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山涛：举贤荐能，道德楷模
枯木在“竹林七贤”里面，山涛和王戎是出仕后官职最高的两位，位至三公。然而，王戎功名心最盛，为人贪鄙吝啬，善于清谈，明哲自保，是一个典型的政客。而山涛则有宰相之才，为官清廉，气量宽宏，知人善任，瞩目高远，是晋朝著名的贤臣，赢得后世赞誉。
山涛（205年－283年），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父亲山曜官至宛句县县令，山涛早年丧亲，居家贫寒，幼时器量不凡，卓然不群，喜欢老庄学说，韬光养晦，直到四十岁才出仕。开始为郡主簿，后被举为秀才，历任郎中、尚书吏部郎、行军司马，西晋建立后，被封为新沓子，升任大鸿胪，进爵新沓伯，累迁冀州刺史、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右仆射、司徒等职，位至三公，去世谥号”康”，后世多以“山公”尊称。
《晋书·山涛列传》内容详尽，记载了山涛在政事、见识、交友、人品、家风等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高贵品格，对山涛赞誉有加，溢于言表，我们就择其一些典故事例回顾山涛的风采。
识量过人，卓然不群
山涛年少就以识量过人著称，善于识人，器量不凡，梁代文学家任昉评价：“在魏则毛玠公方，居晋则山涛识量。”，说的就是山涛见识深远、度量宏大，而毛玠为官忠诚正直，都堪为师表。
“竹林七贤”中，嵇康为灵魂人物，山涛年事最长，平素与嵇康、吕安相善，后来引入阮籍、阮咸，嵇康引入向秀、刘伶，阮籍引入王戎，从而游于竹林，意会心领，成为“忘言之契”，莫逆之交，被誉为“七贤”。从史料看，山涛为人有器量，能够发现别人优点，性格温和仁厚，年龄又最高，因此赢得其他几位的敬重，是名副其实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山涛任职冀州刺史时，当时的冀州风俗鄙薄，相互之间不推荐，山涛便广为搜罗贤才，任命三十多人，使得这些人皆明显当时，于是冀州风俗为之一变，开始崇尚贤能良才。（《晋书》）
山涛前后两次担任吏部官职，几乎考察遍了朝廷内外百官，举荐的人都是才尽其用，并无失才，唯只有用陆亮，因
为是皇帝诏书任命，山涛不同意，争辩不得只好同意，后来陆亮因为受贿而被撤职，也说明山涛的识鉴之能。（《世说新语》）
晚年任职期间，与尚书和逌（和峤父亲）交往，又和钟会、裴秀诚恳亲密相待，钟会、裴秀等争权夺利，山涛则心平气和处在他们当中，各得其所，处理得当。（《晋书》）山公启事，万世流芳
山涛知人善用的典故，当以“山公启事”最为著名。据《晋书》记载，山涛两次担任吏部甄选官员的官职，前后十多年，每次有空缺选用人才，山涛则多准备数人，然后予以评价，奏给皇帝，让皇帝选择。然而皇帝选择的并不一定是首选人物，于是人们以为是山涛任人随意，向皇帝进谗，受到皇帝手诏批评，然而山涛依然行之自若，并不分辨，直到一年后人们才知道原委，埋怨才得到平息。
山涛每次选拔空缺人才，都会按照题目进行评定考核，然后公开奏本，当时人称《山公启事》，可以说，山涛开了公开选拔的先河，赢得后世赞誉。唐朝著名宰相诗人张九龄在《奉和吏部崔尚书雨后大明朝堂望南山》中赞曰：“既庶仁斯及，分忧政已宣。山公启事罢，吉甫颂声传。”，把山涛和西周时期著名宰相尹吉甫相提并列。
操行高洁，为官清廉
山涛操行高洁，为官清廉。山涛和发妻韩氏感情非常好，做官之前，家徒四壁，山涛对妻子夸下大话：“暂且忍耐极寒，我以后肯定会成为三公，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福气？”。韩氏见识也颇高，《世说新语·贤媛》记载，当时山涛和嵇康阮籍交往，一见面就情投意合，义结金兰，韩氏则偷窥二人的言谈举止，并且评价说：“论才气山涛差远了，可是可以用见识、气度和他们交往”，可见韩氏也是识鉴高人。山涛显贵之后，始终就韩氏一个妻子，并未养婢女和妾室，这品格在那时候是难能可贵的。
山涛不但对妻子忠诚，而且侍母极孝。山涛在晋朝得到皇帝重用，仕宦顺利，升迁较快，然而山涛为了侍奉老母，几十次上表辞官，然而都没有得到允许，看得出并非某些钓名沽誉之徒。皇帝因为山涛清廉，难以供养，于是特地赐给他每天供给的凭证，加赐床帐席褥，礼节俸禄在当时没人能比。
山涛为官清廉，当时官员纳贿公卿，以求虚名，风气如此。曾有官员纳贿丝绢百斤，山涛不好意思拒绝，博取清名，便把丝放起来，束之高阁。后来该官员事发，受贿的都得到处理，然而山涛的丝却连封口都没动，直接上交。
山涛去世后，宅邸只有十几间屋，子孙又多，容纳不下，为此皇帝下令给他们家建了房屋用以安置。如此一个位至三
公的清廉官员，在当时腐败的风气下，能够保持操守，确实难得。
见识非凡，高瞻远瞩
山涛胸有韬略，高瞻远瞩，见识非凡。早在曹魏出仕时，和石鉴共事，看到司马懿病卧在床不临事，感觉到其中有蹊跷，于是提醒石鉴，“石生不要在马蹄间来往奔走！”，于是丢弃官符而去。后来果然司马懿举事尽灭曹魏集团。
《资治通鉴》记载，咸宁五年（279年），司马炎在杜预、张华的支持下决意伐吴，贾充、荀勖等人不同意伐吴，司马炎大怒，贾充立即脱帽认罪。山涛退朝回来说：“古人云，‘只有圣人能做到内外无患，假如不是圣人，外部安宁了就必然有内部的忧患。’，以我朝目前的情况来看，留着吴作为外部威胁，难道不是良计吗？”，山涛的意思时暂时留着外患，用来激励内部治理，内部安宁了才平定天下。有一定的道理，后来孙吴灭亡后，晋朝内部纷争频仍，内乱叠起，也可以看出山涛见识非凡。
山涛虽然不学孙子、吴起兵法，然而对形势判断非常准确，关于兵略能够与兵法暗合。当时孙吴平定后，皇帝下诏书停止军役，以示天下太平，州郡全部撤去军队，山涛表示反对，应该保留兵备，司马炎称赞道：“真是天下之名言啊！”，但不能采用。后来晋惠帝年间多次发生事变，盗贼蜂起，各
郡国都因无军备而不能制止，于是导致天下大乱，果如山涛所言。
金兰之交，不负重托
山涛和嵇康为金兰之交，然而，因为嵇康的传承千古的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的形象固然光辉无比，反而使得山涛遭后世误解，以为山涛贪慕虚荣，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嵇康为人，旷达狂放，耿介孤直，山涛则宅心仁厚，气量非凡。就山涛举荐嵇康事件来说，实在是出自内心好意，当时山涛受到司马氏任用，便推荐嵇康以官自代，是想让嵇康的才华得以展示。嵇康毅然拒绝，坚决不出仕，声明和山涛绝交，然而在被杀时却托孤与山涛，其不怪乎？
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就知道其中缘由。当时曹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势如水火，前期司马懿装病在床，韬光养晦，使得曹魏放松警惕，最后失败，后期司马氏为了巩固政权，消灭异己，自然对曹魏派系人马进行甄别，顺则昌不顺则亡。而嵇康属于曹魏派系，山涛属于司马氏派系，因而才使得两位金兰之交不得不分道扬镳。
为何这样说？也许人们认为嵇康不随波逐流，不向权势妥协，品格高洁，清辉溢远。可是也要看到，还是有其他原因的，因为，嵇康的妻子是魏武帝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在
