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评论：乡村“社会病”该治了
近些年来，我们为粮食连增的势头欣喜，为城乡一体的蓝图振奋，为全面小康的目标奋斗。然而，从乡村传来的另一类信息却令人倍感困惑和震惊——空巢老人不堪抑郁，留守学童服毒自杀，反目乡邻拔刀相向，大龄男性青年报复社会，还有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被伤害后，因泄愤而迁怒于家人造成血案……或许这一起起悲剧性事件只是一些极端的事例，但是它们牵连着的乡村农民心理健康和精神疾患，其间显露出的孤独、冷漠、自卑、抑郁、焦虑和暴戾等不良情绪，却是必须引起人们警醒、呼唤社会疗救的紧迫问题。
为什么一向平和宁静的乡村生活突然激起如此躁动的波澜？
贫富分化的鸿沟深了。告别了当年吃“大锅饭”时共同守穷的日子，今天的农民心气高了，门路广了，出去打工经商办厂的，在村开农家乐当农场主做新网农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家家都有不一样的光景。一些政府补贴的项目、社会资源的分配和福利政策的实惠，往往被各种各样的“强人”“能人”抢占攫取，收入的急剧分化就发生在村民的眼皮底下自家的屋檐旁边，村庄的天平倾倒了，邻里的和谐打破了。那些困难户，在贫困化的同时承受着边缘化带来的生活和心理的双重冲击。
家庭结构的框架散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拍打着乡村封闭的堤坝，年轻力壮的农民带着新生的憧憬背井离乡涌向外面的世界，去寻找谋生的天地和致富的机会，把乡村的阴影留给了孤老的父母和孱弱的孩儿，千百年来看似坚固的家庭开始松了铁箍散了框架。空巢老人们艰难地撑起重担，劳作于田间地头，照料着孙子孙女，在落寞寡欢的生活中，既担忧着儿女在城市打拼的遭遇，又煎熬着自己在老屋岁月的凄冷。留守孩子们度过的多是一个个灰色的童年。辛酸地苦读，默默地守候，过早地锻炼了他们生命中的坚强，也往往扭曲了他们生活中的想象。撕裂的是家庭，流血的是亲情，疼痛的是心灵。
乡土社会的纽带断了。市场经济的利益原则、交换关系和来自城市文明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浸润到农民日常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生活之中。人情关系逐渐利益化，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血缘地缘的传统纽带日见脆弱，村落社区的文化认同已经淡漠，熟人社会的价值根基也在松动，“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传统互助合作精神加速消解。
公共服务的重心浮了。这几年大力推进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本是破解城乡发展二元化的良方，可是不少乡村遭遇的，却是再一次的边缘化困局。在掌握了集约化城镇化的发展话语权之后，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都纷纷向县城流动、集聚，既有的城市与乡村的二元转变成县城与乡村的分化。本来，留一所学校就能给一个村庄留下一缕书香，一种气韵，可是，一阵风一刀切的撤并，加速了许多乡村公共生活的凋敝和精神文明的衰败。
乡村治理的取向偏了。乡村秩序在重构之中，宗教、家族、资本等各种力量在乡村展现，甚至还有村霸，在乡村抬头。伴随着村庄的空心化老龄化趋势，乡村治理出现了松散化悬浮化现象，导致违法犯罪增多，乡村治安恶化。在发展主义的牵引中，基层干部着力更多的是土地流转资本下乡规模经营，是征地拆迁社区再造城镇扩张，是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政绩考核。一些基层干部作风腐败，许多时候不是矛盾的解决者和秩序的创建者，反而成了矛盾的制造者和秩序的破坏者。农民的精神需求心理健康，农村的文化复兴社会建设，在不少地方官员的视野中还是一片盲区。
当下的乡村，在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力中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广阔的原野上升腾起崭新的希望和无限的生机，也衍生出种种原子化、陌生化甚至丛林化现象。农民从中体验到的，既有欣喜和期盼，也有迷惘和苦闷。跨过温饱生活的门槛，他们向往全面的小康；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他们追求自主的权益；怀念熟人社会的交往，他们渴望温暖的人情；抗争贫富分化的歧视，他们诉求生命的尊严；应对变动不定的世界，他们努力把握命运的支点。其中在市场竞争和社会分化中的弱势者、受挫者，更多地感受着彷徨无主，焦虑不安，不平、怨愤和暴戾之气等消极情绪油然而生，一个小小的火星，可能燃起仇恨的火苗。一个小小的刺激，可能导致生活的悲剧。
社会已经开始警醒，发出声声呼吁：建立心理咨询，开展社会关爱，拓展志愿服务，改善乡村治理……
我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在自主发展的起点上，在契约社会的治理中，在多元利益的协调中，将农民组织起来，重建乡村社会，重建公共生活，重建精神家园。笔者日前去河南信阳平桥区专题调研，王继军书记提出并践行的“三农”理念给我深刻启迪：农村是有价值的，农民是有尊严的，农业是有前途的。核心在建设一个健康的、健全的乡村社会。平桥区的
郝堂村就是一个鲜活的文本，拓展乡村教育，修复乡村社区，焕发乡村文明，让农民找回心理归属，提升发展自信，共创幸福生活。络绎不绝的外来参观者、取经者由衷赞叹这里的“美丽乡村”，美丽的既是郝堂景象，更是郝堂社会。
环境公益诉讼：取证难、立案难待破解
新环保法的实施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保障。6月初，辽宁省大连市接连出现两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其中索赔逾6亿元的起诉中石油“7·16”事故污染环境一案尤为引人关注。记者调研发现，大连两起环境公益诉讼具有区域破冰意义，但起诉方也遭遇了取证难、立案难等困境，暴露出的问题值得重视，相关制度体系需进一步完善。
两天两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设立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环保法庭的设立。但因法律法规不完善，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一直不明确，有的地方出现了环保法庭成立10余年零公益诉讼的窘境。今年1月，新环保法实施，明确了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这为环境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清除了障碍。
6月4日，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作为环境公益诉讼主体，向大连市中级法院递交讼状，起诉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涉嫌违法排放有毒物质，索赔722万元用于修复环境。这是新环保法实施以来，东北地区首起环境公益诉讼。次日，该协会再向大连海事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起诉中石油“7·16”事故造成大连海洋环境重大污染，为此索赔6.45亿元，用于修复生态环境。
大连日牵电机有限公司是中日合资企业，去年11月，有关部门检查发现，其酸洗车间有管道排出污水进入总排口，即污水未经处理，经地下暗管直接排放到附近河道中，导致城市周边土壤等地下资源、海域水体严重污染。另一起源于中石油“7·16”事故，2010年7月16日，位于大连市保税区的大连中石油国际储运有限公司原油库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并造成大量原油泄漏，导致部分原油、管道和设备烧损，另有部分原油流入附近海域。
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会长杨白新、副会长唐在林告诉记者，之所以提起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主要是希望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生态问题，带动更多的人或社会组织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大连本来自然环境很好，市民引以为豪，可现在一些海域环境越来越差，环境形势越来越严峻。”杨白新说，维护良好环境是社会成员的共同愿望，用法律手段解决生态问题，是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希望环境公益诉讼能与行政监管、社会参与、经济调节相结合，促进环境根本好转。
在立案登记制推出后，随着一件件环境公益诉讼的提起，受理法院面临着较大压力。大连市中级法院副院长梁军说：“大连日牵电机一案是新的案件类型，需要在审判上进行许多探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挑战。”
大连市环保局局长董伟表示，新环保法的实施，改变了以往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单打独斗的传统环境治理方式，环境公益诉讼为全面落实多元共治、社会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理念，提供了有益尝试。
环境公益诉讼发起人的苦恼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作为提起东北第一、第二起特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实现了区域环境公益诉讼破冰的目的，但也遭遇了一系列尴尬和困境。比如取证得不到有关部门的支持，起诉面临一定阻力，索赔的巨额资金如何管理及使用受到质疑。
杨白新、唐在林透露，第一起诉讼法院很快立了案，后一起案件在立案上就遇到了困难。“大连海事法院当天接收了诉状，一周后又叫我们补充了相关证据，但最后裁定‘不予受理’，我们对这一结果失望。”唐在林说，大连海事法院在裁定书中称，大连市环保志愿者协会不具有作为提起海洋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7·16”事故环境公益诉讼代理律师张景谊说，根据相关法律，公益社会组织是有这个诉权的，法院不予受理，我们认为不妥当。
“从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的发起过程看，最大的困难是取证，相关行政部门不愿配合。”杨白新称，这一点在“7·16”污染案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协会搜集了一些数据、材料，还远远不够，比如对水底生物污染、对海滩的污染等情况，还需要职能部门提供数据，但去了后要不到。“民间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有三难，立案难、取证难、审判难，原因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以及法律法规不完善。”
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海洋环境保护处处长张辉证实，环保志愿者协会就“7·16”污染情况来取过证，海洋渔业部门能支持就支持，能提供的数据都提供了，但有一些数据不掌握，此外由于缺少明确的支持规定，有些数据海洋渔业部门也无法提供。
杨白新说，因中石油已决定拿出2亿元用于大连海洋生态环境的修复和保护，达到了诉讼的目的，大连环保志愿者协会不再上诉，案件宣告终结。据悉，这笔资金将专款专用，由大连市环保局提出项目申请后使用，并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须进一步完善
今年以来，包括大连这两起环境公益诉讼在内，全国已有多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这表明环境公益诉讼破冰后初现曙光。但当前诉讼发起人仍然面临诸多压力和困难，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和细化。
一些环保专业人士及法律专家指出，由于相应的法律规定比较原则，导致环境公益诉讼或屡屡被挡在司法救济的大门之外，或即使进入司法程序，也面临一系列的困难。为使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扎实推进、实现用法律手段解决环境生态问题的目标，建议采取三个方面的具体措施。
