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现象的表现与治理对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提倡社会的公平和公正，而且要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何谓特权？特权的表现及危害性体现在哪里？如何有效克服特权现象？所有这些成为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特权的含义及其特征
邓小平在1980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个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其中说：“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这个界定清楚地点明两点：第一，从权利而不是权力来为特权立论；第二，特权所指的权利不是法律和制度之内的权利，而是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是违法或违反制度的权利。
十八大报告三处提到“特权”一词，有一处把特权与法律联系起来讲：“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还有一处把特权与纪律联系在一起讲：“严肃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这两处“特权”的用法大体一致，均指特殊的权利。对于组织或者个人来说，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殊权利；对于党员来说，不得有超越党的纪律的特殊权利。法律是普通公民应该遵守的义务，党的纪律是党员应该履行的义务。超越法律义务和纪律义务的特
权者，对党的事业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特权有以下显著特征：
第一，权力的垄断性和扩张性。权力对于调整和维持社会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但任何权力只要没有制约，就容易形成垄断；只要垄断，就容易被滥用，演化为特权；一旦形成特权，他人不能染指，掌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便可能导致腐败。近年来媒体曝出的许多腐败案件说明，只要是有权部门，只要权力是垄断性的，即权力没有受到制约，就可能导致腐败。与权力的垄断性伴随的是权力的扩张性。改革开放以来，每次机构改革都没有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存在特权现象。
第二，权利的特殊化和等级化。本来权利是普遍的，即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权利平等是权利思想和权利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将某种权利赋予某些特定的人，特别是赋予握有公共权力的个人或群体，就必然形成特权现象。特别是在当下中国，权利的特殊化和等级化现象借助于改革进程中体制的漏洞和不健全正在不断滋生蔓延。比如，有的地方在招录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时，对官员子女、家属给予许多特殊照顾等。
第三，职务的终身制和权力的世袭制。职务的终身制和世袭制是专制时代的产物，也是维持专制制度的保障。从本质上讲，它和社会主义民主是背道而驰的。在我国，自邓小平提出要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以来，制度化的职务终身制似乎遭到了否定，但是变相的或事实上的终身制依然存在。各级官员基本上是“能上不能下”，甚至有的领导因重大事故被免职了，却能转任其他职务，或者一段时间后再低调复出。而且近年
来随着“官本位”思潮的抬头，变相的权力世袭制现象也有所滋长，其中比较突出的便是所谓的“官二代”现象。官员的子女与平民子女一样，完全可以通过正常的法定程序进入政界工作，但在现实中，官员子女获得任命和升迁的机会往往比一般人多。“官二代”现象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破坏社会公平和法治精神的官场体制和官场形态，它已经触动民众的敏感神经，理所当然要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和指责。
二、领导干部特权现象的表现
领导干部特权现象，是指某些领导干部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在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的行为。
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时至今日，领导干部队伍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有愈演愈烈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职务消费无度化
所谓职务消费是指国家公务人员为正常行使职权、顺利履行职责所必须发生的各种消费支出的总称。主要包括：公务用车、公务接待、通讯、出差、会务、办公等费用支出。职务消费是领导活动中不可避免的消费，是客观的、必要的、合理的。在很长时间里，职务消费并没有成为广大群众痛斥的干部特权现象。但从目前看，职务消费出现了消费过度、过滥现象，已经渐变成为个人消费，甚至成为职务享受，假公济私的手段，引发了群众的强烈不满。
其主要表现：一是超标准配备公车和公车私用现象严重。据不完全统计，不少单位在公车配备方面存在超编超标现象，加重了财政负担。一般情况下，每年每辆公务车的运行成本（含驾驶员工资、福利、耗材、维修）都不下10万元甚至更高。同时，公车私用现象严重，特别是双休日和节假日，不少公车成了领导私车，公务车运行成本大大增加。此外，超编超标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根据中纪委规定，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车。但目前，这条规定早已形同虚设，就连许多县直部门和乡镇的领导也都有专车。二是公务接待超标准、扩大化等违规消费趋势日益突出。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本不可避免，但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公务接待不执行或无标准，住豪华酒店、喝高档酒、抽高档烟、吃天价宴席、进娱乐场所等高消费现象屡见不鲜。消费随意性大。只要能与公务接待沾上边的，个人消费不管是合法的、非法的都要由公家埋单，化公为私、损公肥私、通过公务接待谋取个人私利的现象严重。三是公务送礼成风并有公款行贿之势。当前用公款送物送礼的理由越来越堂皇、形式越来越多样、礼物越来越贵重、目的越来越明确，可以说，公务送礼已成为谋取单位、部门利益或个人私利的一种手段。四是公务娱乐日益普遍化和多样化。有的领导干部学习培训要到名山大川，非旅游点不去。有的开会出差要住高档宾馆，非套房不住。高级娱乐场所不够刺激，还要进色情场所。周游完国内名山大川，就想方设法到国外旅游逍遥。目前，虽然明目张胆用公费出国（境）旅游的歪风已基本遏制，但一些部门和单位以工作需要为由，外出“学习考察”、“招商引资”，