曹魏时期得到任用，官至中散大夫。而山涛的父亲和司马懿夫人宣穆太后张春华是中表兄妹，按辈分来说山涛和司马昭、司马师是兄弟辈，两家之间血缘相近，山涛在曹魏时期并为得到重用，后来是司马师提携才得以举孝廉为秀才，并且司马氏对山涛的才华非常钦佩，晋景帝司马师称他为“吕望”，看做姜子牙式的人物，山涛“士为知己者死”，再加上血缘关系，自然甘愿辅佐司马师政权。而嵇康则因前期得到曹魏恩惠，并且妻子是曹氏，身上自然被打上曹魏集团符号，如若归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重用，因此干脆隐逸不仕，甚至对司马师集团骨干人物钟会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这也是情理之中。
从《与山巨源绝交书》文来看，嵇康和山涛的决裂，只是政治上的选择，无所谓谁对谁错，嵇康不臣服司马氏，也不一定是志向高远，山涛辅佐司马氏，更不是趋炎附势，这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看问题。嵇康依靠绝交书名垂千古，然而平心而论，嵇康为人狂放，逞才放旷，嫉恶如仇，并非治国之才，而山涛气量宏阔，知人善用，举贤荐能，堪称宰相之能。
嵇康和山涛的绝交书，属于公开信，是借着和山涛绝交的旗号，发表的却是政治上的声明，这只是一种政治姿态，说明绝不向司马氏妥协的决心。然而并没有真正和山涛绝交，这在嵇康临刑前托孤就表现出来，嵇康对儿子嵇绍说：
“巨源在，汝不孤矣。”。这点说明，嵇康和山涛真的是金兰之交，二人相交于心，嵇康知道山涛为人宅心仁厚，以后肯定会照顾自己的子女，因此可以说是放心的就刑。
山涛也是这样做的，《晋书》记载，嵇康被诛后，在主管吏部选职时，山涛向晋武帝司马炎奏折上说：“《康诰》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并说嵇绍的才能可以和春秋晋国大夫郤缺相媲美，推荐为秘书郎，而司马炎非常信任山涛，说既然如你所言，那么应该为丞而不是郎，于是，嵇绍被选任为秘书丞。嵇绍在征求山涛意见时，山涛说：“我为你打算很久了，天地间一年四季，也还有交替变化的时候，何况是人呢！”，于是嵇绍就出仕了。嵇绍官至侍中，后来拼死保卫晋惠帝司马衷遇害，累赠太尉，谥号“忠穆”。
父亲嵇康死不妥协，儿子却为保卫司马氏而死，因而脱离开历史背景，很难说谁对谁错。不过有一点，那就是山涛为人仗义，赢得后世美名。后人多有诗词赞扬，杜甫的《别张十三建封》有：“范云堪晚友,嵇绍自不孤”，李商隐《赠宇文中丞》：“欲构中天正急材，自缘烟水恋平台。人间只有嵇延祖，最望山公启事来。”，“嵇绍不孤”也成为后世托孤的代名词。
山涛被“竹林七贤”的王戎评价为“璞玉浑金”，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举贤荐能，运筹帷幄，治国安邦，为官清廉，被
誉为道德楷模，是魏晋时期名士的代表人物，并且家风淳朴，他的儿子山简和孙子山遐等都名垂青史，以至于《晋书》评价山涛：“若夫居官以洁其务，欲以启天下之方，事亲以终其身，将以劝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与于此者哉！”。
2019/3/9榆木斋
魏晋风度与魏晋文学浅谈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211409 ,王敏） 摘要：对魏晋文学及魏晋风度的简略阐述 关键词：魏晋风度，魏晋文学 谈到魏晋风度 ,首先得谈它独特的历史背景。自汉末以来 ,大规模战乱不已 ,先是董卓之乱 ,接踵而来的是三国鼎立 ,魏晋易代 ,八王之乱 ,永嘉南渡 ,中原地区出现了白骨遍 野的惨象。魏晋士人们流离失所 ,辗转四方 ,寻求栖身之所 ,过着朝不保夕的寄寓生活。面对天翻地覆 ,人命如蚁的社会现实 ,生性敏感多思的士人 ,心中的哀伤和悲痛可以想见。他们把这种哀伤和悲痛沉淀 ,转换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探索和询问 ,转换成对生与死的思索 , 在他们的诗中“,忧生之嗟”随处可见(如《古诗十九首》、曹操《短歌行》) 。同时 ,汉末以来的正统儒学受到反拨 ,面对“白骨蔽平原”的社会现象 ,儒家对于生死问题的逃避态度 ,已不能令魏晋士人满意。况且 ,越来越僵化的礼教 ,成为上层集团统治人的工具 ,阻碍人的真性情、真道德的表达 ,魏晋士人们要求冲破这种束缚 ,展示个人独特魅力。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兴起 ,从哲学思想上给当时的士人以指导 ,打破了礼教在人们头脑中的僵化作用 ,使当时的士人追求一种自然、超脱、玄远和神明 :一种“大人先生”式的飘逸境界。对这种境界的追求 ,外显在他们的言谈、举止、仪表等方面 ,就形成了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魏晋时期名士们所具有的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一部《世说新语》可以说是魏晋风度的集中记录。正是在这个时代，士夫们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文人书法标杆，奉献了令人模范景仰的书圣，“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他们代表的“魏晋风度”得到后来许多知识分子的赞赏。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吏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从魏晋名士看“名教”与“自然” 自古以来，每当社会发生较大的动荡或者战争频发的时代，都是百家争鸣、思想激荡的时代。 而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名教理论开始破产，“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人们开始崇尚贵生、避世。但是士族阶层逐渐形成，他们更多的是追求入仕从政，追求“名教”。因此，魏晋掀起了一股“名教”与“自然”的争辩之风。 《魏晋名士风流》是以简洁易懂地描写魏晋时期的社会变迁和名士的思想、生活来叙述魏晋的文化的一本书，借用其编辑的话：“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魏晋名士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强调精神自由，展现个性的可爱。本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他们的精神风貌，深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展现他们与众不同的价值观。”书里分为三大篇：社会百态篇、生活情趣篇和思想灵魂篇。 书中有这么一段引言：“魏晋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造就了魏晋名士的独特群体人格精神。其主流价值取向的特征就是，以超然的精神追求取代现实的物质欲求；以个体的自由洒脱取代社会意志的规矩樊笼；以士人的道统良知取代皇权的势统控制；以审美的人生态度取代现实功利的人生态度。这些特征固然不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需要全盘吸收和继承的，但它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亮点，中国古代士人曾经有过的骄傲，其参照和借鉴价值自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我选择从魏晋的名士出发，以他们特殊的风流展示魏晋特殊的风度，以及这个时代的政治思想。 