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东汉班彪《史记后传〉、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唐刘知几《史通》、宋《册府元龟》“国史部总序”、南宋郑樵《通志.总序〉、清章学诚《文史通义〉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史学史概念的提出：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梁启超是史学史学科的倡导者和奠基人。1922年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有《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一章，概括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二千年来的发展轨迹，是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1926—1927年，撰成《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倡导研究史学史，有《史学史的做法》一节专讲怎样作史学史，探讨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
史学史研究的任务：
(1)研究关于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阶段性的特点；（2）研究史官、史家与史学思想；（3）研究史学与社会的关系；（4）研究史学发展与相关学术文化领域的关系；（5）研究史学发展的规律性等
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标准
A、以史学质的变化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陈光荣、吕美泉。
B、单纯以史学思想为标准，以史书体裁为标志，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彭中德。
C、以史学本身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特点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仓修良、瞿林东、王树民。
D、以史学自身发展变化过程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齐思和、李宗邺、邓子美、刘节、陶炳、高国抗、宋衍中。
E、以社会形态的演变作为社会分期的标准，代表人物有陈千军、尹达、周春元。
F、以历史朝代的自然阶段作为主要依据，以著名史书、史家作为主要的标志来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贺昌群、张孟伦。
G、以综合考察史学多方面的因素作为分期标准，代表人物有白寿彝、施丁、陈其泰、许凌云、张家璠。
史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1）文字的发明：
A、结绳记事法：
B、刀刻记事法：
C、图画表示法：
（2）历法的产生;史学是以时间为基础的。历法大体可分为三类：阴历、阳历、阴阳合历。
（3）史学意识的产生：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需要记录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史学意识。
《明儒学案》：
清黄宗羲撰。是我国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本书将搜集到的有关明朝三百年学术流派的材料进行分类排比，将200多个学者分成19个学案。每介绍一个流派，先叙述它的渊源流别，概括要旨，然后列举该派的代表人物，各立小传，略叙一生经历，摘录重要言论，提示学术思想特点，而加以评论。是研究明朝学术思想的一部最重要的史著。
《读通鉴论》：
明末清初王夫之所著，三十卷。这是一部根据《通鉴》所载史事，用评论历史的形式来发表自己政治主张和历史哲学的史论专著。作此书之目的是从史书中寻找“经世之大略”。他所选择的评论、批判的历史实例，大都是针对明末清初各种社会政治问题的。比如鉴于明末党争误国，因此书中涉及前代党争，都反复予以贬斥。
《竹书纪年》
又称《汲冢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西晋武帝太康年间，汲郡人不准盗掘魏襄王墓，得竹简数十车，后经荀勖等人整理、研究，得书16种75篇。其中《纪年》13篇，记载了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至周宣王后，则特记晋国历史，晋被三家瓜分后，又特记魏国历史，记至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年）。由于司马迁写《史记》时没有看到该书，所以该书可以帮助我们订正《史记》的某些错误。
《穆天子传》
汲郡魏墓发现的竹书之一。内容记周穆王西巡之事，有日月或寻，并详记所行里数。名虽曰传，其体裁实属编年，晋郭璞曾为本书作注。该书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周穆王西行所到之处，与各部落互赠礼物，这说明远在张骞之前，中原和中亚间早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
《东观汉记》
是东汉官方修撰而成的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国史。东观，在洛阳南宫，章、和二帝后，为收藏图书之所。明帝时诏令班固、刘珍等相继撰写。到献帝时修成。历时160余年。晋朝将之与《史记》、《汉书》合称“三史”。
它的体例：纪、表、志、传俱全，还创造了“载记”这一新体例。用以记载刘盆子、樊崇、吕母等“群盗”、“叛臣”之事。
《东观汉纪》作为东汉王朝的当朝国史，史料价值很高。晋人华峤撰《后汉书》时以之为本，南朝刘宋时范晔撰《后汉书》又以华书为本。随着范书问世，《东观汉纪》渐渐散佚。
荀悦《汉纪》
荀悦（148——209），字仲豫，颖川颖阳（今河南许昌）人。汉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献帝以《汉书》“文烦难省”，建安三年（198）命荀悦按编年体改编《汉书》，前后三年，成《汉纪》30卷。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荀悦以《汉书》中的本纪为纲，将其书中传、志、表的内容加以概括，按时间的顺序，散放于帝纪各年之下。将80万字的《汉书》精简为18万字的《汉纪》。为用编年史体撰述断代历史创立了典范。被时人称为“辞约事详”。
该书史料价值不如《汉书》，但个别地方对《汉书》作了增补。如书中对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史实，有些记载较《汉书》为详。《汉纪》中“荀悦曰”的史论，多为本人所作，表达了与《汉书》不同的思想内容。
《战国策》
战国时各国纵横家游说诸侯国君或互相辩论时所发表政治见解等言论的辑录。原称作《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后经西汉刘向整理，定名为《战国策》，33篇。记事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245年的历史。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各诸侯国之间进行兼并的政治斗争，特别是对“士”阶层的人物，作了非常生动的描写。
《战国纵横家书》
一部记载战国时期说客辩士言论的史书。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了一部内容性质与《战国策》相同的帛书，共27章，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有11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另外16章为久已失传的古佚书。可以校正《战国策》和《史记》记载的错误，并补充其不足，为进一步研究战国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善于叙事明理，巧于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具有历史人物传记的初步规模，对后世人物传记的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编年体：
是我国最早的史书编纂体裁之一。孔子删定的《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它已有了明确的时间顺序，把事件有系统地按年代先后加以编排，上下连贯，从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过程。这种体例经过《左传》作者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纪传体：
是以记载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史体。创立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该书以本纪记载历代帝王的事迹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以表的形式谱列年爵；以书的形式记历代典章制度；以世家的形式记载诸侯公卿的事迹；以列传的形式记社会各阶层人氏的事迹。以后历代正史均沿用这种史体.
纪事本末体：
纪事本末体是南宋袁枢在编撰《通鉴纪事本末》过程中创立的。该书的编纂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读《通鉴》的困难，详明历史事件的始末。袁枢将《通鉴》分年叙述之事统一集中起来，分为239个标题，不动一字的加以抄录。每事各详起讫、自为首尾，详细记载事件的来龙去脉。
南北朝时期有三大名注，具体指哪三部书？各自有何特点？
南北朝时期三大名注具体指：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峻的《世说新语注》。裴注重点不在名物训诂，而在于史料的补充，它引用的书籍多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泛。它主要补充了《三国志》记载的缺漏、纠正了《三国志》记载的错误、对《三国志》所载历史事件、人物发表评论、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暂时无法下结论的，采取兼蓄并存的方法。《水经注》鉴于《水经》记载的河流水道太少（仅137条），于是作《水经注》40卷，记载大小河流水道1252条，对中国现在各省的主要河流都有详尽的记载，是考察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该书还以山川自然条件为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遗存、风土民情、方言传说等。所引书籍375种，所录碑石302块。是研究历史地理、北朝史的重要史料。《世说新语注》广证博引，不仅对原书的错误多所纠正，而且所引诸书今多亡佚，因此注得以保存许多汉、晋间有用的资料。
唐初确立的史馆修史制度具有怎样的意义？
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决定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修史工作，统由宰相任监修。这一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全由政府掌握，而宰相监修国史也就成为以后历朝修史的定制。史馆修史可以集合众人之力，充分发挥各个史家的特长，同时能够得到政府财力物力的支持，因此能用较少的时间修出较多的史书，如贞观年间一共修出8部正史。但是史馆修史也存在不少弊端，比如人多而缺乏主见，嘴杂而不敢直笔，监修官任意干预，十羊九牧，其令难行。
唐修“八史”具体指哪八部史书？其中有哪几部出自官修？
唐修“八史”具体指：姚思廉的《梁书》、《陈书》，是在其父姚察撰写的《梁史》、《陈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李百药《北齐书》，是在其父李德林《齐书》的基础上撰写而成；令狐德棻《周书》，是在隋朝牛弘《周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李延寿《南史》、《北史》，是在其父李大师启迪下撰写而成。另外两部：《隋书》、《晋书》出自史馆官修。
为什么说《通志》的精华在“二十略”？
该书的纪传部分全袭旧史，无所创新，无史料价值。全书体例没有跳出司马迁所立的规范。而“二十略”相当于正史中的书、志。其中“校雠略”、“金石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图谱略”、“昆虫草本略”是郑樵首创。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本于杜佑《通典》。详细记载了历朝的典章制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明夷待访录》的主要内容。
《明夷待访录》一书，是反映黄宗羲政治、经济思想和历史观的代表作。在该书中，黄氏从多方面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他指出，在封建君主制度下，“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而只允许皇帝一人大私大利。他根据古代公天下的传说，认为君主的设立，本是为天下兴利除弊的，可是后世的君主却把天下当成了自己的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给天下造成无尽的灾难。因此认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者”。他认为官吏的设置是为了与君主分工共同治理天下，而不是“私其一人一姓”，官吏的工作，不能以君主的好恶是非为依从。并主张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使学校具有“养士”和议政的作用。这些已经带有近代民主政治的色彩
《春秋》
是现存最早的编年史，相传孔子所作。记自公元前722——公元前481的史事。主要记朝聘、会盟、战争，以及一些自然现象，如水灾、旱灾、日食等。对自然现象的记载很宝贵，尤其自然灾异。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则没有，所以主要记政治。《春秋》记事简单，最少的一个字，最多的四十五个字。因为记事简单，所以有人认为此书每个字都有微言大义，对此有人怀疑这并非孔子所创，而是当时史官的书法。
所谓的《春秋》笔法主要指什么？
《春秋》在记载史实的同时，往往赋予一些含有特殊意义的字来寓于褒贬。如同样是战争，却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伐”、“侵”、“入”等不同的字来表明作者的思想倾向和用心。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孔子在运用这种方法时往往不是从史实出发而是以个人主观来定褒贬，开了史书任情褒贬的先例。
孔子对史学的贡献
1、孔子是私人修史的开创者：孔子《春秋》的创作，标志了私人著述的出现。
2、初步创立了编年体史书的雏形：《春秋》采用编年体，初步将人物、地点、时间、事件四个因素结合起来记叙历史。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3、属辞比事，提出了一套历史编撰方法：属辞，原指遣词造句，此指孔子修《春秋》时，采用一定的书法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他根据自己的政治观点，以用词的不同来表达不同的事态和意义。比事：按年月日顺序把史事排列起来，即“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
4、重人事而不宣扬鬼神：《春秋》尽管也记载了灾异，可是他没有人为地去为灾异披上神秘的色彩，更没有把它与人事关系牵连在一起。
5..孔子是中国奴隶社会史学的结束者，又是中国封建史学的开创者，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左传》
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一般认为其是左丘明。记前722——前468年之事，30卷，约18万多字。主要记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列国之间的战争。《左传》记事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一般能做到首尾完整，范围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有可贵的民本思想。但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创造归功于王侯将相的创造，归之于天命。没有完全冲破天命和鬼神观念的束缚。
《左传》的成就：
1.《左传》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建立了完备的编年体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它记事简单，如同大事记。《左传》记事则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一般能做到首尾完整，给人以完整清晰的印象。
2.《左传》记事的范围亦不只局限于政治、军事、外交的活动，而是涉及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学术文化、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3.《左传》善于描写战争,个国家政治的好坏看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
《左传》创造了“君子曰”的史评形式，在书中，冠以“君子曰”、“君子以为”、“君子谓”等语者，约80余条，对所载史实或人物或直接发表议论，或引用他人言论进行评论。开创了“史论”之先河。
5.《左传》可贵的“民本”思想：
《左传》的局限性：作者的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他把历史的创造归功于王侯将相的创造，归之于天命。很多处记载了关于卜筮、星占、星气等预断人间祝福的事，并且没有一处不得到验证。说明作者没有完全冲破天命和鬼神观念的束缚。
《左传》与《春秋》的关系：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东汉时班固才使用《春秋左氏传》这一名称。《史记》称它为《左氏春秋》。原本是一本独立的著作。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谷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通称“春秋三传”。
西汉刘歆“治《左氏》，引经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汉书楚元王传》）可见《左传》原本不象《公羊传》、《谷梁传》那样“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晋书王接传》），何况《左传》与《春秋》记事断限不同，《左传》所记的时间范围远远超过《春秋》。今天的《左传》之所以与《春秋》有密切的联系，主要是与刘歆的重新整理有关。
为什么说《左传》完成了编年体的创造？
《春秋》作为编年体史书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它记事简单，有纲而无目，措辞隐晦，往往使人读其文而不知其微言大义是什么。《左传》记事则相当详细，对于历史事件的记载一般能做到首尾完整，而且能吸收其它史体的长处。在《春秋》记事的基础上，扩大了记事的范围，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使编年体达到基本成熟的程度。
《国语》：
现代史学界认为，该书成书在战国初年，其中有左丘明传诵的篇章。《国语》是一部以国分类，以语为主的有关春秋历史的史著。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国语》按国别编写，以记言为主；侧重于对事件发表议论。全书21篇，分为《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记录了上起周穆王征犬戎（前967）下迄智伯灭亡（前453）前后约500年各国君臣谋议得失的对话，是研究春秋历史重要史料。