途中擅自改变路线，把公费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的现象仍时有报道。
（二）公共权力私有化。所谓权力就是反映权位和势力，是指职责范围内的领导和支配力量。我国公共权力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并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形式，赋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的。正是这种体制的情况下，在现实中逐步就形成了权力“抱团”、利益“拉帮”和干部“结网”的现象。当前权力歪曲互补突出表现在征地拆迁、项目建设、房屋买卖、争资招商、人才招聘、国债分配、教育卫生等一系列惠民政策落实等众多民生领域。部门与部门、单位与单位、领导与领导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县与县之间等就像“家族认亲”一样，形成相互利用、相互交换、彼此关照，不同的权力“认亲结族”，使一些公共权力在少数人手中长期把持并巧妙运用。比如：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的背后，就是当地部分部门、单位或领导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臵、建筑拆迁、国企改制中侵犯群众利益等诸多问题的长期积累沉淀，其实质就是权力上的“抱团”而造成的后果。又比如：2010年山东省日照市“绝版”黄金地段兴建3500套领导干部住宅，陕西省眉县大规模经济适用住房“城市美景” 610套中，有409套分给了县委、县政府下属各部门人员等等。这些都是典型的领导或部门在权力上的“抱团”和“认亲”现象。其它如“特权医疗”、“特权教育”、“特权人事”、“特权帮扶”、“特权采购”、“特权低保”等领域也同样总能找到“干部结网”的影子、“利益拉帮”的痕迹和“权力抱团”的模样。
（三）个人追求特殊化。当下中国权利的特殊化和等级化现象借助现行体制的漏洞和改革的间隙有所滋长。一是“官二代”享有特权。有的地方在招聘公务员时，对官员子女、家属给予许多特殊照顾。如前几年，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监察局招考公务员时明确将非干部子女排除在外，其招录公务员的红头文件的名字就是《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江西九江市宁武县在录取事业单位负责人员时特别规定了一个条件：只招正科级干部子女，其他人员一律免谈。还有的省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不是强调社会全覆盖，而是将公务员单独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系列，公务员退休后的福利待遇明显高于企事业单位。二是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是指在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国有企事业单位中依法从事公务的公职人员，虽然从某个领导职务上退下来，但原来任职时的级别待遇基本不变。其中不仅仅是工资待遇，还包括福利、保健、医疗、交通、住房等多方面待遇。对一定级别的干部，还可享受秘书、警卫、司机、勤务、厨师、保姆、专车以及特殊的医疗待遇等。目前，这种领导干部在待遇方面“能上不能下”的情况依然相当普遍，被群众称为“一朝为官，终身享受”；再加上，有些地方在公职人员管理使用上“就高不就低”，把“低职高配”作为对公职人员的激励，因此，造成享受这种“待遇终身制”的领导干部级别逐渐放低，人数不断增加。领导干部待遇终身制不仅加重国家负担，违背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分配原则，而且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严重化，同时还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形成了一批“特权公民”，加大了民众与官员的社会及心理疏离。三是领导干部医疗待
遇特权化。据中科院调查报告，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用于了850万党政干部；另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此外，即使在国家公务人员中，也存在着巨大的等级差别。如湖北省公费医疗拨款省市机关部门标准为600元／人／年，正厅以上干部则为8000元／人／年。这种特权式的公费医疗制度，使不需要的药也要开，没病也要“治”等现象司空见惯，造成医疗资源与财政资金的巨大浪费。同时，这种特权性的医疗保障也难以避免地惠及干部家属，形成“一人享有，全家共用”的怪现象。四是交通通行特权化现象。第一，表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下去视察、调研时，接待当地或接待单位擅自提高警戒级别，动辄使用警车开道，封锁交通；第二，表现在某些特权部门和领导干部的车在没有执行紧急公务条件下，无视交通法规，随意违规行驶。这些做法不仅严重扰乱道路交通秩序，而且损害了公众利益和社会公平，群众对此多是侧目而视，甚至怨声载道。
（四）谋取私利多样化。依靠所谓的“潜规则”来谋取一己之利。当前，“潜规则”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形成范围越来越广。其主要表现有党内潜规则、社会潜规则、官场潜规则、职场潜规则、商业潜规则等，而且这些潜规则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十分顽固。当今反映最为强烈的是党内潜规则和商业潜规则两种。党内潜规则潜伏在党内决策执行中、党内选人用人中，集中表现为处理同志关系中的“不认组织认个人”、“只唯上不唯下”、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选人用人的“少数人独掌用人权”、干部选任过程中的“平衡关系”、“带病提拔”、“家长制、一言堂”等等。商业贿赂潜规则集中表现在工程建设领域中的立项审批、规划设计、施工许可、招标投标、资金拨付、工程监理和验收、建材及设备采购等重要环节，巧立名目，假借促销费、宣传费、赞助费、劳务费等名义，以“馈赠”、“回扣”等形式给付对方单位或个人财物。
三、特权现象的危害及治理对策
治理对策
强化廉洁意识。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宗旨教育和廉政法规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清醒认识“权为民所赋”的道理，增强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的意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广泛开展廉政教育活动，用先进文化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在全社会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现代公民理念，教育公民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清除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推广“科技+制度”模式。围绕科学民主决策、组织人事、财务管理以及行政审批、公共资源交易、自由裁量权行使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规范制度，用电子软件把能够规范和公开的权力及运行程序都设计进去、固化下来，实现权力运行的流程再造，强化制度执行力，从制度上遏制特权的发生。近年来，黔西南州高标准建设了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州县政务服务中心和乡镇便民服务中心，同步建设了电子监察系统，有效规范了权力运行，取得良好效果。