书中对魏晋的社会生活甚至服饰等方面有着比较独特的描述，但是本文里我打算注重于书中的第三篇——思想灵魂篇的玄学的“有无”与士人的“名教”“自然”。玄学是魏晋时期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来自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解释玄学的涵义为“玄，谓之深者也”，玄学之中有矛盾对立的两派：“名教”与“自然”。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对此两者的解释是：“故名教者，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亦即入世求仕者所宜奉行者也。其主张与崇尚自然，即避世不仕者，适相违反，此两者之不同，明白已甚。”即“名教”指的是入世求仕，而“自然”指的是避世不仕。 由于正统“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魏晋初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名士崇尚抑名教而扬自然的思想。何晏在《道论》中说：“有之为有，待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由此看出何晏提出“贵无论”来阐述“道乃无为”的精神。他这种思想的产生与当时的政治现实息息相关。连年不断地战争，造就了一批“偏至之人”成为统治者，而在乱世中发展的士人阶层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十分关注统治者的人格问题，希望君王只有“平淡无味”的“中庸之德”。 而王弼则丰富和发展了何晏的“贵无”思想。王弼强调“崇本息末”，即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末，名教本于自然。然而他不单单看到了自然之于名教的作用，还留意到了自然并不是独立的“无”，“无”是通过“有”的外在载体形式呈现出来，存在于每件具体事务之中。用哲学中普遍性与具体性解释就是“无”是普遍性，存在于任何事物里，并通过“有”这个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 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 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 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 二．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 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
魏晋名士风度的分期 1．正始时期。以王弼（226－249）、何晏（190－249）为代表。“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魏晋风度代表人物竹林七贤嵇康“贵无”思想，认为老不及圣，圣人未必无情，体用如一，本末不二。调和儒道即明教与自然。 2．竹林时期以嵇康（223－262）和阮籍（210－263）、向秀（227－280）为代表。（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越名教而任自然”，认为名教与自然未必相和，故崇无崇无，反对名教。“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嵇康《声无哀乐论》“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阮籍《达庄论》“以无为用，不以人物为事”——阮籍《大人先生传》 3．元康时期以裴頠（263－300）、郭象（约252～312）为代表“贱有则必外形，外形则必遗制，遗制则必忽防，忽防则必忘礼。礼制弗存，则无以为政也。”——裴《崇有》郭象的“内圣外王之道”，明教与自然不分，或说，本无所谓的明教与自然之分，天地魏晋风度代表人物东晋简文帝司马昱万物乃至人事，不过一“自然”耳。自然即是性、命，故应“无待”、“适性”。“命也者，言物皆自然无为之者也。”——王《大宗师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王《养生主注》“凡所谓天，皆明不为而自然。言自然则自然矣，人安能故有此自然哉？自然者，故曰性。”——王《山木注》“圣人虽在庙堂之上，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终日挥形而神奇无变”——王《大宗师注》圣人可以“戴黄屋，配玉玺”、“历山川，同民事”而无改其为圣人者。“夫大小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王《逍遥游注》魏晋玄学至郭象以至极致。 4．东晋时期以道安、张湛为代表。张湛：“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例子注》
魏晋名士真风流-国学教育论文 魏晋名士真风流 口文／郭廉夫 “风流”一词早在汉代已广泛使用，原指风俗教化如风之行、如水奔流。 风流往往与恃才而不拘礼法的名士连在一起，称之为“名士风流”。风流是一种美，是魏晋士人的一个鲜明特征。冯友兰说：《世说新语》常说名士风流。我们可以说，风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现。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 魏晋风流主要表现三种形式：即清谈之风、品题之风、任诞之风。 清谈之风 清谈对于统治者来说十分有利，因为转移了许多人的视线和注意力，所以上至帝王下至文武官员，文人僧道都崇尚和参加清谈。清谈，对于当时知识分子说来，是高贵风雅之举，是显露自己才华的极好机会。 清谈内容以《易》《老》《庄》三玄为主，论辩《周易》《老子》《庄子》的义理，清谈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主客相对论辩，在两人中进行；一人清谈，听者不进行辩驳，或者自己问难，自己答辩，犹如独角戏一样，王弼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本领，往往所谈的义理别人是难以企及的；临时拈题，在座都各清谈一通；两人论辩，一人评判。 东晋时代，清谈之风之盛无以复加，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东晋以后，士人们流为清谈，而不去做文章了。 品题之风 东晋时代的品题，实际上就是上层社会中对士人品德、才干、容貌、举止、风度气质的品评论鉴。
