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
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
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信仰结合了起来。[3]
二、理性与信仰的融汇
爱留根纳第一个明确提出信仰服从理性。他认为，理性和启示都是真理的来源，具有同等的权威，二者是不能互相矛盾的。
之后，安瑟尔谟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主张是理性为信仰服务，从而确立了经院哲学的基本立场。他既肯定信仰是前提、是目的，又肯定理性或辩证法的作用。他的著名格言是：“我绝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这就是说，应该从信仰出发进展到理性，而不是从理性出发进展到信仰，只有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也才能够理解，对于不信的东西也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信仰是第一位的。然而，“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4]所以，安瑟尔谟积极用理性来增强信仰，公开地显示真理的明晰性。在神学家认为无法用理性加以理解的神秘领域，他却把辩证法运用于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基督的肉身和赎罪、命运和意志自由等问题。”安瑟尔谟和奥古斯丁一样主张“信仰寻求理解”，他既维护了信仰的至高地位，又保证了哲学思辨的权利。
“离开理解的信仰根本就没有价值，甚至不配赢得信仰的名称”。[5]对阿伯拉尔来说，虽然人们经常心甘情愿地布道或听布道，但如果没有被理解，仍然只是无意义的声音。阿伯拉尔是温和的唯名论者，他捍卫其立场的则是对理性的强调。在他看来，虽然理解无信仰则盲，但信仰无理解则空。因为为了信仰，人至少必须知道，他究竟信仰什么。如果人们信仰某种东西，但对其意义若不清楚，他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信。哲学家阿伯拉尔还把辩证法最彻底地运用于神学研究。他把辩证法或逻辑学看作是全部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主张把辩证法运用于神学研究，以便获得关于信仰的确定无疑的真理。由此，阿伯拉尔建立了辩证神学，也在方法或形式上规定了经院哲学，成为后来经院哲学家效仿的榜样。
三、理性与信仰的分裂
理性与信仰的背离早就酝酿于经院哲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争论之中。唯名论和唯实论是经院哲学内部，围绕着共相问题的争论而形成的两个对立的派别，其实质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
随着托马斯主义日渐取得正统地位，坚持奥古斯丁的弗兰西斯教派曾一度严重受挫，导致在该教派中普遍产生了排斥理性——纯洁信仰的情绪。持极端唯名论态度的奥卡姆认为，在神学看来是正确的真理，在哲学看来是错误的。理性对于信仰无能为力，而且有可能动摇神学信条，所以必须放弃证明不能证明的东西。神学的基础不是理性，而是信仰。信仰要向启示寻求支持，圣经就是启示的真理，
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就是信仰的最高原则。在这里，奥卡姆表现出了比司各脱更为彻底的意志主义观点，上帝完全以偶然的方式预知了一切，创造了一切。人的理性不可能知道上帝的预知和先定的命运，这样，哲学与神学、理性与信仰截然分离了。
四、结语
当人们用理性送走了中世纪神学所谓的愚昧，倡导人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能力，主张人本位反对神本位时，对理性的信赖和推崇已经走向了极端，理性万能取代了上帝万能，理性成为宗教的替代物。人消解于理性崇拜之中，人性重新戴上了枷锁，走向自身的反面。
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无宗教则盲，宗教无科学则跛；宗教没有被科学取代，科学不能解决人类信仰的问题。宗教和科学不是非此即彼，它们共同的未来最终是要对话而非对抗。”[6] 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20世纪，科学一度被人们认为是人类幸福的使者，可以创造出人类的幸福生活，又不伤害人类。现实并不如人愿。危及生存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匮乏等使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特别是对精神方面的孤独感和失落感，人的逐步异化等现象，科学是那么束手无策。
综上所述，纵观历史长河，我们应当辩证地对待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二者既不是相互对立，也不是同一的；二者相辅相成，不是让理性从属于信仰，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也不是让理性批判信仰甚至完全要抛弃信仰，而是以互补的关系发展，让以理性为核心的科学去解决外在的客观世界的问题，让宗教用信仰来调适人的内心生活。或许可以避免前者过于“冷漠”，后者陷入“迷狂”，也能更好地构造个人与社会良性的发展和理想的生活。
【参考文献】
[1] 朱江．浅谈理性与信仰的关系[J]．文学界．
[2]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杨冬梅．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及路径[J]．阴山学刊．2006．
[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5] 张荣．阿伯拉尔的对话伦理学[J]．贵州社会科学．2010-12．
[6] 爱因斯坦文集．第l卷[H]．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82．
西方文化是如何协调宗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关系的 西方文化的形成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他的核心就是一种共识。在这种共识之下，传统的宗教信仰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所形成的科学理性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辨证统一的，相互依存也存在冲突。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西方的文化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使之和谐并存，共同发展。希腊城邦时代，科学与宗教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界限。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宗教信仰是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只能仰承宗教之鼻息，完全不具有独立地位。随着近代理性精神的崛起，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最终导致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猛烈批判。但是这种激进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西方人的宗教信仰根基，相反，它导致了科学与宗教之间的一种共生和互补的新关系模式，至今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精神世界。 首先，科学的理性与宗教信仰要互为存在。所谓宗教信仰，是指信奉某种特定宗教的人们对所信仰的神圣对象，由崇拜认同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及全身心的皈依。