拓宽监督渠道。加强监督检查，开展明察暗访，在“长期”与“经常”
上做文章。充分运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形式，大力拓展群众监督渠道，发挥网络等新兴媒体的监督作用，形成强大的监督合力。切实推进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把
权力晒在阳光下，让特权无处遁形。近年来，黔西南州建立了涉农资金项目公示网，开办了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开通了纪检监察机关官方微博，对拓展监督渠道进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加大惩处力度。对搞特权者进行严厉追究，要拉长耳朵、瞪大眼睛，严肃查处搞特权的典型。中央、省、州等作出的改进作风的规定所禁止的情形，以及奢侈浪费、公款吃喝、送礼等不正之风大多属于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表现，对这些问题，一旦发现，就要严肃惩处、以儆效尤。近期，黔西南州严刹党员领导干部请客送礼大操大办之风，对违规办酒席的14名党员干部给予党纪处分，并开展机关作风明察暗访大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通报、责令整改，有力遏制了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蔓延。（作者系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委常委、州纪委书记）
反特权是反腐败的永恒主题
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时间：2013-03-15 08:31
《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特权现象作为凌驾于人民群众和公共利益之上的异化权力形态，自古有之，今亦未止。就执政党而言，其主要表现在党内出现不受监督的“特殊党员”，享受不受制约的“特殊权力”，谋求不受管控的“特殊利益”。大量腐败案例表明，特权是腐败的前奏，腐败是特权的续曲。二者虽不能画等号，但存在量变到质变的紧密联系。反腐败必先反特权，这是腐败治理的共同规律，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使命。
反特权是共产党人保持廉洁本色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其组织肌体与特权水火不容。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消除特权思想、铲除腐败现象都是全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毛泽东同志强调，要防止党内因官僚主义出现“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同志要求“从对高级干部生活待遇开始”克服“特殊化倾向”。江泽民同志告诫全党，要警惕“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胡锦涛同志强调，“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习近平同志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世易时移，共产党人反特权的政治本色一如既往，反特权的政治
行动一以贯之，反特权的政治优势一脉相承。
其一，反特权有利于防止脱离群众，夯实立党之基。党从诞生伊始就宣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坚决与各种特权思想和腐败现象划清界限。如中央苏区开展了反贪污浪费与官僚主义的斗争，从1932年2月到1934年下半年，先后在中央机关查处贪污腐败分子六七十人，与官官相护的腐败旧政权形成鲜明对照。1934年9月中央审计委员会总结道：“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当时连国民党报刊也不得不称赞，共产党人是不搞特殊化的。这正是我们党赢得民心进而赢得政权的“特殊魅力”和立党之基。
其二，反特权有利于防止精神怠惰，净化执政之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共产党开始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为防止重蹈“历史周期律”的覆辙，中央以反官僚主义为重点进一步强化了党风建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冷静观察到“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通过打破终身制、严格干部职权范围、反对干部子女享受特殊待遇等措施消除党内特权现象。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案件、纠正不正之风的“三项工作格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部署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反特权和反腐败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显著提高。
其三，反特权有利于防止利益冲突，共圆强国之梦。在实现“中国梦”这一公心民意的新形势下，只有防止公职人员以异化腐化的特权谋取私利、侵害群众利益，防止先富快富阶层与广大群众在财产收入、教育和发展机会等方面出现愈演愈烈的利益冲突，才能确保“中国梦”不是少数人的特权。防治特权才能取信于民，为政清廉才能强国于世。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标的必然要求。
反特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
反腐败实践表明，依法合规地行使公共权力并不会滋生腐败，但公仆在特权思想作祟下沦为一心谋私的“家仆”，也就是公权变成了特权，就会成为催生消极腐败和不正之风的温床。反特权需经历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不乏失败的教训。
首先，特权有演化性，反特权要打持久战。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历史原因形成了高级干部享受紧俏、优质商品的特殊供应制，这些特殊待遇使一些干部俨然成了特殊阶层，一度引起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同志的忧虑。改革开放之后，尽管从规范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政治待遇开始推动党内改革，但在经济高增长、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突出效率优先而选择性地牺牲社会公平，使社会财富大量流向先富快富阶层。因此，在不同时代，需针对特权形态的动态演变，坚持不懈地实施递进式治理。
