版）
处长政治”岂止坏规矩
“兵头将尾”，是对机关里处级干部的形象说法。千千万万的处长们，在党政事务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他们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是我们事业的重要骨干力量。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单位所谓的“处长政治”，专权霸道、壅塞政令，竟成了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令人深思。
按理说，处长一职，既不是决策的“点头者”，又不是执行的“拍板人”，实在不该竖起软钉子、端出闭门羹。可现实中，有人手里攥着项目审批单，“处长不报告，司长不知道”“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还有人仗着领导机关摆架子，时常对下属单位颐指气使，甚至发号施令跟“训孙子”一般。凡此种种官僚主义的陋习，表面上看是拿“规矩”说事，实际上却坏了规矩；自觉“处长政治”蛮风光，殊不知竟成了政治上的糊涂人。
有人感慨去机关办事，处长们往往最难打交道，掌握着政策、把持着批文，丝毫怠慢不得，宁可得罪大领导，不敢惹火小处长。如果说耀武扬威尚可忍，繁冗、拖沓下来则很容易搁浅了优质项目、耽误了宝贵机遇。邓小平同志曾怒批官僚主义：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欺上瞒下，专横跋扈，“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这种表现，在一些处长身上甚为突出。
擅权之路，必是毁灭之路。前些年某部委的一位匡姓处长，手握全国民航项目的审批大权，有的企业负责人为求见其一面，不惜整个中午蹲守在他赴宴的门外，业内更送“匡爷”的绰号，到最后锒铛入狱，正所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古往今来，有多少小官大贪、前“腐”后继，不就倒在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手中一支笔上？
有人说处长“位不高、权却重”，位置再低，带个“长”字，总还有些权力“施展”的空间。那么，处长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处长之权，说大并不大，并非决策权，更多是辅助性职能，属于参谋助手；说小又不小，某个处室掉了链子，整台行政机器都会运转失灵。因此，细化每一岗位的职责，标清每一环节的权属，给铆足劲的“零件”及时加油激励，对不作为的“零件”依规问责拿下，才能避免养痈遗患，放任自流。
当下，“为官不为”在一些地方、一些国企蔓延成势。个中原因很多，其中一条便是中层对上级政令的消极怠工、“中梗阻”。这背后，暴露的是处长擅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有好处，蜂拥而上；没私利，干脆远远躲个清闲。“植木偶于堂，并水不饮，不更胜公乎？”稳增长、惠民生，都须臾离不开手中权力的积极行使。“积极”二字，要害就在时刻辨清权力的“公”与“私”，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县处一级是干部干事创业、锻炼成长的基本功训练基地。多少优秀干部在处级岗位上默默无闻，不求名不图利，处理复杂矛盾与纠纷，一干就是一辈子，成就一番无悔的事业。今天我们讲“三严三实”，正是要唤醒更多新的历史特点下的、干实事的好干部们，持权而自重，行权勿忘公，开拓人生的境界，干出出色的业绩，收获群众的认可。----《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21日 04 版）
多一些直来直去
一位村民到医院就诊，自述症状是睡觉打呼噜。年轻医生告知他是得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村民以为重病在身，表情立刻凝重。医生遂告知，“其实就是鼾症”。村民不禁埋怨，“庄稼人不懂医学知识，‘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不就得了，我还以为染上不治之症了呢！”
有话直说，可以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拐弯抹角绕来绕去，自话自说不考虑听者感受，只会耽误时间，徒让人厌烦。百姓说话办事讲究实在，不喜欢绕弯子。耿直、直率、直白，一个“直”字构成了百姓性格的朴素底色。正因为“直”，老百姓大都不喜欢与不直爽、不正直的人打交道，也不愿听虚话、套话、怪话、话中话。
群众要求如斯，党员干部说话办事就应如此。但现实却常常是另一番景象。比如，群众来办事，不是痛快淋漓地答应马上办，而是慢慢吞吞、不温不火地说，正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办。至于到底办不办，是否尽快办，“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明明可以一次性交代清楚的事情，却故意搞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让群众跑上三五次；明明是本部门本岗位的职责，偏偏要“捉迷藏”“踢皮球”，让群众“众里寻他千百度”，依然“云深不知处”。