首先，建立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大连海事大学国际海事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郭萍说，由于公益诉讼主体与环境污染案件并不具有直接关系，造成相关职能部门对于参与公益诉讼的机构或组织的调查取证，仍然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消极应对，使得公益诉讼异常艰难。“很多涉及环境方面的数据、信息和资料掌握在相关行政部门手中，只有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披露和监督机制，才能为公益诉讼顺利开展提供保障。”
其次，细化法律规定。大连市检察院民行处处长姚晓君、副处长刘传涛等认为，如今，关于环境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调查取证、前置程序、检察机关出庭身份等，都需要法律进一步明确。郭萍表示，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以及与法律规定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的关系问题，有待进一步明确，提起公益诉讼的组织在诉讼中的权利义务应细化。另外，目前公益诉讼中公共利益的界定范围还不够明晰，也应当尽快解决。
最后，应进一步储备专业人才，适应环境污染损害认定鉴定的需要。大连市环保局在文字回复记者时称，环境污染认定专业性强，一方面要加强专业法官队伍建设，另一方面应当加强专业化的公益人才培养。同时，完善专家鉴定制度，成立相关专家库，从专家库里抽调专家进行损害鉴定以满足诉讼需要。
郭萍说，环境公益诉讼往往涉及大量法律和专业知识，目前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尚缺乏专门人员，所以专业人才队伍培养亟待跟上。
粮食卖不动，粮农欲哭无泪——中国粮食太多了吗？
编者按：当下，我国粮食生产、粮食市场有一些让人看不懂的地方：一方面是粮食进口激增，一方面是库存积压、卖粮难再度来袭；一方面是“谁来种粮”的忧虑，一方面是“十一连增”的骄人成绩；一方面是资源环境压力日增，一方面是简单追求产量的冲动不减……或许有人说，粮食多了总是好事。然而这只是看到了事情的表面。粮食多的背后，市场是不是正常？粮食结构有没有问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何保护？粮食生产是不是可持续？这些都是需要认真研究、深入思考的问题。半月谈记者近期深入多个粮食大省采访，发现保障粮食安全正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相关战略和政策措施都到了调整的关口。
粮食卖不动，粮农欲哭无泪——来自粮食大省河南的一线调查
今年，河南夏粮总产突破700亿斤，连续13年增产。然而对粮农来说，丰收的喜悦并没有维持多久，因为积压在手的粮食成了烫手山芋。
连日来半月谈记者走访河南多个县区，发现卖粮难正在局地抬头。持续卖粮难还通过粮食链、资金链、土地链的传导，引发连锁不良反应：粮食经纪人大量购粮后滞销；种粮大户艰难维持，无钱投入再生产；农资经销商赊销严重，经营困难……
“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最近，方城县券桥镇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卖粮的大货车。这些车时间最短的已经在路边停放了四五天，最长的已经停放了十几天。司机们反映，券桥有一家中储粮委托的粮食收购点，但每天只收一两车小麦。如此一来，他们就只能长久地在粮库外边和道路两边排队等待。等待中，司机们在粮库门外的树林里搭起了吊床，貌似悠闲地上网、休息……与中储粮略显“矜持”的收购相比，紧邻粮库的一家私人收购点却在敞开收购小麦。尽管价格只有每斤0.95元，比保护价低了2毛多，还是有农民前来卖粮。“不卖粮食没钱花。”一名卖粮农民说。
舍不得低价卖的就只有压在手里。在豫南一位粮食经纪人李俊平（化名）家里，记者看到成堆的麦子裸露着，像起伏的小山一样从屋里一直蔓延到院外。磅秤、蛇皮袋、架子车散乱地放置其间。不时有鸽子从房顶飞落下来啄食。空气中散发着一种鸽子粪与粮食霉变混合的臭味……
今年新麦收获后，李俊平开秤从农民手中收购了40万斤。“前后持续收了10天，堆在家里竟然两个多月没‘走掉’。从事粮食经销生意十多年，这种情况还是头回遇到。”
同样遭遇卖粮难的，还有另一地的经纪人刘保臣。因为未能及时兑付粮款、不堪要账农民的辱骂，刘保臣71岁的父亲刘长志不久前上吊自杀。
刘保臣介绍，自己和几个合伙人前后共收了240多万斤小麦。在花光了100多万元的民间私贷后，仍余100多万元的粮款未能兑付。不断有农民前来讨要，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将近50人。
“要钱的人一着急就说脏话，我父亲一把年纪哪受过这气，想不开就上吊自杀了。”刘保臣说，“根据往年的经验，国家保护价1.18元，我们收购价1.1元，除去运费和人工，每斤能挣2分钱。谁想到能出现这样的情况，现在急得都想咬人。”
统计显示，截至8月20日，河南省累计收购小麦340.4亿斤，比上年同期减少61.2亿斤，其中无论是政府托市收购还是市场主体收购量，都比上年同期明显减少。
“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
随着时间推移，卖粮难的影响正逐渐向深层次传导：由于经纪人收购的小麦难以脱手，致使包括种粮大户在内的售粮农民遭遇“打白条”，后者因此无法兑付农资商户的赊销款。大家成了“拴在同一根绳上的蚂蚱”，日子都不好过。
在唐河县源谭镇，农资经销商秦长春拿出厚厚一沓账单。粗略数了一下，足有30多张。只见上面一笔笔记着农民赊销农资的信息，少则三五百元，多的达到数万元。
“大致算了一下，截至目前外面的农资欠款还有200多万元，多数都是去年种麦时赊欠的，现在玉米眼看都要收获了，有的连着两季的钱都没给一分呢。”秦长春说。
同为唐河的农资经销商，史一航告诉记者，受持续卖粮难影响，面对大量农资赊销，不久前迫不得已采取以粮抵债形式回收欠款。“有3个种粮大户，欠款一共达到20多万元，实在没办法只好用10来万斤小麦冲抵了部分债务。要不时间太长，数目太大，我们也吃不消。”
记者注意到，与普通农民不同，对种粮大户而言，卖粮款相当于其用于农业生产的周转资金，成堆粮食无法变现，产生了“卡脖子效应”。
息县项店镇种粮大户董海军说，每年都是收完庄稼后给农资钱，现在因为小麦卖不出去，农资欠款达20多万元。“种粮的周转资金，包括购买农资、耕种费用、农民地租等，主要是靠卖粮款，如果粮食卖不出去，后续周转将难以为继。”
另一县的种粮大户杨秀丽（化名）更是感觉“每天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据她介绍，去年受灾加上眼下的卖粮难，至今已经负债400多万元，除了农资赊销款，还有200万元的民间借贷。
“以前是卖了这季的粮食，赶紧还上季的农资款，同时兑付下季土地转包费。现在粮食压在手里，链条不动了，只能到处借债。”杨秀丽说。
“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除了在粮食链、资金链上引发的连锁反应外，卖粮难还对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带来消极影响，局地甚至隐现退租苗头。
豫南的一位农资经销商王春友表示，不少种粮大户目前都是艰难维持、亏本运营，如果卖粮难持续得不到缓解，下一步还可能迎来一波破产、倒闭潮。“土地流转租金高、投入大，基础设施差的地方旱涝不保丰收。辛辛苦苦打了粮食再卖不出去，赔钱太多就难免跑路了。”
事实上，记者在实地调查中已经发现了一些种粮大户跑路现象。即使苦苦支撑的，也都表示秋收结束后将缩减包地规模，甚至完全退出。
在南阳市卧龙区，一名杨姓粮食经纪人介绍，此前有个郑州人在当地流转了2000亩地，今年小麦收获后遭遇卖难，全部低价卖给自己后跑路了。
31岁的信阳市平桥区种粮大户刘勇告诉记者，自己从2009年开始包地，最多时达到6300多亩，前期经营不善负债200多万元，去年已被迫将面积缩减至5200多亩。
“目前除农资赊销外，光农民的土地租金就欠了100多万元，外面还借了月息3分的高利贷60多万元。一直想着能翻身，谁知又遇到卖粮难。”刘勇说，“今年秋季结束，准备把地全退了，合同没到期很可能会和农民产生纠纷，但也顾不上这些了。”
息县种粮大户柳学友表示，小麦滞销局面多年未遇，希望能引起各方重视。“及时出台措施打开‘死结’，让这些链条转动起来。对于种粮大户来说，往往是一年亏损还三年。如果看不到前景，就很容易撂挑子。”
粮食卖不动是什么原因？是我国粮食太多了吗？如果粮食太多，我国粮食进口量为何屡创新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累计进口包括小麦、玉米、大麦在内的谷物及谷物粉1629万吨，同比增长超过60%。问题出在哪里？
价格倒挂，进口激增
黑龙江省农垦建三江管理局前进农场种粮大户齐挺军从事水稻种植20多年了，今年他种了600多亩水稻。齐挺军告诉记者，2004年以前由于没有托市收购政策，粮价大起大落，种粮收益得不到保障。2004年之后，国家实行水稻最低收购价政策，并逐年提高价格，他的种粮收益也越来越好。
“根本不用担心稻谷卖不出去，有最低收购价托底，我们就把粮食卖给当地的中储粮。”齐挺军说。
齐挺军的选择也是许多农民的选择。近10年来，最低保护价和临时收储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与此同时，国内粮价也持续多年上涨。当前，我国粮食市场出现了国内外粮价倒挂、主产区与主销区粮价倒挂、成品粮与原粮价格倒挂等多重倒挂现象。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我国一直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是因为种地成本提高了。例如，原来农民自己种自己的地，不存在土地租金这个成本，现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就有了租金成本。记者了解到，今年在黑龙江、山东等地均出现土地流转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多地增长幅度超过2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表示，从我国发展阶段、自然禀赋来看，粮食价格倒挂是必然趋势。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到了现在发展阶段，劳动力成本、农产品成本大幅上升。“但两个特殊因素造成时间点提前到来，一个是我们自己年年提高收购价格，另外就是近几年国际市场粮价下降，促使粮食价格倒挂提前到来。”
专家表示，国内外价格倒挂导致粮食进口激增、国内区域间粮价倒挂导致主销区到主产区收粮积极性下降。这些都是当前卖粮难的重要原因。
粮库顺价销售遇阻
多年来，湖南稻谷总产排名稳居全国第一，但大米加工产能和年实际加工量均只居全国五六名，规模以上粮油加工业产值甚至只排名全国15位左右。
究其原因，主要是从事稻谷加工的企业普遍感觉“不赚钱”。常德市桃源县新合作富硒水稻合作社理事长刘兴海介绍，合作社的加工企业加工100斤稻谷利润只有两块钱，还不算机器折旧和缴纳的税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由于我国实行最低保护价收购政策，稻谷价格逐年提高，而大米价格基本保持稳定，由此带来“稻强米弱”的局面，使加工企业不愿意从粮库购粮进行生产，这也加剧了粮食的积压。
据了解，我国粮食收储企业一般对库存粮食采取顺价销售，即以收储价为基础，加上合理费用和一定利润进行销售。在目前收储价明显偏离市场的情况下，加工企业显然没有动力购买。
益阳市粮食局副局长徐铁辉告诉记者，2014年益阳市共收购托市粮28.5万吨，由于拍卖进度不理想，到目前为止，加上2013年度的托市粮，全市仓库里共有10万吨左右陈粮不能及时出仓。
不仅稻谷，小麦、玉米也是如此。安徽粮食批发交易市场数据显示，今年6月该省第一轮临储玉米拍卖结束，玉米拍卖投放量23398吨，实际成交3000吨，成交率仅为12.82%。
“在利润的驱动下，许多贸易商、粮食加工企业更愿意采购国外低价粮，相应减少对国内粮食的采购，带来的后果是粮食从地里收上来，不能进入加工环节，只好存在粮库里，越积越多。”北大荒米业集团御绿制米有限公司经理刘艳秋说。
粮食是不是多了
专家认为，现在部分产粮大省出现新一轮卖粮难，既有进口激增的因素、顺价销售销不出去的因素，也有我国粮食连连增产的因素。
程国强说，这些年我国粮食增产最主要是玉米增产。“近10年，玉米产量年均增长5.2%，10年累计增长65%。10年前我国玉米年产1.3亿吨，现在2.15亿吨。10年前玉米产量没有稻谷多，现在则超过水稻成为我国第一大粮食作物。”
与此相对应，我国玉米播种面积逐年增长，10年累计增加45%。同期小麦播种面积增加12%，水稻增加7%，其他杂粮作物，如国内市场需要的杂豆、荞麦等小品种，播种面积则减少了25%，加之大豆面积大幅减少，腾出来的土地大都种了玉米。
玉米面积和产量的大幅增长是不断的政策性提价的结果。“现在如果把东北的玉米拉到广州口岸，跟国外的玉米拉到广州口岸相比，差价在每吨七八百块钱，要是没有关税配额的管理，国外玉米将在顷刻间淹没国内市场。”程国强说。
