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红军长征部队序列及领导人、著名将领长征时的年龄
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下辖军委纵队及红一、三、五、八、九军团)
1、 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委员、临时中央负责人 博 古 27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张闻天 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41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司令 朱 德 48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委 周恩来 36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 云 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王稼祥 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刘少奇 36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邓 发 28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凯 丰 28岁
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 42岁
2、军委纵队(下辖4个梯队)
司令员 叶剑英 37岁
政 委 陈 云 29岁
第一梯队 司令员兼政委 彭雪枫 27岁
第二梯队 司令员兼政委 罗 彬(后为何长工)
第三梯队 司令员兼政委 武 亭(后为李维汉)
第四梯队 司令员 陈 庚 31岁
政 委 宋任穷 25岁
3、 红一军团(下辖第1、2、15师)
军团长 林 彪 28岁
政 委 聂荣臻 35岁
政治部主任 罗荣桓 32岁
参谋长 左 权 29岁
政治部宣传部长 邓小平 30岁
保卫局局长 罗瑞卿 28岁
第一师(下辖第1、2、3团)
师长 李聚奎 30岁
政治部主任 谭 政 27岁
第1团 团长 杨得志 24岁
第2团 政委 邓 发 24岁
第二师(下辖第4、5、6团)
政委 刘亚楼 23岁
第4团 团长 耿 飙 24岁
政委 杨成武 20岁
第5团 政委 赖传珠 24岁
第十五师(原少共国际师)
师长 彭绍辉 28岁
政委 肖 华 18岁
4、红三军团(下辖第4、5、6师。扎西整编后缩编为第10、11、12、13团)
军团长 彭德怀 36岁
政 委 杨尚昆 27岁
李富春 34岁
参谋长 邓 萍 26岁
第四师
师长 张宗逊 26岁
政委 黄克诚 32岁
第五师
师长 李天佑 20岁
政委 钟赤兵 20岁
第10团 政委 杨 勇 22岁
第11团 政委 张爱萍 24岁
政治处主任 王 平 27岁
第12团 政委 苏振华 22岁
5、 红五军团(下辖第13、34师)
军团长 董振堂 39岁
政 委 李卓然 35岁
参谋长 陈伯钧 24岁
第十叁师 政委 朱良才 34岁
6、 红八军团(下辖第21、23师，过湘江时严重受损，后并入五军团)
中央代表 刘少奇 36岁
军团长 周 昆
政 委 黄 苏
参谋长 张云逸 42岁
7、 红九军团(下辖第3、14、22师)
军团长 罗炳辉 31岁
政 委 蔡树藩
参谋长 郭天民 29岁
注：红一方面军于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出发，1935年10月19日
到达陕北吴起镇，历时1年，行程2万5千里，经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11省。出发时人数为8万6千人，到达陕北只剩约7千人，大约每12人中只有1人到达陕北。
二、红二方面军(下辖红二、六军团)
总指挥 贺 龙 38岁
副总指挥 肖 克 26岁
总政委 任弼时 30岁
副总政委 关向应 32岁
参谋长 李 达 29岁
1、 红二军团(下辖第4、5、6师)
军团长 贺 龙(兼)
政 委 任弼时(兼)
副政委 关向应(兼)
参谋长 李 达(兼)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31岁
第四师(下辖第10、11、12团)
第五师(下辖第13、14、15团)
师长 贺炳炎 21岁
第六师(下辖第16、17、18团)
政委 廖汉生 23岁
第18团 政委 余秋里 20岁
2、 红六军团(下辖第16、17、18师)
军团长 肖 克 26岁
政 委 王 震 26岁
参谋长 谭家述 25岁
政治部主任 夏 羲
第十六师(下辖第46、47、48团)
第十七师(下辖第49、50、51团)
第十八师(下辖第53团)
注：红二方面军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湘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10月22日至宁夏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历时11个月，行16000里，转战湘、鄂、川、黔、滇、康、青、甘、宁、陕共10省。进行大小战斗100多次。出发时共21000人，剩13300余人。
三、红四方面军(下辖第4、9、30、31、33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 37岁
总指挥 徐向前 33岁
副总指挥 王树声 29岁
政委 陈昌浩 28岁
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34岁
1、 红四军(下辖第11、12、13师)
军 长 王宏坤 25岁
副军长 许世友 29岁
政 委 周纯全 29岁
第11师 师长 陈再道 25岁
第12师 师长 张才千 23岁
2、 红三十军(下辖第88、89、90师)
军 长 程世才 22岁
政 委 李先念 25岁
政治部主任 李天焕 22岁
3、 红31军(下辖第91、92、93师)
军 长 王树声(兼)
4、 红九军(下辖第25、27师)
政 委 詹才芳 27岁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26岁
5、 红三十三军(下辖第97、98、99师)
军 长 王维舟 47岁
注：1935年5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向西策应中央红军，开始长征。1936年10月8日同一方面军在会宁地区会师。历时近1年半，曾三过草地，转战川、康、甘3省。 出发时为8万余人，剩33000人。
四、红二十五军(下辖第223、224、225团、手枪团)
军 长 程子华 29岁
副军长 徐海东 34岁
政 委 吴焕先 27岁
注：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离开鄂东北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9月于陕北延川县与陕北红军会师。历时10个月，转战豫、鄂、陕、甘等省，行程近万里。出发时人数
为2980多人，与陕北红军会师时为3400余人。
资料：
1.1955年授衔时，254位中将以上的将军中，有222人参加过长征。其中元帅9位，将8位，上将48位，中将157 位。
2.长征开始时的平均年龄：9位元帅36.5岁，8位大将31.7岁，48位上将25.9岁，157位中将23.8岁。
55年授勋授衔不少
徐向前 元帅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
徐海东 大将 红四方面军十五军团军团长
陈赓 大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
王树声 大将 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陈锡联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师长
陈再道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长
傅钟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郭天民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
韩先楚 上将 四方面军第七十八师师长
洪学智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部主任
李聚奎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
刘震 上将 四方面军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委
宋任穷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
宋时轮 上将 四方面红二十八军军长
王宏坤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王建安 上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政治委员