《国语》又称为“左氏外传”，它与《左传》在体例和内容上有何差异
《国语》是一部以国分类，以语为主的有关春秋历史的史著。它与《左传》的区别在于：《左传》采用编年，而《国语》则按国别编写；《左传》以记事为主，《国语》以记言为主；《左传》详载事件的过程，《国语》则侧重于对事件发表议论。《左传》全面地反映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国语》则反映春秋时期片断史实。
陈寿修《三国志》
陈寿（223——297），字承祚，巴西郡安汉（四川南充）人。曾求学于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谯周。（曾撰《古史考》25篇）他经历了蜀汉、西晋两个朝代。在蜀汉任观阁令史（掌图籍文书），在西晋，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在任佐著作郎期间，编辑成《诸葛亮集》二十四卷和《益部耆旧传》。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时年48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撰写《三国志》以前，魏、吴两国官、私均有国史著述。如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等。这些均是陈寿的主要参考资料。加之陈寿亲历蜀汉，对故国文献早有留意，因此对史事的记载较为正确。《三国志》撰成后，“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本传》）公元297年，陈寿去世后，晋惠帝诏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抄录一部《三国志》，这标志着《三国志》正式被统治者所认可。
《三国志》内容及特点：
内容:全书65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从东汉灵帝光和七年黄巾起义（184）——西晋灭吴（280）（220曹丕代汉建魏——280）前后共60年的历史。其中一些处于鼎革之际的人物如董卓、袁绍、袁术、公孙赞等，在《后汉书》中有传，《三国志》中也有传。但《三国志》只有纪、传而无志，这是一个缺憾。
特点：（1）《三国志》以魏为正统，用本纪来记述魏国君主行事，记蜀、吴二国事称传。但对三国国君均采用编年体方式，按年月记事，名为传，实为纪。 (2）《三国志》在选材上非常慎重。（3）《三国志》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反映魏晋时期士大夫中间流行的品题人物的风气。（4）叙事简约，以致疏略
裴松之注《三国志》：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人（山西闻喜），出身世代官僚之家。28岁做官，东晋武帝时任殿中将军、员外散骑侍郎。刘裕代晋称帝（420）时，裴49岁。文帝时任中书侍郎。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乃命裴松之作注。裴氏花了三年时间完成此注。
裴注重点不在训诂名物，而在史料的补缺与纠谬，引用的书达200多种，搜集资料十分广博，其注文近于原著数倍。
补缺：如《魏书武帝纪》注中全文抄录了曹操《述志令》（《让县自明本志令》），这是一篇自述作者55岁以前生平抱负变化的重要文章。然《三国志》没载，裴氏从《魏武故事》中全文抄录。再如《武帝纪》记屯田之事只有“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13个字。裴注补充了有关屯田的事迹140字，在《任峻传注》中又补充了182字。又如马钧是三国时著名的科学家，《三国志》中只字未提。裴氏从《魏书明帝纪注》、《杜虁传注》中引了有关著作的记载共1200多字，对马钧的生平事迹和创造发明作了详细的交待。
纠缪：如官渡之战，《魏书武帝纪》“兵不满万”，裴注引《荀彧传》所云“十万之众”，辨明“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满万也’。”
评论：一是裴氏自己评论，如《蜀书.关羽传注》中有对曹操听任关羽投奔刘备而不去追赶的评论；《吴书.张昭传注》中有张昭劝迎曹操的评论；二是引录其它史家评论，如《魏志.武帝纪注》引王沈对于曹操的评价，《蜀书.诸葛瞻转注》引干宝对于诸葛瞻的评论等。
备异：对各种不同的记载，暂无法下结论的，采取备异的手法。所引用的古书有159种，这些书籍早已亡佚。当然裴注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前人批评其“嗜奇爱博”“喜取聚异闻，不加刊定”，所引史料考订失实，荒唐不经的也多有之。
范晔其人：
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398——445）。与裴松之为同时人。其父范泰，从东晋至刘宋两朝均任高官。范晔初为彭城王刘义康的冠军参军，官至尚书吏部郎。元嘉九年（432）冬，因在彭城太妃（义康生母）丧中饮酒作乐，被贬宣城太守，时年35
岁。因不得志，乃广集学徒，作《后汉书》。由于文帝常识他的才能，又累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二年因参预孔熙先“谋反”事，被捕入狱，以谋反罪被杀，年仅48岁。
范晔的史学思想：
A、把“忠义”作为衡量历史人物的重要条件：
B、反对佛教、图谶和阴阳禁忌：范晔是一个不彻底的无神论者。
《后汉书》
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著作。由范晔编撰，共记，传90卷。范晔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的评论精深，是《后汉书》的两个特点。范晔删削众家后汉史，在材料整理上博采诸家，便于反映出东汉时期各类人物的事迹和风貌。对于历史评论，对于东汉时期的治乱得失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才论具有深刻的认识价值，表明了他在历史观上的朴素唯物倾向，显示出他对东汉时期学术史的兴趣和见解
《后汉书》的史学价值：
记载了上起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下迄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共196年的历史。由十纪、八十列传组成。范晔原本作志十篇，并已托谢俨收集资料，可惜由于他过早离开人世，致使十志独缺。
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八志三十卷与纪传合成一部，共120卷。
A.编纂体例上在因袭《汉书》的同时又有自己的创见：
a.根据东汉时期独特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色，在《后汉书》中首创《列女传》，此例一开，后史多沿用，从而使妇女在正史
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后史多将《列女传》改为《烈女传》。
b. 建立了《文苑列传》，把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与儒林并列，反映了当时重视文学的社会风气。
c.还创立了《党锢》、《宦者》、《独行》、《逸民》等传，反映了东汉政治上一个突出现象：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互相
斗争，皇帝随立随废。而对于那些“逸民”，东汉统治者礼遇甚厚，（以严光为例）。范书揭露了统治者通过那些戏剧性的征、聘、召、赐，以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目的。（《逸民传》）
B、叙事以类相从，编次周密：
《后汉书》多采用合传与类传的形式，以类相从。如将东汉前期的王充，未年的王符、仲长统合为一传，因其都长于著述，不重功名利禄；郭泰、许劭因善品评人物，故合为一传。
创立《党锢》、《宦官》、《文苑》、《独行》、《逸民》、《列女》、《方术》等七个新类传，更反映了以类相从而不拘时间先后的特点。
C、据事直书，立论持平：与《三国志》相比，《后汉书》记载东汉未年的史事能做到秉笔直书。
主要缺点是：司马彪的“志”缺少《食货》、《艺文》、《刑法》、《沟洫》等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的内容，有损史书的完整性。
《后汉书》创立了哪些新传？有何意义？
根据东汉时期独特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特色，范晔在《后汉书》中首创《列女传》，“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因此他把“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的蔡文姬收入该传，而蔡文姬曾先后嫁给卫仲道、匈奴左贤王、董祀。此例一开，后史多沿用，从而使妇女在正史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后史多将《列女传》改为《烈女传》。此外还建立了《文苑列传》，把文学从经学的附庸中独立出来而与儒林并列，反映了当时重视文学的社会风气。创立了《党锢》、《宦者》、《独行》、《逸民》等传，反映了东汉政治上一个突出现象：外戚与宦官交替掌权，互相斗争，皇帝随立随废。而对于那些“逸民”，东汉统治者礼遇甚厚。范书揭露了统治者通过那些戏剧性的征、聘、召、赐，以达到“举逸民天下归心”的目的。
地方史志和历史地理著作：
a.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12卷，卷1至卷4，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详述各地的山川、交通、风土、特产、民俗、文化等；卷5至卷7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刘备、刘禅事；卷8记载晋平蜀以后的蜀事。卷9记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卷10至卷11，记载西汉以来贤人的生平事迹。卷12为本书的序言。是一部著名的地方史志。
《华阳国志》：
东晋常璩所著，共12卷。卷1至卷4，主要记载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详述各地的山川、交通、风土、特产、民俗、文化等；卷5至卷7记叙公孙述、刘焉、刘璋、刘备、刘禅事迹；卷8记载晋平蜀以后的蜀事。卷9记李氏成汉政权的历史；卷10至卷11，记载西汉以来贤人的生平事迹。卷12为本书的序言。是一部著名的地方史志。
B、郦道元《水经注》，郦道元字善长，今河北涿州人，生活在北魏，官至东荆州刺史。著有《水经注》40卷，记大小河流水道1252条，几乎是《水经》（记137条河流）的十倍。注文达30万字，是《水经》的20倍。对中国现在各省的主要河流有详尽的记载，是考察古代水道演变的重要资料。同时该书还以山川自然条件的联系，扼要地叙述各地的史迹沿革、风土民情及民间歌谣、谚语、方言和传说。该书引用书多达375种，所录碑石达302块
C、《洛阳伽蓝记》：杨衒之，北魏北平人。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可算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女主临朝、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以及外国商人的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
《洛阳伽蓝记》：
作者杨（阳）衒之，北魏北平人。该书共5卷，以记洛阳伽蓝（梵语佛寺）兴废沿革为线索，记载了洛阳城内外55所寺庙的情况、内容涉及到洛阳城市规模、外商来京贸易及各国风土人情，道里远近等情况。可算作是一部中国古代城市地理史。作者写洛阳佛寺的兴废，实际上反映了北魏王朝的兴衰。其中记载了高祖迁洛、女主临朝、胡太后佞佛、王公贪暴、官吏枉法、沙门侵渔民财以及外国商人的活动等，可补《魏书》、《北史》之缺。
D、刘勰《文心雕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史评著作。如南朝齐梁的刘勰，山东营县人，世居京口（镇江），作《文心雕龙》50篇。它是一部文学评论专著，其中《史传》篇则专论史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系统评论史学的专篇。对刘知几《史通》有较大影响。其中反映了刘勰的一些史学思想，如他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彰善瘅恶”、“表征兴衰”，主张“直笔”等。
E、刘义庆《世说新语》，虽为文学作品，但却具有很高史料价值。作者刘义庆，彭城人。是宋武帝刘裕侄子。他广集门客编纂该书。该书记载了从汉至东晋士族阶层人物的遗闻趣事。分为三十六门。内容非常广泛，有揭露豪门贵族荒淫腐朽、凶暴残忍的，如《汰侈》揭露大将军王敦饮酒时以杀人取乐的狰狞面目，记王恺与石崇斗富。《俭啬》记王戎等高官吝啬。也描写了一些忠于友情，勇于悔过自新（如周处），廉节自律的好人好事。
先秦史学的基本特点
1、体例以国别、编年为主，其它史体尚在萌芽之中
2、官修、私修史书同时存在
3、“直笔”、“曲笔”现象并存
4、经史难分、史文难辨
5、历史观念的丰富
6、对史学功能有了初步认识。
秦朝史学概述
1.秦设有专门机构与人员保存图书资料,且十分完备；如在御史大夫属下,设有御史中丞,掌管图籍秘书；2、秦朝已具有天下各类资料；3、秦史官设置,基本遵循古制，见于记载的有御史,内史,太史令等.4、秦由史官著录成国史《秦纪》并一直保留到汉初. 保存了一些较为原始的资料。5、秦还有文献汇编《奏事》20 篇。综上所述,秦朝在文献图籍的保存和史籍撰录方面,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先秦史学对后世史学具有“发凡起例”的奠基之功，无论在编撰体例、史书笔法和历史观方面，都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社会客观因素的制约，先秦史学在体例、体裁、内容、范围、语言、文字等诸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所以，从总体上看，先秦史学尚处萌芽创始阶段。
隋朝修史机构与史官的设置：
隋在秘书省下设著作曹和太史曹。著作曹是主要的修史机构。设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炀帝时，佐郎增为十二人。佐郎负责史料的收集，著作郎负责史书的起草。而太史曹主要是掌天时星历、推算和制定律历，而不涉足于修史。炀帝时还设置起居舍人，执掌起居注的编录。
隋朝的修史，多由皇帝敕令大臣负责，并敕令组成修史班子。参与修史的并非都是史官。“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史通史官建置》）
隋朝修史的成就：
（1）魏澹等重修《魏书》：魏澹，字彦渊（深），澹父季景是魏收族叔。澹历任北齐殿中待御史，北周纳言中士，入隋任太子舍人，后升为著作郎。
开皇中，文帝认为魏收《魏书》“褒贬失实”，“诏澹别成《魏史》”，澹书以西魏为正统，东魏为僣伪，共92卷：十二纪、七十八传，另加史论及例并目录。据《崇文总目》，澹书仅存纪一篇。（《太宗纪》）今本收书《太宗纪》取自于澹书。
（2）王劭作《隋书》、《齐志》：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入隋为著作佐郎。因母忧居丧在家，私撰《齐书》，被人所奏。文帝览其书而悦之，任命其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后迁著作郎。在著作曹近二十年，专修国史，撰成《隋书》八十卷，编年体《齐志》二十卷等。
王劭的《隋书》既非编年体，也非纪传体，“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史通六家》）而不去系统地记载隋朝君臣的事迹，遂使有隋一代史事，“堙没无闻”。
王劭《齐志》则受到刘知几的肯定。称他“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必彰”（《史通言语》）并为其辩白不遗余力。（3）牛弘修《周史》：牛弘字里仁。入隋任秘书监、吏部尚书。著有《隋朝仪礼》百卷，《周史》十八卷（未最后成书）等。
刘知几批评道“夫以宇文之言，而动遵经典，多依《史》、《汉》，“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杂说下》）
此外尚有李德林《齐史》、杜台卿《齐纪》、许善心《梁史》、姚察《梁书》等，这些史书为以后唐修诸史提供了基础。
隋朝修史的失误：
（1）隋禁私人修史。开皇十三年（593）文帝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从客观上扼杀了私家修史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史学的繁荣。
（2）官府修史不力，无切实宏大的修史计划和明确的分工合作。
（3）修史者多非其才。炀帝时网罗的人才中，多是以词章见长的文士，如虞绰、王胄、庾自直等。后人评价“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州府元龟》）卷554国史部》虽好文儒，然轻修史，这是事实。
唐初史馆制度的确立：
唐初统治者对修史是非常重视的。高祖武德五年（622）在《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中指出：编撰史书，必须做到“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唐大诏令集》卷81）唐太宗也多次对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旧唐书魏征传》）说明他对历史的重要性何等的重视
武德五年（622），高祖采纳令狐德棻建议，集中一批文臣编修魏、周、齐、梁、陈、隋六朝史，结果因领导不力，具体措施不力而半废废之。唐太宗鉴于此次教训，决定改组史馆，建立必要的修史制度。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决定把史馆移到皇帝直接控制下的门下省，修史工作，统由宰相任监修。这一措施，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书编纂工作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此，纪传体正史的编纂全由政府掌握，而宰相监修国史也就成为以后历朝修史的定制。
唐代八部“正史”的修撰：
“二十四史”中，有八部修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这表明了官修史书能集合众力的优势。
（1）《梁书》、《陈书》的修撰：
姚思廉（唐初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在其父姚察（陈朝吏部尚书，入隋受命修梁、陈二史）《梁史》、《陈史》草稿的基础，扩充内容而成。《陈书姚察传》云：“梁、陈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论及纪传有所阙者，临亡之时，仍以体例诫约子思廉，博访撰续”。今《梁书》中题名陈吏部尚书姚察所撰篇目有26篇之多，《陈书》中提此名号者有2篇。
两书每传大致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先叙历官次序；第二段叙重要史实；第三段死后必载颂扬之词，此种千篇一律的形式，实无可取。其结果是有美必书，有恶必讳，必致是非不明。
其史论也多有荒唐者：如《陈宣帝纪》记李总与宣帝陈顼（时任梁中书侍郎）游处，一日夜间，陈顼醉卧，李总看见陈顼身为大龙。
（2）《北齐书》的修撰：
李百药在隋任东官学士、礼部员外郎，入唐任中书舍人、散骑常侍等职。他在其父李德林所撰《齐书》的基础上“仍其旧录，杂采他书，演为五十卷”。（《史通古今正史》
今本《北齐书》，李百药原文的只有十八卷（共50卷），其余大致是取《北史》、《高氏小史》补充的。因此出现书法不同，称谓不同的混乱现象。
（3）《周书》的修撰：
令狐德棻历任唐初丞相府记室、秘书丞、弘文馆学士，监修国史等职。令狐氏主要依据牛弘《周史》而修撰。刘知几批评道：“不能别求他述，用广异闻，唯凭本书，重加润色，遂使周氏一代之史，多非实录者焉”。（《杂说史》）
该书仅有纪传而无志表。作者仿《尚书》文体写成，语虽典雅，却难免失实。该书至宋代多残缺，多取《北史》、《高氏小史》补充。
（４）《隋书》的修撰：
该书总监是魏征，同修的尚有房玄龄、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贞观名臣。魏征主撰《序论》，颜师古主撰纪、传。是唐设馆修史以来第一部成于史馆众家之手的史书。
五代史书（梁、陈、北齐、周、隋五朝的史书）修成后，均没设“志”，贞观十五年（641），诏令于志宁、李淳风等修撰“五代史志”，历时十五年，到高宗显庆元年（656）完成。
