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港与城市发展研究
——以上海、天津为中心
摘要：外港在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上海、天津为中心，考察外港在城市兴起与发展中的作用。认为近代开埠之前，上海港和天津港作为苏州和北京的外港，在城市的兴起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代开埠之后，吴淞和塘沽作为上海和天津的外港，承担着转驳货物的功能，并为上海、天津的行政区划扩大奠定了基础；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依托洋山港和天津双港（北港区、南港区）的临港新城和滨海新区将是上海和天津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方向。从理论上总结了外港的空间尺度，在宏观层面，外港是为广大腹地服务的，在微观层面，外港又推动了所在城市的空间拓展；外港具有“节点”和“场所”功能，既是运输网络中的节点，承担着运输功能，又是所在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城市功能；外港的发展具有相对性和阶段性，是内港的补充与接替。
关键词：外港；港口城市；上海市；天津市
0 引言
外港是指某个没有港口或没有良好港口的城市附近所拥有的较好的港口。外港作为城市的重要交通设施，在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法国学者迪克吕埃（Ducruet）等人致力于对欧洲港口城市发展规律的探讨，提出了欧洲港口城市空间模型。在该模型的上半部分，一个新的城市中心和新的港口区域正在建设，这是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方向[1]。迪克吕埃还提出港口城市发展的模型[2]，以界定枢纽港口城市的概念和在全球港口—城市关系中的地位（图1）。模型中两条对角线显示港口动力和城市功能的不同类型，其中一条对角线（左上到右下）显示从沿海城镇（如小的沿海港口）向全球枢纽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另一条（左下到右上）是港口城市发展的两个极端，显示最不平衡的现象：从有限中心性的港口枢纽（货流集中但没有城市活动）到有限中间性的一般城市（港口功能有限）。
诺特伯姆（Notteboom）与罗德里格（Rodrigue）提出的港口体系空间演化六阶段模型中已经注意到了外港的重要性[3]。李（Lee）等学者以新加坡和香港为例，考察了亚洲港口城市的相互关系，归纳出6个阶段的亚洲枢纽港口城市合并模型，其中在第六个阶段显示形成全球枢纽港口城市之后，随着港口活动依然持续、腹地拓展和枢纽港成本的增加，新的港口即外港开始出现[4]。香港学者王缉宪注意到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厦门、宁波等港城关系出现重组，都形成了新港区的跳跃式布局[5]。王列辉曾指出近代开埠之后牛庄的外港营口、天津的外港塘沽、上海的外港吴淞、宁波的外港镇海、福州的外港马尾、广州的外港黄埔等逐渐承担起货物转驳等功能[6]。总的来讲，国内外对港口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较少考察外港在其中的作用和影响[7]。
上海和天津是中国两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港口在城市兴起和空间拓展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李百浩等[8]、王健[9]、张秀芹[10]、靳润成等[11]虽然注意到港口对城市发展和空间形态的作用，但没有考察外港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外港在上海、天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似性，同时，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也具有典型性，因此，本研究以上海、天津为例，从长时段考察外港对城市发展的作用。
1 外港：开埠前城市兴起的基础
1.1 苏州的外港是上海兴起的基础
近代开埠之前苏州是江南地区的商业中心，与北京、佛山、汉口并称为“天下四聚”。苏州是棉布、丝绸及其他各类手工业品的生产制造中心，又是江南各城镇半成品或成品的加工中心，还是布、丝、米及其他产品的集散转运中心[12]。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苏州。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13]。开埠前的上海只是江南松江府属县。
苏州联系全国的主要通道有两条，一条是运河，一条是海路。上海是海路进入苏州的关口，在清嘉庆朝取刘家港而代之的上海港承担起苏州地区外港的功能（图2）。苏州地区的棉布等源源不断地从上海港运往山东、天津、辽宁、福建、广东等地，东北的豆货和南洋的广货又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港运入苏州地区。依托于外港，上海在苏州河与黄浦江“T”字形交汇处兴起。据较乐观的估计，1843年左右，上海县城人口20余万，在全国排名第十二位。同一时期，江南运河沿岸的苏州、杭州分别排名第二、五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上海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壮县”。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发展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早在1943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森斯坦·罗丹就首先提出了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强调“在一般的产业投资之前，一个社会应具备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积累”。