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典型：东莞模式
https://www.doczj.com/doc/5c773722.html, 2008-11-03 14:41 深圳新闻网【字号：大中小】
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袁剑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 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
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
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
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世界工厂的辉煌与挑战
记者赵灵敏发自东莞
著名导演贾樟柯的获奖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麻幺妹拿出16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她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不经意的一幕，无意间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但就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播之时，在东莞高歌猛进了近20年的“打工经济”已经疲态毕现，2007年GDP增速首次下降，“民工荒”、“电荒”、“企业外迁”等更成为媒体近几年报道东莞时最常用的字眼，此时的东莞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一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图景：谁都知道原有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如何转型，转型能否成功，谁的心里也没底。如果旧的产业转了，新的又没有来，东莞将何去何从？
在全国产业梯度转移、各地都热衷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东莞的今天，很可能是很多城市的未来；而东莞的困局，正是今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局。
东莞凭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东莞的名声在外，全国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读出“莞”字。而东莞这个因为历史上盛产“莞草”而得名的城市，在之前的1000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它时而属于增城，时而又被称为宝安。直到虎门销烟，东莞才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虎门是东莞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2年，又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属惠阳专区。1985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直属广东省管辖。而此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盛了几十年的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正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于是成为首选。
然而，在港商可能的一众落脚点里，东莞的条件看起来并无多少突出的地方：东莞虽然也有大量的海外东莞籍乡亲，但比起潮汕、江门的五邑显然相形见绌；东莞本地并无多少工业基
础，这一点也比不上顺德、南海，但是，20年后的今天，东莞却成了珠三角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就成了当然的代表。那么，东莞凭什么？
“东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告诉记者，“天时是改革开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地利是濒临香港、深圳，是来往广州、深圳的必经之地，人和则是东莞抓住了机遇，大干快上。”
显然，在这三个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为根本。改革开放和香港产业转移对广东其他地方也同样具备，而这些地方当然也准备“大干快上”。深圳知名民间区域经济观察者金心异就认为，东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体制优势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证明了地缘优势的一本万利。生存于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夹缝中，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却是东莞经济成长的难得条件，是其他同类竞争主体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这就不难理解，在广东省内，同样面向香港、接续深圳，在九龙、罗湖到东莞市区、惠州市区直线距离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仅因与广州距离的相对疏远，惠州与东莞虽比邻而居，甚至还曾一度是东莞直接的行政上级的所在地，却永远谱写不出东莞那样的辉煌。
而广、深都誓言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来，两地的低附加值“三来一补”产业也开始转移，加上此时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开始转移大陆，这些都成了东莞经济后来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枝独秀的重要推手。
而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在自己的辖区也克隆了这种模式，把招商引资权全面下放到村镇，村、镇自建工业区和厂房，自行招商引资，产生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村镇直接竞争的结果，就是外商投资项目除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其中就有对各种不利于招商引资的法律若明若暗的违反和抵触。东莞厚街镇的一个村干部就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外资在他们那里不但不用交税，环保、劳工方面也放得很宽，有工人投诉一般都会压下来。
自1978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以来至今，东莞在20年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凭借着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变身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令东莞人欣慰与自得：“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
2007年，东莞的GDP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10。而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东莞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最显著和最典型的代表。
转型的压力
东莞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江西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
导的、外向型的，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对东莞这样之前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而言，在一定的时间里采取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得已。
但到了2004年以后，东莞模式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先是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其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推行等一系列因素，加剧了相当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另外，由于以村为阵，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是典型的“马路经济”。同时，电力和水资源也很紧张。一些地方停电的频率已从以前的“停二开五”上升到“停三开四”。在沙角镇有一家电厂，虽然污染很厉害，但政府也不能让它关闭，只能改良它。如果电厂倒闭了，许多企业也将面临倒闭。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东莞自去年开始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小云告诉记者，各个村镇、行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相同的，港资的企业因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受影响较大，而台资、日韩资本和西方资本则受影响不大。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因为聚集着京瓷、柯尼卡等大的电子企业，反应趋淡、波澜不惊。而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则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10%到20%。”
而对于倒闭、迁厂的现象，李立勋认为不完全是负面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留下来，那些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企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淘汰。它们走了，才能给其他产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封小云也认为，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以前东莞每年也有七八百家企业倒闭，去年达到了1000多家，这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东莞官方的说法也是，这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
如何转型？
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收紧，留下来的企业未来是否要迁厂仍是未知数。
其实早在1994年,东莞就开始实施以产业集群升级为目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出“三个转变”思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但由于仍有一定资源接纳加工型企业，各种成本仍然很低，原有模式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各级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企业向东莞的涌进，这次转型可谓无疾而终。
但今天，种种迹象表明东莞的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转型的外在压力已经足够。现在，在东莞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就是“双转型”，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显然，这是东莞经济迟早要走的一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目前显然还没有明确的路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一过程中GDP增速的减缓和产业空心化？旧产业、低水平的劳动力离开东莞，新产业、高层次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在东莞市劳动部门备案的工业企业用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达60%，具有职业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仅占17%。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3月26日在东莞调研时向东莞官员“施压”：
“‘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要求……东莞现在人均经济水平在珠三角地区相对较低，是因为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则与人口素质不高有关。”
其后不久，东莞市领导在讲话中呼吁通过提高房租来减少低层次的外来人口，这一想法不仅遭到了广大外来人口的抨击，而且也遭到了有户口的本地人的抵制，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房租收入，而企业搬迁则会减少厂租，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东莞的外来人口据估计有1000万左右，但户籍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其中大部分以房租和厂租为生。李立勋就认为，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现代化，但生产方式却是原始的地租经济，再加上过分务实的性格，往往对转型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丁力则告诉记者，尽管东莞市政府对“双转型”三令五申，但村镇一级大多抱着“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态度，不肯牺牲眼前利益。
东莞厚街镇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三来一补”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在今年东莞市的两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今后东莞市镇、村两级财政由市财政直接负责，同时将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东莞的户籍人口。可是，东莞市镇、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还没走向绝境的情况下，市财政能一包了之？