王新亭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谢富治 上将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许世友 上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司令员
张宗逊 上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
周纯全 上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
鲍先志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卫生部政治委员
曹里怀 中将 红四方面军一局局长
陈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二七六团团长
陈庆先 中将 红四方面军回民独立师政治委员
陈先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七十四师师长
程世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军长
杜义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骑兵师师长
范朝利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师参谋长
胡奇才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孔庆德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独立第十师师长
李成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通信营政治委员
李天焕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军军政治部主任
刘昌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五师团长
刘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刘兴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卫生部总务处处长
倪志亮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校长
聂凤智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团长
皮定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营政治教导员
钱钧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团长
秦基伟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三十一军第二七四团团长
陶勇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十二师团长
腾海清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
王必成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八十九师副师长
王近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
吴瑞林 中将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共青团团委副书记
吴先恩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经理部军需处处长
徐斌州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九军二十七师八○团政治委员
徐立清 中将 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委员
徐深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参谋
杨国夫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三十团副营长
曾绍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司令部参谋
詹才芳 中将 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十二师政治委员
张才千 中将 红四方面军参谋主任
张仁初 中将 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通江分局保卫队队长
张贤约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
赵镕 中将 红四方面军供给学校校长
郑维山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九军第八十一团政治委员
周希汉 中将 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
周志坚 中将 红四方面军红四军第十师师长
1930年2月24日凌晨5时左右，江西永新县城一幢民房里突然响起几声凄厉的枪声，一个高大的身躯倒在了血泊中……就在这时，一个人在枪声不远处慌忙骑马向城外禾水河的浮桥疾驰，岂料浮桥已被拆断，当马踏上浮桥只听“啊”的一声，连人带马一下子栽进了幽深的漩涡中……
这两名死者就是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袁文才、王佐!
袁文才、王佐之死是井冈山斗争史上一场令人扼腕叹惜的悲剧，而导演这场悲剧的人，就是时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朱昌偕，他对袁、王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昌偕：从裁缝工人到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
朱昌偕是井冈山斗争中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多次提到他。
朱昌偕，1907年8月生于江西永新县县城，幼年丧父，家境十分贫寒，靠体弱的母亲织布和给爆竹店做小工养家糊口。14岁时拜师学裁缝，3年满师后即在县城给人缝衣。
1926年9月，大革命运动如暴风骤雨般席卷永新，朱昌偕勇敢地投身到大革命运动洪流中去，他组织和率领县城的学徒和青工们冲进县衙门，砸碎了县衙门“明镜高悬”的牌子。不久，县工会成立，朱昌偕被推选为县工会下属的学徒、青工联合会主席。1927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随县委撤至永新、宁冈边境的九陇山区坚持斗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湘赣边界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朱昌偕先后担任永新县工人赤卫中队队长、永新县赤卫大队党代表，率永新地方武装配合红军参加了龙源口战争和永新困敌等战斗。他革命坚决，斗争性强，工作肯于吃苦，受到人们称赞。1928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永新县委常委，并担任县总工会委员长。在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第二次代表会上，朱
昌偕当选为特委委员。同年12月担任了特委常委，同时兼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他精力充沛，工作有魄力，能打开局面，永新的工作多次受到特委、前委表彰。
朱昌偕真正得到边界军民的赞誉、拥戴，并成为边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井冈山失守后。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彭德怀率红五军先后离开井冈山出击赣南后，敌军攻占了井冈山，后又以重兵进攻九陇山。这时边界特委机关及各县委机关已被打散，各县党组织和赤卫队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就在这外部面临强敌进攻、内部缺乏统一组织和指挥的危急时刻，朱昌偕以边界特委常委身份，挺身而出，召开各县党组织和赤卫大队负责人联席会议，成立湘赣边界临时特委，朱昌偕被推选为书记。在临时特委的领导和指挥下，边界军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使边界斗争形势转危为安。
5月，原特委书记邓乾元回到边界，朱昌偕即回永新，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同年8月，邓乾元离开边界，朱昌偕重新担任边界特委书记，担负起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工作。在此期间，朱昌偕积极领导边界各县整顿党的组织和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红色政权，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使湘赣边界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