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工业落后、基础设施不健全、劳动生产率低下和收入水平低下等问题。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各个工业部门(尤其是基础设施部门)投入资本，通过这种投资的“大推进”来冲破经济停滞和贫困落后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地发展。后来，罗森斯坦·罗丹又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思想。他(1966)认为，社会间接资本包括电力、运输和通信等在内的所有基础产业，它的服务具有间接的生产性，其最重要的产品是在其他产业中被创造出来的投资机会，“它们构成国民经济基础结构以及作为国民经济整体的分摊成本。”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为了分析和论证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提出了“部门分析方法”。罗斯托为了强调他对基础设施的理解，使用了“社会先行资本”的概念。他指出:“各国在起飞前和起飞年代中，社会先行资本(主要是交通)所需的投资水平不同。”他还认为，“社会基础资本的先行建设……是起飞的一个必要但不是充分的条件。”“在起飞可能出现之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必须要有最低限度的先行社会基础资本
建设。这种先行的、最低限度的建设规模因各国经济状况不同而不同，取决于以前的历史、地理和自然资源等情况。历史(1914年以前的俄国)和当代的情况(1958年后的中国)都表明:在没有相应的前提性资本准备的情况下开始起飞的国家，它们在结构上的缺陷会导致起飞年代中的严重问题。”“社会先行资本的建立，在时间上具有确定无疑的优先性。”不过，罗斯托的“社会先行资本”概念有时又包括农业、教育等部门，显得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随意性。 Mschauer D.于1989年对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受到了普遍的关注。他的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水和能源供应，对城市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认为20世纪70年代早期至80年代末美国经济生活中生产率的下降，能从同时期公共资本量的恶化状况中得到解释。而Munnell A.在1990年运用空间分析方法证实了这些结论。Hiehl D.于1986年在给欧共体的一份报告中表明: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还有学者对墨西哥、日本、西班牙等的基础设施与城市发展作过研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总之，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有一条共同的结论，那便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日本经济学家南亮进也研究了基础设施问题，他认为基础设施可以称为社会间接资本，一般以运输和通信为代表，它们是经济增长所不可缺少的初期条件。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在《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以“为
（3）为住房非营利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提供适当支持。住房非营利组织并非是一个空壳，而是由土地、资金和住房等配套制度组成。英国和德国的住房非营利组织得到了政府在土地、税收和贷款方面的有力支持，特别是在发展初期。因此，在我国如果成立住房非营利组织，必须在资金和土地上给予相应的适度支持，特别是土地。 当然，对目前已经存在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住房保障中心，可以在其组织架构的基础上，逐步调整其人力和资金等要素获得方式，促使其从“影子政府”的角色逐步过渡成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强化其非营利性和草根性。 （4）鼓励地方成立多种形式的住房非营利组织，展开竞争。鼓励地方成立多种形式的住房非营利组织，例如住房合作社、住房保障中心、住房慈善基金会，等等，让住房非营利组织之间展开竞争，确保其独立性和可持续性。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青年农民工城市安居支持模式研究：现状、路径与政策”（13YJA790004）；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人口空间结构变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12CJL058）。 【参考文献】 [1] Bebbington, A. J., S. Hickey and D. Mitlin. Introduction: Can NGOs Make a Difference?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Alternative[M]. 2008, London: Zed Books. [2] Drabek, A. G..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the Challenge for NGOs –An Overview of the Issues[J]. World Development, 1987, (15): 15-27. [3] Lewis, D., and N. Kanji.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velopment[M]. 