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总第８期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Ｊｏ唧吐ｏｆＨａｉ眦ｎＲａｄｉｏ＆７ⅣＵＩｌｉｖｅ璐ｉｔｙ
２００２Ｎｏ．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８
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
——国家适度干预经济与经济法
王丽美
（西安广播电视大学，陕西西安７１０００２）
摘要：在法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经济法的何时产生一直争论不休。文章就经济法的产生，尤其对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以逐层深入的方式进行解析，最终揭示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以国家适度干预经济为标志。
关键词：真正意义；经济法；产生；国家适度干预经济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２９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９ｒ７４３（２００２）０３一００４０—０４
众所周知，在法学研究领域，绝大多数专家和学者对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的法的部门已不持异议，而对经济法何时产生，则众说纷纭。甚至连“经济法的产生”词组本身的涵义依旧有争议。基于此，笔者试着对这些疑惑做如下探讨：
一关于“经济法的产生”词组本身的涵义
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因此，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有经济法律规范的时代，无论是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各自的经济法。也就是说，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包括在“诸法合体”的法律之中。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律的制定。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就是在经济领域出现了“新的法律现象”。如美国１８９０年颁布的＜反对不法限制和垄断、保护交易与通商的法律》（即“谢尔曼法”）及１９１４年《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等，德国１９１９年发布的《煤炭经济法》、《碳酸钾经济法》等。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产生，源于以“经济法”命名或规制经济秩序、调整竞争状态的新的经济法律的制定、颁布。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部门的形成。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经济法只有作为一门独立的法的部门，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等二级子法（注：一级母法指宪法）并驾齐驱才意味着它的产生。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才是“经济法的产生”词组本身的涵义。因为经济法并不是因一个或一些经济法律规范的产生，也不是因某个或某些新的经济法律的出现而产生的。而是在客观方面，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需要以不同于以往的法律原则、制度来规范的某些经济关系，并有了相应的司法实践或成文法规且数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在主观方面，研究经济法的有关专家、学者对业已出现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规范进行总结、解释和归类，形成相应的经济法学理论或学说，并在相当程度上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即经济法作为一门独立于其它部门法的法的部门的地位确立下来，才表明了它在真正意义上产生了。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７．３０
作者简介：王丽美（１９７８一），女，汉族，山东人，西安广播电视大学远距离教育研究室，助教，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在职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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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
二经济法产生于资本主义
垄断阶段的国家干预经济
经过上述探讨，明确了经济法的产生即经济法部门的形成。而经济法产生于何时，又是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产生于古代社会。即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调整一定经济关系的法律就是经济法，经济法由此产生。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经济法”并不是与“经济”相伴而生或同时产生的法律上层建筑，也不是当法律或成文法产生时，作为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就同时产生了。纵观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从春秋时期第一部正式公布的成文法郑国子产的《刑书》到清朝最后一部封建法典＜大清律例》，无一不是“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律，作为传统法律部门的“民法”、“行政法”尚且未与刑法分开，而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法就更不可能独立出来，经济法也无从产生。以此类推，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古代其它国家也是如此。