而此时，东莞处于广深之间的传统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从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上来看，深圳已经和香港打成一片，两个城市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物流、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很有规模；另一端的广州是省会，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各类基础设施进步很快。两个城市正叫板新加坡和首尔。在两地已经成为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的情况下，东莞凭什么与之竞争？
尽管如此，东莞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产业转型的新苗头：在以制鞋闻名的厚街镇，除了星罗棋布的鞋厂，也出现了一些鞋类会展业；名家具展从1999年第一届的“初试啼声”，时至今日已“名声远播”，规模从初期的4万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成功跻身继意大利米兰和德国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中国印刷技术展永久落户厚街。现在每年上规模的工业展近20 个，厚街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会展名镇”。还有企业则通过购买高新设备，减少人手，以实现升级和转型。
但不管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做内销，或建立自己的品牌，都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一个从事生产加工出口多年的工厂，他们的专长是生产，你如何让他们同时兼顾分销网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认为，东莞产业转型是艰巨的，不可能马上就实现，真正要达到目标起码需要10年。
“东莞化”的隐忧
转型和升级在东莞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到底谁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显然还没有定论。
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丁力认为，外资企业是典型的“松脚型”经济，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封小云也认为，外资是没有忠诚可言的。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他们的属地性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外资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大多都不在中国，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也都在台湾，在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在此前提下，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的不足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东莞政府部门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东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只有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0.7%。在东莞全市15300多家外资企业中，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只有184家，所占的比例为1.2%。其中，投入50万美元以下的有111家，占全部研发机构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机构只有1家，84.2%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在50人以下。
和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强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东莞在过去20年实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时候，缺乏办工业经验的政府没有能力强力掌控经济，到了后来，发现不管也能发展得很好之后，政府也就没有多管。但近几年，为实现转型，东莞政府开始有向强政府靠拢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设法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和设立松山湖高科技园。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归根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在东莞仍存在大量制造业并大量缺工的情况下，一味驱赶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并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园以优美的环境著称，但园内略显萧条的景象则告诉人们，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政府组织和策划的结果。丁力就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东莞要切记不要用过去的、过时的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就在东莞模式已陷入困境，东莞为了经济转型不断探索和试错但仍不得其门而入时，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模式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称为“珠江模式”。时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几个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东莞一枝独秀。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而这也只是因为昆山比东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国其他地方，包括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天津这样的新特区，也正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放弃了自主工业化的路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模式”容易迅速见效，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经济增长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业化则费心力而难见效，影响政绩。如果这只是个别地方的选择，还可理解，但当它成为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时，又是何等可悲！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
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自发生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一大批原本实力稍逊的外资企业，利用中国的有利生产体系发展起来，如沃尔玛，它自1999年进入中国，2003年就在500强中排名第一，这与中国制造的廉价成本密不可分；还有康师傅和富士康等，皆是如此。这些企业当然增加了中国的GDP，但要靠它们来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无异于缘木求鱼。
经济增长的隐形航线
袁剑
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永无休止的高增长的代名词。很多人相信，在西方资本主义逐渐老迈、迟暮之际，中国正在东方续写新的历史传奇，并为世界资本主义提供新的想象力。
很显然的一种乐观主义情绪，已经开始在中国的精英群体及官僚体系中蔓延并逐渐上升为主流意识。中国的精英们确信：只要凭借过去30年奠定的体制基础并在这个体制基础上小心翼翼地调整和应对，中国就能像过去的30年一样，将经济增长的神话再延续30年，乃至更久。然而，这是真的吗？
30年增长的隐“协定”
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以其一贯的平稳风格说到：“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长期积累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问题。”
如果人们真正了解2007年中国经济形势的诡谲，会发现胡锦涛的讲话中其实充满了忧虑与疑惑。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有充足的理由对2007年岁末的中国经济形势表示疑惑。虽然GDP 一如既往地高速增长，但一场久违了的通货膨胀却不期而至。中国领导人显然早已经习惯了高速甚至过热的增长，但新世纪以来历久不衰的低通胀高增长环境却让他们对通胀变得相当陌生。在很多技术官僚那里，通货膨胀甚至早已经是货币政策可以轻易降伏的对象而成为现代经济史的遗迹。
然而，通胀这个在中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敏感性的老问题却陡然卷土重来，让技术官僚们颇有点措手不及。不过，这并不是唯一令人疑惑的“新情况、新问题”。在2007年，原因不详的流动性泛滥、民怨沸腾的房地产市场都久治不愈。而在南方，一向被视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制造业开始出现大规模倒闭风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经济变得陌生起来。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国家领导人疑窦丛生。
一场历时30年的走向“市场”的狂欢之后，中国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前途诡谲的时期。
正如近年已被广泛揭示的那样，在过去30年沸腾的实验中，中国不仅缔造经济史上无与伦比的增长纪录，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成本。这些成本虽然无法像GDP一样反映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却是加诸于中国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债务。长期以来，这些成本被转移、隐匿起来，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消化，反而跟中国的GDP一样处于高速积累之中。如果说我们在以前更多的是看到并快乐地享受高速增长之红利的话，那么在未来的很多年中，我们将为积累下的巨额债务痛苦地埋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其实正在进入一个还债高峰期。中
国经济在2007年所发生的种种诡异症状，其实就是这个债务洪峰即将到来的明确信号。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高速的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的主要合法性来源。而对于经历了1980年代末的种种事件风波的中国来说，尤其如此。进入90年代的中国快速转变成一个彻底的世俗国家，经济增长变成这个世俗国家最新的意识形态。可以说，除了策略性的民族主义之外，经济增长是进入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以及其他林林种种的利益主体之间所达成的唯一交集与共识。虽未明言，但中国政府与民间却达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默契：政府许诺经济高速增长，而民间许诺放弃其他诉求。某种意义上也可以把这看作是邓小平先生所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历史由来。
作为一个嗅觉极其灵敏的老资格政治家，邓小平显然非常精准地把握了中国进入90年代之后的精神脉动。增长不仅成为官方与民间的一种隐性契约，也成为中国官僚系统头上一道紧箍的精神魔咒。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90年代之后，中国官方与民间共同认可的一部隐性“宪法”。
不过，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民间与官方共享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种协定，那就是：经济增长必定可以带来普遍而且相对平均的福利改进。1990年代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确具有这种特点，这也为经济增长成为一种新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经验基础。然而，经济增长与福利促进的协定，只是一段错觉。事实上，经济增长并不能自动带来福利的改进，更不会自动将增长红利以一种可以接受的平均程度分配给全体国民，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它甚至可能带来福利损害。而当它作为一种压倒性的政治任务和政治录用标准时，经济增长就可能被中国各级官僚系统推向极端并成为获取政绩的统计数据。不幸的是，中国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增长非常经典地诠释了增长的这种另类意涵。
高增长的廉价密码
1992年的“南巡景气”之后，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很快就遭遇了第一次过剩危机，接踵而至的亚洲金融风暴则使危机雪上加霜。急迫之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国各级政府开始全面涉入经济增长并成为经济增长之中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角色。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政府在经济增长中扮演活跃角色的情况还基本上限于沿海地区，但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种情况则遍及全国。
虽然没有正式的号召，但考核官员事实上的GDP标准以及地方政府本身的内在利益冲动使全国各级地方政府陷入了一场狂热的GDP竞赛。在中央政府层面，政府主要通过其掌控的财政金融手段来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包括积极的财政及宽松的货币，甚至积极的股市政策。而在各级地方层面，则通过其掌握的一切资源疯狂地招商引资，不管是内资还是外资。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招商引资活动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就是中国的官员。