据了解，我国对玉米、小麦、大米等主粮进口实行配额管理，但其他不少小的粮食品种并没有进口限制。正因为如此，在国内玉米价格畸高的情况下，国际替代粮进口迅速增加。如去年高粱和饲料大麦的进口量都超过了500万吨，前者增长3倍，后者也翻了一番。
而与此同时，我国玉米库存一亿数千万吨，相当于前几年一年的产量。程国强说，我们不需要所有粮食都靠自己生产，一是资源环境承载不了，二是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也没有必要。
粮食支持政策面临困局
我国自2004年开始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其后又启动临时收储政策。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是我国粮食连连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国内种粮成本快速上涨，政策性收购价节节攀升，粮价越来越偏离市场，一系列问题开始浮现。
粮食库存告警，秋粮收储“压力山大”
必要的库存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但如今库存粮食销售不畅，各地库存普遍爆满，新粮下来往哪里放，成了一个棘手的难题。
记者从黑龙江省粮食部门获悉，2014～2015年粮食收购年度，该省粮食收购量和政策性粮食收购量再创历史新高，库存大幅增加，全省库存爆满，安全储粮形势严峻。
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齐齐哈尔直属库，14万吨的仓容已经没有一点空余。为了多装粮食，库内还建起了多个露天储粮的钢结构“千吨囤”和房式仓。记者了解到，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64个库点早已“粮满仓”，很多直属库的仓容甚至前几年就饱和了。
不仅中储粮的直属库，黑龙江省的427户地方国有粮库也满仓。在黑龙江省海伦市胜利粮库有限公司的院内，砖混仓、房式仓、“千吨囤”等各式储粮设施都有，4万多吨的存粮创下了这个粮库的库存新高。
一些粮食系统干部介绍，当前安全储粮任务很重，“千吨囤”短期储粮还行，长期储存由于上层隔热条件不行，粮食品质可能会出现变化。露天储粮还容易出现火灾，中储粮林甸直属库大火、海林直属库火灾都是发生在露天储粮设施。
另一个粮食大省吉林情况同样如此。
“估计今年吉林玉米产量至少3000万吨，而我们和地方国有粮食企业目前已经没有空余仓容，加上租库收购人员有限、委托收购风险隐患多，大量积压的粮食将可能出现管不了、管不好的问题。”中储粮吉林分公司购销计划处处长宋海河说。
宋海河告诉记者，目前中储粮吉林分公司有2430万吨粮食露天储存，露天货位多达4万余个，特别是有的库点利用非标准仓储粮，缺少机械通风、电子检温等功能，极易出现粮堆发热、结露、生虫、生霉甚至坏粮情况，还有的企业消防、防雷设施不符合要求，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市场扭曲严重，粮食产业链不堪重负
正是夜里11点多的时候，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隆隆，一袋袋面粉从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下来；到了白天，偌大的厂房却空旷安静，只有不多的装卸工在忙着搬运货物——这是记者前不久在河南永城市天顺祥面粉有限公司见到的奇怪一幕。
该公司副总经理赵凤梅介绍，自今年6月实行阶梯电价以后，早上8点到10点、晚上10点到12点电价6毛多，夜里12点到早8点是3毛多，其余时间是1块多。“不同时段电价差别很大，为了节省开支，面粉生产只能选择白天休息、夜间生产的模式。”
作为河南省传统产粮大县，永城面粉加工企业集中。2005年10月，还被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授予“中国面粉城”称号，目前面粉年产能达到150万吨。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在连年托市收购助推形成的“麦强粉弱”格局下，当地面粉行业正进入“历史上最困难的时期”。
金源面粉集团总经理孟涛告诉记者，启动托市收购政策以来，小麦价格从2006年的每斤0.68元涨至现在的1.18元，几乎翻了一番。与此同时，50斤包装的面粉价格从50元仅仅上涨到70元。一边是只涨不跌的原粮价格，一边是起伏不定、行情走弱的成品市场，夹缝中喘息的面粉加工业早已进入“刀片利润”时代。
“即使好点的企业，利润率也只在1%至3%之间，而且这点利润全部来自副产品——用于做饲料的麸皮，面粉生产只够保本。”孟涛说，“随着饲料加工用大麦和高粱替代麸皮，今年以来麸皮价格也从每斤1.1元一路下跌到了5毛多，面粉行业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面粉行业如此，大米、玉米加工业同样如此。随着托市收购价的提升，我国玉米、小麦、稻谷等粮食价格普遍比国际市场贵40%到50%，业内人士指出，这个政策虽然稳住了农民种粮积极性这一头，但对整个粮食行业和市场生态带来越来越大的负面影响。
记者在吉林省的松原市、榆树市、四平市等地了解到，当地一些玉米深加工企业“亏损但生产着”，由于停工将面临设备老化、市场丢失等问题，部分实力较强的企业“咬牙”生产，在停产、半停产边缘徘徊。
嘉吉生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肖非说：“2014年企业亏损2800万美元，原料成本高失去竞争优势。省内很多加工企业都已停产。”嘉吉生化和中粮生化是两家坚持生产的企业，但吉林省粮食局调控处处长王涛告诉记者，位于榆树市的中粮生化也已准备停产，因为每月近千万元的损失已经无法承受。
两个“天花板”与两道“紧箍咒”
如果说上述两方面具体而微地体现了现行粮食支持政策存在的问题，那么从宏观上看，现行政策也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
首先是两个“天花板”。一个是价格“天花板”，一个是补贴“天花板”。前一个“天花板”前文已经提到，是指我国主要粮食价格已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继续提价遭遇“天花板”。后一个“天花板”是指根据世贸组织规则，继续提高补贴可能将受到限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属于“黄箱”政策，按照WTO的规定，“黄箱”政策的微量补贴额不能超过该粮食品种产值的8.5%。对照这一标准，我国一些粮食品种继续提高补贴空间已经十分有限了。
而在这两个“天花板”的下面，“地板”却越抬越高。所谓“地板”，即粮食生产成本。据统计，从2003年到2013年，我国玉米、稻谷的生产成本都提高了一倍以上，小麦提高了84%。“天花板”与“地板”之间的空间越来越小，粮食支持政策升级迫在眉睫。
再说两道“紧箍咒”。这是指环境和资源两个方面对粮食生产的约束越来越紧。程国强说，以我国的土地资源，农产品自给率只能到80%，而如今满足了国内90%的谷物、油料等农产品需求，这是在农业资源超负荷运行、环境代价高昂的条件下实现的。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湿地和草地资源被开发成耕地。其结果，湿地、草原资源被逐步吞噬，生态环境破坏严重。
二是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粮食生产是高耗水产业，过度追求粮食产量使一些缺水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如华北等地灌溉机井甚至已经打到了几百米深。
三是农业面源污染加重。为确保粮食增产，我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快速增长。目前，我国以占世界10%的耕地施用了世界35%以上的化肥，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9倍，欧盟的3.3倍，美国的4.5倍，由此带来很大污染，也导致耕地瘠薄化。
程国强说，现行的粮食支持政策侧重于鼓励粮食产量的增加，对粮食品质、资源环境等关注不够，粮食生产可持续性受到考验。“粮食政策不仅要考虑当下的产量，还要考虑5年后、10年后，以及子孙后代的粮食安全。”（半月谈记者张兴军王建齐海山）
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策略
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新的形势和考验：卖粮难再现、进口激增、库存爆满、资源环境紧张、“天花板”压顶……中央也着手开始应对，制定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启动目标价格改革试点、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加快了粮食政策和粮食战略调整的步伐。
升级粮食支持政策
前文已述，现行粮食支持政策正陷入困境，改革势在必行。但这一改革不是要削弱或者取消支持，而是要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程国强表示，对农业实行支持与保护，是目前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农业具有弱质性、公共性、外部性等特点，与非农部门相比，农业总是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支撑，同时农业还具有多种功能，如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土和环境、发挥就业缓冲作用等。”程国强说，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国家都会对农业进行支持和保护的原因。
数据显示，经合组织国家农业补贴平均水平为21.7%，远高于我国的9.1%。与韩国52.1%、日本47.3%的补贴水平相比，我国相差更远。这说明我国对粮食等农产品的补贴力度有待进一步提升。当然，补贴的方式需要改革。
改革的取向，是减少价格支持政策对农产品市场的扭曲影响，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去年，我国从部分地区的大豆和棉花入手，推进目标价格改革试点，这是一个尝试。目前来看，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操作复杂、落实成本高等难题。
程国强说，现在应该在目标价格试点的基础上，推行“升级版”的支持政策。该“升级版”政策不再以一定价格为补贴的触发标准，也不再针对特定产品，而是只要种植粮食作物，不管什么品种，种植者均可按实际面积获得补贴。粮食价格则只要不出现大的波动就让它随行就市。
这样的政策会减少对市场的干预，相对于目标价格制度，其优点是简便易行，也有利于粮食品种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信号进行调整，同时可以规避世贸规则对特定农产品8.5%的补贴限制。
“WTO将农产品‘黄箱补贴’分为特定产品补贴和非特定产品补贴，分别进行约束。一般而言，特定产品补贴的微量允许由于是该产品产值的8.5%，补贴空间相对较小，容易被突破；非特定产品补贴的微量允许是整个农业总产值的8.5%，补贴空间较大。”程国强说。
当然，长远来看，我国粮食支持政策还须从“黄箱补贴”向“绿箱补贴”过渡。所谓“绿箱补贴”，主要包括对农业科技、水利、环保、保险等方面的补贴，它不会对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发生直接显著的扭曲作用，因此为世贸规则所允许。
立足国内保重点
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我国新的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专家表示，这句话大家可能已经不陌生，但对它的理解还须进一步深化。
首先，新战略强调了要依靠自己保口粮，集中国内资源保重点，做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在此基础上，允许“适度进口”。“‘适度进口’首次被明确为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叶兴庆说。
其次，新战略在重视粮食数量的同时，更加注重品质和质量安全；在保障当期供给的同时，更加注重农业可持续发展。
专家表示，把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能更好地理解“立足国内保重点”的具体所指。
一是重点保口粮和谷物，尤其是口粮。口粮包括小麦和大米，这两个品种是一点都不能含糊的。至于玉米，农业部近期选择山西、内蒙古等10个省区开展“粮改饲”试点，这里的“粮”就是指玉米，可见玉米种植结构的调整已经启动。