当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等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诸法合体”中彻底独立出来，形成了各自的法律体系。然而，因为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上要求完全的自由，相应的经济形式是一种完全自主、自由的竞争模式，法律观念中推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合同完全自由”等原则，强调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主义占主导地位，认为单凭市场的“无形之手”调节即可，从而排斥了国家的干预，经济法也相应没有成长的土壤。
但当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时期，自由竞争所带来的固有缺陷如市场本身不能克服的盲目性、滞后性，造成大量资源的浪费及产品积压，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两大阶级的矛盾变得愈来愈尖锐。国家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采取了积极干预的态度，依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论，国家利用职权合理配置资源，对经济进行管理、调节、监督。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表现是德国在１９３３年经济危机期间，制定＜强制卡特尔法》，国家扶助和强制卡特尔的建立；而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根据美、英、法占领军的指令，颁布＜反卡特尔法》，国家禁止卡特尔和康采恩，并对大企业实行分割。就在此时，资本主义各国都开始以法律确认国家对经济制度建设，现代史上的经济法也由此得以产生。
可以说，国家干预对促进经济发展、合理配置资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１．国家调节作用可以弥补由于市场机制失灵所造成的损失。２．国家引导市场向良性轨道发展。３．国家扶持某些急需发展的领域，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经济发展良好的外在环境。因此，作为国家干预制度的产物——经济法，就有其产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有它巩固国家干预经济的成果。总而言之，国家干预经济时，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法就应运而生了。
三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
的标志是国家适度干预经济
如果说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前提是国家干预经济，那么笔者强调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又是怎样产生的？下文将做进一步探讨。在探讨之前，笔者先阐明“最初意义上的经济法”与“真正意义的经济法”之间的区别。所谓“最初意义上经济法”指伴随国家干预经济而生的新的法律现象即萌芽或雏形状态下的经济法，其特征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定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甚或直接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律，而其产生很难与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等严格区别开，法学家对经济法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形成一定的学说，但阐述不够充分、界定不够明晰，社会上还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经济法理论，也未被学界和社会所接受，也就是说，经济法在此阶段还未形成自己独有的法律体系。而“真正意义的经济法”是指与国家适度干预相适应的、较为成熟、较为完备状态的经济法，其特征是社会上甚或世界范围内出现了相当大数量的经济法律规范，甚至还有典型意义的经济法典，而其产生已与民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严格区别开，法学家对经济法的研究已趋于深入，逐渐形成比较完善的经济法学理论，被学界和社会普遍认可或接受。基于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以上特征，笔者对其产生做如下详细分析。
（一）世界各国都注重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大量经济法律规范应运而生
大家知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社会化趋势不断加强，市场自发调节经济与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两个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调节经济的有效手段。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已向世人昭示了“市场”依其“无形之手”——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和协调社会的生产、消费，从而使经济具有自动趋向均衡的内在秩序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就是万能的，正如萨缪尔森所述的，“单纯依赖市场调节经济，会产生外在的不经济的效应，无力向社会公共产品部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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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配置资源；无法避免经济危机、失业和通货膨胀，从而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会造成贫富悬殊、收入分配不均，无法实现社会公平。”由于存在上述缺陷，它会对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予以削弱。所以，它离不开国家干预经济这一手段，即国家运用其管理经济的职权主动干预经济，制定大政、方针、政策，从而保证了经济生活向健康方向发展，最大程度地减少市场失灵导致的浪费和危机的发生。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多甚至单纯运用国家干预经济，忽视市场自发调节经济，势必演变为国家管理经济的执行机关——政府对经济统得太多、管得太死，使经济发展背离价值规律，从而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转到政企不分、权责不明的单一计划经济的轨道上，结果只能导致经济的停滞不前甚至落后倒退。因此，笔者在阐明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国家干预的适度性。