朱昌偕在其威信日益提高的同时，也渐渐显露出工作和性格上的一些缺陷：他工作雷厉风行，处理问题坚决果断，但有时却存在考虑不周和失之偏颇；他性格急躁而固执，情绪易冲动，听不进反面意见，气量有些褊狭。正是由于自身这些缺点，而导致了他以后在处理宛希先和袁文才、王佐问题上的重大失误，造成了井冈山斗争史上的悲剧。
朱昌偕与袁、王间矛盾之由来
在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之前，朱昌偕及特委副书记王怀、常委刘天干等负责人与袁文才、王佐在工作上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也无什么矛盾。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朱德、毛泽东率部离开井冈山、朱昌偕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以后产生并日益加深的。
袁文才、王佐在湘赣边界是大名鼎鼎、妇孺皆知的人物。袁文才是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人，生于1898年10月。袁文才少年时进过中学，终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后因带头抗租闹粮，与当地豪绅结下冤仇。1924年他组织绿林马刀队，占山为王，公开打起了劫富济贫的旗帜。王佐，1898年5月生于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家境贫苦，没有读过书，后学裁缝谋生，因不堪豪绅压迫，也拉起了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在井冈山一带过着绿林生涯。1926年9月，在当地党组织工作下，袁、王率部下山，队伍被编为农民自
卫军，参加了大革命。1927年10月，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后，袁、王对工农革命军给予了大力支持，并接受了前委及毛泽东领导，袁、王部队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5月以后为红四军红二团)，袁、王分别任正、副团长，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王率部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屡建战功。朱、毛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袁、王部队奉命留下来坚持边界斗争，两人都担任了边界特委常委。
按理说，袁、王二人早已脱离绿林生涯，参加了革命，并在特委领导下进行活动，为什么会与朱昌偕等产生不小的矛盾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袁、王虽已参加革命，所部也改编为正规红军，但绿林习气毕竟一时难以彻底消除。他们对毛泽东较崇拜，甘愿服从，但对其他人的话就不太听得进去。在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后，他们认为朱昌偕、王怀及宁冈县委书记龙超清只会纸上谈兵，耍嘴皮子，真刀真枪不行，因此自己的部队行动常不请示报告，独断独行，引起了特委、宁冈县委的不满，因而双方产生了隔阂和矛盾。而更主要的是，党的“六大”通过的有关决议中，对参加武装起义的土匪部队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看待，严厉镇压他们”的“左”的政策对边界党的影响深重，这一政策使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人始终未把袁、王当成自己人，对他们戒备多于信任。袁、王也心知朱昌偕为首的特委一班人对自己另眼相看，不信任，便生出不满和怨气。这样一来，双方的矛盾也就与日俱增了。
朱昌偕与袁、王之间的矛盾因宛希先被杀而加深
朱昌偕等与袁文才、王佐间虽然已存在不小的矛盾，但在恢复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双方尚能以大局为重，共同对敌，矛盾未公开化。直到这年的11月，因边界特委常委宛希先被特委错杀，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几次动武后，他们之间的矛盾才公开化，也越来越深了。
宛希先在井冈山是一位不寻常的人物，他是毛泽东十分器重的领导骨干和得力助手。宛希先，湖北人，曾在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第五连任连长，1927年9月参加了秋收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一营党代表。1928年5月，红四军成立时，宛希先任军委委员、第十师党代表，并先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第一、二届特委委员、常委。1929年1月，红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时，前委决定他留下来参与领导边界的斗争，兼任中共茶陵县委书记。
然而令人想不到的是，宛希先却于这年的11月被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所诛杀。处决宛希先的命令
是朱昌偕下的。朱昌偕为什么要杀宛希先?事情还得从1928年8月永新县委妇女部长龙家衡被错杀说起。
出身地主家庭的龙家衡，是一位勇于向旧世道宣战的叛逆者。1926年夏，她与刘真、王怀等共产党员从外地回到永新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春，她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与担任中共永新县委书记的刘真结为夫妻。同年6月，她担任了永新县委妇女部长。
1928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正在永新县九陇山区开展工作的龙家衡，突然得到丈夫刘真的父亲病逝的噩耗，来不及向县委、特委请示，只向身边的同志交代了几句便化装成村里小媳妇模样，连夜赶到位于白区的刘真家中，安排料理公公的后事。但是她的行踪被敌靖卫团探知。当龙家衡返回根据地时，敌靖卫团尾随其后，企图偷袭区委机关和红军医院。说来也巧，正好宛希先率二连红军到了九陇山区，击退了靖卫团的进攻。靖卫团这次偷袭虽未成功，但在九陇山区“有人通敌”的议论却闹得沸沸扬扬。宛希先早就知道龙家衡出身富绅家庭，原本就对刘真娶她做老婆有看法，现在又发生了龙家衡前脚到、敌人后脚跟来的事情，不免对龙家衡产生了怀疑，于是宣布对龙家衡进行审查。在审查中，宛希先的部下竟掏枪威逼她招供。谁知鬼使神差，无意中枪走火，致使龙家衡倒在了血泊之中。
刘真是朱昌偕的入党介绍人，龙家衡又是朱昌偕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龙家衡的死引起了朱昌偕、王怀等永新县委不少人对宛希先的强烈不满，甚至怨恨，一直没有消除。
1929年11月间，边界特委决定边界各县地方武装统一行动，攻打仍被敌军占据的永新县城。宛希先在茶陵县作了布置，只等按指定日期出征。然而茶陵工农武装要去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消息，被驻扎在茶陵县的国民党军队获悉。敌人在茶陵通往永新的要道上布下重兵，专候茶陵工农武装自投罗网，面对此种情况，宛希先思量再三，最后作出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茶陵工农武装不参加攻打永新县城的行动。
攻打永新县城的战斗虽然没有茶陵的武装参加，但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然而，朱昌偕却为宛希先不服从特委命令而大为恼火，他决定在九陇山下的大湾村召开专门会议，要宛希先说清原因。在会上，无论宛希先怎样解释，朱昌偕都置若罔闻，严厉指责宛希先，其他与会人员矛头也指向宛希先。与宛希先关系尚好的袁文才、王佐因休整部队未到会，宛希先陷入孤掌难鸣的境地。会议最后把不执行特委决议、破坏对敌斗争的罪名加在了宛希先头上，解除其职务，并关押审查。
宛希先被关在一间茅屋里，感到事
态严重，决定赶快离开这里去向上级汇报。深夜，他趁看守疏忽，撬开窗子逃了出来。因大湾村一带四面尽是高山峻岭，加上夜色漆黑，看不清山路，只好暂躲在山里，计划天亮后再走。但朱昌偕等很快得到宛希先逃跑的消息，断定他是畏罪潜逃，连夜动员千余人打着火把搜寻。在一个小山洞里，宛希先被赤卫队员搜出。朱昌偕、王怀、龙超清等几位特委主要负责人本来就对宛希先有积怨，盛怒之下，由朱昌偕亲自下命令，将宛希先杀害了。
宛希先被轻率地处决也引起特委内部的不同意见，特别是袁文才、王佐对朱昌偕最为不满。他们感到这是朱昌偕“杀鸡给猴子看”，给他俩的警告：倘若胆敢违抗特委的意旨，宛希先的结局便是实证!但袁、王二人生性桀骜不驯，服软不服硬，倒真要铁锤碰铁砧，向朱昌偕等人要个说法，为宛希先讨个公道。
袁文才、王佐率一拨人马到了大湾村，在屋里见着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人。一见面没说上几句话，王佐火爆脾气就发作了：“宛麻子究竟犯了哪条王法?他身为特委常委，你们竟擅作主张，说杀就杀，说剐就剐，今天倒要你们说个清楚!”