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在原始社会，人类智力和能力很不发达，人类出自内心地对日月星辰运转的神秘力感，日夜冷暖的更替轮回，自身生命的存在与信托，从而导致人们以一种虔诚的态度“仰望”这种伟大的力量，对它产生一种信任依托之感，希望能借助他这个无限的终极力量解决自己心灵的恐惧和困惑。 而随着社会的进步，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运动等的推动下，是人们开始思考，理性的研究神秘而还未知的事物。因而，在宗教的背景下，人们开始对于未知事物进行探寻。而正是这样的探索使得人们了解自然，理解社会人情，因此产生一定的判别力，从新审视自己信仰的宗教，认识教义等，不再盲目的相信，进而有选择的，理智的对待信仰。 其次，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宗教与科学理性相互促进，引导人们的思想。 希腊最早的一批科学家和哲学家，都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结。例如被我们称为第一个唯心主义者的毕达哥拉斯，他既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又是一个杰出的数学家，更是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的创始人。这个宗教神秘主义者本身却是伟大的数学定律——毕达定律(即勾股定律)的发明者。他在哲学上提出了数是万物本原的重要思想，由此奠定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意义上的)之根基。由此可见，无论是柏拉图所代表的神秘主义，还是亚里士多德所代表的理性主义，都并未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划出一条泾渭分明甚至截然对立的界限。只要合理的利用权衡宗教与科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能达到一种平衡的关系，反而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社会和谐效应。 最后，西方现代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妥协和互补 法国启蒙运动标志着科学理性在经历了长期的委曲求全之后，终于开始扬眉吐气地对宗教信仰进行全面的清算。科学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成为生活的主宰，成为唯我独尊的新上帝；而基督教信仰则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被攻击得遍体鳞伤，似乎已经虚弱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康德作为科学与宗教之关系的一个调节者应运而生。 众所周知，康德无疑是近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全部工作都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自由，而自由只有在科学与宗教的协调中才能真正实现。康德曾经说过，在他一生中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牛顿让他看到了井然有序的宇宙中的自然规律，而卢梭则让他看到了人心深处的道德良知。 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长河中，宗教与科学相互批判，相互博弈，成为各个党派的利用武器，但是，他却作为西方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完好的保存至今。可见，西方对于宗教信仰与科学理性的平衡协调是多么重视，显而易见的，正因如此，他也达到了十分令人满意的效果。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429033152.html, 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与信仰关系之思 作者：李敏 来源：《学理论·下》2010年第02期 摘要: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理性和没有信仰都不能称之为中世纪哲学。以梳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为脉络,重新审视和评价中世纪哲学,纠偏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认识,对解决现代所面临的理性过度张扬、信仰失落、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示 作用。 关键词:中世纪哲学;理性;信仰;调和 中图分类号:B503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06—0013—02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是中世纪的核心问题,贯穿了中世纪哲学形成、繁荣和衰落的全过程。 提起中世纪,人们大都会认为:中世纪——这个由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提出的,用 以指称欧洲灿烂的古代文明和他们所处的启蒙时代之间那一段黑暗的文化断裂时期,是欧洲历 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其实,如果能够用辨证的态度给予这个时代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的话,中世纪哲学则是以一种独特的形 态延续着古希腊哲学的发展轨迹,并且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在理性的科学精神和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中发展。在理性张扬、科学主义盛行的今天,人类精神家园失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以理性与信仰之间力量的消长为脉络,重新审视中世纪哲学的基本精神,纠正人们传统观念中对宗教的偏见,对于解救现代人面对的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1.理性依赖信仰存在 在早期教父哲学把希腊、罗马的哲学视为异端,反对任何有理性的思考,提倡绝对信仰。教会一直强制推行这样的思想准则,要求哲学服从神学,信仰高于理性,启示高于知识。但是早期基督教虽有着虔诚的信仰,却没有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却有着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迫于传播发展的需要,它不得不转而利用哲学。所以早期基督教一方面贬抑理性,另一方面也对希腊哲学进行有选择地接纳,借助哲学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使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 这时期的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以中世纪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丁为例,他的名言是“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主张信仰高于理性,靠神秘的直觉去认识上帝,但是又认为上帝是可认知的,可以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论证。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与信仰结合起来。随着人们对理性的追求日益强烈,对教义的质疑也是越来越多,早期教父哲学家们也逐渐意识到信仰无理性是盲目的,要想使基督教信仰成为一种普遍现