二是重点保产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最近明确表示，推动粮食生产由注重年度产量向稳定提升粮食产能转变，实现“产量稳定”“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藏粮于地’就是加快建设高标准农田，有计划分片推进中低产田改造，优先在东北、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等水稻、小麦主产区，建成一批优质高效的粮食生产基地；‘藏粮于技’就是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水平的内涵式发展道路。”韩长赋说。
三是重点保障可持续。程国强表示，我们对粮食安全的认识应该提升，并不是粮食产量越高越好，如果为了追求短期产量而损害长期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与新的粮食安全战略相悖的。如今，我国正在逐步推行污染土壤修复，退耕还林、还草、还湖，土地轮作休耕等措施，就是为了可持续的粮食安全。
实施全球农业战略
既要保障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又要保护农业资源环境，这要求我们必须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绝不仅仅是从国外多进口点粮食那么简单。”程国强说，其实质是要实施全球农业战略，构建符合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要的，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
程国强认为，全球农业战略包含5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持续稳定、可预见的直接贸易战略。我国应与有关供应国、跨国企业等建立持续稳定、可预见的战略贸易伙伴关系，保障油脂油料、棉花、食糖、肉制品、乳制品等国内供需缺口较大、需求持续增长的农产品的持续稳定进口。
二是农产品进口多元化战略。即加快布局境外农业投资与合作，支持有关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促进增加全球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中国全面实施多渠道、多区域、多品种的多元化进口奠定基础。
三是境外农业投资战略。这要求大力培育境外农业投资主体，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类企业到境外进行农业投资，逐步建立全球农产品进口供应网络和全球农业资源供应链。
四是新型农业国际合作战略。对发展中国家，重点支持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自给能力，由此增加全球粮食市场供应、改善全球粮食安全形势；对发达国家、农业大国，则重在与之合作推动完善全球农业治理机制，制定全球农产品贸易规则等。
五是创建全球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我国目前仍然缺少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应尽早谋划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使我国在国际大宗农产品的定价上赢得更多话语权。
程国强说，我国发展到现阶段，粮食安全战略必须要有全球视野、世界布局，我国也有了实施这种战略的能力。“只要在上述几个方面持续取得成果，国外农产品供应是可以有保障的。即使出现无法预料的极端情况，国内至少还有大米、面粉可吃，还有潜在产能可以调动。”（半月谈记者高远至周勉吴涛）（专题策划/编辑：高远至）
协同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力引擎”
京津冀协同发展正全速推进。作为科技研发资源丰富、创新创业探索领先的区域，北京以机制体制创新支撑三地发展；河北、天津以产业基础、交通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成果落户当地。一个具有世界级规模的创新城市群、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正快速形成。
对接：北京中关村“创业生态”津冀“结果”
从北京出发，高铁两小时，就到达了河北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记者在这儿见到了“创客”魏炳林。此前，魏炳林在北京中关村创办了一家公司。摸爬滚打一段时间后，他来到秦皇岛“二次创业”。
对于为什么来秦皇岛，魏炳林说：“这里与北京中关村的创业环境是一样的，同时可以换换生活环境。”记者了解到，秦皇岛的“e谷创想空间孵化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创客，主要原因就是这里有良好的创业环境。
魏炳林所说的创业环境的“一样”，是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科技创新中心北京所传导的创新创业生态，这让创业者在津冀也可以享受到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一样的创业服务。
8月10日，“e谷创想空间孵化器”在秦皇岛正式启用，面积达3万平方米。这家孵化器来自北京中关村，是创新创业生态模式对接的企业主体。
孵化器运营方秦皇岛漫游世纪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总经理关耀渠说，孵化器将按照北京中关村的孵化模式运营，为早期项目和初创企业提供开放办公、早期投资、产业链孵化等服务。“包括企业如果不知道怎么注册、怎么缴纳社保等，我们都会提供系统化的服务。”
关耀渠说，目前该大型孵化器项目已和21家企业签署了入孵协议，北京颐和兴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铭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恒天中信科技有限公司、秦皇岛快点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已经投入运营，近百名青年人投身创新创
业大潮。
从北京搭乘城际高铁，几十分钟就可抵达天津。北京的科技创新创业生态正在这里生根发芽。
在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高新区低碳产业基地的A3、A4两栋单体建筑里，总面积2.6万平方米的空间，是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孵化发展的空间载体。这个载体与清华大学关系密切。
将中关村创新生态带到天津的主体，正是打造了“中关村创业大街”的运营商清控科创。
为了满足入园企业发展需求，清华大学清华控股旗下清控科创在华明高新区开发建设了科创慧谷（天津）园区，总占地面积16.9万平方米，规划建设面积48万平方米，由科技企业孵化器、创新企业加速器、总部经济功能区和品质商务功能区组成。
在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看来，创业服务业正面临转型和升级，而京津冀协同创新无疑提供了很好的契机。
北京中关村对接秦皇岛、天津的创新生态，只是北京、天津、河北加速推进协同创新的一个缩影，三地已实现了从“企业对接”“产业合作”到“创新创业生态延展”的转变。
共识：三地是协同创新共同体
以科技创新支撑产业发展，这一点无疑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北京作为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担当。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需要产业配套和企业的积极性，但三地在产业结构方面差异过大，导致协同创新充满挑战。协同创新被认为是对自身产业的颠覆、重构，更是利益重塑。因此，推动三地协同创新，首先就要打通理念上的藩篱，谋划共同体。
中关村海淀园管委会副主任孟涵说，从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产业结构分析，北京进入了服务业为主的阶段，天津与河北第二产业仍然占比较大。“如果各自孤立发展，很难形成配合。”
一位科研人士对记者说，以一项生物医药的高精尖成果落地转化为例，成果确实可以带动整个产业链创新，但也要求转化地必须具有相应的科研实力、人才储备和良好的生物检测、基础实验室、配套制剂产业等配套能力，对转化地产业要求较高。“因为产业基础的原因，目前一些高精尖技术在区域内还不能实现快速承接。”
要突破产业结构的藩篱，必须对各自利益进行重塑，这挑战着三地的协同创新。
专家认为，要让科技创新成为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驱动力，当务之急是在协同创新方面达成共识，即三地合作绝非简单的产业对接，而是要打造基于创新资源、产业优势和实际需求的创新共同体，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协同创新的内生动力。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说，推进京津冀产业对接，不是简单的产业转移，不是简单的研产分离，不是寻求低成本发展空间，不是圈地，不是对单方有好处，而是共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共同探索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需要，是服务市场主体的需要。
“因此，中关村参与京津冀创新合作，不是简单地输出几个项目、几个人，也不是传统的共建产业园、招商，而是共同营造跨区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营造适合创新创业的环境。”郭洪说，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
同时，协同创新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郭洪认为，区域合作就要着眼构建大区域一体化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和“高精尖”经济结构，建设世界级的创新型城市群。
破题：政产学研创新发力
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正通过多层次创新机制构筑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在北京海淀区北清路，一个靠近百度、联想、华为等顶尖科技企业的区域，一座新型“研究院”在此挂牌，守望着科研突破、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最前沿。
2014年8月28日，在北京市科委和海淀区的推动下，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在永丰科技加速器三区5号楼正式挂牌。研究院吸引了北大、清华、中科大、北航、北理工、农大、中科院等13家高校和科研单位，以及商飞、潍柴、美亚柏科等7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及高科技领军企业参与其中。
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王茤祥说，研究院采用的是“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11个席位中，政府只占2个席位，项目判断、分析决策主要取决于行业专家、企业家和投资人士等。
同时，为了让各方推动成果转化更具责任意识，该机制设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的基金体系。一个总规模为10亿元的母基金，带动18个具体协同创新中心产生“子基金”，企业出资进入子基金。
“在这个领域的企业出资进入研究院下设的协同创新中心，他就要负责任地提需求、看项目、促转化，企业更有责任意识，避免了以往的流于表面、难以落地的情况。”王茤祥说，由此科研成果将得以精准、快速转化。
北京通过这种创新模式正带动辐射津冀地区，相当于为天津、河北企业在北京建设了自己的“研发中心”“智库”。
王茤祥说，研究院在津冀区域、南京、杭州、包头等多地建立了分院，初步形成了“北京及国外研发，地方成果转化，产权共享”的院地一体化发展格局。
近期，协同创新研究院又与河北保定市共建保定分院，签署国内芯片领域装备技术项目合作协议。据了解，一些政策
将依托此平台展开，促进京津冀协同创新顺畅开展。
半月评论：向历史汲取成长的力量
我们又一次集体打开尘封的抗战历史：无数痛切悲壮的缅怀，系列艰苦幽深的探寻，全民隆重盛大的纪念……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今天，我们将从这缅怀、探寻和纪念中发现什么？感悟什么？汲取什么？
我们把脉着民族血性的涌流。
