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若干理论观点述
评
编者按：2000年，中国经济史论坛举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学
术研讨会，本述评是为会议讨论所准备的材料之一。
1994年12月，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商业史学会等曾组织关于“传统市场和市场经济”的讨论，配合这次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
第4期刊登关于该问题研讨的长篇综述。在这以后，关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问题又有不少新的论著出现。现在，我们围绕本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对有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一些评述。评述以近年出现的新论著、新论点为主，但考虑到问题的延续性和系统性，有时也不能不涉及以前的一些论著和观点。
一、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线索和基本模式
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系统，一是“货币经济（商品经济）一自然经济”转折起
伏论，二是“自然经济一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此外，海外一
些学者主张中国自战国秦汉以来即形成建立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以
后的发展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由丁?这种观点国内的信奉者不多，也
没有人展开过系统的论述，故在此不作评述。
(一）“货币商品经济一自然经济”转折起伏论
赵偭生曾经提出，中国经济史上经历了从上古共同体自然经济到秦汉期古典
经
济，再到近古期地主经济的三次转折，很有代表性。大抵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
者对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都估计较高，把它作为我国从不发达奴隶制
向发达奴隶制转变之契机，而把魏晋封建制的形成与中古自然经济相联系。
曰本学者宫泽知之把关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理解方式区分为四种学说：第一
学说是全汉昇为代表的“货币经济一自然经济一货币经济”论。全氏把汉代看
成是货币经济时代，汉末到中唐的中古时代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从安史
之乱前后，以钱币为中心的货币经济开始了。何兹全就南朝情况修正全氏的观
点，反对将南朝看成是自然经济时代。主张北中国是货币经济一自然经济一货
币经济，南方则货币经济一直在发展。这是第二学说。武仙卿认为布帛也是货
币，不同意说魏晋南北朝倒退到自然经济，认为秦汉以后货币经济一直发展着。彭信威的观点相似。这是第三学说。第四学说如叶茂对关于中国封建地主制前
期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理论观点的综述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是自然
经济占优势。他又指出，全氏观点虽然在当今中国是少数派，但在日本却是主
流的观点，代表人物是牧野巽和宫崎市定。全氏关于S然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概
念来自德国历史学派学者希尔布兰特(B ? Hildebrand)。全氏虽然批判了希尔
布兰特把自然经济一货币经济一信用经济的依次演进绝对化，而采取了皮烈（H
Pirenne)等人的货币经济一自然经济一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他用语的概念仍
然是基本上依据希尔布兰特的。希尔布兰特的自然经济、货币经济的概念是严
格依据交换手段是实物还是金属货币这一点区分的，将以金属货币之外实物为
媒介的交换划入自然经济的范畴。他没有设想不存在交换（分配）的经济，他
的自然经济不包括“自给自足”的含义，这和马克思的概念是不同的。马克思
划分自然经济和货币经济并非依据货币形态或交换手段，而是更重视生产目的; 自然经济是指为获得使用价值的简单商品经济，或没有交换的经济。[20]
宫泽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不过，我国有些主张魏晋封建说的学者，虽然沿用货币经济一fi然经济一货币经济发展模式，但已经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进行了修正。
例如赵德馨把中国古代自然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划分为：原始社会自然经济一“古代（奴隶制）货币经济”一中古自然经济一……。他指出，“古代
(奴隶制）货币经济”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及本质，严格来说仍然是自然经济，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古代自然经济”。[13]
田昌五反对说中国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认为
这是按照“长期停滞论”制定出来的模式。中国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是呈循环
式起伏状态发展的，相应的自然经济也是这样：战国至西汉是商品经济的第一
个高峰期，东汉由盛转衰，魏晋南北朝基本上是自然经济时代；唐宋是商品经
济的第二个高峰期，辽夏金控制的北中国由盛而衰，黄河流域和大西北尤甚，城市偏枯，农村则几乎全部回到自然经济状态；元明清三代，商品经济又呈全
面回升之势。[2]
(二）“自然经济一商品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论
正如宫泽知之所指出的，认为整个中国前近代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占优势，而逐
渐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的观点，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是
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是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意识出发的。但中国商业在文
明的较早阶段（至迟在战国时代）开始发达，特别是宋代以后更取得显著的发
展，把西洋中世封建领主制下自给自足庄园经济为核心形成的理论照样应用到
中国、尤其是宋一清间的经济上，会遇到不少困难。[20]因此，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中国经济史学界曾经对什么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展开热烈的讨论，试图
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性质重新予以解释。近年对这
一
问题发表意见的有林甘泉。他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进行了评论，他认为从中
外的历史实际出发，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应该是自给性生产，而不是所谓“自给自足”；它并不排除与市场的一定联系，并以它作为自己的补充。中国封建
自然经济的特色，具体表现为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男耕女织”。自然经
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一个
重要特点。[10]关于这一讨论可参阅本文附录的介绍。
主张自然经济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高涨或波浪式发展的学者较多。一
般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明清三个高潮。例
如李埏认为我国历史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相互制约、此消彼长，总趋势是自然经济逐渐消退，商品经济逐渐扩展。根据这种观点，我国在战国
秦汉获得空前发展的商品经济，虽在汉武帝后受抑，但唐宋苏醒后发展超过秦
汉，如秦汉主要商品为盐铁酒酤，主要市场在中原与国外市场联系唯赖西北，唐宋增加了茶叶、陶瓷，丝绸质和量也有较大提高，远销国外，对外贸易陆路
以外又增加了海路等。龙登高的《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也属于波浪式发展论，它依时序叙述了中国传统市场在先秦秦汉时代的滥觞与初兴，魏晋南北朝时期
曲折发展，五代两宋金元再度兴起，明清时代成熟的过程。[3]
如果说前一类观点的主要争议点是几次“转折”性质的判别，那么后一类观点
的主要争议点则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是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及该时
期经济的性质。多数学者主张明清商品经济虽有很大发展、但整体上自然经济
仍占主导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清经济己经脱离
自然经济的范畴。例如我们介绍过的李文治和薛虹的观点。近年徐晓望又提出，中国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阶段之间有一个“小商品经济”的阶段。它以小商
品生产及相应的分配、交换、消费为特征。小商品专业生产者的出现以人身的
相对S由为条件。宋代小商品生产已有一定发展，但全国性的小商品经济的繁
荣，是明中叶以后才出现的。大面积经济发达地区的缺粮现象，标志着小商品
生产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区域的形成。[16]宫泽也认为，以农村市场展开为视点
来看商品流通，唐宋变革期和明末清初值得注意。前者虽然农村市场在发展，
也出现了商品性生产，但整体上自给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后者在先进地区已出
现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的经营，开始逐渐形成近代的小商品经济，即商品经
济从没有价值规律的阶段向基本遵循价值规律的阶段变化。[20]这代表了相
当
一部分FI本学者的的观点。
以上诸说主要是从小农经济从自给经济的小商品经济演进过程来立论的。近年
又有不少学者从传统市场或市场经济的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请看下一专题的介绍。
二、关丁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市场经济或市场经济萌芽
(一）什么是市场经济？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何时出现？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方针以后，不少学者一直在思考中国
历史上是否存在过市场经济？如果存在过，它又是何时出现的？这又是与对什
么是市场经济的理解有关的。学界对这个问题有两类不同认识：一些学者一些
市场经济是与近代化相联系的，在封建时代，市场经济只能萌芽于它的晚期；另一些一些学者认为市场经济不一定与近代化或资本主义相联系，在封建时代
也可以有特定的市场经济。
第一种观点以吴承明为代表，他多次阐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市场经济的萌芽及有
关理论问题。他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
化的过程，它不仅是市场量的空前扩大，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
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
应
变革为前提的。他主张把过渡到市场经济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标志。我国历史上