“直”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也往往映照出待人接物的品德和作风。党员干部内心深处对群众有没有感情、用没用真情，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能不能正直做人、耿直做事、清直做官。扔掉繁文缛节麻利办事，基层肯定高看一眼；不拿官腔官调以心交心，群众自然厚爱一层。群众怎么看待干部，决定因素并不在于群众，而在于干部如何对待群众。捧着一颗真心深入群众、融入基层，去掉官僚气、沐浴乡土气，就能发现，与群众心相连、情相通、话相投其实一点都不难，群众也会给出高分评价。
“直”也内含着大道至简的权力观念。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当干部就是当人民的勤务员，不要弯弯绕绕、藏头露尾，也无需尔虞我诈、阴谋算计。“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为民办事就应当任劳任怨、直率简洁，痛痛快快而不是拖泥带水，清清爽爽而不是云山雾罩。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把民生实事做到百姓的心坎上，正是为官用权的基本要求。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干部不敢直抒胸臆，其实是不敢直面问题、直触矛盾。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去摧毁。靠嘴皮子说不走改革发展中的困难梗阻，掩耳盗铃也无法纾解基层治理中的层层矛盾。惟有讲实话重实行，才能在工作中化被动为主动，也惟有实干实行，才能建立干群互信、增进社会共识。直言不讳地谈问题，开门见山地办实事，才是对百姓直率的最好回应，理应成为同群众打交道的基本要求。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正直诚信的品格和务实做事的风格，是达成良政善治不可或缺的宝贵品质。让直的品德、实的风格生长起来，让百姓感受到干部话直白、人实诚、事实在，一定可以画出与时代辉映的干群同心圆。----《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22日 04 版）
“站到巨人中间”之后
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即便是个子矮，也要站到巨人中间。”这话有味道。的确，选择和谁在一起很重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睿智；与高尚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卑俗。“站到巨人中间”，绝非附庸风雅的攀附，而是真诚选择向“巨人”致敬和学习。“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师婆跳大神”，此之谓也。
然而，倘若与“巨人”站到一起，就以为自己也算成功了，这无疑是自欺欺人。有一种观念叫“稻草定律”，即路边的稻草如果没人搭理，它永远是一根稻草。若卖白菜的拿去捆白菜，这根稻草就是白菜价；如果卖螃蟹的拿去绑螃蟹，这根稻草就有了螃蟹的身价。于是就认为，一个人的价值高低、成功与否就像这根稻草，关键看与谁捆绑在一起，结交了什么档次的朋友，具备了什么样的背景。这种谬误的推演，绝非人生借鉴的宝典。
当然，“站到巨人中间”，也不必自惭形秽、妄自菲薄。要知道“巨人”成长，也经历由“矮”变“高”、由“弱”变“强”的历程。牛顿讲“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固然是牛顿的谦逊之辞，但他能够发现“万有引力”，实现科学的“惊人一跃”，不也是受“巨人”潜移默化的启发和自己刻苦钻研的顿悟吗？事实证明，汲取他人的智慧和长处，即便现在是矮子，将来也有长高的一天。
郑板桥练书法，即使对前人书体临摹到乱真的程度，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他取各家之长，创出自己的“六分半书”后，才成了清代享有盛誉的著名书画家。有人说得好：“如果羡慕成功者的富贵，请别一味模仿他们富贵后的事。要模仿，就模仿他们富贵前的事：他们那鹰般的探索、蛇般的专注、蚁般的辛劳、蛹般的耐心，风吹日晒、灰头土脸时的坚持。”可见，要真学习，就必须“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不去追求外在的皮毛，而是吸纳思维方法、理念品质、精神意志等精髓。
著名建筑学家、教育家梁思成一直教导身边人“学什么都要眼高手高”。当年，钱学森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那里聚集了世界上的拔尖人才，对钱学森来说，便是“站到了巨人中间”。但进入这所大学，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巨人”。于是，他暗暗对自己说：“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面。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所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所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正是“眼高手高”，令钱学森走在了世界科学技术的前沿。
站到“巨人”中间，关键看心站到了哪里。若是为了去镶金边，金边包裹下的还是一个矮子；若是为了汲取营养，智慧浇灌下的“巨人”可期。
----《人民日报》（ 2015年09月23日 04 版）
耳顺、眼顺与心顺
与一位退了休的领导干部闲聊，他颇有感触地说，现在60多岁退下来了，不在位了，才真正理解了孔子所说的“六十耳顺”。不但做到了“六十耳顺”，实际上还做到了“六十眼顺”。