血性是民族的勇敢。不自欺，不苟且，勇敢地直面淋漓的鲜血，共赴国难，前赴后继，誓与日寇血战到底。血性是民族的坚韧。不自弃，不屈服，以坚韧的意志，忍受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总结抗战，曾有这样的表述：这是“熬”出来的胜利。一个“熬”字，道出了这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也诠释了中华民族不怕牺牲、愈挫愈奋的英雄气概。血性是民族的自信。不气馁，不畏惧，坚定地相信正义必胜，创造了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奇迹，一洗百年屈辱。
我们感奋着爱国情怀的迸发。
日寇铁蹄所至，河山破碎，生灵涂炭。“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松花江上》的歌曲在长城内外传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在黄河上下激荡。“虽山野之夫，亦隐然以国士自重”。激越的爱国情怀，汇聚起铁流滚滚，不同的派别、不同的团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联合起来，筑起一道坚固的血肉长城。爱国情怀的深层，是民族尊严的浩然本色，是民族救亡的凛然大义。
我们崇敬着理想信念的坚强。
那年那月，为何众多有志青年穿越战火千里万里奔赴根据地延安？为何无数先进分子不畏艰险追日逐梦申请加入共产党组织？因为他们渴望找到胜利的引领，因为他们心中都有火热的理想。追思当年，抗联名将杨靖宇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那是怎样一种“信念如磐”？杨靖宇牺牲后，切胃化验的结果让刽子手目瞪口呆：这个共产党将领的胃里竟然只有草根和棉花，翻不出一粒粮食。那是怎样一种“钢铁意志”？无数抗日志士义无返顾，坚贞不屈，他们俯仰天地，跨越生死。鼓舞他们的，正是信仰的力量。
这是中华民族在抗战的血与火中燃烧着、高扬着的高尚精神，这是中华文明在历史的磨难中沉淀下、蓄积着的生命活力。
当然，民族的性格内涵是多重的，在文明的统合中生成着不同的元素；民族的精神品质是变化的，在历史的演进中抉择着不同的取向。拷问今天的人们，当年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和全民抗战的英勇血性，是否还那么饱满，还那么鲜活？
我们更多地倾心着当下，往往缺失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我们在抗日神剧的娱乐中，调侃着甚至轻贱着历史的尊严和厚重，在虚无主义的虹吸中，遗忘着甚至颠覆着历史的悲怆和雄壮，从而导致社会价值底座的松动和人们精神信仰的流失。
我们更多地追逐着利益，往往缺失对人生应有的理想和信念。在不少腐败官员的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到，台面上信誓旦旦、理直气壮的理想、主义，怎样蜕变为一种自我的标榜和权力的装潢。他们的灵魂已经被金钱所锈蚀，已经在欲望中沉沦。腐败污染社会，劣币驱逐良币，社会的法治底线、道德底线被一再冲击。要珍惜人生，但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几何？要仰望星空，但我们的星空在哪里？我们的星空中有什么？
我们更多地纵情着成功，往往缺失对未来应有的警醒和忧患。欣然于世界第二的喝彩，沉醉于太平盛世的繁华，很容易使我们盲目乐观，自我麻痹，在心造的幻影中步入迷途。瞩目全球，规则和秩序在深刻重构，回望中国，经济和社会在全面转型。现代化蓝图的实现注定要跨越更艰险的历程，风险型社会的到来必然要迎接更严峻的挑战，从物质到精神，从作为到心态，我们都有清醒的共识和充分的准备了吗？
纪念抗战，正是为了重燃历史的精神，奋发前进的意气，拓新未来的行程。
一个优秀的民族，需要在历史的砥砺中不断成熟；一个文明的国家，需要在历史的交融中不断自强；一个合格的公民，也需要在历史的滋养中不断成长。民族的血性自应涵养，爱国的情怀自应呵护，人生的信念自应坚定，我们还应葆有阳光的心态、雄健的人格和广阔的襟怀。这样，我们就会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实力、更蓬勃的发展活力和更光彩的文明魅力。
民族的血性不是暴戾之气，它是自由独立和平尊严的勇敢捍卫。爱国的情怀不是狭隘之私，它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的紧紧连接。人生的理想不是虚空之物，它是生活追求事业奋斗的核心价值。抗战精神业已凝结成为一脉优秀传统文化，应当在认真汲取的同时，努力实现它的创新性发展，在实现民族国家复兴梦想的同时，实现民族精神的世界转向，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通，与全球文明共辉映。
历史是严酷的，也是温暖的，因为它的精神已融化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里，它的生命已复苏在民族的奋斗和成长中。
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落地——专访财政部财科所所长刘尚希
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央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而在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地方融资平台被清理、政府债务风险约束趋紧等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好落地，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此，中央都采取了怎样的措施？还将有什么办法？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最近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
半月谈记者：最近大家对积极财政政策很关注，认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您怎么看？
刘尚希：这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我们的财政政策也是这样在操作。总的来看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加力，一个是增效。
加力方面，虽然今年中央没有调整财政预算，赤字不可能再增加，但加力的力度还是不小的。一是对地方债进行置换，在没有增加债务总体规模的情况下，化解地方债务的流动性风险。二是逐步扩大税收优惠，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鼓励创业、鼓励创新，形成一个更好的环境，降低创业创新的门槛。三是积极推进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增效方面，就是在现有资金的基础上，把这些钱花得更有效率。一是清理财政沉淀的资金、沉睡的资金，把它们都尽量利用起来。二是改变财政资金的投入方式，如把对新兴产业或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由过去的补贴变为更规范、更市场化的产业基金、种子基金等来进行投入。三是整合分散的资金，使其更好地发挥合力。
半月谈记者：您刚才提到地方债务置换，这是一项很重要的举措，它对地方政府意味着什么？今年估计会有多大的规模？
刘尚希：地方政府的债务，总体来看风险不大，完全可控。它的问题，一个是增加太快，一个是流动性不匹配，即以前的投资是形成了大量的优质资产，但回报是长期的，而债务很快到期，现在让地方政府去还，确实面临困难，尤其现在许多地方的财政压力较大。只能另辟蹊径，所以就采取债务置换的办法。现在已经下达了3.2万亿规模的置换额度，跟今年到期地方债务的总体规模已经差不多了。这种置换的方法，不增加新的债务，只是一个债务结构的变化，从而化解地方财政的流动性风险，并且降低了债务成本，地方政府就可以腾出更多的钱进行经济建设或改善民生。
半月谈记者：PPP模式也是现在力推的，但一些地方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障碍，您怎么看待这一模式的前景？
刘尚希：PPP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它看似简单，其实涉及很多利益相关者。这里面利益如何共享、风险怎么分担等，都是全新的问题。一个PPP项目的落实，不只是政府与社会资本谈一场恋爱，而是要结婚，要有一个长期过日子的打算。他们要结成伙伴关系，共同管理这个项目，为老百姓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而目前这方面的规章制度、法制环境都还不够健全完善，双方还需要一个加深认识、不断调适的过程。
从更深层次讲，PPP不仅是解决融资的问题，它还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前公共服务都是由政府来提供，传统理论都是这么认为的，而现在政府要和社会资本合作、和社会组织合作，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公共服务的提供更有效率，质量更高，老百姓更满意。这必然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转变工作方式，还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跟上。所以，PPP模式的前景值得期待，但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一个过程才能看到更多的成效。
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还说到了清理财政沉淀资金。那么什么是沉淀资金？这项措施的作用会有多大？
刘尚希：财政上所谓的沉淀资金，主要有这么几种情况：一是上一年度结余转存下来的资金。二是库底资金。现在全国都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这就像一个资金的蓄水池，各个单位、部门的项目资金都搁在里面，项目有进度，从这里划出资金，项目没进度，资金就搁在国库里，这就形成了很大部分的沉淀。实际上只要保证国库里资金在一定的安全线内，其他
资金是可以盘活使用的。三是一些本来进入财政预算的资金，已经安排出去了，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项目发生了变化，资金不能及时花掉。这几个方面是沉淀资金的主要来源。
关于沉淀资金的规模，现在从全国来说，大账很难算，各个部门的情况也不一样，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口径，有的估算有上万亿，但因为口径不一样，也不好评判对不对。但不管怎么样，规模不算小，这些钱以前没发挥什么作用，现在把它们盘活再利用，一分钱当成两分钱来花，效果肯定是会出来的。下半年，这方面的工作还要继续推进。
半月谈记者：财政资金整合使用的呼声一直很高，这方面会不会有新的进展？
刘尚希：财政资金整合涉及各个职能部门，大家都想手里有一把米，这就导致资金使用的碎片化，形不成合力，效率不高。比如支持新能源建设，现在环保部、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等都在做，需要进行有效的整合，这个从根本上来讲需要进行体制改革。
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加力增效离不开改革，同时改革也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推进。政策更多的是注重解决眼前的问题，改革更多是解决长远的、根本性的、全局性的问题。所以说改革与政策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税收制度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体制改革，还有简政放权改革等都在推进，这里面有一些内容涉及财政资金整合使用的问题，一些地方也在进行探索，肯定有难度，但也会有新的进展。
半月谈记者：在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好地方政府的作用？
刘尚希：我们国家有个重要的特点，就是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只有两个积极性发挥得好，形势才可能发展得好。现在，随着约束条件的变化，怎样发挥好地方的积极性，是一个重大课题。原来地方政府为了让经济增速更快，环境资源、债务风险等方面的问题没有考虑太多，而现在这些约束越来越严了。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的积极性又要发挥，怎么办？还是需要改革。这个改革，主要的就是中央与地方怎样进行职能的划分。现在从财政上来看，越到基层，支出所占的比重越高，这就意味着，基层干的事很多，而有的事可能超出了地方或是基层的能力。我认为，应把支出责任适当上移，减轻地方政府的压力，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按照能力原则、效率原则、风险原则、受益性原则等，合理地分配事权并建立完善的考核机制，这样才能既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又让它们的积极性不至于脱离各种新约束的轨道。