商品交换比较发达，但这还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也是从十六
世纪即明嘉靖、万历间开始的。大商帮、工场手工业、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潮”
的出现，是其标志。但力量不足，更重要的是没有引起希克斯所说的“政治渗
透”，在产权、商法、税制上毫无变化，仍然是完整的封建专制国家。这种情
况，清代基本上继续。进入二十世纪，我国巳有了现代化产业，口岸城市勃兴，
並与国际市场接轨。但以抗日战争前而论，我国尚未转变为市场经济：（1) 占国民经济最大比重的农业仍然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体制，商品率很低，新
兴产
业集中于纺织和食品业，尚未形成部门体系。这种二元经济的结构刚性及
由此
产生的低供需弹性，从根本上限制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2)现代化市
场
被定义为“一个价格”，如两地价格差等于运费，则属一个市场。三十年
代的
中国远未达到这个水平。（3)市场现代化是由人格交易向非人格交易的转变，
这需要一系列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以明确产权，中立化规则，规范行
为和
执行罚则。市场经济必须是法制经济，这一点，在当时尚不存在。我国真
正有
意识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还是在邓小平时代。[6]
许檀最近也谈到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化，表现为政府对经济
的直接干预逐渐减弱，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她认为，清代
中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
这一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5]
与这种把市场经济的萌芽或转化同现代化（或近代化）联系起来的观点不同，有些学者认为封建社会中已经存在市场经济。例如尹进认为，中国从宋代开始
有了具有封建个性的市场经济，明代进而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个性的市场经济。
[1] 郭庠林也提出“封建市场经济”的概念。[17]郑学檬根据罗布代尔的观点，
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市场经济的主要功能或最
重要的标准是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生产、配置资源，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的主要
手段。
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分工比较发达，交换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齿轮，
货
币和金融体制已经建立并与生产交换融为一体，人们的经济生活离不开市
场供求关系的波动制约。而资本主义是指以资本积累、增殖、流动、垄断为最
高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比如宋代，局部
地区已可称为市场经济萌芽，理由是分工在某些行业已经较细，交换具有
社会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整个社会仍然处在自然经济的大环境中；明中叶，
即16世纪开始，市场经济以方兴未艾的态势出现在江南和沿江沿海各地区。他
进而把中国市场史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传统市场，其中又可以唐中叶为
分界，区分为前后期。第二时期是市场经济，其中又可以区分为萌芽阶段(12—13，16—18世纪）、初级阶段（1840—1949)、停滞与发展阶段
(1949一1978，1978—1998)。在萌芽阶段，自然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自然
经济占主导地位；封建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并存，封建经济占主导地位。[11] 姜守鹏也有类似的意见，在他看来，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
一，不能笼统地称封建经济为市场经济。但简单商品经济也会产生市场经济，所以封建社会存在着市场经济。具体说，市场经济是随着商品生产的产生而出
现，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完善的。[12]
(二）关于市场体系和统一国内市场的形成
较早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一
个
重要特点，这是许多学者的共识；但这种市场网络或市场体系究竟何时形成，
有何特点，学界俨然存在许多不同观点。在这里仅介绍两位学者的观点。
唐文基指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即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
垄
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关于中国
何
时形成统一的全国市场，学术界历来有不同意见，或认为这种市场战国秦汉已
经出现；或认为中国直至鸦片战争以前仍停留在地方区域市场的格局。唐氏的
意见和这些观点都不同，他认为中国古代全国大市场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但它
只是地方区域市场在空间的扩展和延伸，尚有一定的封闭性和割据性，他称之
为“非统一的全国市场”。因为第一，流通网络虽己形成，但由于交通因素、行政因素和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制约，这个网络并不完全暢通；第二，还缺
乏统一的市场价值，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第三，中国自秦以来虽然实行了统一
的货币，但币制仍然混乱并常常发生钱荒。在这种情况下，难以培育健全的统
一市场。[15]
姜守鹏认为，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统一体，从范围看，它形成了
包括农村集市一城镇市场一区域性市场一全国性市场在内的完整的市场网络；从市场种类来看，它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还包括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
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其中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
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按这样的标准，明清时期，至迟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因为这时不但存在了包括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区域性市场和全国性市场的市场网络，而且存在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不过这仍然是封建社会的市场体系，与近代市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12]
三、关于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
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机制的探索中，经济
结
构，尤其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消费与市场的关系，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
品
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是备受人们关注的两个重要视角。当然，这两个方
面
又是相互联系的。
(一）从经济结构方而进行的探索
许多学者把小农经济看作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基础，着力探讨小农与市
场
的关系。方行在这方面工作作得较多，他所提出的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小农
经
济是农业与手工业、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双重结合的观点，已逐渐成
为
学界的共识。近年来学者对该问题继续有所论述。
李根蟠利用《管子》的材料探讨了封建地主制经济形成时期小农与市场的关系。指出以春秋战国之际地主制经济形成为分界，小农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小农作为市场主体之一独立地出现在当时的市场上，二是流通成为小农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三是农村集市出现，四是商人高利贷者插足小农再
生
产过程。在这基础上商品经济和各级市场获得较大发展，但小农经济的主体
部
分仍是自给性生产，其所包含的部分商品生产也是以S给性生产为依托的。建
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我国传统市场，由此形成一系列有别于现代市场经济的
特殊的经济概念和经济现象，价值规律或市场机制虽对社会生产起一定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7]
刘小京从分析“自然经济”概念的由来和内涵入手，根据中国历史实际，试图
对中国农户的生产模式进行概括，从而提出“自给性农业”的概念。这种“自给性农业”是由于“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而形成的，其特点是小而全、自给
性、农民在生产经营上的精打细算；它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典型自然经济的基础，在另一种条件下又可能向商品生产转化；与自给性农业相联系的是普遍的兼业
化和普遍化了的商品经济意识。[4]
张忠民提出“小生产，大流通”是前近代中国社会再生产的基本模式。所谓“小生产，大流通”，是指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个体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在流通领域中由丁?商人资本的运动却存在以地方市场、区域市场以及全国大市
场共存的格局。这是由当时社会再生产条件补偿的基本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在
个体家庭生产单位之上没有一个具有内部生产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封闭的经
济共同体，这些个体家庭天然地具有从市场取得再生产条件补偿的机能和需求，
这正是大流通得以形成的最重要的深层原因。但小农的地方狹隘性和封闭性决
定他们难以与较大的市场直接交往，唯一能使小生产与大市场发生联系的，只
有商人和商人资本的运动。因此，前近代中国社会小生产者的再生产条件的补
偿，从逻辑和历史一致的过程看，就表现为一个在商人资本的作用下补偿空间
渐次扩张的过程。[8]
长期以来，龙登高比较注意小农与市场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他把小
农家庭经营方式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认为小农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但在小
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农村市场属于商品内循环类型，不能诱发个体家庭突破自
给性生产，在某种程度上还制约了农民从事商品生产的动机。近年，他引入边
际效用原理分析个体小农家庭经营的特征，尤其是那些与市场相关联的特征。
指出价值规律在家庭经济的运行中的作用不突显，而效用原则既与其使用价值
的生产消费目的、手段相一致，也与匮乏经济状态下市场手段有限有关。一般