比如，退休了，才真正做到了好话坏话都能听得进去。当年在位时，一听到反对意见心里就不痛快，就想这人为什么总跟自己对着干。退休了，才真正看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当年一些天天围着自己转的，甜言蜜语的，可能就是些心术不正的人。
这位老同志的感受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对在位的领导干部有许多启发。
所谓“耳顺”，就是每每听到一些逆耳之言，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虚心接纳其合理成分；每每听到一些阿谀奉承之词，都能始终保持头脑的清醒和思想上的警惕。所谓“眼顺”，就是看到一些不合自己心意的人和事，能够进行客观分析、正确对待；尤其是能够识人辨人，有洞察事物本质的判断力，不会轻易受别人的左右。
但是，对不少在位的领导干部来说，能做到“耳顺”“眼顺”并不易。比如，有一些领导干部身边总聚着一些群众和正直干部看不惯的人，总有一个让群众和正直干部侧目的小圈子。那些群众和正直干部看不惯的人，领导却宠爱有加。结果这些人一个一个都出了问题，领导干部的自身形象也大打折扣。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如果总喜欢“一言堂”，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久而久之，身边就没有多少说真话、办真事的正人君子，围着转的多是见风使舵、两面三刀的势利小人。
人生在于修炼。《薛刚反唐》中薛刚生性好惹事，打死太子、惊崩圣驾，不断闯下大祸。后来当了元帅，竟也能够平心静气，冷静处理各种事务。这也是自我不断修炼的结果。今天的领导干部，尤其需要不断经受党性修养、宗旨观念的锤炼。凡事出于党性、出于公心、出于事业、出于大局，再加上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生活经历，就能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就能善于独立思考，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就能在个人名利和得失上形成一套朴素理性的处理方式。最终，方能做到既“耳顺”，又“眼顺”，甚至“心顺”：通过主观世界的自我调节，始终以平和从容的心态客观公正地对待世间人和事，并能从心态上化逆为顺，化被动为主动。
有人阐释孔子那段著名的话说，“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二三十岁，就能够提前感悟到四五十岁的境界。我们不一定要等到七十岁，才能达到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领导干部担负的责任重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听得进逆耳之言，远离心术不正的小人，始终做到忠诚、善良、公道、阳光。如果真像孔子所说的“六十耳顺”，等到退休了才广听善纳、辨清良莠，那我们的事业难免会被影响和耽误。
干部当有“低姿势”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跪射俑令人惊叹：虽经两千多年的岁月磨蚀，依然完整坚固、栩栩如生。何故？专家解读，重要原因是跪射俑的姿势低，其右膝、右足、左足三个支点，构成稳定性极强的三角形支撑上体，这种姿势使跪射俑在坑顶塌陷时，也能经受住考验。观跪射俑，让人联想深思：为人做官有道，当持这种“低姿势”的负重品格。
姿势，作为一种肢体语言，乃是一种态度表征，折射内心的观念。有什么样的修养、素质、品行，就有什么样的姿势。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负傲物者，其姿势低不了。修身克己、内敛谦逊、持重坚忍者，其姿势高不了。低姿势不是低三下四的卑躬屈膝，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卑贱人格，更不是低头哈腰的虚伪做作，而是一种高度自觉的人生修养和境界操守。对于为官从政而言，“低姿势”才能走稳走好。
春秋时的宋国大夫正考父是数朝元老，他在家庙的鼎上铸写铭训：“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每逢任命总是愈加谨慎，一次提拔要低着头，再次提拔要曲着背，三次提拔要弯下腰，连行路都注意靠墙边走。这种“低姿势”使正考父为官一直如履薄冰，克己奉公，政绩斐然。仕途中，倘若执拗摆着恃权傲物的“高姿势”，最终没有不翻船的。从汉代的董卓到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擅权跋扈、利令智昏而自取灭亡。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责任越重担子越沉。重负在肩，必须有“低”的特质，才能负重前行。惟其低调不彰的平民风格，故能赢得人心；惟有低平不躁的清纯心境，才能淡泊明志；惟其低眉沉稳的踏实作风，方能成就事业。正如古人所云：“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可以说，低姿势是功成至道。
从古而今，放低身段、谦恭待下者，为的是登高望远，海纳百川，成其广大。刘备屈膝求贤，三顾茅庐，连张飞也看不惯，但实现了政治抱负。蔺相如大义为重，容让廉颇，终于化内讧为“将相和”。唐宰相娄师德忍辱负重，即便遭人排挤，依然“恭勤接下，孜孜不怠”，为官终身守节，得以功名始终。古往今来以低姿势为人处世者，最终全的是大局、守的是大义、成的是大业。
