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的逻辑》读书笔记
阅读时间：2014年5月3日至201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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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书目：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马里兰大学的曼瑟尔奥尔森教授所撰写关于人的集体行为理论的经典著作，它吸收了经济学理论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结合公共物品的公共性分析，探索了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通过研读，我们逐步的理清奥尔森所提出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其阐述的集体行动理论为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当中诸多关于集体行动困境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集体行动理论的逻辑思路
奥尔森开篇就把矛头指向了传统集团利益观。传统的集团利益观认为，由于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奥尔森在书中明确批判了这种论断，这种看似合理的观点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和预测集体行动的结果，相反，最后还会有这样的现象产生；由于在一个集团范围内，集团的收益是公共性的，即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共同且均等地分享它，而不管他是否为之付出了成本。如某种商品的关税提高，生产此种商品所有生产商都将获益；只要最低工资法案通过并实施了，所有的产业工人都将获益。集团收益的这种性质促使集团的每个成员想“搭便车”而坐享其成，其结果最终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随后，奥尔森重点论述了集团规模和集体行动之间的联系。他认为在任何情况下，个人利益自发的，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体的行动取决于规模的大小，奥尔森在书中清楚的提出：“比起大集团，小集团能更好的增进其共同利益”，之所以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加有效率的采取行动，是因为：首先，集团越大，增进集团利益的人获得集团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有利于集团行动得到的报酬就越少，使得个人所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不成比例。换句话说，个人所获得的收益不足以抵消他们的行动成本。除非集团足够小的时候，小到即使集团成员单方面所获得集团收益的超过它付出的成本，集体行动才会顺利进行。其次，集团成员的数量越大，组织成本就越高，这样获得任何集体物品前所要跨
越的障碍也就越大。奥尔森认为，小集团存在优势，根据集团成员进入和退出的态度不同，可以把集团分为相容性集团和排外性集团，这两种集团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关系机制。相容集团追求相容利益，主要是指非市场集团，它所追求的集体物品带来的收益在供给上是不固定的，某个集团的壮大并不会减少其它集团的收益，反而可能使其它集团受益。如处于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向政府要求更低的税额和其他的优惠政策，这时它就需要更多的同行企业的加入来壮大它们的力量，此时的利益主体是一种“正和博弈”。排他集团追求的是排他的利益，主要是指市场中竞争性的企业集团，它所追求的集体物品（更高的价格）带来的收益在供给是固定的，某个集团的收益会造成其它集团收益的潜在损失。如处于同一行业的公司，在通过限制产出而追求更高的价格时就是排他，即在市场份额一定的情况下对方多生产，自己就要少生产，这时的利益主体是一种“零和博弈”。只有在相容性集团中，才存在着提供集体物品的可能性，同时相容性的大集团存在比较严重的“搭便车”的现象。
那么，怎样解决“搭便车”的这一集团困境呢？奥尔森对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第一，实行小规模集团。小集团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集团规模小，集团成员在集团中所获得收益超出他所付出的成本，换句话说就是集团成员能从集团总体利益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能促使集团成员为集体利益贡献力量。与此同时，由于集团人数少，彼此之间接触的机会多，自然而然相互很熟悉，从而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相互之间的监督。当面对社会压力或社会刺激时候，集团成员不敢逃避集体责任，而是主动承担更多的集体责任。第二，对集团中的个体进行选择性的激励。所谓“选择性的激励”就是对集团成员的一种激励机制，其中包括惩罚性的或强制性的和奖励性的，它既可能是经济性的也可能使社会性的。这种刺激措施之所以称为有选择性的，是因为它要求对集体的每一个成员付出的和没付出的人、付出得多和付出得少的人区别对待，“赏罚分明”。有了这种奖惩措施，不仅能够激励集团成员主动承担集团责任，而且保证集团成员付出和收益成正比。
二、集体行动理论的局限性
虽然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困境进行了逻辑分析，并对于很多集体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其理论并非没有瑕疵，通过对奥尔森的著作细细研读，深入的思考，本人对其理论阐述的某些观点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