“五代史志”共３０卷十志：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十志原为单行本，后合入《隋书》。十志所述的典章制度，并不限于梁、陈、北齐、北周、隋，如魏及南朝宋、齐都涉及到了。因此可以弥补“五代史”无志之缺憾。因此“五代史志”也称为“隋志”。其中《经籍志》是一部从东汉到唐初古书流传总结性的著作，其地位可与《汉书艺文志》相比拟。《食货志》记载了北朝齐、周、隋三代实行的均田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5）《晋书》的修撰：
贞观十八年（644）诏令房玄龄、褚遂良、令狐德棻等重撰《晋书》（在此之前，有十八家晋史）书成后总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实际上唐太宗只拟定了其中《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四篇纪传末尾的“论”。真正主修者，令狐氏为首，房玄龄为监修。
该书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记起，讫于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凡156年历史，共130卷。除帝纪、志、传外，还增设了“载记”30卷。以记载各族统治者在北方建立的“十六国”史事。是研究五胡十六国极其宝贵的史料。（“载记”最初见于《东观汉记》，用以记新市、平林等反对王莽诸人。
由于《晋书》成于众手，前后重复，彼此失去照应等问题较多。比如王坦之、王彪之传中均有不同意诏使桓温依用周公居摄故事，估计是作者因其名字相似遂使一事分系二人。和峤、温峤本为二人，乃有一事而二人传中均有载者
其次是《晋书》为了迎合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不加甄别地将一些遗闻逸事、神怪传说收入书中。削弱了史书的可信性和严肃性。比如《干宝传》记干宝父死，其母妒，将父侍婢闭于墓中十余年，后开墓，见其婢伏棺如生，载至还家“经日而苏，既而嫁之，生之”。《刘聪载记》记“时有星忽陨于平阳，视之则肉也，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臭闻数里，肉旁有哭声。聪后刘氏适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乃在陨肉之旁，哭声乃止”。详见《廿二史劄记》卷八“晋书所记怪异”条。
（6）《南史》、《北史》的修撰：
李延寿，相州（今河南安阳）人。贞观中任崇贤馆学士，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其父李大师曾着手撰写一部编年体南北朝通史，书未成而卒，延寿承其业，改编年为纪传。耗十六年时间，撰写《南史》、《北史》。
《南史》记事起自宋永初元年（420），止于陈祯明三年（589），记载了南朝宋、齐、梁、陈四朝170年的历史。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共80卷。
《北史》记事始于魏登国元年（386），终于隋义宁二年（618），记载了北朝魏、西魏、东魏、齐、周、隋六朝233年的历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
《南史》、《北史》二史编撰的主要依据是南北八朝的史书。李延寿采用纪传体通史的体例，对八部史书加以删削、补充、整理和重新编排。使之连成一体。
《南》《北》史编纂方法主要有四：
（1）重新组合：针对南北朝年代较短，一人往往历仕数朝，事迹分散在数史之中的现象，李氏采用不分朝代，凡祖孙父子有传者统统集合于一传之中的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2）删削重复和繁冗：如删去每代禅让过程及九锡文、三让表、禅位诏册等。《宋书》载文章甚多，《南史》多删削。但删去了一些有用史料。
（3）补充史料：增加史料较多的有《南齐书》、《梁书》、《北齐书》、《北周书》。如《南史》增立《贼臣传》，以贬侯景（梁武未降将，先属北魏尔朱荣，后归高欢，后又降梁，548年举兵叛乱，武帝愤恨而死）。《北史》增补了《魏书》所没有记载的西魏史实。
（4）秉笔直书，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如《宋书武帝纪》记晋恭帝自愿禅让，宋武帝奉表陈让，封晋恭帝为零陵王，令食一郡，绝不见有逼夺之迹。《南史武帝本纪》记宋武帝指示兵士“进药于（零陵）王，王不肯饮，乃以被掩杀之”，直言不讳。经李延寿的笔削和重新编纂，《南》、《北》二史远远胜过了原有的八史，因此受到好评。
两汉的史家与史学
1、两汉的史家
(1)史论家:汉初为多, 陆贾、贾谊。史论包括借秦亡讲述兴亡之道,也是针对西汉建国以来的社会现实发表自己的见解(2) 撰史家:司马迁,班固,荀悦等(3)在古籍整理和图书目录学方面有重要贡献者——刘向,刘歆父子
2、两汉史家的特点
(1)史学思想正统化:由汉初兼采众家之长——汉中期的独尊儒术——东汉白虎观会议逐步完成了封建史学的正统化演变(2)著史目的明确化:从先秦史学以道德教育为主到汉初史论借史明义的借鉴作用，最后将道德教育、借史明义与歌功颂德融为一体；(3) 史书体例规范化: A纪传体；B纪传体的改造和正统化；C编年体的改进；D起居注渐趋制度化,经常化(4) 官方修史制度化:封建政权对史学由消极干预到积极控制；国家设馆修前代史当代史成为定例
司马迁
史学贡献
1、定奠了通史的规模：博及天地、囊括古今——第一部中国通史，地域通、时间通、内容通。
2、创立了完备的纪传体：
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
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
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
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类重要人物的事迹
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
司马迁的治史方法
1、全面搜集文字资料
2、实地考察
3、亲身访问
4、慎重取舍材料
对史料的取舍和考辨主要奉行两个原则：
（1）“考信于六艺”（2）“择其言尤雅者”
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一）“通变”思想
1、空间上的“究天人之际”即研究天与人的关系，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重要宗旨之一，也是他对实属编纂的要求，其重点是“重人事”。
2、时间上的“通古今之变”其外在形式是时间上的古今贯通，上下贯通.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
3、体例上的“五体合一”
4、内容上的融会贯通和思想上的综合创造
5、方法上的
“原始察终”（对历史追溯其原始，察究其终结，把握历史演变的全部过程，来看它的原因、经过、发展和结果）、“见盛观衰”、“祥变略渐”、“承弊通变”
（二）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1.《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它资料，创造出一部通史；
2.综合古今之学术，辨别源流得失；
3.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题材
4.《史记》“维系春秋，述往事，思来著”
司马迁的历史观
1、发展变化的历史观，即“通古今之变”
2、重视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重视用社会经济生活来探索历史发展的原因。《史记》中的《平准书》、《货殖列传》专记经济。
3、重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认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不是天和鬼神而是人类自身。
《史记》主要有哪几部分组成？各自主要记述的内容是什么？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130篇组成。其中本纪：采用编年形式，提纲挈领地写出一代大事，主要是记载历代帝王和在政治上起主导作用的人物的事迹。表：以时间为序，用表格的形式展示历史大事，分世表、年表、月表。如《三代世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提纲挈领，使人对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一览无余。书：以叙述社会制度和自然界现象为主体，对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制度的发展和现状加以系统的记述。具有典章制度的性质。如《礼书》、《乐书》、《历书》、《天官书》《河渠书》等。世家：主要叙述世袭贵族王侯或某一类重要人物的事迹。如《陈涉世家》、《孔子世家》、《外戚世家》等。列传：记载将相大臣各个时代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各种人物事迹（刺客、游侠、商人等）以及国内外各民族的事迹。又专传、合传等。如《伯夷列传》、《游侠列传》、《西南夷列传》、《朝鲜列传》等。
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具有怎样的意义？试加论述。
1.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宏伟目的，也表明了他进步的历史观。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鼓吹天有意志并享有绝对权威，司马迁认为自然界的发展，天体的运行都有自己一定的规律，而这种规律又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之纲纪”。（《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天道、人事各有自己的规律，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去作随心所欲的安排，人的祸福与天毫无关系。这显然是与董仲舒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相对立的。
2.“通古今之变”，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的变化和相互联系中，找出一些因果关系作为当今的借鉴。为了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他创立了前所未有的通史体裁，把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为止数千年的人类历史活动过程全部贯串在一起，使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以及礼法制度的沿革损益，在历史长河中比较得一目了然。
司马迁如何成一家之言
1.司马迁特别重视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做到“成一家之言”。
2.“通古今之变”——探究古今历史演变趋势，“究天人之际”——回答“天意”与人事的关系问题，这两项也是“成一家之言”的组成部分；司马迁的核心目的，正是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表达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寄托本人的进步的社会理想。
3.“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光辉的历史思想。他以贯通的、变化的观点考察全部历史直至他所生活的时代，提出对历史演进的阶段性看法，对于时势变化的条件有精到的分析，尤其是重视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变革，从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中总结出“承敝通变”和“见盛观衰”两种变化法则，为丰富古代的历史哲学做出贡献
4.“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与人间治乱兴衰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对天人关系作了极有意义的探究。从主要方面讲，他敢于对天意、灾祥之说表示怀疑，强调人事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对于重大历史事件，他总是认真地从人的努力和人心向背去总结成败经验，实际上他是作出了人事对历史进程起到支配作用的回答。在天人关系上，司马迁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
5.司马迁著史实现了“成一家之言”，成为我国史学已经规模完备地成长起来的标志。其表现是：在文化观上，司马迁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相对立，采取兼容百家学术的态度。在政治观上，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表现，是他不去着意地宣扬封建主义，相反，他揭露、谴责了封建统治的弊政，反映出平民阶层的政治理想、政治要求。在社会观上，司马迁重视生产活动，认为经济生产有自己的发展趋势，财富的占有跟人们的社会地位、道德观念相联系，并且主张发展工商业，主张让人们自由获得财富，这些都与当时的官方观点迥然而异。
6.司马迁所构建的学说体系有丰富的内容，具有鲜明的进步性和独创性。他做到了“成一家之言”，成为西汉时期进步思想的杰出代表。
7.《史记》创造了五体配合的恰当的编撰形式，为容纳其进步的思想和丰富的内容提供了合理的载体，这是司马迁在史书体裁形式上做到“成一家之言”。《史记》在史料的整理和抉择上，也有优良的方法。司马迁还利用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同时他又注重利用调查访问所得材料，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史记》在历史文学上也有高度成就，为后代史学家开创了很好的范例。《史记》善于描写人物。它还擅长写人物的对话，并注重刻画人物说话的口吻，表现其神情风貌。司马迁还善于运用“寓论断于叙事”的手法。
《史记》和《汉书》在体例、内容等方面有哪些差异？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迄西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仅记载西汉一代历史。在体例上，《汉书》对《史记》体例进行了改造，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同时创设了《惠帝纪》、《地理志》、《食货志》、《艺文志》等。在一些人物的传记中，增入大量有用的文献，如《董仲舒传》全文收入了他的“天人三策”，《食货志》中收入董仲舒的“限民名田说”等。《汉书》还详细记载了昭、宣、元、成、哀、平及新莽历朝的历史。
班固的历史观
1、班固对历史总的看法是天命论加循环论，宣扬天人感应神学观
2、有浓厚正统论，夸大帝王在历史上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创造都是帝王所制定的措施而致。
3、历史人物评价上有唯心色彩
班固的史学思想
1、历史编撰力求完备
2、“宣汉”思想突出，宣扬汉朝在历史上的地位。
3、浓厚的封建正
2、观，“成者为王，败者为寇”。4、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史观，其背景为东汉时期谶
3、学说的盛行。5.人性三品说：上智，中人，愚人
《汉书》的价值
1、首创纪传体断代史：“书”改为“志”，取消《世家》归入列传；全书12本纪、8表、10志、70列传；确定了正史的格局，以后断代史便不断出现
2、扩大了记载范围，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本纪是对《史记》所撰汉武帝以前本纪的扩充，武帝以后的纪都很详细；“表”部分也有其独到之处，《古今人表》记从传说时代(女娲、伏羲)到西汉以前(秦末楚汉战争)的人物都列入表中，分九等：上、中、下，每等再分上中下，因而带有对人物的评价；志把《史记》“书”的标题改变了，《天官书》改为《天文志》，《河渠书》改为《沟洫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新增《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3、文字精炼，叙述有条理：“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旧唐书》的编纂过程及编纂人：
《旧唐书》修成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即唐亡国后39年。是官修书。《旧唐书》的修撰，从筹集史料，到全书完成，经历了梁、唐、晋三代，历时25年。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史馆奏请“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旧五代史梁末帝纪下》）。这是五代筹集唐代史料的开始。
后晋天福六年（941），高祖石敬塘诏命户部侍郎张昭远、起居郎贾纬、秘书少监赵熙等修《唐史》，以宰相赵莹监修。开运元年（944）七月，赵莹被罢相，刘昫接任监修之职。开运二年（945）《旧唐书》完成，故题名刘昫等撰，其实刘昫领衔监修仅七个月。赵莹对编撰《旧唐书》贡献最大。从筹集史料，组织人力，到制定规划，确定体例，用力最多。
主要依据的史料：唐二十朝，武宗以上十五朝皆有实录。宣帝以后，实录不存。有实录可凭是修史的有利条件；唐人所修国史，如吴兢《唐书》、韦述《唐书》等。
《旧唐书》的价值：
（1）保存了大量原始材料：《旧唐书》撰完第二年（946），契丹大举南下，攻取开封及河南诸州，后晋随之灭亡。而此时《旧唐书》已成，保存了许多史料。《旧唐书》详录唐代实录和国史原文，少有改动。《廿二史札记》卷16有“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
（2）唐末五朝本纪记事甚详，较之《新唐书》更有价值；
唐末宣、懿、僖、昭、哀五朝无实录，其史料基本靠访求而来，记载甚详。比如《哀帝纪》旧书约一万三千字，而新书只有1000字，因此说后五朝本纪较新书更有价值。
存在的问题：
1. 编撰草率：《旧唐书》前半部分，对史料不加考证和筛选，完全照抄原文，出现许多错误。比如《职官志》称唐为皇朝、皇家，《经籍志》称唐为我朝。甚至再现重复为某人立传的现象，如有两个《杨朝晟传》，两个《王求礼传》。
2.依据旧史，多所回护：如穆宗以下诸帝，皆宦官所立，而本纪绝不书。《田神功传》不载其先为安禄山兵马使之事。
《旧五代史》的修撰：
北宋薛居正等撰。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四月“诏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周五代史”，同修的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人。开宝七年（974）闰十月完成，历时一年半。
《旧五代史》多取材于历朝实录和范质的《五代通录》，所以成书如此之速。其体例仿《三国志》，五代各朝独立成书。均设纪、传；志则通录五代典章制度。
《旧五代史》修成后约八十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新书一出，旧史遂渐散失，今本《旧五代史》，是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
欧阳修与《新唐书》、《新五代史》的编修
1.《新唐书》是官修书，由欧阳修、宋祁主持纂修。修于宋仁宗时期。由于《旧唐书》成立于乱世，问题不少，颇受时论讥议。北宋仁宗正式开史局修《新唐书》，先由宋祁负责，主修列传部分；欧阳修负责修纪、志和表部分。参修的还有范镇、王畴、吕夏卿、宋敏求、梅尧臣等人。该书前后用了十七年时间，共修成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由欧阳修领衔进上。《新唐书》修成时，距《旧唐书》修成已115年之久
2.《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自唐朝以后惟一的私修史书。欧氏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刻章仿效《春秋》重书法、讲褒贬，所以将《旧五代史》全部拆散，熔而为一，删削了旧史不少内容，并重新调整了体例，同时也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
新旧《唐书》的比较：