朱昌偕见袁、王大有兴师问罪之意，怫然作色，说：“宛希先违抗特委决议，是罪有应得!谁违抗特委决议，就是这个下场!”朱昌偕话中明显带着警告和威吓。
袁文才强压住胸中怒气：“老朱，你莫抓着鸡毛当令箭，动辄拿特委来压人!老宛被杀明明是有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嘛!”
王佐可不吃朱昌偕这一套，大声嚷道：“姓朱的，你们莫不是想把反对你们的人斩尽杀绝?老子天不怕、地不怕，还怕你们这几个鼠肚鸡肠的人?有本事就试试看!”说着，拔出手枪往桌上重重一拍。
顿时，屋内沉寂下来，空气窒息得让人透不过气。好一会儿，朱昌偕才缓过神来，喝道：“王佐，你太放肆了，你莫不是想威胁特委?”
众人也都齐声斥责起王佐来。
袁文才也觉得王佐的举动有点过份，忙叫他把枪收起来。又对众人说：“王佐是个粗人，哪个不晓得?今天再扯也没什么意思，以后到前委去理论。”说完，扯着王佐衣袖就走，王佐口中还兀自嚷道：“革命，革命，革我个毛，这样子革命有咋个意思吗!”
朱昌偕计诛袁文才、王佐
朱昌偕自袁文才、王佐来特委大吵之后，对袁、王二人既恼恨又怵惕，认为此二人桀骜不驯，目无特委，今后一定会危害革命，难怪党的“六大”作出决议，要严厉镇压这些人，心里自此萌发了铲除袁、王二人的念头。
1930年1月间，中央派了特派员彭清泉来到永新县了解湘赣边界
的革命斗争情况，朱昌偕向彭汇报了袁、王的情况，特别是提到了自己对袁、王的担心。彭清泉当然早就知道党的“六大”的决议，也认为袁、王是革命队伍中的隐患，袁、王问题应该早日解决。1月18日，由彭清泉主持，在江西遂川县雩田村召开了中央湘赣边界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会议决议中的第5条就是“必须坚决解决袁、王问题”。
朱昌偕回永新后，与王怀、龙超清等人商议如何解决袁、王。龙超清认为，袁、王虽目无特委、独断独行，难以指挥，但至今尚无反对革命、投靠敌人的行为，现在解决袁、王难以服众，弄不好会给革命造成不良后果，还是从长计议为好。王怀也是这个意见。朱昌偕思量再三，也认为目前解决袁、王为时尚早，就同意了龙超清、王怀的意见。
然而，时间未过一个月，朱昌偕又召集边界特委有关人员开秘密会议，作出了立即解决袁、王的决定，其导火线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是湘赣边界赫赫有名的反动人物，身任茶陵、酃县、宁冈、永新、莲花5县联防团团总，是红军的死对头。他有个40多人的兵工厂，能生产步枪、子弹、手榴弹。袁文才、王佐一直想把这个兵工厂缴获过来，为自己所用。1930年2月21日，罗克绍带着随身警卫30余人到茶陵县猎狗垅姘妇家过夜。袁文才、王佐获悉这一消息，率部连夜急行45余里，攻打猎狗垅，活捉了罗克绍。袁、王为了让罗克绍缴出兵工厂，并让罗长期供给钢材、洋硝等原料，未拘押罗克绍，而是摆了酒席招待他，还给他安排了住处。罗克绍原想此次被捉必死无疑，想不到竟受到礼遇，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待袁、王提出要他缴出兵工厂并供给原料，他一口答应并信誓旦旦，决不食言。第二日，袁文才、王佐便将罗克绍释放回茶陵了。
袁文才、王佐所做的一切，事关重大，却没有向中共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请示报告，宁冈县委、湘赣边界特委对此事全然不知。但是“袁、王勾结罗克绍要反水”的谣言却不胫而走，朱昌偕得知后虽半信半疑，却甚为担心。他连夜召集边界特委负责人及永新、宁冈县委领导人开会研究对策。朱昌偕认为，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袁、王勾结罗克绍反水是真是假，但袁、王不请示特委擅自释放罗克绍却是不争的事实。再说，倘若袁、王反水是真的，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为了革命不致遭到损失，应该果断地先下手为强，除掉袁、王。对朱昌偕的这个意见，与会者均表赞同，最后通过了立即解决袁、王的决定。
但是要诛杀袁、王，并不是件容易事。袁、王队伍有700多人，队员强悍
，打起仗来勇猛不怕死，硬对硬难以对付，只能智取。朱昌偕提议，以特委的名义给袁、王去一信，声称上级决定，边界各县红军警卫营、连拟编入红六军，袁、王部为六军三纵队，袁为司令，王为副司令，即日开赴永新县城集合，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待袁、王到永新后，将他们与部队分开安排住宿，晚上即可行事。大家都同意朱昌偕所定计策，但王怀仍担心袁、王部队反抗，难对付，又提出，红五军现正驻扎在安福县，最好以特委名义去求助红五军，要求其开到永新城来配合行动，方能万无一失。众人都认为这样稳妥。红五军信以为真，答应了特委的请求，出兵予以配合。
几十年以后，《彭德怀自述》一书(1981年版)披露了当时的情形：“某晚深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似乎还有王怀或其他人，记不清楚了)来我军部，向军委报告情况。他们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袁、王有将参加边区县以上联席会议的同志一网打尽的可能。事情万分危险，请求红五军立即出动挽救这一危局。”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袁文才和王佐接到特委来信后，不知是计，两人不敢怠慢，遵照命令，除留少数人在宁冈外，率大部于2月22日傍晚抵达永新县城。朱昌偕、王怀事先已派人安排好了袁、王及其部队的住宿地点，部队分住在一处祠堂和几个店铺，与袁、王住处有一段距离。袁、王二人做梦也不会想到特委要诛杀他们，对特委的安排并未在意，更无防备之心。
2月23日，特委请袁文才、王佐看戏，吃饭，甚为热情。席间，朱昌偕、王怀轮番向袁、王敬酒，又说了一番革命同志要摒弃前嫌、团结对敌的话。袁、王都是直肠子不拐弯的人，哪会怀疑朱、王等人是虚情假意?当晚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从安福县洲湖镇出发，24日拂晓前赶到了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住所及所部。凌晨5时左右，朱昌偕率十几个警卫人员到了袁文才的住所，朱声称有要事相告，敲开了袁文才的房门，随即向尚未起床的袁文才开枪，袁文才来不及哼一声，便被打死在床上。副官李筱甫也被打死。住在不远处的王佐—向警醒听到枪声，知情不妙，急忙起床，在随从簇拥下，直奔马厩，牵出坐骑，翻身上马，慌忙往东门疾驰，奔上禾水河上的浮桥。岂料河中浮桥已被拆断，王佐连人带马栽入河中。王佐不识水性，被湍急的漩涡卷入幽深的东瓜潭中淹死……