所谓“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指国家运用经济杠杆、行政管理等手段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生活领域和涉及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进行适度干预，营造合适的市场环境，使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相契合与适应，而不是指政府将“有形之手”伸到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也就是说，不该伸手的地方不伸手，该伸手的地方必伸手。只有国家干预是适当的、科学的，才可以缓解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促进效率、稳定和公正三大目标的实现，收到预期效果。
与此同时，为了适应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需要，调整国家适度干预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即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了。各国纷纷制定了以＜企业法》、＜公司法》为代表的经济组织法，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秩序规制法和以＜投资法》、＜财政法》为代表的宏观调控法等等以及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于１９１４年颁布的直接以“经济法”命名的法典＜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经济法》都表明了作为独立法的部门的经济法诞生了。
（二）随着国家干预经济“适度性”的确定。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区别开
因为经济法是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法学各部门分化重组、高度整合的结果，是现代出现的新兴法律部门，所以经济法与传统法律部门如民法、行政法有天然的联系，为了比较清晰地界定经济法为一个独立的部门法，笔者将它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做一次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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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立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奉行平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等价有偿等原则，因此民法本质上是“自由的财产流转法”，它以民事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为核心，主要调整当事人意思自治，即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财产流转关系，并建立相应的主体制度、物权和其他权利制度。正因为民法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均由市场经济内在的平等和自由竞争的要求所决定。所以，民法本身排斥国家干预经济，着重于对私人人身利益和财产利益的保护，倡导市场主体自治，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自由处分财产、自由创设合同。民法主要调整民间经济关系，是典型意义的私法，它与调整国家适度干预的经济关系的经济法有很大区别，即民法消极排斥国家干预，而经济法积极倡导国家干预。
行政法。虽然不像民法那样有自己完整、统一的行政法典，但因其具有完备的法律体系和成熟的法学理论而早已被学界和社会所公认。然而，因为经济法与行政法都调整纵向管理关系，两者主体间都存在隶属关系且有重叠性，另外经济法常常使用行政手段完成其调节经济的目的。所以，有人认为经济法带有相当多的行政性质。就此，笔者进行一定探讨。一般学者认为，行政法是“规定国家各个方面行政管理的行政法规的总称”，或是“关于国家行政组织及其行为以及对行政组织及其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行政法调整的是有关国家机关的设置和组成、行政权限的划分、行政程序等方面不含有物质利益内容的管理关系。它侧重与规范政府的组织人事和行政救济，基本宗旨是依法行政和廉洁高效，本质是限制政府滥用权力之法。因此，它与调节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经济法有许多不同：１．调整对象不同。经济法调整国家适度干预（或说管理）经济关系，包括国家机关对经济的管理和经济组织内部的管理关系，主要涉及经济基础理论。行政法调整行政组织关系以及经济领域以外的其他行政管理关系，主要涉及上层建筑领域；２．调整原则不同。经济法以实现经济利益、尊重价值规律为原则，行政法则不考虑经济因素，以命令服从为原则；３．调整方法不同。经济法采取强制性和指导性相结合的方法，而且逐步过渡到指导性的方法为主。行政法则单纯采用强制性方法。４．主体的范围不同。经济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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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
司法机关以及经济组织内部的机制和人员；行政法的主体则只限于国家行政机关以及工作人员；５．法律责任不同。经济法承担的形式主要是经济惩罚，行政法承担责任主要是非刑事的人身惩罚。