2009, Abingdon, UK: Routledge. [4] Power, G., M. Maury, and S. Maury. Operationalising Bottom-up Learning in International NGOs: Barriers and Alternatives[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2, (12 ): 272-284. [5] Brass, J. N.. Why Do NGOs Go Where They Go? Evidence from Kenya[J]. World Development, 2012, (402): 387-401. [6] Nicola Banks & David Hulme. The Role of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Reduction[M]. 2012,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7] 徐湘林. 政治特性、效率误区与发展空间[J]. 公共管理学报. 2005, (8): 7—22. [8] 刘鹏. 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1, (5): 91—99. 【作者简介】 任媛（1981—），女，山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住房政策、人口与区域发展问题。 《城市发展研究》投稿须知 《城市发展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主办的刊发探讨如何应对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刊物，刊载城市规划、城市地理、城市经济、生态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文章，基本栏目包括：城镇化、区域与城市、城市规划、低碳生态城市、城市安全、城市经济、城市交通、城市社会、城市文化、名城保护等。本刊来稿的取舍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均一视同仁。 1.篇幅与格式论著、综述等文稿，包括图、表在内，字符数一般不超过10000字，字数以6000～8000字为宜。论著一般应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包括单位名称、单位所在省份和城市、邮编）、摘要、关键词、中图分类号、产生论文的研究基金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正文、图表、注释、参考文献、投稿日期、第一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份、性别、籍贯、职称职务和研究方向）和通讯作者的联系方式（包括姓名、职称职务、电话和E-mail地址），以及英文版的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和关键词。 2. 题目应简明、确切，便于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一般不超过20个字。中文题目中不得出现英文。 3. 署名应只限于选定研究方案，直接参与全部或部分研究工作和撰写论文，并对该论文有答辩能力的人员，按贡献大小排列。最多署5位作者姓名.英文摘要中，作者姓名的中文拼音，姓在前，名在后，姓的字母全部大写，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双名者中间无连字号。 4. 摘要论著应有中英文摘要，中文字数控制在300-400字之间。 5. 关键词一般3～6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写在摘要的下方。 6. 中图分类号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标明文章的中图分类号。 7. 正文层次序号不宜过多，一般为3级，最多不超过5级。各层次一般应用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如“1”、“2.1”、“3.1.1”等。 8. 数字的用法以GB/T 15835-1995《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规定》为准。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均应使用阿拉伯数字。 9. 计量单位以GB 3101-1993《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为准。 10 . 缩略词凡已被公认的缩略词可不加说明而直接引用。例如：CBD、GIS等。不常用的、新兴学科的缩略词，在文中首次出现时应附原词。 11. 表格与插图均应少而精，设计正确，使人容易看懂，并按顺序附在正文内。表格应按统计学制表原则，采用三线表，标明序号和表题，表中同一项目保留小数的位数应一致，上下行位数要对齐。线条图要求图面清洁、线条清晰、粗细均匀、比例得当。照片图应提供原始照片，清晰明确，标注好图号。表格与插图的题目需用中文表达。 12. 参考文献论著、综述列出的文献仅限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文章，且以引用近期发表的论著为主，未公开发表的不宜引用(必要时可在文中加注说明)，已肯定将被公开刊物采用者可注明“待发表”。参考文献按文中引用先后编号，附于文末，并在文中引用处右上角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注明。文献书写格式参照GB 3469-1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和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标注。所有参考文献均需标明起止页码。 13. 其他来稿不得一稿多投。本刊对稿件有权删改。本刊已加入“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万方数据资源系统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等。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均同时在上述载体发表。作者若不同意将文章编入上述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 Urban Development Studies V ol.22 No.3 2015·C18·