农户的商品生产，不仅是小规模的，而且是以副业形式出现的非专业化生产，
很少是以利润为动机。他还比较了个体小家庭与地主大户市场角色的差异，
以
宋代为例，指出大多数地主地租粮自食比例少，相当部分通过市场出售，并且
往往直接运往市场。他们出粜是为了逐利，而不是为了谋生。[3]
赵德馨把生产结构的变化作为引起商品货币关系兴衰的决定性因素。他主耍研
究了公元一世纪前后生产结构与市场关系的变化。他认为西汉农业生产力存在
“耒耕一小农”和“犁耕一大农”这样两个层次和相应的两种生产规模；后者
因需要三个以上的劳动力，大多数使用奴隶。小农经济与市场联系往往是被动
的、很少的，本质是一种自给自足为主的封闭型经济。奴隶制生产单位与市场
的联系是主动的，是其生产运行的内在要求，且劳动生产率较高，可以为市场
提供大量商品。奴隶制生产的发展必然带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没有相应的
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奴隶制生产便不能运行。这是西汉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发
达的原因所在。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畜牧业和冶铁业的发展，牛马及铁犁价格
下降，牛耕也趋向小型化，这就使得小农有可能使用它们。当农民也使用牛耕
的时候，奴隶制生产的优势和竞争力就下降了。与之相适应的是个体家庭经济
的发展，租個制逐步取代奴隶制，接踵而来的是生产单位小型化与大型商品生
产单位减少，生产单位自給色彩的加重。[13]
姜守鴨认为中国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主要是由中国封
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决定的。这些特点是土地两种运行方式（买卖和封赐）的同时存在；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小农经济实物租赋与货币租赋并
存的分配结构。[12]魏金玉也指出土地买卖在中国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发展中
的十分重要的地位。鸦片战争前土地交易额不低于粮食交易额。封建生产方式
及各阶级的关系也是通过土地交易进行新陈代谢的。因而其重要性是一般商品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金市场不能相比的。[19]
(二）国家干预和财政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些学者重视非经济因素对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如郭正忠强调由于国家对经
济的干预所产生的专卖经济与与自由通商的市场经济的对立。中国的专卖体制
的前提是专制政体的强大和民间私有权发展的不充分，它以适应民间商品经济
的政策调整为始，以遏制民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终。在中国历史上，自由通商
的政策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表象的、偶然的；专卖政策的推行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本质的、绝对的。他指出：人们都用宋代商税的数量论证当时商业
的发达，但宋代商税的收入鲜有高过专卖的时候，在大多数情况下，商税收入
难与专卖收入同日而语。由专卖、市易、和籴、和买以及货币田赋所调运的交
换与流通热潮，曾经不止一次地创造过奇迹，可惜这种交换是权力支配下的交
换；这种流通，是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流通，以这种交换和流通为基础的“市场”形态，与商品经济环境中自由贸易的市场形态，貌虽相似而实不相同。
[14]
冷鹏飞认为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形态继承奴隶社会商品经济的特点：一是仍由国
家垄断了大部分手工业生产，二是开始显露了国家政权对商品经济的强烈干预; 贵族官僚经商和平民商贾不断向官僚转化。正因为商品经济长期以来与社会政
治割不断的亲情，故在社会变革之际仍然使其沦为封建政治的附庸。[9]魏金玉
也指出，传统市场是在封建政权调控下的市场。[19]
日本学者宫泽知之分析了中国经济史中的货币经济的特点，他指出，西洋经
济
史的货币是贵金属货币，中国经济史的货币则是以贱金属铜为原料生产的小
额
铸币；西洋史上的货币基本上由民间承包制造，中国的铜币则由国家铸造发行。
铜钱小额面的必要性与占人口大部分的小农为对象的征收租税密切相关。小
额
铜钱存在所显示的不是商品经济，而是通过向个别的人民征税这具体的行为
实
现的国家对社会的统一。其第一功能不是流通手段，而是韦伯所说的钦定支
付
手段，特别是租税的支付手段。小额铜钱的必要量与商品经济没有关系，因而
对流通货币总额与商品总额对应这种货币数量说无须作理论的探讨，原来在中
国就没有成立。铜钱是一种计数货币、名义货币，其基本原理是个数原理。它
与金属原材料的交换价值无关，也与货币的铸造费无关。货币的价值是由一个
货币是一文还是百文这样的规定所决定的，制定这个规定的是铸造者的权威、社会的信用，在中国正是国家。总之，中国前近代货币史上国家财政这种公共
经济领域带来的规定性十分强大，它不能与社会内部g发的商品流通的发展相
对应。宫泽指出，将19世纪以前整个看作自然经济时代，虽然基本上反映了小农经济和农村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无助于理解春秋战国以来二千数百年流通史
的发展、市场的结构、性质等。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流通结构，当是以城市市
场为结合点，农村市场和全国性物资流通各占有相对地位的二重结构所构成的。后者是伴随着专制国家的成立，为了维持庞大的国防体制和经营巨大的官僚组
织，从全国统一的国家财政所组织的物资流通及由此诱发的远距离流通中形成
为全国规模的物资流通，因而可称之为“财政性物资流通”。[20]
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
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
在的前提。例如，西汉政府改变了战国赋税征收实物和力役的政策，使其财政
货币化。货币之征的实行使货币紧缺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导致粮食价格过低。农民必须以更多的土地产品去换取所需交纳的货币；而商人则可以用较少的货
币收购更多的土地产品。这就是国家财政市场对乡村生活市场的挤占。古代中
国，在广土众民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赋税制度，将人民十分有限的土地产品
象涓涓细流汇成大海那样集中到国家手里，这就是作为国家财政的根本目标的
“大国效益”。正是由于这种财政市场的存在，己使（1)商业对农业的侵害作
用发挥到了极致；以至于（2)农民生活市场上的购买率，一般是与他们在国家
市场场上的售卖率成反比的；由此（3)在中国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中，其生活市
场几乎一直处于少量的物物交换的窘迫状态中；结果是（4)造成小农经济与家
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使中国的农村变得越来越封闭；而（5)城市生活市场则
因国家财政市场及其严重的不等价交换，形成畸形的繁荣；如此则（6)司马迁所谓“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不幸竟成了中
国经济史中的宿命。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商品经
济、交换方式、商人资本、资本主义萌芽、货币、消费等，如果离开了对财政
市场的认识，恐怕皆不得其解。[18]
田昌五认为，中国封建社会自始就有两类商品生产：一类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
小商品生产，另一类是国有土地上的大宗商品生产（可以由政府专营，也可以
实行租赁经营，即租给私人经营）。后者是主要的支配的形态，前者处于次要
的从属的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盛一衰、一荣一枯的秘密所
在。他用中国封建社会工商业经济与农民经济的相互对立来解释商品经济之向
自然经济转化。他指出西汉初年弛山泽、商贾、关梁之禁，导致商品生产的发
达和商业的繁荣，但农民弃农经商者越来越多，商人兼并农人越演越烈。因为
在商品经济发达时，农业和工商业之间必然出现价格反差，这是价值规律在起
作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太史公用“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
朴素语言表达了他对这种现象的朦胧认识。政府相继采取全面垄断、全而放开
和半垄断、半放开的政策，都不能解决这一矛盾。官营工商业崩溃了，私人的
工商业转入土地，结果只能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S然经济相互转化，几
中国近代史中所有重要的会议 [解题过程] 中共召开的主要会议 ⑴“一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①历史条件： A．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队伍已有200多万，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B．思想基础：五四运动促成中国人民新觉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C．组织基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 a．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秋，在上海成立，陈独秀任书记。 b．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李大钊任书记； c．汉口、长沙、济南等地相继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②诞生： A．时间：1921年7月23日。 B．地点：上海（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 C．代表：毛泽东、董必武等13人，代表全国50多个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列席。D．内容：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党的纲领。纲领内容： a．确定“中国共产党”为党的名称。 b．党的奋斗目标是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 c．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d．选举了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分管宣传和组织工作。 ③意义： A．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B．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C．中国共产党是新型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还代表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D．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E．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⑵“二大”——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 ①背景： A．国际：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达成共同宰割中国的《九国公约》，中国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列强共同统治的局面。 B．国内：在列强的操纵下，各派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②召开（1922年7月，上海）： A．