同为记载唐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但两者有较大差异
A、本纪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十分之七，内容虽然简明，但删去了不少有用的史料；B列传部分，新书删去了旧书的60余传，却增加了300余传，内容显得丰富；
C、《旧唐书》无表，《新唐书》编制了《宰相表》、《方镇表》等十五卷；
D《新唐书》创立了《仪卫志》、《选举志》、《兵志》，是以往各史所没有的。
E.从史料价值上看：旧书比新书保存原始资料较多，但新书对旧书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增补。
F.从编写体例上看：新书体例有创新，文字叙述较为简明，但由于新书作者文辞刻意求简，以“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来标榜，以致记载中出现史实不清、年代含糊之处，作者凭个人爱好，把原诏令奏议中的骈文改写成散文，有损原意及史料价值。
新旧《五代史》的比较：
1.内容上：《新五代史》虽然在史实上对旧书有所增补，但删削更多，如旧史“本纪”61卷，而新书仅留12卷。
2.指导思想上：欧氏刻意仿效《春秋》重书法，讲褒贬，忽视甚至歪曲史实。如他大搞“一字褒贬”，确定某些字的特殊含义，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罪曰讨；天子亲往曰征。然后用“字”去记述史事，从中表现出褒贬之意。而褒谁贬谁，完全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和愿望。
3.体例上：《旧五代史》是一朝一史，各成体系（仿《三国志》），而新史则把五朝的本纪列传综合在一起，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排列。
《新五代史》仿《史记》立“世家”的办法，以记十国之事。改“志”曰“考”，如《司天考》（《天文志》）、《职方考》（《郡县志》）。喜用类传，欧氏按自己观点，把人物分成几个类型，分别列入各朝的《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义儿传》、《伶官传》、《宦者传》等之中。把后妃和宗室列入《家人传》，专在一朝做官的，列入这一代的《臣传》；历仕数代的人，列入《杂传》。
两者相比，旧史较好，保存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但新书在资料上也有所补充，如《四夷附录》中，记叙了许多有关契丹等民族历史的资料，这是旧史所没有的。
“三通”：
泛指唐代杜佑《通典》、南宋郑樵《通志》、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通典》是我国古代保留至今的第一部典章制度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历代典章制度。全书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三皇，下迄唐朝的历史。纪传部分全部抄写旧史，无甚创新。惟有“二十略”记载的名物、典章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文献通考》记载了从上古到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的历朝典章制度。全书分成《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等二十四门，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
马端临与《文献通考》
马端临生平
马端临，字贵与，江西饶州乐平人。父廷鸾，宋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宋亡不仕，后任柯山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他生活在宋朝25年，生活在元朝45年。但《宋史》、《元史》均未为之列传。清初黄宗羲的《宋元学案》为之作了一个简单小传。《新元史》中与胡三省合传。
《通考》的编撰方法和内容：
方法：将原始材料按门类排列，然后依时代顺序一条一条的记载，它不象《通典》那样融汇在一起，查阅比《通典》更为方便。
全书有总序一篇，每一门类又各有小序，阐明设立这一门类的意图，并简略叙述该门所载内容发展演变的过程。《通考》不是为续《通典》而作，它也是从上古记起，止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全书共348卷，分成二十四门：如《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经籍考》等。其中十九门是《通典》原有的，而《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为新增。
《通考》是在《通典》基础上扩大和补充而成的。所载内容范围，远比《通典》来得广泛，所分节目比《通典》更加精密。如《通典》叙述经济只《食货》一门12卷，而《通考》则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共八个门。再如学校，《通典》仅在《选举典》中讲到它，正史中从未立过学校志。《通考》专立《学校考》这个新门类，实际是一部系统教育史。
《通考》所保存的材料，远远胜过《通典》，尤其是中唐以后的部分。
马端临的史学思想：
（1）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会通”思想。
《通鉴》的“贯穿古今”，《通志》的“会通之义”，对马氏均产生深刻影响。马氏认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而“典章制度实相因者也”（自序）。他和杜佑、郑樵均以“通”名书，表明他是继承前人“会通”的观点的。他不仅研究历代典制的因革更张，更要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
（2）扩大了典制体史书的门类：《通典》共分九个门类：食货、选举、官职、礼、乐、兵、刑、州郡、边防。《通考》扩大为24个门类，分类更加缜密。其中增加了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
（3）重视社会经济：《通典食货》共七卷，不足全书1/20，而《通考》将“食货”分为八考，占全书类目的1/3，共27卷。而《通典礼》为100卷，《通考》为60卷。《通考》在经济方面的内容大为增加，而礼的份量减少很多。这表明马端临认识到社会经济对国家统治和社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是一部典制体的通史，是继杜佑的《通典》以后，在典章制度方面的大书，共348卷，由马端临编撰。这部书的编撰旨趣和特点是从文献考证方面贯穿古今，思考历史。马端临的《通考》增加了食货经济部分的材料，同时也增加了经籍等学术文化的内容，反映了作者的兴趣和会通的历史眼光。
杜佑与《通典》：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杜曲（陕西长安杜曲）人。出身于累世仕宦之家。（杜姓在唐朝做过宰相有七人）他一生做了60年官，做过工部郎中、金部郎中、度支郎中、御史大夫、礼部尚书等职。从德宗末年到顺、宪宗，位居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为歧国公。
由于他久任水陆转运、度支、盐铁等财经方面的大员，对政治经济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这为他编写《通典》提供了有利条件。
开元末年，刘知几的儿子刘秩编出《政典》35卷，分礼、户、吏、兵、刑、工六纲，记历代政治制度。杜佑认为它的内容不够详备，因此以它为蓝本，博采诸书，扩充整理而成《通典》。前后历经36年。
《通典》
中唐时期，杜佑所著的《通典》的问世，标志着典制史的崛起，从而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通典》以制度分门立目，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通典》内容和编纂方法：
《通典》是第一部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所记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代以后的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各门之下有子目。每一制度皆条贯古今，溯源明流，全按历史顺序排列材料，而每个项目又都各自立有标题。这种编纂方法，为制度通史开创了先例，它源于纪传体史书的“书”、“志”。
与正史“志”相比，《通典》有几个显著变化：
（一）将《食货典》立于卷首，而《食货》中又以田制为先，说明杜佑已经看到农业生产在当时社会中重要地位。它的发展与否，直接影响社会的政治与文化的发展。
（二）《通典》不列律历、天文、五行、祥瑞、舆服等内容；增加了选举、兵、边防等门类。这就打破了旧史中重礼乐、天文、五行的模式。对后世的典制体著作的编撰影响深远。
（三）重视言论：在有关卷后，多录“群士论议”，附于正文之下。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四）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通典》自注有解释音义、掌故的，有考证史料，阐明写作意图的。
《通典》在史学上的地位：
（1）、创立了新的史体——典制体的通史体裁：
唐以前，史书体裁只限于纪传体、编年体两种史体。杜佑取《政典》与史志之长，综合了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创立了典制体通史，为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后来的“三通”、“九通”、“十通”及各种会要都是在它影响下编纂的。
（2）对历代典章制度，作了大量探本穷源的工作：《通典》的许多材料，多出自正史，然正史各志多不衔接。杜佑第一次有系统地进行了加工整理，并作了大量探本究源的工作。此书重要的一点是“通”，从古到今原原本本地叙述历史典制的起源、发展，“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宝”。
（3）通过序论，发表精辟的见解：如论“选举”，他说：“非今人多不肖，古人多材能，在施政立本使之然也。而况以言取士，既已失之，考言唯华，失之愈远。若变兹道，材何远乎？”这是对以诗赋取士的评论。论“职官”则云：“出租赋者减耗若此，食租赋者岂可仍旧？如一州无三数千户，置五六十官员，十羊九牧，疲吏烦众”。这些议论说明杜佑的政治见解都是针对唐代实际问题的。在卷中记述“群士议论”，对前人的有关评论多加搜集，并加上自己的按语。
局限性：
（1）在200卷的《通典》中，《礼典》竟达100卷之多，反映了杜佑对封建礼制的高度重视，然而造成了全书的臃肿而不协调。（2）在《兵典》中，不去记述兵制的沿革，而专记用兵之道，甚至连火鸟、火兽之类近于荒谬的传说，也不厌其烦地一一备载。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
《通典》
中唐时期，杜佑所著的《通典》的问世，标志着典制史的崛起，从而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成为史学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通典》以制度分门立目，以会通贯穿古今，以论议指陈得失，开拓了历史撰述的新领域，奠定了中国典制体史书发展的宏伟基础。
评述杜佑的史学思想和历史观
杜佑明确表示通典是为了“将施有政”，因此杜佑的通典具有比以往的历史著作更加明确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史学思想核心是“经邦之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对刘知几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宗之要道”的史学思想的历史撰述实践上的发展。杜佑的“经邦之用”的史学思想有三个特点：①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委婉的批评儒家经典中有许多空乏的言论，而罕存法制。其次同时又直接批评历代的重贤，说他们大都局限于指陈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救之方。②重实际讲实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现实的实践，杜撰通典着眼于现实而关注与理道，主张进一步研究理道的具体措施。③把握了社会的症结，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杜佑青年时代经历的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深深影响了他的思想和撰述旨趣。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史他历史观的核心，他继承了司马迁、刘知几等人朴素的进化思想，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司马迁在考察古今变化时充分肯定历史是进化的，刘知几也认为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发展必然有新的特点，而且他也提出来了“古今不同，势使之然”的观点，认为促进时代推移时代变化的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各个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而当他触及到对历史规律做具体分析时，就只能从“地富才良”等地理和人文的一般原则去说明了，这是刘知几的历史局限性，同时也是整个封建时代进步学者共有的局限性，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一个是反对“非今世古”，他从人口、地理等物质因素分析历史进化的势和理，但杜佑超越刘知几的地方在于一方面他指出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又看到了具体形势变化也会影响总的趋势和进程。其中包含朴素唯物辩证思想。杜佑从地理条件不同说明中华民族与夷狄在礼俗文明发展进程上产生的差异原因虽不会全面，但却是很有意义的见解。④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还表现在具有鲜明的变通和事实的历史见解。充分肯定了秦始皇贡献，但杜佑的历史进化思想却同他传统的门阀观念发生冲突，使前者发展受到限制。
郑樵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号夹漈。南宋兴化军莆田人。16岁时，其父病逝。从此谢绝人事，不应科举，到夹漈山造草屋三间，专心读书。他在夹漈山中住了三十年，对各种学问做了有计划、有系统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分门别类，撰成专著。他自称十年为经旨之学，三年为礼乐之学，五、六年为天文、地理、虫鱼、草木之学，八、九年为讨论之学（见《献皇帝书》）。三十年的研究，为他编撰《通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高宗绍兴十八年（1149），他把历年著作缮写一分，徒步二千里，到临安献给高宗，高宗诏令送秘书省收藏。从此名声远扬，前来问学者多达200余人。绍兴二十八年（1159），授予九品的右迪功郎，让他去“主管兵部架阁文字”，不久被弹劾，归山。绍兴三十一年（1161）抄送《通志》呈献高宗，高宗诏除枢密院编修。次年病逝。一生著作有84种，1000多卷。留传下来的只有《通志》、《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等。
《通志》的内容及其评价：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仿《史记》而作。全书共200卷，500多万字，包括本纪、世家、列传、载记、年谱、略六门。（改“书”为“略”，改表称“谱”）其中“二十略”（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职官、刑法、食货、艺文、校雠等）是全书的精华。
一般说，该书的纪传部分全袭旧史，无所创新，无史料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为不朽。史界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慧星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实际上纪传部分并不是简单抄袭旧史。比如写三皇、五帝与《史记》“五帝本纪”截然不同，无异于重写。先秦列传部分比《史记》多出130篇左右。但全书体例没有跳出司马迁所立的规范。
“二十略”相当于正史中的书、志。其中“校雠略”、“金石略”、“六书略”、“七音略”、“都邑略”、“图谱略”、“昆虫草本略”是郑樵首创。礼、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诸略，本于杜佑《通典》
郑樵的史学思想：
（1）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写通史：在“会通”思想的指导下，郑樵主张编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他认为历史是一个整体，如同长江大河，后代之事与前代存在着“相因依”的关系，不能截断。而断代史违背了“会通”的原则，割断了历史。所以在《通志总序》中，他不遗余力地攻击班固及《汉书》，并连及范晔、陈寿。（详见余作《从通志总序看郑樵史学批评的偏颇和失误》《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4期）他的“会通”思想在《通志》中得到很好的贯彻。
（2）崇尚实学：郑樵反对北宋以来理学家空谈义理，不务实学的风气。主张务实学。所谓“实学”，就是注意考证前人之说，不轻信盲从。同时注重从实践中求得真知。他写《通志》上古史时，对值得怀疑的传闻，均加上案语考辨。
（3）批判神权主义的“欺天之学”。郑樵把阴阳五行的灾异说斥之为“妖学”、“欺天之学”。
《通志》
《通志》是一部纪传体的通史巨著。共200卷，由郑樵修撰而成。《通志》的编撰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发展，第一，把《表》提到相当高的地位。第二，从致用的角度，重视史志。把《志》改为《略》，《二十略》是全书的精华，是其学术的总汇。第三，记传篇目的重新安排。在《通志》中，郑樵对前代的大史学家几乎都有批评。
刘知几其人：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丛亭里人（661——721），唐高宗、玄宗时人。二十岁考取进士，任获嘉县（河南）主簿，一任就是19年。其间多次就汰除冗官、严肃法纪等向武后上疏，而武后只是嘉其直不能用。39岁时，调往长安任定王府令曹。长安二年（702）始担任史职，任著作郎兼修国史。不久迁左史，撰起居注，参加编写《唐书》，成八十卷。中宗朝任著作郎，受诏与吴兢等人重修《则天实录》。中宗景龙三年（709）因对现实不满，坚决辞去史官职务，从事《史通》写作。50岁时，写成《史通》。
开元九年（721），长子刘贶为太乐令，因犯罪流配，他亲“诣执政诉理”，触怒玄宗，被贬为安州都督别驾，至安州（湖北安陵）不久而卒，终年61岁。
《史通》
《史通》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具有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共20卷，包括内外篇，合52篇。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记传体史书体例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并略申作者对于历史的见解。《史通》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建设的新转折，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史通》的内容：
今有二十卷，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原有39篇，今缺《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及史书编撰方法的得失；外篇主要叙述历代史官的建置沿革，并评论某些历史著作。其中涉及到史料的搜集、鉴别和取舍、史书编纂的对象、体例、态度及方法等。
刘知几对史学的贡献：