经济法。笔者认为，它是调整在国家适度干预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现代新崛起的经济法部门，体现国家意志适度干预经济运行，使经济运行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因为经济运行具有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的自身规律，所以国家不能随意左右经济运行，而只是因势利导，适度干预，使经济运行转到符合客观规律的轨道上来，最终达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目的。这也是经济法干预经济的要旨所在。经济法相对于行政法的权力本位、民法的个人本位而言，它以社会利益和社会责任为本位，本着对社会负责即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效益负责的原则，代表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处理和协调经济运行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在西方“私法公法化”和东方一定程度上的“公法私法化”过程中产生的，是公法和私法在一定范围内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产物，它既非私法、也非纯粹的公法，是“以公为主、公私兼顾”的第三法域，是在公法和私法之间进行平衡协调的“社会经济法”。对此观点，笔者十分赞同。也就是说，经济法实质是市场“无形之手”与国家“有形之手”协调并用的产物。
经过以上分析，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的关系明确了，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特定化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就产生了。
（三）伴随国家广泛采用适度干预的手段调节经济．学界形成了诸多经济法理论和学说．从而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
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商品经济是法治经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为适应法治经济发展的要求，各国都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协调维持自由竞争，因此，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原来依经济行政法采用单一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即纯粹的计划经济，逐渐转向注重市场本身机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转变政府职能，通过立法保障国家“适度”干预经济，即主要依经济法调节原公法领域，即所谓“公法私法化”了；与此同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为弥补市场本身缺陷，国家适度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积极运用经济立法手段，适度干预原私法调整领域，即所谓的“私法公法化”了。这样，“两化”的产物——作为社会的经济法就空前发达了。
伴随经济立法的逐渐完备，经济法学研究领域一派繁荣。世界各国学者纷纷著书立说，阐明自己对经济法及其相关问题的看法和见解，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经济法较为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形成了“集成说”、“对象说”、“机能说”、“世界观说”、“方法论说”，日本形成了“金泽说”、“高田说”、“今村说”、“丹宗说”、“正田说”等等，经济法研究较晚的我国也形成了“协调说”、“需要干预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说”、“宏观调控说”等。上述各学说均各持己见、自圆其说。可喜的是，学者们逐渐都向“适度干预”或“协调”理论靠拢。笔者也认为，干预达到“适度”实质上就是“协调”。这也就是说，经济法学理论已相应成熟、完善，结合经济法律规范的发达，已构建了相应发达的经济法律规范体系，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了。
总而言之，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法产生的重要标志，两者相伴而生，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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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林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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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的经济法的产生--国家适度干预经济与经济法
作者：王丽美
作者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大学,陕西,西安,710002
刊名：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INAN RADIO & TV UNIVERSITY
年，卷(期)：2002，3(3)
被引用次数：0次
参考文献(6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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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兑权证是一种全新的投资工具，它具有的如下优点使它成为发展权证产品的必然选择：①有利于活跃交易，提高正股的流动性；②有利于价值发现，引导市场投资理念；③为投资者提供新的理财工具和避险工具；④开拓新的盈利模式，提高券商的竞争力；⑤有利于参与国际竞争，提高市场的竞争力。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演变催动着金融法律的持续发展，但是法律固有的滞后性使其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规制显得捉襟见肘。面对一个全新的金融产品，现有的法律体系对它的评价、定位以及如何规制就成为法律界面临的必然课题。因此，对备兑权证的法律基础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构成了本文的主题，并以这两方面为中心，展开本文的论述。