中心任务：制定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B．分析中国国情： a．中国社会的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b．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 c．中国革命的性质：民主主义革命； d．民主革命的动力：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C．制定党的纲领： a．最高纲领：实现共产主义。 b．最低纲领：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⑴1921年一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用无产阶级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心任务（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⑵1922年二大的中心任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 ⑶1923年三大的方针（以“党内合作”方式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 ⑷1927年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⑸1935年遵义会议的意义（结束左倾统治，确立正确领导；独立解决问题，走向成熟标志；实现三个挽救，生死攸关转折）； ⑹1935年瓦窑堡会议的方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⑺1937年洛川会议的路线（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⑻1945年七大的任务（建立新民民主义国家）及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⑼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的工作重心（乡村转移到城市）、总任务（农业变工业、新民变社会）； ⑽1956年八大分析的社会主要矛盾（表面上是农业国与工业国、需要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先进社会制度与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和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⑾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动文革的标志）、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的错误批判）和中共九大（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党章）的错误决定； ⑿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工作重心转移（由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伟大决策（改革开放）、第二代领导集体形成（邓小平为核心）； ⒀1982年十二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十三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步走）; 1993年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代领导核心）; 1997十五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2002年十六大（三个代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第四代领导核心） 1.中共一大：1921，上海→宣告中共成立； 2.2.中共二大：1922，上海→制定革命纲领； 3.3.中共三大：1923，广州→决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及第一次国共合作方针； 4.4.八七会议：1927，汉口→纠正陈独秀右倾错误、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5.5.遵义会议：1935，遵义→纠正王明“左”倾错误、事实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6. 6.瓦窑堡会议：1935，瓦窑堡→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7.7.洛川会议：1937，洛川→制定全面抗战路线； 8.8.中共七大：1945，延安→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9.9.七届二中全会：1949，西柏坡→决定工作重心转移和革命胜利后中国的转变； 10.10.新政协会议：1949，北京→讨论新中国成立问题（《共同纲领》）； 11.11.一届人大：1954，北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2.12.中共八大：1956，北京→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莫砺锋教授演讲） 莫教授以南京大学为例进行演讲，多次提及程千帆先生。 两大主要问题： 一、功底欠厚 二、眼光欠佳 一、功底欠厚 莫先生现身说法，以他当年读研实例说明。 当时南大研究生物质条件欠佳，书籍都摆在床上，可谓“年年岁岁一床书”（《长安古意》句）。程先生来研究生寝室视察，看到他们书籍欠缺（莫先生只有几本古代文学专业书，还有一半是外文专业书。莫先生本科外语专业出身），不是很满意，便开出书目而且还拨款给他们买书。 （一）语言文字功底——极重要 初入南大读研，程千帆先生要求每位研究生写三篇自传： 汉语白话文一篇、汉语文言文一篇、外语一篇 1、汉语文言文 《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辨志：郑玄注“谓别其心意所趣乡（同‘向’）也” 2、外语 南大许多古代文学教授外语水平出类拔萃，出访哈佛燕京学社。而其他学校的代表多是外国文学、外国史教师。 在学术已成为世界性活动的当今，即使是中国古代相关研究也和世界密不可分。选题勿重复，观点勿冲突。 E.G．域外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著作虽有译本，但还是读原著为好。 主张读一手文献。 3、汉语白话文 古代研究者勿轻视。因为这反映出一个人的表达能力。标准：清晰、简明、文从字顺、优美。 E.G.闻一多先生《唐诗杂论》，观点、见解、文笔俱佳。 （二）读书 以朱子为例。《朱子语类》“论读书之法”类将读书喻为“煎汤剂”（中药）“煮物”。 1、广泛涉猎——“猛火” 勿为论题所限 研究唐代文学也要了解先唐文学，以此了解唐人文化基础。E.G.《文选》 诗学、史学、哲（经）学。了解时代背景。 2、精细研读——“文火” 体会、涵泳
黄季刚（侃）先生细读者20余部。 若能记诵，则受用无穷。 E.G.1学问狂。戴东原（震）先生背诵十三经注疏。 E.G.2马茂元先生《唐诗选》乃当代学者唐诗选本最优者，据传他会背1万余首唐诗。 E.G.3王国维先生：韦庄《秦妇吟》使其当时曝得大名，有“《秦妇吟》秀才”之称。但由于作者担心遭公卿抨击而要求子孙从文集中删去，全诗失传，后近代学者众人得法藏（“伯”号）敦煌文献卷子，见一长诗，无人识得。王先生见诗中两句，立知此是《秦妇吟》全文。原因：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中载“内府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王先生据此判断。——博览群书之故。（三）文献学（校雠学） 以书本为处理对象。 陈垣先生《史源学杂文》其孙陈智超序提及陈老先生当年课前引《诗经·郑风·扬之水》“无信人之言，人实诳女（同“汝”）”。 1、搜集材料 （1）完整程度 必看作者全集 E.G.1王力先生《汉语诗律学》中，提及《全唐诗》中唐诗“犯孤平”现象仅有三例。 下苦功，成就高。 E.G.2 钱锺书先生《宋诗选注》选吕本中《兵乱后杂诗》（组诗）“五”首之三，但实是二十九首。原因在于方回《瀛奎律髓》对此组诗已经二十九选五。 （2）真伪——极重要 莫先生读《全唐诗》，先读到宫廷诗时昏昏欲睡，至卷三八王绩诗使其眼前一亮。卷三八王绩《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20余句（风格类似王维《杂诗》） 此诗见于敦煌手抄本《王无功文集》。 但《全唐诗》卷三八又有一诗《答王无功<在京思田园见乡人问>》，作者朱仲晦，唐无此人生平资料，但朱熹字“仲晦”，实是南宋诗歌被误收入《全唐诗》。这是一种“异代对话”，如屈原《天问》、柳宗元《天对》。 选题难——一流、二流诗人几乎已被论尽。 《全唐诗》卷四六七有牟融一人诗作占全卷，60余首，从数量来看，适合做硕士论文。此人似乎是张籍、朱庆馀同时人，但唐代查无此人，仅汉代有同名《理惑论》作者。 ——此人诗作是明代书商伪造，《全》不察，误收。 平时阅读也要考虑版本。 E.G.《唐诗三百首》无李贺诗。莫师在为理科本科生上公共选修课时凭黄巢二首《咏菊》断定学生所持《唐诗三百首》为伪书。（因乾隆朝文字狱极盛） 莫师对清代（尤其中期）评价不高，反对影视剧过度美化。
新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会议 （一）党的创建时期 1．**“一大”（1921、7、23，上海---嘉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内容：①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 人运动。②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 **“二大”（1922，上海）， 内容——制定党的革命纲领：最高纲领是建设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 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三大”（1923），确立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二)土地革命时期 1．八七会议（1927、8、7，汉口） （1）内容：①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②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③决定发动秋收起义。 （2）意义：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 2．遵义会议（1935） （1）内容：①解决博古等人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意义：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3．瓦窑堡会议（1935）：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三)抗日战争时期 1．洛川会议（1937）：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决定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2．**“七大”（1945，延安） （1）内容：①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②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③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 （2）意义：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实现中国的光明前途准备了条件。 (四)解放战争时期 1．**七届二中全会（1949，河北平山县西柏坡） （1）内容：①提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开始城市领导乡村时期； ②指出党的总任务是迅速恢复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③告诫共产党人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 （2）意**决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重大问题。 