半月谈记者：似乎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与以前的有点不一样了，是这样吗？
刘尚希：是的。以前谈到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指一种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而现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宏观调控政策，它同时也是社会政策，在改善民生、促进结构调整等方面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内涵更加丰富了。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现形式也更多样化了，如上面提到的产业基金、PPP模式等。最后，现在的积极财政政策十分强调改革的作用，而不仅仅是看重支出的多少、预算的规模等指标。
刑法修正案（九）的六大变化
历经三次审议和多次修改后，刑法修正案（九）获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更加严厉惩治贪污腐败、维护司法权威、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相比现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刑（九）有六大变化。
变化一：更严厉惩治贪腐
【刑（八）】对贪污犯罪的，根据贪污数额“划线”规定处罚。
【刑（九）】对贪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修改，对贪污的数额分为“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档，并结合其他情节定罪量刑。同时，对犯贪污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此外，刑（九）加大了对行贿行为的处罚力度。
【点评】用“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这类标准来量刑，一方面更适应现阶段司法实践，另一方面也需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加以明释和完善。此外，对被判死缓的贪污罪犯可以采取终身监禁的规定，既适应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趋势，又能打消一些贪污罪犯通过不当减刑提前出狱的念头，维护司法公正。
变化二：更强调维护执法司法权威
【刑（八）】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者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没有对暴力袭警行为作出专门规定。
【刑（九）】增加规定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者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情形，并对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中不应当公开信息的行为作出规定。此外，刑（九）增加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按照妨害公务罪的规定从重处罚。
【点评】遏制扰乱法庭行为，对于维护司法权威、提高司法效率、保证司法公正至关重要。明确对暴力袭警行为从重处罚，有利于明确警务执法的不可侵犯性，树立警察权威。
变化三：更有力保护妇女儿童
【刑（八）】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不阻碍其返回居住地的，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责任。此外，刑法设有嫖宿幼女罪，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九）】对不阻碍解救儿童的改为“可以从轻处罚”，对不阻碍被买妇女返回居住地的改为“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此外，刑（九）取消了嫖宿幼女罪，对这类行为适用刑法关于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的规定。
【点评】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行为一律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免除处罚，对于买方行为具有震慑作用，长久来看可以减少需求，从源头上减少拐卖妇女儿童的发生。取消嫖宿幼女罪，一方面将统一对性侵犯幼女犯罪的司法标准，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对幼女可能造成的“污名化”。
变化四：更注重维护社会诚信
【刑（八）】对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身份证等行为设定了罪名。
【刑（九）】增加规定利用网络编造、传播虚假信息，以及利用网络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增加规定出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针对虚假诉讼行为设定罪名。组织考试作弊，替考和请人替考，“医闹”，使用伪造、变造的或盗用他人身份证、护照、社保卡、驾驶证等行为都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点评】“网络造谣”等行为要负刑事责任，是对“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的最好诠释。考试作弊、“枪手”替考、“医闹”、虚假诉讼、伪造和盗用证件等等社会陋习，令人深恶痛绝，也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需要法律严加惩治，才能有效维护诚信的社会环境。
变化五：再取消9个罪名的死刑
【刑（八）】比刑（七）减少13个死刑罪名，保留55个死刑罪名。
【刑（九）】继续逐步减少死刑罪名，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阻碍执行军事职务罪，战时造谣惑众罪等9个罪名的死刑。
【点评】逐步减少死刑并控制死刑的适用，是符合国际趋势的做法，体现了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精神，也是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逐步减少死刑罪名的改革任务。
变化六：更强力打击暴恐
【刑（八）】对组织、领导和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的，以及资助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等行为设定了罪名。【刑（九）】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增加规定财产刑，增加为恐怖活动培训招募、运送人员、准备工具等的罪名；增加规定以制作、散发资料、发布信息、当面讲授等方式或者通过音频视频、信息网络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暴力恐怖活动的犯罪；增加规定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物品、图书、音频视频资料的犯罪等。
【点评】刑法加大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力度，与正在制定的反恐怖主义法相协调，通过法律的系统性强化，对遏制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活动将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把与恐怖活动相关的活动纳入恐怖犯罪，也符合当前反恐斗争的实际。
旅游，扩大消费正当时
立秋时节，一列由上海站始发，满载着游客的旅游专列驶入新疆喀什火车站。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最西部历史文化名城喀什的游客们，兴奋不已地计划着自己的行程：喀什老城、帕米尔高原、达瓦昆沙漠……
这是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一个写照。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扩大旅游消费已成为国家战略，而民众的热情并不比政策制定者低。业内人士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扩大旅游消费十分必要且正当其时。
旅游业逆势增长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小的下行压力，然而旅游业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态势。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旅游人数20.24亿人次，同比增长9.9%;国内旅游消费1.65万亿元，增长14.5%，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高4.1个百分点；旅游景区接待人数同比增长8.7%，旅游收入同比增长12.4%。
消费的旺盛带动了投资的加码。今年上半年，我国实际完成旅游投资3018亿元，同比增长28%，比第三产业投资增速高16个百分点，比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16.6个百分点，其中西部地区比中部地区旅游投资增速高3个百分点。
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说，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旅游业逆势增长，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信心和温暖。国家旅游局将推动旅游产业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旅游业完全有底气发出这样的声音。据统计，2013年至2014年，旅游业对GDP直接贡献都超过7%，对GDP综合贡献则超过10%。预计到2030年，我国城乡居民年人均出游将超过6次，旅游投资和消费前景广阔。
乡村旅游也成为推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致富的重要抓手。目前，国家正在部署充分发挥乡村旅游在扶贫开发中的作用，着力使乡村旅游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推动器，到2020年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全国17%（约1200万）的贫困人口脱贫。
新业态、新趋势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游客参加了以“驾越天山，纵横北疆”为主题的第六届新疆国际特种旅游节。活动组织者之一、新疆自驾车旅游联盟秘书长何孟轩介绍，不同于以往，本届旅游节后，此次旅游线路将作为常态化旅游产品推向市场。
新疆快速发展的葡萄酒产业也给旅游提供了新思路。吐鲁番驼铃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伟说，6月以来，酒庄日接待游客数量最高达800人，游客只需花50元，就可参观酒窖了解葡萄酒酿造过程，品尝不同种类的葡萄酒。
与新疆一样，随着旅游业的大发展，如今各种新的旅游业态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自驾游、运动健身游、主题文化游、休闲游、健康养生游、研学游……这些新的形式不断拓展着旅游业的内涵和深度，为旅游业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与此同时，旅游也变得越来越日常。如今一到周末，大城市里的上班族带着家人，或者约上三五好友，到郊区住上一两天，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品一品农家菜，看一看乡野风光，已经成为一种潮流。