自2005年夏季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制定《权证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以来，权证产品成为证券市场的一大热门，我国权证市场上流通为股改权证、创设权证，两者肩负特殊的历史使命，终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备兑权证。引入严格意义上的备兑权证，成为市场关注的热点。权证推出的一年多来，法律界对它的关注不亚于金融界，众多研究结果都对权证产品是一种有价证券达成了共识。但是关于备兑权证的权利属性和相关语境下的法律研究才刚刚起步。同时，《暂行办法》将股本权证与备兑权证合并规定显然有悖于权证发达市场中就两种权证分开发行上市的成功做法，因此构建一个专属于备兑权证发行上市的制度体系对于备兑权证的良性发展意义深远。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将以备兑权证的法理基础为出发点，以备兑权证的制度构建为落脚点展开论述，全文分为以下部分：
第一部分，“备兑权证的法理基础——以金融衍生工具为视角”，本章在全文中具有前导性地位，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也是全文的重点。本章着眼于金融衍生工具法理研究背景下的备兑权证权利属性和备兑权证在民法语境与证券法语境下的法律性质与法律关系的研究。本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金融衍生工具的概念界定与法律性质解读，通过对巴塞尔委员会、美国著名民间学术团体“三十人集团”、经合组织以及中美学术界对金融衍生工具概念的解读，从法律角度整合出了金融衍生工具全新的概念：金融衍生工具反映了从事金融交易当事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是定型化、格式化的契约。并由此推导出金融衍生工具的性质：契约性特征、诺成性与双务性、期待权特征、是一种选择之债。第二，从射幸合同角度，分析了法律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支持态度和赌博合同的打击态度的成因。为备兑权证的规制提供了合理性基础。第三，承前而论，通过对金融衍生工具法理基础的梳理，厘清了备兑权证的契约属性以及民法与证券法语境下解读。在民法语境下，着重于备兑权证的权利属性和认股权的权利属性研究，备兑权证是一种选择权契约，认股权是一种财产权、形成权、主权利、新型受益权。在证券法语境下，着重于备兑权证的发行、上市、交易、监管各个环节涉及的法律关系研究，是备兑权证制度构建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备兑权证与相关金融工具的比较分析”，本章的内容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备兑权证与股票、期权、期货等其他金融工具的比较，备兑权证是股票的证券化。备兑权证与期权、期货的不同点主要体现在：发行主体、履约价格的确定主体、期限、买卖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保证金的交纳、履约价格是否变动、交易市场上的履约义务主体、结算等方面，得出备兑权证在市场选择上有独特优势的结论，这正是备兑权证在纷繁复杂的证券市场是存在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备兑权证与股本权证的比较研究，备兑权证与股本权证的区别主要在于：权证的发行人与权证行权的影响方面，得出《暂行办法》有悖于这两种权证分开发行上市理念的结论，第三，备兑权证与股改权证和创设权证的比较分析，备兑权证与股改权证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发行人、发行方式、发行目的的不同上，备兑权证与创设权证的主要区别是创设权证是针对市场上已有的权证品种，交易与原有权证完全一致，实际上相当于特定权证的一次增发。而备兑权证则是完全独立的一次权证发行，上述分析指出我国目前不具备真正意义上备兑权证，从市场角度进一步加强了我国目前构建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的紧迫性。本章对三段比较研究均使用了结构明细的表格方式来展示备兑权证与相关金融工具的区别。
第三部分，“比较法视野下的备兑权证法律制度考察”，这一部分分别选取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欧盟等世界发达的权证市场，针对备兑权证的发行、上市、监管环节的法律制度进行考量与比较。本章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香港备兑权证法律制度考察，主要介绍了香港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包括备兑权证的发行人资格条件、发行人风险监管、备兑权证的上市条件、上市信息披露、进一步发行制度。以及香港备兑权证市场的“事前监管模式”。第二，介绍台湾地区备兑权证法律制度，包括备兑权证的发行人资格条件、发行人风险监管、备兑权证的上市条件等内容，以及台湾备兑权证市场的“风险控制模式”。第三，介绍了新加坡的备兑权证法律制度。介绍了新加坡权证市场监管的典型模式——“持续监管模式”。第四，介绍了美国权证市场的发展概况。美国是权证的发源地，但是证券市场上已经存在成熟的其他投资类型可供选择。对投资者而言，期权和认股权证均可实现风险管理和“以小博大”的目的，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和相容性。因此，权证产品在美国证券市场并不是发达。第五，介绍了欧盟的权证发展概况和相关法律规定。第六，对备兑权证发达市场法律制度的比较分析。第四部分，“我国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的现状、问题及立法建议”。本章致力于备兑权证法律制度规范层面的探讨，是第一部分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理论研究的目的所在，并以第三部分权证发达市场的成功经验为制度构建的借鉴基础，对我国备兑权证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若干建议，是前面论述的最终归宿。本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国备兑权证的现状与主要问题，主要论述了我国特殊的权证发展背景以及我国目前发展备兑权证面临的缺乏相关制度的问题；第二部分论述了我国构建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的主要建议，我国可从发行上市审核制度、发行主体适格问题、备兑权证上市条件、进一步发行制度、信息披露、风险防范几个方面构建备兑权证的法律制度。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