其次，特权有顽固性，反特权要打攻坚战。比如，一把手在党内决策上存在程度不同的“特殊权重”现象。毛泽东同志早在1964年就曾批评一些干部独断专行，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也没有”。邓小平同志强调：“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时至今日，仍有大量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腐败案例表明，“一把手，一把抓”的决策失范是消极腐败的关键成因。可见，尽管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但特权思想根深蒂固，特权行为花样翻新，极有可能出现“纠而复生、去而复返”的情况，治理特权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
再次，特权有颠覆性，反特权要打生死战。国际共运史和共产党执政史表明，特权从“亚腐败”向腐败转化，从党员个体倾向向党内群体现象演化，势必引发背离党的宗旨、失去群众支持、丧失执政地位等恶果。反观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在苏共内部产生了腐朽蜕化的特权阶层。如直接管理国有企业财富的经济官僚们，借戈尔巴乔夫推行经济自由化之机大搞“翻板经济”，堂皇窃取国家财产。当这些特权阶层欲长期占有特权并将其传于后代，最终选择了能令既得利益合法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合谋导演了“亡党亡国”的惨剧。可以说，反特权既是共产党人的反腐前哨战，也堪称生死攸关的正邪大决战。
必须把特权锁进制度、文化和监督的牢笼
反对特权思想、特权行为，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重大问题。我们必须把反特权作为反腐败的永恒主题，从制度、文化和监督等多方入手，努力将特权思想、特权行为
消灭于萌芽状态。
一是扎紧制度“篱笆”。制度是反腐之本。我们党一贯重视以制度观念来反对特权思想，以制度建设来防治特权行为。公职人员通过扭曲公共权力的运行规则和利益指向，使之成为失控失序的谋私特权，这是腐败行为的基本发生机理。只有进一步减少制度缝隙，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才能让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得到根本性遏制。当前，应当以决策权的规范行使为重点，以执行权的阳光公开为支撑，以监督权的权威有效为保障，进一步建立健全权力运行机制制度，确保各级领导的岗位职权在法定轨道上运行。
二是构建文化“护栏”。文化是制度之母。反特权是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制度文化基石。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文化内化于心，也外化于行。当前对特权思想进行文化清剿，应抓紧整治有特权色彩的公务行为、公共形象载体，形成由外向内的“倒逼”机制。如改进会风文风、禁止奢华奢靡等，既有利于秉承公仆精神、摒除特权思想，也有利于净化社会文化生态，形成尚廉鄙腐的社会文化环境。
三是形成监督合力。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曾指出，防止国家政权机关为追求特殊利益从“公社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对勤务人员实行公众监督。应看到，虽然党的组织和纲领对特权具有天然的批判力，但党员个体却对特权没有天生的免疫力。让人民群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监督权，是督促帮助党员干部克服特权陋习、永葆公仆本色的重要保障。在网络监督方兴未艾的大气候下，应深入推进党务、政务和各项事务网上公开，通过科技手段拆掉将党和群众隔开的“无形的墙”。
反对特权，首先要反对特权思想。思想是现象的根源，如果没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自然会随之消失。一方面，要改进教育的方法和方式，探寻行之有效的措施，引领社会风尚，形成“人人反特权”的浓厚氛围。另一方面，要加大对搞特权者的惩治力度，增加其政治和经济上追求特权的成本。特别是对有明文规定、仍恣意妄为的特权行为，要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反对特权，关键要有关得住权力的制度“笼子”。要在法律和制度层面，对权力行使作出尽可能具体和明确的规范，杜绝不受法律和制度约束的权利。在进一步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有令必行、有禁必止，才能让形形色色的特权行为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反对特权，必须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留痕，并将其置于群众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反特权，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只有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人人反特权”的浓厚氛围，才能净化社会风气，使特权现象无处藏身。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绝不仅仅是党风政风问题，更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绝不仅仅是财富分配问题，更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我们要清醒认识特权痼疾的严重危害，坚定决心和信心，牢牢抓住四个着力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树立民主法治理念。反对特权，必须坚决纠正“官本位”意识、人治思想、宗法观念、等级意识、特权心理，树立民主法治的价值理念。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责任意识、公仆意识、服务意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正确看待和运用手中的权力，真正从权力的性质、权力的授受关系、权力的目的上，理解权力就是责任、干部就是公仆、领导就是服务。要强化民主法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严格依法用权、按章办事，坚持公平正义，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