“旅游需求无止境，旅游产业无边界。”李金早说，近年来，中国旅游业适应市场多样化趋势，与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不断催生新产品、新业态，拉长旅游产业链，形成丰富多彩的现代旅游产业集群。
政策还需加力
为了促进旅游业发展，国家层面最近政策频出。前不久就有一个鼓励弹性作息的“假日新政”：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调整夏季作息安排，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
这一“新政”是很有针对性的。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吴文学说，节假日尤其是“黄金周”，到处人满为患，甚至大面积长时间拥堵，同时不少地方旺季淡季不均。这主要是节假日安排不够合理造成的。
为此，国家优化了休假安排，包括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作息、鼓励错峰休假等。“这些举措从破解旅游消费的制度障碍入手，目的是激发旅游消费热情，释放旅游消费潜力，拉动经济发展。”吴文学说。
与此同时，针对旅游景区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设施特别是厕所、停车场、汽车营地、游客服务中心短缺等问题，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加力予以提升。对旅游发展中的新业态、新趋势应早规划、早布局、早引导，使其能够健康发展。
吴文学说，各级旅游和相关部门将以扩大旅游产品供给、优化旅游产品结构为核心，通过放松管制、破除制约新业态发展的制度障碍，推动落实支持旅游新产品开发和新业态发展的政策措施，满足快速增长的大众化、个性化旅游消费需求。
半月评论：别轻忽了新科技风险
滴滴打车，网上购物，机器换人……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喷薄而出的世界中，一场新技术革命的风暴呼啸而来，颠覆性地改变着我们的思维认知、生活形态和发展方式。
谁曾想到，这场革命的风暴，也会搅动起种种非传统安全的漩涡？
我们在一个个春风沉醉的时刻满怀激情地点赞新科技革命，是否还当留一份清醒、留一份睿智去提防如影随形不期而
至的新科技风险？
互联网在金融领域撬动起全面的创新。开放，平等，协作，分享，赋予互联网金融开疆拓土的如虹锐气；透明度更强、参与度更高、操作更便捷，中间成本更低，为广大消费者带来体验的惊喜。但是，金融安全也随之敲响了警钟。一个个P2P 平台鱼龙混杂，有的跑马圈地，恶意竞争，非法集资、金融欺诈的案例屡屡出现，“跑路潮”“倒闭潮”的问题一再凸显。网络支付中挪用客户资金、从事虚假交易等隐患也逐渐浮现。即使更被看好的股权众筹，也常常偏离中介性质，热衷灰色操作游走法律边缘，生成了大量的业务变异。
大数据为枯燥概念贯注进鲜活的生命。日常生活中一条条琐碎散落并不起眼的信息，经过精心的采集、清洗和流动，进入挂牌交易的平台，转眼间就变成了一粒粒熠熠生彩的珍珠。但是，信息安全也随之浮出了水面。每个人的隐私权还有吗？元数据的所有权属于谁？你的数据财产，已然变成他人的热门买卖。还有数不清的骚扰电话、垃圾邮件、诈骗信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取证麻烦，维权又难，让人们不堪其扰，有苦难言。
智能化给产业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广东、浙江等地实施的“机器换人”工程声势显赫，高效生产，次品率降低，人工费用减少，引发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于是，短短几年，中国便已拥有了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可是，它带来的全都是福音吗？中国是人口大国，劳动力总量全球第一，就业始终是社会民生的头等大事。机器换人会不会冲击就业安全？社会的就业总量、就业结构、就业方式和就业形态，又将发生怎样的改变？
我们已经进入风险社会。无论新科技革命的潜力多么巨大，前景多么诱人，它所伴生的风险都不可轻忽，不可涂改。
令人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了政府的适时跟进：一系列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监管细则已经明晰，有关第三方支付机构新规的意见征求稿公布于众，网络安全法的出台也在紧锣密鼓……自然，也激起了社会一波波热议，赞同严加规范者不少，质疑阻碍创新者亦有之。
互联网金融在监管的一片空白地带中已经度过了它的野蛮生长的时光，规范发展已是势在必行。我们自应悉心支持金融的创新，呵护消费者特别看重的便捷、灵活和自由。监管的跟进，制度的梳理，只是在互联网的跨界融合中进一步避免风险传递，守住安全底线，让互联网的每一种业态创新能够张扬其比较优势，回归其本来定位。无论是激励创新还是规避风险，不管是维护既得利益还是争取欲得利益，都应聚焦于保护消费者利益。
当然，防范风险，还应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更进取的心态。应当分外关注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从而在科技革命中更从容地应对冲击，化解风险。单看日见升温的机器换人热潮。在目前劳动力供给偏紧的背景中，它对就业还未见明显的负面影响。而且，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深化，分工细化，还可能衍生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那种决然否认机器换人和充分就业并不矛盾的说法未免过于乐观。在当下，从事重复性、常规性、高危性工作的员工，最有可能在人机竞赛中先被替代出局。我们在结构改革中还不能轻言放弃有利于增加就业含量的传统制造业，还需要加快发展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的现代服务业，并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网络，打造技能培训体系，延长工人职业生命，防范技术集中更迭产生的就业冲击。
新技术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效应是多重的。许多未知的世界还有待我们去探索，许多争论的议题还有待实践去深化。我们没有理由贸然提前去给定一个断然的结论，去贴上一个鲜明的标签。例如，多年以来关于电子书毁灭纸质书的声浪从未停息，然而事实却是，经历了电子书的凶猛袭击，出版业已经再次繁荣，并且有望进入最好的年头。我们不妨再认真倾听一遍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警世通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极致程度时，我们将面临着人类历史上的最好或者最坏的事情”。他以前就曾试图提醒人们，科幻的魅力会蒙蔽我们的双眼，科技行业应该更多地把关注的焦点放在未雨绸缪上面。我以为，这一提醒不仅适用于人工智能，同样适用于转基因工程，适用于整个新科技革命。
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是古人的智慧，也是生活的哲理。
我们欢呼科技革命，但也当清醒地拒绝科技至上的膜拜。我们承担发展重任，但也当坚定地转换发展主义的理念。我们力推历史进步，但也当理性地跨越进步主义的陷阱。
科技的力量是强大的，创新的事物是美好的。我们还当牢记，只有在科技与人文的互渗中，在安全与效率的平衡中，这创新，才会有更坚固的支点和更恒久的生命；只有在人类文明与幸福的价值追求中，在主体地位与尊严的权益保障中，这美好，才能释放更深厚的蕴涵，流溢更璀璨的光芒。
如此，我们才真正把握了新科技革命的精髓和真谛。
“追剧”：从GDP到环保到文化
曾经苦于偏居一隅，位于江苏西南角的南京市高淳区，经济数据并不算靓丽，却因为“慢城”的概念，让这个原本并不显眼的小城，从此有了颗雅致的心，变得更加从容。“慢城”能对高淳另眼相看，不仅开拓了高淳人的视野，也启发了他们的心智：原来，发展还能这么玩。如今的蒋山村，也因此能够静下心来，做文化。而这一切，又与整个国家的发展轨迹几乎同步同拍——追剧，已从GDP，转向环保生态，转向文化追求。这种轨迹，在高淳区内的武家嘴村、大山村和蒋山村身上，逐一得到体现。
另一个村庄的故事
“慢城”是个舶来的概念，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慢城”追求生态、环保，加上其核心“慢”的概念，让疲倦了快节奏生活的城里人有了静的向往。改革开放初期，首先要解决温饱，追求富裕。高淳区境内的武家嘴村，便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由“渔花子村”到“金陵第一村”的华丽转身。
30多年前的武家嘴村，只是石臼湖畔一个贫穷的小渔村，人均耕地不足三分，村民世世代代以捕鱼为生。每到冬春枯水季节，很多村民靠乞讨为生，因此被称为“渔花子村”。现任村党委书记武继军1984年接手武家嘴村时，村集体账面上只有126元，还是靠罚款得来的。
没有集体经济，发展农业又受空间限制，武继军选择了“靠水吃水”搞船运的发展路子。因为村里唯一的优势，就是村民大多有驾船经验。
3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大潮开始在苏浙沪涌动，基建迅猛兴起。武继军意识到，这必将带动黄沙等建筑材料需求的快速提升。他鼓励村民从捕捞业转向水上运输业，将小渔船改造成运输船，大搞水上黄沙运输。1990年，浦东开发揭开序幕，武继军挨家挨户发动村民卖小船，造大船、造钢船。于是，武家嘴的村边湖岸都变成了造船工地，全村船舶总吨位当年即达2万多吨，武家嘴的水运业由此实现了第一次蜕变。
随后，武家嘴村着力推进“产业集团化、经营公司化、造船工厂化”的发展模式，大力打造武家嘴“水运航母”。2004年以来，先后与南钢集团等企业合资组建江海直达运输公司3家，与村内水运大户联合组建民营海运公司8家，形成了11家具有经营资质的实体性水运企业，并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武家嘴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瞄准了远洋运输。与此同时，武家嘴村还加快造船业的提档升级，先后投资13亿元，相继建成八卦洲和乌江两个现代化造船基地，年造船能力达65万吨。以资产为纽带组建的南京武家嘴集团，目前已拥有各类船舶140多艘，总吨位达50多万吨。武家嘴村就此走上了发展巅峰。
随着国内基建热潮退却，国际航运业竞争也日趋激烈，仅凭造船水运一条腿走路，难抵市场风险。武家嘴村开始走“一业为主、多元拓展之路”——投资特种水产品养殖基地和经济林果种植基地、兴建武家嘴大酒店、组建南京市首家村镇银行……
去年青奥会在南京举办期间，当地特意安排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罗格到武家嘴农业科技园内的农庄小憩，品尝现炸的油条和现磨的豆浆，一时传为佳话，并引得后来者纷纷前往品尝“罗格吃过的油条和豆浆”。武家嘴农业科技园已被纳入高淳的“慢城”旅游概念，似乎也开始在追求一种文化。
因为慢城，多了优雅
武家嘴村抓住了机遇，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对GDP孜孜以求的一种显现。由于地处偏远，整个高淳当时并未挤上那趟高速飞驰的发展列车，只能做出遥追的姿态。当年是一种遗憾，现在看来又是一种幸运。因为，风向变了。人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由原来的“又快又好”，变为“又好又快”——“好”字当头。
武家嘴村的飞速发展，并没有带动蒋山村，毕竟相隔较远，而且机遇似乎只属于“先下手为强”者。蒋山村的村民一如既往地种地、养螃蟹。他们埋头苦干，不知道机遇在哪里，甚至不知道高淳区有个“金陵第一村”。
“武家嘴？”蒋山村76岁的何广仁一脸茫然，转头问67岁的路道明，“武家嘴是哪里啊？”
何广仁1976年担任蒋山村何家自然村的队长，20多年来本本分分地“修理地球”。“那时都种双季稻，很辛苦。”何广仁说，从来没见哪个农民靠种地发财的，很多人上山打石头、靠小船跑运输，或者打草卖钱、到工地当小工，没人富起来。
1985年，南京市有个扶贫项目，资助了蒋山村65万元，其中50万元办了一个砖瓦厂，15万元办了一个砸石厂。“也就解决了村组干部的工资和100多位村民的就业。”何广仁摇着头说。
蒋山村的老支书是个老实人，没什么文化，拿不出什么发展思路，又没能将砖瓦厂经营好，村民们实在说不出好与坏来。1998年起，砖瓦厂对外承包，每年11.8万元的承包费，确保给村干部发发工资、喝喝茶水。