（1）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唐以前史学发展状况：
（2）揭露了古史记载的虚伪：
（3）提出了“史才三长论”：
所谓“才”，是指写史的表达能力；“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识”：是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的能力。
（4）倡导秉笔直书，反对曲笔讳饰：
（5）提出了改造旧史的主张：比如主张删去或改造《艺文志》，不必向上追记历代典籍的存没情况。同时改造《天文志》、《五行志》。主张增设《都邑》、《氏族》、《方物》三志。
总之，《史通》奠定了我国史学理论的基础，刘知几的史学思想丰富了我国的史学园地。对后世的历史编纂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史才三长论”：
是唐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提出的著名史学观点。所谓“史才三长”，包括：史才、史学、史识。所谓“史才”，是指写史的能力；“史学”是指具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掌握丰富的历史资料；“史识”是指对历史是非曲直的观察、鉴别和判断能力。他认为，作为史官，三者不可缺一，三者中间以“史识”最为重要。
评述刘知几史学思想和历史观
（一）刘知几否认天命对人事有决定作用，主张史家论述历史上的“治乱兴亡，应以人事”为主。他批判了历史命定论而提倡了历史人定论。他认为对于国家的成败兴亡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智能，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天命。刘知几的这种主张对于提高史书的质量，对于抵制封建统治者的天明说教和愚民政策是有重要意义的。在刘知几的心目中并没有人民大众的力量，他所谓的人事是帝王将相的活动，他不可能认识到人民大众的作用。刘知几虽有许多批驳灾异的言论，但他所批驳的只是董仲舒、刘向、班固等人对灾异的解释，指责他们对灾异应验解释的疏阔，并不是批驳天人感应本身的荒诞无稽。他并没有否定对灾异祥瑞、鬼神天命的存在。他也相信天是能够赏善惩恶的，他仍然是个有神论者。他对于历史命定论批判，对于历史人定论的提倡不可能是坚决的，他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之所以反对命定论，提倡人定论，只是他处于史学家的责任感，局限于他的阶级立场和当时的科学水平，他还不能建立一个唯物主义理论基础，所以他只能引用孔子不谈天命、鬼神，“怪力乱神，宣尼不语”来作为理论依据，或根据举例性判断，或依据文献考证来批判，这样他的反对命定论也就很有限度了。
（二）刘知几具有历史进化的思想。首先他认为历史是变化的。其次他指出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发展必有新发展，今不一定不如古，古也可以不如今。再次刘知几在看到古今变异的基础上区分了古代历史时期，注意到历史发展具有阶段性。还次，刘知几提出了“古今不同，势使然也”的观点。他认为促进时代推移社会变化的是一种客观的不以天命或各个意志为转移的势在起作用。刘知几不能讲出适应时代发展的“理之必然”。当他触及到历史规律进行具体分析时，他只能从所谓的地富才良等地理、人文的一般原则去说明此年。
（三）刘知几有反对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观。但是他这种以命定论而提倡人定论，的历史观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这是他封建史家积极立场的局限性。
（四）刘知几在华狄问题上也表现出进步观点，这种观点是对唐朝历史发展和趋势的积极反应，反映了民族融合的史实。
刘氏刘向父子在典籍校雠上的贡献
刘向父子总校群书，为历史文献的整理、分类和系统地论述学术源流提供了范例，奠定了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基础，贡献很大。（1）是开创了大规模校订文字，整理典籍的内容、篇目次序，最后写成定本的范例。
（2）创造了整理文献的优良方法。后人尤为赞扬的有三项：一是广集众本，二是保存异说，三是开创了写叙录的范例。
（3）依现存《别录》零篇和《汉书?艺文志》所删存的《七略》的材料来看，刘氏父子对“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出色的贡献，他们发展了学术分类的概念。还做到了从历史和文化发展的角度，考镜学术源流，摆脱了神学观点的支配，因而具有进步的倾向。《艺文志》由于继承了刘氏父子全面著录、学术分类和辨章学术的成就，因而成为后代学者从事目录、辨伪、考证和研究古代学术史的基本依据。
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山西夏县）涑水乡人。宋仁宗宝元初年进士。先后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任翰林院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请求作外官。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为相，司马光自请改判西京御史台（闲差），在洛阳十五年，专门从事《通鉴》的编纂。
哲宗即位（1085），保守派重新得势，司马光担任宰相，废除新法。第二年（1086）去世。死后封为温国公，谥文正。
《资治通鉴》的著作特点：
1.材料丰富，考证精详：基本史料虽来自十七史，但引用其他史书多达322种之多。司马光更注重史料的考证工作，强调无征不信。凡是引用材料有异同的，他经过反复研究考证，选择比较可靠的修入《通鉴》。因此说，《通鉴》史料的真实性比起十七史更为可靠。
2.完善了传统的编年叙事法：
《通鉴》用编年方法，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发展变化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一个系统的明晰的印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作者根据各种分散的史料，集中加以描述，把当时复杂的史事、多样的人物、生动而又形象地表现出来。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写得条理清楚，生动具体。《通鉴》于卷65建安十三年十月条下，把所有涉及此次战争的材料全部集中在一起，加以剪裁、整理、穿插，写出了它的全过程，并且首尾相续，叙事简洁，情节生动、文字优美。《通鉴》在编写过程中，注意吸取了纪传体的长处，避免了编年体的弊病，完善了编年叙事法，并为编年体史书的编写闯出了新路子。
3.通过史论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
《左传》有“君子曰”、《史记》有“太史公曰”，《后汉书》有“论曰”，这是作者因事立论，表明自己的态度和观点的一种形式。
《通鉴》共有186篇论，其中有以“臣光曰”三字发端，共102篇。有引用原史家论赞的。有84篇。（据聂崇歧《资治通鉴与胡注》）如《通鉴》开头于周威烈王“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下，用“臣光曰”的方式作了1000多字的文章，对周威烈王任命陪臣为诸侯，大事抨击，认为是自坏纲维。“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
其中一些议论，大多是为他保守的政治思想辩解服务的。如在他记叙“三家分晋”之后的第一个议论中指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往往是“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致于颠覆者多矣”。这从表面上看，是为了提醒君主要任用德才兼备之人，实际上是在责骂王安石等是一批“才有余而德不足”的“小人”。其中有些议论是迂腐的。
总之，《通鉴》是一部简赅的著作。它所依据的材料。仅正史一项十九种合计起来就有1500万字，若连杂书算起来，要超过3000万字。而《通鉴》仅300万字，不过原材料的十分之一。可以使读者以较少的时间了解1362年的历史。此外，该书对历史上的符瑞、灾变和荒诞无稽的传说，几乎不加以记载
由于司马光政治上保守，所以他写《通鉴》是想通过著述历史来影响当时最高统治者，以达到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因此在书中强调维护纲纪名分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维持现状，反对任何改革。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1）突出史学的经世致用的作用：
司马光明确提出作史之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进通鉴表》）他作《通鉴》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统治者通过阅读他的史著，能够鉴往知来，从历史上的治与乱、兴与衰、得与失、是与非等对应的方面去吸取历史上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通鉴》特别详尽地叙述历史的治乱兴衰，叙述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及影响，叙述历代军事战争及其成败之因。特别注意叙写历代农民起义及其原因后果，意在为统治者敲警钟、筹对策。
司马光写作的中心点如此明确，经世致用的心情如此迫切，这是以往史家所少有的。
（2）主张据事直书，反对正统观念：
他强调作《通鉴》“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非若《春秋》立褒贬之法，拨乱世反诸正也。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通鉴》卷69）
从这个认识出发，《通鉴》不但对历代开明统治者歌功颂德，也毫不留情地披露一些荒淫之君的各种丑行。使历史的记载，尽可能符合客观史实。他一再强调“无所抑扬，庶几不诬事实，近于至公”（同上）。
正闰观是传统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以蜀、吴为“闰位”（即僣伪政权），沈约《宋书》斥北魏为“索虏”，魏收的《魏书》指南朝为“岛夷”。而司马光强调“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夷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僣伪哉？”（《通鉴》卷69）这个认识有二点值得注意：①只有“使九州为一统”的王朝才是正统王朝。②分裂时期的并存政权，不可“独尊奖一国”，而指责其余为“僣伪”；这个正闰观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
（3）反对神鬼怪异之说：
《通鉴》编修之初，司马光就与助手商量，除了可以起到警戒作用的妖异外，其他有关神鬼怪诞记载，一概不加采录。
《资治通鉴》的影响：
《通鉴》问世后，史家群起效法，作了大量模仿续补的工作。
A、如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1063卷，其书仿《通鉴》体例，记北宋之事（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钦宗靖康
二年（1127）共168年）。
B、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该书与李焘《长编》相衔接，专记南宋高宗朝史事（高宗建炎元年（1127）—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共36年史事。
C、清毕沅《续资治通鉴》220卷：上接《通鉴》，下迄元代，为编年体的宋、辽、金、元史。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
胡三省字身之，浙江宁海人。（1230——1302）宋末元初人。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与文天祥、陆秀夫同榜。做到吉州泰和县（江西泰和）等县县尉。后任扬州江都丞、江陵县令、怀宁县令。改任寿春府学教授，以《通鉴》教授子弟。元军攻下临安后，他避难新昌县。在此次战乱中，他多年心血积累的书稿《通鉴注》全部散失，南宋灭亡后，他隐居不仕，全力投入《通鉴》注释。先后耗时三十年，直到他73岁逝世时为止。
《元史》没有为他立传，民国初年修《新元史》，只替他补了一篇只有53字的传文，附在《儒林传》马端临传后。直到抗日战争期间，陈垣先生撰《通鉴胡注表微》，对胡注内容进行了分析阐发，特别是对他的爱国思想进行了表彰。
胡注内容：①关于文字方面的注释：如字音、文义、名物、典故、地理等方面的注释；②辨正前人注释之误；③考辨史事记载上的错误；④对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因此可以胡注本身就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
袁枢与《通鉴纪事本末》
袁枢其人：
袁枢字机仲，建安（闽建瓯）人。（1131——1205）南宋著名史学家。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历官温州、严州教授、处州知州。国史院编修官、工部侍郎兼国子祭酒。《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约作于他任严州府学教授时。
《通鉴纪事本末》撰写的初衷及特点：
我国史书，宋以前，不外以编年、纪传二体为主。编年以年月为主，纪传以人物为主。两种史体局限性很大，适用不广。编年体缺点是“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纪传体“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辩”（《四库全书总目》史部“纪事本末类”）特别是编年体记一件事，散见于数十百年之间，很难弄清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本末始终。如唐牛李党争，前后延续40年之久，安史之乱持续八年。要想了解它的首尾很不容易。如宋杨万里所说：“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初莫绎其终，揽其终莫志其初”。（《通鉴纪事本末序》）这说明，纪事本末体是在史学发展的客观形势要求之下而产生的。
袁枢在读《通鉴》的过程中，遇到了大家同样的困难，于是决定对这部历史巨著进行改编。《宋史袁枢传》“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
袁枢把《通鉴》全书内容，区分门类，以类排纂，综括1362年史事，分为239条目，另有附录66事，总计大小305件重要事情，始自“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每事一篇，自为起讫，故名“纪事本末”。袁枢前后编写不到一年时间，但他熟读《通鉴》不知花了多少时间
其中内容绝大部分是有关军事、政治的，比如“光武平赤眉”、“太宗平突厥”、“魏灭蜀”、“七国之叛”、“安史之乱”、“王莽篡汉”、“杨坚篡周”等。
评价及影响
同时代人朱熹、杨万里、吕祖谦为之作序跋，赞许备至。明张溥曰：“国之有史，史之有《通鉴》，《通鉴》之有《纪事本末》，三者不可一缺也。国史因人，《通鉴》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纪传不显，事非《通鉴》不序，事非本末不明”。（《重刊通鉴纪事本末序》）
清章学诚：“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文史通义书教下》）
梁启超：“枢抄《通鉴》，以事为起讫；千六百余年之书，约之为二百三十有九事。其始亦不过感翻检之苦痛，为自己研究此书谋一方便耳。即其既成，则于斯界别辟一蹊径焉”。（《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
袁枢虽为抄书，但对《通鉴》全书的史料取舍、组织编排、题目选定等，都必须具有相当的史识和史才。
要注意的是，《通鉴纪事本末》的史料价值并不大，因为本书的材料全部来自《通鉴》，而且只利用了一半材料。
在袁枢的影响下，后人纷纷仿效这种体例著书。著名的有宋杨仲良《皇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西夏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等，逐步形成史书的另一个系统。
《宋史》的编修及其价值：
《宋史》的编修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由脱脱主持，欧阳玄统修，五年（1345）十月全书告成，前后仅用两年半时间。成书之快，一则由于史料丰富，二则，当时元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编写工作也不容许旷日持久。因此造成了《宋史》难以弥补的弊病。
《宋史》全书共496卷，其中本纪47卷，志162卷，表33卷，列传255卷。记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卫王祥兴二年（1279）共320年间的史事。篇幅的繁富，居二十四史之首。特别是28卷的《礼志》，其卷数相当于“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礼志》的总和。
全书编撰草率主要表现在：
（1）全书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2）一人重复列传：如程师孟已见列传第九十，而《循吏传》又见程师孟，两篇无一字之异。李熙静已见列传第百十六，而第二百十二《忠义附传》又有李熙静（靖），实为一人。
（3）编次前后失当：如郑瑴、仇悆、高登、娄寅亮、宋汝为，皆高宗朝人，而编次于宁宗朝臣之后。
尽管存在以上弊病，但研究宋史必须借助于它。明柯维骐作《宋史新编》200卷，清代顾炎武、全祖望、邵晋涵等都有志于重修宋史，但最后均未成书。
《辽史》的编修及其价值：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在脱脱主持下，仅用了11个月就完成了《辽史》的编纂。真正的负责人是江西丰城人揭傒斯，发凡起例为欧阳玄。
全书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语解一卷。记载了契丹贵族在祖国北方所建立的辽政权200多年的历史。
《辽史》在修撰过程中，除主要参考耶律俨《实录》和陈大任《辽史》外，还参考了《通鉴》、《契丹国志》及各史《契丹传》，但是由于编史时草草成编，势必造成粗疏和简略。
《金史》的编修及其价值：
《金史》也是脱脱主持修撰，实际负责人是揭傒斯。全书135卷：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记载了从金太祖收国元年（1115）阿骨打称帝，止于金哀宗天兴三年（1234）蒙古灭金共120年的历史，历代对《金史》评价很高，远远超过《宋史》、《辽史》。
后人对《金史》评价高的原因在于它所依据的史料丰富：A、金朝九代，大都撰有实录。金灭后，历朝实录完好无损地转到元人手中。B、有不少私人著作可作依据，如元好问的《中州集》、《壬辰杂编》记金君臣言行，作《金史》时，多本其所著；刘祁《归潜志》详记金室南渡以后事，也是修《金史》的重要依据。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26所云：“《金史》大抵出刘祁，元好问二君手笔”。C、元初王鹗曾奉命纂辑过《金史》，曾勒成初稿。
《金史》在体例上仿效《魏书》，本纪部分先立一篇《世纪》，追记阿骨打（太祖）的先世；最后（第十九卷）又列《世纪补》，追叙后来追认的几个皇帝的事迹。这是《金史》首创的一种体例，为元、明史所取法。另外还创立了《交聘表》，用表格形式把金与宋、夏、高丽和战等交往记录了下来。列传部分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王伦、张邦昌，《宋史》有传，《金史》无立传之必要而都有传，这是重复
明代设馆编修史书
一,编修《元史》：
洪武元年（1368）八月，徐达北伐，攻下大都，得到元朝十三朝实录。十二月，明太祖就命宋濂、王祎为总裁，李善长为监修，编撰元史。次年2月在南京天宁寺开设元史局，8月便写完了除顺帝以外的本纪、志、表、列传共159卷，因顺帝一朝无实录，便命欧阳佑等专程赶赴北平采集其遗事。洪武三年（1370）二月重开史局，至七月续写完成。前后加在一块的时间不到一年（历时仅331日）。全书共210卷：本纪47卷、志55卷、表8卷、列传97卷。记载了从成吉思汗元年（1206）——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共165余年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万六千字.