第一，本文的选题创新。备兑权证是认股权证中衍生权证的一种，纵观我国权证的法律研究，几乎都集中在认股权证的研究范畴，就法学界而言，尚未单独开辟出一块只属于备兑权证的空间。如前所述，备兑权证是不承担股权分置改革任务的单纯作为金融投资工具的权证产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备兑权证的单独研究既缺乏又迫切。
第二，本文的研究内容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在备兑权证法理基础研究中引用了金融衍生工具的法理基础，即法律对不同投机行为(金融衍生工具交易与赌博合同)的截然相反的评价背景与法律演变。备兑权证属于金融衍生工具范畴，备兑权证的法理基础必然带有金融衍生工具一脉相承的法律理念。金融衍生工具的继续发展是必然的，其法律理念是一致的，在金融衍生工具法理基础视角下探讨备兑权证的法理基础，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当然
，“启后”的作用尚需要时间慢慢印证。
其二，就目前我国权证市场上的权证产品，针对其与真正意义上的备兑权证，作了法律与金融两个层面的比较研究。目前，我国权证市场主要有股改权证与创设权证。按照权证的一般分类，都不属于股本权证，但是与真正意义上由标的股票发行人之外的第三方发行的备兑权证相比，又有许多不相一致的地方。从其发行的目的而言，都是为了我国进一步的发行备兑权证而作的尝试，因此从股改权证和创伤权证与备兑权证的比较研究中更能寻觅到构建备兑权证法律制度的路径。
笔者通过写作本文，对前人关于备兑权证的主要法律问题及制度构建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与总结，结合我国当前的权证法律环境与现状作出建设性
的构想。希望为我国推出备兑权证提供一定的借鉴。
6.学位论文唐钊电子签名法律问题研究2006
网络是发展网上交易的基础，网络的安全性直接关系到网上交易的安全性。在网络的发展过程中，技术的进步和法律规制都是十分关键的，电子签名就是与网络的迅速发展息息相关的。电子签名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广泛应用的一种专业识别和验证方法，它为网上交易和网上业务管理提供安全保障机制。早在1991年，美国律师协会信息安全委员会开始着手拟订《数字签字示范法》。美国、日本、欧盟、澳大利亚等国的政府以及学者都对电子签名的定义、特点、作用及法律地位作了诸多探讨并对电子签名与网络安全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分析。而作为我国网上交易安全的保障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正是在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的发展需求下被制定的。2004年8月28日，被称为“我国首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以下简称《电子签名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并于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电子签名法》是迄今为止实现电子文件管理法制化和认可电子文件法律效力最基本的依据和最重要的法律保障。自2004年《电子签名法》在十届人大通过以来，国内似乎已经涌现了电子签名认证申请的热潮。电子签名虽已立法，但电子签名所涉的法律问题有待厘清，对于《电子签名法》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全文共29000余字，除导言和结语外，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电子签名及其应用。按照联合国《电子签名示范法》的定义，“‘电子签字’系指在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或在逻辑上与数据电文有联系的数据，它可用于鉴别与数据电文有关的签名人和表明此人认可数据电文所含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电子签名，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另外，作者在这一部分对电子签名与数字签名的联系和区别作了分析。作为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化法律，《电子签名法》在立法过程中曾围绕法律名称、适用范围和主管部门三个方面发生过较大争议。有人认为应制定的是《数字签名法》，有人认为应为《电子签名法》。作者在这一部分还介绍了网络金融与传统金融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和电子签名的应用。
第二部分，电子签名立法及《电子签名法》特征。这部分包括了联合国、美国、欧盟和亚太一些国家电子签名立法及我国立法状况的简要介绍。我国《电子签名法》遵循了诚实信用原则、技术中立原则。因为《电子签名法》本就是技术性较强的法律，不能低估当今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和效应。电子签名涉及并依赖的高新技术正处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在不久的将来，现在看来是先进的技术，很快就会变成落后的、被淘汰的技术。由于电子签名主要适用于民事活动中，诚实信用原则也适用于《电子签名法》。这一部分重点在电子签名法的法律特征分析，国际性和技术性是我国《电子签名法》的两个重要特征。电子签名也是签名的一种，与传统的手写签名功能基本是等同的。但由于其表现形式、依托的技术手段、保管和使用都迥异于传统签名，表现出超强的技术性，因此《电子签名法》也是一技术性很强的法律。《电子签名法》本来就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所以其一开始就打上了国际性的烙印。
第三部分，电子签名法律效力。《电子签名法》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本条是《电子签名法》的核心，确立了可靠的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电子签名法》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不仅适用于电子商务活动，对于电子政务活动，《电子签名法》虽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但也没排除电子签名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