2010年11月，在苏格兰举行的国际慢城会议上，高淳区桠溪镇“生态之旅”被世界慢城组织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称号。因为景色美、生态好，因为农家乐的美食，因为更多人追求“慢下来”的心态，“慢城”的概念迅速走红，位于“生态之旅”核心地带的大山村村民，也迅速发展致富，由此触动了高淳区主要领导敏感的神经。
没赶上乡镇企业为主导的第一轮发展，也没赶上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第二轮发展，高淳的历任领导，一直惋惜错过的机会。“现在看来，保护了生态环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淳区区长沈剑荣说。
2009年，高淳取消GDP考核，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当选蒋山村村支书之前，何腊保脑海里也曾有两种选择：其一，工业强村，像其他村一样招商引资办企业；其二，走商业化之路，利用苏皖交界的便利，沿路建造标准化厂房，搞商贸。但当他和村组干部到“生态之旅”参观后，内心便有了动摇。再去外省参观高效农业和乡村旅游时，也想模仿人家。等沉淀下来琢磨蒋山的各种文化元素时，何腊保最终选定走“乡村民俗文化旅游”之路。
轮到“文化”出场了
尽管蒋山村还没完全做好准备，但游客可能说来就来。最近，南京的一家旅行社，准备组织旅游团坐游艇到蒋山村“一日游”，正忙着与何腊保接洽。“40多桌的农家乐怎么安排？民俗表演怎么组织？导游词怎么写？哪些人负责游客采摘？”何腊保既兴奋又担忧，忙不迭地与何庚荣等人商议。
何腊保请东南大学的专家对蒋山村进行规划，希望突出蒋山的生态环境、传统文化以及民间传说等诸元素，构建以旅游休闲为主导、现代农业为支撑的产业体系。这些规划，很多还停留在图纸上，但游客已经跃跃欲试。
如何让先来的游客对未成形的蒋山充满期待而不至败兴而归？已成为何腊保当前最头疼的事。“不能把话讲过头了，不能急功近利，蒋山要一步一个脚印走，绝对不能让游客失望。”何腊保说。
风头正健的蒋山村，未必能成为一个靠文化发家的村；即便能发家，也未必就能成为一个因文化而发家的典范。能敏锐地顺应时代潮流并抓住发展机遇，已属不易；而这种文化觉醒，是难能可贵的。
当我们温饱问题还没解决的时候，是没心思去考虑肚子以外的事的。正如蒋山村，如果还是个贫困村、经济薄弱村，肯定不会想着去打造文化品牌。只是在特色农业得到发展、村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后，何腊保才有了“文化表白”的物质基础。
可以说，蒋山村的“文化表白”还是物质的、粗浅的，基本还是想“把文化当饭吃的”。因为蒋山村有第二条路可走，比如何腊保最初的两种设想。但他后来意识到，那些选择非常短视，不能持续发展，而且会留下后患。敝帚自珍，蒋山村的确没有更多可以浪费的“敝帚”。
大唐盛世时，唐人足够自信。而今呢？还说蒋山村，如果不去加强“文化表白”、不去修缮保护，再过几十年，那些历史遗存还会在吗？如果双女坟被平整成耕地或盖了房子，还会有崔致远的后人前来凭吊吗？再过几十年，还有谁会想起这里曾经发生的故事？古驿道旁的“招贤驿”已经成了瓦砾、荒草堆，再不修整，后人会知道这里曾经有个唐朝驿站？
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只有中国完整地延续至今，靠的正是数千年繁衍不息的文化传承。振兴中华，这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该到“文化”出场的时候了。当下我们是否应该缓缓脚步，等等灵魂？
也算文化觉醒
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国人的确比以前富足多了，很多人满世界旅游购物，但并未被国外民众所敬重。因为同胞中很多人像个暴发户——仅是“有钱”而已。乱插队、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刻画“到此一游”，如此等等的“没文化”。
我们还是礼仪之邦吗？自古以来我们就是礼仪之邦！但某些国人目前在外的形象，却难担此大任。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形象，这形象，装是装不出来的。以GDP为考核核心，以财富论英雄，只会让人们的眼睛瞪得像“孔方兄”。装，定然装不来软实力。
再扯远一点，有了钱的国人为何在国外疯狂购物，而国内提倡的靠消费拉动的那驾“马车”却迟迟不见发力？那是因为国内销售的同类产品质量远不如国外。质量差的原因，说起来话更长。长话短说，还是因为生产厂家未重视文化，没有敬畏心。
绝非妄自菲薄，只愿这种担心更少些。
蒋山村正在学习“文化表白”，村民开始意识到维护村庄的环境，村支书担心蒋山村“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或许，这算是一种文化觉醒吧。
“慢就业”，应该有个度
大学毕业后既不打算马上就业，也没准备进一步攻读学位，而是暂时选择游学、支教、在家陪父母或者创业考察……如今有很多90后告别传统的“毕业就工作”模式，成为“慢就业族”。“慢就业”到底是思考人生，还是新型“啃老”？近日，半月谈记者走进“慢就业群体”，发现他们中通过“慢”中找到就业灵感的人只占少数，而更多人则是在延迟就业中逐渐陷入迷惘和困顿。
“毕业就工作”不再是标配
毕业季已过，但安徽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小宇似乎并没有急于投身就业大军。小宇打算先到师兄们在各地承包的农业园里实习兼考察。他说，要用一段时间多走几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搞清楚成本、收益，为将来自己流转土地经营农场打下基础。
“如果你按部就班地大学毕业、步入社会，那么你肯定会突然觉得迷茫、失望，需要一段时间去过渡。”曾拿到过500万美元投资的追梦网创始人杜梦杰认为，“在毕业后慢下来、静一静，看看自己、看看世界，更有助于我们思考未来的方向。”
杜梦杰的“慢”从大学期间就开始了：他休学一年，通过自筹旅费的方式在尼泊尔、印度、阿富汗、巴林等国家待了8个多月。在阿富汗，杜梦杰遇见了一个已经拿到IBM公司合同、精通斯洛伐克语却依然要学习波斯语的美国青年。“他这一辈子可能也就说几个月的波斯语，但还是为了这份经历放弃工作，我觉得他活得很纯粹。”
杜梦杰通过自主创业为年轻人建设众筹“梦想资金”网站平台的想法，正是来自这段旅行。当年为筹集路费，他先用个性化营销手段用原价卖出了自己手中的儒学经典，随后又通过网络征集筹款的方式，一下筹集了6万多元，就这样，一个年轻的“准企业家”悄然上路。
“快时代”的理想泯灭？
毕业一年以后，西安女孩夏山晶这几天却开始怀疑去年夏天自己“慢就业”的做法。“现在开始报考事业单位或公务员，感觉再不找工作就要与社会脱节了。”夏山晶说。
夏山晶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专业学的是建筑材料学。因为不确定自己适合怎样的工作，她去年毕业后一直在家“慢就业”。为了不给父母生活添负担，夏山晶索性到朋友的培训机构去做兼职。“每个月6000多块的收入不算少，但在家人的眼里，这始终算不上是‘正经活儿’，自己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夏山晶说。
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李安定分析指出，如今应届毕业生的就业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表面看生活环境较60后、70后当年优越不少，但大多数人可能一毕业就进入了一个“过渡状态”，甚至会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这些人在这个讲究‘快’的时代走走停停，始终在观望看有没有能达到他理想的机会。随着其他人的工作格局逐渐固化，他们很可能成为‘慢就业’族。”李安定说。
事实上，能够成为像杜梦杰那样的“慢就业者”的人并不多，更多人在经历“慢就业”后，很可能就会成为“涸辙之鲋”。“但这并不意味着‘慢就业’是一种消极的选择。”李安定说，“某种程度上‘慢就业’就是一个与家人和社会交换意见、比较眼前和长远利益的过程，在对梦想追求的时候，是允许有一些波折出现的。”
给“慢就业族”一份包容
在安徽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范和生看来，随着“慢就业”者多起来，社会上对他们的看法也应逐步改变。让情感和身体有一定释放的时间和空间无可厚非。为未来发展厘清头绪、打好基础，或许是换一种方式应对挑战。“当然，‘慢’绝对不应成为蹉跎青春、逃避竞争的借口。”他说。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田毅鹏说，应该把“慢就业”与“啃老”区别开，前者是一种相对积极的选择，是通过逐步认清自己，为以后的道路奠基的过程；后者则是消极被动的，是在逃避社会、逃避责任。
田毅鹏认为，当前一些“慢就业”者承受着很大压力，这更需要来自社会的宽容相待。“我们总认为每一步都精准地踏在节拍上、不踏空，这样才叫努力，才不会掉队。”田毅鹏说，但有些时候，表面上的“退”恰恰是为了更好地“进”，“快”有“快”的节奏，“慢”也有“慢”的智慧。
不过也有人提醒，“慢就业”并不等于“不就业”，一方面如果大学毕业生职业“空白期”过长，用人单位在招聘时会打个问号，这既会影响年轻人的竞争力，也会影响他们的心态。同时，专家建议除了规划好“慢就业”的日子、保持奋进的动力之外，最好为自己设定一个时间规划，一旦超过预期，应先就业再择业，放下身段，脚踏实地从基础做起。
简政放权，为创新创业扫除路障
大众创业风起云涌，简政放权更添助力。“互联网+”、新能源、生物医药、创客们的“新玩意儿”……新一轮简政放权让它们放开了手脚，焕发了生机。
同时，一些创业者也诉苦，在有的地方和部门，缺乏标准、审批繁琐、申报无门、门槛过高等制约因素仍然存在，成为创新创业的“拦路虎”。双创时代，为新业态蓬勃健康发展，简政放权还需要做些什么？
宽容创新，企业为“政府放手”点赞
“最欣慰的是，我创业七八年了，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次数不超过五次。”薄荷科技创始人马海华的感受并不是个例。
“创新创业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多位创业者向记者表示，政府对创新创业最大的扶持就是“适当地放手，培育公平环境”，更宽容地尊重专业意见，让企业有更多精力关注产品和市场。
P2P行业的发育与简政放权直接相关。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呈现“后发优势”，P2P网贷行业更是从无到有，今年上半年成交量预计超过3000亿元，降低了交易成本。
与此相应，今年1月，银监会宣布监管架构改革，明确表示重点就是清减下放行政权力，明确风险监管主体职责，对于地方性机构，银监会仅对法人机构的新设筹建、市场退出、重组改制和破产重整进行审批，其他市场准入权力下放给银监局。随后出台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一条便是“鼓励创新”，首次提出鼓励省级人民政府加大对互联网金融的政策支持。
“这是互联网金融发展迎来的又一大利好。”网贷平台“91金融”创始人许泽玮说。
因时因势而变，是简政放权题中应有之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业态，迫切需要打破旧框框，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在上海市闵行区众创空间“起点创业营”，创办人查立反映，初创企业因融资和退出造成的股权变更时有发生，特别是互联网企业股东通常由多个投资人组成，而股权变更需要所有投资人到场签字，但股东天南地北，有些还在海外，很难按要求同时到场办理手续。“这一块能不能简化，让企业更方便？”
企业所呼，政府所应。上海市工商局出台办法，允许企业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申办股东变更登记，放松政府对于企业自主经营的管制。
上海亲益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CEO宗继感受深刻。“以前有一次为了‘凑齐’股东，花了半个月时间；新政后，仅凭两张股东的身份证，5分钟就办完了提交手续。这样的速度，我们期盼已久。”
缺乏标准，怎样填补监管盲区
“我们也很困惑，外送食品和普通包裹，在卫生、保温等指标上差别很大，能一样吗？可就是在这块由于监管空白，快递许可证就一直申请不下来。”动动手指把周边的美食都送到家，“趣活美食送”这个创业项目迅速抢占多地餐饮外卖市场后，其创始人俞阳对“迟迟办不了合法身份”感到纠结。
他在北京申请后，监管部门通知他“暂停申办”，现在又在上海提出了申请，还在等结果。“我们不愁市场，今年有30多个城市要加入我们的网络。我们愁资质，监管部门不说不能办，也不说何时办，企业只能悬着一颗心。”
缺乏相应监管标准，导致监管部门“失语”，第一个“吃螃蟹”的创业者常面临类似的困境。
由专业护理团队、全科医生及医疗机构共同参与养老院的医养结合模式受到国家鼓励，但这个领域的一些创业者却遭遇“玻璃门”。“我想在自己办的养老院内设一个二甲中医院，搞医养结合，这在陕西属首创，可正因为是第一个‘吃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