中国大城市发展研究的问题 城市化和少数城市大型化是工业化和市场经济推动的必然结果，为了避免重蹈其他国家一些大城市曾经一度陷入困境的覆辙，迫切需要加强对我国大城市发展的研究。笔者认为，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尤为重要。 (一)、对城市本质的认识问题。 研究世界城市的各学科和各学派的学者都对城市下过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城市是一种与乡村不同的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一最基本也是最简单定义的意义在于，它规定了城市发展的本质要求：必须以人为本，不能只见物不见人，只见钱不见人。这就要求：1、在城市建设上，必须以适于人的居住、生活、休息为根本原则。要给人以正常自由活动的空间，确保市民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喝到洁净的水，吃到健康的食物。2、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在结构调整和升级上，要注意提高市民的适应能力和承受能力，尽最大可能保证就业，让市民有谋生手段和谋生之处；3、在政治生活方面，要随着城市居民政治意识、民主意识及其对社会信息的掌握程度，不断为市民参与社会公共管理提供更多的机会；4、在文化上，要随着大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文化混杂的特点，在建设主体文化的同时，发展多元文化，以满足不同市民的文化需求。 (二)、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问题。 90年代以来，全国先后有40多个城市提出了要建设国际大都市的目标。但据国家计委、建设部、中国科学院和南京大学众多专家、学者完成的建设部“九五”重点科研项目《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战略研究》认为，至本世纪中叶，最有可能进入国际性城市之列的城市只有三座：上海和依托天津的北京，加上回归后背靠深圳的香港。热情实践与冷静思考之间的矛盾在于对国际大都市内涵的不同认识，其中涉及到国际化城市和城市国际化两个概念。国际化城市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与世界存在密切交流并且能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而城市国际化，可以是城市某方面功能和结构的国际化，比如旅游国际化、宗教国际化、文化艺术国际化等，如日内瓦、维也那、海牙和威尼斯……客观地说，要在我国造就出40多个国际化大都市，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使我国的大城市在结构和功能上具备一定的国际性，不仅是发展的需要，而且也不是遥不可及
青岛城市形成与发展研究
青岛烟台城市发展差异研究 王琦琦 （地理与规划学院地理科学2011级本科20112613935） 摘要：青岛、烟台两城市的发展现状和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旨在从青岛烟台两市的区位条件、城市发展史、领导政策等方向分析其差异所在，具体从工商业、交通、旅游、城市产业集群、市民的开放性、城市包容度等思考。确定城市的性质定位和功能分区，根据已有的城市规划发展战略，比较城市间各方面的差异和不足。 关键词：青岛，烟台，城市发展史，发展战略， 青岛、烟台同处齐鲁大地，均为港口城市，是山东半岛对外开放的门户。但在城市发展上烟台的却不敌青岛，青岛有诸如海尔青啤等国际化大品牌，并形成产业集群；但烟台却没有，过分注重引进外资，缺乏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没有形成凝聚力。但烟台的农村城镇化做得很好，乡镇企业迅速发展。我们要从青岛烟台两市的各个方面对其城市发展差异进行研究。1 1 青岛烟台城市发展过程和现状概述 1.1 青岛、烟台的区位条件 青岛市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位于东经119°30′~121°00′、北纬35°35′~37°09′，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潍坊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全市总面积10654平方千米，辖六区四市，人口766.36万。全市土地资源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各类矿产66种，其中探明储量的矿产50种，占全省已探明储量矿产的64.1%；在经济方面，青岛逐步形成港口、开放、品牌、旅游、海洋科技和奥运城市的鲜明特色。近年来，积极推进蓝色经济区、高端产业聚集区建设，全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代服务业
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一、中国城市地理学主要研究领域：1994年，中国地理学会设立了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我国城市地理研究集中在城市一区域、城市规划、城市化、城镇体系、城市发展方针、城市空间结构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7个方面。 1．城市—区域研究 城市与区域是相互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动态统一关系，具有多层次、开放型的特点。按照这一理论，城市总体规划必须以区域发展为基础来确定城市发展性质、发展规模以及城市空间布局，多层次的“城市—区域”体系是中国城市经济区的本质特征。