在中国，由于各级政府垄断性地掌握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几乎全部要素和资源(这是中国政府的得天独厚之处)，所以，只要他们愿意，在理论上他们就可以通过将要素及资源价格降至最低在世界范围内吸引最多投资，并生产出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事实上，将各种资源及要素价格尽可能地压低至极限以吸引投资(唯一没有被压低的可能是
腐败成本)，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超速增长的关键密码。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有时候是白送)，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高的税收优惠。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于稀缺而具有更高的市场价格，然而中国资源价格却长期维持极低的水平。巨大差价，被政府送给了各类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合作者。难怪有人说，在中国抢土地抢生态不仅风险极小，而且收益极大，比抢银行要合算得多。很多人都将中国的投资吸引力归结为所谓劳动力价格的低廉，这其实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劳动力价格只是构成中国优势的因素之一。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实际上也是在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之下形成的。这个合谋形成的劳动力价格，正是造成中国消费率长期低迷的主要元凶。
权力垄断一向是中国体制的特殊禀赋。与市场经济理论界流行认识所不同的是，这个禀赋并没有阻碍经济增长，反而一直是30年经济高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凭借这种禀赋，中国可以通过压低一切需要压低的价格从而在国际投资的竞标中获胜。然而，它的另一面则是人民权利的极端矮化和萎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关键秘密实际是：极端廉价的公民权利。也正是这种长期萎靡不振的公民权利，使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效果受到了严重扭曲，使得高增长的成本一再被隐匿、转移，直至积累到难以负荷的地步。
所有这一切，都让那些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价格及“环境”套利的国际资本欣喜若狂。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际上成为全球名副其实的投资天堂。在全球套利资本蜂拥而至的情况下，中国的投资想回落恐怕都难。如果说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国内高投资的话，那么其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则同时为国内及国际两个高投资所支撑。这种高投资所带来的高增长与毛泽东时代的投资颇有几分相似。区别在于，现在的这种高投资多少要受到市场需求的约束。从理论上及经验上看，长期脱离消费的畸高投资必然带来严重过剩，幸运的是，冷战结束之后越来越紧密的经济全球化市场，为中国的这种高投资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条件是：必须低价，甚至是最低价。所以，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本质并不仅仅在于国家塑造了一批大型的垄断企业，而是通过国家力量为所有资本创造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套利环境。
在畸高的资本投资的推动下，中国积累了越来越庞大的过剩产能，虽然这种过剩产能通过维持低价在国际市场上暂时找到了出路，但是灾难接踵而至，维持产能所消耗的原材料、资源(除了人力因素之外的几乎一切要素)却立即发生了严重的短缺。
我们大致可以这样图解一下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循环：中国利用国家操纵的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吸引投资(当然也包括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本身的高投资)，通过最廉价的方式消耗国内资源或者以昂贵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购买所需资源来维持产能，然后以最低廉的价格在国内及国际两个市场上同时倾销其巨大的产能。我们丝毫也不怀疑中国的高增长，但整体上看，这越来越像一桩赔本的买卖。而赔本的买卖是很难持续的。
必须提醒的是，政府塑造一个极端廉价的投资环境的过程，并不是一个中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了剥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人民的社会保障、劳动阶层的工资都处于被剥夺的可能之中，子孙后代享受正常自然环境的权利也被剥夺了。而这些被剥夺的福利通过市场交易的形式被源源不断地馈赠给国内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境外的套利者及消费者(这个过程中的市场交易外表特别具有欺骗性)。这正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本质。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中国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是一个多赢的游戏，而是一个典型的零和博弈。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代中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经济增长感到疑惑和不耐烦的原因。人们似乎渐渐明白，中国的高增长实际是这样一个怪诞的组合，即：高污染、高消耗、高剥夺，而它的另外一副面孔则是低工资、低福利、低保障、低消费以及急速扩大的贫富悬殊。在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中，投资焉有不高之理、消费焉有不低之理？中国民间对经济增长的逐渐祛魅向执政者发出了一个警告：作为政府合法性金字招牌的高速增长可能正在迅速褪色。
不过，这并不是中国真正的麻烦，真正的麻烦在于：中国1990年代中期以来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竞争力以及建基于此的高增长循环，实际上是一个异常脆弱的平衡。只要条件稍稍改变，这个循环就可能戛然而止。在2007年，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循环发生突然梗阻的强烈信号。其集中表现，就是突如其来的通货膨胀。
当成本开始释放
对于2007年至今这场让人措手不及的通胀，中国经济学家做出的解释已经连篇累牍，但其历史本质，则是长期被隐匿的高增长成本开始逐渐释放的结果，是长期被压抑着的要素、资源、环境等价格从最底线开始反弹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这次通货膨胀并不是一次普通的通胀，而是一次历史的报复。
初看上去，中国这次通胀的诱发因素似乎相当复杂，但追根溯源，仍然是成本回归上升的推动。而所谓成本回归上升，无非是中国国内的劳动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及劳动保障标准在不提高则无以为继的基础上略微上涨而已。而且，目前的上涨可能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而环保、资源价格的上升对弥补已经造成的环境破坏和支持可持续发展则是杯水车薪。
有人将本次通胀归结为境外输入型，意思是说，中国的通胀主要是由于国际市场诸如石油等大宗商品的暴涨所引发的。但仔细分析，结论可能正好相反：不是世界向中国输入通胀，而恰恰是中国的资本投资需求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数据表明，在2006年，中国消耗了世界32%的钢材，25%的铝，23%的铜，30%的锌和18%的镍。在石油方面，随着中国石油进口的大幅提升，世界原油价格开始了一轮令人惊叹的牛市。在2006年的世界新增石油需求中，中国已经占据了31%。此外，当2007年上半年中国首次由煤炭出口国变为煤炭进口国的时候，世界煤炭价格立即在短时间内上涨了近一倍。而由于中国对铁矿石的巨大需求导致澳大利亚矿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以至于出现澳大利亚海军兵员不足的情况。
国际能源机构预测，中国将在2010年以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毫无疑问，虽然有其他诸多因素影响世界大宗商品价格，但中国需求的因素，却是世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最重要的基本面背景之一。今天的中国已然成为标准的大宗商品进口国。中国这种建立在高消耗基础上的高增长模式，引发全球基础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暴涨实际上只是时间问题。
当中国巨大产能所需要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还可以在国内满足的时候，中国可以通过政府力量强行压低要素、资源、环保等价格，维持商品的低价输出，这就是本世纪初，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真相(所谓“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而当中国的产能日长夜大，国内的基础原材料及能源远远不足以满足需求的时候，为了维持这个巨大产能，中国就只能向全球购买，从而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国外的人力价格、资源价格、环保标准远远超过中国，其成本自然也要远远高于中国，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像压低国内价格一样压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概就只能忍受通胀之苦了。
以中国潜在经济规模之巨，增长之迅速，“中国需求”(当然不仅仅是中国)引发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可能还仅仅是开始。在国际金融界，人们将中国需求所引发的大宗商品牛市，称之为“超级周期”。言下之意很明显：这轮牛市可能持续的时间以及上涨的幅度，将大大超出传统智慧的想象。
很显然，中国愈演愈烈的通胀绝非短期因素或一般的周期性因素所引发，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必然后果，是中国经济早就应该付出的成本。这是一个迟到的幽灵，当它姗姗来迟却又终于来到的时候，它可能预示，中国经济增长可能正在迅速奔向其极限。现在，该是发达国家为长期享受中国廉价产品的美好时光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在中国经济增长一路凯歌的表象之下，还有一个比环境的破坏、资源的消耗隐匿得更深的成本，那就是社会分裂的成本。社会分化，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更是其条件。不维持一个庞大的低工资低层，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能成立，不剥夺农民的土地以及其他弱势阶层的利益，中国所谓的经济交易成本就不足以降低。正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这种内在要求，将中国在极短的时间中，变成了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
无论是是数据还是经验都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正愈演愈烈。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在短短30年中瓦解了中国的社会团结，也因此瓦解了社会合作最隐性但却是最重要的信任基础。人民仅仅被一种与经济增长如影相随的虚假幻想扭结在一起。这种幻想向人民许诺：假以时日，每一个人都能够发财致富。这是中国改革从未明言但却不断向全体人民暗示着的一个“中国梦”。可惜的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的确只是一个梦。
健康的经济增长本应是一个巩固社会团结，加强社会认同的过程，很不幸，在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尤其1990年中期之后的经济增长中，中国不仅没有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社会认同，反而加速破坏了原有的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
与环境破坏及资源消耗一样，社会团结的瓦解，不会计入任何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不会计入国民经济统计体系，但它作为一种真实的负债，则随时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内爆。从概率上讲，任何经济体都会遇到经济危机。所以重要的不是我们是否会遇到危机，而是我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社会是否团结，人民是否能够共度时艰。很多人对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纷纷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共度难关的情形记忆犹新，这就是社会认同与社会团结在关键时刻的关键作用。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缘何日本可以历经十多年的经济停滞不至于土崩瓦解，而社会却一片祥和，其中原因并不神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日本的财富分配非常平衡。如果这种停滞换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十年，就是两年恐怕都无以为继。
如果说以掠夺自然资源和环境为条件的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获得其他国家的资源勉力维持
的话，那么以剥夺内部人民为条件的经济增长则肯定会遇到重大挫折。这不仅是因为它造成内部需求的严重萎缩进而阻塞经济循环(内需不足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大的苦恼之一)，更是因为它破坏了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信任环境和抽象资源，而这恰恰是一个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货膨胀只是一个经济体系自毁的助燃剂，而社会认同和社会团结的裂解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燃料。这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更加深层的含义所在。
屈指算来，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30年，其高昂的成本也积累了30年。30年之后，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格局：在积累了巨大的对外债权(巨额外汇储备)的同时却也积累了天文数字般的对内债务。常识告诉我们，成本不能无限制地向未来转移，也无法永远隐藏在地毯之下。种种迹象暗示，中国经济增长高昂的成本正在进入集中释放周期——这个曾经被我们强行按进瓶子里的幽灵，正在悄悄从后门回到我们中间。在30年的增长盛宴之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还债周期。