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9，北平） 内容：①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同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②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③确定了国旗、代国歌、首都、纪年方法。④决定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时间：1954年9月 第一届○1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全国人大内容的宪法，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奠定了基础。 ○2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时间：1956年9月 。 八大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改革 2[2019全国卷Ⅲ,44,15分] 材料甲午战后①,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开议院。随着维新运动的高涨,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1898年①,康有为在《应诏统筹全局折》中提出:设制度局,负责“审定全规,重立典法”,“撰叙仪制官制诸规则”,甚至“酌定宪法”;制度局议定章程之后,交由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等12个专局来负责执行;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议事程序是“派王大臣为总裁,体制平等,俾易商榷,每日值内,同共讨论”,最终由皇帝裁决②。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最终未能实现。 ——摘编自《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康有为从主张设议院转向开制度局的原因③。(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有为所设计的制度局的特点。(9分) 本题通过档案史料考查戊戌变法的内容,凸显时空观念①、史料实证②、历史解释③等学科核心素养。 第(1)问,依据材料中“康有为认为‘民智未开’,开议院为时过早”可得出其自身认识的转变;依据材料中“开制度局的建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重视和支持”可得出争取光绪皇帝的支持;结合所学知识从保守派的态度予以完善。第(2)问,依据材料中有关制度局地位的信息可得出其是变法的核心机构;依据材料中“制度局成员由皇帝擢拔,对皇帝负责”以及“最终由皇帝裁决”可得出其注重维护皇帝权威;通过制度局的职能可得出其具有议院的性质。 (1)减少变法的阻力;争取光绪皇帝的支持;自身认识的转变。(6分) (2)变法的核心机构;注重维护皇帝权威;一定程度上具有议院的性质。(9分) 解题反思 评价改革的原则及对改革规律性的认识 1.原则 (1)要把每次改革放在它所属的特定历史环境中加以评价。首先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历史要求,再看这些改革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或者违背了这一历史要求。据此,对改革作出基本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2)一场改革的成败,不是看改革者个人的结局如何,而是看改革是否顺应历史潮流。具体从以下两个方面看:一是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二是改革是否被中断。改革达到了预期目标,有利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不管改革者处境怎样,都能继续下去的改革才是成功的改革。 2.规律性认识 (1)改革是革除弊政、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每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发展进步,都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 (2)改革必然会因损害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而遭到其反对,因而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不会一帆风顺,这就需要改革的措施必须行之有效,改革过程中要用人得当,改革家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3)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是改革能否成功的根本原因。 (4)分析改革成败的具体原因要看改革派与保守派双方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读书心得 近期大概读完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它是属于史学理 论方面的著作，由于自己理解能力相对有限，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普遍都理论 性很强，相对难懂，读起来显得总是枯燥、乏味，但是自己还是坚持大概读完 了这本书。虽然读完了此书，但是自己感觉距离真正读懂还相差甚远，似乎处 于似懂非懂的状况。不过通过读这本书，还是产生了许多属于自己个人的体会 和理解，许多地方还是给自己以比较深的影响。由于全书内容比较多，下面就 自己在看书过程中感触比较深的方面大概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也 许有它一定的合理之处，也一定有不合理的地方，甚至某些看法也许是错误的，仅属于个人的一些见解罢了。 首先对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本书做一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全 书分为通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中国文化八个部 分的研究方法分别进行讲解，并且对历史教育的流行误解做了叙述。钱先生在 序言中就说到：“我此所讲，语语有本源来处，亦语语有归宿去处。”这就很 好的说明了研究历史一定要以证据说话，要有充足的史料或实物等作为自己说 话的凭证，不能像文学作品一样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而进行人为的加工、装饰。同时也说明了钱先生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强烈责任感，说的每句话都不是自己凭 空编造的，一定有它的来源，一定有它的充足的证据。我认为这就充分体现了 史学它是一门十分严谨的学科，史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像小说家一样进行人为的加工润色。 钱先生在本书中就如何研究中国通史时指出：“历史有其特殊性、变异性 和传统性，我们要研究历史首先就当知道历史的三种特性。”通过这么多年对 历史的学习，自己对历史的三种特性感觉也深有体会，也就是说在内心里面还 是对这三种特性是理解的。就其特殊性而言，与其他学科相比较历史有它的特 殊之处；不同国家的历史也一定有不同之处；就是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历史也 有不同之处等等。正如哲学家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就是它的特殊性。所以我认为不管学习历史还是研究历史，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显得格外重要，这样就能避免我们少犯许多错误。变异性则 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强调一个“变”字。钱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他说：“其实历史本身即是一个变，治史所以明变。”所以我认为在学习和研究 历史的过程中，要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历史，因为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变化和 发展的过程中，绝对静止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一点对于初学历史的人自己感 觉格外重要，他们往往会认为历史是过去的东西，所以是一成不变的，其实这 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对于历史的传统型，钱先生说道：“特殊性与变异性加在 一起便成为历史之传统性。”我认为所谓历史的传统型，就是历史上所创造的 精华它的继承与发展。如元朝的行省制度，被后世继承与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精华的文化具有传承性，并且这种文化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具有一定程度的 稳定性，如我们经常所说的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等。当然钱先生所 说的历史的传统性有它更深刻的内涵。 在如何研究中国文化史中，钱先生认为：“文化乃历史之真实表现，亦是 历史之真实成果；舍却历史，即无文化。”所以从某方面来看，研究历史的方
“设异明通·通中求异” ——读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有感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9级 1044409122 马丹 【摘要】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历史的尺度；我们重视史料的编纂整理而不重视理论思维的创建；我们习惯了历史研究的静止观，总在试图寻找“总体发展规律”而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读罢《中国历史研究法》，笔者认为中国的历史有其发展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分期有其的特色，中国历史的每一个侧面有其特色，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我们要注意在“通中求异”。 【关键字】历史研究、中国历史、通、异 《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汇集钱穆先生在香港某大学八次讲演而成，依次以中国通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地理史、文化史为研究对象，对于如何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自己观点。通读全书，对比梁启超的《中国国历史研究方法》，笔者认为钱穆先生此本书有两大亮点：一、在篇章结构上“设异明通”；二、在讲解内容上“通中求异”。 一、设异明通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等内容，其侧重的是关于史学研究方法工具性，针对性强但略显分散。而钱穆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从中国历史的八个侧面论述讲解，其中前七讲均可属于为第八讲蓄势，所有的这些都包含在了中国历史文化大义这一大系中，“最先是讲如何研究通史，最后是讲如何研究文化史。其实文化史必然是一部通史，而一部通史，则最好应以文化为其主要内容。其间更分政治、社会、经济、学术、人物与地理之六分题，每一分题，各有其主要内容，而以文化为其共通对象与共通骨干”【1】。并提出“文化整全体”“文化即人生”（此所谓人生，非指个人之分别人生，乃指大群体之全人生，即由大群所共同集合而成的人生【2】）概念。 在每个章节内，都基本上遵循“提出问题——解释问题——阐明观点——中西对比立论观点——阐明方法——呼应中心论点”这样一条思路，条理清晰，娓娓道来，让读者如醍醐灌顶。如：《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这一章，首先阐明本章要讲的内容——“如何研究中国政治史”，继而解释为什么讲这一编；其次提出政治与政事的不同，进而阐明研究政治制度的方向与必要性；再次，通过中西对比，传统与沿革对比，阐明作者自己关于中国封建制度内涵与特色的理解；最后，提出具体研究政治史的方法，再解释方法运用时，时时注意呼应中心论点。