品题是有其目的的，品题既是审美的，也有其功利性。虽然不像李白说的“一经品题，便作佳士”。但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前途。《世说新语·品藻》云：“世论温太真（峤）是过江第二流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温峤品题因为未列入第一流，脸色都变了，足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此是何等看重。名士品题或毁或誉都非同小可。在不少情况下，品题能起到发现与选拔人才的积极作用。对一些青少年来说，品题可激励他们成才。 汉末出现郡国举士的“月旦评”。其主题词是：“评”。而东晋时代是赏誉，其关键在一个“赏”字。品题是一个审美过程，从品题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对人物的审美标准和审美趣味。品题在美学史上有重要意义，宗白华曾指出：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 任诞之风 任诞之风主要表现在饮酒、服药、裸裎、率真任性等方面。 魏晋饮酒者之面广、人多，是这一时期以前各个朝代所不能比拟的。特别是文人雅士极少是不饮酒的。他们狂饮酣醉，放浪不羁。东晋名士们嗜酒如命，终日沉醉，其实质是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 他们表面上放达任诞，内心却无比忧愤，“何以解忧，唯有社康”；“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用酒来麻醉自己。更有一些名士用酣饮作为抵抗和逃避政治的一种手段。据《晋书·阮籍传》记载：“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置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在魏晋的名士看来，全身远祸，酣饮是最佳选择了。 当时的名士学人感到人生易老，生命短促，通过服药以求健康长寿。《晋
风流蕴藉：魏晋风度的文化内涵 居瑢《人民论坛》（2011年第14期） 【摘要】魏晋风度是中国历史上一种标志性的时代精神和重要的文化表现，它产生于曹魏末年，延续至晋。“魏晋风度”是对魏晋时期士人文化在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的概括，精准地指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并对后世的中国文人及中国的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魏晋风度玄学文化审美 谈及中国哲学与文化，我们势必会提及魏晋玄学和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宗白华先生曾说过：“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①叶朗也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② 魏晋风度的产生与发展 魏晋时期是地道的乱世，因此文人的普遍心理即是思治，这就促使魏晋名士开始探索宇宙自然与人生本体的关系，并开始追求新的思辨哲理。在这种背景下，“文的觉醒”与“人的觉醒”时代到来，思想开放与自由论辩的风气成为当时文人名士的生活常态，而“魏晋风度”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应运而生的。 “魏晋风度”所代表的这种文化，准确地说，应当是开端于正始，即所谓的正始名士们。何晏、王弼首发其端，他们酷爱庄老，而起清谈之风。发展至“竹林七贤”时代，这一群体成为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竹林七贤”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等七人，他们都是当时的文人名士，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对社会现实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然而，由于身处乱世，虽有济世报国之大才，却没有值得辅佐的明主，只好用形骸放浪、不拘小节的行为来掩饰内心的痛苦，用不合事宜的言行来表达对朝政的不满。他们放纵情感，无拘无束，借助不同常人的处世方式表达着对苦难社会的关注与无奈。 经司马武帝执政后，到元康、永嘉时期，内乱仍频。此时门第世家开始只关心自己一家一姓一族之得失，而置国家存亡于不顾；只图以清谈博得名声，进而得到高官厚禄；不再关注社会与人生，只言玄远，以示其超逸脱俗之风貌。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用自己的言行、诗文等外化行为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具体表现为不同常人的放旷、真率与智慧。这种艺术的人生是自然的，是个人的真实处境与心境的流露。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迫害和生命的命悬一线，使得魏晋士人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忧虑恐惧和深重的哀伤。他们无论是顺应当时的政治环境以求得性命的委曲求全，还是纵情于山水以求得精神的解放与暂时的麻痹，由于对人生境遇的恐惧，他们的情感实际上都处于一种异常焦灼矛盾的状态中。外表尽管表现得轻视世俗、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于现实与人生，异常矛盾与无助。这构成了魏晋风度深刻沉重的一面。 魏晋风度与魏晋玄学 谈及魏晋风度，就不能不谈到魏晋玄学，因为它是这个时期文人的思想灵魂与源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崇尚老庄的“玄学，即用老庄的哲学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当时，一些士大夫为了逃避现实，崇尚空谈，追求虚无与玄远，在空谈中探讨自然与人本体的关系，探求更本质的人生意义，将关注点从无能为力的政治转向了自身存在价值的讨论，名为“清谈”。《周易》、《老子》和《庄子》被奉为玄学经典，称之为“三玄”。玄学给两汉以来保守腐朽的儒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给中国的哲学文化领域带来了一种不同以往的自由、理性、思辨的哲学思维，同时是魏晋名士们自我肯定的强烈自信与率性自由的外化表现。 魏晋名士率性而为，不事修饰，追求率真的人生，体现出了一种逍遥放旷的风流气象。阮籍的白眼对俗礼与尽哀哭女，是何等的率真烂漫；阮籍的“性至孝”与丧母后的吐血又是何等的至真至纯；而嵇康在行刑前，“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又是何等的洒脱与傲岸。 魏晋名士以率性率真的人性来品味玄趣，由此生发出一种由外知内、以形显神的美学观念，这使他们开始转向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探究，以空灵之心审视山水自然的大道之美，体悟宇宙的无为之制。正是这