世界工厂的辉煌与挑战
记者赵灵敏发自东莞
著名导演贾樟柯的获奖电影《三峡好人》里有这样一个情节：麻幺妹拿出16岁女儿在东莞打工的照片，她穿着厂服，站在简陋的工厂大门前面。这不经意的一幕，无意间折射出大部分国人对于东莞的想象：那是“更南的南方”，是一个打工的地方。
但就在这部电影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播之时，在东莞高歌猛进了近20年的“打工经济”已经疲态毕现，2007年GDP增速首次下降，“民工荒”、“电荒”、“企业外迁”等更成为媒体近几年报道东莞时最常用的字眼，此时的东莞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一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图景：谁都知道原有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但如何转型，转型能否成功，谁的心里也没底。如果旧的产业转了，新的又没有来，东莞将何去何从？
在全国产业梯度转移、各地都热衷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东莞的今天，很可能是很多城市的未来；而东莞的困局，正是今天整个中国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局。
东莞凭什么
如果不是因为东莞的名声在外，全国大概没有多少人能准确读出“莞”字。而东莞这个因为历史上盛产“莞草”而得名的城市，在之前的1000多年里一直默默无闻，它时而属于增城，时而又被称为宝安。直到虎门销烟，东莞才在中国历史上有了一席之地，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虎门是东莞的一部分。
解放初期，东莞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2年，又属粤中行政区。1956年，属惠阳专区。1985年，东莞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9月撤县建市；1988年1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四个不设区的地级市之一，直属广东省管辖。而此时，在成本上升的不断挤压下，香港繁盛了几十年的本土出口加工业已是强弩之末，正迫切需要转移，一线之隔的广东于是成为首选。
然而，在港商可能的一众落脚点里，东莞的条件看起来并无多少突出的地方：东莞虽然也有大量的海外东莞籍乡亲，但比起潮汕、江门的五邑显然相形见绌；东莞本地并无多少工业基
础，这一点也比不上顺德、南海，但是，20年后的今天，东莞却成了珠三角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几年前红极一时的顺德模式却陷入了危机。到今天，一提到珠三角的制造业，东莞的IT制造业就成了当然的代表。那么，东莞凭什么？
“东莞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山大学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李立勋告诉记者，“天时是改革开放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地利是濒临香港、深圳，是来往广州、深圳的必经之地，人和则是东莞抓住了机遇，大干快上。”
显然，在这三个因素中，地利的因素更为根本。改革开放和香港产业转移对广东其他地方也同样具备，而这些地方当然也准备“大干快上”。深圳知名民间区域经济观察者金心异就认为，东莞的成功，除了表明了体制优势的不可替代外，又一次证明了地缘优势的一本万利。生存于三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夹缝中，是东莞城市发展的巨大压力，却是东莞经济成长的难得条件，是其他同类竞争主体无法企及的独特优势。这就不难理解，在广东省内，同样面向香港、接续深圳，在九龙、罗湖到东莞市区、惠州市区直线距离几乎相等的情况下，仅因与广州距离的相对疏远，惠州与东莞虽比邻而居，甚至还曾一度是东莞直接的行政上级的所在地，却永远谱写不出东莞那样的辉煌。
而广、深都誓言要成为国际化大都市，所以自1990年代初以来，两地的低附加值“三来一补”产业也开始转移，加上此时台湾的电子和IT产业开始转移大陆，这些都成了东莞经济后来超越其他竞争对手而一枝独秀的重要推手。
而广东省在改革开放初期，采取了充分的简政放权的措施，大部分吸引外资的审查政策下放给了各个地级市，使得各个地级市可以因地制宜求发展。而东莞在自己的辖区也克隆了这种模式，把招商引资权全面下放到村镇，村、镇自建工业区和厂房，自行招商引资，产生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景象。村镇直接竞争的结果，就是外商投资项目除享受法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还包括不透明的其他优惠政策，其中就有对各种不利于招商引资的法律若明若暗的违反和抵触。东莞厚街镇的一个村干部就告诉记者，过去的十几年，外资在他们那里不但不用交税，环保、劳工方面也放得很宽，有工人投诉一般都会压下来。
自1978年9月15日，全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以来至今，东莞在20年间创造了一个奇迹。凭借着地缘优势、全国各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外资提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东莞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农业县变身为闻名国际的世界工厂，实现了脱胎换骨式的巨变。有一个形象的说法令东莞人欣慰与自得：“不管在世界上什么地方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
2007年，东莞的GDP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3151亿元，占广东全省的1/10。而从1000亿元到2000亿元东莞仅用了3年，从2000亿元到3000亿元仅用了2年。东莞的经济奇迹，是中国近30年经济奇迹最显著和最典型的代表。
转型的压力
东莞经济不仅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莞模式”：由东莞提供土地，或已建成的标准厂房，中国内地四川、湖南、江西等省提供廉价劳动力，外资提供资金、设备、技术和管理的要素组合模式，这一模式最大的特点是外科手术式植入的、外资主
导的、外向型的，除了土地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对东莞这样之前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地方而言，在一定的时间里采取这样的发展模式也是不得已。
但到了2004年以后，东莞模式开始面临巨大的危机，以致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先是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其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新《劳动合同法》的施行，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的推行等一系列因素，加剧了相当一部分出口加工企业经营上的困难。另外，由于以村为阵，东莞土地的利用效率越来越低，但是却无法加以整合，是典型的“马路经济”。同时，电力和水资源也很紧张。一些地方停电的频率已从以前的“停二开五”上升到“停三开四”。在沙角镇有一家电厂，虽然污染很厉害，但政府也不能让它关闭，只能改良它。如果电厂倒闭了，许多企业也将面临倒闭。
在这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东莞自去年开始出现了让人担忧的企业迁厂或倒闭现象。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封小云告诉记者，各个村镇、行业感受到的压力是不相同的，港资的企业因为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受影响较大，而台资、日韩资本和西方资本则受影响不大。石龙、石碣等电子信息产业重镇，因为聚集着京瓷、柯尼卡等大的电子企业，反应趋淡、波澜不惊。而广东省社科院竞争力评估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则估计：“倒闭、迁移或不辞而别的企业大概占10%到20%。”
而对于倒闭、迁厂的现象，李立勋认为不完全是负面的，“并不是所有企业都要留下来，那些高污染、附加值低的企业，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淘汰。它们走了，才能给其他产业的发展留出空间。”封小云也认为，一定数量的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以前东莞每年也有七八百家企业倒闭，去年达到了1000多家，这是一个必须走的过程。东莞官方的说法也是，这是进行产业升级的大好时机。
如何转型？
随着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和宏观环境的进一步收紧，留下来的企业未来是否要迁厂仍是未知数。
其实早在1994年,东莞就开始实施以产业集群升级为目的的“第二次工业革命”, 提出“三个转变”思想:即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从“数量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但由于仍有一定资源接纳加工型企业，各种成本仍然很低，原有模式的潜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各级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企业向东莞的涌进，这次转型可谓无疾而终。
但今天，种种迹象表明东莞的模式已到了不得不改的程度，转型的外在压力已经足够。现在，在东莞最耳熟能详的一个词汇就是“双转型”，即大力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化社会转向高级城市化社会。显然，这是东莞经济迟早要走的一步。但对于如何实现这种转型，目前显然还没有明确的路径。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面对这一过程中GDP增速的减缓和产业空心化？旧产业、低水平的劳动力离开东莞，新产业、高层次的劳动力从何而来？
在东莞市劳动部门备案的工业企业用工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达60%，具有职业资格等级的技术工人仅占17%。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3月26日在东莞调研时向东莞官员“施压”：
“‘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是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最重要的要求……东莞现在人均经济水平在珠三角地区相对较低，是因为人口多；社会管理压力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则与人口素质不高有关。”
其后不久，东莞市领导在讲话中呼吁通过提高房租来减少低层次的外来人口，这一想法不仅遭到了广大外来人口的抨击，而且也遭到了有户口的本地人的抵制，因为这会减少他们的房租收入，而企业搬迁则会减少厂租，同样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东莞的外来人口据估计有1000万左右，但户籍人口只有大约170万，其中大部分以房租和厂租为生。李立勋就认为，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已完全现代化，但生产方式却是原始的地租经济，再加上过分务实的性格，往往对转型持怀疑甚至抵制的态度。丁力则告诉记者，尽管东莞市政府对“双转型”三令五申，但村镇一级大多抱着“新鸟不来，旧鸟不走”的态度，不肯牺牲眼前利益。
东莞厚街镇的一组数据更能说明“三来一补”与当地根深蒂固的利益关系：2007年，厚街镇23个村(社区)村组集体经营性收入112030万元，其中厂房物业租赁收入79935万元，占经营性总收入的比重高达71%。在今年东莞市的两会上，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提出：今后东莞市镇、村两级财政由市财政直接负责，同时将社保等保障推向所有东莞的户籍人口。可是，东莞市镇、村、居民多年形成的利益格局，在眼前还没走向绝境的情况下，市财政能一包了之？
而此时，东莞处于广深之间的传统优势却变成了劣势。从珠三角城市群目前已经形成的产业格局上来看，深圳已经和香港打成一片，两个城市的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物流、金融、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很有规模；另一端的广州是省会，文化氛围比较浓郁，各类基础设施进步很快。两个城市正叫板新加坡和首尔。在两地已经成为人才和高新技术产业高地的情况下，东莞凭什么与之竞争？
尽管如此，东莞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产业转型的新苗头：在以制鞋闻名的厚街镇，除了星罗棋布的鞋厂，也出现了一些鞋类会展业；名家具展从1999年第一届的“初试啼声”，时至今日已“名声远播”，规模从初期的4万平方米扩展到现在的24万平方米，成功跻身继意大利米兰和德国科隆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家具展。中国印刷技术展永久落户厚街。现在每年上规模的工业展近20 个，厚街成为名符其实的“中国会展名镇”。还有企业则通过购买高新设备，减少人手，以实现升级和转型。
但不管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做内销，或建立自己的品牌，都要假以时日才能见效。一个从事生产加工出口多年的工厂，他们的专长是生产，你如何让他们同时兼顾分销网络？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认为，东莞产业转型是艰巨的，不可能马上就实现，真正要达到目标起码需要10年。
“东莞化”的隐忧
转型和升级在东莞已经喊了一段时间，但到底谁才是这一过程的主体，显然还没有定论。
在东莞，由于中小企业普遍缺乏升级的能力，外资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的技术水平比较高，
所以人们会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成为转型的推动者。但丁力认为，外资企业是典型的“松脚型”经济，是逐利而动的，哪里有利可图就到那里去，不大可能会费心费力地参与自主创新。封小云也认为，外资是没有忠诚可言的。台湾韩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是，必须培养一批扎根本土的当地企业，他们的属地性决定了他们更有可能和本国经济同甘共苦。外资一般都有自己的研发体系，大多都不在中国，港资企业没有转型的历史，只会搬迁或倒闭；台资企业的设计、研发也都在台湾，在大陆只是制造部门而已。
在此前提下，东莞民营经济(20%左右)的不足会是一个不利因素。东莞政府部门一份权威调查报告显示，2004年，东莞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投入的研发经费只有5亿元，仅占销售收入的0.7%。在东莞全市15300多家外资企业中，在东莞设立研发机构的只有184家，所占的比例为1.2%。其中，投入50万美元以下的有111家，占全部研发机构的60.3%。此外，全市研究人员在500人以上的研发机构只有1家，84.2%的研发机构研究人员在50人以下。
和以“苏南模式”为代表的强政府经济发展模式相比，东莞在过去20年实行的是小政府，最早的时候，缺乏办工业经验的政府没有能力强力掌控经济，到了后来，发现不管也能发展得很好之后，政府也就没有多管。但近几年，为实现转型，东莞政府开始有向强政府靠拢的倾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想方设法驱赶所谓的“低素质人口”和设立松山湖高科技园。