该书主要存在问题：
1.能反映出元朝历史的全貌：全书详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后的史事。而世祖之前如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定宗贵田、宪宗蒙
哥四朝73年的历史记载非常简略。而元朝建立之前的蒙古帝国的版图之广、兵力之盛，非后期所能比拟。至于当时的东西交通、民族关系、宗教传播、文化交流等，很少涉及。
2.没能充分利用史料：如《元朝秘史》、宋彭大雅撰《黑鞑事略》。元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陶宗仪《辍耕录》等都未采
集。
3.此外还有编次失当，相互矛盾等。如《元史》列传第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两传。十八卷完者都、十九卷的完者都
拔也是一人作两传。
由于《元史》存在这些问题，所以后人多有修补或改修的：
A、《元史类编》42卷。清康熙朝邵远平撰。有纪传，无志略，材料多于《元史》，《儒林》、《文苑》两传所补尤多。
B、《元史新编》95卷，清魏源撰。是一部企图较大规模修改旧元史的著作。此书改正了《元史》的错误，补充了《元史》的疏漏。
C、《新元史》257卷，民国柯绍忞撰。民国九年，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命令列为正史。该书参照了西方史料，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参考了《永乐大典》中所辑之《经世大典》残书及《元典章》等书。《新元史》增加的史实较多，增加新传也较多。
D、《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洪钧于光绪年间撰。洪钧先后出使德、俄、荷、奥等国，任公使，得多桑的《蒙古史》、霍渥尔特的《蒙古史》等，以西方史料证《元史》之误，补《元史》之缺
二、编修《明实录》、《明会典》：
《明实录》是明朝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明朝定制，新皇帝即位即诏修前一代实录。正史编写大多以它为依据。内容非常繁富，凡各种政治措施、军事行动、经济措施、自然灾祥以及帝王婚丧、生子命名、祭祀、营造等有详细记录。这些材料来源：既有档案作依据，又有史馆编撰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为底本
从明太祖到明熹宗朱由校十三朝，均有实录。记载了十五帝实录，共3045卷。《崇祯实录》17卷，为后人补辑而成。实录修成后，誊录正副两本，正本藏内阁，底稿焚毁，以示禁密。
《明会典》是记载有关明朝典章制度的一部重要史籍。其体例以六部为纲，详述其职掌及历年事例，并附有插图。内容较《明史》各志为详。
三、《永乐大典》的编纂：
《永乐大典》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由明成祖永乐时解缙等人奉敕编修。初名《文献大成》，后改名《永乐大典》。参加编纂的人前后有2300多人，全书共收集重要典籍七、八千种，共22877卷，加上目录、凡例60卷，共22937卷，装成11095册，字数约三亿七千万字。清修《四库全书》时，从中辑录出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辑稿》等约500种书。现存约810卷，370余册，其中国内约200余册。
明末的私家修史
一、对前代史的改编与续写：
A、柯维骐的《宋史新编》：200卷，嘉靖年间，柯维骐为另写一部高质量的新宋史，在宋、辽、金三史的基础上，编写《宋史新编》。有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142卷。对《宋史》错误多有改正，但史料不能出《宋史》范围。
《四库全书》将《宋史新编》列入别史存目。《提要》反对柯氏增宋末景炎、祥兴二王于本纪，又以辽、金置之外国，与西夏、高丽同列，是错误的。实际上这恰恰表现了柯氏的民族思想。
B、王圻的《续文献通考》;254卷，是王圻耗40年之精力写成的一部续写《文献通考》而作的典制体史书。此书比《通考》增加了民族、谥法、文书、节义、道统、仙释六门。该书是清修《续通考》的蓝本。
C、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万历年间，冯琦仿《通鉴纪事本末》体记叙宋事，以续袁枢之书，未成而卒。刘曰梧得其遗稿，嘱陈邦瞻增订成书，其中3/10是冯氏原稿，7/10是陈氏手撰。共26卷，109个目，全书记事，起宋太祖代周，终于文天祥、谢枋得之死。书的内容，包括宋、辽、金和元四朝史实。明末张溥将陈氏原著109目，析为109卷，每卷末附加自己的论断，遂成今本。
《元史纪事本末》取材于《元史》和商等《通鉴纲目续编》二书，此书将元军灭宋以前事属宋，明军灭元史事属明，对于徐达破大都，顺帝驻应昌等事，均略而不书。但此书对元代科举、学校制度以及漕运、河渠等事，记载详明。
二、谈迁与《国榷》：
谈迁（1593——1657），原名以训，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浙江海宁枣林人。他耗时三十余年撰成108卷、500多万字编年体史著《国榷》。
明末，他借阅《明实录》抄本及明人著述百余种，作为撰写《国榷》之依据。顺治四年（1647）八月，小偷盗走了他的全部书稿，二十七年心血毁于一旦。这一年他54岁，继续从头做起。顺治七年（1651）再次完成《国榷》的编纂。（见余著《论谈迁刻苦求实的治史精神》《明史研究》第六辑黄山书社1999年）
《国榷》是记载明代历史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它所依据的是历朝实录、邸报和私人著述。谈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明实录》的曲笔讳饰进行了揭露和批评。《国榷》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巨著。
三、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
计六奇，字用宾，江苏无锡人，一生靠教私塾维生。
《明季北略》24卷，上自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下迄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记载“北都时事大略”，故“题曰《北略》”。
《明季南略》18卷，始于福王弘光元年（1644）五月，止于康熙四年（1665）记载南明福、鲁、唐、桂四王兴亡史。本书大体按年叙次史事，而又各标事目，合编年和纪事本末为一体。
《北略》保存了明清之际的丰富史料，特别是李自成等农民起义的史料。自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基本上是按日记载。《北略》24卷、645篇中关于农民战争的竟有364篇，占全书53%。
《南略》中主要记南明四朝史事。但363篇中，涉及农民战争的有33篇.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是当时文学上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艺苑巵言》）认为“《晋书》、《南北史》、《旧唐书》，稗官小说也。《新唐书》，赝古书也。《五代史》，学究史论也。《宋》《元史》，烂朝报也”。（同上）
他的复古主义思想反映在史学上，则推崇司马迁《史记》，重视纪传体编写。他曾计划编写一部纪传体通史，但计划没有实施。但他写过不少传记著作，如《嘉靖以来首辅传》。《弇山堂别集》100卷是其编撰纪传体史书的素材，分“述”、“考”、“表”三大类。“述”记明朝有关重大事件；“考”记载典章制度；“表”即纪传史中的“表”。
史学思想：
（1）接受了“六经皆史”（王阳明）说，提出“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的论点。明确表示六经也是史，没有必要把他作为经典加以推崇。历来人们认为经乃载道之书，而史是载事之书，王世贞认为“史不传则道没，史既传而道亦系之而传”。（《纲鉴会纂序》）就是说，无论什么政治主张，都必须通过史书的记载才得以体现。他特别强调“史学之在今日倍急于经，而不可以一日而去者也，故曰君子贵读史”（同上）
（2）开创了考史之风：他认为史料来源有三：一是国史；二是野史；三是家史。国史为史官所记，内容多忌讳；野史能够直书，但见闻受到局限；家史是子孙后代所作，对先人总是扬善隐恶，评价也不见得可靠。在引用这些史料时，他认为要重视考证。他写了《史乘考误》一书，共十一卷，前八卷考国史、野史；后三卷考家史。考史的内容可分为：订误、存疑、补遗、揭讳等四种类型。（3）重视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他认为不可单凭成败论英雄，各人所处的时代不同，人品不同，因而事业各异
（4）反对宗教迷信：他曾列举大量事实，说明那些迷信佛道神鬼的君主，没有一个是得到好下场的。
李贽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宏甫，福建泉州晋江人。他是明代中叶的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对程朱理学和一切伪道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孔子和儒家的声望和地位之所以那么高，完全是历代统治者和理学家大肆吹捧的结果。他在史学上的著作有《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
《藏书》的材料主要摘自历代正史和《通鉴》等书。载录了战国至元末的历史人物约800名；《续藏书》取材于明代传记和文集，载录了神宗以前明代人物400名。李贽按照自己观点将这些历史人物分类，各立名目并写有叙论，如《大臣总论》、《富国名臣总论》、《智谋名臣总论》等。两书对人物的评价体现了李贽的历史观。他主张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要“一切断以己意”，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标准：
新的标准：
（一）肯定统一国家者：他肯定秦始皇“混一诸侯”，是“千古一帝”。他认为曹操有“平天下”之功，称他是“真知人，真爱才，真英雄”。他称汉武帝是“英明之主”，唐太宗是“英主”，宋太祖为“圣主”。
（二）肯定实行变革富国利民之士：他赞扬李悝“取有余而补不足”的做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他称秦孝公“用商鞅变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但他却认为王安石属“君子误国”，变法动机虽好，但客观效果适得其反。
（三）敢于打破“忠臣不事二主”论。如对蜀谯周和五代冯道的评价。谯周降魏，冯道“历四姓，事一十二君，并耶律契丹”，历来为人所不齿。但李贽却认为，他俩在“有刘禅之昏庸、五季之沦陷”的情况下，做出另投新主的选择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百姓因此能“卒免锋镝之苦者”。可见李贽此论实际上是从安民养民的角度着眼的。但他肯定曾投降契丹做过汉奸的冯道为“五代一人”，是明显错误的。
由于李贽思想的“异端”，所以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几乎达到人手一册。但明朝统治者曾下令“尽搜烧毁，不许存留”，至清代仍被列入“禁毁书目”。李贽也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宁死不屈，夺刀自刎。
《明史》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最后的一部，也是官修正史中编纂时间最长的一部，前后达90余年。早在顺治二年（1645），即命冯诠、洪承畴等负责此项工作。因政局未定，史料不备，而没有什么成效。康熙四年（1665），重开史馆，但翻译《明实录》为满文。
康熙十八年（1679）再次开馆修史。因在这前一年开“博学鸿词科”，网罗明末逸民中不应科试的。结果使得朱彝尊、潘耒、尤桐等近五十人进入史馆。万斯同以布衣的身份参与修史。当时以徐元文为监修，叶方霭、张玉书为总裁，后总裁调动频繁。康熙末年，初稿大部完成。此史稿的编纂，出力最大的首推万斯同。二十年中，凡史局中之大事，稿件的复审、改定都交他处理，手定史稿不下500卷。康熙五十三年（1744），已致仕的王鸿绪在此基础上稍加改动后进呈，后来王氏子孙私刻出《横云山人史稿》。雍正元年（1723）七月，续修《明史》，总裁张廷玉、朱轼等，即以“王稿”为蓝本，增删修改，到雍正十三年（1735）全书告成，由张廷玉领衔进呈，即今之通行本《明史》。
全书共336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目录4卷，记载了明代近300年的史事。
特色：
（一）所据史料详备：明中叶以来，私家修史之风盛行。如焦竑之《国史献征录》、朱国桢《明史概》、邓元锡《明书》、王世贞《弇山堂别集》、谈迁《国榷》等等，均为明朝熟悉掌故，习于作史的人私家史著，可资参考。官修《明实录》（十三朝，记十五帝）、《明会典》为其主要依据。明末清初：黄宗羲《明史案》242卷，顾炎武曾搜集史录奏状一二千本，其外甥徐元文是《明史》监修，其间多有书信往来，顾氏弟子潘耒也参与修史。
（二）编纂体例上的创新：列传中创新例者有三：《阉党传》、《土司传》、《流贼传》，这是根据明代社会特点增设的。《阉党传》专记宦官结党擅权误国；《流贼传》专叙明末李自成、张献忠等事迹。《土司传》记载湖广、四川、云、贵、广西等五个地区的少数民族历史。
《明史艺文志》只载当代艺文。《历志》把明代所用大统历的内容，记载非常详明，尤其增加图以加以说明.