论习惯法作为商法渊源的理论依据及现实需求 史佳欣 （延安大学政法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习惯法在当代我国商事法律中的地位不高,学界对习惯法之作为商法渊源问题的研究也不够深入，然而在国际商事贸易日益复杂化的今天，商法的特性及起源要求我们在立法及司法中对习惯法于以足够的重视。因此，笔者将试图在本文中对习惯法作为商法渊源的理论依据及现实需要作出分析，以期习惯法作为商法渊源的作用能够得到发挥。 关键词：习惯法商法渊源理论依据现实需求 On the customary law of commercial law as a source of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needs Abstract:the status of Customary law in Chinese commercial -law system is not high, the academia to customary law as a source of the problem of commercial law is not enough depth, but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trade of today, commercial law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 requirements of our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In the customary law in order to attach adequate importance, Therefore, I will try to in this paper on customary law as a source of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mmercial law and an analysis of actual needs, with a view to customary law as a source of the role of commercial law can be played. Key words:Customary law Origin of Commercial Law Theoretical basis for Practical needs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当代，国际商事贸易关系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国际商事法律领域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笔者以为，关于习惯法作为商法渊源的研究应该说是必须的,有商法的起源--中世纪商人习惯法为证。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笔者将在文中对习惯作为商法渊源的理论依据及现实需求略表拙见，以期共鸣及雅正。 一：法律渊源之一：习惯法概述 （一）习惯法的概念及内容 习惯法，指的是“惯性社会生活之规范，依社会之中心力，承认其为法的规范而强行之不成文法。”1法国民法学家雅克盖斯旦等著《法国民法典总论》则更为简洁地界定为：“习惯法是在一定条件下变成法律规则的惯例。2不管是立法还是学理上，各国大多 1史尚宽著：《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9页 2[法]雅克盖斯旦等著：《法国民法总论》，陈鹏，张丽娟，石佳友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75页在法律渊源意义上使用“习惯法”概念，习惯法乃是由法律共同体中的长期实践（习惯）发展而来的。3习惯法发展成为法律渊源之前的规则状态，称为习惯。作为习惯法的对称，“习惯”概念既能明确这种演变关系，也不大可能会造成误解。因此，在讨论法律渊源的大前提下，将“习惯”作“习惯法”解释。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后期欧洲市场交易规则和习惯,分工产生了交易,交易需要秩序,秩序需要规范调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对于何谓商习惯法。沈达明和冯大同教授认为, 从历史上看, 它是中世纪时期逐渐形成的“商业惯例”。与当时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超越国界, 普遍适用于各国商人2：它不是由专业法官来掌管而是由商人自己选出的法官来掌管的3：它的程序比较简单, 而且不 3参见[德]伯恩魏德士著：《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人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人又是教育的产物。自古希腊以来教育和理性就不可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理性,而教育就是保护和发展人的理性。在柏拉图看来,认识的对象是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但这种理念进入肉体时变得朦胧了,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回忆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矫正心的倾向”的艺术,即通过教育发展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根据他的形式质料说,认为人的灵魂是身体的形式,人的灵魂有特定的官能,即理性的官能,它显现人的本质。他还认为人们接受教育不是因为它有用和必须,而是因为它自由和高贵,它可以发展人们的灵魂形式。不仅希腊教育如此,所有教育都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本质。教育正是通过增加人的理性能力,使人成为人。 理性的两重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性具有两重性,一是理性的道德性、价值性,是对至善、终极价值的追求,康德的实践理性、笛卡儿的直觉理性、韦伯的价值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为人类社会寻找价值、道德原则。另一方面是理性的认知性、工具性,是对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追求,康德的纯粹理性、笛卡儿的演绎理性、韦伯的工具理性都是这一特征的表述。它寻找客观世界的真理,并用真理性认识去改造世界。 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发展。理性是工具理性(认知理性) 和价值理性(道德理性) 的统一。教育取向的两重性。陈桂生教授认为分析教育的价值取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即“教育者的有目的活动、教育资料、教育对象。”[3 ] (188 页) 在此,选择后两个角度来分析教育取向。教育资料统称为文化,文化又有两类: 1、观念文化(:价值、规范、信仰等意识形态文化)、2、知识（技术文化体系称之为科技文化）教育对象是人,人有两种属性:作为自然个体的自然人,作为社会个体的社会人。前面已指出教育的不同取向和理性的不同方面的发展有关。在此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地分析。1. 古希腊的自由教育和理性的全面发展。古希腊教育的内容是“四艺”,后来发展为“七艺”(文法、修辞学、辩正法、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 。“四艺”和“七艺”教育要训练的是人的心智,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后来称之为自由教育。古希腊教育内容上科技文化和观念文化还未分离,二者是统一的。虽然有“四艺”和“七艺”之分,但总体说来还是十分模糊的。同时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形而上学、政治学、论理学、逻辑学,物理学,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学科分化水平很低。教育对象的自然人本位和社会人本位还未出现明显的分化。亚里士多德称人是理性的动物,又称人是社会的动物。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人的理性,这种理性也以朴素的形态包含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方面。