第四部分，电子签名中的认证问题。中国的CA认证起步较晚，全国各地CA认证中心有行业性的，还有地方性的，中国的CA市场本就不大，又要面临国际CA巨头的掠夺，这么多认证中心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下去。这部分着重分析了电子认证的法律规制。
第五部分，电子签名法律责任。《电子签名法》规定了电子签名人、电子签名依赖方和电子认证机构的法律责任问题。我国《电子签名法》对于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的责任追究规定了过错推定原则，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不能证明自己无过错的，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部分，电子签名技术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由于《电子签名法》在适用过程中还存在种种障碍，提高技术，完善《电子签名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对于保障电子商务和网络金融的发展十分重要。
7.学位论文黄勇论我国破产重整法律制度的构建2005
重整法律制度预防破产、促使企业复兴、稳定社会的功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有建立较为完整的重整法律制度。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下，现实中困境企业自发性重整行为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然而在法律层面上还几乎是一片空白，法律和实践需要之间的矛盾愈发明显。构建我国破产重整法律制度不仅可以弥补相关法律空白，而且对于推动我国国企改革，避免破产带来的社会震荡有积极意义，这引起了学界和业界的极大关注。
目前有关重整制度的各种探讨、研究不在少数，但是大多侧重于外国具体制度的直接引入，对于重整制度理论价值、对我国的现实意义以及关于我国具体国情的分析还显不够深入，系统性的研究还不多。本文选取我国重整法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法律制度构建为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尝试性的研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希望能对我国破产重整法律制度的构建有所裨益。
本文由引言和正文两部分构成，其中正文共分四章，首先通过对重整制度的发展历程、基础理论和国外相关实践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国情，总结出在我国构建重整法律制度的现实必要性。进而提出构建我国重整制度的基本构想，最后有选择性提出自己关于重整制度中一些重要环节的制度设计。
第一章简单介绍重整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各国相关立法概况，并着重对重整制度的价值加以分析。
重整制度的出现适应了日益提升的“社会公平”的要求。与清算、和解制度不同，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再建型破产制度，在大企业破产领域内拥有其他制度无法比拟的优势。重整制度维系了企业的营运价值并通过企业内部资源整合来实现整个社会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重整制度帮助企业再生，避免企业破产给社会造成的冲击，有力地保障了社会整体利益。
第二章对我国现行整顿制度进行评价，并分析现实问题，提出我国建立重整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整顿制度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政府干预的痕迹明显，而且内容简单，甚至存在相互抵触的地方，离真正意义上的重整制度相去甚远。
现实中，企业自发重整行为已是普遍现象，但是存在无法可依的尴尬，建立我国重整法律制度，可以通过法律方式对是否需要重整作出明确界定
，把不符合重整条件的企业排除在外。重整制度的确立可以有效地割断行政权的不当干涉，促进政企分开的实现。
对于市场主体，光有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调节还不完善，还应该包括市场主体的救治机制，重整制度能够通过内部资源整合，经营机制的调整来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促进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第三章提出我国建立重整法律制度的基本构想。
我国未来的重整制度究竟应该适用于哪些主体?我国建立重整制度应该遵循哪些原则?在立法体例上对重整制度究竟如何作怎样安排?如何协调好重整和清算、和解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构建重整法律制度首先需要回答的，解决好它们将有助于具体制度的创设，本章将就这些主题试作回答。 第四章选取重整法律制度中几个重要方面，比较国外立法，结合我国实际，提出自己的设想。
重整程序成本巨大，一旦重整失败，后果难以挽回，因此对待重整程序的提起，法律应持谨慎态度。同时具备重整原因和再建希望是提起重整程序的两大实体要件，法院应从实体和程序上对重整申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为了决策的科学性，可以设立咨询机关提供参考意见。
重整机构的设立体现立法对各个利害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不同国家由于立法指导思想和法制环境的差异，关于重整机构设置和职权划分也是各有特色。在比较各国立法的基础上，就我国重整机构的设置和权限划分提出自己的想法。
重整计划直接关系重整成败，建议我国重整计划应该由重整人提出、计划的表决应该采用分组表决的方式，计划的内容可分为绝对必要事项和相对必要事项加以规定。法院强制批准是很有特色的制度，我国应该引入，但是必须有力保障债权人和其他主体的利益。
8.期刊论文周子介以法律和法学的视角讨论国际经济法的含义-法制与社会2010,""(3)
国际经济法有两层含义:一是法律部门上的意义,另一个就是法学学科上的意义.当知道了这两层含义的时候,讨论国际经济法才有了确定的意义.本文认为从法律部门上来讲,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法,它不能构成独立的部门法,只能算是经济法的分支;从法学学科的意义上讲,它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是与国际公法和国际私法并列一起的.