杀害袁、王无疑是错误的，在这一事件中，主谋者朱昌偕作为湘赣边界特委书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朱昌偕策划杀害袁文才、王佐，虽然是出于种种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受“左”倾思想影响，因此，
从根本上讲，井冈山斗争史上“袁、王被错杀”这一悲剧是“左”倾的悲剧。
－－－－－－－
杀袁文才、王佐的朱昌偕
朱昌偕，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
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 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朱昌偕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hou，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
：“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
没过多久，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来自中共档案网）
－－－－－－－－－－
婉拒毛泽东 王佐、袁文才被错杀始末（来自搜狐）
袁文才曾经婉拒毛泽东上井冈
袁文才，1898年生，祖籍广东梅州，祖上迁往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村，属客籍人，1921年考入邻县永新的禾川中学。几年后，因反抗当地豪绅压迫，参加了井冈山的绿林武装“马刀队”，因有文化，不久担任了参谋长。1926年9月，在当地农民运动的影响下，他率部举行了宁冈暴动，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袁文才率部退出宁冈，在茨坪一带坚持斗争。为了站稳脚跟，他和山上的王佐结为“老庚”（同年出生），彼此约为兄弟，相互支持。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秋收起义留存下来的余部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与此同时，在宁冈茨坪的袁文才得知消息后，心中大为惶惑。他虽然是一名中共党员，但面对大革命失败后基层组织的无序状况，对于毛泽东以及那部分武装，心中也没了底。他立即将部队分散在茨坪步云山一带埋伏，以观动静。
毛泽东率部到达三湾的当天，就派人给袁文才送去了一封信，表示愿与袁、王二人合作，共同建立红色根据地。
袁文才接信后，立即召集部众商议。他的文书陈慕平因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听过毛泽东的课，并介绍说毛泽东与彭湃并称为共产党人中的两大“农运王”，有见地、有思想，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袁文才对此也略知一二，但对毛泽东还是心存戒备。思来想去，他写了一封措辞婉转的回绝信：
毛委员：
敝地民贫山瘠，犹汪池难容巨鲸，片林不栖大鹏，贵军驰骋革命，应另择坦途。
敬礼
袁文才叩
信写好后，袁文才派陈慕平与宁冈县中共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一道赶往三湾。见信后，毛泽东不露声色。他热情地接待了两
位来使，反复向他们说明了工农革命军的来意，希望袁文才能同工农革命军合作，共同开展革命斗争，建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为表明诚意，毛泽东还将当时部队中最好的短枪拿出来，分别送给陈慕平、龙超清及随行人员各一支。
返回茨坪，陈慕平、龙超清向袁文才详细汇报了此次相见的情况，并劝说袁文才与毛泽东合作。将信将疑中，袁文才表示愿意合作，但仍存些许戒备。
10月6日，古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茨坪大仓村林风和家会见了袁文才。
袁文才见毛泽东仅带了六七个人，且身上没有武器，才宽下心，撤走设伏部队，热情地将毛泽东迎进吊脚楼。
他们的谈话从上午一直进行到太阳快落山之时，毛泽东向袁文才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称赞袁文才在艰苦复杂的条件下为革命保存了枪支和部队，并勉励他以后为革命多做工作。
最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说，他要率部去广东汇合贺龙、叶挺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但要留下一些人，与袁文才一道经略起这块根据地，以便将来有个接应。
袁文才与毛泽东一席对坐，如沐春风。他当即表示，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钱粮的事由他管。但宁冈太小，需要到邻近的茶陵、遂川、酃县一带去打土豪。
同时，袁文才还表示，他愿与山上的“老庚”王佐联系，共创大业。
毛泽东大为高兴。日暮天残，两人作别时，毛泽东又送了100余支枪给袁部。为表诚心，袁文才也捧出1000块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做给养。
次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从古城来到了茨坪，并在此设立了后方医院和留守处。
由于沿途的劳顿奔波，毛泽东的脚疾复发了，袁文才特地派出自己的贴身警卫做毛泽东的勤务兵，并亲自送毛泽东去坝上村养病。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坝上村养病的毛泽东在思索：如果能将袁文才的武装成功改造过来，为党所用，于革命而言，自然是如虎添翼。
当毛泽东试着提出自己的主张时，同样急于将自己的绿林武装改造成一支正规军的袁文才爽快地答应了。
不久，在袁文才的帮助下，山上的王佐同样接受了政治与军事上的改造。
在此期间，毛泽东结识了贺子珍。袁文才做媒，促成了这段姻缘。
1928年2月上旬，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完成了他们向正规的工农革命军转变的关键性一步。在宁冈大陇的朱家祠堂前宽大的草坪上，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副之，何长工任党代表。4月，王佐入
了党。
5月，红四军正式成立。袁、王部被编为第三十二团。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在茨坪成立，袁文才担任工农兵政府主席。9月，又担任了宁冈县委书记。王佐则担任了湘赣边界特委委员、井冈山防务委员会主任。