应当说，在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之下，权力的“任性”大为收敛。但不能不看到，“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些人很难发自内心地具备那种谦恭谨慎的低姿势。有的人变着法儿想表现权力的傲慢，有的人一有机会就摆谱、摆官架子。甚至有的说：当官无权势，算白当了；做官无好处，算白做了；为官无尊严，算白为了。归根到底，惟有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才会有真正的低姿势。
眼睛昏花的孤老藏民见到前来访贫问苦的孔繁森，惊奇地问：“你是谁？”孔繁森答道：“我是您的儿子！”治沙、治涝、治碱的工地上，有人找焦裕禄，眼前皆为一身泥一身汗埋头拉架子车的劳动者，不知道县委书记在哪里。田间地头，戴草帽扛锄头的地委书记杨善洲，完全是一副老农样子……这些共产党人的形象，生动诠释了干部当有怎样的“低姿势”。
----《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08日 04 版）
当干部与写文章
官员写作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说为官就不要为文，有借权发稿之嫌；有人说这是私心重的表现，既要官位又要虚名；有人说言论自由，不管谁有话都可说、有才尽可发挥。其实官员写作已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但现在有，自古就有。唐宋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问题是为什么写、写什么？
一个官员为什么还要写文章？因为，文章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常说创作来自生活，官员的工作和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活。这生活自然应该有所反映。允许作家去虚构乱编官场小说，为什么不许官员说出他自身真实的感受？说出来至少可以推进工作，活跃思想，繁荣文化。这也是一种责任，一种贡献。相反，有的官员无思想不会写，有的怕招忌不敢写，有的虽写了但不合文章的美感，这都是一种遗憾。一个好的官员，如果他真的把工作当成一种事业；真的想为社会、为百姓干一点事；真的想探寻真理，研究规律，那他最后必定是一位政治家、专家、学者、思想家和文章家。不可想象，毛泽东只批文件而不写文章。可惜，现在的官员只会写批示而不会写文章的为数不少。
写什么？当然应该写自己工作生活的所感所悟。这考验官员的两个能力。一是政治思考力，二是艺术表达力。如诸葛亮的《出师表》，如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如毛泽东那些大气、深刻又幽默的文章，都是文随事出，情随理现，自自然然。现在的问题是官员中不会写、不敢写的不写；而爱写的人中又有一部分重形式而无内容，无思想。有的哗众取宠，只顾给自己造势，不管读者的感受。比如用诗歌体作工作报告、搞新闻发布，写口号式文章之类。这就坏了官员写作的名声，招来更多的仇官心理。官坛之文坛，浮云神马常乱人眼，干瘪教条又使人生厌。
官员写作也有一个思想解放的问题。首先要肯定，为官又为文是对的，以文辅政有何不好。诸葛亮、魏征、范仲淹都相当于当时的国家级行政首长，他们的文章直接议政，影响到当时的政策，又为后人留下了永远的思想财富。存在决定意识，实践出思想。只有他们那种特殊的庙堂之位，职责所在，忧国之心才可能出这样的好文章，只“文”而不“官”的人是写不出来的。所以，今天的干部倒是应该充分利用为官实践和高位思考这份人民赋予的特殊资源，为社会留一点好文章，也是给纳税人一份答卷。
诚盼官坛重抖擞，不拘一格出文章。
----《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09日 04 版）
体味人生“上止正”
一位老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晚辈追问怎样才能让人生行稳致远，他没有讲大道理，只是说了三个字：上、止、正。这三个字，形如玩文字游戏，细味之下，却颇富哲理。
“上”者上进，保持一颗上进心，对所认定目标始终如一地执着追求。俗话说得好，“地不耕种，再肥沃也长不出果实”。从呱呱坠地起，每个人几乎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后天努力不一样，便有了好差、先后、强弱的差别。浑浑噩噩的生活不值得过，人生只有不断超越，才能行稳致远，只有不断历练，才能愈发成熟。上进的关键在于实干，一切美好都源自踏踏实实的奋斗，精进不休，发愤图强，生命的充实、人生的价值才能显现出来。
“止”者知止，适可而止，当止则止，自己给自己“叫停”。知止意味着心中有度，懂得节制欲望、控制本能。把握不好度，健康会在大吃大喝中受损，名节也会因贪占侵吞而受辱。知止也意味着心中有界与戒，哪些朋友不能交，哪些地方不能去，哪些东西不能拿，都要讲纪律、有分寸。朱熹有言：“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知止是成功和失败的分水岭，守住道德底线，不越法律红线，便可以筑牢成功的围堰。知止的关键在于清醒，意念清醒才能克制私欲、从不逾矩，志向清晰才会志之所驱、不受干扰。
“正”者守正，心有正气，胸有信念，人以正气立，事行正道远。无论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慷慨献身，还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持身守洁，正气总能给人心以温润，给