魏晋名士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尚通脱”的惊世骇俗群体，他们独立特行而随情任性、无拘无束而消遥自在、恣肆癫狂而独得其乐，正统的儒家训导成了他们的耳边风，礼教习俗成了他们的多余，功名富贵被他们看谈，毁誉生死被他们堪破，醉酒和清谈是他们的人生第一要务，只一个顺其自然，循其本性。然而他们又并非市井无赖，愚钝顽徒，他们都有着较深的文化根底，他们谈玄论道驾轻就就熟，口灿莲花妙笔生辉，有的还在中华文化史上留下过令人敬仰的宏篇佳构或妙曲精绘，后人称他们为“魏晋名士”。连劝告青年人莫读中国书的鲁迅也对他们刮目相看，以一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长文来探究名士行为的原因。多亏一部《世说新语》，把他们的言行记录下来，才没使它们被历史的烟灰埋没，才让后人能够一睹名士风采。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王子猷是在世说新语中多次出现的人物，当然是名士者流。他于雪夜忽忆起友人，便兴致勃勃乘船前往，船行了一夜到得友人家门口，却是“不前而返”，因为他已经尽兴，没有必要再登堂入室，风雅得很。王子猷还有两个风雅故事：一个是他暂住别人家空宅，便急急忙忙在宅前宅后挖土种竹，有人讥他是多此一举，他却摇头晃脑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是他乘船去京城办公事，见岸上有位吹笛的名士，于是当即停船把那位名士唤来船上，为他连吹三曲，他仍不厌足却不着一句评语，然后任其开路。公务肯定耽误了，但是王子猷觉得欣赏优美的笛声比忠于职守更重要。其实，王子猷当官也是当得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名士来说，官位可是不祥之物，是粪土。“王子猷作桓车骑骑兵参军。桓问：‘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时见牵马来，似是马曹。’桓又问：‘官几马？’答曰：‘不问马，何由知其数？’又问：‘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虽然当了“骑兵参军”的官，却对所司何职，战马多少匹之类的职权内问题一问三不知，还引用孔夫子的话来跟长官恶搞。还有一次，顶头上司对王子猷说：“你任职这么久了，近期内我会提拔你。”王子猷却不表示感谢也不回答，而是抬头望着对面的山吟咏道：“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可见王子猷并不想当官，当官只是他游戏人生的材料而已。王子猷应当还玩过许多“游戏”，世说新语记不得那么多。 阮籍不但是名士，还是一个文学家，中国文学史有“竹林七贤”，阮籍便是七贤之一。魏晋名士都嗜酒，阮籍也难免，李白有诗云：“古来贤者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魏晋名士倒确实因饮酒而留芳。“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只因为有足够的酒，阮籍才去求步兵校尉一职，酒比官位更重要，嗜酒如命可见一斑。“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与猪共饮可谓闻所未闻，“诸阮”中当然有阮籍在。阮籍因酒而非礼的故事也有记载：“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共眠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醉后竟睡在人家的美妇身边，却是“终无他意”，可谓“君子好色而不淫”，虽然是喝醉了酒。阮籍不醉的时候也常常非礼，例如，阮籍的嫂子有一次回娘家，阮籍竟不顾当时的忌讳去送别，还和嫂子肩并肩谈笑风生走在路上，有人讥讽阮籍这一行为，阮籍的回答是“礼岂为我辈而设也！”。再就是阮籍丧母，有位叫裴楷的去吊唁，却见阮籍披散着头发盘腿坐在床上而不哭。裴楷倒是礼貌性的大哭了一场。后来裴对人解释说：“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而且守丧期间，重孝在身的阮籍不遵礼数照旧饮酒食肉而“神色自若”，把孔子倡导的以孝治天下的规则抛到了九霄云外。不但如此，阮籍还极端傲视权贵：“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不拘礼节，独立特行，被阮籍演释得确是淋漓尽致。 “竹林七贤”中还有个嵇康也很有名。魏晋名士都喜好相互品赏各自的容貌和气质，并且极尽形容夸张之能事。“嵇康身长七尺，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颂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可见嵇康是个美男子，大帅哥，并且风流倜傥。嵇康的才学也煞是了得，说是有个叫钟会的名士写了一篇论文，非常想要嵇
浅谈魏晋风度的美学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学也随之而变，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也开始了，魏晋风度随之而至。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哲学态度、处世方式和人格精神，是魏晋时期文化哲学最直接与深刻的体现，也一直是后世文人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叶朗曾说过：“魏晋南北朝可以说是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一、魏晋风度的产生 “魏晋风度”一词，应该出自鲁迅先生1927年7 月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以率真、坦荡、放浪、淡定、自然、旷达作为其注解，皆无不妥。它是一种美学观，也是一种人格范式，所谓真名士自风流。美学上，表现在作品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结构严密、刚健郎畅的美”；人格上，知识分子崇尚个性、自由，保持自己的尊严，“诗文言志”，不曲意奉承政治当权者。与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作的墓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魏晋是政治黑暗而混乱的时代，也是人觉醒的时期，士子思想活跃，个性意识增强，其主要标志是生命意识的觉醒。三国纷争，紧接着是司马氏的篡权，百姓流离失所，士子无所依归，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生死无常，生命如海中孤舟，随时有覆灭的危险。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时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高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这种复杂的情形成就了后人所盛誉和向往的“魏晋风度”。在阮籍、嵇康身上，他们惊世骇俗、天马行空的思想，特立独行、自由奔放的个性，便是“魏晋风度”的最好注脚。 二、魏晋士人的价值取向魏晋士人身处极端动荡的社会之中，生命常常一纵即逝，且又被繁复的礼教所束缚。 