明确行政权力归属。作为公共权力行使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严守法纪、秉公用权，在严格自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对配偶子女、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严防行政职务中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特权化”。作为公共权力归属主体的人民，要视权力行使主体的实际表现，依法定程序或继续授权让其行使，或收回委托行使权。要进一步深化政企、政事、政资体制改革，切实理顺政府与其之间的权责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从根本上削弱特权现象生存的土壤和环境。
加强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建立完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将过分集中的权力进行科学分解，从制度和体制上杜绝个人说了算的特权现象。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切实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完善行政问责机制，对特权行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都要严肃追究责任，使搞特权者所付出的“成本”大大超过违法或违纪所得。
强化权力监督制约。在严格党内监督的同时，充分发挥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的监督、司法监督以及政协民主监督的作用，切实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重点环节和重点部位的监督。在此基础上，着眼回应社会关切和形势任务需要，更加重视舆论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公开、公示、公告的作用。
更加重视群众监督，切实畅通监督渠道，及时受理、办结和反馈情况，维护信访举报者权利，提高群众监督积极性。（作者天津市纪委研究室武兴华）
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
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重在制度建设，是我们党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早在上世纪
9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健全反腐败法律制度”。实践表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方面，又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保障。制度好可以使有腐败之心的人无法腐败，制度不好可以使好干部犯不廉洁的错误。对于反腐败来说，法律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这些年来，正是由于我们坚持建立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完善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预防违纪违法和腐败行为、保障党员权利等实体性制度和程序性法规，才使反腐倡廉建设领域不断拓宽、成效不断显现。
为什么法律制度能够在反腐倡廉建设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这是由国家管理的一般规律和法制所固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国家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特性：一是依据性。国家管理必须有章可循，而法制就是其可循之章。实现法制化，就能克服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二是程序性。国家管理在法的范围内活动，就能克服管理的随意性，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三是规范性。权力具有扩张的特性。只有依靠法制的规范，才能够限制权力的扩张，使管理者不至于以权谋私。四是可控制性。法律和制度都具有强制性。依靠法制，既能够控制被管理者，也能够控制管理者，防止权力失控。
法律制度能起到抑制、防范、制约、监督和惩处腐败行为的作用。在法律制度面前，特权思想就会失灵，特权行为就无法横行。因此，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确保一切权力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是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和可靠保证。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怎样才能有效防止通过特权进行腐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加强党纪国法和正确权力观教育，破除特权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领导干部只有增强法律制度意识，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才能自觉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对和抵制特权。广大领导干部务必牢记：国家的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一切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律制度的规定，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证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把权力变成谋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对公共权力和法律制度有了正确认识，就有了不搞特权、远离腐败的思想基础。
加强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防止权力恶性膨胀。反特权、反腐败的核心是管住权力。为了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演变为特权，必须依照法律制度规定对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而让权力得到合理、有效的制约，就必须为权力设置合理边界。为此，应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使权力在既定的范围和轨道上运行，防止权力的越轨和异化。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减少权力“暗箱操作”。“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公开就没有监督。要用好公开这个有力武器，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等各项施政行为公开制度。同时，整合社会监督资源，进一步协调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等力量，健全巡视制度，实现有效监督。只要多管齐下加强监督、“管住”权力，就能够保证公共权力不被异化为特权，有效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依纪依法严惩腐败，为防止特权作出有效警示。防止权力异化，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只有惩处有力才能预防有效，使更多想搞特权和腐败的人望而却步，最大限度地减少特权现象、腐败行为的发生。