1928年7月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根据地的党、政、军各机关，逐渐迁到茨坪。为了进行根据地的对外防务，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下设防务委员会，由王佐担任防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整个根据地的防务。
毛泽东心事重重地离开了井冈山
随着斗争的深入，国民党对井冈山“进剿”规模逐步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某些局限，特别是地瘠民贫，不易筹粮、筹款的问题摆在了眼前。
1928年底，国民党调动了3万余人的兵力，对井冈山实施围困战术。由于这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加之经济上的封锁更加严密，红四军上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之中。
面对这种困难，毛泽东、朱德等在1929年1月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柏路会议。决定实施毛泽东提出的“围魏救赵”战略，由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率领红五军留守井冈山，朱、毛率领红四军主力二十八团、三十一团挥师下山，直出赣南，从而达到内线坚守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目的。
1月7日中午，柏路会议正式结束，代表们纷纷起身离座。时任中共红四军前委书记兼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忙向鱼贯而出的彭德怀、谭震林以及湘赣边界特委书记邓乾元、中共永新县委书记龙超清、宁冈县委书记王怀等人招了招手，将他们留了下来。
毛泽东抓过身旁的布包，环视了众人一眼，抖落出了已经传达过的中共六大文件。他用手指着《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章节，使劲扬了扬说：“让大家留一下，是要传达一个文件。上午传达时，袁文才、王佐在，我跳过了这一段。”
大家一听，立即睁大了眼，不由得面面相觑。
“这是中央‘关于与土匪的关系’一节”，毛泽东抬眼看看大家，又念了起来，“暴动前可以同他们联盟，暴动后则应解除其武装并消灭其领袖。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暴动前可以适用。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免遭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
念完这一
段，毛泽东放下文件，心情沉重地说：“你们听明白了吧？就这一段，我上午没念。真不晓得中央搞么子呀？弄出这一条政策来。要是老袁、老王晓得了，还不知有啥事？你们几个议一议，该咋办？”
王怀和龙超清最先站起来表态：“既然中央有这样的指示，我们应当执行，对于井冈山的土匪，我们也应坚决歼除。”
快人快语的陈毅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说：“前几天我们红四军才发了《告绿林兄弟书》，号召绿林兄弟们加入红军，与共产党齐心合作，怎么一下子又变了调头？再说，老袁、老王他们早就是革命同志了。”
朱德也表示了异议：土匪的称呼是土豪劣绅的叫法，老袁、老王是被逼上山，共产党理应团结他们。再说，中央这么做，不是让红四军去干过河拆桥的事吗？自相残杀，怎么也说不过去。
谭震林则从战略的角度支持了朱德、陈毅的观点，井冈山上的任何事都离不开袁文才、王佐，尤其是在眼前的困境下，更要倚重他们协助红五军守山，可出不得乱子。
毛泽东听到这里，心里一下宽慰多了，他一锤定音说，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不在中央文件的意思范畴内。对于袁文才和王佐两位同志，我们不能把他们当作土匪看待。经过一年多的考查和共同的战斗，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为党的事业，为根据地的巩固，为红军的壮大，兢兢业业，立下了许多功劳。他们是功臣。当然，情况还得向中央报告清楚，免得日后留下什么后遗症。
王怀、龙超清只得不再争辩。
然而，刚在上年底接替谭震林担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却对毛泽东的决定有异议。在他看来，中央文件对土匪的处置不是凭空制定的。袁文才、王佐二人过去确属土匪头目，现在参加了红军，进入到苏维埃政权，不能不引起重视。有鉴于此，他认为应该将袁文才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一职免去，另行换岗，不让他与王佐纠合在一起。邓乾元的意见得到了众人的赞同。
毛泽东也觉得这个提议既可行又合理。于是，他又果断地提出了将袁文才调离井冈山，改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大部队一起远征赣南。
朱德也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袁文才上过师范，有一定文化，能打仗，完全可胜任这一职。再说，副参谋长职务上还有军长、党代表、红四军前委呢。为了照顾袁文才的情绪，毛泽东又建议并通过了任命袁文才的好友刘辉霄为前委秘书长的决定。
当然，毛泽东没有明说，他对于知识分子出身的袁文才，心中有一些另外的看法。据《彭德怀自述》称：“毛主席说，袁这个人很狡猾，名堂很多。”
值得注意
的是，时任红五军军长的彭德怀以不清楚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为由，自始至终没发表任何看法。
次日，毛泽东找到袁文才，通报了前委对他的任职方案，希望他能顾全大局，出任红四军副参谋长，随军行动。不过，毛泽东依然对中共六大文件中有关“土匪”问题守口如瓶。
袁文才心中当然割舍不下他熟悉的井冈山，但最终他还是表态：愿意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
毛泽东心中得到了些许慰藉。不过，井冈山眼前所处的困境实在令他不安：3万余国民党大军压境，仅剩红五军与王佐的三十二团留守，正值天寒地冻，部队补给困难，他们能守得住吗？