在如此背景下，魏晋士人寻求精神的自由解放，体现在现实中就是一种放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不拘于礼法，不泥于形迹，心系自然，真实率性，以此来追求达到内在精神上自由之极境。 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酷性灵的礼教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魏晋风度”的时代意义 摘要:魏晋风度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而受到广泛重视,有关的评价见仁见智,甚至针锋相对。但不论如何看待和评价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皆不可否认其对中国文人及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魏晋风度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且其时代意义能够跨越时空引起广泛的共鸣。 关键词:魏晋名士;魏晋风度;中国文人 魏晋风度是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以及二者凝铸而成的人格精神,是魏晋名士的内在质素与外在标志。千百年来,作为名士标识的魏晋风度,一直是文人雅士景仰的对象和追求的目标。时至今日,人们提及中国传统文人时,仍会对魏晋名士表现出来的魏晋风度津津乐道,甚或流露出艳羡之情。这种情况不得不令人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广有影响的魏晋风度究竟有何时代意义? 一、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 鲁迅之前,魏晋名士风流是学人对魏晋风度的另一种表述。清代学人顾炎武曾这样评价魏晋名士风流:“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玠,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①顾炎武以为,曾经盛于洛下的名士风流,就是正始名士表现出来的“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正始以下,名士竞相祖述,遂至风流弥繁。 顾炎武所说的名士风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崇尚老庄,以清谈为尚,所谓“弃经典而尚老庄”;二是灭弃礼法,任情放诞,所谓“蔑礼法而崇放达”;三是寄情世外,仕不事事,所谓“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对魏晋名士风流,两晋时期就有桓温、庾翼、干宝、范宁等人提出批评。范宁《王何论》对王弼、何晏等正始名士进行猛烈抨击:“王何灭弃典文,不尊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缙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然将坠。遂令人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崩乐坏,中原倾覆。”②两晋以后,魏晋风度在激烈的批判与热情的赞扬声中,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走进人们的精神世界。 世人对魏晋风度所持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人们对名士风流的基本态度。以赞美或欣羡之情来谈论和评价魏晋名士风流者,多属失意文人。正统文人却对此不
从《世说新语》中的酒与药谈起 ——魏晋名士及其“洒脱”人生简析 摘要：魏晋名士指的是生活与三国、两晋晋时期的名士。此间名士迭出，形成一个非常活跃、影响极大的阶层，虽人格内涵与外在表现仍在流动变化之中，但具有一些比较一致的特征，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里显得特别突出，且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风度”或曰“魏晋风流”，至今人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而常言道“乱世出英雄”，对于文人学士来说，天下愈乱，愈见士至；天下越黑，越见士节。汉末魏晋名士正是处在天下大乱且黑暗的历史时代，故名士之宏志、气节也更加张扬或也更隐晦。魏晋名士实际上是一批生活于魏晋期间的精神贵族，是高扬生命意识、崇尚清逸自然、具有非凡才情、洞识人生玄理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自觉追求完美的人格，表现出与世俗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①。他们自建安至东晋末年的两百余年中，在混乱黑暗的社会中闪出耀眼亮丽的色彩，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关键词：酒、药、魏晋名士、魏晋风度 ①
一、学术史回顾 关于魏晋风度，学术史上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其中罗宗强先生在他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是从玄学这个思想领域对魏晋士人的心态以及作为作出的探讨；范子烨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研究》则是全方位的解读了那个时代的文人生活和文化现象；而余英时先生则是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从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上用了三章（这三章分别是：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主要探讨的就是魏晋时期的士人及魏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再者如王晓毅先生所著《中国文化的清流》，又是从政治史的角度将魏晋风度的内在精神做出了阐释。 由于魏晋时期文化的大繁荣和魏晋士人之独特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进行研究，对于前人之探索与研究自己了解的还太少，但感觉对于魏晋风度和魏晋名士的研究大多是集中在文化史和思想史方面，对于他们的放诞不羁和潇洒风流的生活态度虽然都有提及，但没有集中阐述，特别是对“酒”和“药”这两个在魏晋士人生活乃至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角色还没有较为全面的探讨。在本文就着重想要通过对《世说新语》中所提及的魏晋士人之与“酒”、“药”的密切关系来简单谈谈魏晋名士之“洒脱”人生。 二、酒与药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 酒是最有魔力的饮料。从不知年代的远古起，人类就如痴如狂地醉心与它了。在地中海北岸，古希腊人用最动人的神话塑造了自己的酒神狄俄索斯，又在每年葡萄收获的季节，载歌载舞地狂欢着向他献祭，感谢和祈求他带给人们带来幸福和欢乐①。而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岸的华夏先民，虽然没有古希腊人那么浪漫，但依然也把自己的厚爱献给了美酒：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琴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诗·小雅·鹿鸣） 既醉以酒，既饱以德。君子万年，介尔景福。（《诗·大雅·既醉》） 酒在古代先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其逐步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①