（执笔：田立夫）
通过制约和监督权力，实现“三个公平”
科学限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说到底就是要限制权力、规范权力。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必须明确权力的界限，即职位或岗位的权限，划清权力边界。因此，要通过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权力滥用和权力扩张，防止公权私用变特权。
合理分权。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分集中，容易产生特权思想，出现特权现象，进而导致腐败。对权力进行分解，要优化制度设计，让集中的权力分散，让分散的权力相互制约。要落实岗位责任，让权力的公共服务性回归本
位。坚持分事分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防止权力缺位、越位、错位。要对各单位各岗位的工作职责进行全面清理，明确岗位职责、工作权限，规范业务流程，让权力正确行使、回归本位。
适度放权。为防止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凡是能够通过市场解决的问题，一律采取市场化手段加以解决，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取消的审批事项一律取消，可以精简的项目一律精简，可以下放的审批权一律下放。
公开晒权。特权最怕见阳光，一旦将特权置于阳光之下，其贪婪性、腐朽性、危害性将暴露无遗。因此，要切实加强公开工作，创新形式和载体，做到凡是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凡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敏感问题，能够公开的都要公开。要充分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形成监督合力，增强监督实效。（江西省宜春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王宏安）
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与党的宗旨格格不入。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笔者认为，反对和克服特权、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从推动规则公平开始。
既要保证规则本身的公平，又要确保规则得到公平的执行
人们看到的很多脱离群众现象甚至腐败现象、腐败行为，有的是规则不公平的直接表现，有的是规则不公平的副产品，还有的是滥用权力制定不公平规则以形成特权、谋取私利。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其中，权利公平是目的，机会公平是保障，规则公平是基础。特权是以各种不公平的潜规则、显规则为存在条件，公共权力的滥用也往往是由于规则存在漏洞或规则执行走样而产生。因此，相对于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应当作为基础工程来加强。铲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也必须从清理规则、确立公平的规则开始。只有实现规则公平和规则执行的公平，才能实现不论职位高低和贫富差别而人人平等的目标。
仅有规则自身的公平还不够，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还需要规则执行的公平来保障。现实中，很多规则本身是公平的，但公平的规则在执行中走样，最终导致了不公平。例如，在实践中，自由裁量权被作为特权滥用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公正的自由裁量权取代公正的规则，成为事实上的规则，成为实施腐败的工具，需要引起重视。
中央出台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正是中央领导集体从自身做起反对特权，力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伟大实践。其中在改进警卫工作方面，提出要坚持有利于联系群众的原则，减少交通管制，一般情况下不得封路、不清场闭馆。不“与民争路”，本质上就是取消那些不公正的规则，把领导干部的路权放回到与普通公民的路权平等的地位。
反对和克服特权，推动规则公平，必须加强制度建设
规则公平的本质是制度公平。反对特权、实现制度公平，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
其一，坚持科学、民主原则，保障制度制定公平。只有制定出高质量的制度，才能防止因制度自身不公平而产生特权，减少因钻制度的空子而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当务之急是保证制度制定的科学性，克服制度制定中的主观随意性和盲目性, 从社会公平正义和权力约束出发，科学合理地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义务，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和责任。同时，要疏通和扩大民主参与渠道，特别是对于那些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人民群众关切的重要制度，要通过组织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使出台的制度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避免少数人说了算，把特权拦在制度的大门之外。
其二，加强对制度执行的监督，保证制度执行公平。要推进程序公开。除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或需保密的内容以外，办事的程序、依据和结果一律公开，这样可杜绝暗箱操作，防止少数干部利用暗箱操作以权谋私。要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符合法律的目的，不能追求法定目的以外的目的。公职人员出于私利或个人好恶随意滥用自由裁量权，不仅违背制度本身的原则和精神，而且损害社会公平，必须严肃追究。要深化司法改革，畅通救济渠道。这是制度实施的深层次保障。司法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因此，必须改善司法环境，促进司法公正，使法官真正成为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使寻求司法救济的当事人能够及时得到公平公正的法律救济。（浙江财经学院茅铭晨东华大学向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