前者的本意是好的，但人的去留归根到底是市场驱动的，在东莞仍存在大量制造业并大量缺工的情况下，一味驱赶打工者，对东莞的经济发展并非好事情。松山湖科技园以优美的环境著称，但园内略显萧条的景象则告诉人们，没有哪个国家的高科技产业的成功是政府组织和策划的结果。丁力就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东莞要切记不要用过去的、过时的模式去解决现在的问题。
就在东莞模式已陷入困境，东莞为了经济转型不断探索和试错但仍不得其门而入时，全国其他地方的“东莞化”模式却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在珠江三角洲走向成功的初期，就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其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以顺德、中山、南海、东莞为代表的“广东四小虎”，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新工业化之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将其称为“珠江模式”。时至今日，“珠江模式”的其他几个都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只有东莞一枝独秀。
而在长三角，苏州原有的工业化努力被台资IT制造业所打断，被人津津乐道的“昆山模式”其实和东莞模式并无本质差别，只是引进的制造业相对环保、高端而已，而这也只是因为昆山比东莞起步晚而已。在全国其他地方，包括武汉、长株潭、成都、重庆、天津这样的新特区，也正急切克隆着“东莞化”这一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发展模式，而放弃了自主工业化的路径。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莞模式”容易迅速见效，只要修了路和厂房，引进了外资，经济增长就指日可待，而自主工业化则费心力而难见效，影响政绩。如果这只是个别地方的选择，还可理解，但当它成为全国各地不约而同的行动时，又是何等可悲！
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离不开宏观政策的引导。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国内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
中国经济增长三十年：经济奇迹的解释与展望 郭金兴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300071 内容摘要：本文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至于更长远的历史背景下，试图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对二百年前欧洲奇迹的回应。中国经济奇迹可以从经济发展战略引发的制度变迁、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的增加以及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所形成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决定中国奇迹发生的主要因素仍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而且，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带来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在未来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关键词：经济增长、历史大分流、中国奇迹、可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作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因为它不仅改变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生活方式，使之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并且随着日益深入的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经济问题更多的成为世界经济问题，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和主要的经济转轨国家，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模式可以为其它国家和地区提供广泛的借鉴，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丰富的经验事实，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吸引了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由于研究视角与理论方法的不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问题，常常存在着很多争论，并在争论中取得了一些共识，从而增进了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理论的发展。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中一些基本问题，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试图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实际上应当视为19世纪中西方历史大分流中出现的“欧洲奇迹”的回应；第二部分是对中国奇迹的解释，从经济发展战略、要素投入与技术进步等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原因；第三部分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中国奇迹是否能够继续。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经济增长方式有关，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经济增长模式是由要素禀赋的比例决定。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具有不同的要素禀赋比例，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具有不同的含义。
世界八大奇迹常识 1、罗马斗兽场 罗马斗兽场（Colosseum），亦译作罗马大角斗场、罗马竞技场，位于今天的意大利罗马市中心，是古罗马时期最大的圆形角斗场，建于公元72至82年间，现仅存遗迹。斗兽场专为野蛮的奴隶主和流氓们看角斗而造。 从功能、规模、技术和艺术风格各方面来看，罗马斗兽场是古罗马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罗马斗兽场由弗拉维安王朝的三个皇帝建造，它正式的名字是弗拉维安竞技场。 罗马斗兽场能容纳的观众大约5万人。共有3层座位；下层，中层及上层，顶层还有一个只能站着的看台，这是给地位最低下的社会成员准备的：女人，奴隶和穷人。但即使在其他层，座位也是按照社会地位和职业状况安排的：皇室成员和守望圣火的贞女们拥有的、特殊的包厢。身着白色红边长袍的元老们坐在同一层的“唱诗席”中；然后依此是武士和平民。不同职业的人也有特殊的席位，例如士兵、作家、学者和教师，以及国外的高僧等。观众们从第一层的80个拱门入口处进入罗马斗兽场，另有160个出口遍布于每一层的各级座位，被称为吐口，观众可以通过它们涌进和涌出，混乱和失控的人群因此能够被快速的疏散（据说这里只需十分钟就可以被清空）。 建造背景 斗兽场由维斯西巴安（Vespasian）皇帝下令修建，是古罗马当时为取悦凯旋而归的将领士兵和赞美伟大的古罗马帝国而建造的。在其儿子图密善在位期间建成，是古罗马帝国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 斗兽场是古罗马举行人兽表演的地方，参加的角斗士要与一只牲畜搏斗直到一方死亡为止，也有人与人之间的搏斗。 罗马斗兽场就是罗马帝国内规模最大的一个椭圆形角斗场，它长轴187米，短轴155米，周长527米，中央为表演区，长轴86米，短轴54米，地面铺上地板，外面围着层层看台。看台约有60排，分为五个区，最下面前排是贵宾（如元老、长官、祭司等）区，第二层供贵族使用，第三区是给富人使用的，第四区由普通公民使用，最后一区则是给底层妇女使用，全部是站席。在观众席上还有用悬索吊挂的天篷，这是用来遮阳的；而且天篷向中间倾斜，便于通风。这些天篷由站在最上层柱廊的水手们像控制风帆那样操控。 2、中国长城 长城的修筑长城的修筑可上溯到公元前七、八世纪。当时割据一方的诸侯国为为了防御邻国侵袭，在各自的领土上先后筑起了防卫城墙。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派遣蒙恬率领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后，为防御北方的匈奴贵族南扰，将原来北方三个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且继续修建廷至一万多里。其后历代不断维修扩建。最后一次大规模修筑始于明代初年的1368年。明灭元后，为了防止蒙古人卷土重来，从建朝第一年起就开始大力修筑长城。明代修筑长城的技术大有提高，改进了以前多用土夯或石砌的建筑方式，主要用砖石砌筑、石灰砌缝。在特别险要的地方还筑了关城，修建双重或多重的城墙，以便层层设防。明朝修筑长城历时两百多年，修成后的明长城西至甘肃嘉峪关，东至辽宁鸭绿江口，全长六千多公里，北京北部的长城就是其中的一段。长城的修筑工程历时两千多年，它那强固的关隘、林立的敌台、危峭的城墙和传递军情的烽火台，使其作为最大的防御建筑工程，关系着各诸侯国和王朝的存亡。所以，有着两千多年修筑工程历史的长城也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见证。中国古代人造而成的雄伟防御建筑工程长城，其修筑时间之久，工程量之巨，史所罕见。它以其实物存在向后人们展示了设计者的智慧才华和建造者的艰辛劳作。现存长城，是明朝修筑的，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一、修筑长城的军事意义: 长城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它并非简单孤立的一线城墙，而是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把长城沿线的隘口、军堡、关城和军事重镇连接成一张严密的网，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二、长城对古代农业社会的影响：长城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平安定的保障。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凭借长城，多次击退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为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相对利平的生产环境，也使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定。
中国的发展是怎样创造奇迹的？ 2016-06-03来源：光明网 作者：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鄢一龙 中国正在从世界性现代化的落伍者、后来者、追赶者，转变为创新者、引领者。我们所碰到的基本问题始终是：中国要不要发展？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如何实现发展目标？实质上就是发展理念、发展观、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的问题。 我们置身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也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奇迹背后的特殊经济社会背景和独创性的中国发展道路。这包括：它是怎样创造奇迹的？奇迹的根本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中国会不断地创造奇迹？如果能够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称得上了解了“中国特色”的“中国之路”。 中国之路的成功之道在于其把握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基础上，更加强调独特论。国家的发展道路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除把握普遍性外，特殊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更为重要。还在于其在把握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和合论”。事物的发展既具有阴阳对立、相互冲突的一面，我们可以不断促进统一和结合，使两者相互结合、相互依存，强调矛盾双方的同一与融合。
和合思想始终从一个统一的整体出发，这一整体常常用“一”、“道”、“理”、“性”、“太极”、“太和”等概念来表征，和合哲学是以矛盾双方的融合解决矛盾的哲学，是“一生二”的整体性哲学。 “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我们把这一东方巨人的特点和内在机制简要的概括为：两个大脑（党中央国务院与科学界及智库）、两只手（政府与市场）、两条腿（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两个积极性（中央与地方）。 第一，这个巨人既有自己的“大脑”，又有“外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决策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重大决策不断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避免了重大决策失误，更及时纠正小的失误。无论是我国科学技术界，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界，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研究人才队伍和学科体系，还涌现了一大批智库，这样就形成了“东方巨人”的“两个大脑”。显然，一个拥有两个大脑的巨人比只拥有一个大脑的巨人就更加聪明、更加智慧。 第二，这个巨人既有“看不见之手”，又有“看得见之手”。坚持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两手都要抓”，两手并用形成合力，“两手都要硬”，硬而不僵，“两手都要活”，活而不乱，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活力和创造力，保持着宏观经济基本稳定，无论出现什么样的内外部
大历史中的中国经济奇迹 距今700多年前，蒙古大军在崖山海战中全歼宋朝的残余军队。宰相陆秀夫背负幼帝投海殉国，其余军民也纷纷自杀，海上浮尸十余万。被囚的宋大臣文天祥目睹战败，写下“昨朝南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在”的沉痛诗句。 此前50年，军事天才成吉思汗自大漠崛起，打造出一只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半个世纪之内，蒙古铁骑横征欧亚大陆。蒙古人的盖世武功凸显出农业文明的军事劣势，被草原骑兵征服的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拥有比他们的对手更发达的文明，南宋是其中最突出者。“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的临安王朝经过半个世纪顽强而屡遭挫败的抵抗之后，仍旧难逃崖山覆亡命运，这同时也宣告了中国在古代世界中领先地位的结束。 多年以后，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宋文明的辉煌，实际上，那是中国唯一一次如此接近现代政治经济原则，并将自己物质与精神的创造力建在这样的原则之上。丧失了这次机会之后，随后的数百年我们只能目睹中国坠入越来越深的深渊，其死水微澜恰与欧洲的突飙猛进形成鲜明对照。