区域分析和区域规划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规划是区域规划的深化和具体化，必须改变传统的“就城市论城市、就区域论区域”的做法，使城市规划思想和方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据此，区域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的分析工作作为城市发展研究、城市规划的基础得到广泛开展。目前，通讯技术发展迅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城市的区域范围扩大，垂直联系加强，“城市—区域”观也赋予了新的内容。 2．城市规划 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3．城市化研究 南京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对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吴友仁就“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道路”发表探讨性论文，由此揭开了中国城市化研究的序幕。包括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乡村地区城市化研究和城市化特征研究 4．城镇体系研究 近20年来，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城市体系理论研究、区域城市体系实证研究以及城镇体系规划实践 （1）城镇体系理论研究：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到城镇体系的界定、理论框架的构建，各种不同层次（省域、市域、县域等）城镇体系的现状特征、划分标准、发展趋势等。 （2）区域城镇体系实证研究过去近20年中，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广泛开展了对不同等级行政区域、流域、经济区域的城镇体系研究。 （3）城镇体系规划实践，南京大学地理系宋家泰、顾朝林等汲取国外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城镇体系规划“三个结构一个网络”的理论，为城市规划部门广泛接受并应用。地理学者又开始尝试探讨新的城镇体系规划理论和方法，不再仅仅停留在对“三结构一网络”的一般分析，进一步加强对城镇体系动态演变、合理模式、结构调整和科学预测的研究。 5．城市发展方针的研究：中国政府长期以来贯彻“以规模论发展”的城市发展方针。地理学家结合中国城市建设的总方针“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方针”，对个别城市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尤其将重点放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上。 6．城市空间结构研究：90年代，大城市地域结构优化、中心城市的扩散机制及空间发展趋势等问题成为城市地理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主要加强了对大城市地域结构演变规律、扩散趋势、功能用地结构变迁等新趋势的探讨。近20年来，
二、老城区发展存在问题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老城区在发展中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方面总是也日益凸显。 （一）经济方面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现代都市中心城的转移，老城区发展速度缓慢、日渐衰落，大多存在区内经济不平衡和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 老城区由各个不同系统组成，它们相互影响与制约，具有很强的整体性和关联性，任何一个子系统变动都会影响其他部分，从而出现发展的不平衡。具体表现为：一是发展过度，二是发展滞后。发展过度即由于追求片面经济效益而进行的不合理大规模改造，老城区建设强度和人口总量超过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从而导致整体功能失调。而发展滞后则是由于老城系统内各部分变迁进程不一致，导致不和谐并出现滞后现象，如原有的物质空间形态结构与其容纳的逐渐变化发展的社会经济功能不相适应，而导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限制了产业的综合发展。如青岛西部老城区核心街区产业结构不合理现象较为突出。中山路商业购物比例过大，缺乏餐饮业、休闲文化产业，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后应逐步增大餐饮、休闲娱乐等功能比例。而火车站周围
商业功能单一、环境杂乱，区内有一家以传统百货经营为主的华联商场，缺少成规模的休闲娱乐场所，难以满足火车站流动人口的市场需求。随着东部新城区都市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以及理念未及时更新等多方面的原因，老城区商业中心的地位逐渐被新城区及其他商贸圈所代替，传统的商业中心日渐衰落，商业业态逐渐低化，客源不断流失，商铺租金递减，老城区的商业竞争力下降，对社会经济复兴产生很大影响。 （二）社会方面 老城区自身发展不平衡，功能衰退尤其是老城中心区空心化带来新的社会问题。 由于中心城区的土地级差效应高，许多城市将市中心改造土地用来建设商贸设施，办公楼或豪华的高层公寓，以提高区位良好的城市中心区的土地利用。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陆家嘴、成都的春熙路、重庆的解放碑。同时，国内一些中等城市、小城市也纷纷效仿。目前国内市中心老城改造的通用做法是更新为城市的中央商务区，通过吸引高营业额的产业来使土地增值本来无可厚非，但如果过分强调城市商务功能，将造成居住生活功能缺失，导致中心城区出现衰败现象。 国外也有许多类似的例子。比如开始于1949年的美国城市重建，30年来美国的市中心改造从战后的居民区重建，