他尤为担心的是，湘赣边界特委一班人大多与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团关系紧张，相互掺杂进了许多狭隘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犹如一团难以理清的乱麻。
大敌当前，他们能否携起手来，共御强敌，保住这面红色的旗帜？
这在毛泽东心中打下了大大的问号。为了平衡关系，也为了能真正黏合住边界特委与王佐等人，他将自己一贯器重赏识的党务工作者、人称“宛麻子”的宛希先留了下来，并反复作了特别交代。
袁文才竟然看到了那份要命的文件
时间如白驹过隙，倏忽间便到了1929年5月。围困井冈山的敌军因忙于军阀大战，大部已撤走。井冈山上下无不欢欣鼓舞，长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远征赣南的红四军经过连日的长途奔袭后，作了短暂休整。这天，袁文才迎着暖融融的阳光，来到了与他一向交厚的前委秘书长刘辉霄处，准备叙叙话，四周走动一下。
做事有城府、不爱张扬的袁文才来到刘辉霄处，见门敞开着，院子外两条破长凳上晒满了文件。窗户内，刘辉霄来回走着，不停地整理前委的东西。
袁文才望望忙碌的刘辉霄，没有惊动他，悄悄走到了门口。他正欲跨门而入，却在本能间回头一瞥。只见长条凳上一溜地摆着中共六大的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份用铅笔画出了粗粗的黑杠，在阳光的映衬下，显得异常醒目。
袁文才收住脚，好奇心顿生。他返身仔细一看，那粗黑的铅笔下画出的居然是一行如此醒目而又刺动他神经的标题——“与土匪的关系”。
他屏住呼吸，急速地读了下去。这一读不要紧，一读完，袁文才倒吸一口凉气，顿觉寒彻肌骨，仿佛掉进了冰窖。
袁文才放下文件，一跌坐在地上。刘辉霄闻声而出，看见袁文才如此失魂落魄，心中顿时明白了。他走过去，用力将袁文才扶进室内，然后瞅瞅四周，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两人默坐一阵，袁文才怏怏地告退。从此，那份文件像梦
魇一样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跟随南下部队到了广昌苦竹坝，觉得自己已陷入了无妄之灾的袁文才，决心脱离红四军，再回井冈山。他拉上刘辉霄、谢桂标等人，以“到哪里都一样的革命”为由，将一张“告假条”放在军部，趁着黑夜悄悄离开部队。一路上，他们化装成商贩，昼伏夜行，赶往井冈山。
5月中旬，袁文才悄悄回到了井冈山，藏在了王佐那里。他痛心疾首地对王佐说：“我们再怎么忠心，他们还是信不过。”
几天后，在井冈山腹地边界特委所在地砻市，中共宁冈县委书记谢希安从新城急匆匆赶了过来，向特委书记邓乾元报告了袁文才不辞而别，悄悄从赣南逃回了井冈山，现藏在王佐那里的情况。
邓乾元大为惊讶，始觉不信，后确证了消息。三天之后，他与特委委员龙超清、谢希安等前去“看望”了袁文才，并代表特委邀请袁文才“出去工作”。
尴尬自责和无奈无助中，袁文才默默地应允了。
5月下旬，中共宁冈县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对已经出来工作的袁文才作擅离红四军的处理。
凑巧的是，被毛泽东一向器重并特意留下来的特委组织部长宛希先也前来巡查工作，列席了会议。
岂料，这次正常的党委常委会却开得变了调。龙超清、谢希安等土籍干部力主从严处理，开除袁文才的党籍；而刘克犹、李筱甫两名客籍常委则坚决反对。一时，土、客籍的两派党员激烈交锋，相持不下。
身为特委组织部长的宛希先，不得不以上级领导的身份在下一级党委会上加以仲裁。
宛希先经过反复劝解调停，引导会议采取了折中办法：给袁文才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仍参加县委常委工作，负责三十二团军事及宁冈地方武装的领导。
毛泽东的两个心结
1929年8月，邓乾元被调往湘鄂赣苏区，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上任前夕途经武汉时，他在一家客店里向中央写下了一份长达1．2万字的报告，专门报告边界特委的工作，重点突出了他对袁、王二人的现状及认识。
报告称：危害边界政权的第一势力是土匪，又对特委政权加以定性：“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征兆。王在袁的影响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益恶化。”“要是不能肃清土匪，则土匪必将与我们为敌，国民党若因其有益而利导之，以夹攻我们，则我们危矣。”
最后，邓乾元以湘赣边界特委的名义，对袁、王的处理提出了如下对策：“土匪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
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中策行之最久，上策一行之，而土匪不再上当，下策则需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执行下策或别想办法？”
问题显然在升级。此前，邓乾元的前任、杨开慧的堂兄杨开明也与袁、王二人格格不入，他根本就不赞同毛泽东对二人的认识，并向中央报告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不禁要问，一手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为什么会对此坐视不管？特委书记为何会越级上告？
一则毛泽东远在赣南，对井冈山的事鞭长莫及。二则，湘赣边界特委虽依托井冈山而建立，但在组织程序上却隶属湖南省委，更何况特委的建立是在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之前。其他基层组织如永新、宁冈等中共组织的建立是在1926年左右。毛泽东至多只是对其组织人事权有较大影响而已。
因此，对边界特委如何正确看待袁文才、王佐并能与其融洽相处，成了毛泽东离开井冈山时的一个重要心结。
毛泽东的另一个重要心结，便是对根据地内纠缠不清的土、客籍争端伤透了脑筋。因为这种争端导致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二人的根本对立，说开去就是敏感的“党与枪”的关系。
当时，井冈山根据地广为留传着这样一句时谚：“土籍的党，客籍的枪。”这形象地说明了特委与袁文才、王佐之间的现状。
客、土的不相容矛盾在历朝历代都未能解决好，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不例外。工农革命政权建立后，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政策。由于土籍土豪数量远远多于客籍，由此而来，客籍人高兴了，土籍人却认为吃了大亏，加上一些反动分子趁机挑拨，一时间，根据地内因打土豪、分田地而引发的土、客籍纠纷层出不穷。