《明史》在列传中，不采用子孙附传，而用同事附传。如《刘崑传》，附10余人，皆弹劾宦官刘瑾者。
缺点：
（1）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记载，对于经济，特别是生产发展，技术改进方面记载就很少。有关自然科学家的篇章更是少得可怜。（2）对明朝与外国的交往记载简略：虽然立了《外国传》，然仅限于邻近及南洋各国。象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数十年，历数十国，但记载十分简略。
（3）对满族的源流和发迹的史事避而不谈。对南明的福王、唐王、桂王等政权的事迹极力抹杀。
（4）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忠义传》（多达七卷），《孝义》、《列女》等传，罗列了近两千人。吹捧这些人“至性所激，感天地，动神明，名留天壤，行卓古今”。对明末抗清诸臣，如史可法等，也从“忠”的角度给予歌颂。
但总的来说，《明史》修纂的质量较高，是唐以后官修“正史”中比较完善的一部史
乾嘉考据学
在乾嘉时期出现考据史学的原因
1.明末清初时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读书人，对于空谈心性脱离现实的浮华学习深恶痛绝，强调要通过探索历代兴衰，寻求改革社会，振兴国家的方法，从而形成清初影响极大的思潮，特别是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成为乾嘉史学的原因之一
2.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的统一安定，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
3.清朝统治者在文化领域实行镇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于不满他统治和触犯他忌讳的读书人进行严厉镇压，所以，私人注术，当世治史很容易触犯文网。另一方面清朝又组织大批读书人开馆撰修各种类书、丛书和其他史学，这就把读书人的注意力吸引到学术中，结果导致读书人为了明哲保身，避嫌免祸一头钻进固执堆中，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读古书和教刊整理古籍上。考据学有了他生存和发展的可能
21乾嘉三大考据史学家具体指哪三个人？他们各自有何代表作？有何特点？试加论述。
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主要内容：文字校勘：这是全书的重点。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主要内容：①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②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③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④补阙及训释。⑤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名廿二史，实考论24史。主要内容：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他评论的重点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评论往往能针对某一时期主要政治问题而发。对初学历史的人，尤有启迪的作用。
对乾嘉考据史学的评价。
积极作用：
1、乾嘉考据学家对于史料的搜集、考订、辑佚、辨伪、编纂等工作使得中国古籍经过长期流传出现的，如：传抄错误、移轶残缺、真伪莫辨、艰深难解等许多问题变得大致可以读通了。许多设计历史文化的史实问题变得大致清楚了，有益于后人对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他们在把古籍记载变为历史科学的有用资料上贡献是巨大的，应当受到肯定和尊重。
2、乾嘉学者在学术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严密的考证方法，实事求是的学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至今仍然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
消极作用:
1、以顾炎武为代表清朝初学者治学所关心的是当世之务，学术研究力主经世之用，而乾嘉时代的考据学者虽在治学方法与研究对象上继承了清朝初期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但他们却把人家的治学手段变为目的，他们埋头于明代以前的固执堆中，懂不阐释书中的思想内容，完全脱离了社会现实，这种学风大大阻碍了社会发展，束缚了科学的进步。
2、乾嘉时期古籍整理的成就使广大人民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特别是乾嘉学派中的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将自己的毕生精力葬送在固执堆中的重大牺牲而换来的。
如何看待班固的“断代为史”。
答：首先，班固出于宣扬“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的正宗思想的目的，而断代为史写作《史书》，并且以往他为此也一再受到贬责。
其次，在当时撰写一部首尾完备的汉史具有破除当时浓厚的复古倒退思想的积极意义。因当时社会上“尊古卑今”的思想非常流行，迷信古代甚至达到疯狂的地步，为了扳倒复古倒退者，迫切需要一部记载汉史的著作，班固意识到了撰写汉书的需要，并且以艰苦的史学实践做出了成功回答。
第三，班固断代为史发扬了司马迁构建史学体系上的创造精神，解决了历史编纂上的困难深题，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新局面。
形成兴起的原因：
主要是康雍乾以来屡兴文字狱，对学术界造成一种高压的态势。知识分子为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便将毕生精力葬送在故纸堆中。他们继承清初大师们所开辟的道路，把训诂、校勘的手段用之于经史、地理文献、诸子、集部文献的研究上，在考史、辨伪、辑佚、注史、补史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具体做了如下工作：
（1）对古籍的校注、辨伪和辑佚：
校勘之学，是乾嘉学者们的特长。当时校注先秦子书最多，而史书的校注数量也相当可观。如卢文绍的《群书拾补》，兼校注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专校注一书的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两汉书疏证》。补注《三国志》的则有杭世骏、赵一清、周寿昌等人。
清代乾嘉时期在辨伪学上作出突出成绩的有：惠栋，著有《古文尚书考》，补充论证二十五篇《古文尚书》之伪。孙志祖著《家语疏证》、范家相《家语正伪》，把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定了案，被梁启超称为是“名声很小的辨伪大家”的崔述，作了《考信录》，把战国、秦汉间所记载的有关上古、三代及孔孟的在有关事情全部进行了考辨。
辑佚：姚之骃作《后汉书补逸》21卷。其中辑《东观汉记》8卷，谢承《后汉书》4卷，司马彪《续汉书》4卷等。
乾隆年间因编纂《四库全书》，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经书66种，史书41种，子书103种，集部175种，合计375种，4926卷。史部书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520卷，薛居正《旧五代史》150卷。《东观汉记》24卷。徐松又在嘉庆时辑出《宋会要辑稿》360卷。
严可均辑有《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全是散失之文，凡全书留传下来的一律不予收入。
（2）对旧史的补作、改写和考证：
清人对“二十四”中除《史》《汉》以外诸史多有批评，意欲改作。如嘉庆间周济作《晋略》60卷，乾隆末谢启昆作《西魏书》24卷，以补充《魏书》不记西魏史事的缺憾。
邵晋涵、章学诚意欲改编《宋史》，但均未有结果。钱大昕曾作《元史考异》50卷，并有重写《元史》的计划和部分书稿。
对史学的考据上，著名的有钱、王、赵三人，作另节专论。从事一部书考证校注的，有钱大昭《汉书辨疑》、《后汉书辨疑》、《续后汉辨疑》，钱大昕的《三国志辨疑》等。
乾嘉考据学家治学的共同特点是实事求是，主张论必有据，据必可信。他们往往利用自己广博的知识，稽古钩沉，对所取得的史料分类排比，通过校勘、训诂、辨伪、辑佚等手段来“究其异同，核其始末”。他们的研究的成果，至今对我们从事国学研究，仍然有重要参考作用。
乾嘉三大考据学家及其代表作：
一.王鸣盛与《十七史商榷》：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生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卒于嘉庆二年（1797），年76岁。乾隆十九年（1754），王鸣盛三十二岁时中进士，先后担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因罪降职，为光禄寺卿，负责管理皇帝伙食，祭祀、宴会等。后借母丧引退归乡，闭居苏州三十年，闭门读书、著述。代表作有《尚书后案》、《十七史商榷》、《蛾术编》。
《十七史商榷》100卷：十七史，包括《史记》以下十三种史著，加上《南史》《北史》、《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实共19部。所谓“商榷”，就是为十七史“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舛驳”。（《十七史商榷序》）
主要内容：
1.文字校勘：这是全书的重点。
2.典制考证：考证以地理、官制居多.
3.对史书及其作者进行评论。
4.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
二,钱大昕和《廿二史考异》：
钱大昕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称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县）人。15岁考中秀才，乾隆十六年（1751），清帝南巡，钱献诗赋，召试，特赐举人。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历任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48岁时，以父丧归里，定居苏州，主讲过娄东、钟山、紫阳书院。
钱氏学问渊博，在经学、文字音韵、金石、地理、算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余作《钱大昕的学术成就及史学思想》收入《钱大昕研究》，被人大复印资料复印），一生著述宏富，代表作有《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今有《钱大昕全集》出版（共十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廿二史考异》100卷，是他毕生精力的结晶。此书题为“二十二史”，实指“二十四史”中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史。
内容：①考校年代、地名之异同。②厘正史书所载史实之失误③考辨后人妄改与伪托④补阙及训释。⑤阐发史家作史之旨意
钱大昕的考证方法
一是取证。汇集和考辨大量的材料，主要是正史的记载，加之以谱牒家乘，椑官野史作为参考，还运用一些金石文字作为佐证。
二是比较。对于众多的取证材料，先排比其现象，继计较彼此的异同，在观察先后的联系，以求历史的真实。然后断定史籍记载的正误与是非。
三是专题考索。把材料整理出头绪，弄清所考的问题有无价值，再按所考问题的大小与价值写成一条专文，有的专文实是专题研究，如《侯国考》即是。
三.赵翼与《廿二史札记》：
赵翼（1727——1814）字云崧，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官广西镇安知府，贵西兵备道。中年以亲老乞养归，不复出仕，主讲安定书院，专人著述。著作有《廿二史札记》36卷，《陔余丛考》43卷，诗文集85卷等。
《廿二史札记》是其治史代表作。他自述：“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廿二史札记》小引）可知此书是他退官以后的谈书笔记。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阅赵翼《廿二史札记》。常州老生皆言此书及《陔余丛考》，赵以千金买之一宿儒之子，非赵自作。以《瓯北诗集》，《诗话》及《簷曝杂记》诸书观之，赵识见浅陋，全不知著书之体。此两书较为贯串，自非赵所能为。”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中对此论进行了反驳。
《廿二史札记》名廿二史，实考论24史，只是当时《旧唐书》、《旧五代史》尚未被清官方批准为正史。故沿用旧称“二十一史”，加《明史》。
内容：（1）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2）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3）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本书的重点。他评论的重点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评论往往能针对某一时期主要政治问题而发。如《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两汉外戚之祸》、《东汉宦官》、《九品中正》、《六朝清误之习》、《方镇骄兵》、《宋冗官冗费》等。
这对初学历史的人，尤有启迪的作用。
《廿二史札记》：
清乾嘉三大史学考据代表作之一，赵翼所著。名为廿二史，实考论24史，只是当时《旧唐书》、《旧五代史》尚未被清官方批准为正史。内容包括：（1）评论各史体例之得失。（2）指出各史材料的来源。（3）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他评论的重点是“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他的评论往往能针对某一时期主要政治问题而发。
此外，乾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关于学术史性质的著作：
如《清学案小识》，唐鉴著，十五卷，分为“传道”、“翼道”、“守道”、“经学”、“心宗”五个学案，共计有261人。
是记载清代前期的学术思想的史著。
《国朝汉学师承记》共八卷，江藩撰。该书用纪传体的形式叙述嘉庆以前所谓“汉学”学者的学术思想和师承关系。
总之，乾嘉时期的学风，是考据之学笼罩着整个学术界。乾嘉史学的主要特征是考证，根本的内容是对古籍的整理和研究。
王国维《古史新证》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亦称二重证据法，是把新发现的材料跟古史记载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对古史的新解：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等是也。
翦伯赞《中国史纲》
1943年和1946年，翦伯赞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前史与殷周史和第二卷秦汉史。《中国史纲》是一部未完成的同时著作，但它仍然能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这书在材料上，重视考古材料并注意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结合。在观点上，注意把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总的环境中加以考察。这些，一直到现在，对于史学工作有指导意义。
章学诚
章氏字实斋，号少岩，浙江绍兴人。生活于“乾嘉盛世”，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乾隆七年（1742），年41岁中进士，任湖北应城知县，乾隆二十一年（1756）“以疑狱失轻免官”。后以为人幕僚、讲学、编志为生。一生穷困潦倒。生活几乎全靠师友（邵晋涵、朱筠等人）资助。他自叹“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借笔墨营生”（《章氏遗书》卷29）常常奔波于大江南北。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去河南途中，遇盗，行李及44岁以前著作文稿荡然无存。
他从30岁以前，已有著写《文史通义》的愿望。35岁始撰写此书，直到逝世仍未最后写完。历时长达30多年。著作有《校雠通义》、《文史通义》、《章氏遗书》。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该书著作的目的：一是阐明史学的意义；二是评论文史著作编纂等方面的得失；三是评论当时学风流弊、世教民俗。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1、主张史学要“经世致用”：
章氏提出“史学所以经世”的观点，就是要史学为现实社会服务。他既反对理学的“空言义理”，又反对乾嘉考据学者长于考据而不言经世的学风。他在撰文论学上提倡创造发明，但更强调经世致用。
2、阐发“六经皆史”的观点：
明中叶王阳明曾提出“六经皆只是史”这一命题。后来王世贞、李贽也有类似意见。章氏对这一命题，加以详尽阐明，赋予充实内容。他认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既然“六经”只是“政典”，那就不应该把他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
其意义：一是扩大了历史研究、史料搜集的范围；二此说是针对宋学空谈性命、离事而言理，认为“六经皆载道之书”的错误思想。同时也批评了“汉学家”只知终日为经史考证补订，不敢面对世事的学风。指出六经所载，无不切合当时人事。
（3）主张史家必须具有“史德”：
刘知几“史才三长论”认为一个优良的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章氏认为仅此“三长”还不够，应增补一个“史德”。所谓“史德”，即“著述者之心术”。他认为史官作史要力求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不能凭私意进行褒贬。
5.在史书编纂方法上提倡编修通史，主张将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类。他认为“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诠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文史通义》内篇“释通”），他认为修通史可以避免正统是非之争，并使整个历史发展连成一贯，不仅“事可互见，文无重出”，而且便于反映历史的发展和变化。
他将史籍分为“撰述”（著作之书）和记注（为著作提供的资料汇编）。记注偏重于史料的排比、罗列，要据事直书，撰述则偏重组织写作，要融会贯通，富有创见。
6.创立了“方志学”：在章学诚以前，虽有方志书，但无方志学。主张把国史建筑在地方志书的基础上。主张州县设立志科，专管记录史事，采集史料，积久县志必能充实，以供国史取材。
他认为地方志应包括：通志（如纪传体史书的内容）、掌故（如历代会要内容）、文征（乡贤传和文选的内容）。把方志提高到史书地位，使方志成为方志学，这是章氏对史学的重要贡献之一。他亲手编撰了《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初稿。
章学诚的理论史学成就
1) 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只有经世致用、切合当时人事，才能称为史学，其具体表现为“六经皆史”，章学诚的史学经世之说，主要强调知而实用。
2) 重视“别识心裁”。一是“圆神方智”讲的是史书的体例问题，二是撰述与记注，讲的是史书的编著问题，就是强调“独断“与成一家之言，是在历史编纂学中提倡独创的思想与精神。
3) 章学诚提出“忠义”与“忠德”。所谓“忠义”是指历史著述的宗旨，或是指探索学术文化演变之法则。意思是，著述历史之义，要在记事行文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表述思想，以达到一定的宗旨，住宿历史，要客观事实的演变，探明法则，或揭示要点。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学家的思想。学诚提出著述历史要有史德，要做到”当慎辨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4) 地方志的理论与实践。具体变现为：