从中西文化谈中国21世纪中国城市规划的战略 纽约曼哈顿区驻中国代表、美国龙安集团总裁饶及人 这个我的主要报告内容分六个部分，一个是中西文化的差异，一个是美国规划的特点，另外一个是中国城市的规划的特点，还有我个人建议中国在21世纪城市的规划的要点战略。还有宜居城市到底是什么东西？还有2004年城市发展一个战略。我们首先谈一下这个中西文化的差异。 我在美国30几年了，中国文化是大部分。西方人说养而育女是义务，但是抚养父母不是责任。西方人说你如果你离不开他，就要帮助他。中国人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西方人说我们工作的时候要认真工作，人生苦短，一个人只活一次，要懂得及时行乐。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菜。中国人的说要“养儿防老”，中国人要“忠孝结合”，中国的父母为了下一代子女的幸福，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西方人爱用策略，中国人爱用“计”。西方人爱晒太阳，中国认为“一白遮百丑”。中国人喜欢谦虚，喜欢留一个迂回的空间。西方人喜欢显露，爱开放的一个大空间。中国人爱说“人有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中国人活的非常的痛苦。而且中国人的传统模式也非常的重。中西方的感激方式也不一样：中国人说哪一天我请你吃饭，所以中国的餐馆特别多，中国人的厨艺也特别好。西方人说哪天我请你喝一杯酒，所以老外的酒类特别多，北京他们的品种也特别多。同时外国人的啤酒也特别受欢迎。中外的使用空间也不同。中国人吃，但是非常不重视厨房的布局以及厕所的卫生。同时中国经过了100多年的战乱与穷困，所以随便一个空间大家可以一起使用，成为一个生活方式。因为中国才刚刚解决温饱，所以中国目前只有暴发户。欧美生活方式受到欧洲后代的影响，非常讲究卫生，讲究生活礼节，而且居住空间要大，要讲究人少空间多。所以他们基本上不同的空间有不同的使用。西方贵族在外餐摆放上要比中餐复杂多了。中外的旅客喜好也不一样：中国的旅客喜欢历史跟传说。所以中国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外国旅客喜欢原始与当地的风俗，所以他是白天看景，晚上卧坝。 他们规划的每一个城市也不一样：中国人规划城市呢，它的规划大局是由上而下，由上来的领导意思由下面来进行布局。纽约市的规划是全美第一个规划，在1916年开始就有一个规划卡，1964年全部实施，1990年我在那里的时候已经修改过，现在又在做最后的修订。纽约的规划基本上是由社区到区，到市。他的过程是“由下而上”。美国城市规划的特点，主要是从人民的意愿出发。尽可能高的来公平分配公正物品和服务一个过程。是为改善将来的生活质量提供一个过程。 规划的目的，在纽约我整理出来了四条：一个是提高全体居民的居住环境：第二就是城市秩序，有条例、有序的发展。一个城市里面不可能今天来了100多万个人口，后天又损失了30多万个人口，今天这个城市的规划没有一个人口的目标。第三个就是创造鲜明特色的城市形象。第四个很重要要保持稳定的城市用地价格与价值。这样城市的居民才能有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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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设市标准的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农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型过程之中，从“十五”开始，国家已将实施城镇化战略作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战略。制定科学、合理的设市标准，是完善我国的城市布局、提高城市化水平和质量的重要举措，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城镇化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客观需要。① 一、现行设市标准存在的问题 国务院于1984年调整了建制镇的设置标准，分别于1986年和1993年先后调整了市镇设置的标准。1999年国家统计局又出台了新的城市划分标准，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试行。目前的城镇人口比重就是根据1984年的设镇标准和1993年的设市标准进行统计的。 1986年4月，国务院批准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规定“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经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置市的建制”，同时对撤县设市条件也作了相应的规定。②新的设市标准颁布以后，我国的小城市数量迅速增加，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城市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1993年，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报告的通知》。这一次设市标准的最大特点是建立了一整套设市的指标体系，根据县的人口密度不同，分为人口密度大于400人/km2、101–400人/km2以及不足100人/km2三种情况，分别设置了14个关于县政府驻地和全县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指标，达到这些指标则可以设立县级市。我们将这些指标整理后以表1列出。 表1 国务院1993年关于设立县级市的标准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科学制定设市、设镇标准，尽快形成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和城镇化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载于朱镕基：《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 ②转引自《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