要到7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才重新找回一点点当年“天下之国”的感觉，这还必须感谢最近30年来中国经济毫无征兆的突然崛起。中国经济崛起速度之快，不仅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很大份额，而且已经激起人们关于何时中国可以代替美国、登顶全球的激烈讨论，而仅仅在40多年前，中国还遭遇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饥荒事件。历史如同电影快进镜头般穿进，面对倏然而至的中国奇迹，思想界艰难地寻找着迷失的坐标。什么力量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奇迹？这一仍在行进的奇迹面临什么样的考验？……这些问题都是我在新书《巨债》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能否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不仅仅是一个智力挑战，而有可能决定着未来几十年，我们能否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现在，中国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任何一种力量，甚至是在别的时候可能只是微不足道的力量，都有可能在命运的天平上增加一点点分量，却可能起到改变未来轨迹的作用。这其中包含着思想的力量。大多数情况下，思想的力量微不足道，尤其对短期局势几乎没有影响，但在历史的奇点时刻，思想，甚至是一些小人物的思想，也可能从此扭转历史的方向盘。现在，回头看中国经济奇迹，很多人视之为一种必然，似乎历史必然如此行进，却忽略了在此之前有多少次，中国都让大好机会从手边滑过。我们现在享受的经济腾飞包含着运气成分，
10年后，中国这些变化将远超你的想象！（深度好文） 导读 本文作者从十个方面解析10年后我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和产业格局变化，深入剖析大众消费能力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后的生态系统情况，非常值得一读！在过去30多年里，中国经济以人类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从1978年到2013年，中国实现了年均9.8%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人均GDP实际增长17倍多。 发达国家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一个人终其一生实现的生活水平改善程度，英国只有56%，美国大约为1倍，日本也仅为10倍，而中国这一指标超过历史上任何国家。 人们曾经见证过东亚经济奇迹，而中国经济奇迹是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以这么快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地发展，这一事实举世公认。可以讲，再过十年，中国的变化将远超你的想象！１消费 十一国庆长假期间，平日精打细算的人们吹响了“买买买”的号角，朋友圈开始被旅行、血拼、聚会等各种照片不断刷
屏。这清晰刻画了中国消费的崛起。 2015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9.5%，比去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来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继续提升，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比去年同期提高了5.7个百分点。 来自投资人士和经济学家的预言正在被逐渐证实：中国消费大潮正在迅猛来袭。 “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世界工厂往世界市场转化的过程中。”弘毅投资董事长赵令欢直言不讳，他列举了一组令人咋舌的数据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点，仅在2014年中国各种消费占全球的比重是惊人的：智能手机全球34%的消费在中国，钻石首饰全球12%的消费在中国，在线游戏是18%，连巧克力也占全球消费的2%。 “经济低迷，我们担心消费下滑，但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旅游团都变成了全球采购团，大家还在呼唤更多卫生、安全、健康的食品，呼唤着更多、更好的服务。这些旺盛的需求在今天还得不到满足。这就是投资的机遇。”赵令欢透露，最近三五年弘毅80%以上的投资在服务、消费领域。
研究生课程论文 (2014 - 2015 学年第1学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浅谈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 摘要：本文从经济和人文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本文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有：第一，政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城镇化进程加快，成为经济增长的支撑点；第三，中国地大物博，经济建设以极大消耗资源和破环环境为代价；第四，改革开放，廉价的劳动力和巨大的市场吸引大量外资；第五，中国人有这传统的勤劳优秀品质，也有封建社会的那种忍性，没有西方人那么强烈的反抗和冒险精神。本文最后提出了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根本方法在教育。关键词：中国经济；经济政策；人文原因；能源消耗；教育 1 中国经济概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7%以上，甚至有几年超过了10%。很多国内外人士都对此感到吃惊。从1979 至2010 年[1]，中国GDP 年平均增长率接近10% ，人均GDP 由改革开放前不到300 美元增加到当前的3500 美元左右，一跃成为当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13 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不但摆脱贫困，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且在持续3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近百分之十的年均增长速率，这一巨大变化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为“中国奇迹”或“中国经济增长之谜”。2014年[2]，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发展改革稳定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牢把握发展大势，全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创新宏观调控，奋力激发市场活力，努力培育创新动力，国民经济在新常态下保持平稳运行，呈现出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63646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三季度增长7.3%，四季度增长7.3%。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8332亿元，比上年增长4.1%；第二产业增加值271392亿元，增长7.3%；第三产业增加值306739亿元，增长8.1%。从环比看，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近现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 近代中国的经济举步维艰，1929年至1933年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经济危机,为转嫁危机,西方各国采用货币、倾销等政策向中国倾销商品,严重影响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尤其1931至1934年间,中国工商业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的严重入超,银行钱庄挤兑风潮频发,丝织业停产倒闭,制茶行业举步维艰等方面,致使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国民政府面对困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希望通过改革,达到减轻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目的,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币制的改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工商业发展的困境。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升。当然，中国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机遇。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1、自然经济开始解体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西方商品输人与日俱增，尤其是洋纱洋布的输入，摧毁了东南沿海地区中国传统的家庭手工棉纺织业，造成纺与织、织与耕的分离。传统的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其后，随着更多的通商口岸的开放，洋纱洋布得以倾销，进而为机器棉纱纺织业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一定的原料和产品市场；陷入破产与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则为近代机器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市场。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只是发生在沿海局部地区，内地广阔的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基本没变。另外，在东南沿海地区，棉纺等中国传统的手工业部门也同时受到打击和排挤，这些部门的资本主义萌芽受到遏制。 2、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的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出现。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开始。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为了贸易和航运的需要，在通商口岸私自创办了一批船舶维修厂、砖茶厂和机器缫丝厂等。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开办，给中国带来了先进的机器与技术，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从而为中国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起了诱导的作用。自19世纪60年代始，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大官僚，先后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清政府各省当局大多也创办了自己的军火生产机构。这些军事工业从外国购进设备生产船舰、枪炮、弹药，将大机器工业引入了中国。洋务派在这一时期所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也都属于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企业。除制造业外，洋务派大官僚李鸿章等人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修筑了铁路，从而建立了中国自己的近代采矿、航运、铁路和通讯事业。 二、民国时期我国的经济状况 中国民国时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各种予盾的激烈斗争之中，社会经济在动荡、曲折中缓慢前进。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曲折发展的历程，各种经济势力此消彼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的经济状况。民国时期，在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封建地主经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控制了中国财政经济命脉，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并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压制、打击。封建地主经济占有农村绝大部分土地，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农民生活困苦，农村经济萎缩。国家垄断资
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 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 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 5.答题完成后，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 一、单选 ( 共 10 小题，总分: 40 分) 1. 中国有利于发展的条件不包括？ A.高投资 B.廉价劳动 C.增长方式转变 D.出口的持续增长 2. “我很高兴看到一个繁荣的中国，看到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这句话是谁说的？ A.马修·善
B.Gill C.赖斯 D.费尔德斯 3. 中国经济实质性飞跃的条件不包括？ A.增长方式的实质性转变 B.和谐社会建设 C.体制改革深入 D.改善劳动环境 4. 我国GDP总量世界排名由第六位跃居第四位是哪一年？ A.2004年 B.2005年 C.2006年 D.2007年 5. 我国近20年的制度创新和体制变革，不包括？ A.不断私有化，鼓励私营经济 B.调整分配方式 C.不断市场化、民主化 D.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6. 我国占有的淡水占全球的比例为？ A.0.07