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古代改革题目训练（内容影响类） 1.材料：“管仲相齐，以“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为指导思想...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共二十一个乡。十五个士乡是齐国的主要兵源。齐桓公自己管理五个乡，上卿国子和高 子各管五个乡，于是全国形成统一的整体。规定国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一轨长。十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一连，每连设一连长。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 军令。战时组成军队， 每户出一人，一轨五人，五人为一....二千人为一旅，由乡良 人带领，闲时务农，战时出征，这种寓兵于农的政策。根据土地的好坏不同，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这样使赋税负担趋于合理，提高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又规定国家铸造钱币，发展渔业、盐业，鼓励与境外的贸 易，齐国经济开始繁荣起来。 摘编自卢泰然《管仲治理齐国的道和术》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6 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管仲改革的历史影响。(9 分) 2.材料:魏文侯当政时(公元前 445 年一前 396 年)，李悝为相行变法。主要内容有:李悝用人只问才能，不问身份，看谁对国家有功劳，就给谁禄位。..... 李悝主张派官员督责农民加紧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为此必须杂种五......稷(小米)、黍(黍子)、麦、菽(大豆)、麻，充分利用空闲土地，多种蔬
菜瓜果，栽树种桑，扩大副业生产。李 悝还实行平籴法，目的在于防止粮价太贵太贱，因为“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他主张采用“取有余以补不足”的手段，“使民适足，价平而至”.一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 (1)根据材料概括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6 分) (2)根据材料评价李悝变法的作用。(9 分) 3.材料：霍光的重要历史功绩是废去昌邑王，确定(汉)宣帝继位。这是保证西汉社会继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决策。宣帝地节 二年(公元前 68 年)，霍光卒。宣帝始亲政事，“励精为治”， 号为“中兴”君王。汉宣帝时期是西汉盛世的继续，实行武帝 末年以来罢兵力农、“思富养民”的政策。宣帝于本始元年 至神爵四年(公元前 73~前 58 年)，曾七次下诏征召人材。又 先后诏令安置流民、减免田赋、减低盐价和赈济灾民，还一再 派遣使者或丞相、御史的属官，到各地查处执法不公、擅兴徭赋、出入人罪的不法官吏，考查地方官治绩。被称为“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赞”。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汉宣帝“励精为治”的变革举措。(8 分) (2)根据材料，分析指出汉宣帝变革举措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7分)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中国近代学术转型的产物，受到国外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他种种资产阶级史学观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经历了萌生(20世纪初—30年代)、兴起(20世纪30年代—新中国成立)、发展(新中国成立—文化大革命)、停滞(文化大革命期间)、繁荣(改革开放—2000年)几个阶段。在兴起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始出现并挑战那时占主导地位的近代史研究。在发展时期，国家建立涉及近代史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各大学历史系设置近现代史教研室，近代史学界结合研究中国近代史学习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成为主流，中国近代史学科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在繁荣阶段，近代史学界拨乱反正，纠正了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出现了用现代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主张和实践，研究领域大大拓宽，研究专题大大加深；同时又出现了淡化意识形态、轻视唯物史观、轻视阶级分析方法的倾向。所有这些，都需要认真加以总结，并针对各个时期的学术潮流进行分析，提出看法和建议。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能脱离政治，又不等同于政治，如何把握其中分寸，是总结以往的研究，提出今后研究方向的关键。 研究百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学科体系建设问题。这里讨论的不是各个历史时期有关中国近代史研究具体问题的进展，这种进展是非常巨大的，正是这种进展推动了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认识的深化，推动了我们对近代中国国情全面深入的了解，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巨大进步；这里讨论的是建设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方面的演化和趋势，一门学问的学科体系是什么面貌，关系到我们对这门学科基本面貌、总体面貌的认识，关系到这门学科的学术性、科学性问题。通过这种研究与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倾向的学者是如何在建设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看到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的演化，以及它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今后还可能发展到哪里去。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主要是指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对象、研究对象所涵括的时间范围，怎样看待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建立这样的学科体系所必须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工作中所秉持的基本的指导思想，等等。我们依据这里所提示的线索，来分析20世纪里不同时期、不同历史背景下，学者们探索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的情况。 结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主要考察近代以来发生的历史巨变，把1840至1949年所经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的近代史，是符合中国历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开始了独立地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中国历史越出了近代，进入了自己的现代时期。 另一个问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问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自己面临的革命任务的时候所确立的基本理论纲领，也是自己的革命实践纲领。提出这个革命理论的基本事实根据，是中国的革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度里进行的。这个革命的任务，对外是争取民族独立，对内是推翻封建统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中国近代重要会议总结 时 期 会议名称时间地点内容影响 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共一大1921．7.23 上海法租 界望志路 106号（后 到浙江嘉 兴南湖） 大会规定党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 会议确定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工人运动。 中共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 中共成立的意义：中国共 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 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 的客观要求，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自从有了共产党 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 新了。 Ps：会后开始发展工人运 动和农民运动 中共二大1922年7 月 大会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是打倒军阀， 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 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彻 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国名党一大1924年1 月 广州 大会同意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共 产党（党内合作的方式） 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 正式形成,标志着国共合作 的实现和革命统一战线的 正式建立，国民革命运动 由此兴起，中心在广州 土地革命时期八七会议 (汉口会 议) 1927年 8.7 汉口秘密 召开 ?内容：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 全国工农 兵代表大 会 1931年11 月 江西瑞金 叶坪村 ?内容：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遵义会议1935年1 月贵州遵 义 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 统治，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事实上 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 导。 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 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 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 针和政策问题，妥善处理 了党内长期存在的矛盾和 分歧，是中国共产党从幼