从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看魏晋风度 摘要：魏晋也就百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一个非常特殊的大动荡、大转折时代。政治上的黑暗腐朽、统治阶级的争权夺利，大批知识分子卷入其中深受其害。残酷的现实使得一些上层贵族和门阀士族对社会产生失望的情绪，对人生提出新的疑问。魏晋风度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魏晋名士追求个性的自由、独立的人格价值和尊严,重新思索、发现并把握生命的意义,以一种自然、真情、超逸、洒脱的方式生活,并以此来反抗虚伪的礼教。 关键字：黑暗动荡;开放;避世;魏晋风度 Talking Wei Jin demeanour from the speech and behavior of Wei Jin Celebrity ABSTRACT:Wei Jin is a big turbulent and big transition time, a Chinese feudal society rising period although hundred years. The political darkness is decayed, fighting for power and profit of ruling class, large quantities of intellectuals are involved in deeply by its evil.The brutal reality causes some upper aristocrats and powerful family hereditary scholar classes has the disappointment to the society, raised the new question to the life.Wei Jin demeanor is then born under such background. They pursue the individuality freedom, the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value and dignity, think, discovers and assurance meaning of life, with a nature and true feelings, the unconventionally graceful and free and easy way life, and revolts against the false Confucianism by this. KEY WORDS:dark and turbulence; make open to the public; disengagement; retire from the world; Wei Jin demeanor
浅析魏晋名士群体形成的原因 S0******* 刘觅知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激流，是一个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混乱的纷争，社会的激变，留给后人无数的感慨和凝思。然而，这段历史也留下了独具魅力的光泽，折射出一段绚丽的光彩：文学上的建安风骨，山水田园诗；艺术上的石窟，书法，山水画。再加上佛道二教的初创，使这段历史繁杂而又生动，常被后人乐道。尤其是魏晋的名士风气，更是一段历史的绝笔，回响于后世。 名士一词最早见于《礼记·月令》：“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此名士，大约相当于隐士。故郑玄注曰：“名士，不仕者。”唐孔颖达疏次句亦云：“谓王者勉劝次诸侯，令聘问有名之士，谓其德行贞纯，道术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隐居不在位者也。”不过随着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士子们对君王和国家政权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纷纷干禄求进，不再隐居不仕，丛而使名士之含义由隐士逐渐向有名气的人转化。 魏晋时代的名士指的主要是以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这一批人虽然与当劝者格格不入，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魏晋的时代精神。这些名士们旷达不群，傲然独得，高度任性。在他们身上体现出率真脱俗，潇洒自然的人生态度和避世超俗，纵情任性，蔑视礼法，我行我素的话言行风范。整个时代都张扬着一种慷慨奔放的奇丽空气。魏晋的名士们演绎出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现象。不过深究根源，就会发现事实远非我们表面上所看到的这么光鲜。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遥远的绝响》中说的：“这是一个真正的乱世。······是一个无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时期’。名士们为了所谓的风流，风度，风神，风情，风姿······付出了深重的代价。叔本华曾经说过：“世界旁观之则美，身处之则苦。”次话用在魏晋的这些名士们身上再恰当不过。后世所看到的这些风貌特异的魏晋名士，他们的形成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本篇就试着简要地探求一下魏晋名士形成的原因。 首先，东汉以来的不断发展的田庄经济和豪强大族是魏晋名士阶层产生的重要前提条件。 东汉王朝的开创者刘秀本身就是豪强地主，他所创建的东汉王朝，也是在南阳，河北等地豪强地主的支持下建立的。虽然刘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曾经限制过豪强地主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但最终妥协。因此，豪强地主势力在东汉王朝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济南王刘康（刘秀的儿子）有田800顷，奴婢1400人，厩马1200匹。