B.0.08 C.0.09 D.0.1 7. 根据国际环境组织检测，在20个全球最污染的城市里面，属于中国的城市有？ A.13个 B.15个 C.16个 D.14个 8. 拉动经济增长的直接力量是？ A.高储蓄 B.高投资 C.高消费 D.高产出 9. 经济的主要拉动力量是？ A.生产 B.分配 C.交换 D.消费 10.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是？
中国八大古都简介 “八大古都”是指由中国古都学会通过并经国内史学家承认的古代都城。 中国八大古都按定都时间先后，： 洛阳（从夏朝始）、郑州、安阳、西安、开封、南京、杭州和北京。 由于中原地区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而且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以八大古都中，有四个位于今河南。这些古都，在建筑、风景及文化上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和结晶，那么这些名胜古迹你都去过哪些呢？ 中国八大古都 一.中国八大古都按目前国际影响力排名： 1.北京； 2.西安； 3.杭州； 4.南京； 5.洛阳； 6.郑州； 7.开封； 8.安阳。 二.中国八大古都按历史建都政权数量排： 1.洛阳，建都或迁都至此的政权：帝喾、夏（早期、末期）、商（初期）、西周（成王五年后）、东周、战国韩（早期）、秦末河南王、西汉（高祖初）、更始、东汉、曹魏、西晋、北魏(493年后)、隋（炀帝后）、李魏、王郑、唐、武周、大燕、后梁、后唐、后晋（高祖初）、中华民国（32年）。二十三个政权。 陪都政权：新莽、后赵、东魏、北周、后汉、后周、北宋、金。八个政权。 合计：三十一个政权。 2.西安，建都或迁都至此的政权：西周（初年、末年）、秦、西汉、新莽、更始、赤眉、东汉(献帝初）、西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燕（一个月）、东魏、北周、隋（文帝）、唐、武周（2年）、黄齐、大顺（一个月）。十九个政权。 陪都政权：曹魏、后赵、五胡夏、后唐、中华民国。 合计：二十四个政权。 3.北京，建都或迁都至此的政权：诸侯蓟、诸侯燕、秦末燕王、前燕、安史燕、刘燕、辽（1125年）、金(中期海陵王后)、元、明(成祖后)、大顺、清、中华民国（早期）、洪宪、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计：十五个政权。 4.南京，建都或迁都至此的政权：东吴、东晋、桓楚、侯汉、宋、齐、梁、陈、南唐、南宋（初期）、明、南明、太平天国、中华民国。十四个政权。 陪都政权：杨吴。一个政权。 合计：十五个政权。 5.开封，建都或迁都至此的政权：夏（帝杼后）、诸侯杞、战国魏（前364年后)、后梁、后晋、辽(辽太宗三个月)、后汉、后周、北宋、张楚(一个月)、刘齐、金(海陵王及宣宗南迁后)、韩宋。十三政权。 陪都政权：明。一个政权。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近现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考纲课程标准 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晚清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和民族工业的兴起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概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讲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认识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
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重点 难点本课重点：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本课难点：近现代各种主要经济成份的基本概念、演变过程及相互关系 教法 教具讲述法、讨论法等。新课标历史（必修Ⅲ）、《系统集成历史》二轮总复习学生用书、多媒体课件等教学过程 【专题概要】 近现代有四种社会形态：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近现代中国的经济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错综复杂。其经济成份主要包括封建自然经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受经济性质和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的影响，各经济
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矛盾 中国无疑是个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每10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翻一番，而美国即使在经济增速最快时期，要取得这样的成绩也要花上30年左右。不过，中国的经济基础开始出现裂缝。 把这些裂缝称作三大矛盾吧。 周二在中国北京，一名中国妇女在为庆祝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唱歌时挥舞国旗。 矛盾一：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决定放缓经济增长步伐，抑制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继续给工人加工资，给民众提供各类商品。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对任何政府来说都是个挑战，对于害怕失去控制权、不愿让市场力量主导国民经济的中国政府来说尤其困难。 在仍供奉着马克思(Marx)和恩格斯(Engels)雕像的中国，工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持续缩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很难成为推动更多消费支出的秘诀。中国有众多零售商店，但很多都像是博物馆。人们前来“观摩”，却并不买东西。 由于劳动力需求强劲，中国工人的工资增加较快，这是维持中国领导人高度重视的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推动消费支出、让中国摆脱出口依赖的关键。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不断上涨的工资似乎正在稀释中国工厂的竞争力。一个不言而喻的迹象是，美国服装品牌Gap在中国商店里出售的T恤衫上标着“马来西亚制造”的字样，最便宜的牙刷也为越南制造。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应实现转型，成为更先进的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而这就需要中国有更大、更好、更自由的教育制度。一位官员说，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在科学研究方面受到苏联管理模式的影响，中国精英人士都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 矛盾二：中国政坛最近的潮流话题是“人民币国际化”，而实际上，人民币目前基本上完全是一种国内货币。之所以要人民币国际化，其中既有民族自豪的原因，也有贸易大国买卖本国货币的渴望，还有就是，如果再爆发金融危机，中国人决心要像美国一样能获得自由、低息的外国贷款。 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但人民币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国际化，除非中国取消低利率管制，现在中国存款利率甚至都赶不上CPI涨幅。参与全球货币游戏意味着国民经济要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 有些官员看到了利率过低的危险。中国建设银行行长郭树清在接受采访时说，你需要在失控之前针对实际利率为负值做点什么；很多人觉得把钱存起来没多大好处，因此纷纷购买黄金和白银等东西；很多人买房不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个住处，而是为了投资。
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长城 中国的长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它始建于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联成万里长城。汉、明两代又曾大规模修筑。其工程之浩繁，气势之雄伟，堪称世界奇迹。长城历史悠久、体量庞大、工程宏伟，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我国最大的祭天神庙--天坛 天坛在北京市东南部，崇文区永定门内大街东侧，占地约２７０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祭祀性建筑群。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清乾隆、光绪时曾重修改建。为明、清两代帝王祭祀皇天、祈五谷丰登之场所。 天坛是圜丘、祈谷两坛的总称，有坛墙两重，形成内外坛，坛墙南方北圆，象征天圆地方。主要建筑在内坛，圜丘坛在南、祈谷坛在北，二坛同在一条南北轴线上，中间有墙相隔。天坛是中国木结构建筑的顶峰，仅凭木榫交结，斗拱支架，全用木材就完成了这一惊世杰作。天坛另一美妙绝伦之处，是奇妙的回声。
世所罕见的皇家园林--颐和园 颐和园位于北京市西北部海淀区，距市中心约15公里，原为清代的行宫花园，其名为“颐养太和”之义。园中的长廊、石舫、佛香阁、宝云阁、大戏楼、十七孔桥、玉带桥等建筑堪称世界建筑文化中的珍品。在中外园林艺术史上有极高的地位。 颐和园原名清漪园，始建于1750年，总面积290多万平方米，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大的皇家园林，且兼具“宫”、“苑”双重功能。全园分万寿前山、昆明湖、后山后湖三部分。前山以佛香阁为中心，组成巨大的主体建筑群。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平铺在万寿山南麓，约占全园面积的３／４。后山后湖碧水潆回，古松参天，环境清幽。
世界屋脊的明珠的布达拉宫 被誉为世界屋脊的明珠的布达拉宫，是xi藏最宝贵的宗教和文化宝库。海拔3700多米，占地总面积36万余平方米，是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群，进行政治、宗教活动和居住的场所。
郭万超：破解中国奇迹之谜 在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持续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并且还将持续发展。如何破解“中国之谜”？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中国推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个答案显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即经济增长根本取决于资源在经济运行体制机制层面的最优配置。这对于解释中国现象显然有些简单。中国奇迹的发生以及持续的根本原因在于：第一，中国的发展真正坚持了以人为本，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第二，中国实现了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合力最大化，最大可能地减少了发展成本，避免了单靠市场机制调节带来的弊端；第三，中国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形成了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调的制度和机制。这三点是正在成长的中国道路源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国情而具有的独特价值，是超越西方的根本优势，也将成为中国道路最终发展为当代最优发展模式的基石。（《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12月8日） 孙力：从“模式时代”到“特色时代”的飞跃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振兴，而且对人类未来的发展也同样作出宝贵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方面实现了综合创新，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从模式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进入了特色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时代。如果说苏联代表的是社会主义模式化的时代，那么，当今中国代表的就是社会主义特色化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开始展开其多姿多彩和多样化的进程，也必将迎来社会主义运动新的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阐明的是中国属性，也包蕴着深刻的时代属性，是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统一，展现出对社会主义的完整重塑，是社会主义社会在当代最杰出的代表。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历史过程，其中，从“模式时代”到“特色时代”是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上又一个伟大的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社会科学报》2011年11月10日） 柯缇祖：土地公有制缔造中国发展奇迹 实行土地公有制是中国创造发展奇迹的最大奥秘之一。首先，土地公有制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国家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合理调控土地开发利用规模，有序推进现代化进程，这是土地私有制无法比拟的独特优势。其次，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的发展，除了得益于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规模效应外，更重要的在于用地机制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第三，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凭借土地公有制，从战略上科学规划国土资源，一方面为农村征地和城市拆迁提供了更高的利益补偿，另一方面使城市建设所需资金问题迎刃而解，不仅大大加快了城市建设步伐，而且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第四，土地公有制有力地支撑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从改革开放到2009年底，累计有3.4亿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市。这么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和转移就业，不仅没有出现农村经济的凋敝，反而实现了粮食持续增产；在城市不仅没有出现贫民窟，反而实现了人们的安居乐业。究其根本，这是由于中国始终坚持和完善土地公有制，把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作为惠农强农的政策基石，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发展需要。（《红旗文稿》2011年第22期）