选修1——重大历史改革回眸 第一部分历史上重大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⒈改革的分类 从改革的程度看，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 从改革的性质看，有奴隶制度的改革、封建主义的改革、资本主义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改革。 从改革的内容看，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和文化改革。 ⒉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统治者对生产关系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⒊改革的原因（背景）及相应目的 总的来讲，古代重要政治改革的发生都是由于旧的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生产力或经济基础的发展的需要。 具体来讲，这些原因大体可以表述为： ①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 ③统治阶级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 ④旧制度、习俗、思想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 ⑤民族危机严重 ⒋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及认识 ⑴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2）、改革成败原因的分析 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之路。 4.改革的认识和启示 ①改革的必要性。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要发展进步，必须与时俱进，敢于改革。改革是革除弊政、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手段，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产物。
《中国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梁启超，中华书局2010年1月版。 《历史研究法历史教授法》，何炳松，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中国历史研究法》，钱穆，三联出版社2001年6月版。 《史学方法导论》，傅斯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 《史料与史学》，翦伯赞，北京出版社2011年6月版。 《治史三书》，严耕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中国文学史料学》，潘树广、涂小马、黄镇伟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引论》，朱金顺，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谢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刘增杰，中西书局2012年3月版。 《智慧课堂：史料教学中的方法与策略》，何成刚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语文教育研究方法》，徐林祥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版。 《语文教育评价》，魏本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8月版。 《语文学科教育前沿》，李子健、倪文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新文学考据举隅》，朱金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发现的愉悦》，陈子善，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2月版。 《新文学资料丛话》，朱金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解志熙，中华书局2009年4月版。 《春明读书记》，赵国忠，花城出版社2011年1月版。 《现代作家佚文考信录》，刘涛，人民出版社2012年7月版。 《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与创作考释》，陈子善，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3月版。 《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陈荒煤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戏剧出版社、北京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等十余家出版社出版。知 1
专题探究 中外历史上的改革 （中国戊戌变法、改革开放、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美国罗斯福新政、日本明治维新） ◆知识概况 改革的概念 改革是指对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对生产关系所进行的调整，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从改革的程度看： 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如中国戊戌变法、改革开放，美国罗斯福新政； 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如土耳其凯末尔改革，日本明治维新） 从改革的性质看，可以分为资本主义改革（中国戊戌变法、土耳其凯末尔改革、美国罗斯福新政、日本明治维新）和社会主义改革（改革开放） ◆知识梳理（按改革的时间先后顺序） 1、日本明治维新 时间：1868年 目的：为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挽救民族危机，摆脱西方国家殖民侵略，日本进行明治维新。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日本逐渐改变了落后的面貌，经济发达，军事实力强大，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 2、中国戊戌变法 时间：1898年 目的：为挽救民族危机，变法图存 性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结果：戊戌变法最后失败，但它是中国在近代化道路上的进一步探索。 3、土耳其凯末尔改革 目的：为了使赢得独立后的土耳其富强起来，凯末尔主张向西方学习，进行彻底的改革。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改革使土耳其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摆脱了“西亚病夫”的帽子。 4、美国罗斯福新政 目的：为帮助美国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困境，实现经济复兴 特点：全面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性质：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结果：罗斯福新政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避免美国走上法西斯道路；它开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后来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借鉴。 5、中国的改革开放 时间：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中国艺术史研究亟待回归中国历史本身 近两年来，美学界和艺术界最能引起广泛共鸣的事件，莫过于对中华美学和艺术精神的讨论。就这场讨论可以预见的后续影响看，它的重要性不亚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预示着一个美和艺术转型时代的到来。比较言之，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以引进西学为主调，具有使世界进入中国的性质；今天的讨论则重在确立民族美学和艺术精神的主体地位，具有使中国进入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一个在文化上日益自信的中国，意识到了它有责任以民族性的美和艺术自我教育，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但是，就目前的进展看，这场讨论仍然处于表象层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仍在套用西方既成的概念体系自我讲述，缺乏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特性的深度认知。单就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关系而言，艺术构成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艺术史研究的深度决定着对中华美学精神的认知深度。在这种背景下，让中国艺术史研究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本身，就成为将这场讨论引向深入的关键。 现代以来，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影响既深且巨的概念，莫过于“美的艺术”。这一概念起于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者，此后则成为对艺术的唯一限定。人们认为，各种艺术只有通过美才能联系为一个整体，也只有通过美才能发挥作用。但事实上，美和艺术的这种互文性，既无法充分解释西方艺术史，对中国艺术史更缺乏说服力。比如中国殷商时期的青铜纹饰，它是艺术的，却未必是审美的。今人虽然捏造出一个“狞厉之美”的概念，但它仍然无法给人带来真正的审美感受。同时，尽管艺术以审美为目标，但美从来不是唯一的目标。在美之上往往有更高的哲学、伦理追求。像中国先秦时期的礼器，往往在具有审美特性的造型中包含着对天地宇宙的看法，即制器尚象；同时充当了某种伦理、神学目的的视觉相等物，即器以藏礼。后世中国的山水画，更是在根本上蔑视审美化的形色表现，而是将哲学性的显道或写意作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据此可以看到，在美与艺术之间，虽然审美价值具有主导性，但它也像一件紧身衣遏制了艺术意义的多元生发。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重 要会议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重要会议 （一）党的创建时期 1 “一大”（1921、7、23，上海），中国共产党成立。 （1）内容：①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斗争目的是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③中心工作是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④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的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2）意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就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就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2．