首先，奥尔森在书中对于大集团与小集团的划分并不精确，其书中并没有对大集团和小集团作一个明确的定义，从而导致大集团和小集团的分类有着界限的不稳定性。因为小集团相对于更小的集团来说是大集团，而大集团相对于更大的集团却被称为是小集团。如十个人的集团与三个人的集团相比较是大集团，十个人相对于一百个人的集团却是小集团。所以，我们在运用理论在分析某类集团行动的逻辑时，对于大小集团界限的区分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其次，奥尔森对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的提出是源于个人是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他把理性“经济人”作为人的唯一特性来分析集体行动的困境有失偏颇。人毕竟是出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不可能依靠自利的理性来做决定。而现实中的人并非完全理性的，也并非完全同质性的，除了理性之外，情感、道德、宗教、信仰都会影响到个体的集体行动。美国经济学家得主奥斯特罗姆也反对奥尔森把人建立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之上，她认为理性选择的行为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她提倡我们用第二理性理论模型，即用有限的理性和德性行为理论来替代理性的行为理论。长期从事农村调查研究的社会学家贺雪峰认为：“理性行动理论存在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只抽象讨论理性行动者的行动，而问题必须将行动置于特定的文化区域和背景中”。
三、总结与讨论
关于集体行动的逻辑有以下几点说明首先，集体行动的逻辑首要关注的并不是人们如何成功的进行集体行动，而是集体行动产生困境的原因分析。集体行动并非必然趋势，集体不行动才是必然的结果。其次，集体行动的困境源于“搭便车”。“搭便车”是指个人预期他人供给公共物品，自己采取不合作，才会导致集体行动的失败。第三，集体行动的困境主要出现在大集团里，小集团常常可以摆脱这种厄运。在小集团中，集团成员的合作易于达成，而且即便是自己单独提供公共物品，仍可获得可观收益。
中国农村的公共资源管理都普遍都遭遇“集体行动悖论”。以鄱阳湖为例，鄱阳湖共有鱼类25科136种，占我国淡水鱼类的16.39%，湖中有江豚、鲥鱼、中
华鲟等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然而，近年来，鄱阳湖渔业资源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正面临着“公地悲剧”情况。渔业资源作为一种“公地”，渔业资源的所有权应该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享有，在占有和使用上，没有明显的排他性，使得全体成员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使用它。你可以去捕鱼，我也可去捕鱼，如果你不去捕鱼，我去捕鱼，你并不增加利益，相反有可能损失利益。所以大家因不去捕鱼而损失利益，只有参与捕鱼，最后导致渔业资源的枯渴。从学理上看，这是因为每个人的利益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即集体利益最终受到损害。解决这一“公地悲剧”，就必须突破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以确保它们的长期经济价值和集体利益的维持和增长。根据奥尔森和相关学者的理论视角，下面提出有几个解决方案：：一是由“国家”对渔业资源实行控制和管理，以防止它们毁灭；二是通过产权界定，实行渔业资源私有化。三是实行鄱阳湖沿岸居民集体自主管理模式，就是通过以鄱阳湖捕捞为生的渔民让渡其捕捞权，由集体组织统一调配。但是，无论国家利维旦和产权化的市场方案，还是自主组织治理方案，都要有固有的缺陷和不足。第一，由于鄱阳湖的面积覆盖面广，所涉及区域众多，需要统筹各区域市县行政资源来对鄱阳湖的统一管理，这无疑会加重行政成本给地方财政带来负担，而且对鄱阳湖管理所产生的效益也不会冲抵所付出的成本。第二，渔业资源其产权划分存在着无法解决的困难。渔业资源作为一种洄游的浮动资源，以其现有行政工具无法将其做到产权划分，这是自然属性带来的困境。第三，自组织集体管理渔业资源也会造成“公地悲剧”恰好印证了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这是因为：（1）如果集体渔业资源相关者是个小集团的话，势必对渔业资源产生正面的影响。根据奥尔森所理论，“集团越小，小到其单方面所获得的收益超出它付出的成本”，定能驱动这种小集体统一合理捕捞渔业资源。集体越小，其成员交往次数频繁，关系会更加密切，如此会产生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一个微型“熟人社会”，在此种关系圈中，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对适度渔业资源捕捞的监督。相反在大集体中，彼此之间只是通过一种简单契约关系组合而成，很难建立违反契约的惩罚机制。同时，由于集体很大成员之间关系陌生，也不会对违反契约成员有社会性的惩罚，当有一人无视“契约”理性计算自身成本—收益后大肆捕捞，势必会激起其他成员的理性行为。即使由部分成员支付成本建立了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并在一段时间阻止了过度捕捞行为，但也常常
出现一些人不付成本而“搭便车”，对共同“搭便车”的行为，最后也会导致集体的成本收益失衡而“契约”崩盘，即个人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其结果总是造成鄱阳湖的渔业资源被更加恶性捕捞的“哈丁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