这种教育也叫全面教育。古代教育以其朴素形态包含了两种取向,同时也发展了理性的两个方面。但并不是它没有偏向,其实这种教育还是偏向于道德。赫斯特(Hirst) 认为这种教育有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自由学科不是“机械的”。它们比对从事身体或心理的日常事务的要求多得多,它们要求更积极更高级的能力的训练,这种训练是过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之一。第二,这些学科的主要价值不是功利性的。第三,这种学习一定不是狭窄专业化的学习。因为狭窄专业化学习限制人的心智发展,使人不能参与对幸福生活具有同等价值和重要性的其它事务。第四,学习本身不仅具有内在价值,而且学生必须追求这种价值,也就使学习不只是被他人所迫或为了谋生。这一切表明自由教育的目的是非功利性的,是为了达到自由,而这种自由即是一个终极目的。这一目的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善或至善。“如果我们所做的事都有一个目的,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本身而企求做这些事,那么,显然这目的就必定是善和至善。”[4 ] (126- 127 页) 可以看出,古希腊教育偏向于道德取向,这种偏向到了中世纪则进一步滑向上帝这一终极目的。2. 中世纪教育和信仰理性。中世纪把理性看作是上帝的补充,“人的理性只能补充简单的信仰,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达到最高的智慧。”[5 ] (410 页) 道德不再是追求自由,而是信仰上帝,“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5 ] (404 页) 此时人的认知理性完全被信仰(道德) 理性所取代,中世纪的教育和信仰理性是一致的。基督教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紧紧抓住教育和文化,但其教育目的是为宗教服务的。中世纪的学校几乎都是教会学校。教会学校以圣经为主要学习内容,虽然后来把“七艺”纳入课程范围,但“七艺”的学习主要是为神学服务和古代“七艺”相比内容上有很大变化。教育内容为宗教服务,当然是意识形态的(宗教的) 。教育的对象“人”不然人具有自然人属性,是上帝的子民,其社会人属性也只是证明上帝的存在和万能。因此,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信仰理性。在此价值理性被信仰理性所取代,认知理性完全成为信仰理性的奴婢,甚至完全没有必要。阿圭那认为:“赋予人的智慧礼物是卓越的知识,这是他与上帝相结合的结果,只有通过爱才能实现人与上帝的结合,因为‘依恋上帝的人与上帝精神同一’。”[5 ] (410 页)中世纪后期,在经济发展的意大利北部产生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文艺复兴。文艺复兴的
浅析中世纪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摘要】西方文明史上，理性与信仰可被看作是两条此消彼长的轴线，有着各自内在的、外在的起源。而将两者关系“大规模”的复杂化——融合或对立的根源阶段应该是在中世纪盛期。在当代科技和理性高度扩张，信仰危机和价值迷失日益严重的境遇下，本文通过简述中世纪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一些观点主张，重视和重新审视、评价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关系，对于重建人的精神世界及推动社会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世纪信仰理性 每每提到中世纪，总是条件反射似的想到“黑暗”、“愚昧”这些词。大部分人认为中世纪是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是西方人的理性寒夜，哲学神学的婢女的时代，对于中世纪的文化人们普遍持极端否定的态度。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中世纪的哲学就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迹，并且中世纪的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传统，其基本精神仍是理性的科学精神与信仰的宗教精神的交融。恰恰是围绕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中世纪哲学经历了形成、繁荣及衰落的发展过程。[1] 一、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中世纪哲学秉承了西方哲学的传统，即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精神与宗教精神是中世纪哲学的思想来源。希腊晚期罗马时代，理性和信仰的调和孕育出了独特的中世纪经院哲学。 早期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借助哲学对自身的教义做出理论的反思，逐渐走上了理性化的道路，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俄里根是基督教第一位系统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最早开了从理性上论证基督教信条的先河。被称为“真理台柱”的奥古斯汀主张信仰高于理性，“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是他思想本质的概括，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2]他还指出，在不完善中认识完善，在相对中认识绝对，在经验中认识超验，从外在物质界回到自身，从肉体回到灵魂，逐级上升，达到判断力，最后达到理性，“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这是靠神秘的直觉认识上帝，是“刹那间悟入于真慧”，与普罗提诺的“解说”、“顿悟”如出一辙。虽然如此，但他认为上帝又可认知，可用形而上的方法加以证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把理性引入了神学，把理性和
从英法德启蒙历程看理性与信仰关系变化 摘要：启蒙运动和启蒙精神曾经在17-18世纪成为欧洲社会的主旋律，而启蒙运动的核心价值―理性也在此时期内得到大力地宣扬，该时期的宗教思想也受到了理性精神的影响，。然而在启蒙运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意见不一，导致了在各国启蒙运动中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不同看法。本文欲从英、法、德三国的启蒙运动出发，探讨在各国和各个不同时期内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变化，并对该变化轨迹进行反思。 关键词：启蒙运动；宗教；理性；信仰一、启蒙运动之前的基督教发展及基督教思想的转变特征 基督教在经过希腊罗马时期的发展，从犹太教脱胎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唯灵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浓郁的宗教后，在中世纪通过至高无上的教权将分裂的欧洲控制起来，使得教权居于王权之上。罗马时期比较低俗的基督教遇上了未经教化的日耳曼人后摇身一变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也因为基督教的作用使得日耳曼人很快皈依了基督教的信仰。但是，掌握了权力的教会内部日益腐败。罗马天主教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15、16世纪罗马天主教会一统天下的西欧社会内部发起了两场重要的文化变革运动：文艺复兴