A.提出了“志为史体“的观点；
B.对于地方志体例有所创新，学诚提出了“必立三家之学“，分立”三书“之说
C.对于修志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了指导思想
D.建议各州县设立志科
章学诚在方志学上的贡献
章学诚对于地方志，长期实践，从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理论，并把修志当作史学实践，检验史学理论。
（1）提出了“志为史体”的观点。地方志是地方史，“一方全史’,要求记载详备，无所不载。
（2）对于地方志体例有所创新，提出了‘必立三家之学’、，分立‘三家’之说。
（3）对于修志工作作了总结，并提出了指导思想。
（4）建议各州县设立志科。
总之，对于方志学的贡献，既有实践又有理论，尽管在其理论表述中，明显地流露出儒家的传统思想和道德，但其理论具有战斗精神和创新意义也是十分突出的。
章学诚的史学批评思想：
1、论治学。
（1）“札记之功，必不可少”（2）“为学之要，先戒名心”（3）“善取不如善弃”（4）“著前人之说，示不相袭”
2、论“六经皆史”
3、论纂辑、考证与著作。
纂辑是比次之书，是功力而不是学问，但也是学问所不可缺少的。考证是考索之功也很必要，但也不算学问。著作是独断之学，成为著作须有三个组成部分：义、事、文。独断之学若无比次之功即不知其所取材，考证若没有比次之书亦无以为据。
4、论“记注”和“撰述”。
章学诚将史籍区分为“记注”和“撰述”两大门宗。章氏用“方智”、“圆神”来说明两类史籍的性质和基本要求，揭示出“记注”的特点在于保存资料，故其贵博取广搜，赅备无遗；“撰述”的特点在于史义，即史学理论和史学思想，故贵抉择去取。“方”，是指体例的严整有序，使之能够储存、容纳尽可能完备的历史知识；“圆”，是指体例上的灵活变化，使之能够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认识。
5、论“史法”与“史意”
“史法”探讨历史撰述之形式和内容，“史意”探讨历史撰述中的思想，突出史学著作的个性和史学主体意识。章强调“史意”，特别重视史家的“心裁别识”，“独断于一心”。史法与史意是有联系的，史法是史意的表现形式，史意又依赖史法来反映，史意是史法的进步与升华。
6、论“史德”与“文德”
章氏首创史德之词。章提出了“文德”作为史学批评的方法论原则，即“临文必敬”、“论古必恕”。
7、论“通史家风”
章偏重写通史。认为通史之作有六便、二长、三弊。
六便:“免重复”，断代中使前一朝的末年与后一朝的开始相重复；“均类例”，断代史的体例不相继承；“便铨配”，易于说明沿革，写通史可以打破朝代，便于把同一类人物列入一类以见其治革，典章制度更如此；“评是非”，后朝写前朝史易有偏见，因二代往往有很密切的关系；“去抵悟；“详邻事”，关系好的邻国则美之，不好的则污之。
二长:“具剪裁”，断代史有的朝代短，为使其成一部书，便堆积材料，通史则需对史料加剪裁；“立家法”，即成一家之言。章氏所言通史之弊，并非指通史本身的弊病，而是指若写不好则会生此三弊:“无短长”，即无取舍而像以前断代史的文字一样；“仍原题”，断代史的标题不同，如艺文志与经籍志，世家与载记；“忘标目”，类传中的人物不注明时代。
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与实践
1、提出“志为史体”。
2、提出“方志立三书”。仿纪传正史作志，仿律令典例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作文征。”“三书”之外，另立“丛谈”或“余
编”。
3、“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而立四体，以归四要”的修志指导思想。
“二便”：地熟时近，容易调查了解；
“三长”：具备识见个公心，就可以定出条例而绝私情；
“五难”：清晰度地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
此三者是就修志的客观和主观的条件而言的。
“八忌”：忌条理混乱，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是对修志时容易犯下的几种毛病而说的。
“四体”：皇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作传；即四种志书体裁
“四简”：要简，要严，要核，要雅。讲的修志要求或标准，这一点最为重要。
在总结修志工作的基础上，他还提出了十点建议：提出修志“十议”。
4、建议在各州县立志科，为专管方志的机构，为修方志储备材料，以待具史材者修为方志。章的此主张没有被清政府采纳。
章学诚的评价
1、政治思想方面，虽讲经世致用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没有批判的言论，也没有改造社会，改革政治的理想。
2、在社会观上维护封建礼教和名教。当时许多学者反对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章学诚却极力维护，还在著作中推崇三代，
有许多迂腐陈旧的观点。
3、在学术上虽提出六经皆史，但并不批判经而是尊经，当时戴震反对以经束缚人的思想。斥责朱熹以经文迷惑人民。
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
梁启超在提出历史研究法的同时，指出史家应有“四长”。
（1）是史德，即史家要端正心术。有完美史德的史家要铲除著史中的毛病，这些缺点包括①夸大，②附会，③武断。
（2）是史学。长于史学者贵专精不贵杂博。
（3）是史识。史识是讲历史家的观察力，要养成正确精密的观察力，应当注意不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也不为自己成见所蔽。（4）是史才。史才是专讲史家的文章技术。这种技术有两部分，一为作品的结构，即组织。这实际是史书编撰的事，二是文采，这实际是历史文学方面的事。
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发挥了刘知幾的史家“三长”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论，对史家及爱情昂自身修养有一定的意义。
为什么说梁启超是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人？
答：在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率先提出“史学史是一科文化专史”并概括的论述了中国古代史学从起源到清代两千年经过的大致情况，成为近现代最早系统论述中国史学史的专文。并就怎样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发表了具体的创造性见解。在《史学史的作法》这篇文章中，他提出把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研讨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等问题，提出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趋势等内容，从而为中国史学史额研究和撰述写下了开创性的一页，成为中国史学史的奠基人.
梁启超的史学成就
《变法通议》广泛引用国内外史实，论证变革是历史的必然。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新史学》批判为封建专制政治服务的旧史，为建立唤醒民众，适应救国需要的新史学开辟道路。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贯彻进化论和因果论的理论指导，第一次把中国学术作为发展进化的，前后有因果联系的现象来叙述，揭示演进的脉络，总结各阶段的特点。
《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提倡学术要创新，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集中表达他的思想，反映他的史学思想变化。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抛开历史发展有公理公例的思想，集中论说历史练习的因果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提出建立史学史学科的设想，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梁启超在提出历史研究法的同时，指出史家应有‘四长“。梁启超的史家“四长”说，发挥了刘知几的史家“三长”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论，对史家加强自身的修养有一定的意义。
梁启超早期“科学史学”观的基本内涵
科学的“进化史观”；寻求公理公例、因果关系的“科学史学”目标观；科学的治史方法。在史学研究上，梁启超特别强调科学方法的重要性；“科学”的治史精神。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
陈寅恪是20世纪20年代后出现的学贯中西的史学家。
陈寅恪是在20世纪初新史学思想影响下从事史学研究的。他很器重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并深受王的影响
（1）蒙古史研究。1928年冬，陈寅恪在故宫博物院发现了《蒙古源流》蒙文本二种及满文译本。他与其他本子进行校证，发现了《蒙古源流》的基本思想和体裁，都是来自元帝师八思巴为忽必烈长子真金所作的《彰所知论》。在叙述蒙族起源问题时，陈寅恪认为民族起源为什么从原来的感生说到《蒙古源流》中成为印度、西藏蒙古汗的传世次序。陈寅恪以进化观点考证史料作出了新的结论，分析了这一不准确民族来源说的来龙去脉。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他参与主持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编辑《明清史料》前数编
（2）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20世纪30年代后，陈寅恪转入研究中古史，主要为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1940年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4年出版)，此书系统论述了从汉魏以来，到隋唐各种制度的来源和演变，提出隋唐制度：一是来自北魏、北齐；二是来自梁、陈；三是来自西魏、北周，其中以继承北魏、北齐为主。隋唐时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社会制度是集中了中原文化的传统，即汇集了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黄河流域华夏文化传统，构成了隋唐时代的制度基础。陈寅恪以发展和互相联系的观点研究了隋唐制度的形成，为制度史的研究起了开拓作用。
1941年，陈寅恪又完成了《唐代政治史略稿》(1943年出版时改名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他以大量史料分篇论述了唐代统治集团的形成与贵族集团的升降过程，并论述了唐代衰亡的原因。他在对每个问题的考证后都加上评论，评论言简意赅，发人深思。他提出了唐代李氏“源流出于夷狄”是非汉族出身。李氏统治代表了关陇集团的兴起，而关陇集团是自西魏宇文泰，依靠关陇地主的支持，政革官制，实行均田制、府兵制后强大起来的。关陇集团的兴起与强大，促成李渊唐朝的建立。而魏的制度对唐太宗时期的制度产生过较大影响。他还分析了关陇集团势力在武则天时期遭到打击，玄宗时已不能维持。同时，陈寅恪还论述了唐代与周边各民族的相互关系。在此书中，对唐代的兴起与衰弱过程，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错综复杂关系，却进行了清晰，透彻的分析，使人耳目一新。以上两书是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开创之作
他除研究唐代政治史外，还研究唐代的佛教与文化，认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所关涉”，研究了隋唐时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佛道二教的矛盾及其联系等。在文学方面，1950年出版的《元白诗笺证稿》为以诗证史的代表作。他以诗史互证的方法来解决——些重大历史问题
（3）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史也有精深研究，曾编《魏晋南北朝史参考资料》，并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陈寅恪的史学成就
陈寅恪在近代考据家中是最有史识的学者.无论在史料学上或对民族文化之史的论述上都有相当开阔的看法.
陈寅恪对史料有精到的见解.指出对史料,包括伪材料,要善于审定和利用 ,他通晓多种文字语言,对史料有开阔的见解.因而他的比勘参考的考证在近代考据学中显示自己的特色.
诗文笺证是以历史记载去笺证诗文.同时诗文又可以用来证史,探讨史事的新线索,从而扩大视野,得到新解.
民族文化之史是陈寅恪先生自己提出来的,内容很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等.陈寅恪着重以相反相成来说明民族文化上的变化,是具有明显的辩证法因素的.
此外,他提出了各个民族,地区以及中原和周边地区,民族的盛衰相关联的看法,这同样是历史通识。
郭沫若的史学贡献
郭沫若开辟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科学道路。他在1929年写成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著作。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论证了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的存在，而奴隶制是由原始公社制转化而来，奴隶制本身后来又转化为封建制。它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学说是一个普遍的规律，而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样是受这个普遍规律所制约的。这是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重要贡献，也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论点。
郭沫若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是研究先秦学术思想的姐妹篇，他还为中国古史研究作出了文献学方面的卓越成就，他在古文字学、古器物学的研究上有很深的造诣。他根据形式、花纹、文体和字体，为中国青铜器的分期提出了权威性的看法。
宋元时期史学的特点
（1）编年体史书比前一时期有很大的发展。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巨制。
（2）典制体史书的发展。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典制体巨制，对后世典制体史书的撰写产生深远的影响。
（3）通史在史书撰述中的地位大大加强。编年，纪传和典制三种重要体裁史书中都有自己的通史。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部通史巨著的出现，是宋元时期的代表作。
（4）古史和当代史的史书增多。前代史的总结和撰写受到重视。
（5）新体裁，体例史书出现。重要作品有袁枢的《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是纪事本末体史书，朱熹和他学生写的《资治通鉴纲目》是纲目体史书等
（6）民族史，地方史和域外史有很大的发展。
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发展的情况
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比前一时期有显著的发展，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文献学各个方面的成就，一是历史文献学工作的方法和理论。
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表现在各个方面。
(1)文献研究的范围扩大了。宋人重视金石材料的整理，收集。金石材料开始被运用到考订历史事实上，金石学出现了。
(2)目录学分成两派。一派是对书籍进行分类，注录书名，作者姓名和卷数，有时还注出存，佚。另一派是对注录各书的内容加以论述。
(3)类书和丛书的编撰。
在考订，辨讹文献方面，宋元历史文献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相当突出。
(1)刊误和纠缪的专书出现。
(2)考异的书也出现了。著名的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
(3)辨伪形成一种风气。
(4)古籍的注释。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鉴注》是史注中有成就的代表作。
(5)历史考据的成就。
这个时期历史文献学贡献较大的，要推郑樵和朱熹。《通志》中的《艺文略》，《校雠略》，《金石略》和《图谱略》四略，集中反映出郑樵历史文献学的成就。朱熹在历史文献的研究和整理上，有求实的精神。
总之，宋代历史文献学的发展上承隋唐，开启明清。在这方面，宋代学者的成就既是独到的，又是开阔的。
明清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 (P270-273)
第一，文献目录学。①《四库全书》是明清时期目录著作的代表作，也是古代目录学之集大成者。②章学诚撰《校雠通义》，对我国目录学的传统进行总结。目录学的任务，不只是甲乙丙丁地排列书目，更重要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起到指导读书治学的作用。
第二，版本与校(jiào)勘。①、对版本的著录与研究，南宋尤袤(mào)撰《隧初堂书目》已发其端，到了清代有所发展，但明清时期始终未有系统性的版本学著作问世。②、对于校勘，宋人有一定成就，明人则无显著成绩。清代校勘大盛，超越前代，如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念孙的《读书杂志》。
第三，辨伪与辑佚。辨伪与辑佚，都是为了揭示或恢复原书的面貌。这种工作，明代以前已有之，至于明清更未发展。明代的辨伪，以宋濂和胡应麟为大家。如宋濂的《朱子辨》。清代的辨伪，大家辈出，名著继踵。如万斯同撰《群书疑辨》。辑佚工作，清代以前成绩不大，至于清代才有显著的成就，其中史部著录的辑佚书，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篇》、徐松《宋会要辑稿》等。
第四，注解和考证注解和考证，是为了使读者了解古籍或弄清史事。学者对此也很重视，并有很大成就，如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顾炎武的《日知录》等。
史学近代化的特点
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界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情况，它一般表现为以下几点：
(1)史学工作的主要内容变了。以前的史学工作是以帝王将相和其他方面历史上的大人物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现在注意力转移到所谓“文化史”方面，包括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等，实际上就是要以社会的制度、社会生活及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历史为主要内容。
(2) 传统的某些历史观点受到了批判，研究中国遭受侵略的历史跟研究世界史、国家关系历史得到了一定的联系。这也就比过去前进多了。
(3)在史料方面，利用了古老的文化遗存，利用了出土的文献，还利用了佛教、道教的典籍和档案材料，利用了域外的材料和语言学的材料。“五四”以后，在史料考证上的成绩，继承了乾嘉考据学的传统，而又大大发展了这个传统。我们称之为新考据学。(4)用新的有系统的形式写的中外交通史、各种专门史和有系统的长篇论文相继出现。专门性的历史刊物也相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