“二大”（1922，上海），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 内容——①中共二大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它在当前阶段的纲领应当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②开始采取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采取过、也不可能采取的革命方法,即群众路线的方法。③中共二大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 3 “三大”（1923），1923 年6 月， 中共三大正式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 （二）土地革命时期 1 八七会议（1927、8、7，汉口） （1）内容：①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②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③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重要思。④还提出“整顿改编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而找着新的道路”。 （2）意义：是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兴起的转折点。 2 遵义会议（1935） （1）内容：①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②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③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负责红军的军事行动。（2）意义：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3 瓦窑堡会议（1935） （1）内容：①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②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 （2）意义：为抗日战争的到来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三）抗日战争时期 1 洛川会议（1937）： ①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②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 线）。③会议强调，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在敌人后方发动游击战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抗日群众运动。
人民版选修一《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复习要点 ※历史上重大改革的规律性总结 改革的定义：改革是指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可以说人类的文明史也是一部改革史。 1、改革的分类 ①从程度看：一种是在不触动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局部的调整；一种是对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彻底的改革，导致社会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 ②从内容看：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军事改革、文化改革。 ③从性质看：奴隶制改革、封建制改革、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 A.奴隶制改革：梭伦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伯里克利改革； 管仲改革、鲁国“初税亩”。 B.封建性质的改革 ①确立封建制度：商鞅变法 ②挽救危机、自我完善：王安石变法、洋务运动 ③少数民族学习先进制度文化（兼有确立封建制度和民族融合性质）：北魏孝文帝改革 C.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①思想文化领域：欧洲宗教改革 ②确立资本主义：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戊戌变法 ③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美国罗斯福新政 D.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中国的改革开放 2、改革的实质 改革是统治者对即定制度所进行的调整。它与社会革命不同，并不否定现存制度，而是对现存制度加以改良，使之尽量适应不断变化的时代。 3、改革的原因（背景） ①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②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或社会发展趋势； ③统治阶级面临统治危机，为抑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增加财政收入、实现富国强兵； ④旧制度、习俗、思想文化阻碍社会的发展； ⑤民族危机严重。 4、改革成败的原因 （1）决定改革成败的几个要素： ①是否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与时俱进，因时改革，是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 ②看力量对比是否有利于改革，要从改革的阻力和支持改革的力量两方面去分析，改革的阻力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多角度去分析。 ③改革必然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必然会遇到阻力，不会一帆风顺，这就要求改革者要有远见卓识和坚定的政治魄力。 ④改革的措施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是否行之有效。 ⑤当时的内外环境是否有利于改革的开展和执行。 （2）成功的改革： 外：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美国罗斯福新政 中：齐国管仲改革、鲁国“初税亩”、商鞅变法、北魏孝文帝改革、改革开放
杨奎松：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 时间:2005年9月21日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来源:杨奎松个人网站 历史研究，首重求真。从古至今，中国史学研究的这一精神一以贯之。但随着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演进和社会科学的兴起，影响到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学用来求真的方法，早已是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路数。这种情况难免会使重视中国史学传统的学者慨叹人心不古，担心中国的史学会失了自己的特色。其实，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人类就从没有间断过记述和研究自己的历史。因此，只要有人类存在，历史研究就一定有它的生命力。同样，只要有中国人存在，中国的历史研究就一定会以中国人自己的过去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换了什么方法，它都必定要让中国人看懂和理解才能确立起自身存在的价值。在这种前提下，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多些，有的研究成果受众少些；有的学者充满了现实关怀，有的学者只关心象牙塔尖里的那些东西；有的研究方法传统些，有的研究方法西化些，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也曾引入了许多西方学说，可谓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过七八年时间，它们便很快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的作用下，各有各的归宿了。对于今天中国的历史研究而言，凡是不适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的理论和方法，最终注定也一样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而适合者，也注定一定会存留下来，我们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理应，并且可以被排除在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却肯定也是一厢情愿。只要比较一下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和当今中国的历史研究就可
以清楚地看出，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从目的，到方法，直至整个话语系统，早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这种变化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一切从事历史研究的史学家的骨髓里面去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早都是西化了的，或是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像“社会”、“民族”、“阶级”、“国家”等等最常用一些概念，就是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这每一个概念的背后，都存在着一整套西方政治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观念或解释体系。换言之，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概念的使用，并不简单地只是换一个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思想和叙述史实的问题，它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换。比如，当我们接受“社会”这个概念的时候，所接受的就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字眼儿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西方学者用来观察一个与国家既相联系，又相对应的代表着个人共同体的分析模式。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到马克思，再到当代的哈贝马斯，这些西方思想家在谈论“社会”这一概念时，都在不断地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容。我们今天对“社会”的定义，包括人为地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的子系统，并各自选择不同的面向研究历史，说到底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分析模式的一种结果。很难认为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及其衍生的相关概念，比较其西方的意义，有了多么大的不同。使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种种概念来研究历史，其目的只有一个，也是为了更好地求真。但就求真而言，却既有微观的问题，也有宏观的问题。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微观的真实，包括凭借特有的时空和文化联系，深入中国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寻其心路历程，确有相当见效的研究方法，也因此自有其不朽的生命力。但是，缺少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史学，其微观微不到构