维持现状吧，革命纲领不容许。继续执行呢，土、客籍矛盾一时又难以解决。尤其令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劳神的是，土、客籍的党员大多又置党性原则于不顾，若明若暗地卷进了双方的纠葛中。
以1928年2月18日成立的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为例，推荐选举工农兵政府主席时，土籍与客籍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毛泽东只得退而求其次：工农兵政府主席由两籍人士轮留担任，任期三个月。双方这才平息下来。
岂料，这一方案后来又横生枝节，待到土籍人任期届满后，客籍人推举的主席，还未坐热，就被土籍人把持的宁冈县委以“没文化、水平低”为由撤换下来。这一下差点激起客籍人的民变。袁文才以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的名义否决了宁冈县委的决议。
官司打到了毛泽
东处。他批评龙超清、袁文才等人：“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不分籍贯地界，群众不懂，难道你们也不懂？亏你们都是党的负责干部！土、客籍的界限要你们带头去打破，可你们是怎么打的？打到党内来了，涉及区委、县委，成了土籍一个党，客籍一个党！”心情沉重的毛泽东接着又说：“消除土、客籍矛盾，应当首先从党内开始，道理已经说得够明白了。哪个以后还要搞土、客籍争端，组织上对他不客气！”
随后，宁冈县委在步云山开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继续围绕着土、客籍争端进行思想教育，毛泽东也抽时间到训练班讲课。
遗憾的是，这些举措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土、客籍间的争端。
“八月失败”后，以袁文才、王佐为主的客籍人掌握的红四军三十二团，在茅坪居然无组织无纪律地枪杀了土籍人、原宁冈县工农兵政府主席文庚宗。土籍人大为恐慌，一下子逃往邻县达6000人之多。后经边界特委与红四军前委采取断然措施，方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深埋在土、客籍人之间的仇恨却愈加难解。
宛希先之死
作为特委班子里重要成员的宛希先，是唯一的外籍干部。这位时年24岁的党务工作者，祖籍湖北黄梅，自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一直专事井冈山根据地的地方政权建设。
他原本为土、客籍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在各方面声望都很高，尤其与袁文才、王佐过从甚密。自朱、毛率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更成了袁、王在边界特委内唯一的依靠和缓冲。
边界特委与袁、王二人关系形同冰炭之际，他的地位愈加凸显出来。因此，如果在三任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邓乾元、朱昌偕）的提议下，土籍人把持的边界特委欲除掉袁、王二人连同他们的三十二团，则必须搬开宛希先这块横亘其间的巨石。
特委在书记朱昌偕的掌控下，对宛希先动了杀机。开始，他们担心与袁、王没有撕破脸，且素来支持毛泽东的永新县委一干人不会参与其中。孰料，一经密谋，永新县委书记刘真与宁冈县委书记王怀一致赞同。
刘真积极性最高，一直暗伏在心中却又始终无法排遣的对宛希先的仇恨，令他在关键时刻完全丧失了理智。
他们之间有何仇？
事情还得从“八月失败”说起。1928年8月，红四军下山攻打郴州，宛希先仅率红四军三十一团两个连留守边界。国民党地方民团闻讯后，立即出动200余人，在永新大地主、县联防团团总龙庆楼的带领下，迅即窜犯。同时，他们虚张声势，称国民党正规军将从吉安攻打永新。
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永新县赤卫队队长贺敏学等人带
领该县7名妇女干部退守在小西江一个村上的祠堂里。到了晚上，龙庆楼带领联防团偷袭而来。赤卫队仓促应战，遭受了巨大损失。一排牺牲了18人，另17人藏于隐匿处方才脱身。
对这番惨景与损失，边区特委与永新赤卫队都觉得万分难过。伤心之余，一条无法证实的传闻不胫而走。有人妄断，永新县委书记刘真新婚三个月的妻子、妇女干部龙家衡暗通民团，出卖组织。因为，联防团团总龙庆楼是其胞兄。
这一下如同满锅沸油浇下了清水。赤卫队一排长汪某带着8名战士找到贺敏学，坚决要求把龙家衡抓起来。贺敏学极力劝慰，以龙家衡矢志革命，早与家庭及兄长决裂，且又无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是她出卖了赤卫大队行踪，故不能随便抓人。
那些人郁愤难平，他们越级上告，径直找到了宛希先。宛希先未加审慎考虑，同意暂行关押龙家衡。
这期间，宛希先又收到一封署名为龙庆楼写给他的亲笔信，称只要放掉身陷囹圄的妹妹，他们可自行退兵。
可是，宛希先收到信后，却对这件事的处理更加轻率。他居然同意由赤卫队一排长将龙家衡解往他处，再作处理。这些人已被失去战友的义愤燃烧得丧失了理智，在路途中居然失手杀害了龙家衡。
消息传出，宛希先大为震惊，他这才为自己的处置失当与草率懊恼不已。
永新县委书记刘真痛失新婚爱妻，心中的愤懑与伤痛可想而知，他将失妻的仇恨完全记在了宛希先的头上。同样，朱昌偕、王怀也认为宛希先擅自加害地方妇女干部，是对永新县委的蔑视。
不久，朱、毛重回井冈山，这件事暂时平息下去。
1929年10月，远在湖南茶陵的宛希先收到了特委的紧急通知，令他火速赶回，会同袁、王所部与各县赤卫队进攻永新县城。宛希先不敢怠慢，立即率部赶回参战。因国民党正规军的阻袭，宛希先耽误了行程。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三天，方才赶到永新大湾村。
特委副书记王怀板着脸，在宛希先跨入房门之际，就指斥说：“身为特委组织部长，另行一套。此次不服调度，贻误战机，要老实交代出自己的问题。”
宛希先正欲分辩，却被几名荷枪实弹的赤卫队员绑入一间土屋内，关押了起来。
宛希先顿时明白，杀身之祸就在眼前，即使百口争辩，也无济于事。眼下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赶快脱身赶往袁文才、王佐处。是夜，他趁看守疏忽，用力掀掉土屋的木窗，逃上了山。可是，转来转去，一则天黑夜暗，二则心急，始终不辨方位，情急之下，他决定躲在山上，天亮再走。
王怀等人很快就查悉宛希先逃走，他们当即动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