与宗教改革。此后的17世纪，西欧国家又经历了一场近代技术革命的洗礼，理性主义在思想文化的一切领域包括宗教领域继续发展，至18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在教狭义的意义上是“一场反对宗教的运动”。启蒙学家们高举着理性的大旗，对专制制度和教会权威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矛头直指欧洲思想专制和封建制度的根基。就像“启蒙”一词所表达的意思一样，启蒙运动不仅仅是破坏和否定一切，它更重要的是倡导一种信念与理想。其主旨在于使所有人都受教育，用自然理性之光照亮所有人的内心世界，用理性驱逐一切愚昧与迷信。就像康德所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启蒙运动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宗教，而是对宗教的一种扬弃。他们批判的是迷信而不是信仰，是教会而不是宗教本身。 尽管欧洲各国的启蒙运动表现出来有相似性，但是也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正是有了这些特点，才使得启蒙运动中关于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讨论变得多样。18世纪基督教思想呈现了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神学的人学化倾向。二是神学的理性化趋势。另一方面，理性批判在宗教研究和圣经解释领域得到广泛地应用。
论中世纪的商人及商法 ;摘要：主要探讨了欧洲中世纪社会商人、商人法产生发展的经济、宗教、政治、文化整体状况，以及商人法得以发展完善的条件和取得的成就。; 关于商法的起源，多数学者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商人法是近现代商法的渊源。欧洲中世纪时期，商人法与封建王室法、教会法、采邑法以及作为习惯法残存的古罗马法等共同构成中世纪欧洲一个特定区域的实在法体系。形式意义上商法产生并独立存在，这种现象在中世纪以前的古代法中是没有的，而中世纪后的欧洲各国近代商事法或商法典是对中世纪商人法的继受或沿用。本文研究的主要是如下方面：1.商人何以从最卑微的阶层不断提高自己的地位，最终夺取各国权力；2.商人法以罗马法为根基并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创新，其所取得的成就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莫大贡献。 ; 一、中世纪初期社会整体状况及商人地位 ; 公元五世纪，罗马帝国已变成了一个空壳，它昔日一度强大的中央集权已烟消云散。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罗马帝国后期，大地主垄断土地的弊病已遍及整个帝国，有势力的地主贵族阶级已经占有几乎全部帝国的土地，自由农民和自由手艺人差不多已经绝迹，他们已沦为世袭大领主的农奴。大领地的领主拥有不断增加着的财富，也就表现出日益脱离政府的独立性，久而久之，领主的势力滋长到足以对抗政府或控制政府，中央政权的日益衰败，已不得不把许多公共行政管理权委托给大领主，如按狄奥多西法典规定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上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应受逮捕，执行逮捕者，不是
国家官吏而是领主的管家。这样乡村和城市的下层阶级，为了避免盗劫，蛮族掠夺，为了逃避苛捐杂税的勒索，越来越多的向大领主那里集中以求庇护，庇护形成了封建依附关系，依附关系的成立一般要举行臣服礼和宣誓效忠仪式，这类仪式按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描述为依附者要：“双手并掌，合而置于另一个人两手之间———这是归顺臣服的一种简明表示，其意义有时还需用一种下跪的姿势来加以更进一步的强调。与此同时，奉献出双手的人喃喃而语———即一种非常简短的宣告———承认自己是对面那个人的仆人。于是，主仆二人彼此以唇相接亲吻。以示和睦和友好”。[1]这种封建依附关系开始时仅限于附庸者本人一生，后来遍及于附庸者的男性后嗣。这种大小领主以其附庸者所形成的金字塔似的阶层关系，构筑了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领土范围内，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代表或占有，夺取或行使公共权利的制度。它是由地主贵族，俗人或僧侣，男爵或主教在一定的领土范围内，对那些所有的居民办理行政、执行司法、征收赋税的制度，在这样的一个政体里，政府的实质是分裂的，王座只保留了一空洞的宗主地位，这是一个名义上的权利，而国王被缩成一个阴影而已。封建制度是一个政府的形式，一种社会的结构，一种以土地占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2]几乎没有人生活在封建制度之外，不臣服效忠于某一封建领主的人极少，只有朝圣者、游僧、行贩以及其他被社会遗弃的人。 ; 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的创立与传播，对于整个社会产生莫大影响，帝国后期社会的混乱和动荡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了悲观，基督教是古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 代鹏 1112012049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 12级博士队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历来关注的热点之一。传统观点认为科学与宗教或者相互冲突，或者相互分离，或者是一种互相整合的关系。宗教与科学不仅有着本质上的对立，更有着观念上的内在联系，二者存在着一种建设性的互补关系。宗教是研究形而上的东西，在对“人是谁”的追求中来探讨一种永恒的存在，科学则是形而下的研究，是对客观真理与规律的探索。作为承载当代社会发展的两大车轮，科学与宗教共同谛造新的人类文明。 回顾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的起源，它们是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15、16世纪西欧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价值，质疑教会宣扬的苦修。17世纪哲学与科学的兴盛则弘扬了一种清新的理性主义精神，它表现为一种普遍的怀疑精神和经验立场来摧毁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构建出来的虚假世界，使人类摒除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重新认识了自然，通过理性而得到真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理性科学为旗帜，反对教会禁锢思想，反对宗教蒙昧，摧毁封建专制赖以维系的宗教基础。在曲折的发展史上，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在辩证关系。 信仰与理性区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信仰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灵魂内所具有的一份执着，是一种经过价值选择的能够成为人们精神支柱的思想观念或精神追求。信仰是宗教的灵魂，离开了信仰，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然而宗教不能等同于信仰，宗教只是信仰的一种形式，并且数千年来，宗教信仰一直是信仰的主要形式。当然科学也离不开信仰，然而这与宗教的信仰特性明显不同。这是因为宗教的信仰性特征突出地表现为虔信，表现为盲目性，表现为以从不发生疑问而一味接受、顺从地遵守和实施。理性作为人性的表征而存在，而人性是丰富的、多样的，因此，人的理性也必然是丰富的、多样的。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文明的两种文化样式，分别内蕴着两种不同的理性。科学以理性为核心，它所包含的理性称之为科学理性。宗教理性以自己建构起来的彼岸世界为对象，是从超越的神圣存在的角度出发理解世界的。 科学理性与宗教信仰存具有统一和互补的关系：首先，宗教信仰是与科学理性并存的文化思想枷锁，限制人性的精神自由，而自然界成为科学的领地，科学追求客观真理与规律，二者并存但不冲突。其次，从认识论的根源上看，宗教和科学都渊源于对世界基本问题的解释。人类从一开始就特别关心与其自身的利害祸福有关的事物，以确保自身的安全和发展，