迨至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更是疯狂掠夺土地。桓帝时，外戚梁冀将“西至弘农，东界荥阳，南极鲁阳，北达河，淇”，方圆千里的地区，霸占为己有（《后汉书·梁冀传》）。正如东汉末年政论家仲长统指出：“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徙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汉书·仲长统传》）。这种豪强地主的大田庄在经济上具有很大的封闭性，通常这种田庄都是规模很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田庄内有农业，牧业，手工业，有的还兼营商业和高利贷。每一个田庄，都能基本解决自己的吃，穿，住问题，甚至武器的添置问题。 魏晋时期的世族名士大都与这种庄园有着不解之缘。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豪强地主，如正始名士何晏，竹林七贤中的山涛，王戎，山水诗人谢灵运，他们都有
1 文法学院本科学年论文 论文题目：魏晋名士风度 ----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 容俊朗 学生姓名： 学 号： 专 业： 班 级： 指导教师： 完成日期： 2012 年4月16日 魏晋名士风度
----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 内容摘要 《世说新语》中的三十六种分类把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的风度刻画的淋漓尽致，有详有略，有血有肉，详者多达一百多位人物，略者仅数人耳。最有名的当属“竹林七贤”，这其中嵇康的气韵、神采最令人神往，令后来者无法企及。他的玉树临风、临终时的神态令人无法忘怀。曹操的谲诈，陶侃的母亲湛氏的聪颖捷悟，潘安、何晏的姿容俊朗，可谓绝世无双。这其中有老庄、周易思想的影响，以及曹魏、司马氏政权的淫威下所造成的影响，看《三国演义》印象很深，因此造就了他们的这些特点。 关键词：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 2 目录
一、魏晋名士风度 (1) （一）疏放旷达 (1) （二）聪颖捷悟 (2) （三）姿容俊朗 (3) 二、总结 (3) 参考文献 (3) 3 序言
魏晋风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的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夏所形成的，鲁迅有相关文章论及即《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它是一种欣赏的态度，我在看《世说新语》的时候，中午休息，突然脑子里闪出“疏放旷达，聪颖捷悟，姿容俊朗”这三个形容词，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思索，于是写成这篇文章。 一、魏晋名士风度 （一）疏放旷达 “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① 4
5 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这种雄豪之举在魏晋名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桓温、王导、王敦、谢安。虽桓温、王敦二人随着权利范围的扩大，篡逆之心萌生，后来举兵谋反，但这二人言行、气度远非其他士人可比。王羲之等人坐在船上突 然风浪很大，其他人惊慌失措，而谢安镇定自若。过了一会儿，风平浪静。 壹② 壹 雅量第六28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曹操、司马懿专权，加之宠幸奸佞，动辄杀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以荒诞的行为、玄远的语言来避祸，并且对伦理、礼法的蔑视，对《周易》、《道德经》、《南华经》的极其熟悉，而且作注。王弼注《道德经》、郭象注《南华经》、支道林对《庄子》 的阐发一会儿数千言，因此就塑造了他们疏放旷达的个性。 “东床”的由来是郗公为女择婿，诸王一时都变得特别矜持，只有王羲之袒腹躺在榻上，泰然自若。王粲过世了，曹丕等人去吊唁，因为王粲生前喜欢驴叫，他们每人学驴叫了一声。这种吊唁方式可谓空前绝后，不受礼节的约束。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嵇康之死与钟会的诬告有莫大的关系他的《生无哀乐论》，他的绝世风采令人绝倒。而司马昭然加害，实在令人愤慨。他在临刑前尚且抚琴，不可谓不淡定。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不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这则通过对比的手法，突出了夏侯玄的镇定。梁实秋《雅舍》中房屋破旧不堪，漏雨如注，蚊蚋成群。而梁实秋以苦为乐，字里行间洋溢着乐观的心情，极其恬淡。魏明帝于宣武场上断虎爪牙，纵百姓观之。王戎七岁，亦往看。虎承间攀栏而吼，其声震地，观者无不辟易颠仆，戎湛然不动，了无恐色。裴叔则被收，神气无变，举止自若。求纸笔作书，书成，救者多，乃得免。后位仪同 三司。王衍嘱咐族人做事，好长时间没有做，看见他在喝酒就问原因，那人大怒，把樏砸在他脸上。他一句话也没说，洗漱后和王导一块坐车谈笑自若。裴遐在周馥住的地方。裴遐和人下棋，周馥喝酒，裴遐正在玩，周馥特别生气，把他拉到地上，他还坐下，举止如常，脸色不变。以上诸人颇有唾面自干的风度。在识鉴下第十篇中，张翰被征为齐王东曹属吏，在洛阳见到秋风，因此想到家乡的菰菜羹、鲈鱼脍。说：“人生贵在使自己顺心，怎么会因为名利羁绊呢？”于是就离任。在这则中，我们看到的是张翰不以功名利禄为枷锁，注重使自己身心和谐真令人羡慕。 赏誉篇中诸则，②世2、3、4、8、10、15、16、20、32人评价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出处？）⑧裴楷评价夏侯玄：“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出处？）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见锺士季，如观武库，但睹矛戟。见傅兰硕，江廧靡所不有。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再如王戎评价山涛，庾子嵩评价和峤，等等，从评语中让人觉得被评价的人风度翩翩，面如冠玉，而且很有内涵，用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说的话：“翩翩绝世之少年。”神往那种风度、内涵、气蕴。 再如豪爽篇中第一则，王导年少时，晋武帝与当时贤士在一块谈种植，其他人都知道，只有王导都说的无关，说话的神情也不好，他说知道打鼓吹，武帝让人给了他，他在座位上振袖而起，扬槌奋击，音节谐捷，神气豪上，傍若无人，举坐叹其雄爽。突发奇想，晋武帝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