9.期刊论文甘露论经济法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天府新论2007,""(z1)
经济法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看似浅显,但是认真寻求两者之间存在逻辑联系的文章并不多见.本文试图从对经济协调发展的解析入手,运用系统的方法,寻求经济协调发展系统内部的构成关系,论证经济法理念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契合,进一步找到两者在制度构建上的连接点.完成两者在理论上的真正意义上的衔接.
10.学位论文梅靖对我国银行监管的法律研究2005
本文共分为四大章。第一章是银行监管的基本理论部分。自由经济主义观点产生出了自由银行制度，认为银行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必然会稳健经
营，否则将会被淘汰出局，因此没有必要对银行进行过多的监管。但是由于市场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市场自身的缺陷使得政府的银行监管成为必要和重要，银行自身的脆弱性和外部性也使得银行监管成为必要。银行监管法律的本质表现为社会本位法、利益关系协调的衡权法，也属于经济法的范畴。银行监管法律的目标主要是：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体系、银行体系的公平有效竞争，保证银行业的健康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要遵循依法监管、合理监管、适度监管、高效监管的原则。
第二章概括分析了我国银行监管的历史沿革和现状，我国银行监管沿革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我国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银行监管；第二阶段是1978年-1984年银行监管的萌芽阶段；第三阶段是1984年-1997年监管框架初步形成阶段；第四阶段是1998年至今银行监管逐步规范阶段。本章还从监管主体和监管法制两方面对当前现状进行了研究分析，详细分析了银监会的职责及其在履行职能过程中与人民银行的关系，同时着重分析了现行的监管法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存在诸多不协调或不合理之处；(2)监管法制的制度选择不利于实现有效监管和商业银行追求效率；(3)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缺漏；(4)监管机制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5)监管法制在适应银行业国际化方面存在不足。
第三章介绍了美、英、德国的银行监管情况和巴塞尔协议的主要内容和监管思想，并探讨了对我国的影响和借鉴。
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对我国当前银行监管的情况作出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些笔者的看法和建议，在监管主体方面：对银监会的成立及发展趋势以及其与央行应予协调的职责、银行同业自律机制的建立和强化作了一些思考。在具体监管法制方面提出了如下建议：(1)在法律、法规及规章的制定与废改上要突出监管法制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完备；(2)充分重视在结合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外国立法经验，尤其是那些银行监管法制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
,并大胆接纳国际通行的规则和制度；(3)要处理好放松监管与改善监管、严格监管之间的关系；(4)完善银行内部控制制度及其再监管制度；(5)构建我国银行危机救助的法律体系。同时对金融开放下的银行监管也进行了分析。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428795115.html,/Periodical_hngbdsdxxb200203011.aspx
授权使用：西南交通大学(xnjtdx)，授权号：40586bb2-2dc8-4d2b-9a5a-9da5012a0599，下载时间：2010年6月
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