基督教哲学 泛指基督教中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各种哲学学说。古代和中世纪指奥古斯丁主义、奥利金主义、托马斯主义、经院哲学等。现代指新经院哲学、辩证神学、自由主义神学、基督教存在主义、基督教进化论、新古典派有神论等。 概念 罗马基督教会的一种意识形态，是以神为核心、信仰为前提、《圣经》为基础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体系。 三种形态 基督教哲学在近2000年的历史中，适应不同时代的社会思潮，出现过三种不同的形态：第一种形态是2～5世纪的教父哲学，5世纪为其鼎盛时期。代表人物有查士丁、克莱门、奥里根、Q.S.F.德尔图良、杰罗姆、安布罗斯、A.奥古斯丁、格雷高里等。 第二种形态是9～15世纪的经院哲学，13世纪为其繁荣时期。在13世纪前是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13世纪后是以托马斯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 第三种形态是19世纪末出现的新经院哲学，即新托马斯主义。代表人物有利奥十三世、曼尔西埃、格拉布曼、J.马里旦、┵.H.吉尔松、Y.西蒙、G.A.韦特尔、J.M.波亨斯基等。 教父哲学 特点 早期基督教的护教者,根据《圣经》,利用古希腊罗马哲学，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阿主义，制订和论证基督教的创世论、原罪论、救赎论、三位一体论和来世赏罚论等一整套教义。这是哲学和神学混为一体的辩护基督教教义的宗教理论。 基本观点 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和灵魂，论证的课题是认识神和认识自我。他借助柏拉图哲学的理念论和斯多阿学派的伦理学，断言神是超越的存在，永恒不变，绝对统一。神是唯一的精神实体，充满智慧和意志。神的意愿和作为是一回事。神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无中创造具体世界，创造体现神的真和善。人是物质世界中最高的创造物，是由灵魂和肉体两种实体组成的。灵魂近似于神，是单纯的非物质的精神实体。灵魂是指导和形成肉体的基质，是肉体的生命。本质上，灵魂是追求至真至善的神。但是，由于人背离神，无视精神生活，贪图物质享受，败坏本性，从此人不能不犯罪。然而，由于灵
第三章国际贸易法概述 第一节国际贸易法的概念、调整范围、渊源和发展 一．国际贸易法的概念、调整范围和渊源 *概念：是调整各国间商品、技术、服务的交换关系以及与这种交换关系有关的各种法律制度与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国际条约、国际商事惯例以及各国有关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制度、法令和规定。 *调整范围： （1）国际货物买卖以及与之相关的运输、保险与支付方面的法律； （2）有关服务贸易方面的法律与制度； （3）国际许可贸易，即有关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版权的跨国转让和国际保护方面的法律与制度； （4）国际商品制度 （5）有关政府管理贸易方面的法律与制度 *法律渊源指：（1）主权国家使用的法律规则；（2）这些规则的来源 国际贸易法的渊源有： 1.国际公约与区域性条约； 2.国际双边协定； 3.国际商业惯例； 4.各国国内有关贸易方面的法律规定； 5.国际组织发表的宣言与决议 6.跨国公司及同业公会指定的标准合同 二．国际贸易法的产生于发展 （1）中世纪的商人法（古老的商业习惯法） 特点：1.国际性 2.行业性 3.由专门的商事法庭审理 （2）国际贸易法的编纂和统一 法国率先于1673年和1681年先后颁布了两部商事法典： 《商事条例》《海事条例》 1804年《拿破仑法典》...........................等等 *这些统一法与中世纪商人法的不同点在于： 中世纪的商人法新的国际贸易统一法 杂乱无章，是从习惯发展到法律一定的机构审慎地编撰制定并以公约 或文件形式加以公布的 国际性是以主权国家的认可与同意为 前提的，因此，不具有超国家的特征 突破了传统的商法的界线，加进了国家 调整和管制贸易的内容 （3）国际贸易法的新发展
如何理解信仰与理性的冲突 摘要信仰与理性的冲突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由来已久，而且可以肯定，只要人类在自己认识世界的活动中还有未知的领域，还有理性无法触及的地方，这种冲突必将存在下去。关于如何理解这两者的冲突，本文将通过分析两者冲突的起源及发展历程，探讨这种冲突的原因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冲突，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两者之间的冲突。 关键词信仰理性宗教科学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在追求着心灵与肉体的完美结合，求真的执著与求善的企盼构筑了人性的两股动力——理性与信仰。然而，这两者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却始终不断地纠缠着对方，一次又一次爆发冲突。可以说，在历史上求真的理性和求善的信仰之间一直上演着依赖与叛逆、离弃与召唤相交织的历史舞台剧。歌德曾经把信仰与不信仰的冲突视为世界史和人类史上最深刻的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信仰与不信仰往往被等同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与理性的对立也被人认为是贯彻西方历史的一条主线 一、信仰与理性的冲突起源与发展 在人类社会初期，科学理性还没有成长的时候，是靠着宗教信仰维系秩序的，信仰通过对圣贤的主张或对神的信服和尊崇和对鬼、妖、魔或天然气象的恐惧，来实现自己的功能。在哲学出现之前，神学正是靠着信仰这一利器完成自己使命。往后，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理性得以发展，信仰也在与时俱进。不过，有的时候是理性占主导地位，有的时候是信仰居上，形成了一种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在古希腊时期，理性有过一段时期的张扬，公元前6——5世纪，希腊人从蒙昧时代走出，出现了一大批自热哲学家，他们开始将视线从对神的研究转移到了对自热和人本身的研究上。随着当时“人是万物的尺度”和“美德就是知识”两大著名论断的提出，标志着时代主题已由政治神学研究转向了政治哲学的研究，也吹响了理性精神挑战信仰情结的号角！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哲学和科学理性主义在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当踏入“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失去了原有的高尚位置，成果被神学消化并且成为论证信仰的工具。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在这个时代，政治思想是以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人们把事情的起因认作是某种神秘力量的作用时，这就走向信仰。 当理性被严重扭曲、神学被推上极至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开始了以人和自然为主题的文艺复兴运动，理性与信仰，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之间又一次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论战。在这次运动中，理性对信仰的几番征战，揭穿了神学的虚伪面纱，导致了人们对信仰的崩溃。信仰被推向理性的法庭上遭到审判，信仰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在这一次的信仰与理性之争中，理性精神战胜了信仰情结，信仰似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然而在近现代，人们一方面，踏着科学的步伐，崇尚理性，歌颂知识，；另