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爱因斯坦 复利的计算是对本金及其产生的利息一并计算，也就是利上有利。 复利计算的特点是：把上期未的本利和作为下一期的本金，在计算时每一期本金的数额是不同的。复利的计算公式是：S＝P（1＋i）^n 复利现值是指在计算复利的情况下，要达到未来某一特定的资金金额，现在必须投入的本金。所谓复利也称利上加利，是指一笔存款或者投资获得回报之后，再连本带利进行新一轮投资的方法。 复利终值是指本金在约定的期限内获得利息后，将利息加入本金再计利息，逐期滚算到约定期末的本金之和。 例如：本金为50000元，利率或者投资回报率为3％，投资年限为30年，那么，30年后所获得的利息收入，按复利计算公式来计算就是：50000×（1＋3％）^30 由于，通胀率和利率密切关联，就像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所以，复利终值的计算公式也可以用以计算某一特定资金在不同年份的实际价值。只需将公式中的利率换成通胀率即可。 复利现值是指在计算复利的情况下，要达到未来某一特定的资金金额，现在必须投入的本金。 例如：30年之后要筹措到300万元的养老金，假定平均的年回报率是3％，那么，现在必须投入的本金是3000000×1/（1＋3％）^30 复息效应 复息是现代理财一个重要概念，由此产生的财富增长，称作"复息效应"，对财富可以带来深远的影响。假设投资每年的回报率是100%，本金10万，如果只按照普通利息计算，每年回报只有10万元，10年亦只有100万元，整体财富增长只是10倍，但按照复息方法计算，首年回报是10万元，令个人整体财富变成20万，第二年20万会变成40万，第三年40万再变80万元，10年累计增长将高达1024倍（1+100%的二次方)，亦即指10万元的本金，最后会变成1.024亿元。 随着年期增长，复息效应引发的倍数增长会越来越显著，以每年100%回报计算，10年复息会令本金增加1024倍（2的10次方），但20年则增长1,048,576倍（2的20次方），30年的累积倍数则达1,073,741,824倍（2的30次方），若本金是1万元，30年后就会变成10737.42亿元。 人类历史中，要长期达到每年100%回报是几近不可能，以华人首富李嘉诚为例，1945年以7,000美元成立长江塑胶厂，在2006年拥有约188亿美元身家计算，撇开其他因素，他的财富在57年增长268.6万倍，其每年的复息回报亦仅为29.65%。 在另一个西方世界常引用的例子中，假设美国土著1626年，愿意以60荷兰盾出售今日曼哈顿的土地，并将这60盾放到荷兰银行，收取每年6.5%的复息利率，他们2005年将可获得约63960亿港元的存款，较纽约市五条大街的物业总市值还要高。而2006年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艾克森美孚，市值亦只有34000多亿港元。 正因为复息的倍数式增长速度，在不同古代社会中均禁止收取复息。古兰经就明文规定穆斯林，"不要吃重复加倍的利息。"重复加倍的利息，说的正是复息。1571年，英国开始容许每年最高10%的货款利息，引发连串道德争议，但此后利息效应开始为人注意。1613年，英国数学家李察·维特（Richard Witt）发表《数学问题》一书，全面研究复息效应、及在复息下土地的估值物问题，成为研究复息的划时代作品。 现时世界各国普遍都有对放债人所收取的利息有最高限制，一般都以30%年息为上限，
中国近代经济的模式和特点 一、社会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 社会封建自然经济是封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基本特征是：生产上“男耕女织”，消费上“自给自足”，们过这美好的生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疯狂地对华倾销商品，中国被逐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各种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并进行早期的资本输出，这使得中国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小农经济破产，社会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国人民灾难加深。 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一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艰难成长起来的，饱受外国资本的压迫，买办资本、官僚资本的排挤，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及军阀官僚的压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导形式。在民族工业中，工业资本所占的比重小，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所占比重大。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以纺织、食品工业为主的轻工业，缺乏重工业的基础，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丁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技术、设备以至原材料方面不得不依赖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中国民族资本缺乏独立性民族资本所经营的企业，规模小，经营分散，技术设备落后，劳动生产率低。这种情况，使得民族工业的产品成本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它发展的办法就是加大对工人的剥削，力求获得最大的剩余价值。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最早的近代企业。虽然其主观目的是侵略,但客观上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技术、机器乃至企业管理，也造就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60年代以后，随着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开展，出现了中国自己的近代企业。军事工业基本上是封建性近代企业，民用工业基本上是以利润、市场和价值规律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工业，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封建性。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的出现和发展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使中国呈现出较明显的半封建特征。 由于帝国主义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客观上进一步瓦解了自然经济，再加上清政府政策放宽、百日维新、清末新政以及20世纪初中国人民收回利权的斗争，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出现了民族资本主义。由于帝国主义暂时放松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辛亥革命又推翻了封建帝制，民族资产阶级大受鼓舞，“实业救国”成为一大思潮，爱国心的驱使和利润的刺激，促使他们投资于新式工业，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短暂的春天。 一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使刚刚有所发展的民族工业纷纷破产，南
世界七大奇观是由马其顿王国（Macedonia，公元前4世纪中叶至前2世纪中叶）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er，公元前356-前323）统治时期建于西亚、北非及爱琴海地区的七处规模较大的雄伟建筑与雕刻品，被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观察家们认可为古代遗迹中最非凡的艺术品和建筑作品。世界七大奇观的名单有时会有所不同，以下以古代西顿（Sidon）作家安提帕特（Antipater，公元前398？-前319）在他的一本游记中所列举的七大奇观为准。它不但被广泛使用而且还是标准的名单，七大奇观中除金字塔外，其他六个均未完整保存下来。 1.埃及金字塔（Pyramid）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金字塔是古代所建的一种方锥形建筑物，因其外形像汉语的“金”字，在中国译称“金字塔”。墨西哥、希腊、苏丹等国都有金字塔，但名声最为显赫的是埃及的金字塔。埃及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代表作，是埃及国家的象征。古埃及的金字塔目前保存下来的约有80座，是为古埃及法老（Pharaoh——古埃及国王的称号）修建的陵墓。最大的一座是古埃及第四朝法老胡夫（Khufu）的金字塔，称为“大金字塔”（The Great Pyramid），位于开罗近郊吉萨（Giza），建于大约公元前27世纪。它的底座成方形，每边长约232米，高约146米，用230余万块（每块重约2.5吨）巨石叠成。塔内有墓室、石阶及甬道等结构。据说建塔时，每天投入80万劳动力，历时30年方建成。就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而言，其设计与建筑水平已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大金字塔”附近建有法老哈夫拉（Khafra，约公元前20世纪）的金字塔及斯芬克斯巨型石雕像。现存于吉萨的70余座金字塔大都残损破朽，墓室里的财宝也被盗劫一空。 2.巴比伦空中花园（Hanging Garden of Babylon） 巴比伦空中花园在古巴比伦王国（今伊拉克南部）首府巴比伦城王宫内，是国王尼布甲尼撤二世（NebuchadnezzaⅡ，公元前604-公元前562）建造的。为了安慰患上思乡病的王妃安美依迪丝（Amyitis），仿照王妃在山上的故居兴建的。其实，它并非真正的“空中花园”，而是建在一系列塔庙的平台顶上的几层土坛，坛上遍种花草。远望时，它像一座花草覆盖的小山，近看时，则给人以花草悬空而植的感觉，故名“空中花园”。 3.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Temple of Artemis of Ephesus）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阿苔密斯（又译为“阿耳忒弥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和狩猎女神。古代以弗所（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居民对阿苔密斯的崇拜甚盛，并建造了不少纪念她的神庙。公元前4世纪建成了这个最大的神殿。它用白色大理石建造，有不少廊柱用金、银、宝石缀饰。这座雄伟的大理石神庙是由昌底亚的国王克里萨斯出资筹建，由希腊建筑家车西夫若恩设计。神庙中装饰着由当时技艺最精湛的艺术家们所塑的青铜雕像，这个神殿被视为七大奇观中最美的一景。 4.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Statue 0f Zeus at Olympia） 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它原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the Temple 0f Zeus at Olympia）里，由古代希腊著名雕刻家菲狄亚斯（Phidias，雅典人，主要活动时期在公元前448-前432）雕成。雕像为木质，高约10米，全身饰以象牙、金箔和宝石等昂贵材料，眼睛也是用宝石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 1、1953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统购和统销;1954年9月又对棉花实行统购,对棉布实行统购和统销。这一政策的实行( ) A.表明工农业产品极大丰富 B.有利于保障工业化战略实施 C.反映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D.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 2、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受到个体经济的极大限制。据东北、华北等地的调查显示,农村中已出现中农化的趋势……东北局报告说东北农村有1%的农户已成为新富农。华北局报告说,据河北、山西、察哈尔三省典型调查,新富农占总农户的2%。 这一现象表明( ) A.土地改革未改变我国的土地所有制 B.农业中的土地集中现象已是非常严重 C.迫切实行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必要性 D.土改使农村中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3、1950年11月,陈云在第二次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财政工作的部署:“战争第一,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太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支出”。 这一精神的贯彻( ) A.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发展 B.适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需要 C.深受斯大林模式的影响 D.奠定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格局 4、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后改称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工业部)成立；1956年,从重工业部中分离出兵工总局,组建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1963年,从二机部中又分离出三机部(航空工业)、五机部(兵器工业)。 这表明( ) A．工业优先战略方针确立
B．工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C．政府经济管理职能强化 D．科技革命引领工业发展 5、下表为1953-1955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在沿海和内地投资比例统计表。 该表反映出在“一五”计划建设时期我国政府( ) ★沿海与内地的比重相加,不等于100,因为少数单位的部分投资不按地区划分。 A.力图扭转工业布局不均衡的局面 B.集中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 C.投资向经济欠发达民族地区倾斜 D.实行沿海带动内地的战略 6、“一五”计划中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基础,构筑了牢不可破、巍然屹立的新生共和国的“钢筋铁骨”。 在这一计划中,工业建设方面的最大特点是( ) A.优先发展重工业 B.优先发展轻工业 C.轻重工业同时进行 D.优先发展高科技产业 7、新中国建国初期,一些干部明显地歧视私营工商业,公私兼顾变成了“只公不私”。为此,党的文件指出“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有所不同的,但在工作上、待遇上则又应该一视同仁”。 这一政策( ) A.加快了国家工业化步伐 B.促进了农轻重比例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