社会以光明。对居官从政而言，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堂堂正正做官，比什么都重要。守正的关键在于坚定，所谓“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正气凛然不失节，邪气就会让路，正义昭彰不退缩，黑暗不驱而散。
上进、知止、守正，代表着人生的起点、拐点和支点，起点要高，拐点要慎，支点要牢，三者互为砥柱，互为护佑，一环环紧扣起来，人生画卷展现的才会是绚丽图画，而不是污淖或者凌乱。如果把人生看成一辆驶向未来的列车，“上”好比油门，加油提速完全由自己来控制；“止”好比刹车，危险时刻如不当机立断、紧急制动，结果就会车毁人亡；“正”好比方向盘，牢牢把好行驶方向，保持不脱轨、不跑偏，才能快速而又平稳地抵达梦想彼岸。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该怎样度过呢？”保尔·柯察金的人生之问，让一代又一代人思考。现实中，“听了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的，大有人在。年轻人上学怕苦、工作怕累，些小困难都扛不住，上进心长满荒草，梦想难免沦为侈谈。一些人退而不休、走而不放，利用各种关系干预插手原地区、原部门的工作，如能当止则止，怎会腐化堕落？落马官员忏悔自己的堕落过程，常自言被亲情压倒原则、欲望淹没党性、私利泯灭正气，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不走正道？人生没有涂改液，不可能推倒重来，该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路，马虎不得，随意不得。
“若将世路比山路，世路更多千万盘。”人生之题言人人殊，但体味好“上止正”，必定受益无穷。----《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13日 04 版）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
有位朋友说，自己现在日子好过了，便力所能及帮助一些生活很困难的人，以不忘当年极度贫穷的岁月，和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们。在他看来，这原本是一笔“良心债”，传递爱心才会安心。然而，当他面对所帮助的对象，仍然深深地震撼了，他没有想到贫困是这样“各各不同”，深入接触才真切感受到，几乎每一个贫困家庭都有自己的辛酸泪。朋友陷入深深的自责：是岁月模糊了自己的贫穷记忆，还是距离抽象了关切贫困的目光？
朋友的感悟令人深思。对于很多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来说，即便曾经有过饥饿的记忆，也容易在舒适现代的都市生活中逐渐淡去。当我们坐在咖啡馆里看叶红叶落，乘着高铁“早上广州喝茶，晚上北京吃鸭”，贫困并不太容易飘入我们的视野。这不是说我们脑海里没有贫穷的概念，而只是少了些醒目的实情；不是说我们内心里对贫困没有深沉的情怀，只是少了些具体的关怀。
改革发展的中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创造了减贫的传奇，贫困人口目前减少到7000多万。但他们的最后脱贫，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把视线投向他们，那里或是“地种山坡头，风吹尘土飞，雨水贵如油，十种九不收”，或是“无妈乡”“光棍村”“孤儿村”，他们或是“撑竹筏上学”“抽签睡床”的留守儿童，或是父亲长年卧病、母亲改嫁而自己被迫辍学的少年，抑或就是那个育着两个智障儿子的七旬老太在大山砍柴的沉重背影。
有人说：“贫穷其实不可怕，对贫穷的冷眼和麻木才可怕。”有的人不察实情，动不动就埋怨难以脱贫的家庭不思进取、好吃懒做。有的人心生隔膜，对困难群体漠不关心，陶醉于自己的小日子。有的干部把扶贫仅当成一项例行公事，到贫困户家中访问都不愿多待一会儿。更有甚者，视贫困如“利益蛋糕”，够不上贫困标准挤破头也要装穷，够不上“贫困县”资格想方设法也要戴“穷帽”，让真正困难的群体晾在一边，得不到帮助。凡此，都是扶贫攻坚路上的隐性障碍。
鲁迅先生曾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有诗人则写道：“谁都不是一座孤岛，可以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抒写和讴歌的，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守望相助的情怀，我们又岂能淡了？30年来，国家层面开启了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有计划有组织的扶贫济困成效斐然。与此同时，更多的社会成员自发投身其间，各种民间公益行动给贫困人群带去温暖。政府与民间的携手行动，在全社会汇聚起爱心的大海，努力如习近平主席在今年新年贺词中所言，“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你的贫困就是我的痛楚，在相当意义上说，对贫困有这样的真切感知，我们才可能真正与困难群众站在一起，义无反顾地帮扶，一同向贫困宣战；才会真正让救助成为“有尊严的救助”，让发展成为“有温度的发展”。在国家第二个“扶贫日”到来之际，期盼有更多人用心感知贫困，走近困难群众的生活，更走进他们的内心。
----《人民日报》（ 2015年10月16日 0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