商法探源 ———论中世纪的商人法 朱慈蕴 毛健铭Ξ 内容提要:对商法史的考察和分析历来是我国商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 对中世纪商人法的产生背景做一些宏观考察,并尝试概括出其几个世纪以来演进的基本特点,希望可以收 到正本清源、以史鉴今之效果。 关键词:中世纪 商人法 历史背景 基本特点 Abstract :The historic review of commercial law has been the weak aspect of commercial law study in our country.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forming of law merchant in the middle age with macro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and combination of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oints out s ome of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K ey w ords :age ,law merchant ,historic background ,basic characteristics 一、商人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1世纪欧洲商业革命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商业的发展曾一度中断,并呈衰落之势。“以货易货”的简单商品交换形式成为长期支配“蛮族国家”内部经济活动和彼此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经过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早期(约5世纪—10世纪)后,欧洲商业开始走向复苏并日渐繁荣起来。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构成教皇革命对外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打通了东西方的商路,大大促进了远距离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发展。在南欧,意大利诸城市领时代之先,被誉为“通往东方的门户”,渐次成为地中海沿岸的交通中转要津和远洋贸易枢纽,执地中海贸易之牛耳近5个世纪之久;①在东欧,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成为原西罗马帝国贸易活动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延伸,优越的沿海地位使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当然中心;在西北欧,一系列商贸同盟纷纷粉墨登场,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先后成为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海上及陆上贸易的总代言人。11-15世纪的400年间,贸易中心几度迁转(拜占庭-意大利-尼德兰),形成了几大商贸通道。在这些海陆通道上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集市”和“市场”,四方商贾麇集于此,从事规模不等的商品交易活动(繁盛于13-15世纪的法国“香槟集市”至今古迹尚存,闻名遐迩)。11世纪的欧洲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可以说,此后几百年间的欧洲经济史就是一部商业发达史。然而,彼时商业的繁荣绝非“无源之水”,历史因素间的作用多是相互的。商业的异军突起、兴旺发达是多重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11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复归平静的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次农耕的高潮。农业生产方式在相对和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土地的大面积垦殖、“重犁”等农具的发明、“挽马”耕作方式的推广和“三田轮作制”的普及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②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欧洲首次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可以说,农业的复苏和迅猛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和商人法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从农村中分离出来的过剩人口逐渐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他们或者辗转各地将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奢侈品等转运到各大“市集”同其他商人进行陆上交易,或者参加各种远洋贸易组织(如“康孟达”、“索塞特”等)从事风险性较大的海上贸易活动。而经商所得的收益又远较务农9 21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 2003年第4期(总第52期) Ξ①②据学者考证,11世纪以后农作物品种明显增多,粮食作物产量大大增加,种籽收获率已达4:1,农业生产率增长约达50%。参见 〔英〕汤因比: 《历史研究》(中译本)(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如威尼斯、比萨、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城市共和国”在地中海贸易活动中的影响直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1453年)和“新航路开 辟” (1492年)以后才渐趋式微。朱慈蕴,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毛健铭,清华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邮编:100084。
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 姓名：刘烽华班级：物流管理111班学号:5400211206 信仰与理性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极其重要、但又异常模糊的一对概念。何为信仰，何为理性，二者关系如何，是许多哲学家和神学家倾毕生精力加以关注和研究的主题。然而，其结果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无有定论，由此也足见该问题之艰深繁难。同时，对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的回答，实际上也是对宗教在人类生活中究竟居有什么样的地位的问题的回答，人们一直在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着艰辛的探索，到现在尚无定论。在此，我没有要解决这一问题的意思，只想简单地运用所学、所看的一些皮毛理论及知识去探讨一下，试图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真理是否唯一 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始终与真理问题交织在一起。如果不存在所谓真理，那也就没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了。正是由于人们认为存在着真理，才有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真理是唯一的，还是存在着至少两种真理，对于解决真理与信仰的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真理是唯一的，那么，理性与信仰，要么只有一方是真理，另一方不是真理；要么双方都不是真理，它们共同从属于那个唯一的真理。如果真理不是唯一的，那么双方都可能是真理；只要承认它们都是真理，那么，有待确定的就只是它们在真理系统中的地位了。 真理是不是唯一的，涉及到人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如果认为世界是唯一的，宇宙是唯一的，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那么，真理也就是唯一的了。也就是说，与真理是唯一的相对应的世界观认为真正的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是一元的。在古希腊，凡是认为世界是一元的，也就认为对同一东西，真理只有一个。 世界是一元的，那么，这个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呢？它是物质，是精神，还是神灵？一般而言，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物质，通常是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精神，通常是主张以先验的或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的；主张世界的本原是神灵的，通常是以神或人对神的体认为真理的源泉的。无论是以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或以先验的天赋的理性为真理的源泉，归根到底都是以理性为真理的源泉；但以神或者人对神人体认为真理的源泉，实际上也就是以信仰为真理的源泉。理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分别，归根到底是以是否承认神创论为根本标志的。 我们通常说，毕达哥拉斯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柏拉图的真理论是理性主义的；但新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真理论却是信仰主义的。其中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前者不是神创论的，而后者是神创论的。既然世界是由神创造的，那么，人，包括人的理性在内，也是由神所创造的了。既然真理就在于与原型即本原的符合，在于要在思想中对世界所由之而来的东西的再现式的把握与体认，那么，本原是神，要得到真理，也就是要回到神，回到神的方式之一就是体认与把握神，而这一切都必须以对神的信仰为前提，如果对神不信仰，不信神，也就不仅不会得到神的眷恋，而且会被神剥夺认识神、体认神的能力。所以，在以神创论为基础的宗教中，信仰神是绝对的第一要义。理性在其中固然也有其地位，但毕竟是从属的。因此，在宗教中即使有所谓的理性主义，也是信仰主义的理性主义，因为在其中，理性是为信仰论证服务的。同时，由于真理只有一个，而且
内容提要:对商法史的考察和分析历来是我国商法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世纪商人法的产生背景做一些宏观考察,并尝试概括出其几个世纪以来演进的基本特点,希望可以收到正本清源、以史鉴今之效果。关键词:中世纪商人法历史背景基本特点一、商人法产生的历史背景———11世纪欧洲商业革命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商业的发展曾一度中断,并呈衰落之势。“以货易货”的简单商品交换形式成为长期支配“蛮族国家”内部经济活动和彼此间经济交往的主要手段。经过漫长而又黑暗的中世纪早期(约5世纪—10世纪)后,欧洲商业开始走向复苏并日渐繁荣起来。十字军东征和殖民运动———构成教皇革命对外军事计划和经济计划的一部分———打通了东西方的商路,大大促进了远距离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发展。在南欧,意大利诸城市领时代之先,被誉为“通往东方的门户”,渐次成为地中海沿岸的交通中转要津和远洋贸易枢纽,执地中海贸易之牛耳近5个世纪之久; ①在东欧,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成为原西罗马帝国贸易活动在东地中海地区的自然延伸,优越的沿海地位使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东西方贸易的当然中心;在西北欧,一系列商贸同盟纷纷粉墨登场,汉萨同盟和条顿骑士团先后成为波罗的海、北海一带海上及陆上贸易的总代言人。11-15世纪的400年间,贸易中心几度迁转(拜占庭-意大利-尼德兰),形成了几大商贸通道。在这些海陆通道上产生了为数众多的“集市”和“市场”,四方商贾麇集于此,从事规模不等的商品交易活动(繁盛于13-15世纪的法国“香槟集市”至今古迹尚存,闻名遐迩)。11世纪的欧洲迎来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商业革命”,可以说,此后几百年间的欧洲经济史就是一部商业发达史。然而,彼时商业的繁荣绝非“无源之水”,历史因素间的作用多是相互的。商业的异军突起、兴旺发达是多重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11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复归平静的欧洲大陆上掀起了一次农耕的高潮。农业生产方式在相对和平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土地的大面积垦殖、“重犁”等农具的发明、“挽马”耕作方式的推广和“三田轮作制”的普及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②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多,欧洲首次出现“人口过剩”现象。可以说,农业的复苏和迅猛发展为商业的繁荣和商人法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第二,从农村中分离出来的过剩人口逐渐从生产领域转向交换领域,专门从事商品交易活动,他们或者辗转各地将农产品或手工业品、奢侈品等转运到各大“市集”同其他商人进行陆上交易,或者参加各种远洋贸易组织(如“康孟达”、“索塞特”等)从事风险性较大的海上贸易活动。而经商所得的收益又远较务农来说丰厚,于是更吸引了大批农民甚至上层贵族加入到经商者的行列,社会分工变得日益明朗化,一个新兴的职业商人阶层开始出现。职业商人阶层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发挥其重要作用为商业勃兴和商人法的出现提供了主观条件。第三,日渐兴旺的商业贸易急需较为固定的活动基地作为商人们进一步拓展业务的大本营,1100年左右,基督教世界各地的新“市镇”(多为商人的集散地)在商人阶层的领导下为了摆脱封建主义(采邑制)的包围和将本身建成小自治共和国而斗争。这些市镇一般通过向国王或主教争取到“自由特许状”的方式确保市民(主要是商人)有权拥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自治管理体系,可以自由地从事商品交易活动。当时的许多城市在政治上是相对独立的自治体,在经济上为工商业发达的贸易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多处于海陆交通要道。由于城市一般都远离农村,商人们便将它作为持续发展商贸活动、不断创造和积累财富的机缘宝地。自治城市的兴起为商业繁荣和商人法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empirenews.page--]第四,11世纪以来,天主教神学思想尽管在形式上看来与此前相比别无二致,但事实上却背弃了长期占据优势的“禁欲苦行”教条,转而倾向于在事实上承认(大多为默认)商人的经济活动就像其他世俗活动一样,不再被视为必定是“对拯救的一种威胁”。相反,如果从事这些活动是按照教会制定的“原则”(大多模棱两可、暧昧不清)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认为是通往拯救的一条途径。此时的教会大多放弃了一直坚持的反对交易获利的顽固政策,强调“入世”聚财致富对救赎的意义和作用,并坚信:建立在高尚信念基础上的合法贸易有别于建立在贪婪基础上非法贸易;合法的收益有别于通过高利贷获得的暴利。③不难发现,宗教政策对商人阶层的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